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其他市民請願權利

2018年，美國一個跨性別團體Degenderettes在美國三藩市公共圖書館（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 SFPL）舉辦了一個名為“Degenderettes Antifa Art”，當中展出了一些染血的T恤，又展示一些與暴力相關的語句，如「我揍排跨極端女性主義者（I punch TERF[1]!）」。展品還包括了用帶刺鐵絲包裹的棒球棍和斧頭等武器，聲稱這些武器都是為了殺死女權主義者和女同志而設計的。

Degenderettes由Scout Tran Caffee帶領，該組織充滿爭議性，它被非議，將激進女性主義者與納粹或其他法西斯主義者視作相類似的群體，其理據為她們質疑跨性別人士的想法，該組織又會以女同志為其針對的對象，因為她們拒絕與自稱為男跨女跨性別者（事實生理上還是男性）在性方面有十分親暱的行為。Degenderettes曾在訪問中表示，他們口中的「反法西斯」的概念，是想去製造衝突，令她們（對手）無法成功，因為該組織認為納粹或任何種類的法西斯主義者都不應該有發言權。

Change.org網站發起了請願，呼籲三藩市公立圖書館撤走展品，並提出警告：「這個展覽公開且毫不掩飾地倡導對女權主義者的暴力，其中許多人是女同志和／或性別廢除主義者，因此應當被撤下。」然而，圖書館最後只將一件沾滿血跡的T恤衫從展覽中撤下，展覽仍然繼續開放。[2]

自從2019年，社會對用激進手段進行的抗爭，看法兩極。贊成的一方，認為抗爭者本來想用傳統寫信、簽名等方式表達意見，但完全沒有反應，所以才用較激烈的抗爭，而且只有激烈抗爭，社會才會感受到切膚之痛和需要，這樣才會帶來改變。但反對的一方認為，社會抗爭太激烈，影響民生的話，既不能得到社會支持，甚至倒過來會招人反感。

近月最出名的例子，莫過於環保團體Just Stop Oil的抗爭活動，整個暑假在英國不同的高速公路堵路，在政府機關建築物的外牆噴上漆油，甚至到博物館將罐頭湯潑在名畫上。當地警察單在今年10月就動員過萬警員去處理這團體的大大小小行動。由9月底的至整個10月，當地警方共作出677次拘捕行動，111人被告。

與真正的暴力抗爭不同，Just Stop Oil的做法並不真正破壞任何物件，例如他們倒罐頭湯的行動中，他們宣稱只會倒湯在有保護的名畫上，所以最後該畫不會受到任何影響，之後再加一句：「難道你重視名畫的安全，多過地球嗎？」[1]

環保團體做類似的行動，動機明顯，亦看出整個計劃在行動前有思前想後，他們說堵路只是為了給予大家機會去思考甚麼才是當前最重的議題云云。看上去理性，透過行動希望喚醒更多人回應，但實際上並不如此。曾經做過環保團體的發言人，但不喜歡這種抗爭手法的哲學系教授Rupert Read坦言，這種做法雖然能引起社會關注，但最後真的能成功動員的人口，可能只有百分之二。[2]

他認為透過這類激動抗爭，並不能帶來廣泛共識，只會令社會走向兩極，而且會持續失去支持者。實際上Just Stop Oil 的發言人也表示收到不少人的投訴信，要求他們就這些抗爭行為帶來的影響道歉，但他說機構不會這樣做，他說：「巿民絕對有權對我們的行為表達憤怒，但問題是為甚麼會憤怒？我們今日已經沒有時間再談如何提升大家的意識，我們需要行動。」[3]

公民社會或者壓力團體可能只從政策能否被有效倡議的角度去討論問題，但如果從政策制定的角度出發，很多人自然會問：堵路犯法嗎？淋湯到名畫上犯法嗎？答案是肯定的。在香港可能大家今日會想到用國安法處理相關問題，但在英國，他們本身就有法例處理公路的破壞行動，也有法例處理破壞名畫的行為。這些行為違法，參與抗爭的人也知道，也有準備會上法庭。當然，他們一樣會用盡法庭給予他們的人權和自由去爭取和抗辯，所以一樣會籌錢打官司。

同時，社會亦質疑現時的法例會否令警察難以執法？英國本身強調人權自由，集會、示威、言論自由均受到社會重視和保障，但激進示威者透過破壞社會秩序，企圖喚起巿民關注他們所關注的議題，這方法合法嗎？根據BBC的報道，理論上堵路、破壞物件本身就犯法，某些行為例如拉人鏈入馬路，就未有法例明確禁止，即使警察有法可依，但該法例未有針對示威者這類行為，也沒有特別的指引，因此警察執法確有難度。[4]

為此，英國政府正審議公共秩序草案（Public Order Bill），規管有關的行為，例如堵路、人鏈、干擾公共設施的使用等，又加強警察截停搜查的權力，有關法例當然被一些支持透過遊行示威表達意見的機構所反對，[5] 認為這些做法侵犯巿民的基本人權和表達意見的自由，要求取消有關的立法，但當社會日常運作受到影響，高速公路，甚至電力可以被干擾時，有沒有法例可以快速令社會回復正常，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討論點。

從社會抗爭的角度來說，激進抗爭這種做法和武俠小說裡的七傷拳一樣，雖然可以達到行動者想要的效果，但同時會令自己受傷。健康的公民社會本來就應該聆聽巿民和壓力團體的想法，透過社會一起參與討論協商，謀求解決的方法，而不是透過破壞來企圖令對方就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當中部份方法的確有爭議，這些方法應該要在必要情況下，並獲得社會較大共識才可以使用。同時，英國政府理應反思，透過增加警權去「管制」社會抗爭者，實際上未有解決他們本來所提出的議題，正如Rupert Read所言，這些做法只會令社會更加兩極化，而不會有機會成功回到會議桌，尋求解決的方法。

回流多倫多已經接近十個月，想不到在這裡也有請願行動，而且蔓延至重要城市。這叫我思想到要在身處的地方甚至全世界要享和平有多難。眾多升斗市民，包括年青人表達正義、和平、及自由是他們的摰誠願望。

大學階段，探討人性的善惡，記得有唸醫科的同學斬釘截鐵地作結：「人類當然是終極強者：只有人類能想盡辦法去支配、殺害、吞噬其他物種，歷史顯示，人類為了稱霸（或勝出）連其他的人類（甚至親人）也毫不留手，不少有權位者欺壓市民和家僕。」莫非人的天性就是欺凌弱小，剝削比自己軟弱的，甚至忘記了他人的尊嚴和需要？年少的我憧憬人性美善，深信人的能力，對這同學的觀點並不同意。

到了今天，親身體會到人性的美善往往與人對慾望、權力、金錢的渴求混在一起，我在鼓勵人發奮向上的同時，充份理解到自信與成功容易招致驕傲、會叫人沖昏頭腦，當自私的思想和性格的陰暗面掩蓋了人性，後果可能是我們難以認出先後是同一個人！在此想起一位很有魄力和魅力的弟兄，少年得志，被教會大大賞識，還邀請他以專業身份講道，甚至佈道，怎料過了數年他的專業更上層樓，漸漸離開教會，否認自己是信徒， 最後在操守的事上失敗，從此銷聲匿跡，叫人惋惜！

踏進社會做事，留意到有些組織在創立初期不難推動員工同心同德，努力拓荒，但是當組織漸見規模，職員人數增加，內部容易有不同的方向、手法、利益上的衝突，各人的議程和優先次序不同，有人急於勝出……。若手段因為達到目標被合理化，對人性的尊重、平等參與等原則就大打折扣！領導層也是人，一旦犯上以權謀私，或用人唯親等，組織更容易淪為另一利益集團，成立的原意、遠象和方向日漸褪色，士氣、成效及對社會的貢獻也大受影響。

講到管治社會與國家，人類當然從歷史學到不少，如大部份國家以憲法立國、享有法治精神和穩定之管治架構、權力的互相制衡、有衝突時訴諸各級議會進行談判而非以武力解決等……但「私利」、「野心」、貪婪在不同的地方仍難於遏止，報章常見有關欺凌、種族／性別等歧視的消息；貪污舞弊、利益集團之互通、互利的事，貧苦者生活日益困難，以上種種，在不少地方，甚至發達國家也隨處可見。

原來，上帝對良好管治也有要求：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按真正的公平來審判，彼此以慈愛憐憫相待。 不可欺壓寡婦、孤兒、寄居的和困苦的人。誰都不可心裡謀害弟兄。」（撒迦利亞書七章9至10節《和修版》）

祂曾定意降福降禍去教導以色列人，先知預言有一天上帝也會以信實和公義審判耶路撒冷與列國：

「你們所當行的是這樣：每個人要與鄰舍說誠實話，在城門口要按真正的公平來審判，使人和睦。 誰都不可心裡謀害鄰舍，也不可喜愛起假誓，因為這些事都為我所恨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撒迦利亞書八章16至17節《和修版》）

至於面對別人甚至社會制度的壓迫或欺凌，有些人主張奮力對抗，但如耶穌時代的奮鋭黨，血氣與復仇容易演變為血氣之爭，為人民帶來災難。究竟，我們面對今日的生活，如何能促進和平，引進公義？

「你們心裡若懷著惡毒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自誇，不可說謊話抵擋真理……在何處有嫉妒、自私，在何處就有動亂和各樣的壞事。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和美善的果子，沒有偏私，沒有虛偽。正義的果實是為促進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種出來的。」（雅各書 3:14、16-18《和修版》）

以上的經文雖然耳熟能詳，但實在有助我們了解要散播和平，要先從清潔（純潔、不帶私利的心）開始，再加上各種善意和善行，更是以和平的方式，假以時日（栽種）才能結出正義！可能這種和平、公義不容易在世上的法院／制度中尋獲。

要促進和平、公義，可能最實際的起點是由自己做起，承認自己也容易有私心，先認己罪，再從清潔的心起步，以和平的手法和態度處事和解決問題。猶太語的和平是Shalom，包括內心的感受與外在的環境，蘊含了：整全、安寧、穩妥、安全及安康。Shalom不單是「停止鬥爭、停火」，而是像詩篇三十四篇14節提到：「要棄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求」（《和修版》）；這做法是積極的，需以行動落實。讓我們努力作和平之子，學習仰望主，祝福身邊的人和事，好好過每一天。

2020年11月6日，研究中心舉辦了「逆境．重建．復原」週年研討會，在此與讀者重溫當天的一些剪影。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

李樹甘教授曾在籌備研究之初表示，過去有些傳媒或香港人認為，香港人因為對生活不滿意，才走出來參與社會運動。人們是否真的對生活愈感到不滿意，愈會勇於走出來參加社運呢？若是這樣的話，是否意味著只要改善香港人的生活，便能阻止人們「上街」？基督徒的行動又是否受到他們與神的聯繫及與人的聯繫影響，「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發現，事情並非如此。

李教授透過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EM），採用多個指標去反映潛在變數，估計整個模型因數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當受訪者有既定的政治取態，加上行動的時候（黃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藍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同樣會讓受訪者增加他們的同情關懷（情緒），然後，他們會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李教授指出，若要復和，比同情關懷更重要的，是易地而處。因為傾向黃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懷弱勢社群，傾向藍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心當中有沒有人受傷，兩者都覺得自己同情關懷他人。至於易地而處，則是個人內在的認知層面，它既不會受到政治取態或是政治參與度影響，而且同樣會讓人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簡單而言，只有同情關懷，相同政治傾向的人最終會愈發內聚，而如果人們懂得易地而處則不一樣，他們相信凡事都有兩面，並且願意試著去了解。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

在回應「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時，陳永浩博士認為面對社會運動，教會似乎不易受到衝擊，但其實她是受到最多衝擊的。一個人不容易因為老闆的立場而辭職，但卻會因著牧者的政治立場而選擇離開教會。陳博士闡述教會歷史中，基督教某程度上是善於分裂的，從馬丁路德開始，以前教會便會因為神學觀、教義觀不同而分裂，當代教會也可以為到敬拜是用詩班還是用band隊（樂隊）而分開兩堂崇拜，教會從過去分齡牧養，到現在分色牧養，教會一直都用分裂去解決問題，陳博士認為這不涉及對錯，只是教會既然存在著一種「圍爐取暖」的氛圍，牧者便要多加留意。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

余達心牧師在研討會上為大家帶來兩句口號：「一、復和始於聆聽；二、復興始於反省及檢討。」前者指到教會可以搭建一個平台，讓信徒分享他們過去一段時間的感受；後者指到教牧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及責任，與信徒一起掙扎，並且同行。

在論壇時段，擔任主持人的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問道：「教會中有甚麼人可以做中間人，幫助意見不同的雙方可以復和？」余牧師認為若要復和，牧者無法逃避，需要主動認罪悔改，做榜樣，這一份謙和的心非常重要，就如保羅在腓立比書四章5節所說的「讓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和修版》），「謙讓」這字意指在法律上人本來可以「打贏」官司，為了對方的好處而放下自己的權利，然後選擇與對方和解。這正是牧者顯示牧者風範的時候。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

何志滌牧師分享了自己講道時被人投訴的故事：他從開始時自己如何生氣，不情願，到神如何安排環境，在靈修中給他話語：「用愛心說誠實話，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最後在和諧的氣氛中，他與投訴者對話。何牧師的分享帶出了表達情緒，真誠的溝通非常重要。

在論壇時段，蔡志森先生問道：「現在要政見不同的人一起或有衝突，分色牧養又會否產生其他問題？」何牧師表明一定不會贊成分色牧養，因為《聖經》談的是「一主、一信、一洗」，都是「一」。對於過去教會分齡牧養，何牧師也表示他在反省，因為當一個家庭的老中青所聽的道不同，在信仰上一家人的距離會否變得愈來愈遠？

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

在回應現場參加者的分享時，李耀基醫生確立情緒或壓力會影響生理不適，有些人知道自己有此狀況，這是好的過渡，但有些人接受不到，又或者不知道心理影響生理，不懂得找人幫忙，尋求心理醫治，這樣他們即使多做幾次身體檢查也難以找到生理出現問題的原因。另外，有些人因著種種原因，未必懂得表達自己的情緒，同行者只能盡力陪伴當事人，幫助他們找出情緒的來源。對於易地而處，李醫生指出這是復和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只是，如果當事人有很多情緒，便難以易地而處，所以最重要還是先處理當事人的情緒。幫助者可以帶頭，在幫助當事人期間，示範如何易地而處，讓他們有模範可以學習。

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

郭志英博士認為要修補創傷，其實真的要等到事情完結之後才適合進行，如果一邊幫助當事人處理創傷，另一邊他們卻繼續捲入事件中，這是沒有意義的。創傷是指自己同其他人及社會割裂，除了關乎個人，也關乎社會結構問題，如果能思考每個層次該如何處理，這樣的修補會比較全面一些。修補的出發點建基於真理中，使人與神和好，並且人與人之間復和。重要的是教會可以建立安全的平台，讓大家能分享自己的情緒，讓人被聽見及看見，感覺自己的存在。在紛亂的社會，信徒也可能很混亂，信徒需要多祈禱，見證神在自己裡面，聖靈在自己裡面，才可以面對所做的一切。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

雷競業教授建議大家要開始培養靈命智商（Spiritual Quotient, SQ），自己先開始學習，進而教導下一代。他指這個世界是有患難的，我們不要期待這個世界很平安，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要發生便發生，是我們不能控制的。我們以前經常講生涯規劃，希望自己可以抓住很多東西，但現在需要培養一種心態，當發生不能控制的事情時，我們能否有一種合乎基督精神的心態去回應。雷教授分享到他很滿意自己的人生，他2000年回港的時候，已預計香港會愈來愈沒有自由，但他指出他的人生是否快樂，與政治無關，而人生最寶貴的便是與神，與摯愛及家人有美好的關係。《聖經》說「愛裡沒有懼怕」，對待家人或不同意見的人，即使不明白，也可以學習接受他們便是如此。在提問時段，雷教授指出牧者沒有辦法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但人有基本的情緒，不同政見有不同的追求，中間或有憤怒。他不會理會會眾追求的政見是甚麼，只會幫助會眾處理在追求過程中所承受的壓力，做一個他們可以信任的人，陪伴他們渡過。

我們非常感謝旺角浸信會於當日借出場地，以及在場同工提供的支援和協助。在疫情下，仍無阻近100位參加者前來參與當日的研討會，一同探索重建及復原之道。重建及復原之路是漫長的，一次的研究會絕對不足以解決參加者的各種困惑或難題，但盼望是次研討會能讓大家對重建及復原仍然有所期待。

過去半年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由於沒有前車，進退有時難免失據，不過，無論是政府或抗爭者，若不能從錯誤中學習及反思，被某些似是而非的論述掩蓋了其他需要、甚至信念和原則，恐怕只會因失去平衡而人仰馬翻！

要撥亂反正，其實政府責無旁貸，不幸的是政府的回應往往脫離民情，令香港無法重回正軌。不過，部份前線抗爭者的手法，也許動機良好，但帶來的結果卻值得商榷。例如不斷破壞公共設施如紅綠燈、升降機、以及路面，已對不少老弱或傷健人士，造成巨大障礙。而企圖以所謂「攬炒」（兩敗俱傷）逼政府屈服，恐怕最先「被炒」（受害）的卻是競爭能力較低的基層市民！

在社交媒體等平台，如有不合宜的態度和言行，亦容易為他人帶來煩惱。而一些專業人士，例如警方或記者，若被本身的經歷和情緒牽著鼻子走，偏離了應有的專業態度，亦會削弱市民對他們的信任，甚至會令一些未有充份證據的傳言迅速傳開。此外，一些看似簡單的事，例如為小孩子穿甚麼衣服，才能傳遞正確價值觀及保護自己，對孩童來說亦十分重要的。

至於席捲全球的同性戀運動，過去大半年並未有偷懶，而同性婚姻的訴求透過司法覆核，與我們的距離已愈來愈近，不出兩年便有機會上訴到終審法院，因此，亦不能掉以輕心。世界很大，社會和個人要面對的挑戰亦很多，有些事比較重要，不等如其他事就可以置之不理，無論社會或個人，惟有將所有事看得合乎中道，才能避免掛一漏萬、失去平衡，甚至跌入深淵。

近月社會抗爭運動中，記者與政府官員關係可謂跌破冰點，官員開記者會只說自己想說的話，無視記者提問，記者需再三請官員回應，甚至質問官員，更出現記者用抗爭形式表達意見的情況，官員則以避答或取消記者會來回應。記者原本第四權的角色不斷被沖淡的同時，巿民亦漸漸發現官員的霸道，同時令人思考記者與官員的關係，以及我們應如何看新聞事件。

記者作為官民溝通的非官方渠道，本來就是將巿民意見，透過提問方式要求官員回應。記者和新聞機構只是一個代言人，當官員回應有關提問之後，記者透過文字、聲音或影像將之轉達給巿民，這本來就是新聞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政府官員，由於有權決定記者會的日期、時間、地點，因此亦掌握了所有事情在甚麼時候發生的話語權，因為只有他們肯說話，政策才會有機會推展，而且工作是在公眾知情下進行，傳媒才有機會向官員提問。所以，只要政府願意開誠佈公，傳媒大多數情況都相信政府提供的資訊，並會將之傳遞。在太平盛世的日子，除非傳媒機構自己找到獨家材料，否則報道官方記者會的內容，本來就容易淪為官方喉舌，單向傳話給巿民；而為了作平衡報道，傳媒最多會找一個與政府意見不同的學者或壓力團體回應，這已經是非常不錯。

不過，政府如要傳媒報道官方的觀點，必定有一個前設，就是政府開記者會時準備充足，回答時合情合理，也能照顧不同意見的提問，但這幾個月的記者會中，官方發言往往只是自說自話，而沒有任何實質資料和證據。部份警方記者會所提供的所謂資料證據，往往只是一面之詞，有的甚至不能自圓其說，當傳媒要求官方進一步澄清時，政府官員往往無言以對，只能以官腔（line to take）回應，答案有如人肉錄音機，傳媒和公眾當然不會輕易收貨。

不收貨是一件事，但記者用甚麼用行動來回應，卻是另一件事。持續半年的警民衝突事件中，大量警察與記者在前線既有誤會，亦有衝突，加上事態發展之戲劇性，以及部份官員的過火言論，在在挑起記者的情緒。先有官員深夜召開記者會但只以官腔應對，最後弄得記者問她會否「落地獄」；之後有記者在記者會中咄咄逼人，要求警方和官員回應巿民和抗爭者的質疑，甚至後期記者互相「合作」，有記者著官員先回答某台的問題，因為官員的回答沒有正面回應等等；同時，因著有記者在採訪抗爭的現場被警方無禮、不尊重，甚至粗暴的對待，記者和記者群體多次以不同方式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表達對警方使用暴力的不滿。

及後政府當局不但沒有回應相關的質問，更質疑部份傳媒散佈謠言、沒有報道真相、甚至扭曲事實。事件同時也引來新聞界批評，認為政府在記者會未有澄清事實，反倒過來批評傳媒，做法令人反感。

記者應以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冷靜地處理不同消息來源的資訊，政府當然也只是其中一個消息來源。理論上大家應該比較相信政府所提供的資料是準確的，但如果事與願違，記者只能從不同方向尋找事實。例如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期間，政府最初不願意公佈哪些大廈有人患病，令全城都在擔憂，於是有人透過互聯網尋找疑似有受感染人士的大廈，列出名單，傳媒亦有相關報道，及至最後淘大花園爆發大規模感染，政府才選擇公佈有關資訊。可見傳媒有責任要「打爛砂盆問到篤」般要求官員提供資料或澄清，這是記者的天職。

記者同時也有責任去查找政府的不足。傳媒作為第四權，政府開記者會理應預料記者不一定會按政府的議題去提問，因為傳媒不是官員的傳聲筒。當然，我們亦不認為記者應該指罵官員，當記者指出政府的問題，官員應該有足夠的準備和氣度去回應不同角度和深入的提問、甚至指責。同時，巿民也不用因為記者問了關鍵的問題，就將記者捧成人民英雄，事實上這只是他的職責所在。

因為記者要冷靜處理資訊，並在記者會中盡量請官員回應，以查找不足。是故專業的記者在記者會中應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並要相信讀者、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到官員的回應就能分辨當中真假，毋須記者代勞。相反，記者若有自己的意見想表達，可以透過其他場合，甚至自己開一個記者會，將自己的意見好好表達。在使用公權力的場景中，嘗試去表達自己或者自身群體的想法或者意見，始終有商榷的餘地，記者應盡量專業地保持客觀中立，這是比較好的做法，因為記者不應成為記者會的主角。

部份記者與官員衝突的事件

上週有網民轉貼以上一張二創圖片，還有一段錄音，內容大致如下：

（男聲：幫我幫我發出去，好緊急好緊急！我表妹喺中大讀緊書，喺前線，而家成班中大教授都好緊張，而家班中大學生已經成功整咗一隻高達出嚟，係真係高達出來，依家準備揸（駛）出去尖沙咀，做堵路，幫手發出去。佢係有激光劍同埋有鐳射彈的，真係幫我發出去，大家千祈要小心，盡量唔好出街。）

平時，理論上，一個有獨立思考的人，看到有關的圖片，聽到該段錄音，應該會很開心地笑，因為整件事被兒戲化，被戲謔了。情況就好像早年唐英年大宅被揭發建地牢時，有人惡搞變形金剛到場支援一樣（見左圖）。

當我們以為這種政治惡搞戲謔司空見慣，但今日的香港人或者真的有了精神衰弱，居然還真的有人很擔憂的問為甚麼會弄到「高達」出來？十分擔心高達會破壞社會安寧。

惡搞的人打蛇隨棍上，繼續創作更多圖片，例如在校園組裝高達的過程，在沙田望到高達的身影等等。一張又一張的相片，加上文字和錄音。虛擬高達居然一整晚變成了熱話，部份本來不知就裡半信半疑的巿民看到更多「相片」和「錄音」流出，都信以為真，有滋事份子還特意留言附和，令他們更擔憂。

可見，反修例事件本來引發的所謂真假難分的報道，到今日已發展至有些人未找到真相就盲目相信和亂傳的局面，情況十分不理想，當中除了因為群眾被情緒支配外，太多意想不到的事居然接連在這個城巿發生，令人失去對常理的測度的信心，甚至到了一個地步，失常的事反而似真相。

這種盲目的背後，反映社會失控，長此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1. 社會整體地失控：任何事情，似乎都不問緣由，當人覺得甚麼事都有可能發生，他們對流言蜚語的抵抗力自然變低，事無大小也事必要先驚一場，之後才想想究竟怎麼可能。
2. 社會失去智者：所謂謠言止於智者，但當大家都繼續傳播流言，又沒有人去實地查證，流言就會像劣質細胞一樣擴散。
3. 社會容易受操控：只要有人有系統，持續地發放流言，在城巿內的人不論事實真假，由反抗，保持中立，沉默不言，至最後只能相信，因為他們已經不再覺得有需要去查證，或者會擔憂去查證消息，發現另一個真相時會遭報復。
4. 淪為極權社會：當極權可以無限地發放資訊，甚至隨便改變對事實的描述，而人又不思進取地接受，他們害怕失去統一聲音帶來的安全感，最後便只能接受單一資訊，失去反思能力，淪為無意識被操控的人。

但願我們仍然有基本良知，抱持理性求真的精神，戰勝暫時未能找到真相的恐懼，堅持初心，不隨便轉傳未經核實的消息，亦不會為社會製造流言，令社會走向恐懼的深淵。

早前一群抗爭者被警察圍困在香港理工大學，當中有傳媒於晚上拍到片段，發現有抗爭者在天橋上游繩，之後由電單車接應載走，據說大約有100位抗爭者成功逃脫，部份則被警察發現後在前面路段放催淚彈追截，最終被捕，這個逃亡路線被傳媒曝光後，抗爭者被迫回到校園再找其他路線突圍。

事後有網民批評，記者不應即時報道所拍攝到的逃生路線，應該在事後才報道，因為不少抗爭者最終因為傳媒太早將位置曝光而未能逃脫。問題是：記者應該因為他們在逃亡，明知報道出來可能有助警察追捕而不拍攝嗎？

換一個角度問，如果記者見到多架警車從警署中出來，駛往某一個方向，甚至見到有直升機同時向同一方向行駛，其他人可以因為不應該披露警方部署為名，而要求記者不准即時報道所見到的情況嗎？

答案很明顯，記者是負責以客觀、公正、持平的態度，不偏不倚地以第一現場的視點報道新聞，因為公平公正，記者本來就應該拍攝自己在現場所看到的情況。任何要求記者不要拍、不要報的人，某個程度上，都是在干預新聞自由。同樣道理，記者在抗爭期間，一些示威者在禁蒙面法生效之後，自己雖然沒有蒙面，卻強硬要求記者不可以拍攝自己的樣貌，因為怕被點相、篤灰（告密），其實這個要求同樣是不合理的。一般來說，除非即時報道會導致一些人的生命受到即時危險，例如脅持人質或擄人勒索的案件，否則應否即時轉播是新聞價值的考慮，而不是考慮任何一方個人的利益或意願。

在此必須強調，不要阻礙記者拍攝這要求，不單套用在抗爭者身上，也套用在政權、警方身上。其實，警方對記者的不禮貌和阻礙記者拍攝的情況，比起抗爭者更嚴重。警方亦也不應該要求記者去一個無法清楚看到實際情況的「示威區」或「記者區」拍攝。警方其實有責任協助新聞界採訪他們的執法過程，因為有了記者在第三者的角度去拍攝整個執法過程，社會才會相信他們是公正執法，若處處設防阻礙甚至驅逐記者，令記者不能做合法採訪，拍不到應該要拍的，不但令警察和記者關係惡化，亦會令警民的衝突和矛盾更加嚴重。

記者，尤其是正式的記者，其天職就是採訪，或者你以為他們總是在監視著你，但實際上他們亦是在保護你，不能夠輸打贏要。當然，市民大眾亦期望所有記者，無論如何也要專業地做新聞工作，盡力地將他們所見所聞拍下、寫下，各界請盡力配合。

「你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要以惡報惡，彼此間和對眾人都要追求做好事……但凡事要察驗：美善的事要持守，各樣惡事要禁戒。」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15、21至22節《和合本修訂版》）

在這個世情紛擾難測、人際關係複雜、情緒容易激動的世代，人很容易便會迷失。在過去幾個月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展現了許多人性的美善，如無私、犧牲、堅毅和勇敢，但同時亦令人性的醜惡慢慢地滋長！任意的破壞、縱火、毆打、蓄意傷人和動用私刑！無論執法者或抗爭者都有不少人在情緒激動和自以為是的情況下，將對方非人化，做出一些有違人道、忘掉初心的事。更令人憂慮的是一些本來擁護和平的市民、牧者和信徒，亦漸漸失去了持守美善的信念和耐性，接受、甚至做了一些過往自己不會認同（或到現時仍認為有疑慮）的事，將自己的底線不斷向下移。

在社交媒體已成為日常生活重要部份的時候，我們亦要留意自己的初心，持守美善，例如保護自己的私隱是對的，不過，不應有雙重標準，應同時尊重與自己持不同立場人士的私隱。尊重言論自由不只是自己的權利，也是對方的，愛是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在社會失序，大家失去很多過往共同信守的信念時，我們更需要省察，任何事都有界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不同的界線、身體有界線、善惡亦有界線，小心察驗不同的界線，找出當中的美善，然後努力去持守，不以惡報惡，這是每個追求公義和良善的人，特別是信徒應有的初心。

今天的香港，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動盪、不安與陣痛。從煙火瀰漫的街頭到新聞直播，再到社交媒體的帖文，每時每刻，無日無之地充斥著暴力、仇恨、過激的情緒與言論。置身於如此極端的環境中，相信不少人正受著負面情緒的困擾。「2019精神健康月」籌備委員會委託香港中文大學的調查發現，41.1%受訪者指「社會爭議」對其精神健康有非常負面或頗負面的影響。[1] 對此，針對情緒高危族的需要（有自殺傾向、抑鬱及經常接觸暴力畫面的人士），筆者參考了《精神健康急救手冊》（下稱：《手冊》）及資深心理輔導員的建議，希望能幫大家自助或助人。

自殺風險

社會的不安氣氛或會令部份人士有輕生念頭，根據《手冊》，一個人是否有自殺風險，可透過以下自殺危機訊號來評估，[2]

• 聲稱會傷害自己或自殺
• 尋求自殺的途徑，如服藥丶跳樓丶吊頸丶燒炭等
• 談及或寫下有關死亡丶想死或自殺的內容
• 表現絕望
• 狂怒丶氣憤丶尋求報復
• 不理性行為：如不尋常的衝動或冒險行為，表現得沒有考慮後果
• 感到陷入絕境
• 濫用酒精或藥物
• 疏遠朋友丶家人
• 焦慮丶激動丶失眠或嗜睡
• 情緒劇變
• 表示生存沒有意義丶沒有希望

一般有自殺傾向者都會有以上徵狀，但以上所列並非所有的徵狀。如果相信某人有自殺傾向，可以直接問他：「你是否經常有尋死的念頭？」《手冊》指出，直接談及「自殺」並不會進一步增強對方自殺的念頭。而若當事人有愈具體的自殺計劃，包括：時間、自殺方式等，即表示他自殺風險愈高。對於高自殺風險者，不要讓他獨處，除了陪伴他，也可以安排其他人陪伴他，並盡快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3]

正視抑鬱症

衝突事件持續發生，會令人感到沮喪、哀傷，甚至抑鬱。「抑鬱」的意思很廣泛，可以形容一個人面對不幸事件時的不安感覺或情緒低落，但若狀況發展至抑鬱症的話，就要小心，因抑鬱症患者有較大的自殺風險。如患者持續兩星期或以上，差不多每一天都出現下列五項或以上的徵狀（當中必須包括首兩項的其中一項），均可在臨床上診斷為抑鬱症：[4]

• 持續不尋常的情緒低落
• 對平日感興趣的事物及活動失去興趣
• 失去活力或幾乎每日感到疲累
• 感到沒有價值，即使不是自己的過失亦易產生罪疚感
• 反覆想到死亡或自殺念頭
• 難以集中精神及作決定
• 動作遲緩或變得激動，坐立不安
• 失眠或嗜睡
• 對進食缺乏興趣或飲食過量，飲食習慣改變，以致身體消瘦或肥胖

對於抑鬱症來說，及早治療非常重要，拖延治療會影響患者的康復進度。而幫助抑鬱症患者需要注意以下幾點：[5]

• 設身處地的聆聽、理解與陪伴，不對其言論做負面評價
• 避免提出沒實際作用的建議，或急於發表自己的見解，如：振作、睇開   D、你不應該……、你應該……
• 鼓勵當事人明白只要經歷一段康復時間和適合的治療，其病情有機會好   轉的，令他有正面的希望
• 幫助當事人尋求專業人士，如：社工、心理輔導員、精神科醫生等的協助

專家的建議

筆者訪問了資深心理輔導員何尹美儀女士，她表示對於情緒受困的高危族來說，透過充分的聆聽、理解與陪伴來幫助他們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以透過合理化（normalization）的聆聽，如對他們說：「經歷了如此特別的事，有這樣的情緒是正常的。」使當事人感到被理解。我們也可透過欣賞對方的動機，來加強對方被認同的感受，如當事人表示擔心朋友的安全情況，我們可以對他的動機表示欣賞。這不單有助當事人緩解情緒，也可以使他們與我們建立信任的關係。當受困者的情緒得到緩解並信任我們時，我們可繼而展開類似「還有甚麼其他方法來解決問題？」的對話，把對方的焦點引向積極與希望的方向。但若遇到危急的情況，我們應第一時間打緊急電話求助、通知當事人的家人，或給對方一些可提供即時支援的熱線電話。

對於受暴力新聞影響的觀眾，何尹美儀女士建議他們盡量減少接觸暴力的畫面，尤其是在臨睡前的時候。她建議大家可改為第二天早上才看，並可減少看的時間與次數。而只看相關新聞的文字或頭條而不看畫面，也是不錯的做法。

雨後總有晴天，再大的風暴也總有平息的一天。希望大家處身於風暴時能夠照顧好自己和身邊的人。香港人，千萬不要絕望！

這是個容易令人迷失的時代，而最可怕的不是因為自己追隨個人的私慾而迷失，而是以為自己充滿理想與承擔，為了真理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時間、心力、前途、以至性命，卻漸漸失去了自己的初心，失去了原來的良善、忍耐和分辨能力，成為自己本來鄙視的人！

當面對不公義的選舉；強硬、親疏有別、偏袒權貴、漠視民意的施政；再加上高不可攀的樓價；向上流動愈來愈困難的社會現況；以及小市民的人權受到侵害，教會和弟兄姊妹關心香港未來的發展，透過不同的方法發聲，本來就是應有之義。不過，就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原則和立場表態較容易（雖然教牧和弟兄姊妹之間亦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若要就一些具體的方案和建議表態，就要較審慎了，因為，政治訴求很多時都與真理沒有必然關係，大家只不過憑著既有的知識、經驗和對時局的了解而作出判斷，很多時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會有截然不同的推論，而事後證實判斷出錯，在政治上司空見慣。教會在關心社會的時候亦要小心，不要被一些熱烘烘的議題、口號和情緒影響了我們的判斷。社會運動有時和球賽差不多，當大家愈來愈投入自己的陣營時，便會容易墮入只問立場，不問對錯的陷阱。

另一方面，教牧由於要牧養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因此，個人雖難免有政治取態，但在公開表達時就要十分小心，不宜利用講道或報告的機會，三言兩語或簡單地利用一兩節聖經經文來支持自己的判斷，否則只會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因此，若要討論政見，應透過講座或研討會，讓大家有公平表達的機會，亦需詳細交代自己的判斷和理據，此外，必須承認教牧在政治判斷上並非權威，只是持有其中一種觀點。

對於一些具爭議的社會事件，教會和弟兄姊妹有時不應「跟車太貼」，急於表態，特別在現時這個訊息十分混亂，別有用心的假消息和精心剪接的「真相」實在太多。此外，亦有太多人未經查證便急不及待散播不少聳人聽聞的故事，以捕風捉影、自以為是的態度為事件定性和下定論，然後又逼其他人表態，更將不同意見或不願隨便表態的人抹黑、甚至肆意攻擊，令教牧和弟兄姊妹十分為難，正所謂「贊成又死、唔贊成又死，冇意見仲死！」在有圖有聲亦未必有真相的年代，當一些事件只知其果，未知其因的時候，必須要有耐性，等待一些較有公信力的傳媒或當事人披露更多資料，否則過急地表錯了態，就算將來道歉及澄清，少不免亦會對教牧和教會的公信力造成影響。

回顧過去幾個月的社會運動，我們不能不慨嘆，當我們努力追求民主、人權和自由的時候，卻見到民主、人權和自由反被不斷的踐踏，不少人都自以為是，漸漸失去對不同意見的包容和耐性，社會氣氛已令大家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員工因表達政治立場而被解僱；老闆發表了不中聽的政見令店舖被毀；市民和平表達意見亦被警方武力驅散；路人指責示威者而被人毆打和噴漆；親友之間因不同立場導致反目；弟兄姊妹的關係亦動輒撕裂。我們一方面看到許多無私的奉獻、犧牲、勇毅和堅持，但亦看到許多的偏見、仇恨、惡毒和雙重標準！我們已漸漸和常識、邏輯、理性和同理心告別，為了爭取一些重要的事卻殘害另一些重要的事，豈能不令人感慨！

在大家未能爭取更多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之前，千萬別先斷送了香港既有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以及我們原來引以為傲的和平、理性和良善。沒有人能奪走我們的品格，只有我們自己才可以捨棄，別人不能決定我們怎樣做，我們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要讓自己漸漸迷失自我，變成和自己所討厭的人一樣。民主、人權和自由不僅是一種制度，其實更重要的是我們實踐時的態度。一直以來，教會群體在爭取社會公義的時候，都是以耶穌的處事為人作榜樣，以比較和平理性及非暴力的方式進行，但近月來，不少教牧和弟兄姊妹在社交媒體、或以不同方式討論相關問題時，已愈來愈缺乏包容和耐性，更多的是情緒化、甚至充滿怒氣的言辭。

在亂世之中，教牧和弟兄姊妹都要保持警醒，我們最重要的不是參與社會運動，而是以基督的精神去關心和服侍身邊的人，關心社會，不等如要被社會事件牽著鼻子走，世界愈來愈亂，我們更要保守自己的心和方向不要亂。「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雅各書一章19至20節）

民陣召集人再被襲擊，《蘋果日報》以頭版上半版無格仔刊登〈岑子杰再遇襲重傷〉，封面大相血淋淋。同一宗新聞，同一張相，《東方日報》和《明報》則放在內版處理，《東方日報》將相片血淋淋之處打格，《明報》則將相片縮得較細，至於《am730》同樣放在頭版，但只放在角落位置，並選用了另一張相對較廣角的圖片刊登。

反送中抗爭至今已超過100日，當中大大小小的衝突，我們見到報章在每次抗爭後都有大量血流如注的圖片。有精神科醫生坦言因為事情本身十分暴力，所以呼籲巿民如果感到不適應該停看有關新聞。

我們也不禁問，如此血腥的大特寫，是否有必要放在A1版？而且是一張相佔了頭版的上半版。需知道如此排版放在報攤和便利店的櫥窗中，就是將暴力活現在貨架上，男女老幼無可避免地要直視暴力後傷者的模樣。

以往新聞從業員，特別是突發記者，容易拍到兇案現場，他們甚至比警察更早到，拍到第一手圖片，但因為圖片特別血腥，往往會打格、或將血液的顏色刷掉，或者將圖片縮小，減少恐怖的感覺。不過今日的傳媒卻可以振振有詞地說，相片本身早就在互聯網傳來傳去了，翌日才出的那種震撼感早就退卻，部份人甚至認為這種令人氣憤的事，就是要用這些圖片才能表達出來。

如果純粹以暴力程度來說，近月的示威者和警察的暴力已不斷升級，傳媒有責任做好守門員的角色把關。我們可以體諒部份網絡直播的片段，在直播當時較難去控制畫面中暴力的呈現方式，但作為之後才報道的電子和文字媒體，理應在轉載這些訊息時，小心考慮畫面。現在不論任何立場的傳媒，也有過份、甚至片面強調另一方暴力行為的情況。傳媒帶有強烈立場的報道，容易令讀者也因此而情緒激動起來。

傳媒是第四權，是用來監察政府，而不是用來賣弄血色腥的，事實上報章有很多方法和角度去描繪事件，應照顧未成年或情緒容易受影響的市民，減少他們在毫無心理準備下看到有關情境的機會。而更重要的是亦有人質疑這是否遊行和選舉前的恐嚇，傳媒應盡量避免影響選舉的公平和公正。只有傳媒用冷靜而非煽情的方法去處理這類新聞，才能還我們一個冷靜和理性的社會。

（岑子杰將代表社民連參選沙田瀝源選區的區議會選舉，同區候選人包括公民力量的黃宇翰。）

在紛亂的時代，在政見不一的時代，牧者可以如何向羊群傳講神國的訊息？是否隱藏自己的政治立場，又或是在講台上完全不談及社會當前的狀況，這才算是良策？今次「我有話說」訪問了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希望他的分享，可以為牧者和信徒帶來一些啟迪。

追求美善 避免審判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雷教授認為教會應該成為一個可以讓弟兄姊妹表達自己意見的地方。牧者也不例外，有自己的看法，只是，他們不需要在講壇「推銷」自己的政見，也不用去判斷誰對誰錯，反而是要在教會營造友好的氣氛，幫助不同政見的人去了解對方為何有如此的想法或立場。

雷教授試從文化及社會學角度去分析社會上不同的見解，讓大家明白不同年齡層人士的成長背景，以及他們獨特的人生經驗，都影響著他們如何選擇。《聖經》記載很多美善的東西，然而即使大家讀同一本《聖經》，信徒認為當中哪一項美善最重要，其實都視乎他們的成長背景及個人經歷。對於年青一代的信徒，可能他們認為說真話很重要，年長的信徒可能持守的經文是「不可以惡報惡。大家以為美的事，要努力去作。可能的話，總要盡你們的所能與人和睦。」（羅十二17-18《新譯本》）「說真話」與「與人和睦」這兩種價值其實都是《聖經》的教導，只是在生活當中，這兩者或會產生衝突。

大家的背景不一樣，以致不同的信徒尋求的美善都不同，彼此會作出不同的選擇。因此雷教授希望信徒明白，或許真的有少數人是邪惡的人，但大部份人只是政見不同，並不能說對方的政見與你不同，便是邪惡的人。即使是追求公義，這明顯也是《聖經》的真理，但事實上如何詮釋追求公義，是另外一個問題，牽涉很多方面，聖經並沒有為我們提供直接的答案。又例如某些人有多邪惡？到底港鐵站裡有沒有死人？自殺者背後有沒有人操控？關閉港鐵站是否很邪惡？打破公共設施是否不應該？不同的人對以上問題都有不同的揣測或詮釋，我們不能引用《聖經》的話語中，為以上問題提供答案。

信徒關心公義是很重要的，這也是好事，但雷教授提醒大家，與你持不同意見的人，其實他們都是真誠地詮釋公義的，只是他人的答案與你不一樣。雷教授鼓勵大家多思想何謂美善，自己盡力做好，但避免審判對方。即使有時免不了評論某些事情，也要知道自己的判斷不一定對，因此不必努力說服他人，也不必要求全世界都認同自己的想法。

學習寬恕 共覓出路
雷教授談到基督信仰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內心的寬恕。內心的寬恕，不是等到對方願意寬恕，自己才寬恕。內心的寬恕，是自己要先學習寬恕，因為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他的政治立場如何，基督為你，也為了那個人而死。如果信徒單單提公平，全然訴諸法律去裁定一切，那信徒與世界的人便沒有分別，也與保羅所指責的法利賽人沒有分別。寬恕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終建基於接納。單單依靠法律，沒有寬恕的話，並不能讓社會，又或是父母與子女之間和解。

只是，雷教授亦強調，內心的寬恕不等同於不必在公共空間的層面作出追究，這是兩回事。在公共層面，法律上的追究是有需要的，不可以說就此寬恕一切，做甚麼也不必受懲罰。但這無阻信徒學習寬恕，寬恕過後，讓人多些明白對方的沮喪或憤怒，而不是把對方視為邪惡的人。這樣教會與社會才有所分別。

現在社會還未有寬恕，因此你打我一拳，我還你一拳，互相永無止境地數算對方的不是。縱然寬恕未必能為社會提供處理問題的解決方法，但有了寬恕，大家才有自由，不用以計帳的模式數算對方，你欠我多少，我又欠你多少，大家才有空間討論下一步可以如何走下去，你有你的底線，我有我的底線，有沒有一條路大家可以走下去。寬恕過後，大家才有機會向前望。

風平浪靜之後 要多談論政治議題
雷教授建議當香港回復平靜的時候，教會要把握機會多談論政治議題。有很多人爭取民主，但其實很多人都不太明白甚麼是民主社會，又或是民主運動。一個真正的社會運動，一定要營造彼此談判的空間，如果一開始就言明自己開出的條件缺一不可，這無疑封了對方的路，也封死了自己談判的路。很多時候，政治運動講求折衷方案。

雷教授鼓勵大家多了解一下民主社會的運作。民主運作是少數服從多數，有時其實也是很殘酷的，若然兩班人不服投票結果，不願妥協，也有可能演變出如泰國一樣的結果。當一個黨派得勝，另一黨派便堵塞交通，反之亦然，在大家都不服的情況之下，最後由軍政府出來解決。西方的民主社會其實不可以單單講投票，還要談及共同的興趣及價值，不同意見的人要持續對話，這樣才是有效的民主政制。

至於民主的精神，大家必須承認，即使大家基本政見相同，當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如果政見不一樣，便怒罵對方，細想之下，大家可能會發現，兩方只是高呼著不同的口號，但態度上其實與自己所罵的對方沒有分別。真正的民主精神是尊重彼此的話語權，同中有異。雷教授鼓勵大家多聆聽對方、尊重對方、可以表達自己意見，卻不必只求說服對方。

民主精神包括行為，雷教授鼓勵大家反思，當我們口說爭取民主，但其行為又是否足以示範出一個人在民主社會應該有的表現？用非民主的方法去達到目的，這其實是否違反了民主的精神？當一個人可以活出一個民主社會應該有的道德質素，便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或政權可以拿走你的民主精神。這對於信徒更為重要，不要為了追求目標，而失去自己的靈魂。

尋找休息的空間
面對紛亂，雷教授認為大家要留給自己足夠的空間。他自己喜歡以行山、行路的方式去讓自己冷靜。他也很珍惜與家人的關係，他認為與家人一起外出吃飯，是非常好的節目。

很多人對香港很灰心，信仰卻能重燃人的希望。因著信仰，雷教授相信無論香港的前路如何，即使不是條條路他都會喜愛，但人總可以活下去，生活中總有美好的事情可以實踐，總會有空間愛鄰舍，對鄰舍有禮貌，關心他們。他認為香港的教會，儘管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弟兄姊妹可以一起走下去是首要的事。

耶穌會怎樣做（What Would Jesus Do，簡寫：WWJD）是基督徒討論如何回應當代問題時，常常喜歡引用的思考方法，究竟耶穌基督面對我現時同樣的處境，祂會怎樣做？這是個很好的問題。不過，令人頭痛的是同樣的問題，有時不同的教牧、信徒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暴力就是其中一個十分吊詭的例子。

其中一個支持耶穌也會使用暴力的例子，就是馬太福音二十一章12至13節所記載的耶穌潔淨聖殿事件：「耶穌進了神的殿，趕出殿裡一切做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櫈子，對他們說：『經上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

首先這是一件宗教事件而非政治事件，耶穌要針對的是一群祭司利用宗教禮儀來生財，將本來是敬拜神的聖殿變成烏煙瘴氣的市場，而耶穌所用的暴力，不過是推倒枱櫈，趕走那些做買賣的商販，只針對那些有問題的人而沒有涉及其他人。此外，若說以較激烈的方式（暴力）去回應一些做錯事的人和事，四福音中就只有潔淨聖殿事件，是耶穌行事中的罕有事件，絕對不是祂日常的處事方式。

當然，有人亦指出耶穌是被當權者視為危害社會的暴亂份子，而且祂亦宣稱會擾亂天下的秩序。正如馬太福音十章34至36節的記述：「『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不過，耶穌在這裡所描述的並非指祂要用暴力的手段去改變世界，而是指跟隨祂的人會與不信的世界、甚至自己的親人出現嚴重的矛盾和對立，更會被視為仇敵，亦會令地上動刀兵（有激烈衝突）。不過，這裡沒有指出是誰先動刀兵，因此，所指的只是結果，而不是鼓勵或肯定信徒動武的行為。相反，耶穌不斷教導我們要愛仇敵，不過，卻沒有說仇敵會愛我們，甚至反而很可能會以暴力對付我們。

那麼，耶穌自己會用暴力回應加於祂身上的不公義嗎？若詳細地閱讀四福音，很明顯，耶穌一生宣揚的就是以愛去改變世界的思想，這思想絕對是非暴力的。而祂的態度和信念並不會因其他人的行為以及環境對他不利而改變。面對羅馬帝國加諸猶太人的制度暴力和不公義、不公平的對待，祂沒有選擇以武力抗爭、沒有經常示威，沒有以猶太人日夜期待，帶領他們脫離羅馬帝國武力統治，重建大衛的國的那位彌賽亞的形象出現，而是選擇做一個四處宣揚上帝的國要來臨的夫子。耶穌待人處事的原則和態度不是由群眾和祂的追隨者來決定的，就算令其他人失望，就算有人離開祂，甚至攻擊祂，也不會改變祂的召命來遷就或討好大家，特別是那些想盡快見到果效、積極關心和回應社會問題的群眾。

此外，當面對真正迫害的時候，祂不單自己沒有反抗，更拒絕其他見義勇為的人以暴易暴，當身邊的人為祂勇武地挺身而出，亦被祂阻止。在大祭司派人來捉祂的時候，馬太福音二十六章51至54節記載：「有跟隨耶穌的一個人伸手拔出刀來，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個耳朵。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現在為我差遣十二營多天使來嗎？若是這樣，經上所說，事情必須如此的話怎麼應驗呢？』」由此可見，耶穌並非不能使用武力反抗，而是不願意使用武力反抗。而且惟有透過祂堅持非暴力的方式，以及透過個人無私的犧牲，才更能彰顯對方的不公義，祂以德而不是以力去服人，以愛而不是以恨去改變世界。

當然，在強調非暴力的抗爭手法時，並不代表耶穌對不公義的事視而不見，或一味的逆來順受。耶穌之所以為大祭司等人所不容，令他們誓要將祂殺之而後快，正正是因為耶穌每天在會堂、街頭和人群之中所做的和所教導的，不少都是衝著文士、法利賽人和祭司等宗教和社會領袖而來，耶穌對他們嚴厲批判以及嘲弄，指出他們不公不義和偏離信仰原有教導的行為。對於社會問題，耶穌並非視若無睹、漠不關心、祂甚至會感到憤怒的，只是祂關心和回應的方式，未必好像一些人期望的能帶來即時的效果和改變，這也是最難學習的功課！基督徒應該是一群令當權者十分頭痛，敢於鍥而不捨地向不公義說不，甚至不惜犧牲性命的「麻煩友」，不過，當努力做了應該做的事之後，便要學習交託，因為結果如何是上帝的事。羅馬書十二章19節及21節提醒著我們：「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近月因著《逃犯條例》修訂，在社會引起一連串風波。網絡直播各種遊行、示威、不合作運動、示威者暴力抗爭、警方武力清場及大小記者會，影響不少人日常生活，有人更因此情緒失控，不能自已。身處如此情景，我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本文嘗試簡介這場運動如何被情緒主導了，理性在當中有何角色，以及如何透過聖靈的引導，重新思想我們自身的位置和方向。

這幾個月，香港巿民再次經歷非常情緒化的政治事件，伴隨著事件還有一堆情感的宣洩，包括憤怒、悲傷和恐懼等等。即使有人企圖用和平、理性方式表達訴求，他們亦會被無情斥責，被批評其方法無用。市民每每透過直播，看到和平示威慢慢演變成不同形式的衝突，初則口角，繼而破壞公物，更出現過疑似黑社會在元朗西鐵站無差別打人；以及示威者懷疑遭警察射傷眼睛等事件，在在令人側目，有人更形容香港人活在恐怖襲擊的陰霾之中。

此外，政府和示威者在文字宣傳和議題設置上也是你來我往，文攻武嚇，刀光劍影。不論是政府企圖平息民怨的記者會，警察的執法，示威者的所有行動，網絡中均有不同立場的人士製作不同立場的文字宣傳，整個社會突然見識到，原來有圖也可以沒有真相，甚至原來電視和報刊網頁的新聞片段也有斷章取義的時候，媒體各有自己的立場。市民除了要面對訊息的真假難分，還要面對假消息散佈的恐懼，大家都承受著巨大壓力。

這些社會情緒和氣氛的出現，不必是偶然的，不少學者近年借用心理學的情感理論（affect theory）來分析社會的情緒和氣氛。發現事實上社會從雨傘運動之後，一直未有處理情緒的問題。[1] 其實，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後，特朗普小勝所引發的假新聞、情緒的討論，也未有成為當時社會主流討論，直至近月發現網絡上的情感操作，話題才被帶起。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早於2016年曾撰文指出情緒與理性分析的關係：「很多實證研究已經發現，人在快樂和憤怒的時候最不會進行理性思考，在憂慮的時候則最可能進行理性思考。所以，所謂『情感智慧』，指的是智慧其實有情感基礎，過份冷靜是不行的。」[2]

根據不同的情緒研究，人類的基本情緒大約有快樂、憂傷、憤怒、害怕、憎恨、喜愛、敬仰、愉悅等。每種情緒有不同程度的高低，例如欣喜若狂屬於強烈的快樂情緒，有別於一般的快樂，而不同的基本情緒如果混合，又會產生新的情緒，例如害怕和敬仰會產生服從，憎恨和憂傷會產生後悔等。當然不同學者對情感理論的分類，也有不同，但大部份學者均嘗試將理論放在社會場景中，分析社會不同的情緒出現的原因，企圖先疏理社會情緒，以營造良好社會氣氛，最後才去處理問題。

作為基督徒，面對社會各方面的挑戰，也難免受到影響，甚至在言行方面遭人質疑，有牧者就曾笑著轉述，坊間不少人在說：「連基督徒都講粗口。」中國神學研究院實踐科助理教授伍潘怡蓉博士曾撰文強調，靈命培育對參與社會運動者的重要，他們需要常常透過自我省察等，才能專心仰望神的恩典和智慧，並且重新定向和出發。如參與社會運動者能夠處理、轉化負面情緒，更可以減少心力內耗，令行動變得輕省。她又指出，信徒要看到處境的複雜性，並接納他人與自己的差異，和承認自己有局限。信徒更要以蒙恩罪人的心態，學習在罪惡的世界中，與神同行，在禱告中聚焦神的國度降臨。如具備這種眼界，信徒在爭取公平時，才不會因挫折而灰心，反而可以帶著信心，耐心等候神的作為。[3]

她認為教會身處在多元與多變的世界，如果選擇封閉式的靈命培育模式，便容易將不同的人拒諸門外，她鼓勵以互動與互通的培育模式，向對方「開放」，這樣，既有可能避開猜疑，也有可能真正聆聽、對話，並「使彼此的觀點更成熟、生命更厚實。」[4]

2019年6月，政府就《逃犯條例》修訂的爭議，引起社會的激烈迴響，接二連三的肢體衝突，持續的抗爭令社會分化加劇。我們同時面對著大量的資訊，網絡上不同的文字宣傳、傳統媒體的報道、網上大量的現場報道、新聞發佈直播和示威現場的主觀鏡頭，資訊爆炸得令人一時間難以疏理和消化。此外，還有來自不同群組的圖片，訊息，影像，而真假難辨的訊息、以偏概全的報道、偏激的評論、假新聞的充斥等，都令情況變得更複雜。明光社於8月8日，舉辦了「如何回應社交平台與新世代抗爭新聞工作坊」，與大家討論如何能在分秒必爭的互聯網世界準確接收訊息，和怎樣回應大是大非的爭議。

本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郭卓靈表示，在社會運動中，消息從網絡等不同渠道四方八面湧過來，她提醒大家切記要盡量查證。她當日列舉大量例子，證明「跟車太貼」（未了解事情狀況便急著回應）必然出事。對於圖片，她認為可以用圖片搜尋器去查一下它的來源，而文字則可以從作者、文中提供的資訊和消息來源，決定是否可信。她同時又表示，收到訊息後，切勿因為訊息內容令人極度恐慌或震撼便立即轉發，相反要留心發佈時間，盡量先查證，寜願慢一點才轉發。

筆者於當日簡介是次抗爭的兩大特點：沒有大台和以「不」來為行動定義。所謂沒有大台，就是指活動沒有一個明確搞手、沒有發言人、沒有對口單位。另外，就是所有行動只要不違反那些「不」的原則，例如：不送頭，不指責，不割席等，就應該尊重對方的想法、智慧和決定，各人可以各自努力，自己判斷應該有甚麼行動。運動的這些特質，全靠背後一些手機應用程式的幫助，例如討論區、即時通訊工具，還有無限無線上網等等，而在沒有大台的情況下，令抗爭由下而上出現。

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則強調，牧者不是論政和從政的專家，所以最好只以政策的理念去討論和表達意見。牧者的責任是牧養，由於教會可能有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政見，大家可能會因而身心靈受損，如果牧者再常常過份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就有可能會令部份人更加不敢向牧者分享自己的想法。就教牧如何處理不同的聯署，蔡志森建議聯署訴求宜單一清晰，方便閱讀和簽署。如果要簽聯署，往往要以求大同存小異的心態去處理，除非聯署中有明顯不認同甚至反對的原則，否則教牧可以按感動而簽名。

我們都是大時代的小人物，無法左右大局，很多時只能對著一幕一幕令人心弦震動或悲憤莫名的場面乾著急及熱淚盈眶！由於長期處於情緒的張力之中，已經令不少香港人的身心靈都出現不同的癥狀，若果不好好檢視一下自己的生活和媒體使用習慣，恐怕只會每況愈下。

過去幾個月由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社會抗爭和警民衝突，已經遠遠超出大家的想像，亦不知如何收科，更令人憂慮的是，部份本來和平理性、客觀持平、反對暴力的學者、教牧和弟兄姊妹，亦變得愈來愈偏激，對一些以往不認同的暴力行為的包容程度也愈來愈高，足見大家的情緒已被這場運動深深牽動。如何在偏見與情緒之中避免迷失方向，不忘初衷，是每個人（包括牧者）都要常常自省的功課。無論對信仰和政治，以至一些倫理議題，如何慎思明辨愈來愈重要。

當然，保持冷靜不代表對社會問題和他人的痛苦冷漠，信仰中一項重要的功課是我們要為主大發熱心，努力關心身邊的人和事。在大時代我們不應是旁觀者，而是必須努力做好自己守望者的本份，上帝將我們放在今日的香港不會是無緣無故的。不過，政治並非人生的全部，在關心社會政治的時候，不要忘記一些倫理問題的趨勢，包括同性婚姻和墮胎等，對社會都有深遠影響。此外，個人固然應有生涯規劃，教會、機構、甚至整個社會亦然。不要只著眼面前困難，而忘記其他長遠目標。衝勁是我們很重要的動力，但惟有堅毅才能贏得最後的勝利！

這幾天，不少中學同學透過人鏈在學校附近連成一條線，有些人會舉牌叫口號，當中有一幕吸引不少網民，就是男女用原子筆或雨傘等物品來連線，避免手拖手的接觸。有網民因而笑言「明光社性教育深入民心」。

翻查明光社的性教育教材，當中有一課叫身體界線。我們用Desmond Morris的親密距離12個層次來形容不同人際關係應有的距離，而手和手的接觸（hand to hand）是第四層，就是人與人之間打破隔閡去進入更親密狀態的接觸。我們平常的教導是：由手與手的接觸開始，就已經是一種親密表達。

平常，這個時候的課堂往往會有小起閧，相同性別的同學突然會手牽手，擁抱一下，去表達他們的親密已經「超越一般的點頭之交」，而同時他們亦有意識，男女兩性的親密是有程度和層次，每次進入更親密的另一層次之前，必須要得對方的同意（consent），否則可能會令對方有不快的感覺，甚至成為一個騷擾。

可見，無論同學是願意手拖手，還是要用物件分隔，這也是代表著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正在學習好好管理自己的身體界線。或者有些人會覺得這做法很傻很搞笑，又或者有些人會揶揄他一拖二等等，其實這些大人的戲言，會對正在學習管理自己身體界線的青少年帶來很多影響。據了解，一個原本出了一張「一拖二」的相片的相簿，收到事主的私人短訊，要求刪除相片，最後雖然出帖者有刪圖，但被不斷轉傳的相片，已經難以追查了。

如果社會珍惜我們的下一代，大家要好好陪伴他們，給予他們學習的機會，也讓他們透過人與人的相處，去掌握當中的界線。 當然，在過程中他們亦要學習不會因為無聊的嬉笑而改變自己本來認為合宜的做法。

昨晚（元朗西鐵站襲擊事件後的晚上）看到一位好友在臉書的一篇分享，他說他日間穿了一件自己很喜歡的白色T裇出外用膳，無論他走在街上、餐廳用餐或到店舖中選看白色或黑色上衣，都被人「眼望望」，上下打量。其實他也有分享到自己也有看其他人在穿甚麼顏色的衣服，大家走在街上，「從不同的人眼中感受到很複雜的感覺，好像包含了懷疑、距離感、猜疑、不信任……」

這陣子的社會氣氛令人繃緊，不單是因為市民向政府的訴求沒被聽見，令人對香港未來仍存有巨大的憂慮，此外，筆者還看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慢慢地變得猜忌和疏離，朋友所說的感覺也確實與我這陣子的感受相似，這種感覺也著實令人不好受。

記得在參與616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的第二天早上，因為要出外到一間學校分享，筆者穿上了一向鍾情的黑色裝束外出，在經過地鐵站時，被一名站在出口「觀察」四周的「市民」，以不友善的目光打量。筆者雖然一點證據也沒有，內心也不禁在猜想：「他應該是警察，似是在搜捕前晚發生衝突、仍然在逃的黑衣年青人，自己應該不會被搜查吧，又不是這樣年輕，但會不會被屈？會不會被粗暴對待？……」這連串的不安恐懼，不斷在筆者的心中浮現！

但後來回想，為何自己會有這想法？為何香港會變得如此令人不安？以前，大家不會因為衣服顏色而懷疑對方，不會走在街上而對途人產生猜忌和恐懼，不會在討論群組因為意見與大家不同而不敢說話，連感受都不敢說出來。當WhatsApp流傳指屯門、元朗、天水圍區晚上將會發生暴力事件，商舖就早早拉閘，大家放工便立即趕著回家，八時的街上便寂靜無聲，猶如宵禁一般，這一向安全的環境竟然變得這麼令人恐懼！

筆者沒有甚麼解決方案，只是慨嘆為何以往在這地的安全感、對人的信任、熱誠、關心和信任，好像正在失去。而分裂、猜忌、懷疑，甚至自我審查就慢慢在滋長著，自由的空氣也在慢慢變得窒息，這是大家想見的嗎？我們又能否有多點耐性、多點包容、互相體諒，站在別人的立場想想他們的難處，不隨便割蓆或指責，以保存我們香港人原有被珍視的價值呢？

若有人想令這地變得不安穩、缺乏信任及互相猜忌，令大家由團結變成一盤散沙，較容易被擊敗的話，我們除了Be Water之餘，[1] 也別忘記那種齊上齊落、互相支持、互相了解聆聽，更多包容及不輕易放棄的態度，因為落單就容易被擊垮。

近來的香港，在不斷地刷新歷史大事件，許多從未有過的事在天天上演。看看每天新聞中的衝突畫面，各社交媒體中種種火藥味十足的言論，還有可能發生在你我身邊的大小磨擦。我們的社會病了，撕裂了，而且似乎還愈演愈烈。在如此的大環境下，本文並不想加入爭鬥，火上加油，而是希望香港人能夠冷靜下來，思考一下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要面對——香港前途的問題。畢竟，再大的風浪終會有平靜的一天，但，打完風，還需要大家齊心協力去重建我們的社會啊！

香港的現狀如何？即使不計算近期因為「送中」引發的風波，香港的現狀並不理想。比起20至30年前的香港，無論是科技、經濟、貿易、金融等層面，香港已從昔日的領跑者變為今天的落後者。在引領未來的科技領域裡，中、美的AI、半導體、機器人等的發展一日千里。筆者去年偶爾參觀了一個在會展中心舉辦的中國工、農、醫學領域的科技展覽，當中的創新科技讓筆者目不暇給，不禁感嘆——中國未來的科技發展不得了！與之相比，1998年就提出要搞創新科技的香港至今似乎還在原地踏步，頗有一種只會說不會做的味道。

香港的經貿、金融又如何？恐怕也不容樂觀。幾年前筆者去到深圳正在建設中的前海區，當地人都有一種說法：這裡將會成為中國的曼哈頓——用來取代香港的地方。雖然這個說法未必一定會成真，但事實上，當中國的發展騰飛，人民幣愈來愈國際化，中國的金融運作愈趨健全，一路一帶愈發壯大，中國在國際上愈有話語權時，中國是否還必須要靠香港才能與國際的金融、經貿等領域接軌？而若然連香港的金融、經貿等領域也被取代的話，香港未來會怎樣？難道只能靠剩下的旅遊和零售業支撐？

如此說來香港就愈來愈落後，註定玩完了嗎？當然不是！香港其實還有很多優勢，如處於中西經貿、文明的交匯處，自由、高效、廉潔的社會，勤奮進取的市民，願意支持香港繁榮發展的大陸……我們的當務之急——社會上下（包括政府）應該盡快化解怨氣、處理社會矛盾、進行理性溝通，香港要爭取更多的自主和保持獨特性、必須同時鞏固自身的競爭力。若要看到香港美好的未來，離不開大家的互相尊重與共同努力，明白自己獨特的身份，發揮自身的長處，以積極的態度為自己創造空間，才是逆境求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