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網絡欺凌行為

你近來覺得自己是否開心？有沒有關注自己的情緒？近年不少團體的調查數字都反映了香港人「不快樂」：有調查指近四分一香港人自覺自己 「不開心」；[1] 有研究發現六成香港學生需要情緒或精神健康支援；[2] 有調查指香港人抑鬱指數創新高，其中男性較女性高，而18至24歲青年受訪者的抑鬱、焦慮及失眠程度亦較其他年齡組別高；[3] 有調查指超過八成SEN（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照顧者情緒受困擾；[4] 有調查顯示逾半受訪50歲以上退休婦女的情緒出現困擾……[5]

參考教育局為學童所訂立的《4Rs精神健康約章》，[6] 當中的4Rs為促進精神健康的四項要素：

1. 休息（Rest）：足夠的休息、充足的睡眠和休閒的活動；
2. 放鬆（Relaxation）：適時放鬆，關顧精神健康及懂得自我關懷；
3. 人際關係（Relationship）：與同儕、家人提升聯繫感，了解自己的角色及重要性，並願意承擔責任、作出貢獻；
4. 抗逆力（Resilience）：適應生活中無可避免的壓力和挫折，以正面態度處理情緒，應對困難。

於生活中，可注意是否能作出一些改變，重整作息時間及休閒活動，減少個人透過數碼科技提供的娛樂方式，如：長期獨自玩手機遊戲、通宵煲劇等，以免休息不足和精神過於緊張、疲勞，取而代之是與友伴或家人一起參與閒暇活動，既可建立人際關係，亦可與人溝通，紓減壓力。

在抑壓負面情緒的人，並非每位都容易把感覺宣之於口，讓人分擔。有調查指出有九成受訪學生面對負面情緒時，沒有向成年人求助。對於向人求助有甚麼顧慮？有學生表示憂慮被傳開或嘲笑，亦有人擔心被追問、批評以及不被理解。[7] 另外亦有調查指中年男性（35至54歲）的精神健康較需關注，但有六成受訪男士都表示不會找社福機構或專業人士求助，因怕被人看不起，認為是脆弱的表現，或感到尷尬等。[8]

就著這些難以與人分享自己感受的人，筆者會建議可以試試用表達藝術來抒發自己的情感。透過視覺藝術（繪畫圖畫或面具、製作黏土雕塑等）、音樂、舞動、戲劇、寫作等，來把自己的感受、想法表達出來。當藝術被帶到心理治療的領域時，「表達」就是重要的一環，表達藝術治療師張文茵曾在其著作《表達．藝術．治療》提及：「人的內心實在有太多難以用言語剖白的情感，我們需要一些另類語言，將這些隱藏的情感自然流露出來。」「藝術的好處是揉合言語和非言語的元素，例如在戲劇，與創作品對話；寫作和分享時，我們會用言語和文字表達；在舞動身體、創造藝術品和創作音樂時，我們則運用身體、表情、姿勢、色彩、線條、圖像、聲音、樂曲、韻律和節奏等跨越言語的方式去表達……讓我們透過喻體（metaphor）、意象和想像，將心底的說話用隱藏又安全的展現方式釋放出來。」[9]

筆者曾參與戲劇治療理論及藝術心理輔導訓練，於課堂中亦見證到同學透過心理劇（運用戲劇的手法將人內心的事件呈現，助人走出悲傷）團隊的支援，重演及回顧往事，並解開了多年的心結；亦體驗過藉著繪畫及與治療師的傾談，發現到一直潛藏在內心而不自知的想法，也對自我的習慣和想法加深了認識。台灣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助理教授游金潾博士曾於《表達性藝術治療15講》中撰文描述一個個案，主角紫容（化名）參加了心理劇團隊活動，心理劇導演（治療師）先透過對話、自發性舞蹈及繪畫來為各成員暖身，紫容被選出成為主角，導演從她畫作的顏色中，發掘出她對去世一年半的母親仍有「思戀之情」。紫容繼而與心理劇團隊一起上演了「與媽媽的劇」，宣洩（catharsis）了她心中累積的悲、傷、哀、愁，釋放了情緒；在與媽媽分離後，再上演「與上帝對話的劇」，透過與上帝（由主角自己飾演）的對話，親自對自己作出了安慰。最後，主角在整合過程中表示自己感覺到「自在、舒服」，並與上帝的關係「更加踏實」。[10]

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自己不諳藝術而不敢參與，但其實表達藝術治療的活動不需要有任何技巧，只要投入參與，治療師就能讓參與者透過活動來表達自身的感受和想法，甚至是能開啟一扇讓自己與自己、自己與別人溝通的窗戶。

提起壓力、焦慮、不安，你會聯想起甚麼事情呢？我們可以參考一下「福爾摩斯和拉赫壓力量表 」（Holmes and Rahe Stress Scale），顧名思義，這心理測驗是用於衡量一個人受到壓力的程度，此測量表是由精神科醫師霍姆斯（Thomas Holmes）和雷赫（Richard Rahe ）於1967年研究而成的，他們檢查了五千多名病人，最後歸納出四十三種可能引起生活壓力的事件，例如離婚、家庭成員死亡、財務狀況出現變化……但你可能意想不到，其中一項會導致壓力、焦慮的事件是休假！

對於忙得不可開交的人來說，「休假構成壓力」好像是風涼說話，但事實確是如此。首先，現在通訊科技發達，即使休假期間，人在千里外，你可能仍然參加Zoom會議、回答電郵、處理工作、傳送文件。有些人不願意參加「鴨仔團」， 而是喜歡自由行，但自己安排行程、交通、節目，真的是大費周章，若果出現狀況，便需要自己想辦法解決。筆者正是屬於上述的兩種人，但我還有一個額外的負擔，我喜歡攝影，故此每次出門前都好像要行軍佈陣，我要配備超長鏡頭去拍攝野生動物，要攜帶廣角鏡去拍攝風景，又要用魚眼鏡去拍攝建築物，亦需要微距鏡去捕捉花卉和微小物件的風貌，還要預備林林總總的配套，包括了大小三腳架、濾色鏡、照明系統……

有時候機場安檢人員要求我將所有攝影器材由行李裡面拿出來逐一檢查，你可以想像到這是多麼不方便。不消說，無論我到甚麼地方，滿身都是掛滿大包小包，有朋友曾經取笑我說：「你好像是特種部隊的成員。」自己搞了那麼多「大龍鳳」，只是因為害怕錯過了一生中可能只有一次機會見到的良辰美景。

「害怕錯過」（Fear of missing out）將本來是令人神經鬆弛的休假變成了壓力的源頭，這概念是由行銷策略師赫爾曼（Dan Herman）於 2000 年提出來的，原本的意思是泛指錯失任何機會，隨後麥金尼斯（Patrick McGinnis）稱這概念為「害怕錯過」，這類似中文的「蘇州過後無艇搭」描述的狀況。社群媒體興起之後，這個詞通常用來描述在社群媒體中人們害怕錯失與人互動的機會。後來這概念延伸到旅行，這是形容旅客經常會因為在行程中遺漏了景點而感到焦慮，有時候旅行焦慮比工作壓力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你可能一生中只會到某地一遊，但在工作崗位中你會有第二次機會補救遺漏或者錯誤。

面對數量龐大的景點而難以取捨，再加上繁複準備的重擔，我當然會感到疲累不堪。有時候，我反而會因為別人為我做了決定而感到高興，也許這就是心理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所描述的「逃避自由」，他認為，雖然一般人都嚮往自由，但自由也可能成為焦慮的根源， 於是乎，人們有時會試圖逃避選擇所帶來的責任。我經歷過很多次這種心理狀況，以下是幾個例子：

許多年前，我和太太參觀了赫斯特城堡（Hearst Castle），這是一座位於加州中央海岸的歷史建築，這座超級豪宅是出版業大亨威廉赫斯特（William Hearst）的宅邸。在出發前我構思要採用甚麼器材和角度去取景，隨後知道赫斯特城堡是不准拍照的，我心想：「真好！他為我做了決定！」

兩年前，我和太太到阿拉斯加旅遊，旅程的其中一站原本是去卡特邁（Katmai）國家公園觀賞棕熊捕獵三文魚，但遊客只能夠乘坐小型飛機，才可以到達這偏遠地區。太太與我發生了爭論，她對乘坐小型飛機有點懼怕。幸好後來飛機師通知我們，因為天氣狀況欠佳，飛機不能起飛，我們當然無需要爭論下去，天氣為我們做了決定！

去年我們到夏威夷茂宜島旅行，其中一天我們參加了一個觀賞鯨魚之旅，出發時間是早上六點，在同一天我們原本又參加了一個觀星之旅，出發時間是下午，回程時間是半夜。在觀鯨之旅結束之後，我們互相嘆氣，說這將會是艱苦的一天，明早又要清晨起床，去追趕下一個節目。突然之間，觀星之旅的導賞員向我們發出短訊，說因為山頂大霧，所以必須取消節目。我們不但完全沒有掃興、失望的心情，而且感到如釋重負。再一次，造物主為我們下了決定！

慢條斯理和走馬看花是兩個極端，老生常談的說法當然是要取得平衡為佳，但這談何容易，每個人都會受到自己性格傾向的催逼，若果我不能自制的時候，那麼別人為我做決定也許是好事。有時候，失去了選擇的自由，可能會重獲自由！失去了觀賞良辰美景的機會，也許是上帝給予我休息的機會！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像金蘋果鑲在銀器上。」

（箴言25：11《環球聖經譯本》）

每逢考試，不少家長都認真陪伴子女溫習，部分家長更認為分數是反映了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因此更緊張。到底家長應該如何對孩子的成績表作合宜的回應呢？本文邀請了認可名冊臨床心理學家梁家揚博士為大家講解。

表達不同的情緒和感受

不論是家長或孩子，可能會為考得的成績有不同的情緒，包括雀躍、焦慮、擔心等。梁家揚博士認為，人有情緒反應是非常正常。當成績理想時，家長能夠坦率地表達喜悅；當孩子的成績未如理想，家長可以示範給孩子看，應該如何面對焦慮，例如邀請孩子一起深呼吸、靜觀、聽放鬆音樂或慢跑，都有助於降低身體和情緒緊張。

家長與子女建立開放、尊重和支持的溝通至關重要。家長可以問孩子：「今次考到這個分數，你覺得如何啊？有甚麼困難或挑戰嗎？」有時家長覺得分數已不錯，但孩子卻不大滿意，這樣的對話可以幫助家長更具體地理解孩子的處境和感受，建立更強大的親子連結。若家長或孩子感到情緒壓力過大，無法有效調節，或者需要更深入的指導，尋求專業心理諮詢可能是一個好選擇。

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

對於成績優異、名列前茅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幫助孩子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目標，例如課外活動或社會服務，在其他領域繼續發展技能，不但能建立自信心和與人相處的技巧，更能避免孩子因為考試高分、毫無對手而變得驕傲。另一方面，有部分學業成績一直表現優異的孩子，他們的焦慮感可能會很大，反映在考試時身體出現不適，例如頭暈、肚痛。孩子若有其他挑戰目標，就可避免只把成就局限於學業分數，造成過大的壓力。

合理可實現的學業目標

至於成績稍差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和孩子一起設定合理可實現的目標。例如孩子今次考得30分，卻把目標定為90分；這可能是家長的期盼，但對孩子來說，卻是遙不可及，無法成為孩子的目標。若把目標定為40分，雖然仍未合格，這個目標對孩子來說實在也不容易，卻是合理可行。當孩子達成目標後，家長可鼓勵孩子思考「你做了甚麼特別的事令成績提升了10分啊？」例如平日回家有溫習、預習，今次考試有提早溫習等等，引導孩子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溫習方法，也能建立孩子自我反思的能力，以正面的態度去面對各種成長挑戰。

就算成績非常不理想，家長絕對不可貶低、批評孩子的人格或能力，或使用極端說話來發洩，例如「死蠢」、「你的成績永遠都是這麼差的了」、「你從來都沒有做得好」。這類說話會令孩子感到挫折和無助，失去學習的動力。梁博士邀請家長讓孩子表達想法和感受，例如引導孩子回想考得不錯分數時所用的溫習方法、幫助孩子找出失去溫習動力的原因，例如父母爭執、與同學吵架、學習內容太深等。孩子成績欠佳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透過親子之間的深入對話，有望能夠找出隱藏的問題。

家長需欣賞孩子的努力

無論孩子考取了甚麼分數，或是成績優秀，或是成績稍遜，甚至自貶「我樣樣都做不好」的孩子，家長都需要稱讚和肯定孩子在學習過程的付出，而不僅僅注意分數或等級。假若孩子每一次收到成績表，也覺得自己沒有能力、一無是處、時常犯錯，這很容易擊倒孩子的自尊心。梁博士解釋，試卷上的分數都是孩子準確地答對問題、一分一分爭取得來的，家長的眼光需要轉為欣賞孩子的努力，而非為了「未得到的分數」審問原因。

當家長和孩子一起檢視答題所犯的小錯誤，家長有時可與孩子站在同一陣線，鼓勵孩子「這題我也可能會和你一樣，都答錯啊！」如果孩子因過去的失敗而意志消沉，不論任何階段，家長也可用愛和關心，設立合理可行的目標，以欣賞的眼光看待孩子的努力，幫助孩子慢慢地重建自信。

其實人生階段有不同類型的「成績表」，例如老闆在工作上給予的評價、夫妻對彼此的期望、旁人對家長養兒育女的看法等。我們都希望別人不要只挑剔我們的錯失，也渴望別人能認同和欣賞我們的付出和努力。讓我們以同樣的眼光來欣賞孩子，熱切地期待他們每一個微小而重要的進步。

小學校長對家長的話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黃靜雯校長：成績表是簡單的一覽表，透過每學期或每年的情況比較，反映學生的校園生活及學業情況。除了各科目成積及名次，成績表也包括了出勤記錄、老師評語、操行等級、獎懲記錄及課外活動記錄等。家長平日可多與老師溝通，老師能觀察到其子女在學校的表現，家長可以多問有關孩子上課態度、與人相處、禮貌及溝通能力方面的表現，多角度了解子女的成長需要。黃校長特別強調，家長需要以平常心去解讀老師的意見，也不宜將孩子與他人比較，應從縱向角度分析孩子在學習態度方面是否有進步或退步，因為品格培育才是孩子成長的關鍵。

有關「面容」的倫理性概念來自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他認為「面容」是「他者」最具倫理性的展現，也能最直接對他者作出倫理呼喚。「面容」（le visage）不能被人完全客觀地觀察和研究，因為在它背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人的面容不僅代表他者的超越性，它還帶著一種脆弱性，這種脆弱產生了一種權威，使人順從他的命令，這種命令就是從臉上傳達出的道德命令。而正因為臉「不是一種力量，而是權威」，所以人也可以拒絕接受由臉提出的要求，它沒有制裁的能力，暴力行為也會因此而出現。[1]

不過，很多時候暴力行為的出現，並非因為拒絕他人面容發出的道德命令，而是因為看不見，拒絕、逃避看見他人的面容。例如現今不少社交往來活動停留在網絡上進行，用電話訊息提出分手，更甚的是網絡欺凌的發生，全都是在網絡世界裡進行，人們根本看不見他人「正在受苦的面容」。筆者就著現實社交、網絡文化、短訊分手文化，探討有關「面容」這個課題。

真實社交需要面對的問題

現實的社交之所以顯得困難，在於那一種即時性，就是面對他人之面容時，需要作出即時的回應。相反，網絡上的溝通之所以受歡迎，在於訊息往來之間能夠有足夠的空間思考以及不需要顧慮到對方展露出來的面容。常言道：「做人要識得睇人眉頭眼額」，與人交談時，也要觀察別人的「面色」，需要懂得「閱讀空氣」，這一切一切在面對面社交時都顯得非常重要。若然一個人不懂得觀察別人「眉頭眼額」，不懂得閱讀空氣，這個人自然會被視為不夠成熟、不顧及別人感受等等。然而網絡世界中的溝通，又正正因為沒有面容的輔助，單純的文字表達往往會引發誤會，一句句子失去了表情與語氣的輔助，帶出來的感覺可以是差天共地，因為文字的本身是客觀地呈現，而解讀的動作卻是一個主觀的感覺。[2]

在面對面的社交中，他者的面容不斷發出命令，所以人們需要時刻察言觀色，當然，這是一個基於互相尊重的相處模式，因為尊重，所以會被對方面容的權威壓制，而對方尊重自己的時候，都會被自己的面容所影響。然而暴力的出現，在於有些人無視他人正在受苦的面容，亦拒絕從面容中發出的命令，諸如家庭暴力、校園欺凌都是經典的例子，特別是一些人在他人流露著非常痛苦的表情時，依然選擇做出傷害別人的行為，這類的欺凌行為過往亦在不少新聞出現過。列維納斯就指出，對他人的忽視、無視以及奴役等的行為，都是高舉自我的行為。[3] 而真實面向他人的溝通以及關係的建立，是需要以他人為中心。

網絡欺凌為何比現實的欺凌更多？

列維納斯是一個20世紀的哲學家，他未對人類在網絡世界中的倫理實踐提出過任何意見，但這是否意味著「面向他者」的倫理責任不適用於網絡世界呢？他的倫理學強調對他人的責任與關懷，反觀在網絡的世界中，人可以不露面地交流發言，隔空對話令人看不到對方的身體語言、表情、語氣，人的身體在其中缺席，這固然會造成某些問題，而在了解到網絡欺凌的發生與其規模以後，我們就會知道在倫理的面向中，人缺少了很多機會甚至不再看得見他人真實的痛苦。

在此，筆者用近期較大規模的網絡欺凌事件——籃球教練私密照流出的事件作為例子說明：

事件發生於本年2月下旬，某討論區忽然流傳一間中學的一名籃球教練與一名女學生的私密照片，該籃球教練隨後被學校解僱，警察亦作跟進調查，因當中涉及「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的違法行為。[4] 及後，大部份的討論區都將有關私密照片的帖子刪除。筆者不打算討論拍攝私密照片或公開他人私隱的道德問題，而是想探討事件引申出來的網絡欺凌問題。

事件一出，許多參與討論的網民最關注的就只有一件事，這件事並不是發放他人私密影像的人有否被制裁，而是詢問其他人有沒有更多的圖片和影片可以供其觀賞，事到如今，即使在搜尋引擎打入與事件相關的字眼，仍會發現有些結果會顯示了「圖」、「影片」以及「backup」（備份）一類字眼。在網絡文化中，這是正常的反應，因為當中的匿名性，導致更多的人不需要顧慮自己的身份，詢問的時候，也不需要擔心別人知道自己是誰，可以盡情展現自己的私慾。甚至有人為了獲得更多人follow（追蹤）其社交媒體賬戶，以自己可以提供影片為餌誘，指出只要有足夠的followers（追蹤者），就會公開影片，這種舉動惹來網民圍攻，認為此人的做法不道德。

事件發酵了一段時間，網民為了索取更多的圖片和影片無所不用其極，為了得到followers也令道德操守沒有下限。一開始發佈影像的人其動機不明，不過後來引發了更多對當事人的網絡欺凌，沒有人想要去探討當事人的心理狀況，全因討論事件的人看不見受害者「正在受苦的面容」，所以想要索取影像的人、想要獲得追蹤人數的人，他們不會有壓力，因為他們看到的只有自己。這也是為何網絡欺凌的規模異常的大，因為受害者的痛苦不會即時反映給參與欺凌的人、分享影像的人看。若然人們能夠看見受害者面容所發出的道德命令，相信欺凌的狀況會有所減少。這種面容展現的脆弱性，如同將：「你不可殺人」（Thou shalt not kill）刻在面上，並將這個道德命令傳遞給人們。[5]

情感關係中的面容

現代人的情感關係中，很多時候分手都是以短訊來進行，發放一個分手短訊，然後從此不見。根據台灣一項有關分手議題的調查，結果顯示受訪的大專生主動提出分手一方的五大分手方式分別是：「分手簡訊」（41%）、「約出來當面談」（32%）、「透過電話分手」（18%）、「對方直接斷聯、消失」（8%）及「由他人轉達」（1%）。而被分手一方的受訪大專生當中，有50%曾被「分手簡訊」告知、17%「透過電話分手」，「約出來當面談」只有16%，「對方直接斷聯、消失」則有9%。[6]

其實，人們普遍都會認為，「約出來當面談」才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縱然未必是一個最舒服的方式。若然一段關係是認真的（或者曾經認真過），面對面時才能感受到對方的情感，透過了解對方面部、言語、身體反應來做一個最後的了結，是對關係負責任的行為。而透過「分手短訊」來分手，感覺就是不想面對對方的情緒，就用一則短訊來打發對方，這是一種不太負責任的行為。[7]

「分手」本身是一個重要的決定，一段親密關係，竟用「短訊」來結束，實在是令人難以接受，不過這也符合現今「即食戀愛」的文化，認真的愛情也因而變得可貴。如果發出「分手短訊」的人是認真看待一段關係，這樣做其實是一種逃避面對他人「面容」的做法，「分手」普遍都是一件傷心事，面對面交談必然要面對對方脆弱的「面容」不斷發出的道德命令，這會令提出分手的人不忍心作出一個如此沉重的決定，期間亦會有許多不同的情緒湧現，故此，面對面地提出分開，其實需要「勇氣」，但如今許多人都沒有勇氣面對他人的「面容」，即使是面對面，也不會看著對方說出殘酷的事實。

事實上，列維納斯提出的「他者倫理學」曾被認為是一個過度理想的倫理學，要人在「個人主義」的氛圍下，跳出自我，邁向他者，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特別是在今天我們身處的網絡世界，人們更難感受他人的痛苦，有人視他人的痛苦為自己的快樂；在親密關係中，更有人利用網絡來逃避他人真實的倫理呼喚。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會失去憐憫他人的心，也失去面對問題的勇氣。

鸚鵡與人類的溝通方式很相似，在面對面時，也是透過聲音傳遞資訊、情報；亦用肢體語言補充，強調無法透過聲音表達的情感或意志。鸚鵡亦人類一樣是群居動物，有報道指出，如果牠們太孤單，欠缺互動、玩具，會導致牠們出現心理問題，行為上甚致會有鳴叫、拔毛自殘等行為。

最近有科學家讓九隻鸚鵡透過主人們的協助，在平板電腦中選擇自己喜歡的鳥兒，之後啟動Facebook Messenger讓牠們與所選的鳥兒視像聊天。在六個月的研究中，科學家發現鸚鵡明顯喜歡視像聊天，牠們共用500多分鐘作即時通話，只用了100多分鐘觀看短片。而且，部份主人相信，鸚鵡懂分辨不同的對話場景，又會經常靠近平板螢光幕，觀察另一鸚鵡的動靜，並會模仿彼此的行為，甚至有鳥兒在通話期間學習覓食及第一次飛了起來。

筆者覺得很有趣的是，以往許多科學研究都是以有利於人類為目標，但這個研究卻是朝著了解如何應用科技來幫助動物溝通的方向，報道指這有助發展以動物為中心的「互聯網」，以減少動物因獨留在家，缺乏與人或同類溝通的傷害。其實這也是神交託人類管理大地的一項任務吧。

而人類與鸚鵡的溝通模式如此相近，可以聯想到人與人之間、家庭成員之間，亦應保持互動及交流，才能互相關顧，保持健康的心境。如果彼此間缺乏互動機會，轉向應用網絡來尋找其他的溝通對象，或以看片、遊戲來作消遣代替，或因為沉迷網絡而忽略在生活中與人的溝通，對人的情緒都會產生負面的影響。

參考資料：

〈鸚鵡愛視像聊天｜模仿群居生活 有助發展動物互聯網〉。《信報》。2024年5月8日。網站：https://ejtech.hkej.com/%E7%A7%91%E6%8A%80%E5%8B%95%E6%85%8B/%E9%B8%9A%E9%B5%A1-%E8%A6%96%E5%83%8F%E8%81%8A%E5%A4%A9-%E5%8B%95%E7%89%A9%E4%BA%92%E8%81%AF%E7%B6%B2-%E7%BE%A4%E5%B1%85%E7%94%9F%E6%B4%BB/。

Daisy Chuang。〈想要即時互動，比起預錄影片鸚鵡更愛視訊聊天〉。科技新報。2024年5月7日。網站：https://technews.tw/2024/05/07/parrots-video-chatting/。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雖然我們可以很粗略地將人分為內向與外向，然後將內向的人歸類為不喜歡社交的人，將外向的人歸類為喜歡社交的人；然而在社會上，這兩類人的數目基本上並不是均等的。網絡世界的盛行，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可以在身體缺席的情況下進行，這也導致彼此的關係容易變得疏離；交友軟件的增多，也代表人們喜歡網絡上的交流多於現實的交流。網絡的交流成本低，選擇多，不用做表情管理，沒有時間限制，喜歡則來，不喜歡則去，現在更多人自認「社交恐懼」（社恐），可能因為現實的交流有太多不可操控的地方，不能來去自如，人也不想承受「被否定」之痛。例如新年期間向親朋戚友拜年，需要承受被問問題的痛。AI（人工智能）就如一個救贖主，讓人免卻了建立關係的過程，這也解釋了為何關係類AI會氾濫地出現。

不想社交還是社交恐懼？
到底何謂社交恐懼症？不喜歡社交便是有社交恐懼症嗎？社交恐懼症又名社交焦慮症（Social Anxiety Disorder），簡稱SAD。當一個人每次在社交場合都會感到心慌膽怯，覺得別人會對自己評頭品足，怕自己在人前出醜，而這份恐懼給他帶來極大的痛苦，以致想要逃避所有社交活動，他便可能不是單純因為性格害羞而不擅長應付社交活動，而是患上了社交焦慮症。當患者在社交場合時，會出現以下情況：情緒上明顯感到恐懼或焦慮，症狀與環境所構成的威脅不成比例；思想上擔心自己行為或情緒狀況受到他人批評或拒絕；生理上出現冒汗、心跳加速、顫抖、呼吸困難或頭暈；行為上不斷逃避或需極力忍耐各種社交場合。[1] 當仔細去了解何謂社交恐懼症時，便會發現其實它是一個「病」，並非不想社交或懶得社交。

不過，今日大部份自認患有「社交恐懼症」的人，其實很可能只是「偽社恐」，可是很多時都沒有人深究誰人患上社恐症，誰人只是偽社恐。曾經在社交媒體中流行過種種的hashtag（標籤），其中一個便是「#社恐」。[2] 網絡讓人可以不露面地交流發言，但隔空的對話令人看不到對方許多的身體語言、表情、語氣，人的身體在其中缺席，溝通也停留在表面上，彼此只是泛泛之交，難以討論深入的事情。弔詭的是，這也正正是人享受在網絡世界的原因，不想作深入的對話，甘願停留在空泛的交談之中。就如農曆新年時，原本應前往親朋戚友家中拜年、「逗利是」，但電子支付的科技愈來愈發達，派利是也可以轉移至網上進行，拜年期間與親朋戚友的交談也可以就此終止，派「利是」只需一個「二維碼」。當網絡的交流只有「點讚」與「分享」，在節日之中放棄「儀式感」的真實交流，交流只求方便、快捷、避免難堪、可以躲懶，人深處想與他人真切交流的渴望卻無法得到滿足，在這種情況下，將此等渴望轉移投射到AI上也不是不可能。

AI成為救贖的可能性
現時的AI技術突破了人類的想像，除了對答自如，恍如真人一樣的溝通，並且開始大眾化，任何人都能夠應用。市面上出現了許多類似傾談伙伴的AI，特別是早前有新聞報道指，開發ChatGPT的公司OpenAI為了確保GPT Store中的聊天機器人適合所有使用者，所以不允許專門用於培養浪漫伴侶關係的聊天機器人，然而現實的情況是GPT Store出現了大量可以充當「女朋友」的AI。[3] 即使公司揚言禁止，仍有人不理會規則創建用來培養浪漫關係的聊天機器人，也就代表了部份人有這樣的需求。人在人際關係中「懶得」社交，甚至在認識伴侶上，也愈來愈不想接觸社會中真實的人，性愛機械人等類似產品早在市場出現，不就正好反映此一狀況嗎？

AI其中一個受歡迎的原因，便是其「可操縱性」，對比真實的人，AI能任人擺佈。這並不是說人會極端至成為AI的恐怖情人，而是人的自我中心使然，令人需要這種可操縱性，經常想要他者順從自己的想法、為自己付出，或期望自己是世界的主角。這也不難理解，因為大數據的關係，圍繞著網絡使用者的資訊都只是他們所喜歡的，有人說：「尋找相同者的過程，正正是驅逐他者的過程。」[4] 與人相處時，最好的人際關係在於能互相「聆聽」，[5] 而不是只講自己想講的，但很多時人只渴望別人聆聽自己的話，而不想聆聽別人的。這時候AI便成為一個「可操縱」的代替品，你想要它聆聽你便聆聽你，它只會為你而暈頭轉向，為你服務，浪漫關係的AI盡是說一些甜言蜜語，愛你愛到底，誰人不心動？

那麼，AI最後真的能夠救贖到人嗎？事實上，人與人的交流在於意識之間的認知，即是「我意識到你，你意識到我」，所以我們都期望別人會理解到自己的感受。沒有人喜歡目中無人的人，因為他意識到他人，卻不顧及他人的感受。不過，人卻不會因一隻貓不理會他人而譴責牠，因為牠沒有人的意識。人際關係正正是意識之間的認知，所以能夠創造經驗和分享經驗。被人附和總是開心的，AI就能扮演這個角色，相反，與一個觀點完全相左的人溝通、看一部不符合自己口味的電影、嘗試進入一個新的領域，這一切的經驗總令人不舒適的，甚至是痛苦的；然而它們卻構成了真正、真實的經驗，一種不重複的經驗。[6] 故此AI並不真的救贖到人，或許它能排解一時的寂寞，卻又令人陷入無止境的空虛，甚至無法再接受異於自己所喜愛的事物。人需要多點與真實的人交流，才能突破這些「不舒適感」，這也是邁向真實關係的唯一方法。

在約三年的疫情期間，學生們已習慣透過網絡溝通，疫情過後，當他們再次回到校園，不少學生待人接物的社交技巧都有所倒退，在朋輩社交的適應上出現了很多問題，以致產生焦慮情緒。青少年的社交壓力及欺凌的問題，對他們的影響可以持續一輩子，甚至有些因此而輕生，實在需要大家高度關注。長期研究欺凌行為的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教授（Annis），在此為大家分享有關欺凌行為的形式和種類，以及對學生成長上的影響，她亦為師長們提供了建設性提議和意見，以協助及培育青少年的成長。

在港現況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17年發表的調查發現，香港的中學生自評受到校園欺凌的比率，是全球最高，大概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於受訪前一個月內曾遭受多於一次的欺凌。[1] Annis指出，本港校園的欺凌情況的確是十分嚴重，兩項本港調查都反映了有關情況：獅子山青年商會聯同香港家庭調解協會在2019年抽樣訪問了600多名小學生，發現超過三成七的學童於受訪前一年曾遭遇同輩欺凌，有4.8%的受訪者更萌生自殺念頭；[2] 騰龍青年商會在2020年發表的調查顯示，近四成半受訪的本地學生曾遭網絡欺凌，而在受訪家長中，有超過一半認為子女曾遭網絡欺凌。[3] 可見香港無論是校園欺凌或網絡上的欺凌情況實在都需要迫切的關注，不能掉以輕心。

欺凌和攻擊的形式

Annis認為實體和網絡欺凌，兩者有著很大的分別。實體欺凌的形式，包括肢體攻擊（如：拳打腳踢、掌摑、推撞、扯頭髮）、語言暴力（如：恐嚇、粗言穢語、中傷、譏諷、挖苦、改花名）、關係上的攻擊（如：搞小圈子、說是非、排斥）及性暴力（如：強迫拍攝裸體照片、性侵、勒索）等。

而網絡欺凌的形式包括造謠、抹黑、起底、改圖等，受害者的個人資料及私隱被人轉貼、瘋傳，因此欺凌的「時間」不限於上學時間，而是24小時不斷於網上發生，加上這些資料不能刪除及下架，根本無法可以阻止瘋傳，就算學生因而轉校了，但起底、恐嚇的事情仍然繼續發生。Annis稱：「香港有關網上欺凌的法例保障不多，亦未能跟上互聯網和AI的發展。」她指出外地政策上有不同對應的策略，如澳洲，有法例規管網絡供應商必須於24小時內刪除嚴重人身攻擊傷害性的內容，否則會負上法律責任。

攻擊者和受害者的種類

Annis指出不要單看欺凌和攻擊行為的形式，而要辨別出欺凌者的種類，分別為反應型攻擊者（Reactive Aggressor）與操控型攻擊者（Proactive Aggressor）。[4]她形容反應型攻擊者對周遭環境非常敏感，容易因一些字眼或相片而感到遭別人挑釁，因而怒氣填胸，立即在毫無思量下就衝動地回應，出言侮辱及咒罵他人。他們並不是欺凌者。Annis稱操控型攻擊者才是真正的「欺凌者」。他們是有居心地作出欺凌，有目的、有預謀，懂得選擇弱者，並在冷靜的情緒下進行。他們於網絡上會隱藏自己身份，不易被發現，並透過裸聊、裸體照設下陷阱「捉人痛腳」，然後以起底、勒索等方式去獲取利益和金錢。反應型攻擊者與操控型攻擊者的比例為9:1，可見「校園暴力」佔了90%大多數，而「校園欺凌」僅佔10%而已。

而受害者方面，也分為退縮型受害者（Pure Victim）與攻擊型受害者（Aggressive Victim）。退縮型受害者會指責自己因無力面對人際和欺凌問題而產生抑鬱和悲傷的情緒，他們會逃避人群，躲在家中不想上學。相反，攻擊型受害者則憤世嫉俗，很多事情都會覺得不公平並會不停地投訴，他們會以激進的行為和方法去表達，並要求對方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而這種過激的想法和要求，也容易引起別人的反感，令事情及人際關係更為惡化。

攻擊者需要認識自己

處理兩種不同類型的攻擊者，Annis認為無論是反應型或操控型攻擊者都要幫助他們認識自我。首先，對於反應型攻擊者，需要幫他們了解哪些訊息或字眼是特別容易讓他們感到自己被別人挑釁，讓他們理解到網絡的訊息很短，字數有限，所以很容易產生誤會，請他們不要妄下判斷，別人未必有心去挑釁及捉弄他們。師長也可以幫助他們拉闊思考，想想當時前後的訊息和情境，有甚麼其他線索及可能性，助他們減少及控制自己的怒氣。另外，提升及強化他們溝通及解難的技巧，讓他們學習提問及澄清事情，而不是立即反擊及侮辱對方，這都對反應型攻擊者有幫助。

而操控型攻擊者方面，要讓他們知道網上有關勒索、抹黑及起底等行為，都要承擔法律後果，並且了解到虛擬世界是非常實在的，犯罪者不能逃過法網。事實上他們的聰明智慧是可以放在利人亦利己的事上，而非鋌而走險，做出違法的事情，這都是不值得的。另外，操控型攻擊者於線上根本看不到受害者的樣子，此舉更使他們輕視了受害者的感受，不知道受害者因為被欺凌而嚴重抑鬱，甚至有自殺的念頭和計劃。因此，提升操控型攻擊者的同理心是十分重要，這使他們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來感受他們的困擾和無助，令他們不再危害受害者的性命。

受害者需要學習與人相處

對於退縮型受害者，Annis認為要幫助他們重建自信心，肯定及發揮他們的優點及長處，確立自我的價值，並協助他們與態度積極及正向的同學逐步建立友誼，也可以透過「大哥哥姐姐」計劃為他們配對一位朋輩導師，讓他們對學校有更多安全感和歸屬感，使他們不會畏懼上學及在學校時不會感到孤單無助。透過訓練，可以讓他們不再逃避且更願意與人交往，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處理和面對人際關係，以及提升社交技巧。

至於攻擊型受害者，則要令他們反思一下他們平日會將責任歸咎於他人而沒有反省自己，以及總是先指責及投訴別人的態度，從而作出改善。幫助者可以鼓勵他們先不要辱罵他人及將憤怒發洩於別人身上，並以平和的心情及語氣對別人表達自己的期望及感受，讓人明白：「我並不喜歡以這個方式『玩耍』，我也不容易激動和情緒化，既然不是那麼『好玩』，不要再這樣騷擾我了。」

最後，Annis與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團隊在校園中推動「網樂共享研究所」（Cyber-Joy Enjoy Lab），[5] 於網上提供許多預防網絡欺凌的寶貴資源，供老師和家長參考，如想進一步認識網絡欺凌，可瀏覽：https://www.cityu.edu.hk/cyber-joy-enjoy-lab/zh-hant。她提醒到：「網上社交平台應是一個快樂共享的空間，而非單方面去操控別人，把個人的開心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網『樂』共享才是使用者的初衷！」
 

（本文收錄在《成長中的障礙賽》一書內，歡迎索取，奉獻支持或購買，詳情請按此處。）

「打機」，在部份家長眼中，仍然好像是十惡不赦的行為，是萬惡的根源，特別面對在學時期的子女，有些家長認為打機與否是影響成績的最致命因素。就算沒有這麼極端的想法，人們普遍都對打機有一些負面印象，諸如影響學業、沉迷在虛擬世界裡、不切實際、容易令人脾氣暴躁、引發沉溺問題等等。的確，在電子奶嘴的時代，手機或電腦遊戲都是網絡原居民的日常娛樂，當失去這些娛樂，便會無所事事，正因如此，沉溺的狀況便變得嚴重起來。

打機是否十惡不赦？

其實就著「打機」與否的話題，都很容易成為父母與子女之間發生衝突的源頭。在上一輩的年代，關掉總電源、將電源線鎖起來或剪斷電源線，都似乎是有效即時阻止孩子打機的方法，但往往都令孩子氣憤不已，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有孩子因為父母禁止自己打機或課金而導致暴力事件、甚或慘案的發生。在明光社主辦的一個有關打機的講座中，[1] 分享嘉賓徐世諾先生（世諾）跟許多時下年輕人一樣有打機習慣，他憶述自己中學時期曾經因為打機與父母發生衝突，當時的場景是他正在玩戰略型電子遊戲《英雄聯盟》，這類遊戲的特點是：時間長、需要與隊友合作對抗敵軍隊伍、遊戲不能夠隨時暫停。每當臨近午餐或晚餐時，若然世諾正在玩這個遊戲，他不能夠隨時暫停立刻去吃飯，也不能離開遊戲，因為團隊少了一個人會有很大影響，離開或會被隊友責罵，當他不能抽身離開遊戲，而全家人在等他吃飯時，大家都能夠想像會發生衝突。

說到底，孩童、青少年打機本身有沒有問題？打機，看似是一項娛樂消閒活動，除了會令人感受到開心和愉悅的情感外，好像沒有好處。但其實遊戲本身也能夠訓練到孩童的「控制力」和「記憶力」，這對腦部的發展有一定的好處。[2] 除此之外，明光社前項目主任歐陽家和先生（家和）在同一個講座中指出，家長觀察子女打機也能幫助自己了解子女的特質，例如子女在遊戲中喜歡扮演狙擊手，代表孩子喜歡在安全的地方與人對抗，又或者子女喜歡扮演輔助隊友或提供治療的角色，可能就有助人的特質，子女可以在遊戲中認識自己，家長又可更認識子女。不過，縱使家長明白打機本身並非一無是處，但是打機成癮問題的確令家長頭痛，只要上網搜尋一下，就會發現不少的家長不斷尋求方法處理子女打機成癮的問題，有孩童因打機而令成績退步，甚至有孩童因過於沉迷而令脾氣變得暴躁，或有暴力行為。

課金成癮引發財務問題

打機所附帶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課金問題，即是在玩電子遊戲期間付費。現今世代，使用電腦玩遊戲的青少年已經少之又少，進入智能手機的時代，就是一切在電腦上玩到的遊戲都能夠在手機上進行。隨身攜帶的手機令遊戲不限在家中進行，在街上、等車、乘車等等的時間都可以玩。跟電腦遊戲相比，手機遊戲有一個更大的不同之處，就是課金功能，雖然電腦遊戲都可以課金，但只是少數，而手機遊戲幾乎全都有課金機制。消費者委員會亦曾指出，部份手遊在遊戲內大肆宣傳課金內容，包括首次儲值優惠、不斷彈出課金獎勵的頁面、推出限時抽獎物品讓人很想課金直到抽到為止，遊戲透過這些方式吸引人大量課金。[3]

而現實中，小朋友、青少年課金成癮的新聞亦有不少，有些小朋友會為課金問題與父母爭吵，因為父母不願意提供金錢讓他們課金，有些小朋友則偷偷用父母的手機玩遊戲，再用父母綁定在手機的信用卡瘋狂課金，金額可高達逾萬元，也有青少年為了課金而欠債。

溝通方為良策

面對打機與課金問題，從來都不應該一刀切地認為有關行為必然會帶來負面影響，其實適當的娛樂活動或消費都沒有甚麼大問題，但當去到一個極端的狀態時，一切看似正常的活動都會令人陷入沉溺和成癮的狀態，一旦沉溺，便需要花上不少的時間，才能讓成癮者走出來。家和在講座中有提到其中一個解決孩童打機與課金問題的方法——就是「溝通」，家長可與子女協商打機時間和課金金額，讓他們知道自己可以玩，可以課金，但不可以太過份，若然全然的禁止，只會加劇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衝突。他又指出，在子女打機時，父母宜了解子女玩的是甚麼遊戲，到他們想課金時，家長也需先了解購買到的虛擬物品是否真的有助提升遊戲體驗，如果是用於抽獎，宜制定金額的上限，抽不到就算了。另外，他認為值得為取消遊戲中的廣告課金，因為不少廣告內容都很敏感，不適合兒童觀看。

最後，有資深社工指出，在處理青少年過於沉迷網絡世界的問題時，往往令人容易遺忘最根本的人與人相處之道——溝通。其實家長需要放下「說教」的模式，以朋友的身份與子女有商有量，在適當的時機與子女進行雙向的傾談，讓青少年明白家長其實是守護者。[4] 傳統的管教方式，效果已經不太顯著，要讓關係變好、有效教導子女，父母需要付出相應的努力，溝通與身教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為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學業壓力、情緒及自殺等問題，明光社分別在12月及1月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辦了兩場「《年少日記》電影欣賞及交流會」，希望能與關心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家長、導師交流。於2023年12月20日舉行的交流會，我們邀請了資深社工竺永洪先生（竺Sir）、顯理中學校長吳浩然先生（Kenneth）及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志森）擔任分享嘉賓，在欣賞電影後，他們與參加者一起到CityLab暢談對電影的感受及對回應有關議題，整日的活動約有100人出席。

對於電影中有家暴情節，觀眾可能會覺得和自己的生活有距離，這些事不會發生在自己家庭，但志森認為電影中對孩子最大的傷害，是不少人看著小男主角所經歷的，但沒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他認為在香港教育制度中，不單是學生，家長、教師都承受著很多壓力，我們雖然難以改變制度，但對身邊的人的態度卻可以改變，為身邊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可能可以改寫一些事情。在香港，很多家庭都未必是幸福家庭，兩對夫婦中便有一對離婚，有家庭問題的人又未必會說出來，但如果鄰居、親戚，甚或學校、教會、社區中心等可以做點事，情況可能會很不同。

作為校長，Kenneth認為教育應該「對人不對事」，因為在學校中，應該將重點放在人身上，太過著重過程，容易為了完成某件事而令人承受過多壓力，犧牲了學生、其他老師，甚至自己的感受。他指出學校應有多點人情味，不應為追「指標」而變得物化。另外，在電影中，發現學生的自殺信件的，是一位校工，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敏感一點留意身邊的人事，雖然不易，但仍可以多點關心學生。他指出老師的專業應是觀察人，而非自己所教的學科。學生在家庭所承受的，可能會化為於學校的行為，應小心觀察。有時給人時間沉澱，會讓他們慢慢說出感受，人在尋死之前，一句關心的話對他來說都很重要！

而具有豐富前線經驗的社工竺Sir，認為電影帶出了很多他工作時會面對的實況。他指出家長應讓12歲以下的孩子知道無論自己表現如何，父母都會愛錫他們，不會把他們遺棄。而對於12歲至18歲的子女，則應讓他們知道無論他們有甚麼想法，父母都一定支持，但條件就是要先和父母商量。竺Sir亦坦言有很多家長用錯了方法教導孩子，以交易的方式（transactional parenting）讓孩子認為自己的價值就是分數、能力，如未達要求，就等於自己沒有價值，這還可能會迫使孩子為了想得到的東西（如旅行、禮物）而說謊。對於破碎家庭的孩子，竺Sir指出孩子身邊的人可以給予他們一些「人有我有」的東西，如邀請他們吃冬至飯、為他們開生日會、送生日卡等，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記掛著他們。

最後，Kenneth表示老師不應太急、宜慢慢做好工作，觀察及幫助有需要的人；竺Sir則指出只要相信就可以改變世界，可以由分享訊息開始，把福音傳給服侍的群體；而志森就分享到憑信心就可以去做，「點都應該做到啲嘢，幫到啲人！」

（另一場交流會則於2024年1月2日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行，分享嘉賓包括《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先生、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女士，及竺永洪先生，超過100人出席聚會。）

近年香港偶像文化重燃，新一代的偶像文化遇上網絡，以前劣質追星潮未有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消失，反而因著網絡文化令情況變得更嚴重，有文化評論指出因著網絡盛行，不少人組成反對某某明星的群組，成為「毒性追星」（toxic fandom）的群體。心理學家指出毒性追星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如果發現自己追星時變得負面，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和動力的話，應該離開現時的追星群體，去一些健康的組織和群組追星，減少負面的影響。

翻查香港近期的娛樂新聞，不乏毒性追星的新聞，人氣愈盛的明星，愈多負面群組狙擊。例如姜濤前陣子一次外出表演被網民質疑，姜濤貼出該網民的社交媒體賬戶反擊，令網民的身份曝光，姜濤的舉動引發不少負面網絡攻擊，認為他是名人有較大的影響力，不應欺負一般網民。最後姜濤公開道歉，但事件亦引來不少人質疑，這些不喜歡姜濤的人，是否隱姓埋名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公審自己不喜歡的人？

又有一說指在2024年元旦舉行的樂壇頒獎禮前，為了「抗拒」男團MIRROR獨大，部份毒性追星的網民就發起「我呼籲全世界票投尹光！」尹光順利殺入「我最喜愛的男歌手」最後五強。[1] 類似的文化不是香港獨有，外國有團體因為不喜歡《星球大戰》（Star Wars）系列電影、劇集，以及Marvel公司出品劇集的某些安排，粉絲居然成立不同的群體在網上連結起來，出迷因圖（meme）、寫反對文章，恥笑這些公司某些故事的編劇甚至演員等等。[2]

另一種毒性追星的例子就是狙擊該明星或者品牌，但凡他們出現均結集力量給予負評。例如部份Marvel的作品在影視評論網站爛蕃茄（Rotten Tomatoes）就曾被炸得體無完膚，劇集Ms. Marvel就因著近三成網民只給予最低分的一星，令其整體評分曾經出奇地低至6.1分。在香港，MIRROR成員呂爵安（Edan）去年推出的新歌Again！，歌曲在YouTube上架就曾經一度有九成dislike（不喜歡），數字也是高得離奇。有傳媒懷疑是因為他曾在演唱會中的棟篤笑環節恥笑自己樂隊隊友搏出位，最後遭隊友的粉絲還擊。[3]

在外國，類似的毒性追星的分析被形容為一次右派反對過份平權文化，[4] 當中分析指部份大財團為了政治正確，大量加入不同種族、性別、性傾向的角色進入一些傳統故事中，令觀眾反感，開始透過網絡政治動員，企圖改變現況，並向有關公司表達對故事方向改變的不滿。有文章分析稱過份政治正確及所謂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事實上仍然過份前衛，未必為一般人所接受，強行透過更改故事框架、加入人物以作改變，只會令人反感，甚至對安排產生抗拒，繼而形成對此厭惡，甚至仇恨。

追星文化本來是個人的身份認同，意思是我支持某某明星，喜愛某某故事，其情感的投射除了當中的人和故事之外，隱隱然也定必包含當中的一些價值觀或者對事物的想法，這些都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5] 當這些追星的人有相同的價值，便會走在一起，自然有協同效應，他們會相信類近的事物，亦可以團結造出很多更好的事來。有心理學家指出，粉絲走在一起建立屬於自己的群體，將他們對人或事物的喜愛連結起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6] 舊時代的明星，就強調自己要有正能量，相信其支持者們會變成一個更好的群體，所以特別注意自己言行。部份著名的創作人，在創作故事和節目時，亦會提醒自己要有一些底線，因為知道多人喜歡，就更留意自己的創作，減少絆倒人的機會。

如此說，毒性追星，其實就是有一群人擁護了另一套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們走在一起，以毒性的方式交流，他們同樣也人多，既然群體可以一起變好，當然也有機會一起變壞。所謂毒粉，可以帶來很多傷害，在外國很多恐嚇、騷擾的事件就是因為這些人走在一起而發生。有些明星或藝人遇到大量負評，有時會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人會將事件個人化，認為這是個人因素導致，令自己陷入情緒病的困擾之中，不過也有些人會選擇反擊。無論選擇用何種手段回應，其實也不會令這些毒粉消失，因為他們出現並不單純是因為有某位明星、某個故事、某個流行文化的文本的出現，他們的出現，更多是因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選擇而造成。

流行文化很多文本值得被欣賞，當然也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創作人和藝人普遍接受理性的批評。我們欣賞不同的創作時，不忘也同時留意與我們一起討論的群體，若有些網絡群體本身經常攻擊藝人、作品，或者有很多負面的留言，切記要保持自己欣賞藝人或作品的初心，若有些留言或者言論已經令自己感到不安，甚至有一些負面情緒令自己覺得支持不住，實在可以選擇離開，選擇一個令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追星，千萬不要害怕離開，因為保護自己的心靈，比一切重要。[7]

孩子們，我們愛弟兄，不要在言語和舌頭上，而要在行動和真理上。（約翰壹書3:18《環球聖經譯本》）

「劇場」不單有其藝術的可觀性，也可讓人參與其中，讓個人或特定群體聚在一起，實務地成為可供人介入，提供溝通、發展、賦權與表達等方式的平台；帶有教育及讓參與者「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功能；可以稱這類劇場為「應用劇場」。筆者剛修畢香港演藝學院戲劇藝術碩士課程，於學習戲劇教育的過程中，認識及參與製作過一些應用劇場。希望藉此文章分享及介紹部分應用劇場的特點，並提供實例，讓更多人將「應用戲劇」變成交流、體驗及生命教育的工具。

相信不少人把「戲劇」理解為「演戲」，即是在電視、電影及舞台才發生的虛構故事，似乎和我們日常的生活有某程度上的距離。所謂「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生命中有不少故事充滿戲劇性；而聖經也有很多故事、場景，教導人應用於現代生活中，也絶不過時。

打破「第四面牆」

在傳統劇場中，演員於台上鏡框式三面舞台中演釋故事，他們要假裝沒看見前面的觀眾，而觀眾亦只能觀看台上發生的事，不能介入或改變。若觀眾能打破隔著觀眾與舞台演員中間的「牆」，走入故事面對困境，有機會作反思、行動及回應；甚至可嘗試改變劇中一些狀況或給予援手，相信其體驗和感受也不同。如能互相分享及聆聽，「戲劇」不再只是娛樂、要觀眾被動地接收信息，而是一種手法，可被應用，成為群眾參與及互動學習的場景，是用作交流經驗及結合群眾智慧的地方。觀眾不再只是觀眾，可以成為參與者，被賦權發聲，有空間去表達自己的想法。

不過，「應用劇場」這名稱只是一把大傘子，在它之下有很多不同的劇場形式，如一人一故事劇場、論壇劇場、過程劇、編作劇場、口述歷史劇場、人種誌劇……還有許多許多不同的形式。以下和大家分享一些在香港已經於社區、教會及學校被應用的劇種，大家日後可以多加留意及參與。

一人一故事劇場(Playback Theatre)──不少應用劇場佈景相當輕便，在社區中隨便搭起簡單設置，就可成為劇場；街坊到來坐下，就可參與其中，「一人一故事劇場」就是其中之一。只要有幾張椅子、一些顏色布匹及簡單的樂器，加入一群善於聆聽及即興的演員，就能組成團隊演出一人一故事劇場。

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演出大多有特定主題，主持人會邀請觀眾分享自己對該「主題」的感受，以至一些相關的故事，演員們及樂師會即興演出分享者的感受或故事，當禮物送給他們。當觀眾分享及聆聽，慢慢便形成互相尊重及接納的氛圍，連繫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情感。有不少人認為自己的故事能立即被演員演繹出來，感到相當奇妙，有被人理解及被安慰之感；所以一人一故事劇場深受喜愛。有基督教團體提供了一人一故事劇場訓練，培訓演員服事社區。他們最近於觀塘海濱公園演出，筆者有幸成為當中一員，聆聽觀眾分享的故事。

論壇劇場(Forum Theatre)──劇場可以用作討論的平台，論壇劇場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它是「被壓迫者劇場」的其中一種形式。由演員在研究被壓迫者的處境後演出或由被壓迫者親自演繹，呈現他們面對的困境。

這劇場特別之處是觀看的參與者不單是觀眾，而是「觀演員」(Spect-actors)：既是事件的「觀察者」，透過丑客(Joker)的帶領，一起討論幫助劇中主角改善現況的策略，並有機會走入舞台成為「演員」。當劇情重演時，觀演員於舞台中可替代劇中人介入，嘗試改善困境，並繼續討論各種策略的效用；結合群眾智慧，團結地為主角改變困境。有參與者表示論壇劇場是新穎的討論方式，在參與介入過後，更能增添同理心。就算未能完全改變事情，以行動去幫助，總比沒有行動好。論壇劇場亦可以稱為改變困難的「預演」。

過程劇(Process Drama)──這是基於一個前文本(Pretext)，以一篇新聞、一部電影或一本小說作起點，再細心設計一個讓參與者一起經歷故事過程的框架，讓他們個人或與小組一起即興創作，並發掘事件未知的部分，從中體會故事裡不同角色的感受，以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事件。由於它能使參與者不斷轉換角色經歷事件，可增強參與者的同理心。曾有戲劇教育團體於香港推行「酷凌行動」(Cooling Conflict)，過程劇就被用作改善校園欺凌的教學手法之一，將它與論壇劇場互相配合，提高學生對同學間的衝突的覺察，在欺凌事件發生前，先主動作出緩和行動，改善校園氣氛。

劇場可以在任何地方

應用劇場中的劇場，不一定在劇院的舞台，可以在任何讓人體驗到更多的地方，也可以在讓人發聲、能被人看見、讓生命交流的地方。而編作劇場、口述歷史劇場、人種誌劇等形式則是收集參與者對生命的疑問或關注群體(如長者、少數族裔等)的經歷或生活點滴，經過一段追尋、探索及資料搜集的時間，再經過分類、篩選及藝術處理來呈現給觀眾欣賞。重點是演出者不一定有很高造詣，長者、弱勢社群都可以被賦權去演繹自己的故事。

以下為部份實用參考書，讓有興趣的朋友繼續鑽研，了解更多：

1. 李俊亮與黃婉萍（2017）。《劇場的用家》。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有限公司。
2. 舒志義（2012）。 《應該用戲劇 : 戲劇的理論與教育實踐 》。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
3. 林玫君與歐怡雯（譯）（2007）。《酷凌行動 : 應用戲劇手法處理校園霸凌和衝突》（原作者：John O’Toole，Bruce Burton & Anna Plunkett）。台灣：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原作出版年：2005）

即使我們無法不面對網絡的時代，也被迫要適應在這個時代下所產生出來的現象。網絡時代的模式亦不斷地轉變，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質，這對孩童或青少年都會帶來一定的影響。明光社於2023年5月30日舉辦了「多媒體網絡年代對教養兒童的挑戰」網上講座，我們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為我們講解現今網絡媒體文化的現象，與我們一同思考如何應對，特別是在家長教導孩童方面。

梁博士提到現今多媒體網絡年代的社會特色是個人化和部落化。個人化是指人們在不同的場景中，縱然人與人的距離都非常近，但都只會留意著自己的手機。梁博士指出年輕一代往往會認為長輩級的人是跟不上時代的、不會懂他們在做甚麼，這也是他們的新潮優越感。而部落化則是指我們以往認為錯誤、不應該做的事，但在網絡上提出這些話題卻會得到人們的支持，即使是明顯地有違道德的事，例如「強姦快閃黨」及組團自殺等等。

多媒體網絡內容隨著科技的發展，影像和聲音都會令人感到愈來愈刺激，使到人們更難忍受沉悶的事和人，諸如上班、學習等等，人會更加自我中心，梁博士指，很多時候，一些事情如果不在人有興趣的「雷達」上時，他們便完全不關心，甚至將事件當作沒發生過。

另外，網絡時代所造成的自我中心，更會影響家庭成員的關係。梁博士以自己的子女為例，他們要求梁博士傾談，總期望即時的回應，而在日常生活中，她傳訊息給子女，大多時候都得不到或很遲才收到回應，就像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不對等的一樣。而且，這種自我中心使孩童不會做不喜歡的事，自己想做的事，則會要求父母提供協助，子女亦不太會為家人付出，甚至有些極端的事件曾在報章上出現，例如在內地有15歲少年為上網而弒母等等。即使不是一些極端的情況，上網與否，課金與否，父母也很容易與子女產生磨擦。

網絡對於孩童和青少年來說，是一個大森林，當中除了無限的知識，亦有許多網絡陷阱，而梁博士都特別提到現在有許多網上情緣騙案和裸聊勒索事件在發生，她亦提及了一宗新聞，一名少年疑因誤墮網絡騙案而選擇跳軌輕生，這些網絡陷阱都是孩子需要提防的。

最後，在家長角色方面，梁博士認為家長需要給予子女更多的關心和刻意的教導，讓子女懂得感恩，知道自己擁有的一切其實是來自父母，而且父母也要在適當的年齡才給他們使用智能產品，以免他們沉迷上網或耽誤了自己的親情和友情。

以上只是梁博士分享的部分內容，如想收看足本講座，請點按以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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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謹守你的心，超過保衛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箴言第四章23節《環球聖經譯本》

青少年精神健康一直被受關注，因為他們在成長中面對不少的轉變和壓力。本年5月，由醫務衞生局醫療衞生研究基金委託香港大學進行的一項有關青年精神健康調查的報告指出，受訪的3,440名介乎15至24歲青少年在2019年5月至2022年7月受訪期內，有近17%曾出現至少一種精神疾病；19.4%出現自殺念頭；5%有自殺計劃；1.5%曾企圖自殺^[1]，調查結果令人憂慮。為此，筆者專訪了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精神科醫生廖廣申分享對於這情況的看法及建議。

壓力成因
廖醫生認為環境改變這個因素會對任何人產生壓力，研究時期發生的社會事件和新冠疫情便是兩重大關鍵事件，對各個年齡層的生活、習慣、求學安排等，都造成影響。他認為研究的數字比率高，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作為現代都市，有著高壓力的教育制度：緊張的學習環境、很多考試和要學習的學科等等；可以解釋到香港學生的學業壓力和考試壓力十分巨大的原因。這樣，可能導致很多人出現情緒和精神問題。

報告指出，青少年患抑鬱症最普遍，有13.7%。廖醫生指出，患上抑鬱症的成因很多，如性格、生理因素和環境因素都有影響，與青少年有沒有接觸毒品、酒精等也有關。他說：「環境因素和壓力感是重要因素，而這報告反映青少年的學業是主要的壓力來源（佔42.8%）。」他建議不要為這個年齡層的青少年添加不必要的壓力。他更指出，臨床見過很多病例，讀書成績很好，是名校高材生，進入了著名大學；最後因為抑鬱症而完成不到學業，或要接受精神科治療、服用藥物及接受心理輔導。此外，報告亦指出了四大風險因素：個人心態、家庭空間、數碼生活及逆境轉化。廖醫生為我們逐一解說。

個人心態——「完美主義、執著、『唔輸得』的心態是高危因素。」廖醫生認為「個人心態」很重要，但每個人的心理質素不同，如果對自己要求很高，就會很容易自責和內疚；也有人很容易有放棄念頭、很消極、悲觀；性格較負面，面對不到問題，令壓力積聚或把壓力放大。

每個孩子的性格不同，作為家長、青少年工作者便要留意他們的心理、思想，和他們多溝通，循序漸進地給予鼓勵，並教導他們如何面對逆境。

家庭空間——實質空間與心理空間，「關於家庭空間，不單指有沒有地方好好休息、做功課？」廖醫生認為坊間常說社會低下階層或貧困家庭的壓力、情緒問題較多，但不代表中産或富庶家庭就沒有抑鬱症。他見過不少學生有很好的家庭背景，父母是專業人士，栽培資源很充足，亦出現抑鬱、自殺問題。原因可能是和父母相處時間或溝通不足，亦可能是父母對他們的要求過高，構成不必要的壓力。

他認為要留意家裡有沒有自由度，要營造一個平台讓孩子可以去和父母溝通，給他們願意和家人表達或商討的分享環境。「不要等到青年人覺得完全沒有信心或已經覺得很恐懼，不敢和家長商量，覺得再沒有人明白、關心他們，白白讓他們走向絕路──自殺。」

數碼生活——電子產品霸佔我們很多時間，減少了社交生活、運動和休息的時間。廖醫生見過很多青少年抑鬱個案是因為沉迷電子產品、手機。他指出，這情況比沉溺酒精、毒品、吸煙還普遍。他建議青少年每天用最多兩小時在電子產品上，但做功課、溫習、蒐集資料等須用電腦，所以有「灰色地帶」。他認為讓孩子從小養成自律是十分重要，家長亦要管理他們如何使用電子產品，和留意孩子有沒有網上沉溺。他坦言，這對家長來說，是不易的課題。

逆境轉化——正向思想、面對逆境的能力，以及與家人保持良好的關係和溝通習慣是十分重要。「小孩子如能自小培養正向思維，家長的追求不只是學業成就、知識多寡，而是態度，例如有責任心、堅毅不屈的心態、樂觀思想、不怕失敗、不斷努力的態度，有自制能力和管理時間的能力等。」廖醫生表示孩子的「解難能力」很重要：「解難能力就是無論遇到成績不好、比賽輸了，或者失戀等，都知道如何重新站起來，並且不氣餒，不放棄，也不太介懷得失。」

平衡生活及建立信仰
廖醫生建議孩子保持社交活躍，平日要有朋友和家人傾訴開心或不開心的事。「平常不習慣找人傾訴或沒有與家人分享生活點滴的時間，當有問題發生，就不太容易向別人求助。另外，要有足夠的睡眠時間和足夠的運動量，人才會身心健康。」

他強調有信仰的家庭，應及早鼓勵孩子養成恆常的宗教生活，多參與教會活動。「有很多研究指出，有恆常及良好信仰生活的人，情緒會較好，身心會健康些，快樂指數亦會高一些。」

師長、社工應盡早介入幫助精神病患者
「不要讓孩子獨自去面對困境，單打獨鬥，重複去思考自己的問題。」他認為師長、社工要有敏感度，早一點察覺有問題出現，早一點去關心孩子，及早幫助他們。他不鼓勵看到問題也不處理，應及早找人求助，或做一些相應的行動去解決問題。

廖醫生最後再三叮囑，青少年的成長很重要，預防勝於治療：「要有平衡的多元化生活，有社交生活、興趣活動、足夠的運動量及建立良好的家庭關係。有問題的時候，及早徵求意見、尋求幫助。最後，聖經的真理、信仰生活對任何人都很重要。」

書籍推介：
金恩喜（2020，2023）。《一句話收服小孩子》（譯者：丁俞）。台灣：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編輯﹕謝芳

「…你們遭遇各種試煉的時候，都要看為喜樂。」
《聖經新譯本》〈‭雅各書‬ ‭1﹕2‬〉‬‬

照顧者所承受的壓力是不言而喻的：有些照顧者一天辛勞工作後，回家還要照顧行動不便的親人；有些甚至要辭去工作，成為全職的照顧者，以後的日子，其生活只圍繞著照顧家人，私人時間減少，身心疲累。照顧者壓力爆煲的現象日增，實在需要社會更多的支援。

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在2021年發表的研究報告，現時香港估計大概有112萬名照顧者，他們分別在照顧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或長者。研究結果指出，照顧者面對各種壓力，但支援卻很少，其中更有照顧者每星期需要照顧80小時或以上，而當中4成受訪的照顧者更需獨力承擔照顧責任。

愛是生存的力量
筆者曾經在社福機構服侍，當中遇過不少的照顧者，在此分享一個深刻的故事。文彥自歲半患有腦炎，因嚴重腦癇症及各項後遺症，最終智力受損至嚴重，欠缺自理的能力。作母親的於是專心陪伴和培育兒子長大成人，由於長期照顧文彥，她最後患上抑鬱症，更出現眼疾及關節退化的情況。但儘管如此，父母仍對文彥不離不棄，作父親的及後更因需協助照顧文彥而辭去工作，一家倚靠微薄的積蓄過活。文彥雖然是有缺陷，但卻得到父母全然的愛，這份愛包含了犧牲與接納。他們願意為兒子傾出所有，自小教導兒子積極向上，更以身作則去體現這份精神，從來沒有向文彥說過一句放棄的說話，這些都令筆者十分動容，他們的故事也感染了身邊很多人。求死，只因人們找不到生存的意義及價值，在人世間找不到愛的根源。文彥的父母認為每一個人都有其生存的價值，能夠照顧文彥到最後一刻，令他感受到愛與溫暖，是他們在地上的使命。

父母全職照顧文彥，但他們並非專業的照顧者，故此也需要靠社福機構的幫忙，文彥母親曾對筆者說：有缺陷的人比普通人更需要終身學習，她期望社會能有更多的資源去幫助身體有嚴重缺陷的一群，給他們更多的機會。事實上，文彥要接受物理治療、職業治療等的訓練，才可以維持身體的機能，以至能延遲及減慢退化。若不，身體狀況只會不斷地差下去，直至遇上併發症而死亡，故此合適的訓練對他很有幫助。
父母希望文彥在有生之年能開心、愉快地生活，故一直努力尋求社會的協助，令兒子能更健康及積極地活下去。眼見父母為了全面照顧兒子而不再工作，那份不離不棄之愛，是文彥生命中最寶貴的，也是他生存的力量。筆者也有一名9歲的兒子，某天他跑過來問：「媽媽，如果我出生時，是沒有手、沒有腳，你還會生我下來，照顧我嗎？」筆者不假思索便說：「沒手沒腳有甚麼問題？媽媽照樣會愛你。你看，沒有四肢的力克Nick Vujicic不是從小得到父母的鼓勵及愛下成長，最終成為一個全球都認識的佈道家嗎？」他始乎明白當中的道理，點頭稱是。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人，總會有其缺陷，只要我們願意以愛悉心栽培，幼苗也有茁壯成長的一天，誰料到，他不會成為下一個力克或下一個霍金。照顧者的愛對殘疾病人十分重要，但照顧者也需要被愛。筆者相信積極的心態能勝過一切，以下照顧者錦囊的資訊希望能對照顧者有幫助﹕

(一) 無障礙交通工具
無障礙交通工具包括有無障礙的士或接送服務的出租汽車，這些服務都可以令使用者連輪椅上車，有些更設有「陪診員」服務﹕
(1)無障礙的士 87608771  37006500
(2)香港復康會易達巴士 23480608
(3)香港復康會的復康巴士 28178154
(4)聖雅各福群會愛心小巴 28187400

(二) 樂齡科技
電動輪椅護理床可以提升照顧的質素，如這護理床讓患者不需要離開床便可在5分鐘自動變成輪椅。此外，為使照顧者可以遙距照顧，殘疾病人可以穿上一件藍牙身體偵測背心，以監察使用者的呼吸速率、心率、身體姿勢等。科技亦使一些肢體完全受傷的人士與世界接軌，眼控科技如眼球遙控家中電器、以腦電波化為訊號等，都可令他們與外間保持溝通。

(三) 照顧者支援服務
社會福利署在各區設立長者及復康單位、提供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等。以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為例，計劃會提供個人照顧服務、家居暫顧服務、接送服務、康復訓練等，服務每小時為33元，護士到訪服務為每節43元，職業、物理、言語治療師到訪則每節52元，而接載服務則每程只需10元，詳情請瀏覽社會福利署網頁，或到附近的社福機構尋找社工，或致電社會福利署熱線 2343 2255查詢。

(四) 照顧者互助小組
(1)香港復康會復康網絡﹕透過照顧者互助小組、義工電話關懷和家訪等來支援照顧者。電話﹕25497744
(2)香港傷健協會﹕設有為照顧者專線，提供輔導及各項支援。電話﹕24268338
(3)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提供一些情緒支援、照顧技巧、減壓訓練等。電話﹕23379311
(4)基督教靈實協會﹕靈實全護通照顧者「鬆一Zone」提供健康講座、照顧技巧等培訓。電話﹕3955 0540

(五) 私家看護服務
除了居住院舍及聘請外傭，照顧者也可因經濟的能力聘請專業私家看護幫忙，若是專業護士，以12小時計算，約3,200港元；註冊護士則2,700-3,000港元；登記護士則2,300-2,600元；保健員則1,100-1,300港元。

(六) 無障礙崇拜
(1)傷健群體牧養科﹕宣道會北角堂成立了傷健群體牧養科，他們專門牧養傷健人士及照顧者。他們以聖經教導、小組分享等來支援病患者及其家人。電話： 2979 3600
(2)回聲谷傷健福音協會﹕回聲谷傷健福音協會設有傷健團契及崇拜，亦透過傷健讚美操、傷健輔導等來支援傷健者及其照顧者。電話：2783 0630
(3)宣道會方舟之家﹕每主日於突破青年村進行崇拜，崇拜後有不同的傷健小組一起分享，以鼓勵傷健同行。電話：3565 1636

總結：當人看見逆境時看不到出路時，其實處處都是出路。求生的意志視乎人能否感受到愛。當人只專注於病患者長期被折騰，在思考是否應及早結束其生命時，我們為何不從另一個角度去想，他們也可活得更精彩，把專注集中在如何支援這班病患者及照顧者。

編輯﹕謝芳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　神都安慰我們，使我們能用他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樣患難中的人。」
《聖經新譯本》〈哥林多後書1﹕4〉

生命非常寶貴，人生中的「生命影響生命」之傳承，無論長或短，都極具價值和意義。回想面對新生命的到來時，心感歡喜雀躍；見證其成長歷程亦滿有新的希望，也會樂於與人分享。但是，當生命歷經於「老、病、死」之中，與失去、痛苦、哀傷等負面情緒和感覺絲絲扣連，人們卻會退步，鮮有提及，更遑論一起探討或面對……甚或最後成了文化上的忌諱。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歷程，自出娘胎，就是向著老、死的方向走；身體的老化，亦是「病」的痛苦的來源，難以逃避。雖然坊間常以「保青春」、「保健康」、「逆齡」等功效來推銷健康產品，消費了也只能美白了或精神了一點，向著「終點」的方向或有了迂迴，但結局仍是一樣。如果我們在漸老的路上，能夠時刻觀察和分享面對「生、老、病、死」時的感受，就可與他人同樣體會到生命的意義及存在的價值，亦能尊重及珍惜自己與他人的生命，當談論「生死」就能成為一種「生命教育」。

面對「死亡」帶來的兩個挑戰

常人認為，死亡如燈滅，是生命的終結，而有信仰者則認為死後還有生命，由此生的生命形態轉化到另一種生命形態。但無論是否有基督信仰，在真正面對死亡時，不少人除了怕痛苦外，就是對自己將往怎樣的「地方」，經歷過程會如何心存恐懼。的確，這些都是在生的人不能確實知道，滿滿的神秘，特別是死亡這種的「不可知」，帶來超級的挑戰，人們會為此而感到焦慮。如何安撫這種「焦慮」是死亡帶來的第一個挑戰。

人活著就有盼望，可以發揮自己所長，許多事情可以改變。那麼，當人生的終結在即時，盼望就可能減少，尤其對相信「人死如燈滅」之民眾來說，可以看到的就是衰敗和絶望。如何面對這種絶望就是第二個死亡帶來的挑戰。

雖然，我們對死亡的「未知」是沒法去解決，但當我們能夠好好的去了解與死亡有關的題材，如了解癌病的死亡的過程、紓緩治療、遺囑及持久授權書、預設醫療指示……並能打開心窗與親人一起去談論大家不同信仰的生死觀、想採用的喪禮儀式等，相信都能令人在面對死亡的路途中，不會感到孤單，並能減輕恐懼。

應及早開展討論

筆者為戲劇教育的碩士研究生，上月為東華三院「圓滿人生服務」一 生死教育活動——「存為愛」生命探索之旅導演了一個名為《愛．及時》的論壇劇場，主角炳叔患上癌症，與其家人溝通、接受家人照顧、面對病苦與死亡的各種情況下，出現了多個問題與困境，主持帶領著觀眾互動，除了聆聽他們的心聲，還邀請他們成為演員走進劇場取代角色，以行動去改變劇情。觀眾反應很好，無論是長者們或是年青人都認為要早點溝通，而且更要「行動」，多關心家人和說出自己的意願及想法。

應用劇場的目的，是讓觀眾體會到病患者可能因各種原因而未能及早與子女溝通，未能講出自己想要的臨終醫療方式、身後事如何處理等而可能引起的問題。同樣地，關心到照顧者的辛勞及感受，叫觀眾代入病患者及照顧者的角度，了解到及早互相關心和溝通的重要性。雖然這類劇場不是常有，但仍鼓勵大家可以善用任何一個機會去談論，如新聞、劇集、電影等。當看到合適的故事，都可以輕鬆地展開討論，不必忌諱太多。及早了解長者的心願，可以免除很多家庭在處理身後事的爭拗及不必要的花費。這不單是為了節儉，更是為免花了一大筆費用，而作了逝者根本不喜歡的儀式。

善生、善別、善終

當我們仍在生命燦爛之時，早應思想生死的意義，活在當下，也讓自己多處於正面的心境，並與人分享美好的事情。而對於臨終的病人來說，他們仍有其才能、興趣與能力，應多鼓勵及給予機會去繼續發揮，好好活著，此為「善生」。

另外，如能與臨終者「善別」，與他慢慢回顧一生，看看照片，談談難忘事和深刻回憶之事是十分重要。除了好好「道別」外，如能聽他「道歉」和「道諒」，使其解脫人生中的一些愧疚、哀傷和放下憤恨；向他「道謝」，講出自己最欣賞他和感謝他的地方，讓他知道自己的價值；並向他「道愛」，永遠會記得他…… 這就是「五道人生」。當家屬與即將離世的親人雙方知道將要分開，難免會感到悲傷，而透過溝通能互相安慰，能多陪伴和傾談溝通，就能減少遺憾。

而最後在「善終」上應要選取合適時機溝通，了解病人想要的護理意願、治療取向、醫療決定、照顧地點、財務安排及身後安排等，都是同樣重要。根據香港生死學協會副會長及公共衞生學者鍾一諾教授稱：每8位受訪者，有7位傾向在被診斷為末期病患之時，接受以安舒為目標的紓緩治療，而非「不惜代價」來延長生命。所以，並不是每位末期病患者都願意忍受因治療帶來的不適甚至苦痛，而要盡一切方法延長生命的。作為家屬，亦應尊重臨終者的選擇和決定。

面對生死，要開啟對話溝通，傾聽的、談論的，先要預備好的，就是我們自己。只要開始了話題，相信恐懼就會慢慢減退。藉著家人彼此的愛，病者就會知道自己的心願會被聆聽、了解及完成，而得到最終的安慰。

參考書籍：

陳偉雄牧師（2017）。《生死無憾——死亡要我們學習的六堂課》。亮光文化有限公司

馮家柏、陸亮（2017）。《坦然——面對生死的21堂課》。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伍桂麟、鍾一諾、梁梓敦（2020）。《生死教育講呢啲》。明窗出版社。

IQ（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這個詞，相信大家對它都不會感到陌生；但DQ（數碼智商，Digital Intelligence Quotient）一詞，大家可能未聽過。這個詞代表著我們在使用網絡時應有的八種能力：數碼身份（Digital Identity）、數碼工具使用（Digital Use）、個人數碼安全（Digital Safety）、數碼資訊環境保安（Digital Security）、包含人權與法律層面的數碼權益（Digital Rights）、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數碼溝通（Digital Communication），以及數碼情緒智商（Digit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這些都是上網的基本素養和能力。近年世界各地，特別在先進地區，對整體「數碼智商」的發展愈見關注，並開始研究及推動數碼智商的認知和應有素養，希望新一代在使用不同媒體時，除了運用知識技能，還能具備正確的態度與價值觀。[1] 數碼公民身份（Digital Citizenship）是DQ的基本層次，也是網民需培養的智慧。[2]

上網已不再是遊玩消閒的活動，而是絕大部份人日常的事，我們除了說上網「玩」、「打機」或「瀏覽」之外，實在有很多工作、溝通及學習等事情都需要透過上網進行。尤其在疫情爆發後，很多人未能上班上學，如未能上網，我們便會與社會失去聯繫。而WFH（在家上班）、Zoom開會或上網課、網購……等等的活動對我們來說都不可缺少。所以數碼智商，對我們愈來愈重要。接著，我們會逐一講解八種與DQ相關的能力。

1. 數碼身份（Digital Identity）

在數碼身份當中，包括了數碼公民（Digital Citizen）、數碼共同創作者（Digital Co-creator）及數碼創業家（Digital Entrepreneur），而最常見的就是數碼公民。當我們成為了數碼公民，在網上活動，我們要有能力去建立和管理好自己，無論在網內網外（online and offline）都做個正直的人，而不是線上線下雙面人，行為與言論不一致。

網民線上線下言行不一致，很大可能是因為在網絡有讓人匿名的特質。用家可以以匿名的身份上網，於不同的應用程式或遊戲中出沒，與人交流。我們可想像如果用家「不正直」，偽裝不同的身份上網，留下的言論不負責任，甚至造謠生事、欺騙金錢，可能會引起不少紛爭、網絡欺凌或騙案。

在這一項中，有必要留意的是，我們需建立起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及自我知覺（self-perception）的能力。因為當我們能有自我覺察和自我知覺，就可以了解自己的感受、動機、欲望及知道自己的身心現況，反省自己的行為，並省察行為背後的原因。

2. 數碼工具使用（Digital Use）

對於使用數碼工具方面，相信大家都不會反對在使用上的時間控制（screen time management）十分重要。另外，健康上網（digital health）、社群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也屬於這個範疇。

邊上網邊工作，可以說是都市人生活的常態，但如因上網而影響了要事，就代表這種「多任務處理」（multi-tasking）模式出了問題。無論是上網檢查電郵、上社交網絡、上網購物或打機等，如果一直沒完沒了，不能自控，就可能成了網癮。能夠令上網行為受控，令上網成為我們生活上的協助，也是一種能力。

為此，建立起平衡上網和日常生活的能力，設定家庭上網守則、學習管理時間及分辨優先次序等技巧，都是不能忽視的。

3. 個人數碼安全（Digital Safety）

使用網絡，重視個人數碼安全的主要目的，是要透過小心管理網絡上的行為風險（behavioral risks）、內容風險（content risks）及接觸風險（contact risks），以保障自己免受欺凌，並且在面對欺凌時，能有智慧地處理有關事件。

由於我們有機會於網絡接觸到不同的人和資訊，我們需要有智慧並小心去留意是否有人對自己作出具威脅的網上行為（如欺凌、騷擾、起底），我們所看的資訊內容是否有傷害性（如暴力、色情、仇恨或歧視的內容），所接觸的人是否可信等。

在技巧上我們需要學習如何處理和面對網絡上面建立的關係，當欺凌事件發生時的應對技巧及情緒調節，而常存良善之心，對人不作出傷害性的行為及言語攻擊，也是十分重要。

4. 數碼資訊環境保安（Digital Security）

如何保障自己的私隱、財產免被人窺看及盜取，是必須學習及時常保持警惕的事情。所以如何利用密碼保護（password protection）、如何提高網絡安全（internet security）以預防網絡黑客及病毒等攻擊，以及提高行動裝置的保安（mobile security）也是不容忽視的技能。

為提高網絡保護的知識，我們需學習設置高強度密碼及保護它不被盜取，使用偵測及處理網絡威脅，如網上詐騙（SCAM）、垃圾郵件（SPAM）或網絡釣魚（phishing）。

除此以外，在使用網絡時，我們需培養凡事小心的態度，如不輕易打開可疑電郵或下載檔案，以防止被惡意軟件肆意破壞或擷取電腦資料。

5. 數碼權益（Digital Rights）

這一項是有關了解網上人權及法律的能力，亦是保障自己私隱的能力。我們要知道人們是應該有權在網絡上去保護個人私隱（privacy）、也有權去保障自己的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及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

既然網絡上的人權如此，培養處理網上共享訊息的良好習慣，保護自己和他人的私隱，並常保持尊重他人的態度，無論是別人的言論或創作的作品，不阻礙傳播也不任意複製發佈，也是極為重要。

另外，我們在社交媒體中流連，也要學習當中的私隱設定，以掌握甚麼資料可被甚麼人瀏覽，以免個人資料輕易被陌生的網民窺看。

6. 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

如上文所提及，不少人以匿名身份進入網絡，其意圖不明，他寫的文章可以是善意提醒，亦可以是造謠生事，所以在閱讀及理解網絡上流傳或發佈的資訊時，具備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能力就變得十分重要。

在如何分辨資訊的對與錯、分析資訊內容是對我們有好處或造成傷害，阻隔陌生及可疑的網上聯繫等方面，我們有迫切需要提升有關能力，因為網上的環境愈來愈複雜，資訊量也如海量，如沒有理想的批判能力，一旦遇上了暴力、色情資訊，或有惡意的網友與我們傾談或相會，就可能會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

實在坊間也有很多幫助我們辨別真偽，做資訊查核（fact check）的網站或平台，如：浸大事實查核（HKBU Fact Check）、事實查核實驗室（Factcheck Lab）等都能幫助香港市民去做網上的資訊查核。

7. 數碼溝通（Digital Communication）

在線聯繫（online communication）與線上合作（online collaboration），及在許多不同的網上活動中，我們都會留下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包括你的IP位置、登入資料和其他你曾輸入的個人資料。如在社交媒體發放帖文（圖片、文字或影音）或在別人的帖文中留言、登入賬戶時輸入密碼、使用應用程式及裝置軟件、在搜索引擎裡搜尋資料、參與線上會議等，都會留下數碼足跡。

我們需要培養能力去明白和細思這些數碼足跡會如何影響我們的真實生活及聲譽，並要知道如何負責任地去管理它們。就如這些資料有機會能讓人在網絡搜尋我們的行蹤，也有機會讓學校、僱主知道我們的網上言行而影響升學或事業前途。而當涉及法律方面的事件，我們在網上的言論及發放的資訊也有機會成為呈上法庭的證據。

凡事先「停一停、想一想」，之後才去行動，將這應用於網上行為，也是十分合適。

8. 數碼情緒智商（Digit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對於情緒智商方面，我們除了需要知道甚麼是同理心（empathy）之外，也應該要知道整個網絡機器是如何運作。當一個人於社交網絡說了一些言論，而引起了一批反對者的敏感反應，他們繼而對他欺凌，也引起瘋傳……我們應該如何回應？若我們和應，可能會令事件白熱化。而社交平台的演算法、大數據等工具還可能使更多人看到有關言論，之後加入評論，使事情惡化，因這些機器自己是不會判別該言論的真偽或評估事情對當事人造成的影響，網絡機器只會因為資訊多人傳閱，而繼續加強力度傳給可能有興趣的人。

對此，我們應有能力去喚起自己的同理心，以理解當事人的處境，也要明白社交平台及情緒化的回應可能對當事人加深傷害。我們應學習在網上不要隨便批判別人，及以同理心去觀察及回應事件。

總結

以上的種種能力是讓我們成為優質的數碼公民的重要元素，[3] 缺一不可。筆者認為一些價值觀和態度，如：尊重、同理心、小心觀察查核和不輕易批判別人等，比其他的技能更為重要，因為這些「愛心」會促使我們負責任地使用網絡，令我們想做得更好，並且在能力方面有所進步。

（本文原載於第145期〔2022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不經不覺，原來對上一次交稿已經是接近半年前的事。話說我在2018年移民新西蘭，移民前長期飽受腹瀉影響，平均一天瀉六至七次，體重更曾因此而下降10公斤，差點兒通過不了新西蘭移民局的身體檢查。即使曾先後入院照了三次腸鏡，抽了無數樣本化驗，但醫生仍是找不到原因。及後，在朋友介紹下認識了一位跟我年紀相若的中醫，經多次試藥，總算在移民前紓緩我困擾多時的腹瀉問題。

我原本非常擔心移民後沒有中醫長期跟進，腹瀉問題又會隨之而困擾著我。或許移民後工作時間和壓力大減，而在新教會亦只是一名普通會友，因此困擾多年的腹瀉問題已不復存在，而體重亦慢慢地回升至原來水平。

可惜，富貴雖非吾願，但閒居亦非吾志。一個不甘於活得過於平凡的人又怎會讓自己長期處於停擺狀態，因此我在過去兩、三年間，如有機會總想參與更多，不論在工作上、事奉上，甚或至社會參與上。

在工作上，我確實可以「食老本」只做份內事，亦可以仿傚在香港公司經常遇到的老前輩般，將自己不想做或花很多時間才能做完的事卸給下屬或新人負責。不過，如果我真的這樣做，我又會否不知不覺成為自己當年所討厭的人？眼見公司管理層較香港的老闆們願意冒險接受創新，因此大膽提出引用新的軟件和系統，減少人為工序及令數據分析更準確，讓同事可專注撰寫顧問報告建議部份。最終，我提出的建議獲接納，但伴隨著的是額外的工作量，和承受適應期間出現的問題和壓力。

在事奉上，有感臨離開香港前，工作量和工作壓力太大，即使在教會仍有參與社關、青少年導師和堂會的事奉，但自覺有心無力，很多時候都因循多年的舊模式和材料，即使在外人看似甚有預備，但其實只是強裝出來。每當心中感到愧疚而想辭去時，一怕難於啟齒，二怕影響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因此，我在加入新教會初期十分享受當一個平信徒。不過，年多後，我發覺自己對事奉仍有一團火，眼見教會有需要，我於是先後接過大學生團契和門徒訓練導師兩個崗位。在接過新崗位前，我承諾自己不能再「食老本」，要用心預備每星期兩個週會的內容，再加上平常跟年青人的交往，現在才猛然想起原來認真事奉確實很花心力。

除青年事工外，去年開始我亦參與策劃教會的中文事工，今年更擔任事工委員會主席一職。最近，我亦開始參與本地一個基督教機構的事工，每逢週六我會帶同大女或二女，將食物分別送到剛獲批難民資格，從索馬里或敘利亞來新西蘭定居的穆斯林家庭中，希望藉此讓自己和女兒了解和接觸平時接觸不到的社群。

家庭上，我和太太在年多前迎接了第三名女兒的出生。在香港，我們尚且有父母和外傭分擔照料新生嬰兒的工作，但人在海外，家中大小事項全包在我和太太身上。眼見太太亦有全職工作，加上前後三次在產房見證她為自己承受那不能再痛的痛，因此，我堅持盡自己所能減輕太太的負擔，肩負家中大部份家務、買餸和做飯的工作，當然我不能不承認教養女兒的責任全落在太太身上。

或許每一個崗位的工作量都不是太大，但一件加一件，有時總感到有點吃力。如不想以得過且過的心態完成，就更加跟自己過不去。結果，在今年年初開始，曾經困擾我多年的腹瀉問題又再出現。短短兩個月間，體重下降了接近五公斤。家庭醫生見情況嚴重，於是轉介公共醫院專科部門跟進。慶幸這裡公營醫療體系不像香港般大壓力，排期一個多月左右已獲專科醫生接見，並安排我在兩星期後入院照腸鏡。經化驗後，醫生更加找出導致腹瀉的原因，並處方相應藥物。感恩現在腹瀉問題已經受控。

這幾個月沒有投稿，一來想自己多些休息，盡量減少不必要的負擔。二來亦重新檢視一下自己在工作上、事奉上和家庭上的分工。在工作上，嘗試找同伴分擔工作，不再以super hero自居。事奉上，將兩個團契由每星期一次改為每兩星期一次。家庭上，讓12歲和9歲的女兒分擔更多，其實大女一直喜歡烹飪，但我以前覺得她有欠效率和整潔，所以一直只讓她負責甜品，不讓她做飯。經多月嘗試，她現在間中已經可以在早、午、晚三餐幫忙。

看！我們都有限，但人總想自己掌握自己的主權，忽略身邊人的能力，更忽視上帝對自己的心意。原來，人總是不斷重蹈覆轍才能明白自己有多渺小。或許，今次的醫治不單純在身體上，也在心態上。請讓我以此文提醒善忘的自己。

三十多歲、頗得上司賞識的金智英放下了工作，全職打理家務，照顧丈夫鄭道賢和女兒，她的生活仍然忙碌、勞累，但一直默默承受的她，漸失了人生方向。道賢發現智英精神異常，偶然會以智英好友、媽媽、婆婆的身份向他說話。最初他不敢向太太指出她患病，生怕她情況會更嚴重，但當智英知道自己的情況後，積極求醫，情況好轉，還敢於面對社會壓迫，找到自己事業的新方向。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改篇自同名小說，而「金智英」在韓國80年代是被使用最多的名字，彷彿代表著那一代，現在約三、四十來歲的女性。她們有著相似的經歷：受家庭觀念束縛，放棄了自己喜愛和具有成就感的事業。影片反映不少女性在職場面對不平等的情況，帶著孩子被不禮貌批評，並揭示上一代重男輕女對下一代的精神影響。智英幾次出現精神分裂的情況，都是受了情緒打擊，卻沒有說出心中不快。編劇巧妙地設計了智英成為母親、婆婆時，分別道出作為母親心痛智英過勞，作為婆婆心痛智英媽媽為了家庭沒有繼續學業和因工受傷。

電影2019年在韓國放映時，引起了該國男性的集體抵制，網絡欺凌女主角及支持者，以反對女性主義抬頭。但其實電影並沒有誇大，也不是要女性當道、蓋過男性；它只是道出了在韓國「持家有道」的女性，背後是淹沒了自己的才華，而女性就算事業有成，在職場上也面對很多不公平的事。

回看香港職場，似乎比較好，大家會關注男女平等、性騷擾等議題，也講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標準工時等對家庭友善的概念。但情緒、精神問題仍是香港的都市病。港人平均一週工時超過50小時，可能會過於著重工作而失去家庭生活和興趣，影響身心健康；[1] 又或者因對周遭環境無法變改而感無力、抑鬱……[2] 無論原因如何，如知道自己有情緒病，請積極面對病情，不要拖延和諱疾忌醫。

電影中，智英雖曾默默承受別人給予的壓力，但當道賢告訴她患有情緒病時，她卻沒有逃避，主動的去找醫生，因為康復的第一步是要看醫生，尋找治療方案。最後，她在受到歧視時，不但有勇氣指出對方的不是，更透過寫作講出心聲，並找到她事業的新方向。

11月25日是今年美國的感恩節，每年這個時候是數算上帝恩典的日子。我感謝先賢，由於他們在過去披荊斬棘，故此今天我可以享受好像是理所當然的自由和權利。我所指的先賢並不是革命家或者思想家，而是九名看似弱不禁風的小孩子。

趁著感恩節假期，太太和我出外遠遊，旅程的其中一站是阿肯色州的小石城，1957年9月，這個本來不見經傳的小鎮，竟然出現了聯邦軍隊和地方國民警衛軍對立的局面。在通過民權法案之前，美國南部實施種族隔離政策，黑人和白人不可以在巴士、餐廳、廁所和其他公共場合一起，黑人和白人的學童也不可以一起上課。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宣佈廢除種族隔離政策，1957年有10名黑人學童到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中央高中學校註冊讀書，這所學校的全部師生都是白人，於是乎小石鎮群情洶湧。其中一名黑人學童的父親在鐵路局工作，他害怕自己的家庭會受到迫害，並且懼怕會失去工作，遂將孩子轉到一所黑人學校。

其餘九名小孩子繼續勇往直前，史稱為「小石城九勇士」（Little Rock Nine），在開課那一天，過千名白人堵塞在街上抗議示威，阿肯色州長甚至召集國民警衛隊，去阻止黑人學生進入高中。隨後阿肯色州長會見艾森豪總統，佯稱自己「有意去做對的事情」，其實他只是含混其詞，企圖蒙混過關。最後，艾森豪總統調動了1,200名聯邦軍隊，從而保護「小石城九勇士」進入學校讀書。然而，聯邦軍隊並不是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可以保護他們，白人學生在軍隊沒有隨行的地方欺凌那些黑人學童，包括語言侮辱、身體攻擊，一名黑人學童甚至被人在臉上潑了酸，而且他們被禁止參加課外活動。有一次一名黑人學童被毆打時大罵對方是「白人垃圾」，結果被校方開除。白人師生興高采烈地相告：「一個走了！還有八個！」

「小石城九勇士 」說有些白人對他們很好，他們將對方的名字記下來，隨後對照記錄，將重複的名字刪去，最後發現總共有35個好人，而整所學校有二千多名師生！我無法想像他們每一天心理和身體承受了幾多痛楚，他們大可以「息事寧人」，選擇退學，然後在全黑人學校過著正常的校園生活，但他們情願留下來，以螳臂擋車的姿態，去挑戰整個不公義的體制！

在小石城中央高中附近有一個全國歷史紀念中心，歷史紀念中心提供導賞，好讓遊人從這段慘痛的歷史中吸取教訓，太太和我參加了導賞團，從導賞員口中我們聽到了一些歷史書沒有記載的細節，以下是其中一個故事：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前，導賞團可以進入小石城高中學校參觀，有一次一名白人老婦在學校的一個女廁前面停下來，突然之間，她俯伏在地上，跟著歇斯底里地痛哭，過了一陣子她站起來抹乾眼淚，然後走到導賞員面前，她說：「幾十年前，在這個廁所裡面，我親眼看見一大群白人同學對一名黑人學生拳打腳踢，雖然我沒有參與，但我只是呆呆的站在那裡，我甚麼也沒有說，甚麼也沒有做。畢業之後，我再沒有回到小石城中央高中，我很怕再回到這個廁所，我為自己的無動於衷而感到羞愧。」

導賞員說完這個故事之後，他再補充幾句：「黑暗勢力可以張牙舞爪，是因為很多人選擇袖手旁觀，你可以改變世界！」我並不是不同意導賞員的說話，然而，我不會厚責這位老婦人，當時她只是一個十來歲的中學生，我相信這是她第一次見到這種暴力場面，她有可能去保持冷靜而作出道德判斷嗎？

也許，最能夠勾起我反思的地方是人性的敗壞，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站在道德高地去領導反法西斯戰爭，並且設立了紐倫堡軍事罪行法庭，去審判納粹黨的種族主義者；美國南部有10個州被統稱為「聖經地帶」（Bible Belt），「聖經地帶」充滿著濃厚的基督教文化，大多數居民都參加教會，阿肯色州是其中之一。可是，在以上氛圍底下培養出來的小石城孩子，卻可以泯滅人性地霸凌自己的同學。

二次大戰之後，很多人都追問：為甚麼宗教改革發源地的德國，竟然會淪為極端主義的溫床？為甚麼本來善良的人民，會在一夜之間變成劊子手？1963 年耶魯大學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為了解答這些問題而進行了一連串實驗，他證明了平常人可以因為服從權威而做出邪惡的事情。其實，即使沒有米爾格拉姆1963年的實驗，人們也可以在1957年的小石鎮事件中找到答案，本來應該是天真無邪的小孩子，在經年累月受到家長、教師、牧師的洗腦之後，也可以做出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

一方面，我為「小石城九勇士 」散發出的人性光輝而感恩，但另一方面，我也為到那二千幾名師生揭示出的人性軟弱而感到顫慄。今年的感恩節，竟是一個百感交集的日子！

學習是人類的天性，只要你和小朋友相處過，大都會發現，小朋友天生好奇又愛每事問。小朋友問：「點解花會有香味？」，「這樣可以吸引蜜蜂。」你回答後，小朋友再問：「點解要吸引蜜蜂？」，你覺得與小朋友講述「授粉」太深奧了，只好簡單地回應：「這樣蜜蜂可以幫助花朵傳播花粉。」小朋友還想知：「傳播花粉有甚麼用？」，你惟有說：「這樣花朵才可以有後代。」你自以為滿意的時候，冷不防小朋友想了想再問：「點解花香會吸引到蜜蜂？」你此刻可能發現，小朋友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有可能需要一個專家才能解答。

「點解……點解……點解……」小朋友就如很多哲學家及科學家一樣，從發問中去認識世界、了解世界，以及學習知識，這樣的成果效能達到最高，因為他們打從心底想去認知及發掘事物的真相，這種自發性的學習動機，與被強迫一定要強記某個學科的內容截然不同，後者為的是要應付父母及老師，避免他們的責罰，又或是為了得到期望已久的獎品，如玩具或可以玩手機，但無論如何，沒有自發的學習動機，他們學習過程都不易得到滿足感，更談不上進入「心流」——一種因著享受做某事而進入專注及忘我的幸福狀態。

在香港，究竟有多少小朋友可以真的享受到學習知識這一過程？2018年，香港革新教育家長同盟，以問卷調查形式訪問了2,445位幼稚園及小學生家長，對比他們在2017年做過同類形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2018年，受訪者當中，有超過25%的低年級家長覺得學童壓力十分大，至於小學三年班，有36%的家長覺得他們的壓力十分嚴重。當香港的成年人需要面對長工時，香港的小學生也得花「長工時」去完成作業及準備大大小小的測驗與考試。

疫情期間學校停課，學校復課後，學童面對另一波壓力。根據聖雅各福群會於2020年7月發佈的調查結果，在他們訪問的2,021名小四至小六級的學生中，七成六高小學生對復課感到不同程度的壓力，有21.9%的受訪學童感到「非常有壓力」和「有壓力」，其中28.3%的五年級學生對復課感到「非常大壓力」或「有壓力」；而面對現時的學習，29.4%的五年級學生感到「非常大壓力」或「有壓力」。21.5%的高小學生「沒有信心」應付復課後的學習進度，25.3%的五年級學生表示「完全沒有信心」或「沒有信心」。在香港，高小學生已經「很識諗」，他們懂得擔心自己的成績未能維持原本水平、擔心自己的學習進度比其他同學差，以及懂得擔心未能升讀心儀的中學。

從上述的調查看來，香港的小朋友似乎擔心自己的學業成績及將來，多於去享受學習知識的過程。想要達至美好的前程，便得犧牲睡眠及快樂的學習過程，永不休止地去完成一份又一份功課，以此爭取卓越的成績嗎？期待美好的前程不是錯，想要成為卓越也是好的，問題是，只有透過現今香港這種「工時長」的學習模式才能達至優秀及卓越嗎？

猶太人被稱為最聰明的民族，除了因為以色列是神所揀選的，得天獨厚之外，也與她如何教育下一代不無關係。有香港記者曾走訪以色列一間非常「熱鬧」及特別的幼稚園——科學幼稚園。此間幼稚園的老師簡化複雜的知識，教授小朋友簡單的物理，甚至工程學。不是開玩笑，小朋友在這所幼稚園從小便接觸科學、科技、工程、機械、數學及電腦編碼等知識，只不過，他們不是透過傳統那種由老師主講，學生死背的模式得到相關學識，而是從玩耍及做實驗過程中學習。老師著重培養小朋友創意，小朋友透過砌lego，從中便能學會有那些零件和組裝方法可以令到機械人或陀螺等活動自如。當記者驚訝於小朋友是否真的可以吸收如此深奧的知識時，此間幼稚園的老師回答：「小朋友在六歲之前，他們非常開放及有好奇心，學習速度也很快，因此這是最黃金教授知識時期，如你（記者）所見，他們上課時很好奇，也很興奮。」

小朋友可以帶著好奇心，滿懷興奮去學習，實在是快樂無比的事，以色列的教育模式還可以讓他們更為幸福，因為注重學生的自主性是以色列教育最核心的一環。學生自小被訓練思考、發問、創作，以及解決問題。以色列根本不需要設立一科名叫「獨立思考」的學科，小朋友從小便被訓練成自由思考和有獨立批判精神。學生愛辯論，老師教育學生，沒有標準答案，毋須死記硬背，老師想不到答案的時候，學生卻能提出新的見解。以色列的老師清楚自己的定位，老師只是引導學生，而不是教導學生。他們認為當學生面對一個題目，一開始或許沒有相關的知識，不知道怎樣去處理，但老師相信他們可以從做報告的過程中，自行學到相關原理。以色列的老師深信老師的角色是去教育學生如何學習，而不是教育知識。

這種主要讓學生以玩耍、做實驗、獨立思考去學習，學校對出席率沒有太高要求或太多規則的教育模式，真的可以成功嗎？根據2019年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前20名確實看不見以色列的名字，但以色列的科創卻是世界聞名，即使疫情，亦難以阻擋其他國家的資金流入，投資以色列的科創項目。這正好印證了一位以色列老師的說法：「讀書不是只是為了財富，而是為了尋求知識，增加智慧。當你習慣這樣做法，做任何事都能成功。」

以色列政府的成功，不單知道自己缺乏天然資源，需要造就科研人才，它更成功地讓國民熱愛讀書，一生都在追求知識。它最為成功的是，讓當地學生愉快地學習，讓當中有人可以自豪地說出：「以色列教育很好，甚至是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又或是：「以色列教育很特別，讓他們有好的行為。」這一類肯定自己的教育制度。

學習本身不是應該開心愉快及讓人興奮的嗎？在香港，到底是甚麼扼殺了學生的學習本能，甚至讓有些學生不勝學習壓力而決定走上自殺之路？

參考資料：

劉軒。〈心流是什麼？心理學家發現：想快樂、提升幸福感，這個狀態是關鍵〉。經理人。2019年10月7日。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8455。

李紫銘。〈逾4成高年級學生日花2小時做功課　壓力有增無減〉。《香港01》。2019年1月28日。https://www.hk01.com/%E8%A6%AA%E5%AD%90/286948/%E5%8A%9F%E8%AA%B2%E5%A3%93%E5%8A%9B%E8%AA%BF%E6%9F%A5-%E9%80%BE4%E6%88%90%E9%AB%98%E5%B9%B4%E7%B4%9A%E5%AD%B8%E7%94%9F%E6%97%A5%E8%8A%B12%E5%B0%8F%E6%99%82%E5%81%9A%E5%8A%9F%E8%AA%B2-%E5%A3%93%E5%8A%9B%E6%9C%89%E5%A2%9E%E7%84%A1%E6%B8%9B。

〈「高小學童復課壓力」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七成六高小學生對復課感壓力〉。聖雅各福群會。2020年7月6日。https://www.sjs.org.hk/tc/media/press-detail.php?id=38。

籽想BackUp 果籽BackUp。〈日日返學做實驗+玩全日 上堂嘈到拆天靠辯論學習 猶太人成為最聰明民族之迷〉。YouTube。2021年6月26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Sn3tfT0CXc。

〈PISA最新評估：哪個國家的學生最優秀？〉。BBC News中文。2019年12月4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0654356。

〈以色列科技為何強大？科學家比例世界第一 創新能力全球第十一〉。每日頭條。2019年11月27日。https://kknews.cc/world/okqg585.html。

Ricky Ben-David, “Israeli tech firms raised staggering $17.8b this year, almost double 2020 total.” The Times of Israel. October 13, 2021.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i-tech-firms-raise-staggering-17-8b-this-year-almost-double-2020-to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