幫助青少年抗逆——「外」有妙法

2024年牛津詞典的年度字為「Brain Rot」（大腦腐化），廣東話可以用「腦殘」來表達；它的出現，是因為過度吸收無關痛癢、沒有挑戰性的網上資訊內容而導致人的思想與智力退化。[1] 那麼人們在網海中「遊歷」了哪些資訊以致腦殘？也許「短視頻」是其中一種讓人腦殘的資訊。

參考維基百科的資料，「短視頻」是指短至15秒，長至約三分鐘內的短片。短視頻平台如抖音（國際版為TikTok），還有Instagram中的Reels、YouTube裡的Shorts都相當普遍，它們成為了青少年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有不少兒童、青少年在下課後都會上網觀看短視頻，當作是輕鬆的娛樂。然而，亦有報告指出短視頻的快速節奏與高刺激性質的內容可能引發「TikTok腦」及「大腦腐化」現象，對未成年人的認知、心理及行為發展可能構成威脅。

甚麼是「TikTok腦」？

先說說TikTok，香港用戶則會使用「抖音」，其實大致上是同一樣東西，只是抖音用戶看不到TikTok平台上的內容。它們是短視頻社交平台，其用戶數量龐大，與facebook同為受歡迎的社交媒體，TikTok是以「精煉」的短片來吸引用戶注意，當中的內容可說是沒有多餘，而且濃縮、絕不沉悶，而且播放的模式有如玩老虎機一樣，令人感受到中獎的興奮，隨機一個接一個的短片頻頻出現，由於不知下一個內容是甚麼，讓人持續期待。

而TikTok就曾建議短視頻的最佳長度為21秒至34秒之間，指這個長度的短片能引起觀看者的高度注意力，而於2022年，有統計指用戶平均每天花95分鐘時間在該應用程式上，即每天觀看約160至270個短視頻，甚至更多。有研究人員就嘗試了解用戶在使用應用程式時的腦部狀況，腦掃描顯示，用戶在觀看迎合個人喜好的短片時，其腦部與成癮相關的區域會處於高度活躍狀態，研究也發現有些用戶難以控制自己何時停止觀看它們。[2]

當用戶連續觀看短片時，大腦會釋放大量「多巴胺」，他們會想繼續追求更多短暫刺激和愉悅感；而當不看短片時，多巴胺的減退會令人感到失落，用戶如渴望再次得到刺激，獲得更多的多巴胺，就要再看短片，情況就如「上癮」一樣。

這種情況就被稱為「TikTok腦」或「抖音腦」，這類用戶對於無法獲得即時快樂、滿足感的活動，如閱讀、學習新事物、練習樂器或做運動等，會欠缺參與的意欲。由於兒童、青少年腦部的前額葉仍未發育成熟，會比成人更易對收看短片上癮，其專注力及耐性會被削弱，對學習容易失去耐性。[3]

熱爆兒歌潛藏的風險

另外，有些高刺激性短片也可能對兒童認知、心理和行為帶來潛在風險。早期由美國公司創製的CoComelon兒歌短片，被指剪輯手法令影片的節奏太快，平均每個場景只有一至兩秒，令幼兒沒法掌握，要目不轉睛地盯著影片追看，而由於影片的畫面色彩鮮豔，對幼兒的刺激也過強，其視聽效果完全奪去孩子的專注力，更可能引發成癮行為，導致「抖音腦」出現。據報章報道，有家長試圖停止播放CoComelon短片，孩子因而表現得焦躁或出現敵對行為，專家稱這是戒斷症狀。[4]

其實這類短片深受歡迎，家長選擇讓孩子觀看，是因為它們既短兼有教育意義，就如CoComelon系列短片，其內容不少是改編自兒歌，重複唱頌可以豐富小孩子的詞彙，學習與生活相關的字詞，並建立健康的習慣。在CoComelon系列中，擁有超過71億觀看次數的短片Bath Song，它不單是一首與Baby Shark旋律結合而成的歌曲，更有趣地教導了小孩子洗澡時應該清潔的地方。[5]

必須控制螢幕使用時間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2019年曾就兒童的成長需要提出以下建議：

1. 不足1歲的嬰兒：不建議他們接觸螢幕；
2. 1歲的兒童：不建議兒童久坐不動地看螢幕（如看電視或視頻，玩電腦遊戲）；
3. 2至4歲的兒童，久坐不動的螢幕時間不應超過1小時，少則更好。坐著時，兒童最好與照顧者一起閱讀和有故事時間。所有孩子都應該有與人互動及身體活動的時間，並應有優質的睡眠時間。[6]

專家都在提醒大眾要為孩子訂立合適的生活作息規則，如果我們這幾代人都完全無戒心、無警惕地繼續長時間使用手機、觀看螢幕，被其影響，人們的集中力可能會愈來愈差，難以實踐長遠目標，甚至無法集中注意力學習，問題可算是影響深遠。而對於小孩子來說，更可能影響其腦部發展，影響更是終身不能逆轉的，家長和老師，實在不能不察。

代孕作為一種人工生殖技術，為不孕夫婦提供生育的可能。本港一位知名YouTuber曾公開表示太太進行過多次人工受孕都未能成功懷孕，所以他們決定聘請代母產子，他先在台灣進行檢查及存留精子，再使用亞洲年輕女性捐出的卵子，運送至美國，由於美國不少州份的商業代孕是合法的，因此代孕公司會為他們聘用代母產子。事件在網絡引發了代孕母的倫理討論，有人認為用代母產子是一件殘忍的事，但該位網紅則回應指自己已選擇了在一個完全合法的地方做這件事，又曾表示不強求別人認同其決定。[1] 筆者理解他們的難處，本文並不是針對個別人士的選擇，只是想就代母產子這議題進行討論。

一、卵子購買與代孕服務：對貧窮女性的剝削

卵子購買和代孕服務的本質，是將女性身體與生育能力商品化，商業性質的代孕服務令代母被矮化為生育工具，也令生育的神聖受損，更踐踏了人類的尊嚴。

使用代孕服務者，可透過人工受精或體外受精兩種方法獲取嬰兒。如透過體外受精（試管嬰兒）方式，需要由男性捐出精子及由女性捐出卵子，讓精子卵子在實驗室裡結合，然後培育成胚胎，再植入代母的子宮裡。男性可透過簡單的自瀆行為捐出精子，但女性如要捐出卵子則需接受入侵性手術，醫護人員會預先為女性打排卵針，待卵泡成熟後進行取卵手術，捐卵者要先接受麻醉，醫生隨後使用取卵針穿過她的陰道壁，抽取卵巢內的卵泡液，再在卵泡液中取出卵子。手術存在一定程度風險，也會有副作用，所以一般人不會無償捐贈卵子。香港容許人合法地捐贈卵子，但禁止有人向捐贈者提供金錢回報，但不少國家或地區的捐卵者可收取金錢方面的補償，如台灣的《人工生殖法》便容許捐卵者領取新台幣99,000元以內的「營養金」，[2] 即約港幣26,000元補償，差不多是當地一般市民兩個多月的薪金。

香港禁止商業代孕，但在美國不少州份、烏克蘭、俄羅斯等國家，商業代孕是合法的，費用動輒過百萬港元，而代母可獲的報酬僅佔一部份，雖然金額始終有限，但這對不少基層女性來說已是一筆十分可觀的收入。因此，捐卵者和代母通常來自貧窮的低下階層，高額報酬成為她們參與此類商業活動的主要動機，以經濟誘因令貧窮女性捐出卵子及成為代母，其實是對她們的剝削。捐卵子過程涉及荷爾蒙治療，長遠來說可能導致健康風險，如令捐卵者患上卵巢過度刺激綜合症（OHSS），對她們的身體構成潛在威脅。[3] 代孕母親則需經歷懷孕及生產過程，承擔身體和心理的雙重負擔。

二、胚胎處理：對生命神聖的侵害

透過體外受精方式令女性受孕，過程通常會製造多個胚胎，醫生會從中選擇一些胚胎，並將多個胚胎植入代孕母親的子宮，以增加著床（胚胎附著在子宮內膜上）的機會，未被醫生選上的胚胎則會被冷凍或銷毀。當多過一個胚胎成功著床，醫生就會進行「選擇性減胎」，移除過多的胚胎以確保剩下的胚胎能健康成長。自受孕一刻受精卵即具備生命的潛能，應被視為具有道德地位的個體。選擇性減胎扼殺胚胎的生存權利，實質與墮胎無異，違背了生命神聖的原則。

將胚胎冷凍的處理手法亦會引發倫理爭議，胚胎作為潛在生命，不應被視為工具或商品，將冷凍胚胎無限期儲存可能導致其被遺忘或最終遭到銷毀，這種做法等同於剝奪生命的發展機會。

三、三個母親令孩子陷入窘態：家庭結構的破壞

理想的家庭應以自然生育和單一父母為基礎，代孕卻將生育過程碎片化，削弱了父母與孩子之間的自然聯繫。體外受精的方式受孕可能導致孩子擁有三位母親，生物學的母親（卵子提供者）、代孕母親（懷胎者）和法律上母親（撫養者）；如果使用他人捐贈的精子，孩子則會有兩位父親，即生物學的父親（精子提供者）和法律上父親（撫養者）。如孩子知道自己處於如此複雜的親子關係中，對孩子的身份認同和心理健康自然會構成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他亦無法與生物學的父、母或代母建立情感上的聯繫，這會令他產生困惑。如果孩子的身世一早就被公開，孩子也有可能要承受來自外間的壓力。

女性在懷孕過程中會與胎兒產生深刻的生理和情感聯繫，代孕母親自然也不例外。代母分娩後被迫與嬰兒分離，可導致一定程度的心理創傷，這亦是一個不人道的安排。外國亦曾發生不幸事件，代母產下的其中一名嬰兒患有唐氏綜合症，結果嬰兒慘被購買代孕服務的夫婦棄養，最後需由代母承擔撫養孩子的責任。[4]

人工生殖技術雖為不孕夫婦帶來生育希望，但代孕的商業化卻引發深遠的倫理問題。這不僅涉及對貧窮女性的剝削，也傷害到具有生命潛能的胚胎，還會對家庭結構和孩子心理帶來創傷。即使在某些國家代孕是合法的，但其道德爭議仍不容忽視，社會應重新審視其正當性，並尋求以人類尊嚴為本的生育方案。

你有沒有遇到孩子要求不上學的情況？當孩子揉著太陽穴說：「今天頭有點痛，我想請病假，不上學了。」這句說話有如一個需要解碼的訊號，孩子真的病了？還是孩子不想上學？表面是身體不適的陳述，卻可能隱藏著複雜的情況。若此類情況「不斷發生」，頻率漸增，父母便要提高警覺，以探究孩子不想上學背後的原因，因為這有可能是「拒學」行為的初始徵兆。

拒學的情況自疫情後十分普遍，由伯特利輔導中心出版的《輔聲》，去年也用「學童曠課探射燈」為題作專題探討，當中的文章提到疫情後的校園，很多學生都出現曠課、拒絕上學及不肯回校的情況。有作者提到出現此情況，有機會是跟學童不適應校園生活、功課壓力大、與同學相處有困難及與精神健康狀況有關，例如抑鬱症、焦慮等。孩子提出不想上學只是一個徵兆，家長要及時了解其背後真正的原因，才可以對症下藥。事實上，在疫情期間，很多時候家長都比較謹慎，偶有少許病徵，都會因安全起見而不讓孩子上學，這或許會讓他們以患病作為逃避上學的藉口。

解構「不想上學」背後的訊息

孩子不想上學，父母不應單純以為他們是「懶惰」或「只想玩手機」而責罵他們。這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更可能關閉溝通大門。家長要嘗試理解孩子在學校遇到的困難，與孩子建立關係，並一起與孩子尋找可行的應對之策。不想上學的成因有很多，而最重要是帶領孩子建立正面的思維。如何幫助孩子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可以參考以下模式。

一、成為孩子的觀察者與傾聽者，試著了解孩子的感受

1. 按下「暫停鍵」： 聽到孩子說：「頭痛不想上學」，先深呼吸，壓下內心的焦慮或惱怒，避免第一時間質問：「你是不是在裝病？」或斷然拒絕：「不行，一定要返學！」
2. 表達關心，開啟對話：溫和、接納地問：「聽起來你很不舒服，頭痛是怎樣的感覺？」、「除了頭痛，還有沒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最近在學校，有沒有甚麼事讓你感到有點累或有壓力？」從以上的對話，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關心，而且是關心「人」，並不是關心「不想上學」一事。
3. 接納情緒： 當孩子開始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儘管聽起來不合理，也不要反駁或急於給建議。專注傾聽，讓孩子知道他們的感受被聽見、被認同。
4. 用時間改變思維：每天製造更多親子時間，讓孩子多分享學校點滴和內心感受，透過傾談，嘗試把孩子內心的負面感受轉化，而關係的建立是解決問題的好幫手。

二、成為「希望翻譯員」，轉化負面言語，走向正向思維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在明光社舉辦的一個網上聚會中，教導父母認識正向教育，助孩子建立正面思維，其中一項技巧是由大人（父母）充當「希望翻譯員」一職。她說，當孩子陷入困境時，言語常充滿負面思維（如會說自己「永遠學不會」）。黃博士提出「希望翻譯員」角色，可以將孩子絕望的語言，翻譯成充滿可能性和希望版本的語言。

實戰範例

孩子說：「數學很難，我永遠學不會！」

父母可以透過希望翻譯步驟將負面思維轉化。

第一步：肯定努力。父母可以對孩子說：「我看到你每天都很認真練習。」

第二步：替孩子重建句子。父母可以為孩子重建句子，如說：「『永遠』這個詞聽起來好有趣，我們試著換個詞看看？將『永遠學不會』換成『我暫時學不會』，你的感覺有沒有不一樣？」

第三步：行動與支持。父母可以問孩子需要甚麼具體的支持，如說：「你覺得在『暫時還沒掌握』的階段，哪一類的『幫手』是你最需要呢？是專門對付計算題的『計算超人』？還是擅長解應用題的『應用題忍者』？」

在翻譯的過程，家長不要否定孩子的感受，而是把他們的感受化為正面的訊息，由不可改變的方向，轉化為可改變、可行動的方向，並建立具體目標。黃博士又以搭地鐵作為人生的比喻。乘地鐵時要學懂轉線，即是要調整自己的方法，在轉線的過程中，學童需要指示、尋找資源，讓他們知道對的方向，有時候，他們也會有機會「搭錯車」，但這並不重要，因為人生總有失誤，學童需要學習調整自己，雖然搭錯車會令路途變得長一點，但他們總能到達目的地。她形容一個小孩的抗逆力，就像一棵小樹苗，它需要雨水（挑戰）、陽光（鼓勵）及支架（成人支持），才能長得壯健。

結語

孩子的一句「頭痛不想上學」，是敲響警鐘，亦是開啟深度對話的契機。家長的角色，並不只是解決「不上學」這個問題，而是要成為孩子面對逆境時的「希望翻譯員」與穩固的「支架」，給予他們支持和鼓勵，幫助他們轉化思維、學習應對逆境的技能。

在基金項目贊助下，明光社出版了生命繪本《總有出路》。為了介紹這本繪本及推動正向教育，本社於6月24及25日舉辦了兩場「正向教育線上導師訓練」，分別邀請了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深培中英文幼稚園校長黄月麗女士於兩天的網上訓練擔任講員，而同場也邀請了綠腳丫親子讀書會創辦人及《總有出路》繪本顧問柯佳列先生在當中分享繪本的教育理念。

黃靜雯博士以「希望在明天」為題，分享到小學生抗逆力的黃金三角；她認為孩子的抗逆力像一棵小樹苗，需要有陽光（鼓勵）、雨水（挑戰）和支架（成人的支持）才能健壯成長。她又指培養抗逆力好像教孩子乘坐地鐵，要到達目的地孩子要學懂轉線（調整方法）和尋找出口（找資源），同時也要接受偶爾有搭錯車的可能（接受失誤）。她鼓勵參加者，只要多給孩子自行經歷、逐步嘗試和重組的機會，他們就會愈敢面對挑戰、找尋出路。

而黄月麗校長分享到她的教學經驗，她認為正向教育理念中，好奇心、心流（享受所做的事）、成長思維（擁抱挑戰）、感恩和仁慈（愛人愛己）對幼稚園階段的學生成長最為重要。從認識自己、親身經驗，到表達感受和欣賞他人，都是孩子必修的課題。而藝術欣賞和社區關懷活動，可以讓孩子學習觀察、辨識情緒和傳遞愛的訊息。透過一些由孩子主導活動，老師和家長都可以更多聆聽孩子的聲音和發現他們的潛能。她鼓勵家長多與孩子建立共同經歷，這對親子關係和孩子成長有很大的幫助。

《總有出路》繪本顧問柯佳列先生則表示，兒童正處於自我探索的階段，而閱讀繪本可為他們提供一個探索自己的空間，故事往往會反映出現實生活的一些矛盾，社會對人的期待，以及人自己想成為怎樣的自己，這中間是存在矛盾，在閱讀故事時，小朋友可以去選擇，了解「我」想成為怎樣的「我」。而一個良好的共同閱讀（共讀）過程，能讓大人與孩子有一個平等對話的空間，讓孩子可以表達看法和心情，也體會到自己的聲音被聽見和受到關注。

柯先生提到，閱讀繪本有助建立兒童的品格，而兒童閱讀繪本的心理歷程有六個階段：一、投入，兒童想知道繪本故事的發展；二、認同，兒童透過故事看到自己，和建立一些情感上的連結；三、投射，兒童嘗試用自己的智慧為故事中的主角解決當中的問題；四、淨化，兒童會稍為從故事中抽離，並思考自己閱讀時的反應；五、領悟，兒童會將自己與故事中的人物比較，重新認識自己面對的問題；六、應用，將閱讀過程中的領悟轉變成自己未來的行動力，模擬新的行為模式。

他鼓勵老師成為孩子與繪本之間的橋樑，帶動孩子進入每個部份的討論。他介紹了《總有出路》的故事，以及它可以讓孩子體驗到的心理歷程。故事先從一個困局開始，幾位主角都迷了路，故事的發展會引導讀者尋找答案，尋找出路。

1. 三位主角有不同性格和特質，讀者會對他們產生「認同」，明白人人都會遇到困難，孩子也可從中看到自己，想想自己像哪個人物？或是有其他可能？
2. 從三位主角的經歷，孩子會有所「投射」，想辦法為主角解決問題，並練習解難。
3. 孩子從故事中「領悟」到不同的路都能到達終點，而心態比方法更重要，所以當面對困難時，要學習保持積極，有所期盼。

最後，柯先生又建議，除了共讀和討論，老師還可以將《總有出路》繪本製作成圖畫卡，讓學生按自己的邏輯為故事情節排序，述說自己的版本。兩場導師訓練的反應都相當正面，參加者覺得當中的內容都對教學很有幫助，也能幫助他們如何善用繪本教學。我們感恩能與教育界一起推動正向教育，幫助孩子常存盼望、善用天賦，勇敢尋找成長路上的出路。

《陪你走最後一程：晚期病患全人關顧手冊》是一本充滿溫暖與實務指引的書，作者孫岩以自己的院牧經驗為基礎，結合身、心、社、靈四個面向，將有關內容結集成書，以為晚期病患及其照顧者提供支持，實現全人關顧，讓讀者有機會學習善終、善別、善生。

香港統計處在2022年公佈全港無酬照顧者高達16.4萬人，他們因長期投入照顧家人，常忽略自身的身心健康，不少人面臨情緒和壓力問題，甚至弄出家庭悲劇。因此這書不僅關注病患需求，也強調照顧者的自我關懷，特別在香港社會的現況下，這方面的內容顯得尤為重要。書中載有一些簡單的自我檢驗方法，讓照顧者評估一下自己的狀況，亦為負荷指數高的照顧者提供一些紓壓的方法。

書中亦關注晚期病患的身體情況，當生命進入最後階段時他們的身體會日漸衰竭，而家屬往往希望醫護人員盡一切努力作出挽救，但作者提醒讀者心肺復甦法和導管餵食等醫療安排對臨終者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讓病人不得安寧。如果能夠透過一些方法拯救病者的生命當然是好事，但病者日後的生活質素也不容忽視，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孝道，其實在合適的時間放手也是一個孝順的表現，這可以讓臨終者平靜地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程。當親人走畢人生最後一程，喪親者的哀痛之路便開始，作者亦關心喪親者情況，提供了幫助他們處理哀傷的資訊。

陪伴病患是一個需要智慧與勇氣的旅程，這書不僅是照顧者的實用指南，也是一本讓人重新思考生命價值的著作，值得每一位正在或將會面對生命終點議題的人細讀。

對移居英國的港人來說，衣與食，甚至「住」也是相對容易處理。

在這裡，應酬少，不用太多配襯的衣服。入冬，一件禦寒及防水（因秋、冬是下雨、雪的季節）的外衣／大褸，實用比款式新潮的衣服更為重要。食就更簡單，為要尋回「家鄉味」，港人通常也會在家自行烹調食物。由一杯港式奶茶開始，再自製「菠蘿油」，打貢丸、牛丸，炮製燒肉、叉燒、燒鴨……在沒有工人姐姐，又難找餐廳食肆的情況下，不少人的廚藝也能「解鎖」，成為美女（或俊男）廚神。

但說到「行」，就真的不易。久居於繁華、便利的小島，市民只需要一張已充值的「八達通」，就可以透過不同的公共交通工具，遊走港、九、新界及離島。最貴的巴士車資，一程才50多港元，卻可以全程安坐一個多小時。在這裡，一程巴士，定價成人單程票價是3英鎊（約30港元），由我家到市中心，不到15分鐘，就要付3鎊車資。而由我家到倫敦，坐火車需時半個小時，單程車票大概要24鎊（約257港元或960新台幣），還未計來回火車站的巴士車資。這票價足以由台北到高雄。再加上巴士不時誤點，鐵路工人經常罷工，因此，在這裡「行」真的是不容易，所費不菲。

以私家車代步並不像居於小島時，被認為是奢侈的擁有或活動，而是成為生活日常的必需。沒有駕照的人，在英國是不易考車牌，「一剔PASS」的是絕無僅有，考兩、三次是常態。能以別國駕照換取英國駕照的人，也要重新適應這裡的交通規則。稍有不慎誤入私家路、巴士線、停在「黃格區」、超速……罰單就會寄到府上。80或100鎊的罰金是基本的，若立即繳交，不作上訴，就享有折扣優惠。縱然在這裡開車是日常，既可省時又可減輕車費開支，但每年的保險費卻是貴得驚人，尤其是對年青人或「新牌仔」，保險費足以購入一輛不錯的車子。

因著「行」的不易，這亦可能造成家人關係的繃緊。若要外出購物，就需要家中有能力開車的人作司機。每天接送孩子上課及家人上班，進進出出就好像當「專線小巴」司機。不管出門前與家人有甚麼爭執、衝突、冷戰，彼此仍要在不情不願下，困在狹小的車廂內。聰明的人會暫停之前激烈的對話，以確保行車安全。但那股焦躁不安、怒氣未平，猶如將炸彈置於車廂內，一觸即發。

少年人更是不得已地「宅」在家中。要到市中心逛逛、相約朋友聚聚、到咖啡廳坐坐、看電影、往圖書館、運動場……也要求助於父母，而父母不一定每次都「樂意」或有空接送，每次外出，均需要申請、排期。過程需要協調，不一定是造成衝突的原因，但總有一股不是味兒的感覺，就是一種「自由」受限的感覺。

如何「行」在不易中，比如何行在「不義」中更為困難，畢竟行義就像選擇進窄門！行「不義」只需簡單地把良心拋棄，用今天的「我」推倒昨日的「我」，把過去披在外的羊皮脫掉就可以。但「行」不易，卻要花更多的心思去解決難題。一些技術因素，如考取駕照、突破開車的恐懼、熟習這裡的行車習慣……是可以一步一步處理，但要甘心樂意成為家人的「司機」，要解開求助家人或彼此協調（或依賴）的尷尬，要緩和怒氣並在「同車」的氛圍中忍耐著，就真的不太容易。

人在異鄉，家人肯定是最緊密的羈絆。但如何把覊絆化作相伴，由緊密轉為親密，就需要多花時間、心思，要刻意的堅持、經營才有機會出現。在「行．不易」的路上，需要學習以鼓勵代替意見，以欣賞取代批評，以柔和化解怒氣，以愛行先。「行」也許是不易，但不是不能，因為有繼續走下去的動力存在，讓人在「不易」行的路上，仍有向前進的可能。

《完美主義的陷阱：在總想要更多的世界，掌握「足夠好」的力量》作者湯瑪斯．庫蘭在書中剖析到當代社會，對「完美」的病態追求。作者直指完美主義並非追求卓越的動力，它只會讓人們永不滿足，在成功時仍自我質疑，無法舒服地站在成功的旁邊，人們即使成功也總會覺得一切只是出於幸運或偶然，還要不斷努力地去證明自己的價值。作者在29歲時獲邀擔任TED演講的講員，卻在5,000美元入場費的壓力下陷入焦慮循環。即便反覆觀摩數百場頂尖演講，但過度思考反而讓他表現瀕臨失控，揭露完美主義如何偽裝成「萬全準備」，實則是恐懼的枷鎖。

本書把完美主義區分成三種類型：第一類是自我導向型，這類人會將「必須完美」的標準內化，他們必須盡一切可能避免失敗，不可露出缺點；第二類是社會期許型，這類人認為社會總期待自己要完美，幻想他人時刻監視及批評自己，他們必須要迎合他人的期待，才能獲得他人的接受、愛與認同；第三種是他人導向型，這類人會將自身的高標準強加於別人，別人達不到標準他們便會生氣，令彼此的關係緊繃。父母如果「過度期望」子女時常達到高標準，直接助長社會期許型完美主義者出現，形成代代相傳的惡性循環。當社交媒體充斥著完美人設、職場文化高舉不斷加班及自我壓榨，本書是令人清醒的解藥。它拆解社會鼓吹消費，令人迷失在專門打造完全形象的廣告，以至贏在起跑線的迷思，指出完美本是虛妄，接納人的脆弱才是自由的起點。

閱畢《為青少年立界線：何時該說好，要如何說不》，深感共鳴，因為家中也有一位年青人，隨著年紀的增長，年青人的性格也不斷地轉變，由從前的順從，到現在如書中所說：「很多問題種子在發芽」，若果處理不好，這些問題將會慢慢成長。此書針對家長的需要，列舉一些例子及方法，最重要是要為青少年立界線，只要願意，甚麼時候開始都不算晚。

《為青少年立界線》引述現今父母所遇到的難題，作者一方面教導家長一旦與孩子陷入拉鋸戰時，要學習在當中認識自己，然後才知進退。另一方面，父母須幫助青少年學習何謂界線，這樣才可以讓他們安然度過人生的風暴期。作者又會帶領父母重返自己的青春期，讓他們更明白孩子的想法，然後再與孩子定清界線，父母在當中要學習建立分離的能力，誠實地與孩子溝通，並且對設立界線一事堅持到底。無論孩子如何挑戰自己的決定，家長也要守著界線。守界線並非無情的，父母仍可以與子女建立美好的結連，明白青少年的想法與自己的不一樣。在界線中，父母要給予孩子更多的愛及時間，因為有時間才可以聆聽青少年的聲音，並與他們保持連結，不要讓他們感到世界比家庭更重要。

書中亦介紹了設立界線的四個錨（原則），第一是愛，因為愛可以幫助青少年接受那嚴格無情的界線。第二是真理，要有界線青少年才會知道甚麼是真理，是不可以跨越的。第三是自由，作者認為讓青少年擁有自由去做出不好的選擇，是做出正確選擇的必經之路。第四是現實，是一個平衡原則，亦即選擇所帶來的後果。

整本書都在說界線，但這界線需要不同的因素去互相配合。作者用他過去數十年的輔導經驗及以家長的角度出發，為一班同樣在迷惘當中的父母找出路，幫助孩子走向正確的人生。

〈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一文曾提到，幾次工業革命對於人們的生活，特別是工作上的影響，不少人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之前的工業革命一樣，新的科技在取代原有工作崗位的同時，還是會在市場上為人類帶來不少新興的職位，但事實上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在本質上與之前的工業革命截然不同，它對人類社會帶來了天翻地覆的改變。曾在Google及騰訊擔任要職的吳軍博士，在其著作《超級智能時代》中也提到：「與之前三次重大技術革命一樣，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將是巨大的，它會影響到上至國家，中到企業，下至個人的命運。從目前的發展來看，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甚至有可能超越過去幾次技術革命。」[1]

衝擊有多大？在強勁的人工智能（AI）工具，如ChatGPT、Gemini、Perplexity、Midjourney、DeepSeek活躍於人類舞台之前，富士康前任董事長郭台銘在2013年的股東大會上，已經表示公司當時僱用了百萬人，但他打算在往後的日子建立百萬機械人大軍。[2] 一旦建成了一支機械人大軍，即使仍然需要人類監管及維修機械人，相信只有極少數人類員工可以加入富士康。關於AI革命的時代，吳軍提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負面影響，都花了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來消化，至於第三次工業革命，至今還未消化完，而在全球化之下，世界已經沒有多餘的空間來開拓新市場，因此AI革命帶來的衝擊，強度將是過去的兩倍。[3] 另外，他更殘酷地指出AI革命要替代的，是人類最值得自豪的大腦。[4]

吳軍的話並非危言聳聽，德勤（Deloitte）的AI業務資深顧問Thomas H. Davenport及編輯兼作家Julia Kirby在他們的著作《下一個工作在這裡！——智慧科技時代，人類互助的5大決勝力》亦提到：「這次可能受害的人不再是銀行櫃員與高建公路收費員，更不會是農民與工廠工人，而是以為自己不會被機械取代的『知識工作者』，也就是本書的作者和讀者。」[5] 多年前，人們看到此番言論，或許會認為這只是吸引人眼球的誇大之詞，但時至今日，眼看各大AI工具，能寫文作詩、能繪圖、能製作工作計劃書、能編輯翻譯，還有許多尚待發展的功能，要與AI工具比記憶、比效率、比產量，人類無疑是立在必敗之地，那麼人類到底需要做甚麼，工作崗位才不致被AI取代？

而那些懂得率先運用新技術的人，是否就能立在不敗之地？假如一位設計師轉而學習開發應用程式，還能設計出新的AI工具，用以製作精美的設計圖，這便能確保自己有生之年都能以設計賴以為生嗎？又或是一名有職業操守的作者，雖然不會運用AI工具生成一篇文章，然後冠上自己的名字將之發佈，但當點子用光時，懂得「參考」一下AI工具建議的寫作大綱，又是否能夠保障自己永遠都有暢銷的作品推出？

正所謂知己知彼，在此可以先了解一下大概甚麼性質的工作，是容易被機械或AI取代。容易被取代的工作具備以下的特性：一、核心職務部份已經由自動化系統執行的工作；二、單純接觸機械的工作；三、工作內容單純的把資料傳輸給其他人或只作簡單的內容分析；四、單純依賴資料來回答問題的工作；五、在虛擬情境中便能模擬或執行的工作；六、重複及要求一致性的工作；七、只是依據正式的規矩辦事的工作等。[6] 從上屬的工作特性來看，不難想像以下的人類工作將有機會漸漸被機械或AI取代：一、有關機器操作的工作如產品處理、測試、包裝等；二、倉務員；三、司機；四、會計；五、研究分析員；六、財務分析和預測員；七、旅遊顧問；八、翻譯員；九、校對員；十、律師助理；十一、平面設計師；十二、電腦程式員；十三、內容寫作員等。[7]

雖然有些工作因其性質而容易令人類被AI取代，但也有一些傳統的工作是AI取代不來的，例如教師、護士、社工、治療師、雜工、維修技工、律師、人力資源專員、作家、藝術家、公司的執行長、宗教領袖及屬靈導師等。[8] 這些不容易被AI取代的工作都有一些特性，是在那些容易被AI替代的工作中找不到的，便是需要與人接觸、溝通及協調，能夠敏銳地感應他人的需要，具備獨特的洞察力及分析能力，又或是需要巧手來處理細微的工序。例如同是寫作，為甚麼內容寫作員的飯碗容易朝不保夕，作家卻難以替代，因為前者寫作的內容比較簡單，有時可以「搬字過紙」，而後者則需要運用創造力、想像力、洞察力，令其作品帶有感染力，又或是影響讀者的能力。當讀者親自體會到作者表達出自己不知如何表達的情感或意見時，自然會忍不住認同叫好，拍案叫絕，就如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提到：「無論為哀、為樂、為怨、為怒、為戀、為駭、為憂、為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為甚。」對讀者來說，一旦遇上這樣「深知我心」的作家，又怎會捨得放棄他們。

更甚者，人類能在工作中表現出狂熱、情感及愛心，絕對是機械及AI不能做到的。這裡所指的工作不是指一份職業（job），而是如《越工作，越自由》一書的作者Emily所界定的，工作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穿衣服的人為它賦予意義的。[9] 同樣是做售貨員，為甚麼有些人即使未等AI出現便已被淘汰，有些人則在寒冬期仍能業績不斷？很有可能因為後者不僅對工作投入熱情，也能夠靈活變通，懂得投其所好，為客人制定個人化的方案。[10]

的確，發展至今，人們能通過AI分析大數據掌握客人的喜好，並採用「由商品直接推薦商品」系統來推銷，像亞馬遜平台那樣，準確及有效地向客人推薦商品，[11] 但一個懂得察言觀色、能言善道的售貨員所帶來的成果，則是讓人意想不到的。司徒永富博士在《老闆要的不是牛》一書中，說了一個令人會心微笑的小故事。話說一位印度人移民加州之後，到了一間大型百貨公司應徵做售貨員，老闆決定試用他，一天之後，這位售貨員只做了一宗生意，但交易的金額高達101,200美元。售貨員向老闆交代當中的細節，他說自己先賣了一個小魚鈎，再賣一個中魚鈎，然後再賣多一個大魚鈎，接著是魚竿和工具，買了這些東西，顧客自然想去海邊，於是售貨員提議他買一隻艇，當顧客表示其座駕的馬力不足以拉動小艇，售貨員就提議他買一部新車及露營帳篷、零食及啤酒。老闆正驚訝於此人竟然可以說服一個本來只想買魚鈎的客人去買其他東西時，售貨員卻提到，一開始，這位顧客只是隨便逛逛，是他先提議顧客去釣魚。[12] 故事是故事，不需要考究事件在現實中發生的機率如何，講這故事的作者，想要表達的是公司欣賞的不是那些按本子辦事的員工，而是能凡事想多一步的人才。在此提及這故事，則是想引申，AI可以取代運算力極強的大腦，卻難以取代一顆懂得靈活變通，就地取材，敏銳他人還未想到事情的大腦。[13] AI懂運算，人類則懂應用不同的方法與策略。

AI無論如何強大，都只是模擬人類的「作品」，神創造人類有豐富的特質：幽默感、創造力、想像力、自主能力、意志力、反思能力、好奇心及同理心等，這些特質推動人類在不同時代創作出嶄新的事情，這些事情都是只顧「吞」資料的AI難以完成的。

掌握AI的動向，學習使用AI工具迎戰未來固然重要，發現自己的特質，發揮自己所長，善用而不過份依賴AI，則是絕對不容忽視的。

適逢母校中國神學研究院50週年院慶，有機會聽一些老師校友分享對剛實行了幾年新課程的感受，自己沒有機會親身體會「反思協作」的教學模式，於是認真地細讀了一遍中神在2021年出版的《反思．協作：神學教育新想像》，感受最深的是不少已臨近退休或剛建立自己教學模式的不同年代學者，都願意為了回應時代的轉變，一起投身一個充滿挑戰、摸著石頭過河、範式轉移的改革。反思協作強調的就是對話和夥伴，作為老師的不能再只逗留在自己熟悉的領域作世外高人，而是要多聆聽同學和不同專長老師的聲音，透過對話、承認一己的不足，願意和其他人一起思想如何回應不同的處境。而新課程在2018年推出不久，便遇上2019年的社會運動和自2020年開始的三年新冠疫情，為改革帶來更大的挑戰。

本書由中神全體有份參與改革的教職員執筆，從不同角度去思考反思協作的問題，當中最令人感動的是他們為了要為香港教會培養更適切時代的牧者、教會領袖、輔導人才而願意放下身段，即使這在旁人看來可能是自尋煩惱的事情，但仍然願意試著作出改變。誠如有份推動此改革的前副院長張略牧師所說：「這課程所用的範式是『反思協作者』（Reflective Collaborators），這範式能恰當地反映這個時代神國僕人所需的素質——接受幾年神學訓練不代表達到目的，而是要終身學習，以聖經、神學為基礎，透過我們的處境，不斷作出反思。這年代的服侍，不可能再是英雄主義式的單打獨鬥，而是要連結肢體，彼此協作。」

中神的課程改革是否成功言之尚早，但必須承認的是面對時代的丕變，改革不一定會立竿見影，但不改革恐怕只會是死路一條。神學院如是、堂會如是、機構如是，老本總有吃完的一天，不要等到被迫上絕路時才反思，恐怕屆時已無法協作，而是需要找仵作。

《是旦主義》一書的作者許龍杰是位精神科專科醫生，他提出「唯有認真地是旦，才能對抗現實的荒謬」。本書不談深奧的理論，而是從診療室裡的真實對話，以及日常生活的困局中，提出另一條情緒出路。「是旦主義」（sidanism）提倡的絕非消極躺平，而是主張「認真的事是旦，是旦的事認真」。面對生活的各種不如意，是旦主義提出要接受（acceptance）真實的自己、解決不了就放下（jump over the problem）、活在當下（mindful life）的生活態度，它鼓勵人推開社會上過高的期望，並為真正在乎的人和事物保留力氣。當社會要求人要每刻都笑容滿臉，作者鼓勵讀者輕拍自己的肩膀：「黑吓面、頹廢一輪，明天又是新一天」。他還說出一句令人釋懷的話：「解決不了就放下」；跳過難題、繞道而行，這種放過自己的勇氣，反而讓人在亂局中找回行動的主導權。 

這本書的動人之處，在於接納人生的真實和人的軟弱。作者不鼓吹永遠積極的人生態度，反而說做人就是苦多樂少，鼓勵讀者留意生活裡的小美好，這就是幸福。對於人生各樣困苦，作者不會給讀者灌「心靈大補湯」，反而用「是旦啦，食碟混醬腸粉再上路」的格言來勉勵讀者，讓精神繃緊的讀者發出會心微笑。面對各種人生考驗，容許自己偶爾跳題、偶爾留白，可能是在高壓社會裡的另一個選項，讓人尋找到新的出路。

社會變，教會亦變，經歷了社會運動和三年的疫情，在社會撕裂和移民潮的夾擊之下，《2024香港教會普查簡報》的結果一如所料，幾乎所有指標齊齊向下滑。過去五年華語堂會數目雖然比2019年同類調查輕微增加至1,318間，但崇拜出席人數卻大幅下跌26%，只得約19.8萬人，比起2019年少了7萬多人，而比2014年更少了超過10萬人，堂會規模愈大，流失愈嚴重，而堂會15至44歲的年輕信徒人數顯著減少，比率少於會眾的三成，而堂會人口老化的情況亦嚴重，65歲以上會眾比率更高於全港同齡人口比率，每四名會眾就有一名是長者，反映堂會的斷層情況嚴重。面對移民潮和退休潮，中產信徒流失，有接近55%的堂會奉獻收入減少，有些更出現不敷。不少堂會因此減少、甚至完全沒有對外奉獻，不過，亦有部份堂會增加了差傳經費，出現兩極化的趨勢。

面對奉獻收入減少、再加上經濟環境轉差，堂會為求自保而削減對其他基督教機構的奉獻看似合情合理，但這種心態其實是建基於錯誤的教會觀，當教牧和會眾想到教會的時候，若只想起自己的堂會、將奉獻給堂會、在堂會事奉、關心堂會的弟兄姊妹，就等如關心教會，建立基督的身體，恐怕只會將堂會變成了「自己友俱樂部」！基督教機構被稱為翼鋒教會，最重要的是想讓弟兄姊妹明白機構就是教會的一部份，而不是與堂會無關的第三者。

堂會和機構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甚至相依為命的，機構其實是堂會的延伸，很多堂會較少接觸或接觸不到的群眾，例如新移民、傷健群體、少數族裔和基層家庭等等，正是機構服侍的對象。而對許多中小型堂會來說，很多時堂會沒有的專才和訓練，例如差傳、釋經、音樂、影音、社關和制服團隊等等，正是機構的強項，惟有堂會加強與機構合作，才能共創雙贏。若果堂會因為會友流失、奉獻減少而只求自保，將堂會與外界接觸的空間收窄，只會加速堂會的萎縮；猶如聖經所說，有僕人將主人交託的銀子埋在地裡，結果那位沒有忠心回應主人吩咐的僕人連本來有的銀子也失去了。當堂會願意奉獻給機構、與機構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使用機構的服務、出版、製作和訓練，透過機構去接觸和服侍有需要的群眾，才有機會引領更多人信主和作門徒，否則堂會的人口只會持續老化和流失。

每年我都會到很多不同的堂會講道，有部份堂會的會眾人口明顯老化，雖然有一批忠心的會友，數十年如一日參與聚會，但畢竟年事愈來愈高，就算未返天家亦可能因為病痛及行動不便而少了出席聚會，有些堂會在年邁的牧者退休之後，根本沒有能力聘請新的同工，只能由老牧者繼續當顧問、或者由長執兼任，若不用捱貴租還可以支撐較長的時間，否則恐怕只會光榮／黯然結業。

在三年的疫情裡，許多機構和堂會仍願意在艱難中繼續努力尋找服侍的群體和機遇，她們看似耗用了許多資源，但實情是她們得到的支持和奉獻是更多。在社會愈困難的時候，信仰能發揮的力量愈大，當人心惶惶的時候，正是信徒未信的親朋戚友觀察基督徒與他們有何不同的時刻。雖然很不幸過去幾年教牧和信徒的移民情況比未信主的群體更嚴重，不少信徒內心的不安並不比沒有信仰的人少，不過，當未信的市民轉眼看到仍然留在香港的教牧和信徒願意憑信心逆流而上，更積極事奉、奉獻、傳福音和關心社會，而不是只求自保、對其他人的需要視而不見的話，正是打開他們緊閉的心去思想人生的大好機會，最壞的時刻，往往亦是最好的機遇。

明光社在疫情期間由於看到基層的需要，開始學習服侍一些劏房戶，申請基金替他們改善家居的環境和應付生活需要，此外，我們亦關心他們心靈上的需要，在徵得當事人同意後會轉介他們到住所附近的堂會，有部份聚會亦借用合適的堂會舉行，協助這些劏房戶與堂會建立關係，結果在我們接觸的200個家庭之中，最後有近80人決志。後來我們覺得更好的方法是與一些有心的堂會合作，不單在堂會內舉行活動，更邀請同工和會友作義工，處理跟進工作，有堂會表示本來已幾乎沒有兒童出席聚會，但和我們合辦活動之後，多了許多兒童和他們的家長到來，為堂會帶來突破。

瑪拉基書三章10節提到：「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惟有信徒願意憑信心付出，才能看到神奇妙的作為。同時請記著，神的家遠遠大過我們本身的堂會。

過去的4月在兒童事務委員會「兒童福祉及發展資助計劃」的贊助下，明光社推出了「『愛．童行』：畫出彩虹」計劃，在剛過去的4月，此計劃推出了兩場繪本故事書工作坊，當中共有17位高小至初中的學童參與。

由本社策劃推出的繪本故事書《總有出路》即將出版，故事由資深教育工作者李碧如女士創作，本地插畫師徐羨曾先生（阿徐）繪畫，故事圍繞三位小主角參加了歷奇活動，但途中各自遇到不同困難和考驗，當中帶出了逆境中要心存希望的訊息。繪本日後將免費派發到不同學校作教育用途。在製作繪本的同時，本社辦了兩場工作坊，讓有繪畫天賦的小朋友參與創作當中的一些插畫，發揮所長。

在工作坊中，阿徐以生動有趣的方式來演繹《總有出路》的故事，讓參加者投入情節，想像幾位小主角在遇到困難時的感受和掙扎，然後將它們繪畫出來。例如面對前路的未知，他們會有怎樣的心情和想像？當同伴身陷險境時，是選擇伸出援手還是置之不理？如果遇到突發情況，該如何抉擇？參加者透過聯想和創作，體會到成長路上有不同的可能，也明白到建立抗逆力的重要，而面對逆境時，他們也可以懷著勇氣和希望向前行。參加者既是這繪本的第一批讀者，同時也是創作者，他們所畫的插畫，將啟發往後的讀者。

有參加活動的小朋友當發現原來喜歡畫畫也可以帶出正面訊息和幫助別人時，覺得很驚訝和滿足。也有參加者表示，活動令他有機會認識自己，覺得很有意義。其實孩子各有天賦，需要被建立和提升，如果能以正面思維指引他們，便能讓他們踏前一步，除了有助他們發揮所長、提升自信心，更可以回饋社會、助己助人。

復仇心理離我們說遠不遠，說近不近，但每個人總有經歷過想復仇／報復的時刻。復仇心理一旦出現，便會使人坐立不安，想令仇敵盡快受到該受的傷害，亦即是企圖用傷害他人的方式紓緩自己所受到的傷害。前陣子在Netflix上架的劇集《混沌少年時》，講述青少年面對的校園欺凌問題，有學者便指出，本港約有八成的校園暴力屬於受欺負的復仇者所為。[1] 可見復仇想法不容忽視，情緒一旦得不到適切處理，便會陷入復仇行動的惡性循環。那麼，到底「復仇」是怎樣的一回事？如何令它消除？如果復仇是每個人心裡都會產生的心理現實（psychological facts），是否也有其正面意義？

復仇的正面意義？

研究過復仇與寬恕議題的學者麥卡洛（Michael McCullough）在其著作《超越復仇》裡提出：「復仇慾不是某些不幸者深受其害的一種疾病，而是人性的一個普遍特徵。」[2] 亦即是說，復仇的行動有其適應性，它可以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同時能促進社會更加合作和阻止負面行為。

麥卡洛又與另外兩位學者著書，提出了三種復仇的正面意義。第一種，就是直接透過復仇的行動來震懾入侵者，因為當他意識到復仇行動的出現，就會停止冒犯行動，這樣能夠直接阻止他再次做出傷害行動，情況就如監獄或黑幫文化一樣，讓人深切知道若然做錯事，就會遭人尋仇；第二種，就是透過針對特定行為的復仇來建立自己能夠接受的界線，以避免將來發生同樣衝突；第三種意義比較間接，就如同在原始部落中，避免因看守疏忽而令同伴被動物襲擊致死（間接殺死同伴），看守者會擔心遭人報復（正當懲罰），而想辦法做好看守工作，即某程度上此種復仇形態是一種強迫的利他行為。[3]

雖然學者所提出的見解，都是受進化論影響，並將復仇行動合理化，但不能否認，復仇或多或少是一種出於人類本能的反應，為要保護自己和紓緩自己的痛苦情緒。不過，麥卡洛同時也提出：「寬恕的潛能也是人性的一個固有特徵。」[4]

復仇的感覺沒有想像中好

就「復仇」的行為而言，如果它真的有正面果效，按照「道理」和「邏輯」，完成復仇後的滋味，理應如話題韓劇《黑暗榮耀》所展示的結局一樣，女主角會感到舒暢無比，得到所預期的安穩與歡愉，但為何現實中復仇後的感覺總是令人不好受呢？現實也有一些家長教導孩子要「以牙還牙」，要學懂反擊，「打贏場交」，不要被別人欺負。當父母不懂得教導孩子如何應對衝突時，便會用這套方法。不過其實復仇行動除了感覺不似預期，甚至會令人陷入復仇循環。

心理學學者曾經透過遊戲來進行實驗，並將結果發表在一篇名為“Th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of Revenge” （復仇的矛盾後果）的學術文章裡，發現在遊戲中，有玩家有機會懲罰其他玩家，並預期自己在作出懲罰後會感覺良好，但實際上他們比沒有機會作出懲罰的玩家感覺更差。[5] 這種期望的落差，讓復仇行動無法真正治癒自己，也無法令負面情緒得以紓減。同時，那些被報復的人，很容易又會覺得對方的復仇行動過火，於是又向對自己復仇的人復仇，冤冤相報，陷入無止境的循環。而那些沒有機會復仇或沒有選擇復仇的人則自我強迫地繼續前進，因為開始專注其他事情而感覺快樂。

進行上述實驗的學者又提出，實驗結果顯示，復仇行動引發的愉悅反應與懲罰者所預期的相反。復仇行動會延長懲罰者的愉悅感受，而懲罰行動會使懲罰者繼續想著曾經冒犯過他們、又遭他們懲罰過的人（而不是忘記）。[6] 可以想像得到，即使退一步回到復仇之前，在未執行任何行動前，一直想著要復仇的人，會想盡辦法讓自己保持復仇的衝動，即讓自己的傷口繼續淌血，否則它就會因時間過去而癒合。復仇某程度上，其實就是在傷害自己。

讓復仇者獲得釋放

復仇心理的確未必會出現在每個人身上，因為它是一個看待事情的反應，即每個人面對同一件傷害性事件，都不是必然有復仇的想法。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在2024年發佈「2024高小學生校園欺凌調查」，發現超過三成受訪學童曾被欺凌，四成的受害者表示想復仇。那麼，從另一角度來看，還有約近六成的受害者未必想要復仇。[7] 當然，可能他們的恐懼比復仇欲望更大。另外，也有不同的研究指出，高達20%的謀殺案和60%的校園槍擊案是與復仇有關，因此實在需要好好關注嚮往復仇後快感所引發的問題。[8]

解脫復仇者方法一：幫助受傷者重獲力量，助他們找到出路

著名小說《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篇名為“Revenge is Sour”（復仇是酸的）的文章指出：「復仇是一項行動，在你毫無力量的時候你會想做這件事，而且正因為你毫無力量你才會想做，一旦無力感被移除，復仇的欲望也會隨之被蒸發。」[9] 的確，在遭遇欺凌時，在權力關係上，受害者總是無助的，是感到無能、毫無力量的，所以會有復仇的願望。故此能夠幫助受害者的方式，就是主動提供幫助，助他們找出路，讓他們知道不是自己一人，是有隊友在他們身邊的，讓他們重獲力量。

解脫復仇者方法二：讓無助感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在《真相與修復》一書中，講述了不少關於性剝削的故事，那些性侵受害人被刻意孤立，當不同人士為她們發聲、伸出援手時，原本想報復的人，她們的報復心態，被轉化成義憤。[10] 當被孤立的人得不到幫助，在無助的情況下失去公義得到彰顯的機會，有些人或會因此將報復心態化為狂怒，累積成為復仇心切的能量，但如果有人願意為他們發聲，其無助感便有機會被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雖然復仇心理是人類在受到傷害時的本能反應，但其後果足以引發巨大的災害，復仇循環也是這樣出現。同時，上文提出的研究都表明復仇的實踐並不能夠帶來預期的愉快心情。除了即時向受害者提供支持，如果有人願意在適當的時候給予教導，提出人具備寬恕的潛能，就如麥卡洛所言，寬恕的潛能乃是人性的固有特徵，這絕對比起提出「以牙還牙」更能幫助受害者。別以為學習「寬恕」是放過別人，其實更多的是放過自己。

香港社會過去的鄰舍關係比較緊密，有些街坊之間的關係親如一家人，鄰居可以彼此關心、互相幫忙。還記得年幼時被母親「藤條炆豬肉」，就會跑到鄰居家中「避難」，我和家人甚至有鄰居的門匙；但不知不覺鄰舍間的聯繫日漸疏遠，許多人甚至連鄰居的姓氏都不知道，更遑論日常的交流與互助。

隨著人口老化，許多獨居長者缺乏家人或社區的支援，一旦在家中發生意外，往往無人察覺，釀成悲劇。早前就有長者倒斃公屋內，被發現時已化為白骨，這揭示了當前社區人際關係的疏離、冷漠。這不僅是個別事件，更是社會人口結構變遷下，人情淡薄的縮影。

要扭轉這種局面，重建鄰舍關係至關重要。親友和鄰舍如能多加接觸，便可以重新點燃社區的溫暖，大家可先從個人層面做起，主動向鄰居問好、參與社區活動，或在節日時分享食物，這些簡單的舉動都能拉近彼此的距離。如果有年長的親友，應定期探訪或致電聯繫，確保他們的身心健康。而在社區層面，政府和非牟利組織可舉辦更多活動，如義工探訪、鄰里聚會或健康檢查，促進居民之間的互動。

鄰舍關係的疏遠並非不可逆轉，只要有人願意付出時間和心力，從點滴做起，社區的溫暖定能重現。守望相助，不僅是傳統美德，更是一種共同責任，若能以這類悲劇為鑑，重燃對親友和鄰居的關愛，那麼生活在繁忙城市裡的人便不會感到那麼孤單。

一位名為Joseph Politano的經濟分析師及數據記者，在一段YouTube影片中，提到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不會導致失業率上升，他甚至認為AI會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而不是令它減少。他借用過去的歷史來證明科技變革雖然淘汰了某些工作，但創造的新職位數量遠遠超過被取代的職位。事實真的如此嗎？不少網民回應Politano的言論，有的表示：「這太愚蠢了。現在我認識的人之中，因人工智能而失業的人數多得驚人。我在娛樂圈工作，我大概認識50多人，他們有文案撰稿人、有插畫師，有編輯，他們有的直接失去了工作，即使是自由工作者，亦因人工智能而減少了一半的工作。」有從事字幕工作的合約員工指出，AI做了他工作容易的部份，他的工作量確實減少了，但難度卻增加了，工作機會減少，薪金亦有所縮減。[1] 這些反對之聲都很真實。每一次工業革命的出現，都為人類帶來極大影響；然而是次工業革命4.0，與之前出現的工業革命，性質上迥然不同。

1760年，第一次工業革命在英國展開，它為英國及歐洲等國家帶來豐碩的利潤。[2] 蒸氣機等發明開啟了工廠生產模式，史無前例地提高了人類的生產力，產量增多，價格亦下降，但它有利亦有弊，壞處是人們為了營運工廠，投入了水、樹木、土壤、岩石和礦物等，令寶貴的自然資源減少及流失。大自然也開始受到污染，1750年以前，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其濃度維持於百萬分之275至290體積比（ppmv），到了2017年已攀升逾400ppmv。[3]

大自然受到挑戰，人類亦不能倖免，蒸汽紡織機取代了紡織員工，不少人為了生活便轉而學習操作機器，並且投身於刻板的流水作業式工作，遵守著嚴厲工作規條。這次革命，人們失去了較為自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工作，但仍面對不少工作機會，因為大量工廠的設立，創造了不同的工作崗位，例如需要工人去掘取煤礦以維持電力，而紡織原材料的增加，令印染工人的需求亦增加。工作機會多了，但人們的健康卻未得到保障。當時的工廠沒有安全措施和指引，工作環境極不安全，而工人聚居的地方，環境也是極其惡劣，斑疹傷寒、霍亂、天花及結核病等傳染病都威脅著工人的健康。[4]

第二次工業革命始於1870年，這段時期科技大放異彩，很多行業在科技上都有突破性發現，新發明的出現加速了發展，特別是在能源、材料、化工及醫藥等範疇。除了產量更上一層樓，微型發明的研究活動，也讓開發工作變得有效，更能迎合生產上的需要。[5] 以石油能源作為發電的方式促進了大規模生產、通訊技術和化學工程的發展，例如硫化技術改進了橡膠材料的品質，飛機及鐵路軌等建設也徹底改變了運輸業，亦促進了貿易和人口遷移。[6]

不過，第二次工業革命同樣帶來污染和令自然環境受到破壞，[7] 至於工作方面，與第一次工業革命相比，人們需要學習更高水平的技能，例如，汽車出現之後，馬車「司機」便要從駕馭馬匹轉而學習操作機器，而當時學不會的「司機」，還可以在求職市場上找到不同的崗位，因為消費主義抬頭，不少商人渴望打造自己的王國，令擴建工廠變成了勢在必行的事情。另外，大型購物中心亦相繼出現，這意味著鋼鐵業、家電業、零售業等需要大量管理人才和員工，中產人士因而提升了經濟地位。[8] 但關於技術人員，以美國為例，在1940年開始出現中層技術人員數目不足的「空心化」情況。另外，由於年青人寧願進入企業工作，那些由傳統工匠師傅把技能傳承給徒弟的行業，在社會上漸漸式微。[9] 而大企業對財富及資源的掌握，也令貧富懸殊的狀況在社會日漸形成。[10]

如果說第二次工業革命為工人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及財富，第三次工業革命令勞動市場出現了結構性變化。20世紀下半葉開創了資訊、數位化、半導體、大型電腦、個人電腦及互聯網的天下。[11] 與前兩次工業革命相比，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出現節省了更多勞動力，更多低技術工人因而失去工作。國際勞工組織僱主活動局負責人Deborah France-Massin表示，柬埔寨、印尼、菲律賓、泰國和越南的低薪工人，需要重新為自己定位，僅有工資低廉的優勢已經不足以令他們在勞動市場佔優勢。[12]

第三次工業革命發展之際，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創辦人Klaus Schwab創造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一詞，並在2016年出版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一書，Schwab指出第四次工業革命涵蓋人工智能、機器人、物聯網、無人駕駛交通工具、3D打印、納米技術、生物科技、材料科學、能源儲存及量子計算等諸多領域。[13] 第四次工業革命其後又被稱為工業革命4.0，根據新加坡國有控股公司出版的《淡馬錫年度報告2023》，在是次工業革命中，更多工作崗位被自動化機器、裝置等取代，而受到人工智能的影響，更多中等技能工人的工作受到威脅，社會的不平等將會加劇。[14] 從工業革命開始，人們若不想失業，惟有接受技能再培訓來提升自己的能力，問題是在工業4.0時代，有多少面臨失業的人士，有能力掌握新技術？即使他們學會了，誰又可以保證他們的崗位不會再被取代？Schwab指出「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人類過去經歷的變革截然不同」。[15]

工業革命4.0涉及多個範疇，而在當中相信AI及其相關的深度學習，最讓人類深感不安。有YouTuber表示，其他工業革命「都是用來增加產量的，它是對生產方式的革命，而AI人工智能迄今為止，我的感覺它都是來毀掉你的工作的，是用來替代人的，它是對人的革命，這才是本質性的不同。」[16] 這位YouTuber的說法或許有些誇張，卻不無道理，雖然AI的興起創造了不少職位，市場也用相當高的薪酬聘請AI工程師，但其發展及影響之快，是超乎人想像的。例如以前的「司機」無馬可馭，只要學會駕駛汽車，便能以此為終身職業，但現在呢？無人駕駛的智能車如「蘿蔔快跑」，在內地已開始上路載客，那麼人類司機何去何從？一開始，司機可以轉型為駕駛AI訓練專員，在測試期間坐在主駕駛座監控自動車的運作。[17] 之後，他們便得退到後台成為安全員，透過螢幕監察車輛在路面的情況，待車輛出現狀況才幫它排難，但這時，一個安全員可以負責好幾台車，變相減少了所需的人手。[18] 將來不單司機、低技術的工人受到威脅，工匠手藝失傳，上文已提到，平面設計師、文案撰稿人、插畫師，編輯等都有機會加入失業大軍，失業之後，他們能加入AI行業嗎？即使他們接受培訓，轉型到AI行業，AI行業又能給他們多少發展空間？高技術一時學不來，低技術的競爭激烈，而隨著AI的自學能力愈來愈強，日後可能連低技術的工作都會漸漸式微，只需要精英中的精英參與運作。諷刺的是，在美國，科技產業出現的失業率，由2024年12月的3.9%，升至2025年1月的5.7%。[19]

身為人類不應該自限，面對新技術出現，不應該認定自己一定無法跟上並停止學習，但各地政府亦不宜太樂觀，認為所有人都有AI的觸覺，可以輕鬆轉型，對於一些天生只善於文字處理而對相關科技工作不甚了解的人，不能隨便責怪他們不思進取，縱然他們居安思危，想辦法吃「肉糜」，努力轉型，但就算多努力，現實中他們有多少人會被AI搶走工作機會？話說深圳福田區政府已「聘請」了70位「AI數智員工」，因著DeepSeek的技術，它們能從事應急管理、公文處理、招商引資等政務工作。[20]

世界大國誓必發展AI，但發展的同時，實在需要考慮科技對大自然及人類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提前構思保護地球及保障人類的措施。

《越工作，越自由：最大的探索，最豐盛的人生》
作者：Emily Liu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遠流出版
出版年份：2023年

一個準大學生開學前去百貨公司當兼職售貨員不算奇，一個大學生一邊讀書，一邊兼職擔任英文導師，同樣不足為奇，但有人在每次攀上事業高峰時，都會毅然放棄高薪厚職另覓新工作，則會讓人好奇，不禁問為何如此做？此人正是《越工作，越自由》的作者，要知道她不是因為工作怠倦才離職，正如她書名所言，她可是愈工作愈快樂。

一般人不愛上班，老是想著毋須上班的日子，又或是只想透過上班賺取生活費，作者可不是如此想，她區分了工作（work）及職業（job），認為職業是單獨存在的，不同職業列出了不同條件，等待人去應徵以滿足各條件，它像一件均碼的制服，因此有人穿得舒服，有人覺得不合身。工作卻不一樣，它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人替它賦予意義，就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作者從不追求職業，只要她覺得一份工作沒有給予她自主性及目的性，縱然坐擁最高位置，她都會退下來，尋找另一份對她生命有意義的工作。

甚麼是生命意義？在作者眼中，如果一份工作，既能證明人的自我價值，又能達成其生命特殊目的及意義，便是一份有生命意義的工作。這裡說的目的並非追趕業績，而是它讓人感到自由，喚起人工作的熱情。生命意義是內在的，對每個人來說都不一樣，作者在工作的過程中探索自己，而探索和創造是她生命的主調，她的才能是領導者。

作者建議人們可以把工作視為蒐集個人能力拼圖的遊樂場，在每一項新的工作中，可以設定自己為老闆的角色，訓練自己的自主性而不是認為自己是社畜，她亦提議人要保持好奇心，對每樣事情都保持謙卑的態度。作者一路走來，便是如此，而每每到了能力無法再提升時，她便辭職不幹，轉移到完全不熟悉的行業去。大學生時期她成為了英語老師，畢業前已經進身英語學校的管理層，但她發現可以學習的東西差不多了，於是主修日語的她便跑到日本石油探勘公司，文科出身的她每天與理科出身的男性一起打拼，之後她被邀請到一間企業集團工作，新工作很不簡單，因為老闆開宗明義要她成為她的分身，替她下達命令，作者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但她對老闆的位置不感興趣，她只想繼續探索與創新，最後她於英國及美國擔任全球流行預測分析師。

不是每一個人的生命主調都是探索和創造，但「只有你的內在渴求，可以在夜晚呼喚你，在白日帶領你，堅定地往你要去的方向……任何無畏懼的探索，都會構築一條對你獨具意義的道路。」就如作者提到一位服務員，當他隨時留意客人的一舉一動，把服務做到極致，她認為這位服務員已自主地工作，而不是視它為一份job。

今年日本會大地震嗎？
對於地震，你認識多少？地震原來有好多種？
甚麼是地震震級？烈度又怎樣計算？
香港是處於地震帶嗎？要怎樣防備才好？

對於一些視日本為「鄉下」，作為外遊時必然選擇的香港人來說，今年7月還會去日本玩嗎？這實在是一個困難的決定。除了早前在網上流傳7月日本會發生海嘯的「漫畫預言」外，[1] 日本政府也作出了警告：未來30年內南海海槽發生「巨大地震」的機率上調至超過80%，關東至九州一帶的太平洋沿岸有可能面臨超過10米的大海嘯，或會造成高達數十萬人傷亡，和高達1.81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這份本來作為長遠警告的報告書，在香港的媒體中，卻變成了「今年會有超過80%會發生地震」的解讀，使不少港人都不敢於暑假期間到日本旅行了。

在這些陰霾之下，3月28日，位於歐亞與印度板塊活躍邊界的緬甸發生7.6級大地震，除了震央古城曼德勒受到嚴重破壞外，連距離超過1,000公里外的泰國首都曼谷也被波及，造成大廈倒塌的傷亡事件。[2] 大家不禁要問：香港雖說並非處於地震帶，但萬一日本或鄰近地方發生大地震時，也會波及香港嗎？

地殼移動與太平洋火環

按現代地質學的理解，地球地殼可分為七大板塊，[3] 而圍繞著太平洋板塊的邊界被稱為「環太平洋地震帶」，也就是大家時常聽到的「太平洋火環」（Pacific Ring of Fire）了。這個火環呈馬蹄形，長度達40,000公里，火環正是不同板塊的交界，導致地質環境相當複雜和不穩定，其上一共有452座火山，還有一連串的海溝、火山弧、火山帶，是劇烈的板塊移動地帶。有統計指，地球上有約90%的地震都是發生在這個火環之中。[4] 由日本的火山活動與地震，到史上最強烈，造成20多萬人罹難的2004年印尼大地震，甚至在美國西岸的三藩市，也曾被這個火環的地殼運動所波及。

地震與海嘯，震級與烈度

而要描述一個地震的規模和破壞能力， 通常會以「黎克特制地震震級」來表示由震源釋放出來的能量。[5] 值得留意的是，地震震級每增加一級，表示能量增加約32 倍，相隔兩級的震級，能量則已相差達1,000 倍。所以大家不要看輕那些地震級數的「小數點」，因為就算只差「零點一級」，其實都已經達倍數的分別了。

至於地震的影響和破壞程度則以「地震烈度表」來表示。烈度的評測是由震動對個人、家具、房屋、地質結構等所產生的影響來斷定，亦可透過地震區域的地震加速儀數據來估算。香港以至許多地方都採用「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來表示地震烈度。 一般來說，距離震中愈近，受地震的影響便愈大，烈度亦會愈高。[6]

而除了上述的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日本和台灣則採用了不同的地震烈度分級制，將烈度分為 8 級，其中5級（強震）及6級（烈震）因級距區間較寬，不利區分災情差別，所以就將5級、6級再分別細分為「5弱」、「5強」、「6弱」與「6強」。大家不要因一個「弱」字，而誤以為地震破壞力比較弱啊，因為即使是「5弱」烈度的地震，也會令大部份人感受到恐懼，並想抓住穩固的物體。[7]

海嘯則是因海底以下或近海底的地震所引發。當海嘯波移近岸邊淺水區時，波速會減慢，波高陡增，可形成十數米或更高的水牆，也可能造成比地震本身更大的破壞。有記錄以來，最具破壞力的海嘯發生在2004年12月26日，印尼蘇門答臘島西北部的印度洋海底發生9 級地震，引發災難性海嘯，海嘯波及印度洋沿岸的所有地區，導致20多萬人死亡，逾百萬人流離失所，造成數十億美元的財產損失。[8]

不過，相對由地震和海嘯帶來的自然災害，其實引發更大傷亡的，往住是由人類自己造成的「二次災害」：由設計不周的福島核電廠引發核災事故，到原本不是緬甸地震震中地區的曼谷，卻有大樓在地震期間倒塌並導致47人死亡，當中的設計失誤和偷工減料，被認定是導致意外發生的主因，而這些情況，本身都是可以避免的。[9]

那麼，香港人何時才可以去日本？要找個「師父」預測一下嗎？

日本當局一向十分重視地震調查，日本地震調查委員會在2013年發佈了「南海海槽」的地震活動長期評估報告。根據歷史記錄，自684年的白鳳地震（又稱天武地震）以來約1,400年間，南海海槽每隔100至200年便會發生8級或以上的巨大地震，而當中最大的地震是發生在1707年的8.6級寶永地震。日本地震調查委員會的長期評估，推算出大地震重現週期約為88.2年。以此推算，對上一次8級或以上的地震是發生在1946年的昭和南海地震，與現在相距79年。所以最新評估，就得出了「南海海槽在未來30年內發生8至9級地震的概率，為75%至82%」的結論。[10]

要理解的是，日本發出的地震預測報告，不是針對今年，而是「未來30年」的機會率。如果因這個「75至82%的警告」而在今年決定不去日本旅行的話，那麼，在未來30年其實也是不能去的，但這可能嗎？

況且，與風暴預測不同，以現今的科技，仍然未能對地震的發生時間、震中位置及烈度等，作出具體預測。當地震發生時，不同類型的地震波會在地球表面和內部傳播，由於它們的傳播速度不同，到達地表的時間也會有異，監測儀器可偵測到先到的縱波（或稱P waves），並在隨後出現的橫波（S waves，通常都有較大破壞力）來臨前的十數秒，發出緊急避震警告。別小看這十數秒的時間，這可是「生死之間」的分別——自小已接受防災訓練的日本市民，知道首要是保護頭部，走往桌下等安全地方避災，也在事前準備好緊急食糧和工具——這可是訓練有素的成果。

香港人，也要擔心地震嗎？

香港人應該為到地震而擔心嗎？是，也不是。

先說不是：香港距離環太平洋地震帶超過600公里，故香港發生大地震的機會較低。理論上，香港處於中國東南沿海地震帶內，這地震帶大致可分為會昌、河源、廣州、靈山的內帶和泉州、汕頭、陽江的外帶。這地帶有可能發生有感地震，但其破壞力則會較小。

相對而言，香港較多是面對風災的風險。在預防災害方面，香港的建築物因有完善的抗風災結構，對大風吹動引致的搖動有很好的防護設計，這間接地對地震震動也有正面的保護作用。不過，更好的建築物規格，也需要人嚴守執行才有用，如像泰國曼谷在地震中倒塌的大樓那樣偷工減料，那就真是「神仙」都難救了。與其心驚地震，不如提防小人和人禍更為實際。

至於「是」，則是因為香港人喜歡到日本、台灣等地旅行，這些地區都是位於「太平洋火環」內，遊客從來都要面對地震和海嘯風險。在前往地震高風險地區時，可預先登記香港和當地政府的外遊提示服務，也可選購一些避災用品，甚至到當地的避震教育中心見識一下，知多一些，風險自然小一些。

在舊約聖經的第一卷書，記載了上帝展開的一項工程。創世記一章記載上帝創造萬物，而二章當天地萬物祂都造齊了，到了第7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經完畢，祂就安息了，祂亦賜福給這天為聖日。到了出埃及記二十三章12節，上帝又說：「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驢可以歇息，並使你婢女的兒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暢。」可以見到上帝看重人的休息。在人未犯罪之前，人的工作就是負責看守伊甸園，經文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從經文可見，工作是上帝給人們的祝福。不過，後來工作就變成了人們的勞動及重擔。

到了19世紀，美國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工人每天的工作長達12至16小時，還有童工的存在。於是美國的勞工團體在1884年美國發起「三八制」運動（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睡眠），並於1886年5月1日發起全國罷工，全美工人要求8小時的工作制度。1889年世界工人運動組織在巴黎舉行第二次國際大會，決議將5月1日定為「國際勞動節」。現時世界上大概有80多個國家將5月1日定為勞動節。

剛離世的教宗方濟各在任內第二道通諭《願祢受讚頌》[1] 中提到每一個受造物都有其價值。第18段提到，由於「人類和地球的改變不斷加快。另一方面，人現今生活及工作的節奏愈見急速，可稱為『迅速化』……急速和不斷的改變未必導向大眾的福祉或人類永續的整體發展。改變是值得人渴望的，但是當它損害世界和大部份人的生活質素時，便成為焦慮的源頭。」

勞動節不僅是世界上的節日，於基督徒而言，更是實踐信仰的重要一環，要我們回到創造的祝福中，要我們生活得更有質素。耶穌是工匠，但祂在辛勞的工作中也與上帝有美好的關係。祝大家勞動節快樂！

去年9月，我在台灣騎機車時遭遇車禍，被從後方的車撞倒，當場昏迷，我被送往醫院急救，住院近一週，之後又在家休養了四個月。至今，左肩旋轉肌仍有撕裂疼痛，需要長期復健與治療。

車禍後，我出席了調解委員會的會議，但對方拒絕和解或賠償。我惟有選擇報警，並提告對方過失傷害罪。台灣的交通事故可同時提起民事與刑事訴訟，第一次的審訊是在地方法院檢察署進行，屬於較簡易的程序。若未能達成處理結果，案件將轉交法院進一步審理。

那天，在檢察官面前，我站著，看著播放的監視錄像，清楚看到對方將我撞倒。但讓人震驚的是，對方當場否認一切，堅持說他「沒有撞我」，我對此啞口無言。眼前的畫面明明如此清楚，卻有人敢「擘大眼講大話」（睜開眼睛說謊），我心中湧現出難以言喻的委屈與不解。

但我也知道，每個人面對錯誤與負責任的方式都不同，當中可能出於恐懼、想逃避，也有不願意面對的軟弱。

我不是想讓他受甚麼重罰，我只是希望有人願意承認事實。那一刻，讓我深深體會甚麼叫做「受傷的不只是一個身體」，那種無力感、那種真相被否定的痛，是很扎心的。

回家的路上，我反覆問神：「主啊，這就是祢的公義嗎？為甚麼真相擺在眼前，仍有人能否認？」

那時，我想起以賽亞書二十八章17節提到，耶和華以公平為量器，以公義為準繩。

人間的制度或許會失準，人心也會偏頗，但我所信靠的神，不打盹、不偏待人。祂是公義的源頭。祂所看見的，沒有人能否認；祂所審判的，沒有人能逃避。

我不否認，那天的經驗幾乎讓我對法律制度失望，也曾聽人說，台灣的司法制度傾向「人治」而非「法治」。但信仰提醒我：「公義，不只是審判結果，更是一份靈裡的堅持與持守。」在不公平的對待中，仍不以惡報惡；在看似黑暗的現實裡，仍相信真理與光明終將得勝。

我不完美，但我選擇站在誠實與光明的一方。即使世界看似不站在我這邊，我知道，那位看顧孤兒寡婦的神，祂與我同在。

目前，案件因對方否認而需進一步提出車禍鑑定報告，再排期審訊。我能做的，就是安靜等候，繼續走在信靠與忍耐的路上。

公義從不是為了讓某人被打倒，而是讓真理得以被看見，讓受傷的心能被修補。

真正的公義，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讓人得著醫治；不是為了爭個是非，而是為了讓我們學會在苦難中，仍選擇相信與溫柔。

願我因著信仰，成為一個不因傷痛而冷漠、不因委屈而硬心的人。也願在不義之中，仍有一份盼望：神的眼目看顧這地，祂從不輕看每一滴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