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身不由己的網癮

在美國心理學家R. J. Sternberg教授所發表的「愛情三角理論」中，愛情包含了三個元素，分別是「親密」、「激情」及「承諾」。一段關係如能擁有這三個元素，而三個元素能「強而有力地結合在一起」，人們便可擁有穩定而長久的愛情關係，如果當中的比重不平衡，單單某一元素的比重太多或太少，都會影響到關係，這是青少年於初中時期就應該了解的事情。[1] 然而，現在人們因著資訊科技的發展，於網上靠著交友apps等軟件就能結識朋友，甚至有人會於網上去挑選戀愛對象，並想單單透過網上溝通來發展感情。這種交朋結友及溝通的模式能否培養出穩健的戀愛關係？我們試著在本文探討一下。

網絡上的新式戀愛關係

有不少人急於想「脫單」，結束單身生活，就於網上透過交友apps來認識戀愛對象及與人約會。然而，如果透過這種模式來結交對象，只能以外表作為依據。一些交友apps是以手指向左滑、向右滑來操作：喜歡的向右滑，不喜歡的就向左。這種交友模式有三點值得留意：第一，程式的大數據會記著用戶喜歡的類型，往後向他／她推薦的對象就可能會像最初選擇的類型，而其朋友圈子可能會被收窄，因為系統會幫他／她選取「對象」；第二，用戶會習慣了以貌取人，在了解對方之先，就憑對方的外表「定其生死（機會）」；第三，「照騙」的事件會更常出現，因為使用交友apps的人都會習慣先美化自己的照片來爭取機會，於是「貨不對辦」的情況便會變得常見，一旦約會時才會發現對方的樣子與照片有很大落差，只會讓人更易失望、更易改變目標。用戶變得聰明，於是會帶著戒心與人相處，更易放手，另選對象。因為交友apps的「森林」很大，用戶會認為還有大把樹可以挑選，何必冒險與可疑的人繼續發展？

在網絡與人交往要「提子」（提防騙子）是對的，筆者只是認為，如果大家於網海帶著戒心與人相處，要達到「愛情三角理論」中的「親密」及「承諾」又談何容易？又或者網戀難以培養出很穩固的「親密」及「承諾」，側重「激情」的結果便會引申到只是「迷戀」對方，互相未有深入了解、信任，要建立長遠的戀愛關係，似乎比較困難。

近來，網絡上還有一種新興的情愛關係：Dexting，這個詞由dating及texting二字組成，它所展示的正是一種只在網絡上聯絡，但從不實體見面的戀愛方式，是一種透過傳送訊息來營造戀愛感覺，但不會見面的情愛關係。[2] 在這種關係中，我們可以想像二人毋須見面，就是沒有面對面接觸的機會，「啱傾嘅」就繼續往來，相戀一下；但萬一「唔啱傾」的話，也可以輕易於網上說分手，甚至直接block了他／她，不讓對方發訊息給自己，又或者自己消失蹤影，便可以結束這種關係。當然這種ghosting（突然失去聯繫）是讓人感到痛苦的。但網絡就是這樣，關係容易「消失」，容易面對「被失戀」，或者當中有人再動動手指，便可以再次尋覓新戀人。

有研究人員指出，選擇這種Dexting可以讓人感到安全，即使被拒絕，當事人也能告訴自己，只是製造出來的形象被拒絕，而非真實的自己，這便可以抱著一種「不上心，就不傷心」的自我保護心態，只是覺得自己在玩玩文字遊戲而已。這種不能或不敢更進一步的關係，也很難去建立「愛情三角理論」中所講的穩固關係。

戀愛市場令人變成商品

不同品牌的交友apps用不同的方式為用戶挑選對象，用戶只要輸入一些要求，如身高、學歷、收入、興趣等，社交apps就會按用戶所參與的付費計劃，顯示一些符合其要求的「對象」給用戶挑選……美國行為經濟學研究員Logan Ury就形容，這其實與人們平常買藍芽耳機的做法沒有分別。她表示，有時候兩個天差地遠的人會互相吸引，反而兩個條件匹配的人卻可能「毫無火花」。而且，當一個人於網上試過很多次戀愛後，太多失敗的經驗又會影響著一個人如何再去面對未來的機會及對象。《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有兩位的作者Ashley Fetters與Kaitlyn Tiffany曾撰寫過一篇名為〈「約會市場」正在變得更糟〉（The “Dating Market” Is Getting Worse）的文章，她們在當中指出，當網絡與交友apps讓人們以為自己可以有無數的機會去挑選對象，人就會變得很像商品，可以被替代與交易。[3]

最終還是要回到現實

不是說實體世界不看外表，在現實生活中人難免會看外表來結交朋友，但亦會有機會透過真實的相處時間，來發掘身邊人的優點或值得欣賞之處。這種結識朋友的方法，始於友誼，慢慢可能發展成戀愛。這種關係較穩固，不會因為手指輕易滑向左而令關係一下子「消失」。就算在網上找對象，也請約出來見面，透過真實的相處、一起的感覺，再決定這人是否真的適合與自己發展長遠的關係，建立堅固的「愛情鐵三角」元素，而非停留在網上的虛擬幻象。

網媒記者劉立民（張孝全飾）被邀去監獄作訪問而被捲入一宗事件，前體育新星張正義（陳昊森飾）多年前因被控謀殺而入獄，他乘劉立民到監獄時越獄。劉決定繼續追查事件，讓其頻道可以衝到更高的流量，但愈追查就愈發現真相並非他所想像。其他網媒及網民的評論、回應，都不是根據證據而作，而是憑自己感覺來選擇相信甚麼「真相」。

《罪後真相》為2022年台灣犯罪懸疑電影，於Netflix可以看到。劇情引導觀眾跟著劉立民及張正義去追查案件，兩人所愛的人都牽涉其中，但他們都不願相信。當然劇情峰迴路轉，嫌疑人一個接一個，去到最後的「最後」才可以知道案件的真相。電影名字改得不錯，「罪」與「最」在普通話是同音的，配合了電影的特點：是否有「罪」，都只是大家所選擇相信的「後真相」，而在電影的「最後」，我們才看到其「真相」。

電影讓人反思現時的網媒記者、KOL（意見領袖）、網紅等，會否為求訂閱人數一直高企，或繼續增加，而選擇報道有別於真相的內容？他們會否憑良心說話？還是會帶著私心，為給予自己有利的一方去說話，製造輿論或假象？真正知道真相的人，會否操控「真相」，對公眾說話時先作篩選，並用方法增強說服力？所謂的求真，又是否真的可以求得到？

另一方面，網民面對網絡上很快就可以獲得的碎片式資訊，許多人未必會仔細閱讀所有內容就立即作出評論，人云亦云；又會以為自己在網上搜尋一下，閱讀不同的網站資料，就會得到正確的資料，未有懷疑網上的資料是否來自可信的渠道，資訊背後有否牽涉金錢利益，也不知道媒體訊息被背後的金主操控。

如果好像電影中的故事，牽涉經年累月的案件，涉事的人和事千絲萬縷，更需要保持冷靜觀望事態發展，但人們往往在未掌握足夠的資料前，就會按著自己的感覺或斷章取義地回應，把推斷的說法當作真相去相信，未審先判，甚至化「信念」為行動，對當事人或其親人作出滋擾及欺凌。真相，我們未必可以全部知曉，為免因衝動作出錯誤的行動，跟車太貼而「炒車」，我們可以保持觀望的態度，留意事態的發展，而且未必要立即作出評論及回應。在重要的事情上，可多角度了解，小心查證，真相並不是由速度來決定的 。

相信沒有人喜歡被別人形容為膚淺，但諷刺的是我們很多時卻又只喜歡看表面，特別是在這個喜歡訴諸感性的年代，有時我們只因為聽了一個令人感動的分享，便決定了我們的立場和原則，既不願意再作理性討論，甚至對一些本來十分明顯的事實和理據都會視而不見。我們很多時原來並不如我們自己所想的那麼理性和客觀，特別是在網絡的世界，當我們看不到對方的面容，不明白對方的苦楚，我們便容易變得麻木不仁，有時更會以為自己在網上可以是一個為所欲為的隱形人，忘記了自己所做的到頭來會在其他人的傷口上大力撒鹽，更會令自己身陷囹圄。

當人工智能（AI）的功能愈來愈強大，要辨別真偽的難度愈來愈高，有圖未必有真相，不要單憑眼見就以為自己掌握事實，這是十分重要，正如面對同性戀運動和跨性別運動，在一些令人同情的故事背後，隱藏的很可能是另外更多不為人知的悲劇，當大家高舉兩個成年人的權利的時候，卻對他們透過捐精、捐卵和代孕生產的子女將要面對的困擾視而不見。相反，有時家長將電子遊戲看得較為負面，誰不知只要肯用一些心思，卻可以將遊戲元素放入現實生活的處境，令子女興致勃勃地邊玩邊溫習。至於面對環保、生死教育和精神健康等課題，我們亦同樣容易只流於表面，「看深一點、想多一點」是今期《燭光》希望協助大家認真思考的問題，世事從來不能只看表面。

「打機」，在部份家長眼中，仍然好像是十惡不赦的行為，是萬惡的根源，特別面對在學時期的子女，有些家長認為打機與否是影響成績的最致命因素。就算沒有這麼極端的想法，人們普遍都對打機有一些負面印象，諸如影響學業、沉迷在虛擬世界裡、不切實際、容易令人脾氣暴躁、引發沉溺問題等等。的確，在電子奶嘴的時代，手機或電腦遊戲都是網絡原居民的日常娛樂，當失去這些娛樂，便會無所事事，正因如此，沉溺的狀況便變得嚴重起來。

打機是否十惡不赦？

其實就著「打機」與否的話題，都很容易成為父母與子女之間發生衝突的源頭。在上一輩的年代，關掉總電源、將電源線鎖起來或剪斷電源線，都似乎是有效即時阻止孩子打機的方法，但往往都令孩子氣憤不已，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有孩子因為父母禁止自己打機或課金而導致暴力事件、甚或慘案的發生。在明光社主辦的一個有關打機的講座中，[1] 分享嘉賓徐世諾先生（世諾）跟許多時下年輕人一樣有打機習慣，他憶述自己中學時期曾經因為打機與父母發生衝突，當時的場景是他正在玩戰略型電子遊戲《英雄聯盟》，這類遊戲的特點是：時間長、需要與隊友合作對抗敵軍隊伍、遊戲不能夠隨時暫停。每當臨近午餐或晚餐時，若然世諾正在玩這個遊戲，他不能夠隨時暫停立刻去吃飯，也不能離開遊戲，因為團隊少了一個人會有很大影響，離開或會被隊友責罵，當他不能抽身離開遊戲，而全家人在等他吃飯時，大家都能夠想像會發生衝突。

說到底，孩童、青少年打機本身有沒有問題？打機，看似是一項娛樂消閒活動，除了會令人感受到開心和愉悅的情感外，好像沒有好處。但其實遊戲本身也能夠訓練到孩童的「控制力」和「記憶力」，這對腦部的發展有一定的好處。[2] 除此之外，明光社前項目主任歐陽家和先生（家和）在同一個講座中指出，家長觀察子女打機也能幫助自己了解子女的特質，例如子女在遊戲中喜歡扮演狙擊手，代表孩子喜歡在安全的地方與人對抗，又或者子女喜歡扮演輔助隊友或提供治療的角色，可能就有助人的特質，子女可以在遊戲中認識自己，家長又可更認識子女。不過，縱使家長明白打機本身並非一無是處，但是打機成癮問題的確令家長頭痛，只要上網搜尋一下，就會發現不少的家長不斷尋求方法處理子女打機成癮的問題，有孩童因打機而令成績退步，甚至有孩童因過於沉迷而令脾氣變得暴躁，或有暴力行為。

課金成癮引發財務問題

打機所附帶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課金問題，即是在玩電子遊戲期間付費。現今世代，使用電腦玩遊戲的青少年已經少之又少，進入智能手機的時代，就是一切在電腦上玩到的遊戲都能夠在手機上進行。隨身攜帶的手機令遊戲不限在家中進行，在街上、等車、乘車等等的時間都可以玩。跟電腦遊戲相比，手機遊戲有一個更大的不同之處，就是課金功能，雖然電腦遊戲都可以課金，但只是少數，而手機遊戲幾乎全都有課金機制。消費者委員會亦曾指出，部份手遊在遊戲內大肆宣傳課金內容，包括首次儲值優惠、不斷彈出課金獎勵的頁面、推出限時抽獎物品讓人很想課金直到抽到為止，遊戲透過這些方式吸引人大量課金。[3]

而現實中，小朋友、青少年課金成癮的新聞亦有不少，有些小朋友會為課金問題與父母爭吵，因為父母不願意提供金錢讓他們課金，有些小朋友則偷偷用父母的手機玩遊戲，再用父母綁定在手機的信用卡瘋狂課金，金額可高達逾萬元，也有青少年為了課金而欠債。

溝通方為良策

面對打機與課金問題，從來都不應該一刀切地認為有關行為必然會帶來負面影響，其實適當的娛樂活動或消費都沒有甚麼大問題，但當去到一個極端的狀態時，一切看似正常的活動都會令人陷入沉溺和成癮的狀態，一旦沉溺，便需要花上不少的時間，才能讓成癮者走出來。家和在講座中有提到其中一個解決孩童打機與課金問題的方法——就是「溝通」，家長可與子女協商打機時間和課金金額，讓他們知道自己可以玩，可以課金，但不可以太過份，若然全然的禁止，只會加劇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衝突。他又指出，在子女打機時，父母宜了解子女玩的是甚麼遊戲，到他們想課金時，家長也需先了解購買到的虛擬物品是否真的有助提升遊戲體驗，如果是用於抽獎，宜制定金額的上限，抽不到就算了。另外，他認為值得為取消遊戲中的廣告課金，因為不少廣告內容都很敏感，不適合兒童觀看。

最後，有資深社工指出，在處理青少年過於沉迷網絡世界的問題時，往往令人容易遺忘最根本的人與人相處之道——溝通。其實家長需要放下「說教」的模式，以朋友的身份與子女有商有量，在適當的時機與子女進行雙向的傾談，讓青少年明白家長其實是守護者。[4] 傳統的管教方式，效果已經不太顯著，要讓關係變好、有效教導子女，父母需要付出相應的努力，溝通與身教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近年香港偶像文化重燃，新一代的偶像文化遇上網絡，以前劣質追星潮未有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消失，反而因著網絡文化令情況變得更嚴重，有文化評論指出因著網絡盛行，不少人組成反對某某明星的群組，成為「毒性追星」（toxic fandom）的群體。心理學家指出毒性追星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如果發現自己追星時變得負面，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和動力的話，應該離開現時的追星群體，去一些健康的組織和群組追星，減少負面的影響。

翻查香港近期的娛樂新聞，不乏毒性追星的新聞，人氣愈盛的明星，愈多負面群組狙擊。例如姜濤前陣子一次外出表演被網民質疑，姜濤貼出該網民的社交媒體賬戶反擊，令網民的身份曝光，姜濤的舉動引發不少負面網絡攻擊，認為他是名人有較大的影響力，不應欺負一般網民。最後姜濤公開道歉，但事件亦引來不少人質疑，這些不喜歡姜濤的人，是否隱姓埋名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公審自己不喜歡的人？

又有一說指在2024年元旦舉行的樂壇頒獎禮前，為了「抗拒」男團MIRROR獨大，部份毒性追星的網民就發起「我呼籲全世界票投尹光！」尹光順利殺入「我最喜愛的男歌手」最後五強。[1] 類似的文化不是香港獨有，外國有團體因為不喜歡《星球大戰》（Star Wars）系列電影、劇集，以及Marvel公司出品劇集的某些安排，粉絲居然成立不同的群體在網上連結起來，出迷因圖（meme）、寫反對文章，恥笑這些公司某些故事的編劇甚至演員等等。[2]

另一種毒性追星的例子就是狙擊該明星或者品牌，但凡他們出現均結集力量給予負評。例如部份Marvel的作品在影視評論網站爛蕃茄（Rotten Tomatoes）就曾被炸得體無完膚，劇集Ms. Marvel就因著近三成網民只給予最低分的一星，令其整體評分曾經出奇地低至6.1分。在香港，MIRROR成員呂爵安（Edan）去年推出的新歌Again！，歌曲在YouTube上架就曾經一度有九成dislike（不喜歡），數字也是高得離奇。有傳媒懷疑是因為他曾在演唱會中的棟篤笑環節恥笑自己樂隊隊友搏出位，最後遭隊友的粉絲還擊。[3]

在外國，類似的毒性追星的分析被形容為一次右派反對過份平權文化，[4] 當中分析指部份大財團為了政治正確，大量加入不同種族、性別、性傾向的角色進入一些傳統故事中，令觀眾反感，開始透過網絡政治動員，企圖改變現況，並向有關公司表達對故事方向改變的不滿。有文章分析稱過份政治正確及所謂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事實上仍然過份前衛，未必為一般人所接受，強行透過更改故事框架、加入人物以作改變，只會令人反感，甚至對安排產生抗拒，繼而形成對此厭惡，甚至仇恨。

追星文化本來是個人的身份認同，意思是我支持某某明星，喜愛某某故事，其情感的投射除了當中的人和故事之外，隱隱然也定必包含當中的一些價值觀或者對事物的想法，這些都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5] 當這些追星的人有相同的價值，便會走在一起，自然有協同效應，他們會相信類近的事物，亦可以團結造出很多更好的事來。有心理學家指出，粉絲走在一起建立屬於自己的群體，將他們對人或事物的喜愛連結起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6] 舊時代的明星，就強調自己要有正能量，相信其支持者們會變成一個更好的群體，所以特別注意自己言行。部份著名的創作人，在創作故事和節目時，亦會提醒自己要有一些底線，因為知道多人喜歡，就更留意自己的創作，減少絆倒人的機會。

如此說，毒性追星，其實就是有一群人擁護了另一套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們走在一起，以毒性的方式交流，他們同樣也人多，既然群體可以一起變好，當然也有機會一起變壞。所謂毒粉，可以帶來很多傷害，在外國很多恐嚇、騷擾的事件就是因為這些人走在一起而發生。有些明星或藝人遇到大量負評，有時會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人會將事件個人化，認為這是個人因素導致，令自己陷入情緒病的困擾之中，不過也有些人會選擇反擊。無論選擇用何種手段回應，其實也不會令這些毒粉消失，因為他們出現並不單純是因為有某位明星、某個故事、某個流行文化的文本的出現，他們的出現，更多是因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選擇而造成。

流行文化很多文本值得被欣賞，當然也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創作人和藝人普遍接受理性的批評。我們欣賞不同的創作時，不忘也同時留意與我們一起討論的群體，若有些網絡群體本身經常攻擊藝人、作品，或者有很多負面的留言，切記要保持自己欣賞藝人或作品的初心，若有些留言或者言論已經令自己感到不安，甚至有一些負面情緒令自己覺得支持不住，實在可以選擇離開，選擇一個令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追星，千萬不要害怕離開，因為保護自己的心靈，比一切重要。[7]

部份家長可能在孩子由小學升中學之時，開始讓孩子使用手機。社交媒體存在不少誘惑和試探，孩子很多時需要獨自面對和即時作出回應。家長可教導子女留意安全上網的三大範疇：身體、私隱和財物，若網友提出關於這些範疇的要求，我們需果斷拒絕、終止對話及告訴大人，本文稍後會作進一步說明。

關於身體的原則

舉例說，網友提議孩子傳送一張裸露身體的照片給他，孩子在這情況下比較容易分辨危機的存在，並能立刻拒絕。不過在網上其實有很多呈現身體的方式，例如網友邀請孩子傳送用物件遮蔽著身體的照片、身體部位大特寫、加了濾鏡或特效的影片、沒展露樣貌的相片等，在這些情況下孩子就可能不知道這些都是屬於身體範疇的事情，並且降低了警覺性。簡單來說，凡是涉及身體的任何部位、以任何形式去展現的要求，孩子都要拒絕，以防網友利用孩子的單純來提出更多不合理的要求。我們亦要教導孩子，一般網絡使用者都不會向其他人提出涉及身體的要求，這是不正常的情況，我們需提高警覺。

關於私隱的原則

孩子上網時可能會遇到網友主動傾談，言談之間孩子或會講及自己的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即是讓別人能找到你的資料，例如就讀的學校、年級、住址等等，家長要教導子女明白保護個人資料的重要性。

假如網友在對話期間得到了孩子的相片和就讀學校的資料，在放學時間故意在學校附近徘徊，然後扮作偶遇，就能讓孩子覺得大家很有緣份，網友輕則會作弄孩子，重則會作更壞的事，例如非禮、恐嚇等，甚至致電孩子的家長，訛稱孩子在他手上要求索取金錢。其實一般網絡使用者都是尋找資訊和娛樂，並不需要搜尋其他人的個人資料，就算是公眾人物例如明星、學者、政客等的個人資料也只是有限地披露；作為普通網絡使用者，我們實在毋須向陌生人透露關於自己的資料

關於財物的原則

假若網友提出需要金錢或財物的幫助，例如借用遊戲賬戶、點數卡、零用錢等，孩子該怎樣去回應呢？家長要教導孩子找恰當的人——就是思想成熟、經濟獨立的成年人來提供協助，所以孩子只需把請求轉告成年人就很足夠，其餘的應交由成年人來處理。

另一方面，家長亦要教導孩子不能接受別人的金錢、禮物、任何形式的物質好處，就算是對方主動又熱情的贈送、道謝之後也應該婉拒，網友之間透過文字來表達謝意其實已經足夠。孩子也許很難抗拒物質上的好處，因此家長更要讓孩子明白，真正讓人感到滿足而不可取代的禮物，是來自親人和朋友之間愛心的表達，所以就算是感覺上很相熟的網友，雙方的關係只屬陌生人，若我們很想要陌生人送贈的物質，或許是出於貪心，多於感受到對方的謝意了。

選擇朋友的考慮

孩子或許會覺得網友的留言、讚好是出於對自己的喜歡、關心和友誼。孩子一旦覺得跟網友已建立了愛與信任的基礎，當對方提出與上述三大原則有衝突的要求時，孩子就不懂如何回應，覺得「我們是好朋友，他不會欺騙我」，甚至不想令「好朋友」失望而勉強自己答應要求。

其實尋找和建立真實的友情，適宜用面對面的方式，因為大家都需要透過日常生活的相處，去了解對方的性格、喜好和想法。當彼此都覺得舒服自在，可自由地講出心底的想法時，這份友情已更進一步。反觀網絡社交的情誼來得快，也去得快，部份網絡使用者之間的交流可能只是基於男女之間的調情、被兩性的身體吸引，互相吸引的是「性」而不是「真實的對方」，在網絡世界本來就難以驗證事件的真實性，若想在網絡世界結識朋友，我們需要有更成熟的分析能力，以及更長的時間，才能作出合宜的判斷。

箴言十三章20節提醒我們「與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虧損」，當我們選擇朋友時需要觀察對方的言行舉止，是否合宜、合理和合法，還要注意朋友會否為我們帶來某些損失。我們選擇良朋益友是需要在適合的場景，而這個場景適宜是公開的，讓大家能真實地相處、持續地分享和交流。願我們都能按著這原則結交到好朋友，彼此生命同得益處。

資料庫

別讓孩子成為網絡罪案的受害人

裸聊勒索案時有發生，根據政府的數字，在2022年，勒索案有一千八百多宗，當中有1,402宗是裸聊勒索案。[1] 有天真無邪的小朋友捲入裸聊勒索案中，慘成受害人，早前就有報道指有年僅11歲的男童，在電話交友應用程式認識了一位陌生人，對方誘騙男童裸聊，並拍下男童的不雅照片及影片，之後向男童的母親勒索，要求她支付10,000元，否則會公開男童的照片及影片。[2] 無疑受害人心靈必然會受到傷害，網絡世界危機四伏，孩童需要可信任的成年人的保護和導引，如能及早教導幼童上網原則，讓他們學會保護自己，或許就能避免將來有更多孩子遭受這類型的傷害。

即使我們無法不面對網絡的時代，也被迫要適應在這個時代下所產生出來的現象。網絡時代的模式亦不斷地轉變，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質，這對孩童或青少年都會帶來一定的影響。明光社於2023年5月30日舉辦了「多媒體網絡年代對教養兒童的挑戰」網上講座，我們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為我們講解現今網絡媒體文化的現象，與我們一同思考如何應對，特別是在家長教導孩童方面。

梁博士提到現今多媒體網絡年代的社會特色是個人化和部落化。個人化是指人們在不同的場景中，縱然人與人的距離都非常近，但都只會留意著自己的手機。梁博士指出年輕一代往往會認為長輩級的人是跟不上時代的、不會懂他們在做甚麼，這也是他們的新潮優越感。而部落化則是指我們以往認為錯誤、不應該做的事，但在網絡上提出這些話題卻會得到人們的支持，即使是明顯地有違道德的事，例如「強姦快閃黨」及組團自殺等等。

多媒體網絡內容隨著科技的發展，影像和聲音都會令人感到愈來愈刺激，使到人們更難忍受沉悶的事和人，諸如上班、學習等等，人會更加自我中心，梁博士指，很多時候，一些事情如果不在人有興趣的「雷達」上時，他們便完全不關心，甚至將事件當作沒發生過。

另外，網絡時代所造成的自我中心，更會影響家庭成員的關係。梁博士以自己的子女為例，他們要求梁博士傾談，總期望即時的回應，而在日常生活中，她傳訊息給子女，大多時候都得不到或很遲才收到回應，就像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不對等的一樣。而且，這種自我中心使孩童不會做不喜歡的事，自己想做的事，則會要求父母提供協助，子女亦不太會為家人付出，甚至有些極端的事件曾在報章上出現，例如在內地有15歲少年為上網而弒母等等。即使不是一些極端的情況，上網與否，課金與否，父母也很容易與子女產生磨擦。

網絡對於孩童和青少年來說，是一個大森林，當中除了無限的知識，亦有許多網絡陷阱，而梁博士都特別提到現在有許多網上情緣騙案和裸聊勒索事件在發生，她亦提及了一宗新聞，一名少年疑因誤墮網絡騙案而選擇跳軌輕生，這些網絡陷阱都是孩子需要提防的。

最後，在家長角色方面，梁博士認為家長需要給予子女更多的關心和刻意的教導，讓子女懂得感恩，知道自己擁有的一切其實是來自父母，而且父母也要在適當的年齡才給他們使用智能產品，以免他們沉迷上網或耽誤了自己的親情和友情。

以上只是梁博士分享的部分內容，如想收看足本講座，請點按以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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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總有許多不易解決的難題、不想面對的處境、以及不能逃避的現實，有時，學會看闊一點、看遠一點，才是避免令自己走進死胡同的最有效方法。特別是作為父母的，對子女總會寄予十分高的期望，而期望愈高、壓力愈大，對雙方都會造成很大的壓力，學會如何調校自己的態度和期望，對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十分重要。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之下，最容易令親子關係緊張、產生磨擦的就是做功課和溫習的問題，因為愛之深、責之切，家長無法像補習老師般抽離，過份上心，以至容易牽動自己的情緒，按捺不住就會說出一些過了火位的話，因此，學會避免說一些會傷害關係的話十分重要。又例如在性教育方面，家長和老師往往既緊張卻又不懂得如何開口，卻容易忽略了性教育其實也是價值教育，誤將它看成只是與生理發展和性行為有關的教育，看闊一點，才更容易將它融入日常生活的不同話題，教的時候不會太過尷尬。

而在網絡的年代，要避免被別有用心的人牽著鼻子走，必須先學會主動而非被動地接收網絡上的資訊，更要橫向查證一些重要的訊息，並且刻意避開一些明知很有問題的「山怪」。當然，人生最不容易面對的問題是死亡，以及在生存與死亡之間的掙扎，如何死得安樂或者可以安樂地死去雖然在香港仍未成為熱門的話題，但教會群體應看得遠一點，才能更有效協助弟兄姊妹面對時代的挑戰。最後，堂會與機構之間本應是最佳的伙伴，但往往又未能發揮最大的協同效應，作為堂會和機構的領導，為了天國的事工，實在有需要不斷反思，如何共創雙贏。誠願在2023年開始，透過今期的《燭光》，能與大家一起看闊一點、看遠一點。

回顧一下近五年明光社雙月刊《燭光》的內容，網絡與媒體、新媒體的議題突然增加了，由電競、假新聞、直播，到元宇宙、AR（擴增實境）、虛擬偶像，我們好像在網上經歷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加上近年社會政治環境變化，我們多了很多新的日常，不但工作、課程、活動在網上舉行，甚至對社會的意見也是在網上發聲。媒體亦十分重視網上的討論和故事，很容易就將不同的內容推上報章，如轉載網上討論區的內容，商家由以往拍15秒的廣告，改為花時間拍網上短片、甚至長片，介紹概念而非產品。如此種種的改變，我們該怎樣去分析和想像未來的發展呢？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自2021年開始做一個「非科學調查」，找了一批人去想像數碼科技如何改善人的生活，受訪者分享到他們所想像的2035年會是一個怎樣的美好數碼新世界。[1] 數以百計、來自不同行業的受訪者，在調查中回答指定的問題，在合共過百頁的「回應」中，他們表達出對未來世界的想像，有趣的是，他們提出幾個科技發展的方向和願景時，同一種科技，既可帶來便利，也會帶來隱憂。我們先看看他們提出的幾個方向，再討論一下有關的問題，科技能否解決。

1. 建立更好的網絡空間

大部份受訪者認為透過新的工具，可以令大家在更安全的環境下坦誠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想法，人工智能可以更有效地將有問題甚至有害的留言刪除。不過我們一聽也知道魔鬼在細節，誰管理留言區的內容，也容易被形容為操控，我們怎樣可以令人在安全的環境下坦誠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其實甚難，部份留言如果內容非常尖銳，影響到現實政府的權力運作，該如何處理？我們看到疫情期間，有社交網站主動禁止發佈一些關於疫情的陰謀論，又或者有部份政府會就禁止仇恨言論立法等等，可見不同地方有自己的規矩，我們要討論的除了是介面是否容許有言論自由的空間，還要討論這個社會對言論自由應否有一條全面又有共識的底線。

2. 建立有效率的社群

近年不少人發現社交網絡平台可以結連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可收集、整合資料，甚至互相交換意見，成為有益的群體；不過我們也發現使用同樣的工具，可以集合一些破壞社會的組織和群體。不少受訪的科技專家建議應該使用人工智能去幫助一些能產生正能量的社群，同時提前發現有問題的社群並將之消滅，令社會可以成為更美好的世界。現時社交網站也會刪除某些特定主題的分享，例如分享自殺方法，減少網民因為互相學習自殺方法而帶來悲劇。不過，我們也同樣要問，如果進一步實施類似的措施，社會如何決定甚麼是好的群體，甚麼是壞的群體？

3. 為每一個人充權

不少受訪者認為未來的世界，每個人應該可以在網上有足夠的主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例如投資，有自己的網上身份、私隱，亦可以透過人工智能，用自己的語言與不同國家的人溝通，甚至可以參與不同的政治決策活動，表達意見。

近年互聯網不同的新發展，例如加密貨幣，區塊鏈等技術，令人產生很多新想法，當中除了可以解決一些舊有技術的問題外，同時亦帶來一些新的可能性，例如人可以有實名和匿名等不同的身份，網上的資料可以安全地存放在不同地方，新科技可以令數據得到更好的保護。[2] 我們或許會問這些科技會否持續發展，而同時我們亦會問：不懂得新技術的人會否被淘汰？

4. 新的工作和生活模式

承接上一點的討論，很多人認為疫情無疑為社會帶出了有關工作和生活的新想像，例如人是否一定要在一個指定的地點工作？工作時間又是否必定是在指定時間？網絡可以怎樣為人的生活提供協助？網課、網上會議，甚至網上崇拜能否取代面對面的活動？當中如何混合（例如同時有面授課堂和網課）才能產生最大的效益？這一切已經成為很多人對未來的新想像。另外，會否有些新的工作模式因此而出現，改變舊有的模式？當然這又同樣涉及很多人在工作上轉型，當在網上有很多事情都變得可能，很多工作，例如銷售，原來可以透過人工智能來完成，那麼人類還可以做甚麼呢？

5. 處理更複雜的問題

有了不同的虛擬視點、人工智能等技術，很多以前只能用人腦做的「沙盤推演」活動，[3] 可以紛紛改為用人工智能模擬出來。我們未來更可以透過科技做出更多改善人類生活的事情，例如有效使用能源，當所有家具都與互聯網接駁，便能在最省電的情況下，使用空調、電燈等電器。人類甚至可以透過人工智能，更有效地研發和生產疫苗。當然不少人也會擔心到時會不會出現一種情況：到底是我們控制機器，還是由機器控制人類生活，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想像到，在新的網絡世界下，我們有更多的可能性，但人與機器如何調和，這將會成為未來世界要討論的一個問題。

總結

回到今日，我們不難發現社會的討論仍然停留在網絡騙案、交友色情陷阱、網絡安全等問題，但我們是否知道今日的孩子其實已經活在一個與以往截然不同的世界中？不過我們不難發現，雖然社會口口聲聲說重視科技發展，但對於科技的基建，以及社會各界對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的認知仍然不高，導致很多人進入科技世界，卻不知道科技世界的危險，從而衍生出不同的問題，也不懂怎樣處理這些問題。

明光社在2020年底至2021年推出「有品上網」青少年品格培育計劃，倡議良好網絡公民的八大數碼生活技能及良好品格和態度，我們製作了教育單張，[4] 還有多條品格教育動畫短片，[5] 有關資源以小學生及家長作為對象，當中提供了使用互聯網的幾個重要原則。「有品上網」青少年品格培育計劃是由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華永會） - 2020年度慈善捐款「生命教育」計劃贊助。有些互聯網的使用原則，例如在網絡上要有同理心，學習建立良好的數碼公民身份，有批判思維分辨不同資訊等等，其實今日對所有網民也同樣重要。面對互聯網和新媒體，我們認為社會大眾必須先多些學習和理解，之後才可以更有效提出好的政策，或者相關的倫理討論。若沿用以往的思維去想像未來的問題，只能解決表面的問題，未必能處理當中更多複雜的情況。

教育單張

品格教育動畫

（本文原載於第147期〔2022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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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nna Anderson and Lee Rainie, “Visions of the Internet in 2035,” Pew Research Center, last modified February 7, 2022, 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22/02/07/visions-of-the-internet-in-2035/.

[2] Ryan：〈【硬塞科技字典】什麼是區塊鏈（Blockchain）？〉，INSIDE，2016年7月6日，網站：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6699-what-is-blockchain（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3] 沙盤推演，原指軍事行動前在沙盤上模擬作戰策略，以分析戰略利弊，後來多用於對事情的發展、結果進行的模擬評估，以掌握事情的演變及達成預期目標。參〈沙盤推演〉，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28994&la=0&powerMode=0（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4] 〈有品上網我至叻　做個負責任的網上使用者〉，明光社網站，2021年10月，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myimage/files/misc_activity/20210126_project_wisewebusers/n11842_webwiseusers_leaflet.pdf（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5] 〈品格教育動畫〉，明光社網站，2021年，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project/2021/wisewebusers/section/video（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英國牛油貴？」「林鄭也移英？」網絡討論區，不記名秘密留言區常常有未經證實的故事，以前這些留言討論區的內容，不會隨便被放在報章上，但今時今日大家習慣在網上看新聞，不少新聞網站也會將這些「討論區故事」一字不漏的用寫新聞方式放在網站上，供網民轉發、留言。這些用新聞寫作手法寫的文章表面上「似層層」，但其實不知真偽，這類「新聞」是如何扮出來的？我們可以怎樣用幾招簡單的方法拆解？

新聞材料來自討論區

大家讀中學時，也學過寫實用文，老師會教大家怎樣寫「新聞稿」吧，就是將一件事用「新聞稿」的方式寫出來，這類文章不外乎有幾個特點：

1. 倒金字塔式

先將最爆炸的內容寫出來，例如：英國機場疑似出現前特首林鄭的蹤跡；英國牛油價格創歷史新高；中國經歷60年來最大熱浪等等。

2. 引述各方消息

新聞不是一篇記敘文，作者甚少以第一身寫作，通常會引述不同的消息，例如：「某某網站有人發帖」，又或者「根據某某留言區的討論」等等，然後開始引述對方言論，甚至加插短片。

3. 加入不同意見

新聞有時為求多角度，會加入不同的人對事件的「回應」，寫完事情的來龍去脈，就會找相關人士「似層層」地就上面引述的事件作出回應，並提出意見，有時可能因為截稿時間太短，部份文章直接找幾個比較出位的留言放在文中，就扮有各方回應。

如此說來，如果討論區有一個精彩的主題，用這些方法撰寫一篇幾百字的短文，要爆點有爆點，要故事有故事，要回應也有回應，這種稿件寫來毫不費力，而且本小利大，一旦內容爆起來，會帶動大量流量，幾乎無本生利。不少傳統媒體也大量生產類似的網站和社交網絡平台專頁，有時傳統新聞和網絡新聞同時在相同的平台出現，一不留神，就會被這些由網絡討論區的討論改篇成的新聞所影響，以為這些也是有確鑿事實的新聞。

查證工作不可少

討論區的內容可以變成新聞嗎？當然可以。不過，我們會問其內容是否真確，所以記者理論上有責任做大量的查證，包括：

 1. 故事有找回當事人做訪問嗎？

 2. 作者所說的故事是真的嗎？有沒有查證？

 3. 如故事涉及第三方，被指責的人有回應嗎？

 4. 故事提及的事件，還有其他目擊者，或者具名的消息來源證實嗎？

 5. 如果新聞是引述自另一個傳媒，該傳媒原本的報道是怎樣？該傳媒本身具公信力嗎？

如果不時閱讀網絡新聞兼細心的人，應該很容易就能分辨到，某些網媒根本不求甚解，不會做任何查證，有一些網媒是認真做查證的，也有一些網媒，常常寫「本網曾經找有關人士但未果」等等，當中有多少人是真心查證，多少是走過場寫幾句說法增加說服力，大家可以自行判斷。

避免跟車太貼

新聞公信力，往往需要時間建立的，閱讀傳媒的能力也如是。面對真假難分的新聞，網絡有句話叫「切勿跟車太貼」，意思是事情往往還有很多可以發展的方向，不要太快跳到結論。記得之前曾經有本地傳媒轉載外國傳媒的報道稱，英國某個牌子的牛油以一公斤近十英鎊（約九十港元）的價錢發售，以證明當地通脹嚴重。事件曝光後，不論是英國人還是香港人，也問同一個問題：真的嗎？但後來大家卻發現，事情的確是真的，但同樣也有三英鎊一公斤、六英鎊一公斤的牛油在同一間超巿販賣，而且該牌子的牛油價格，很快就回落了。

可見閱讀傳媒的報道，除了留心事情有沒有核實外，最好還要看看該傳媒有沒有跟進報道，如果事情有改變他們還會報道嗎？如果發現他們只是作譁眾取寵的報道，大家看多了，也只是被這些事情的表象吸引，難以對議題有深入的理解。要學習做理性分析，有時學會辨認哪個傳媒的資訊比較可靠、可信和深入，可能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資料庫

新聞來源變得模糊

英國牛油價格上漲的新聞，除了有外國傳媒報道，也有網民在facebook發帖文和應，令事件進一步廣傳。社交網絡平台的出現的確便利了網民彼此之間的聯繫，除了分享生活點滴，不少用戶更會在平台中分享新聞或對時事的看法。在美國，2021年就有調查發現48%的受訪美國成年人，他們是經常或有時透過社交媒體接收新聞。[1] 有學者就指出，社交媒體令資訊來源變得模糊，新聞機構可以在自己的網站、社交網絡平台發佈新聞，但有關報道也可能純粹以一則帖子的形式，經轉發送達到社交網絡平台的用戶面前。用戶如果想弄清楚資訊來源，需要一層一層追蹤、翻查訊息的來源；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用戶在分享訊息前，都很少會核查資訊的來源。[2]

（本文原載於第146期〔2022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以前，偶像是神一樣的存在，歌星明星即使面對輿論壓力，但因為較少與大眾作近距離接觸，所承受的壓力相對較少，當然他們也會有情緒失控，或者壓力很大的時候。今日的偶像因著互聯網，比以前透明得多，已經不再是神一樣的存在，他們變得落地貼近大眾，但同時因為太貼近，他們會非常近距離地接受不同的訊息，當中有不少訊息、留言對一位歌手來說，可以造成非常大的傷害。部份不喜歡某位歌手的人，甚至更會組織群組去批評、踐踏、傷害對方，今日的歌手，有時甚至會出歌還擊，火藥味濃。

偶像的必修課

歌手被網民評頭品足，早就成為不少演藝人的「必修課」，如果面對負面批評、網民攻擊，仍能不失禮貌、不影響情緒，是非常困難。早在十多年前就有歌手方皓玟的一曲To Haters，表達如何在網民的面前，仍然要努力做好自己，而不只是單純的討論網民的行為，畢竟人也只能努力做好自己，才能面對群眾。

之後不少男團MIRROR的成員，也有透過歌曲表達自己的想法和面對不同聲音的壓力和回應，當中最明顯的莫過於Anson Kong在頒獎禮後因為拿不到自己想得到的獎項，失望到即場黑面，之後被傳媒和網民批評，他最後唱了《黑之呼吸》來表達自己，指他在眾人面前黑面，只是真誠的展露了自己的感受，即使這樣有機會招惹口舌，也堅持活出自己。

又例如MIRROR的另一位成員Anson Lo（盧瀚霆），他的歌曲Ego也在問網民不同方向的批評和建議，有時會令人不知道甚麼是對，甚麼是錯，甚至有時更覺得網民為了譁眾取寵，故意說一些很誇張的評語，企圖去帶領討論的方向，事實上沒有理會藝人本身的內心感受。類似的歌其實不少MIRROR成員也唱過，當中突顯了成員成為藝人、明星過程中的掙扎。這種歌曲也引來很多的共鳴。

勉強比較，不如不聽

除了表達自己的感受外，更有部份歌曲有「還擊」感，例如MIRROR的Warrior，這首歌的MV可在YouTube收看，而在歌曲的文字描述中，就主動質疑「老海鮮是無法明白新物種的」，甚至要「懷著打不死的戰意信仰精神，即使地球已死，我們還有開拓新宇宙的戰鬥力」。雖然社會上不少人將之描述為與社會有關，但回望歌曲的描述，本身應該是在回應樂壇或娛樂圈已死等說法，他們希望實際用好音樂去回應一些網民的指控。除此之外，類似的歌曲當然還有在2021年推出，由多位年輕歌手合唱的歌曲《樂壇已死》，當中的歌詞就更直白地指出，你不聽新歌也可以，也請不用與以前比較：「贈你這卡式機，聽返你舊時多優美。」

由溫婉的表達自己想法，到還擊，最終當然還有更毒舌版本的回應，例如Jace（陳凱詠）的歌曲《收聲多謝》就更加老實不客氣，明明知道「專家」是為了有話題才講，就直接請對方不要聲控人，請他們全部「收聲多謝」。可見香港新一代的藝人一方面要面對著比上幾代人更直接、更埋身的批評，他們有時甚至會很難面對這些批評，但過程中他們更要學習如何閱讀這些負評，然後化為正能量，將自己變成一個更加強大的人，以致能面對這些東西。

藝人也是人

雖說「食得鹹魚抵得渴」，用流行的說法去表達就是「份糧包嘅」，但說實話藝人也是人，社會大眾可以欣賞他們的創作，也可以評論，但觀乎網上的確有不少人是為評論而評論，部份根本就是人身攻擊，內容也沒有甚麼養份，這些為點擊而來的留言，最傷害的是藝人本身。事實上沒有人希望做一份正當的工作卻每天被人無故評頭品足，特別是當他們其實沒有做錯甚麼事的時候。

藝人說到底也只是流行工業下的一種商品，所謂「百貨應百客」，你不喜歡可以不買，實在沒有必要透過網絡攻擊，逼藝人、明星、歌手做你喜歡的事，當然你也可以表達想法和意見，但前提還是應該議事論事，當討論超越了理性，輕則影響討論區的氣氛，重則影響藝人本身的情緒。不少藝人會因為網絡的留言或者討論，坦言會感到不開心，甚至有壓力，也有藝人因此而衝動地做了不合適的回應。

今日的藝人之路不好走，但願大家多點包容體諒，少點攻擊，這樣才能百花齊放。

如果有留意新聞，近來或會發現多了一個名詞被美國《柯林斯英語詞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選為2021年度10大代表字詞之一，它就是“NFT”，[1] 這個詞還會連繫著甚麼頭像、升值潛力、藝人和藝術家紛紛參與等……讓我們一起了解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和我們有甚麼關係？它又有甚麼危與機？

NFT——非同質化代幣（Non-Fungible Token），每枚代幣上都有一個編碼，有不可替代、不可分割、獨一無二的特色。[2] 就如你銀包上的錢簽上了你的名字，那鈔票就已和別的鈔票不一樣。能確保其獨特性，是因為支持NFT的其中一個核心技術，就是區塊鏈（blockchain），而區塊鏈具備著「無法被篡改」的特性。透過區塊鏈技術，所有數據均可通過加密系統進行驗證，根據《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描述，這是「一種開放，分佈式的分類賬，能有效地記錄雙方之間的交易，並且以可核查與永久性的方式進行記錄。」[3] 亦因著其獨一無二的特性，藝術家就可以在虛擬世界中販賣自己的「NFT加密藝術品」。

被視為開放及可信的交易平台

由於每一次交易都可以被追踨，買賣都有依據，大家都會視這是一種可信任的自由交易技術，並在NFT平台交易。在這許多的NFT交易平台中，如OpenSea、Nifty Gateway或OurSong等，有意製作NFT的人，可以上傳數位化的平面或3D圖像、動態影片、聲音檔案或文字訊息，決定作品發售的總數量，再為作品加上區塊鏈編碼，完成鑄造（mint）後，作品就可以用加密貨幣交易了。[4]

例如，ShroomsTopia NFT為亞洲第一款3D設計NFT藝術品（見圖一），以3D蘑菇造型為主角，設計很有香港的本土氣息，此系列共有3,888個不同的NFT，每枚NFT以0.8 SOL（約1,060港元）發售。[5] （SOL即Solana，為一種交易速度快，並升幅大的虛擬貨幣。2022年1月14日，Solana為全球市值第五的虛擬貨幣，達463億美元〔約3,619億港元〕，結算超過500億筆交易。[6]）

創作者的獲利方式

透過NFT加密，藝術品可以寫入分配利潤的比例，創作者未必只在作品第一次被售出時獲得利潤，而可以在作品每一次轉手交易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利潤，所以作品不一定在第一次就以很高價格售出，不少NFT創作者願意以低價賣出作品，並鼓勵人們多次轉手，令創作人可以從中繼續收取分潤。

另外，亦因為不一定是高購買力的人才可以投資NFT藝術品，不少人都可以成為NFT藝術品收藏家。而在這剛起步的市場上，有不少NFT作品被炒得火熱，經轉手多次而價值飆升，引起了搶購瘋潮。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無聊猿」（The Bored Ape Yacht Club）系列（見圖二），這系列於2021年4月在區塊鏈上推出10,000個不同的NFT，當時每枚的入手價（floor price）只為0.08以太幣（約1,500港元）。[7] 至今約一年時間，最便宜的作品底價也超過了28萬美元（約219萬港元），而收藏品系列的總市值就高達28億美元（約219億港元），其製作公司更可從交易中再賺取2.5%分潤。[8]

NFT的天馬行空

創造NFT的方法也有很多種，除了上述提過的方式外，有藝術家將自己過去13年來拍下的五千多張照片集合成為一張NFT作品“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以約6,900萬美元（約5.3億港元）售出。[9] 印尼也有無名小卒上傳九百多張自拍照到NFT平台並賺得780萬港元；[10] 而日本電影配樂大師坂本龍一亦於去年將一首歌的595個音符分拆成NFT出售，而部份NFT音符被轉售後，價格由底價680港元被炒至約40,000港元！[11]

有機亦有危

我們見到似乎很多東西被數碼化後，都可以被放進虛擬世界中被販售及炒賣，似乎很有升值潛力。有藝術家很努力將一系列作品放上平台販售，一夜成名；亦有很多藝人、知名人士進場販賣其代理的藝術作品撈了一筆。這些事件經媒體報道就令人對這虛擬市場趨之若鶩，但我們可能會忽視了當中的風險。除了一些常見的NFT投資詐騙手法，如製作假冒NFT網站及投資項目誘使消費者投資、以偽冒交易平台官方通知而進行釣魚詐騙，或以不同方式竊取個人資訊及憑證等。此外，以虛擬貨幣這種方式來投資也有一定風險，NFT作品本身在真實世界可能價值有限，在網絡世界中的價值亦是易升易跌，跟隨著名人的名氣或潮流上漲或下跌，風險可是非常高。

由於還未有法例規管，著重「匿名性」的區塊鏈，不單讓不少犯罪份子利用加密貨幣藏匿資產，而普通人的個人資產亦可能隨時被黑客盜取，之後可能無法追討損失。由於元宇宙這虛擬「新世界」中所使用到的加密貨幣，暫時並未有實體保安或風險管理方案出現，對用戶來說暫未得到保障。[12]

誠然，筆者在搜集資料撰寫本文時，亦覺這個賺快錢市場令人心動！或許讀者在看了本文後，會開始去想於NFT平台進行創作或投資，但筆者仍想提醒一句，小心錢財的迷惑，於創作的內容及投資的手法上，仍要守著真道，以避免：「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不能結實。」（太十三22下）

近月不少傳媒將有關大麻的議題炒熱，說學生可以在商場隨便購買大麻產品，沒有法例禁止，又說大麻產品成行成巿，有糖果、咖啡、酒、又有香薰油，可以用來吃、用作美容、醫療，甚麼都有。為甚麼大麻產品可以在香港出現？這些「大麻」產品是毒品嗎？外國如何處理這類商品？

在香港，大麻屬危險藥物，理論上不能在街上售買，不過現在巿面上見到的所謂大麻產品，含有大麻二酚（CBD）成份，嚴格來說CBD只是從大麻中提取的一種物質，商人聲稱沒有研究指出CBD會令人上癮，它只會緩解肌肉疼痛、焦慮、關節炎、癲癇症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只要按指定份量來使用，便不會對健康產生任何負面影響。被列作危險藥物的則是另一種叫四氫大麻酚（THC）的大麻提取物，THC是會令人感到興奮的藥物，也會上癮，所以一向都受法例管制。

在外國，使用CBD的人士大致上分兩批，一批是年青人，希望放鬆心情，透過CBD來減壓，另一批是中老年人，特別是患上關節炎或慢性痛症的人，他們希望透過使用CBD來減輕痛楚。類似的產品如雨後春筍般在巿場出現，社會亦有大量聲音，要求將之規範化，減少黑巿出現，令巿民用得安心的同時，將可能出現的問題減少。

自烏拉圭在2013年成為第一個讓公眾合法吸食大麻作醫療以外用途的國家，其後，不少其他地方開始將大麻合法化（或規範化），當中加拿大於2018年就將休閒類大麻合法化，只要持聯邦政府簽發許可證的廠家，就可以合法出售和購買大麻。他們認為透過清楚的標籤以及指引，就可以令大麻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減到最低。

可惜，含有大麻成份的各類產品，如以水貨方式出口後，原有的標籤在別的地區也未必有效，因為各地的法例和監管政策都有所不同，例如部份地區只禁THC，不禁CBD的，也有些政府會就不同的劑量作出不同的規管，有的則會列明使用者每天只可以使用某一個特定份量的大麻產品，而不同地區的年齡限制亦不盡相同。所以在香港，即使現時只禁THC產品，但實際上或許會有人混水摸魚，巿民只看到商品上的標籤其實難以分辨當中的成份。

同時，因著香港本來就沒有法例規管CBD，所以會出現「任人買」和「任人食」的情況，商家未必會細心分辨每種產品的成份。有傳媒曾到過不同地方購買含大麻成份產品，結果偶有發現含有THC成份的產品混雜在其中。最後孩子們如果在商場一時好奇購買這些東西，容易引發不同的意外。現時只能依賴商家自律，有良心地按著外國的指引賣相關的產品，盡可能防止有違法的商品流入市面，但之後有關產品會否被濫用，仍是一個未知數。

大麻在某些地區合法化，令相關的產品有可能流到世界各地，亦間接令各地的政府要更加留神，才能確保違法的商品不會在市面上銷售，有見及此，有人建議在法例上應作進一步的規管。有趣的是，另一邊廂，亦有一些支持大麻合法化的論調出現，支持者往往認為大麻本身有醫療用途，對人有幫助，甚至強調在CBD中加入一點點的THC，會令效果更好，所以只要是醫療用途，並在受控制的範圍內，應該為大麻正名，又強調大麻不是毒品，甚至稱這是對大麻的歧視，不少傳媒更拍攝不同類型的節目，宣傳安全使用大麻，是健康和減壓的時尚活動，配合冥想更可以達到更高的境界。

這種透過立法、文化、教育、醫學改變人想法的策略，大家是不是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其實做政策倡議，特別是做這種「去污名化」的倡議，來來去去的策略不外乎這幾招。所以回到問題的核心，大家應該想想，吸食大麻是一件好事嗎？如果不是，我們可以用甚麼政策，保護那些不應接觸大麻的人，減少他們使用這些產品的機會呢？

參考資料：

Monir Ghaedi。〈大麻合法化：那些 「挺麻」的國家是怎麼做的？〉。yahoo！新聞。2021年10月16日。網站：https://tw.news.yahoo.com/大麻合法化-其他-挺麻-的國家是怎麼做的-124500355.html。

〈義大利「大麻合法化」！將允許民眾小規模種植四款大麻〉。聯合新聞網。2021年9月10 日。網站：https://udn.com/news/story/6811/5736688。

〈德國準新政府支持大麻合法化〉。DW。2021年11月19日。網站：https://www.dw.com/zh/德国准新政府支持大麻合法化/a-59882810。

〈盧森堡擬通過法案，將成歐洲第一合法個人種植、使用大麻的國家〉。關鍵評論。2021年10月24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8025。

〈社論：堅定立場抗拒毒品合法化 〉。聯合早報。2021年12月9日。網站：https://www.zaobao.com/forum/editorial/story20211209-1221339。

〈21歲以下吸食大麻人數升58%　禁毒會主席：不支持大麻合法化〉。東網。2021年8月6日。網站：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10806/bkn-20210806004500946-0806_00822_001.html。

梅緣緣、陳祖傑。〈這些國家允許娛樂用大麻合法化，但又如何規範？〉。公視新聞網。2021年10月12日。網站：https://news.pts.org.tw/article/548906。

邢懷安、王允翬。〈嗑藥與認知自由──大麻哲學中的倫理探問〉。意識物。2016年10月22日。網站：https://consciousness-popsci.blogspot.com/2016/10/cognitive-liberty-ethics-philosophy.html。

熊文浩。〈【有戲聽】《冥想練習》Netflix要你閉上眼感受的節目〉。《香港01》。2021年1月5日。網站：https://www.hk01.com/扭耳仔/570538/有戲聽-冥想練習-netflix要你閉上眼感受的節目。

假新聞的產生及推動，背後導向可能是為了賺取廣告利益，如內容農場；也可能是為了改變人們的意識形態，以圖得到人們的支持和贊同，如英國脫歐，美國總統大選。這些假新聞的做法就是要挑起讀者的情緒，產生恐懼或憤怒，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林照真教授指出：「當你的心裡上有這些負面情緒，你會在情緒的主導下把這些內容再快速地傳播出去。所以我們會認為憤怒是決定讀者是否在臉書上分享的關鍵機制。越是讓你憤怒，而且是極端憤怒的，你越可能分享，在政治訊息上尤其如此。」[1]

根據媒體的報道，林教授曾於一研討會分享，新聞產業很注意讀者反應，希望讀者喜歡、關心這則新聞，這也是假新聞製作的原理。如果社群媒體的訊息製作得和新聞一樣，就會有更多人相信。而假新聞不會是全然虛構，它在一定程度上有事實包含在其中，讓接收者難以分辨，甚至連主流媒體都會採用，認為它有一定的新聞價值。[2] 而曾有研究指出，假新聞在Twitter的散播速度會比真實的資訊快六倍，[3] 所以懂得辨別網上真假新聞是極為重要。

但論及要用法律去規管假新聞，則要非常慎重，因為法律規管與言論自由之間是有張力的，令人擔憂言論自由會被打壓，或有人會想利用公權去阻止人們發聲，或懼怕發聲，於社會造成了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被打壓的成為少數派，聲音愈來愈少，而多數派聲音愈來愈多，如螺旋往上升。

不同地區　不同方法

網上資訊對網民的影響可大可小，不少地區對於網上假新聞或假資訊都有相應的法律或應對做法。

韓國

韓國的《新聞仲裁及補救損害等相關法律》修正案由執政的共同民主黨於2021年7月在國會提出，並指其目標為「建立公眾對傳媒的信任和伸張言論自由的價值」。倘若涉及「虛假、新聞操縱」以至涉及「故意」或「重大過失」的捏造或錯誤報道，導致有人蒙受精神或權利上的損害，按新修正案有關人士可入稟向散播資訊者索取賠償，金額可達推算相關損失的最多五倍，在一些難以計算損失的個案中，則以一億韓圜（約68萬港元）為上限。[4] 提出修正案的共同民主黨稱，提出法案旨在以懲罰手段打擊假新聞對民主社會的禍害。但因為法案部份內容被指不夠清晰，對「故意」、「虛假報道」等字眼的概念和標準模糊，甚至「開啟任意詮釋之空間」，國內外傳媒及人權組織均對新法表示憂慮，擔心影響記者深入調查和傳媒報道的自由。[5] 在強烈的反對聲下，有關修正案的最後投票並沒有如期在2021年9月底於國會舉行，取而代之的是籌組委員會就立法作更深入的探討。[6]

新加坡

新加坡2019年通過了《防止網絡假訊息和網絡操縱法》（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POFMA），任何人發佈假訊息，並對「公共利益」造成損害，將會被判監最多五年及罰款最多50,000坡幣（約29萬港元）。若透過虛假賬戶或自動軟件程式發佈假訊息，則會被判監最多10年及罰款最多10萬坡幣（約58萬港元）。相關的網絡中介有責任採取相應行動，如移除有關的虛假賬戶等，否則相關人士的最高刑罰為被判監一年和罰款20,000坡幣（約12萬港元），如涉案的並非個人而是公司，罰款則更高。[7] 該法例將假訊息（falsehood）定義為虛假或誤導性的事實陳述（statement of fact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列明包括捏造訊息和扭曲事實，但不包括基於事實的觀點、批評或諷刺。但誰來判定事實陳述的真偽？是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嗎？這方面亦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有學者就質疑他們是否合資格來判定真偽，這會否被用來對付反對黨，打壓異己？[8] 據報道，截至2021年8月21日，新加坡當局暫未用過POFMA下的刑事程序起訴任何人，但卻向個人或團體發出逾60宗POFMA命令，要求他們更正訊息，亦有數宗要求網絡中介移除訊息連結的指令等。[9]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政府於2018年4月，即國會選舉前實施了《反假新聞法》（Anti-Fake News Act 2018），該法指凡故意創作、散佈或發表「全部或部份不實」的新聞、訊息、數據或報道，即「假新聞」，可處10年以下監禁。若「假新聞」内容涉及馬來西亞或影響該國公民，該法亦可適用於馬來西亞境外個人或組織。[10] 但由於立法倉猝，被人質疑大馬政府，不論是有關貪污或是選舉事務，都想利用有關法例來阻止一切不為政府樂見的報道。而這法例最後在新政府上台後，於2019年正式被廢除。[11]

台灣

於2018年，台灣的行政院為防止散播假訊息所造成的危害，修正了以下多個法案，包括《災害防救法》、《糧食管理法》、《農產品市場交易法》、《傳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在法案中納入禁止散播假新聞的規範和罰則；另外，在《廣播電視法》下，廣播電視亦被要求建立「自律」機制，若違反自律規範或事實查證，最高分別可處100萬台幣（約28萬港元）或200萬台幣（約56萬港元）罰鍰。[12] 台灣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官員曾向傳媒表示，根據當地的《社會秩序維護法》，對假訊息定義主要有三個要素，包括惡意、虛假、具危害性。雖然在台灣政府提出七個法案的修法說明時，明文寫道：「謠言」或「不實訊息」，是指該「捏造之語」或「虛構之事」，其內容出於「故意」虛捏者，但有新聞學者認為要認定假新聞並不容易。[13]

由於不少地區的人士都認為要判斷假新聞有困難，應找有能力的人或系統作判斷，歐、美不少地區會把責任交予社交平台，由社交平台的公司研究方法去判斷和刪除一些疑似是虛假的新聞。

德國、法國

德、法兩國分別於2017及2018年分別通過《社群網絡強制法》（德），及《反資訊操縱法》與《反虛假訊息法》（法）。有關的法規是把反假新聞的責任放到社群媒體平台中，如德國的《社群網絡強制法》中規定，社群媒體平台須於接獲檢舉的24小時內移除明顯違法內容，包括仇恨言論、惡意誹謗或煽動暴力的內容，否則可處500萬至5,000萬歐元（約4,500萬至4億5千萬港元）的罰款，如有爭議、但非明顯違法的內容，社群媒體會有七天時間可以商討是否移除。

而法國，早已有防制仇恨言論和假新聞的《新聞自由法》，明訂禁止種族誹謗與煽動種族仇恨的言論、禁止基於性傾向而歧視或誹謗個人的言論。違反這些規定者，可處六個月至一年有期徒刑，或面對22,500至45,000歐元（約20萬至41萬港元）的罰款。任何方式出版、傳播或複製涉及第三方的虛假新聞或經捏造、偽造或不實文件，若造成或足以擾亂公共秩序，將被處以45,000歐元（約41萬港元）罰款；如以任何形式惡意出版、傳播或複製可能破壞國軍紀律或士氣，或干擾國防戰備的內容，將被罰款135,000歐元（約122萬港元）。[14]

而於2018年在法國通過的兩項反假新聞法案，是為了強化上述法律工具，針對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特別適用於選舉前三個月內，政黨或候選人有權就疑似被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申請禁制令，以及將有意圖影響選舉的「受外國勢力控制或影響」的電視頻道下架。[15]

德、法兩國的做法似乎效果相當顯著，有效使facebook將全球六分一的內容審查人力投放於德國，並同意與法國政府合作提高平台運作透明度。[16]

歐盟，除立法以外的選擇

除了立法，歐盟於2018年開始推出《虛假資訊行為守則》（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鼓勵資訊科技公司自願簽署並承諾自我規管，以應對虛假資訊問題。不少大型資訊科技公司，如Google、facebook等均已簽署有關的行為守則，承諾針對平台上虛假訊息問題作自我規管。多家簽署了該守則的資訊科技公司亦按承諾推出新政策以改善服務，包括與事實查核機構合作及推動用戶媒體素養等。[17]

香港可借鑑

網上資訊繁多，當中包括了假新聞，對人或事作出不實的陳述或惡意的指控，但要辨別真、假新聞，如非靠科技公司或新聞界的專業人士，難以處理大量的資訊。正正因為網民都未必能辨別真、假新聞，如只是誤信虛假訊息再傳遞並因而觸犯法例，實在可能會引起寒蟬效應，有機會窒礙新聞及言論自由。但如能以兩條腿走路的方式，一邊加強用戶的媒體素養，教育用戶如何辨別假新聞及批判思考的教育，另一邊推動傳播資訊的平台與信譽度高的事實查核機構的合作，成立通報機制，如發現假新聞就通知社交平台，以刪除訊息、警告違規用戶等方式，而毋須透過立法的方式來規管，相信會對本港的網絡溝通平台的發展與自由會較為有利。

（本文原載於第141期〔2021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真人show（reality show）大受歡迎，不少人投入其中，不論是比賽性質的節目，還是一般生活導向的節目，真人show因為夠「真」所以吸引很多人關注，不少內容更成為一時熱話，究竟真人show是怎樣做出來的呢？參加節目的人，所做出來的事情，都是演戲，還是流露真性情呢？

根據不少綜藝節目幕後工作人員爆料稱，真人show中的人的表演，都是真的，絕小部份是演出來的，因為演出來的話一來就不自然易被看破，二來要寫這些劇本亦不容易。所以大部份所謂的真人show，編劇的工作只是提供場景和任務，之後就由「演員」自由發揮。例如以往的歌唱比賽，就只是看幾個人表演唱歌，就唱歌能力作出比較，但今日就會改為一群參賽者進入一個夏令營，大家被困在一個地方，然後一起生活、創作、練習等等，最後在舞台中表演。

整個過程中，「編劇」當然會透過一系列的賽制、分組、選歌、選隊長等等，給予他們任務，同時在這些任務的過程中，看看他們的表現，看看他們能否面對逆境，又或者會否建立友誼等等。唱歌跳舞等表演雖然重要，但之前在營內的表演，可能佔的時間更長。如果以一次公演計，可能前面真人show的環節大約佔三分之二，而表演部份只佔三分之一。

同時編劇在拍攝前其實都會先了解一下被拍攝者的一些性格特質、習慣，可能早就在拍攝的場景中給他們「合適」的道具，讓他們「自然」發展到某一個方向去。例如很多男性選秀節目，往往會提供健身房或籃球架，選手在練習唱歌跳舞後有時就會到這些場景休息，然後在鏡頭前玩健身或打籃球。又或者在休息室放一部遊戲機，其實就是想給觀眾看到他們玩遊戲機的一面，有時甚至有廣告商贊助的商品出現。

這種將原本已有的類型節目加入「真人show」成份，幾乎已經成為許多綜藝節目的常見套路，不論旅遊、選美、美食、擇偶等等節目，紛紛加入真人show成份，務求令這些節目看起來更「真實」，讓觀眾有種看到參加節目的人在幕後工作的感覺。

除了在場景中加入任務讓他們自由發揮之外，還有很重要的，就是主題和剪接。當拍攝進行了幾集之後，大約可能就會知道整件事的一些發展，例如在比賽中，工作人員在剪接時某些人可能已經出局，於是在剪接第一集時他的出鏡時間就不會那麼多，因為要將時間分給未來有機會進到決賽的那幾個人，又或者當編劇們預知去到某一集，有幾個人會鬧翻，在剪接時可能就會特別在前面的集數中挑一些他們交情很好的片段，以營造一些戲劇效果。例如早前內地綜藝節目《披荊斬棘的哥哥》中，第一集就故意挑出一幕陳小春被內地饒舌歌手（rapper）GAI質疑他的好兄弟林曉峰不尊重人的片段，後來他們卻成為同組隊友，化解了誤會並成為好朋友。這些劇情並不一定是原本設定的，但可以透過後期剪接去營造一些「劇情」出來。

除了前期設計、後期剪接外，最後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節目播出後的社交媒體管理。內地真人show大概每週更新一集，每集短則一個半小時，長則五、六小時。香港的真人show大致上每天更新，每集半小時至一小時。其實節目很長，所以製作人員及後都會將不同片段化為幾分鐘的「精華」放上社交網絡平台，這些都是真人show很重要的組成部份，因為版主往往要帶網民投入去他們想大家進入的劇情中，所以會有很多不同的帖文，以吸引人進入綜藝節目的故事氛圍中，即所謂的「帶風向」。當中甚至會有人故意寫些會引起罵戰的帖子，引人注意節目的內容。

所以，真人show中我們不難肯定，當中的人的性格、性情，當下的反應大抵都應該是真實的，但這些反應有多少程度是按照「劇本」呈現，而編劇又有沒有幾個劇本在手，而之後剪接又會否將真人show中的人物如實呈現，還是按照「劇本」的走向呈現，這裡面，可能有更多我們都不知道的東西。真人show當然可能呈現人物真實的一面，但也的確不會是所有人的整個面貌，如果我們以此來判斷人生，甚至以此作為我們所相信的人生方向，就有點過份當真了。

參考資料：

梔梔。〈真人騷「劇本」再成焦點，揭秘綜藝編劇工作流程〉。壹讀。2018年6月7日。網站：https://read01.com/2GkKOLz.html。

梔梔。〈行業規則：明星參加真人騷綜藝，到底有沒有劇本？〉。壹讀。2018年6月6日。網站：https://read01.com/O3KOQJP.html。

葉智仁。〈談近月熱爆香港的媒體識讀課題：踏進了「楚門世界」的盛女〉。載張玲玲編。《傳媒透視》。2012年5月：頁4–5。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downloads/201205.pdf。

憤怒的李類類。〈30個常見綜藝真人騷原型，編劇團隊超乾貨總結〉。每日頭條。2020年1月6日。網站：https://kknews.cc/entertainment/qx2bzro.html。

日常生活，無論是為工作、學習或娛樂……無論是用手機、平板電腦或桌上電腦，我們每天都會上網，接收各類型資訊。由於我們置身網絡世界——虛擬世界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深受它影響，所以我們必須培養「數碼智商」（Digital Quotient或Digital Intelligence，簡稱DQ），以致我們有能力善用網絡，而不會跌入失控狀態，或錯誤使用網絡工具。

數碼公民具備的能力

參考非牟利國際智庫組織DQ研究中心（DQ Institute）所設定的數碼智商框架，當中包括有關數碼智商的八種數碼公民具備的能力：[1]

1. 數碼公民身份（Digital Citizen Identity）：能建立一個健康的線上、線下，具備誠信的身份。
2. 螢幕時間管理（Screen Time Management）：能控制自己的上網時間，在處理多項任務、參與網上遊戲和使用社交媒體時，均有所節制。
3. 網絡欺凌管理（Cyberbullying Management）：能察覺網絡欺凌事件的出現，並能有智慧地處理事件。
4. 數碼同理心（Digital Empathy）：在網上能以同理心對待別人的需要及感受。
5. 私隱管理（Privacy Management）：能獨立地處理網上個人資料，以保障自己與別人的私隱。
6. 網絡安全管理（Cyber Security Management）：能以保安度高的密碼保護自己的資料，並能處理不同的網絡攻擊。
7. 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能理解數碼足跡的本質及它們對現實生活的影響，並負責任地管理數碼足跡。
8. 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能分辨真假資訊、分辨內容是好還是具傷害性，及可信與可疑的網上接觸。

網絡應用與信仰

此外，作為信徒或牧者，活在網絡世代，我們同時亦要思考網絡與信徒成長和牧養工作的關係。信徒如何主動的在網絡世界尋找有用、真確的資訊，幫助自己讀經研經，如何在網絡世界與其他信徒聯繫、團契、相交；牧者可以怎樣透過網絡進行宣講、教導。這都是很值得新世代信仰群體思考的課題，所以在本小冊子中，除了以上八個數碼公民能力，還有與信仰課題相關的文章，盼望讀者在閱讀時，思考一下個人靈命培育的新方向，以至未來教會要走的路、當中有甚麼發展空間和需要突破的限制。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網絡為現代人帶來許多便利，同時亦有潛在危險，盼望在本小冊子中，透過九個範疇的方向，能幫助大家善用網絡工具，享受來自網絡世界的樂趣，同時亦了解網絡工具的威力，學習有節制地使用，免被操控，以保持身心靈健康。

閱讀《數碼健康檢查站》小冊子

大數據有助於做分析，但資料也只限於數據上的分析，看不到數據以外的行為及態度。例如大數據會計算收集得來的資料，並把人分類，找出不同的人喜歡觀看甚麼類型的文章或影片內容，然後集中生產及播放這類作品，減少或不再生產少人喜歡的類型作品。這似乎很合理，但其實這會減少了人的選擇，也讓人少了機會去體會比較少人喜歡的作品，及排除了人有改變口味的可能。

推送迎合個人口味的內容，對人們帶來甚麼影響？當大數據在計算你喜歡的東西時，這代表著它會預測及主動配合你的喜好，及提供它認為你會喜歡的東西，也許它的預測結果是相當準確的，而它也會不斷學習，會進步，亦會愈來愈能對準你的口味。但同樣，人們可能會變得愈來愈自我，不會去發掘新事物及作新嘗試，因為愈來愈少機會接觸與自己喜好有所不同的東西。

數據以外的資訊

另一方面，大數據反映出來的結果也不一定完全正確無誤，它也可能有偏差，會存在「偏見」，因為它的分析是基於搜集得來的數據，數據以外的東西，它不會知道。那會引發甚麼問題呢？試想想如公司用網上搜集得來的數據（如社交平台、信用評級）來評定面試者是否合適擔任某崗位的工作，數據可以很仔細，但也可以存在很深的偏見，因為資料會缺少了面試者的態度、他／她是否已改變，及形成數據的因素等資訊。而如果招聘的公司在第一輪面試前過濾一下大數據提供的資訊，一些背景資料不好的人，很可能早就被篩去了，他們可以「翻身」的機會，亦會變得更少。

資料被悄悄收集

事實上，不同的企業、團體正漸漸不動聲色地收集我們的大數據，如駕駛習慣、[1] 觀看電視的習慣，[2] 或醫療數據等，[3] 它們何時會用這些數據？會用數據來做甚麼？會不會他日被用作呈堂證供來指證我們？又或者將數據賣去保險公司，讓他們用數據來計算保費，甚至因應數據而提高保費？另外，不少網友也會經常瀏覽社交平台（如facebook、LinkedIn），並分享自己的行蹤、喜好、習慣、近況及工作經驗等，當這些社交平台意外洩漏用戶資料、[4] 或被黑客入侵時，[5] 受影響用戶的私隱就會被不法份子掌握，我們再也難以保護自己的私隱免被分析及利用。

明智地行使選擇權

所以各位網友，對於分享或發放訊息，其實我們是有選擇權的，我們可以選擇是否分享及分享甚麼。在「開心share」、快樂地分享個人資訊時，也要細思一下我們每次發放訊息，都會留下「數碼足跡」，如有關資料洩露或被利用，有可能會引發嚴重後果。大家在行動前，要細思，好好運用自己的選擇權，避免私隱洩漏，令自己失去選擇。

（原文於2021年5月27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世界變得太快，我們不能轉得太慢。許多我們一直以為熟悉了解的事物，剎那間已出現新的常態，我們就像不斷要摸著石頭過河，而且很多都是以前沒有走過的新河，或是河床正在不斷轉變、危機四伏、容易令人掉以輕心，表面舊內裡新的怪河。

上網對大家來說已不是新事，但網絡可能出現的問題卻不斷變化，會不知不覺令人上癮、洩露私隱或改變價值觀的遊戲和影片層出不窮。當然，網絡帶來的並不一定是壞影響，在疫情持續的新常態下，其實如何善用網絡協助教牧和領袖在不能或不宜面對面聚會和團契的時候，更有效地牧養弟兄姊妹是我們必須加倍努力的方向。若果疫情已過了一年多，教會負責人仍停留在只乖乖跟隨政府的防疫措施，決定是現場或網上直播崇拜，而沒有更多的應變方案和替代的活動，根本就是不負責任，而教會出現萎縮只能說是「意料之中」！今期《燭光》嘗試為大家提供不同的教會一些新的模式和經驗，希望能為大家帶來一些啟發和提醒。

當然，另一個教會必須及早準備面對的挑戰，是在逐步和全面收緊的社會政治環境，繼公務員、傳媒、教師和議會的監管被「完善」之後，教會恐怕亦「難逃一管」，要清晰了解歷史、國情和自己的底線，才不會那麼容易在摸著石頭過新河時忽然沒頂，糊里糊塗地壯烈／白白犧牲。

疫情、抗爭運動、移民、國際關係，排山倒海的事件從四方八面湧現，信徒群體在這個大時代要經歷抗爭疲勞、政治打壓、疫情禁令……教會要麼停止聚會，要麼辦網上活動，一堆本來恆常推出的活動全年取消，新活動隨時可能受到更多政策限制。不少人用「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一詞來形容今日我們這個改變。這真是範式轉移嗎？究竟甚麼東西改變了？

2021年離世的神學家孔漢思（Hans Küng）在Christianity: Essence, History, and Future一書中，正正就用範式轉移來形容基督宗教在歷史長河中的不同階段，由初期教會開始到現代的普世教會。當中他引述科學史學家Thomas S. Kuhn的說法，指出範式轉移的範式應該是「一整個特定的群體，他們分享整體的信念、價值、技術。」若稱得上範式轉移，就是指整個範式有所改變。

孔漢思的書成於上世紀90年代，他認為當時就正是一個多元、多中心的世界，後殖民、後帝國主義的社會，普世宣教運動亦在蓬勃發展，除了討論不同宗教是否有對話和共融的空間，甚至討論不同信仰和來自不同國家的人能否共同相信一套倫理的想像。

或者他也沒有想到，過了不足30年的今日，網絡的出現令多元而共融的美好想像未有實現，取而代之的卻是在網絡空間下進一步的分眾，不同資訊分發予特定群體和對象。同時因著互聯網發展的各種特點，造就網絡獨特的生態、價值觀和倫理想像。所以不少學者認為今日教會的一些整體理念、價值，甚至使用的方法和技術也和以前非常不同——即是有所謂範式轉移的出現。

網絡有兩個重要的特質，令信徒群體相處改變：

1. 時空壓縮

疫情、移民令我們失去現場跟弟兄姊妹一起聚會的機會，但同時  我們仍然可以透過不同網上平台跟弟兄姊妹團契相交，雖然比起面對面相處，暫時仍然有不同的障礙需要克服（例如未能一同唱詩），但隨著技術問題解決，不在地上、沒有固定聚會地點或固定形式的宗教活動，可能成為更多人參加聚會的主流，除了不受地域限制，時間上也可以不受限制，信徒在一週七天，每天24小時都能參與聚會，這樣的聚會和牧養模式更加彈性，但同時也帶來新的挑戰和難度。

2. 界面延伸

現實空間，你可以用不同的裝飾、佈置去讓人進入一個神聖空間，但在網上舉行崇拜，鏡頭的運用、佈局，甚至音響器材的配合，對於整個網上崇拜的進行都變得十分重要，有關的器材也成為網絡空間的生產工具。同時網絡速度，溝通時所使用的工具，例如是用YouTube、facebook還是Zoom做直播，可以給別人完全不同的感覺，這亦變得十分重要。

以往，教會因著有現場的崇拜和團契，可以一直沿用舊有模式而不做任何改變，但因著近年的轉變，不少信徒群體出現很多有趣的面貌，迫使教會重新思考網絡和在地上的教會，如何做連結，例如：

1. 斬件式信徒生活

有信徒因著各種原因，參加A教會的網上崇拜、網上祈禱會則到訪B教會、小組相交更自己組合、又另外組合一些朋友一起在網上查經，就連查經資料也是自己預備的。在不同的教會參加崇拜、查經、祈禱會、團契，嚴格來說這個信徒沒有離開信仰，他的信徒生命由不同的群體來承托，而有關聚會、活動的事奉工作，亦斬件式地由不同信徒來承擔。

2. 純網絡信徒生活

有人決定不再返現場教會聚會，有相熟的基督徒走在一起食餐飯，就當「返了小組」，聽道就到社交平台隨便找找，祈禱就尋找不同教會提供的默想資料。

3. 信徒寄居在不同教會中

表面上信徒是A教會的會友，實際上會在不同地方參與事奉，加入外面的敬拜隊或查經小組，雖然有所屬教會和會籍，可是整個信仰生活均不在教會中。

4. 有事求問facebook大神

信徒雖然是某教會的會友，但遇到生活不同大小問題，只願意到facebook不同的基督教群組分享，但就從來不願意返教會處理，因為擔心教會群體太細，自己的秘密容易被公開，寧願在網上低調以網名開組。

隨著疫情緩和，部份教會已恢復現場聚會，不少團體舉辦不同的研討會，討論當回歸現場聚會後，教會參加崇拜人數會否減少？是否需要保留網絡崇拜？但在提問的同時亦會發現，網絡已經成為不少信徒吸取信仰資源的地方。另外，即使很多人口口聲聲講教會有千百樣問題，但仍然有許多人在這個社會氣氛低沉的情況下，在網上尋求有關教會的資源。教會在網絡的出現，其中的活動，也成為很多慕道者認識主的一扇窗，究竟教會能否把握機會將福音傳給他們，並在網上提供牧養，漸漸成為新的課題。

資料庫

範式轉移概念

範式轉移的概念由科學史學家Thomas S. Kuhn在他的著作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提出，這本書在1962年出版，而有關的概念更被應用在不同學科領域之中，例如社會行為、商業世界的變化，以至宣教學的概念等。孔漢思（Hans Küng）將範式轉移的概念應用到基督教歷史中，他將基督教歷史分成六大典範（paradigms）：初期基督教末世啟示典範；教父時期的希臘典範；中古世紀羅馬天主教典範；（宗教改革）更正教典範；現代啟蒙運動典範；隱約浮現中的大公教會典範。他又主張，這六大時期對基督教信仰都各有特殊的理解。[1]

（本文原載於第138期〔2021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網絡教會，有說是疫情下的產物，也有說是社會運動下的產物。無論如何，不同的原因令人暫時未能親身回到教會中，而教會的活動都要轉到網絡。牧者可以怎樣吸引小羊，讓小羊在網上聽到牧者的聲音，跟隨他們呢？我們看看三間教會不同的模式。

1. 新生命小組教會（New Life Church）

在台灣的新生命小組教會在1996年成立，根據該會的網頁，教會由11人增長至4,000人。[1] 早在疫情出現前，新生命小組教會已有自己的新媒體事工、教學，也有互聯網平台提供友好店家連結，疫情一來，教會小組即時再拆細，建立兩三人小單位小組模式，努力維持運作。

新生命小組教會的崇拜需要小組成員登入才能收看，這有點名的作用。小組成員則可以自由用不同工具在網絡或面對面相聚，因為小組的人數減少了，可以見面的機會就增加了。又因為大部份肢體都有手機，他們會自行拍攝小組聚會的合照等，放在網上與其他小組分享，部份小組也會用網絡廣播Podcast平台分享小組的最新消息，使肢體仍然可了解教會和其他小組的情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生命小組教會多元化的媒體節目，包括：詩歌MV、生命見證、與疫情相關的專題分享、時局新聞、結合彈唱及聊天的靈修分享，以及在不同時節（如：聖誕節、復活節、感恩節、情人節）推出的福音劇。[2] 相關內容除了拍片，也會用圖片、文字等形式放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供肢體隨便收看、收聽和閱讀，是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新生命小組教會跟傳統教會最大的分別，也許不在其規模，乃在其互聯網思維——以大眾容易接受的方式和高質的影音，將福音生活化、多元化地呈現於互聯網，打破了地域的界限，讓更多網民可以接觸到。在疫情橫掃全球的日子裡，她能夠善用多媒體與網絡，為信徒或未信主的朋友提供豐富的資源，或許是一個值得參考的例子。

2. 流堂（flow church）

本港初創教會流堂，於2018年5月在社交網絡誕生，[3] 流堂認為真正的教會只是10至12人的群體，並期望可以建立一個又一個真正的教會。她每週的崇拜，當中不少音樂為教會原創。流堂亦十分重視網絡群體，認為教會不只是一個實體的地方，而是可以在網絡延伸，以承載網絡上的群體。[4] 她製作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影片，例如查經、遊戲等，當中透過幾個人在鏡頭前討論查經，收看者彷彿就已經加入了討論之中，有學習也有得著。另外，教會也製作了一些有趣的惡搞短片，例如惡搞電視綜藝節目主題曲等。

流堂成立初期就是為了讓一班因著各種原因離開教會的肢體，仍然可以繼續參與崇拜、敬拜主，她在當時已經設有現場和網上的崇拜。另外她亦設立小組，在小組裡有不同的團契活動。而流堂的一大特點是她的流動性，由於沒有特定的「事工」，所以也沒有許多的事奉要肢體參加，教會希望肢體透過參與社會上不同類型的活動，去幫助、服侍周遭的人，而不是把精力分散在其他不必要的聚會上。

除了敬拜和詩歌創作，為了回應疫情和教會新的需要，流堂亦製作了短片，主題包括神學、查經、兒童主日學、點歌節目等等，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短片，希望可以令肢體在網上也能經歷教會生活。

3. 使徒行傳教會（ACTS Church Hong Kong）

隨著近年香港的藝術、文化領域中有多人歸主，一班藝術文化界的肢體在2011年組織使徒行傳教會，委身文化轉化與神國復興的異象。高皓正及何基佑為主要發起人。使徒行傳教會有一理念，就是帶出一個新平台，不先去批判人的行為過錯，而是讓人先接受神的救恩，相信人在經歷主愛及聖靈的感動後，便會樂意悔改。這樣做並不代表教會偏重宣講愛而輕忽了公義，兩位發起人就以身作則，踐行「任插文化」——為了對方的益處，常常不客氣地互相提醒，以愛心說誠實話。若遇嫌隙便立即溝通澄清，他們早已認定要擁抱對方到底。此外，使徒行傳教會還有一個宏大的願景——期待與香港眾教會合力興起10萬個火熱愛主的領袖。[5]

看看使徒行傳教會在YouTube上的影片，內容主要有：簡短的講道訊息（最短的只有約五分鐘）、音樂、個人故事，及以末世為主題的系列等。以啟示錄為主題的末世系列影片十分受歡迎，當中有的影片觀看次數超過50,000次。影片給筆者的觀感是「貼地」、不沉悶、有提醒，並能令瀏覽者想繼續看下去。[6]

望見疫情未散，教會實在可以有很多探索的可能，特別在網絡世界，我們如能保持著人與人之間的結連，實在有助教導、牧養、關顧和培育信徒群體成長。即使未能面對面相聚，弟兄姊妹之間仍然可以有團契，享受一同敬拜和祈禱的生活，只要我們有多一點創意，聚會是不能、不應、亦不用停止的。

（本文原載於第138期〔2021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