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義為本的生涯規劃

之前「AI教父」黃仁勳回台，到不同的地方去演講、訪問和參觀很多時台灣的傳媒都日夜貼身追蹤報道，務求讓這「成功的台灣人」彰顯他的光芒和成就。因此，在黃仁勳來台灣的一個多星期，每天的新聞幾乎都是關於他的，不是去夜市、吃晚餐、就是去大學演講、他的電視訪問，比總統還要熱爆。總而言之，無論是街頭巷尾、地鐵公交車，都有他新聞的身影，包括穿甚麼衣服、家裡有甚麼人等。原本對他不太熟識的筆者，在認識台灣人這事上，又認識多了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現代的社會一直受到資本主義和物質主義的影響，我們身邊的人事物總是要我們追求成功卓越，追求耀眼的個人光芒，追求無論是事業或人生都是站在不敗之地，講求的是正向主意，這是世界的遊戲規則，我們好像一生都為了追求這些而努力不懈。但我們卻往往忽略了人真實的感受和體驗，包括我們生而為人的軟弱和脆弱的特質，疲累的限制等，這些都是世界拒絕的軟弱。我們的世界總是拒絕我們脆弱，因為當我們脆弱時，我們就會被攻擊，怎麼你會這麼弱？當我們脆弱時，我們就會被藐視，怎麼你會不夠強？當我們脆弱時，我們就會被羞辱，怎麼你會這麼丟臉、這麼沒用？因為這樣的遊戲規則，對立、攻擊、批評、羞辱就會在我們的周圍出現，靠近我們脆弱的心靈。我們的心受傷了，會痛、會敏感、會有情緒的起伏，我們失去了人與人之間的接納、親近、同理和包容。這樣的社會令我們失去了天父創造人時給予人的愛和神所看為的好。

筆者覺得無疑黃仁勳的確是一名成功人士，媒體的報道往往是一面倒的報道他的豐功偉績，甚至連基督教機構、媒體都會報道他的人生，美化他的成功人生，並且以此來提醒信徒應該有的行為，然而，他卻不是一位基督徒。筆者覺得台灣的教會和基督教的媒體是否需要美化或引用他來作為一個信仰的追求點呢？我們所信的耶穌基督祂本身的教導是怎樣的呢？基督徒應該追求的信仰生命又是怎樣的呢？基督徒的價值觀是否與世界的不一樣呢？

聖經論到我們的主祂並非一名「成功人士」，他是被世人嫌棄、羞辱、出賣、受盡痛苦、被釘十字架的主。我們的主是一位怎樣的神——祂是自甘卑微的上帝，並且透過切實的行動，道成肉身、走到人群中，容讓自己親身經歷受傷痛苦的主。我們的主飽受人與人的疏離、甚至被世人隔絕、孤單無助，在釘十字架時經歷了門徒四散。這樣的救主在世人眼中是失敗的、是脆弱的、是丟臉的、是被藐視的。祂面對的是對立、攻擊、批評、羞辱。其實我們的主反而是用「愛和饒恕的生命見證」來彰顯祂的人生，十字架的核心是神對軟弱、無助的人的愛和饒恕，當我們死在過犯中時，主耶穌的犧牲就是用生命的見證贏了世界，所以，能夠勝過世界和成功人生的，是看見自己生命的軟弱，並與那位帶著愛與饒恕的救贖主相遇。

聖經在哥林多前書一章26至29節這樣寫到：「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上帝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上帝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氣的，在上帝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神看我們的成功並非世人所看的成功，耶穌向我們表明一件事：沒有人是祂不能用的、沒有人是祂不能救的，沒有人是祂不願意給機會的。祂的唯一條件是，人願意「悔改歸信」。只要願意，耶穌都願意陪伴到底，因為福音的大能不是從萬人中找出優秀人才來使用，而是顛覆改變人的生命，成為合用的器皿。

何伯、新何太事件鬧得全城熱烘烘，何伯喪偶之後應否再娶？子女是否應給予喪偶的父或母有再婚的機會？喪偶的家庭如何走出陰霾，各人在新的家庭環境、角色及崗位下，如何繼續和諧地生活下去？明光社於2024年6月21日舉辦的網上專題講座邀請了葉翠芬博士以資深輔導員及過來人的身份來分享，讓我們更了解有關喪偶後的再婚問題，並且學習衝破不必要的禁忌，坦誠討論及認真思考。葉博士現正在加拿大任職資深輔導員，亦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其丈夫王健華牧師去世多年，她獨力照顧兩名兒子，現兒子已經長大成人。

葉博士希望旁人能更了解及明白喪偶者的壓力，她稱：「在生活事件壓力表中，喪偶是承受最高壓力的。」因為當伴侶離世後，在生者的心情猶如身體被割開一半，把陪伴人生的角色突然取走，會為在生的配偶帶來莫大的傷痛和生活壓力。不單如此，有些在生者更需要父兼母職，亦需要為未來重新找尋新的角色。

她續稱：「當王牧師（丈夫）離世後，我有時行出街都會頓時感覺到傷感，然後要即時提醒自己要堅強，當時的壓力很大。」她回顧自己的人生：19歲拍拖，23歲結婚，結婚後便把所有的精神放在配偶、家庭上，在結婚未夠20年的時候，她的丈夫突然患上不治之症（腦神經疾病），最後離世，她當時心想，為何投資這麼多的感情，一下子便消失了。當時她所經歷的喪偶之痛，不足為外人道。

當問到喪偶後是否應再婚，她認為是可以的，但要面對一些問題。第一，她認為喪偶後再婚在本質上與初婚的不同，因為再婚的起步點是源於生命中的失去，而孩子亦會對逝去的父或母思念，故此要重新經營家庭的藍圖，並不簡單。就像葉博士的家庭，兩位兒子視父親為領袖，很重視他，故此如果她再婚，她必須要顧及兒子的感受。第二，她認為再婚前，喪偶者必須確定自己已康復過來，才進入另一段新的感情中。最後，她認為喪偶者再婚應是個人的決定，家人應該表達諒解。

葉博士在40多歲時便失去了一生的最愛，現在她已重新振作，她給予同路人三方面的提醒。第一、喪偶後是需要有更多的支援。她稱，以往萬事都有牧師在身邊，牧師不在後，她只能寄託於讀書與工作上。她多謝當時很多有心人給予她工作的機會，讓她能在工作上找到自己，亦可自給自足，養活家庭。第二、在理智上，她不是一個人的，她與兒子都要一起學習溝通，彼此交流意見，面對衝突要進退得宜。第三，在情感上，她要管理自己的情緒，有時她會掃墓，探望王牧師，抒發懷念之情。第四、在靈性上，她要重新認識永生的概念，死亡與苦難的意義。

至於如何避免有財產的爭拗，她建議在婚前，喪偶者須與兒女保持溝通，及早預備平安紙，由於法律是複雜的，應參考香港法律《無遺囑者遺產條例》，並考慮訂立婚前協議書，以保障自己及子女的利益。當有一天喪偶者也不在時，或許所有遺產都會落在新任伴侶的手中，而忽略了對子女的安排，及早安排便可避免這情況出現。

其實，葉博士也想過再婚，但她認為不可急。她稱：「這方面要問上帝的心意，要經常提醒自己：伴侶不會令你得永生，要認清生命的方向，要祈禱得醫治，深信神給你預備的路才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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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聖誕假期間，我將與家人一同前往距離奧克蘭約五小時車程、人口不到60,000的Napier進行短期宣教工作。我們主要會與當地教會合作，進行一系列活動，如探訪老人院、街頭報佳音、音樂佈道、聖誕攤位聯誼和聚餐等，藉由這些聖誕節的活動，與當地居民分享福音。

因為負責人要求每位參與者都要提交生命見證，這讓我有機會靜下來回顧上帝在我生命中的作為。既然見證需要與不同的人分享，我也希望藉此機會與你分享我的故事，希望我的經歷能激勵你都回顧一下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作為。

出生於小康家庭，父親在我幼年時在香港和內地經營工廠，生意遍及東南亞。然而，工作可能給了他很大的滿足感和存在感，因此在我年幼時，他很少回家。又可能工作帶給他成就感和自我肯定，因此他自視甚高，認為自己搵錢養家功勞最大，覺得家人全都是未見過世面的家庭主婦或小朋友，從不會聆聽家人意見和理解我們的感受。而母親可能不太適應獨自照顧一個牙尖嘴利的女兒，一對活躍好動的雙胞胎和一個不解溫柔的丈夫，所以她的脾氣異常暴躁。童年時期，除了受到母親的打罵（最嚴重的一次是用菜刀刀背敲砍我的頭）和看著父親每次回家都被母親歇斯底里地喪罵外，其實我沒有太多的記憶……

也許我和哥哥實在太活躍好動，所以母親實在不想讓我們留在家裡太久。自從升上中學後，母親開始給我零用錢，讓我放學後出去走走，晚上才回家。可惜零用錢實在不夠，我和大哥週末也只能「冒著生命危險」留在家中。感謝主，上帝當時應該不太想這麼快就接我和哥哥「回家」，祂真有方法，竟然先帶我家姐回教會，之後她問母親可否帶我和哥哥參加初中生團契。坦白說，我當時對返教會興趣不大，但母親實在太想我「信耶穌」，所以重金加我零用錢200元，條件是週末跟家姐返教會，結果一返就返了30年。

起初返教會，只抱著玩玩的態度，對信仰沒有認真的追求。加上成長背景，我其實不太會、也不太敢表達自己。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當年團契導師對我的關心，甚至比父母對我更甚。由於「不好意思」，我在「不太好意思」的情況下答應決志信主。自此，我在教會有很多機會事奉，也慢慢在教會建立起自己的圈子。

然而，信主後我其實沒有祈禱、讀經和靈修的習慣。直至中六，在學校和教會有更加多的事奉機會，但自覺信仰基礎不足，一天晚上，我首次在家禱告，內容大致是求主讓我有動力靈修，由於不知從何入手，如上帝應允禱告，就請祂指示我如何做。禱告後，我便隨手打開聖經，看看有何啟示。不夠一分鐘，家姐突然走入我房間，說剛才見到我在禱告，便給了我一本靈修書，還留下一句：「只係祈禱是不夠的，還要多靈修」，之後她就離開了。我當時第一個反應是：「好邪！」但從那時起，我知道信仰不單只是一門學科，更重要的是一份看不到但能感受到的關係。隨後一年，我決定接受洗禮加入教會。

童年經歷其實令我不太懂得跟人建立關係，甚至感情。我明白人的情感與過去的記憶息息相關，特別是看待記憶的方式，決定了我的感受。如果想透過遺忘來免除傷痛，假裝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其實傷痛是不會消失的，反而會在你毫無防備的時候多砍你一刀。

信仰讓我明白惟有面對自己的傷痛，才有機會得到醫治。上帝或許知道我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不會學習到，而理智遠大於情感的我要單單在聖經找出路也不太容易，感恩的是在中學時期在教會遇上我太太，她正好是我的對立面，家庭成長健康，重視感情，懂得體諒他人，有同理心。她讓我嘗試學習和享受愛與被愛（這二十多年辛苦她了！）。

之後三姊弟各自組織家庭，父母由於關係太差，實無法一起居住，所以哥哥結婚後，爸媽選擇分居，之後亦甚少聯絡。及至2018年中，我們三姊弟分別移居海外，剩下父母在港生活。同年11月，媽媽突然身體不適，情急下打電話給爸爸，他當時立即趕去見她。見面後，爸爸發覺媽媽的情況比想像中差，即時送她入院，又向我們報告。我們三姊弟亦分別趕返香港探望媽媽，而爸爸每天都在病床邊照顧她。

當媽媽躺在病床時，昔日在香港牧養我的牧者前來探望，為她祝福和祈禱，亦向她講福音。感謝主，她清晰回應，亦在爸爸見證下接受水禮（當年一手推我入教會的「始作俑者」終於步我後塵）。之後媽媽情況稍為好轉，能跟我們簡單溝通，有講有笑。留港短短20日，之前應該從未想過跟父母一起相處原來可以這樣平靜。

可惜順風從來都不常作伴，三姊弟離開不足一星期後，媽媽病情急轉直下。幸爸爸一直在旁陪伴。沒想過她跟爸爸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多謝你！」相信這三個字足以令他們一生不再有任何遺憾和餘恨。

之後一日，媽媽情況再轉差，醫院打來著家人馬上趕去醫院見最後一面。我們即時通知爸爸和教會牧師。可惜，爸爸趕到前媽媽已經返回天家，但雙眼不能閉上（即老人家最忌諱的死唔眼閉）。當時，爸爸多次嘗試把媽媽雙眼閉上但未能成功。不久，牧師到達醫院，給媽媽祝福祈禱，之後著爸爸在媽媽耳邊多說一句話。爸爸照做，大意是「放心，你三個仔女過得好好，我都會過得好好，你安心離開啦！」說罷，媽媽馬上合上雙眼。

或許場面實在太震撼，爸爸多次嘗試亦未能成功，在人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爸爸隨即要求牧師給他上學道班，他亦於同年聖誕節領洗加入教會。無想過，一個一直自以為聰明，心腸剛硬的人原來最終都會信主。受洗至今差不多六年，感恩即使獨個兒留在香港，他都有恆常參與教會聚會。

信主多年，人生稱不上順風順水，更時有低潮，但與神建立關係以後，這份關係更讓我重新學習與人建立關係，走出昔日關係所帶來的傷痛，更重要是修復曾經傷痛過的關係。

驀然回首，發現恩典滿滿；感恩在生命中遇見祢！

2024年6月28日，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舉行了一年一度的研討會，約有120人出席了聚會。當日的聚會得以順利完成，有賴各位講員不辭勞苦，在百忙中抽空預備簡報及為文集撰文，黃偉康博士更是自費從美國遠渡來港，特此致謝。另外，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同工們提供音響等支援，亦感謝當日蒞臨的參加者。現在讓我們重溫當日的精華片段。

張穎思博士

精神醫學哲學博士及香港註冊心理學家張穎思博士在「男女腦不同——再思同行路」的短講中用具體的生活例子闡明男性與女性的不同之處：女性找路的方式，傾向依賴地標、視覺空間記憶；男性則傾向靠移動的速度、方向及指南針等，推測所在的位置及找路。即使只是嬰兒，也已展現出男女不同，例如女嬰較喜歡看人臉，男嬰較喜歡看物件。專家透過分析男女兩性腦部功能活躍區域，普遍來說，女性的語言能力較好，而男性的邏輯性較佳；女性的閱讀理解和寫作能力高於男性的平均水平，男性則強於分析及處理數據。女性更擅長從長期記憶中提取訊息。另外，由於女性在杏仁核和前額葉皮質之間的連接較強，女性通常更擅長識別和處理個人或別人的情感。

姜雁慈女士

新造的人協會總幹事姜雁慈女士則與參加者分享到同行的意義是甚麼，她指出無論是男性或女性，他們都需要被了解及被聆聽，而身為同行者，需要明白當事人話語背後的真正意義，以及關心他們所關心的事情。例如曾有求助者對她說以後都不返教會，因為信仰讓她覺得自己「不男不女」，但當姜女士問到底，發現這位求助者可能因為覺得女性很弱，所以才想成為「男性」去保護女性，在耐心引導下，求助者亦願意祈禱。她提出了幾個成為同行者的元素，同行者透過檢視自己的角色及限制（check）、與當事人同在及接納（acceptance）他們、反思（reflection）他們的深層問題，以及關注他們各方面的成長指標（effectiveness），這樣便可以「從他的故事連結他的需要」。

在論壇的互動時段，在場參加者可以向兩位講員提問，而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則負責在論壇中擔任主持。有參加者都想了解變性人的腦部與其他人有沒有不同，張博士回應時指出，有一些研究顯示，一些年紀較輕並且想變性的女性，其腦部似女性，而一些較為年長才考慮變性的女性，其腦部則會似男性，這反映成長的過程會令人的腦部結構出現改變。尸而在接受輔導服務時，不同性別的跨性別者會否有不同的表現？姜女士分享到，她所服侍男士組別的組員（即生理男性有更改性別的想法），與一般男士不同，他們勇於表達自己，反而是女性組別的組員（有更改性別想法的生理女性），話語不多，也與一般女性的表現不同，因此，跟進女士組及男士組要有不同的方法。參加者中有一位婦科醫生，她分享到縱然跨性別者有服食荷爾蒙，若沒有進行變性手術，他們若遇到跟生理性別相關的醫療問題，適宜向有關的專科醫生尋求幫助。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有關對變性的看法及接納度研究」報告時指出，是次研究於2023年12月13日至2024年5月31日期間，以網上問卷及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形式進行，共收到有效回應問卷789份，其中男女百分比為43.6%及56.4%，年齡層方面：18-25歲佔16.48%、26-45歲佔20.91%。根據迴歸分析結果，受訪者接受人權的話，相對會更接受已完成變性手術的人士。受訪者相對接受已經完成變性手術的人士從事個人接觸的工作（包括服務性、教育領域，以及家居服務工作），進入變性後性別的洗手間及參加另一個性別組別的運動。相對而言，受訪者較不接受未完成變性手術的人士，進入另一性別的洗手間及參加另一性別、與體能相關的運動。相比進入另一性別的洗手間及參加另一性別組別的運動，受訪者較為接受未完成變性手術人士以另一性別身份從事教育領域及需要與個人接觸的相關工作。基本上，信仰不大影響受訪者的接受程度。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研究報告時指出，變性不變性不是最大的問題，無論是信徒和非信徒，主要都是從人身安全及公平原則去考慮事情。然而，這是否表示，由於香港教會並不十分熱衷於現今性文化與不同性傾向的議題討論，以致令信徒未有太多意見？這便不得而知。總而言之教會以至社會，都應該給予會眾及公眾討論的機會，不應該避諱或逃避這個議題。以香港過去多宗關於變性或跨性別人士身份或婚姻案的判決來看，法庭顯然已代社會大眾決定了對「變性」及「跨性別」人士的接納度，這作法也會影響到大眾的接受程度。根據本研究的數據來看，公眾對公開討論似乎已經作好準備，有關跨性別者及變性人議題等相關的決定，實在應先由大眾多作討論，才能作出定論。

黃國維院長

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黃國維教授，在「性別差異的神學意義」的主題演講中，提到神學家巴特曾將創世記一章27節提出的「神形像」和「男和女」作出的類比，他指出，神是三位一體的神，父子靈之間的關係，既然是三一神內裡的關係，也是所有受造物的關係之基礎，這關係先反映在聖子基督——「神本體的真象」——與人之間的關係，繼而呈現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就是「人按照神形像受造」之意思。人作為身體的存有，巴特強調身體上性差異（sexual differentiation）的重要性，男和女的關係是所有人際關係的典範。人要尊重神所創造的獨特身體，性差異就是最核心的差異，亦賦有神學意義及倫理上的意義。

黃偉康博士

美國加州持牌執照臨床心理學家黃偉康博士則以「當『變性』不似預期——跨性別者的掙扎」為題主講，他提出了「ABC」預防方案，A是指到痛苦（Anguish），他指在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群體中，高度敏感的人（Highly Sensitive Person, HSP）佔的比例很高，他們敏銳的感官使他們更容易受到傷害和創傷，所以首先要幫助當事人解決痛苦。B是信念（Belief），在孩子出現改變性別的想法之前，父母要鼓勵孩子學會批判性思維和清晰思考。C是社區（Community），當父母無法為孩子提供安全和庇護之所時，往往會有其他人接手「照顧」孩子，例如來自網絡社群的訊息會逐漸影響孩子。父母需要以關懷的態度接觸這些孩子或成年子女，而非拒絕他們，通常當情感需求能以健康方式獲得滿足時，性別轉移的慾望就會暫停甚至完全停止。

蔡志森先生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以「談的不是性別政治，而是常識」為題主講，他指出跨性別議題是香港及教會面前的一大挑戰，雖然是次研究並非隨機抽樣，但卻是很有誠意的研究，他希望大家可以對問題有初步的了解，而更重要的是藉著今次研討會，幫助大家思想社會及教會的層面該如何面對有關議題。他提醒參加者，必須正視性別議題引發的挑戰，當中包括：一、如何界定性別（變性的要求及更改身份證性別標記的準則）；二、廁所、更衣室和安排（考慮加設性別友善／無障礙的設施）；三、學校宿舍和營地安排；四、運動比賽／選美的分組安排；五、醫療上的分科／病房的安排；六、監獄／中途宿舍／庇護中心的安排；七、法律上／傳媒／日常生活對別人的稱謂；八、保險／年金／制服／假期（產假）；九、丁屋的繼承／傳統權益／族譜上的安排。他希望大家可以從醫學、神學及社會政策等角度去理解及思想問題。

有人工智能（AI）公司把已故歌后鄧麗君化成AI虛擬版本，不單於一場合中再次唱出經典歌曲《我怎能離開你》，還能即時與人交談說笑，就如該公司主持人所說，所有都是實時作出互動，就像她本人仍在世界的另一端，活生生的透過螢光幕與另一邊的人在溝通。

透過輸入大數據，例如許多有關她的歌曲、說話聲線、動作形態，或生活日常的資訊，便可以將資訊轉化為AI故人，令喜歡她的人能隨時見到她的影像，這對歌迷們可能是一大喜訊。這種科技，如果用在一些知名人士或歷史人物身上，當人們進入系統，甚至在沉浸式的AR環境，就可以與AI故人「面對面」地相處、交流。這種透過科技的進步呈現的「真實感」，未來相信只會愈來愈「真」，就如他們沒有離開過一樣。對於學習和了解歷史，相信也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然而，曾有報道指內地有多家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術，讓客戶已逝世的親人「復活」，這種服務甚至成為了一種生意。客戶可以通過視頻給已故的母親打電話，並見到一個與逝者相似的影像接聽電話，然後客戶就可以與之交談。客戶只要能提供愈多的數據，公司就能製作到十分逼真的「AI 故人」，當然涉及的價格就會愈高。

筆者有點猶疑，這會否令一些人因著隨時可以與如此逼真的「故人」聯繫，並與其互動，而久久不能亦不用接受他／她其實已經真實地離開了人世？AI憑著大數據所生成出來的影像，又是否繼續在改變在世者的記憶？又會否有人利用這些模擬聲音及影像來進行詐騙，帶來更多社會問題？

有說，面對親人突如其來死亡，需要經歷「哀傷四階段」，即麻木階段、否認階段、抑鬱階段及接受階段，其過渡時間長短難料。但現在如依靠AI能重現親人，逝者恍如從沒離開過，這會是一種安慰，還是會變成一種依賴，令人久久不能接受及放下？

死亡對基督徒而言是止息勞苦，進入安息，亦讓信徒知道人的生命是有限及短暫的。然而，「AI再現故人」這種逼真的互動，可能真的叫人對逝者更留戀及難以釋懷，更難接受死亡這個現實了。

參考資料

〈AI鄧麗君現身 嘉賓點唱《我怎能離開你》〉。《大公報》。2024年7月25日。網站：https://www.takungpao.com.hk/finance/236131/2024/0725/994223.html。

藍骨。〈中國公司用生成式 AI「複製」故人　據稱半年已接 200單生意〉。unwire.hk。2023年9月14日。網站：https://unwire.hk/2023/09/14/ai-simulate-dead-people-china/fun-tech/。

〈利用AI復活死者畫面，去世母親脫離病痛30年後終於笑了...這技術卻意外引發爭議？〉。2024年7月18日。Japhub日本集合、Yahoo！集合。網站：https://hk.news.yahoo.com/%E5%88%A9%E7%94%A8ai%E5%BE%A9%E6%B4%BB%E6%AD%BB%E8%80%85%E7%95%AB%E9%9D%A2-%E5%8E%BB%E4%B8%96%E6%AF%8D%E8%A6%AA%E8%84%AB%E9%9B%A2%E7%97%85%E7%97%9B30%E5%B9%B4%E5%BE%8C%E7%B5%82%E6%96%BC%E7%AC%91%E4%BA%86-%E9%80%99%E6%8A%80%E8%A1%93%E5%8D%BB%E6%84%8F%E5%A4%96%E5%BC%95%E7%99%BC%E7%88%AD%E8%AD%B0-132108936.html。

明光社於2024年5月3日舉辦了「勿將安慰變成二次傷害——如何與受苦者同行？」網上講座，並邀請了香港教牧督導及心理治療學會檢證院牧朱蕙碧博士擔任講員，分享如何合情合理地關心正在受苦的人，避免令安慰變成二次傷害。

朱博士在講座中分享了自身關心他人及被別人關心的經驗，以及兩個模擬個案的短片。她指出陪伴對每位受苦者都是重要的，同行者就像「樹窿」給予受苦者一個傾訴的機會，讓他們可以訴說自身經歷，抒發心中鬱結，令他們體會到自己並非獨自承受苦楚，以致情緒得以紓緩。

她又表示，每位受苦者其實都帶著自己的想法、態度、情感和意圖來到別人的面前分享自己的經歷，這也反映他們對這個人的信賴，作為弟兄姊妹，如果聽到別人訴苦時，需要以合宜的態度回應，包括予以尊重、接納、真誠和同理心，幫助受苦者盡訴心中情。透過聆聽他們的每一句說話、每一聲嘆息，安慰者可以明白和了解到他們身處的景況，並能在合適的時候提出合宜的建議。

最能讓受苦者感到安慰，莫過於有人能夠在情感上與他們連結，體會到被明白和被看見，這可以幫助他們的緊張、焦慮、不安或哀傷等等的情緒得以紓緩。朱博士指出安慰者的用心聆聽和同理回應，最能與受苦者連結；聆聽使安慰者正確地了解受苦者的處境和需要，同理回應則使受苦者感受到安慰者的體諒和支持，這些都可以幫助人有效地與受苦者同行。

朱博士認為有幾個因素妨礙人與受苦者同行。假如聆聽者被自己的問題所困，或對他人的問題認知不足，便會難以明白他人的困難，或者他傾向以教導和解決問題的方式關心他人，這會妨礙他有效地陪伴他人。還有移情作用，即聆聽者身邊有一個親近的人，此人與聆聽者的關係不佳，而受苦者與這個人很相似，聆聽者有可能會將受苦者當成這個親近的人，並投射了憤怒的情緒，以致不能聆聽其故事。最後，如果聆聽者不能守口如瓶，也大大降低他真實地與人同行的可能。

最後，朱博士提醒每位願意與人同行的有心人，不要忘記好好照顧自己，每人都有自己的需要，惟有好好地在上帝裡面安靜得力，照顧好自己身心需要，保持良好狀態，才能更好地與受苦者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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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除了可以孵出小雞，還可以為食用者帶來膽固醇，而膽固醇過高會導致心臟病，這些想法是從何而來？這並不是都市傳說，而是來自多年前外國專家的研究。1960年代，人們開始被告知，膽固醇異常可怕，因為膽固醇高的人，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亦高，一時間，雞蛋成為「壞蛋」，因為蛋黃含有大量的膽固醇。後來甚至有謠傳直指雞蛋不但會讓人提高19%患心血管疾病風險，亦會增加五倍患大腸癌風險、68%患糖尿病風險，81%患前列腺癌風險。[1] 雞蛋真的如此可惡嗎？或者說蛋黃中所含的膽固醇真的可惡嗎？而其他含豐富膽固醇的飽和脂肪也是如此可惡嗎？

出生於1904年的美國生物學家及生理學家Ancel Keys在1961年登上了《時代》雜誌的封面，Keys之所以成為封面人物，全因他當時提出了一套新的觀念：只要抵抗飽和脂肪便可以解決心臟病。[2] 此觀念建基於Keys發表的七個國家研究（Seven Countries Study），當中比對了來自芬蘭、希臘、意大利、日本、荷蘭、美國和南斯拉夫這七個國家，約13,000名中年男性的飲食、生活方式和冠心病發病率，研究發現飲食中包含飽和脂肪含量高食物的國家，例如美國和芬蘭，來自這些國家的人士，其血液膽固醇水平和心臟病死亡率亦會是最高。[3] Keys努力不懈地倡導脂肪導致心臟病的理論，並於1961年說服美國心臟協會（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發佈了美國首個針對飽和脂肪的指導方針，Keys當時極具影響力，對於任何的質疑，他亦會毫不留情地駁斥。[4] 當年美國心臟協會建議所有男性（隨後亦建議女性）減少飽和脂肪的攝取量，盡可能食用多元不飽和植物油，[5] 此舉不但影響美國，也影響了世界其他地方如何看待飽和脂肪與心臟病之間的關係。

由於Keys的講法被同儕廣泛接受，除了美國心臟協會，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的領導層也同意Keys的講法，有了官方機構撐腰，於是乎很多對Keys觀點持相反意見的學者都拿不到研究經費，他們在專業領域裡不能更進一步，亦無法在研討會或期刊上發表文章，有40年之久，一些研究人員不打算發表與主流說法不同的研究結果。[6] 一項調查的結果反映了當時的情況。由NIH資助的明尼蘇達州冠狀動脈調查（Minnesota Coronary Survey），可算是有關飲食與心臟假說最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人員在4.5年內對9,057名男性和女性進行了測試，對照他們含有18%飽和脂肪的飲食與含有9%飽和脂肪的飲食，結果發現減少攝取飽和脂肪並沒有令心血管事件、心血管疾病導致死亡或總死亡率減少，但因為調查結果不符合主流的說法，足足等了16年，報告才得以發表。[7] 還有，2013年，在生物學家Christopher Ramsden的努力之下，一項60年代進行的隨機研究才得以「復活」，Ramsden把一項未經發表的悉尼飲食心臟研究（Sydney Diet Heart Study）重新分析，發現自願參與研究者以食用富含亞麻油酸的多元不飽和脂肪，代替大部份飽和脂肪，他們死於冠心病的風險會更高。[8]

雖然現今仍有研究指出減少攝取飽和脂肪可降低心血管疾病風險，[9] 但從一開始，已有不少學者質疑Keys的七個國家研究，最常聽見的批評莫過於Keys只挑選了符合其研究結果的七個國家，以及歸納出飲食與疾病的關聯時其推論亦過於簡單，忽略了其他可能因素。[10] 踏入21世紀，有更多學者質疑Keys的研究，有人在2014年分析了78項研究，當中共牽涉65萬名參與研究者，結果發現「較低的飽和脂肪攝取量，和較高的多元不飽和脂肪攝取量，都不會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風險。」[11]

飽和脂肪並不可怕，可怕的其實是飽和脂肪中的壞膽固醇？一般人認識的膽固醇，有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及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前者常被稱為好膽固醇，後者則被稱為壞膽固醇。脂蛋白還有極低密度脂蛋白（VLDL）及中密度脂蛋白（IDL），這些被脂蛋白包著的膽固醇會在血液中流動，被運送至身體各處細胞或器官。[12] 人們一聽到膽固醇，尤其是壞膽固醇，便把它等同於危害身體的物質，其實膽固醇對人體來說非常重要。膽固醇能製造和修復新細胞、修復神經、合成類固醇激素（睪丸素、雌激素、皮質醇、DHEA、黃體酮）、製作維他命D、穩定細胞膜、調節體內平衡、改善記憶力、提高血清素（快樂荷爾蒙）、製造可乳化及消化脂肪的膽汁、預防出血性中風、提供抗氧化特性、保護身體的免疫系統。[13] 無論是低密度或高密度脂蛋白，它們本身都是人類的朋友而非敵人。

那麼，從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身上，發現那些依附在血管內壁上厚厚的脂蛋白又是怎麼一回事？介入心臟科醫生Nadir Ali指出，膽固醇來到血管中，其實只想治癒因發炎、高血壓、胰島素抵抗、代謝功能障礙而受損的血管，對他來說，膽固醇非但不是「放火者」，反而是「消防員」，只是大家看見災難現場，便以為問題是膽固醇引發。[14] 這樣說來，真正讓血管出現問題的不是脂蛋白及當中的膽固醇，而是基於其他原因。對此，有些同意膽固醇是「消防員」的研究員指出，與其擔心食物中的膽固醇含量，不如努力減輕身體炎症，例如留意烹調食物的方式。[15]

相信飽和脂肪與心血管疾病有關或無關的爭論，以及如何避免身體發炎有助維持身體健康的理論會持續下去。只要研究員沒有被收買或恐嚇，即使坊間充斥不同的研究結果或理論，都有助我們打破固有的觀念，從不同角度去理解同一事情，這絕對是好事。反而若果一個國家只顧推動重要部門，或專家愛吹捧單一研究結果，把相關研究變成神聖不可侵犯的理論，令不符合主流的異見被消音，這才是壞事，因為這樣做違反了科學精神。科學精神重在探索和研究，而科學的進展則是一個不斷修正的過程。

2015年，美國聯邦政府的美國人飲食指南（Dietary Guidelines for Americans, DGA）取消了每日攝取不多於300毫克膳食膽固醇的建議，撤走建議是因為之前的說法欠缺科學上有效數字為證據，2020年至2025的DGA，亦延續了此做法。[16] 在美國心臟協會的網頁上，亦有一篇文章提到：「儘管飲食膽固醇曾被認為是導致心臟病的因素，但2019年的科學顧問稱，研究普遍不支持飲食膽固醇與心血管風險之間的關聯。」不過，文章還是提醒讀者不要因此便肆無忌憚地攝取高脂食物，另外，文章亦提到「最近，不斷累積的數據擴闊了研究人員的想法，令他們思考膳食膽固醇和雞蛋如何融入健康的飲食模式中。」、「2019年的科學諮詢稱，身體健康的人每天最多可以吃一整隻雞蛋或同等量的食物；鑑於營養價值和便利性，膽固醇水平佳的老年人可以選擇吃兩隻雞蛋」。[17] 該會的一個網頁上更有一段宣傳文字以「避免四個有關蛋白質的謬誤」（4 Protein Mistakes to Avoid）為標題，直言「雞蛋可以作為有益心臟健康飲食的一部份。每天享用一至兩顆雞蛋以攝取優質蛋白質。」[18]

如果大家覺得官方的修正還是較為保守的話，可以看看坊間的轉變，Keys在1961年登上了《時代》雜誌的封面，到了2014年，《時代》雜誌選擇了以牛油作為封面（牛油富含飽和脂肪，它可是Keys曾呼籲人減少攝取的），而在雜誌封面上，伴隨著一圈牛油出場的是一個大標題：「食牛油」，下面有一句句子：「科學家將脂肪視為敵人，為甚麼他們錯了？」[19] 對於破除膽固醇的迷思，亞洲的起步較遲，不過在台灣已有醫生表達了相關意見。[20]

普通人不是專家，看不明專家們的研究是否夠客觀或嚴謹，不過，不一致的研究結果可以教我們認識到，任何一個科學或醫學研究都並非真理，都有被推翻的可能，一方面，我們毋須為自己有別於主流的說法或做法而覺得自己一定是錯，我們仍可不斷學習和驗證有關講法。另一方面，我們亦要保持謙卑，知道自己的想法或會有一天被打破，因此亦不必過於堅持或執著自己的想法。美國已故的名醫William James Mayo曾說：「醫學的榮耀在於不斷前進，總是有許多的新知識需要我們去學習。」做學問如是，學做人，更是如此，作為信徒，更要學會不盲目跟從所謂權威，因為人的智慧其實十分有限，在大自然的奇妙創造面前實在需要十分謙卑。

你近來覺得自己是否開心？有沒有關注自己的情緒？近年不少團體的調查數字都反映了香港人「不快樂」：有調查指近四分一香港人自覺自己 「不開心」；[1] 有研究發現六成香港學生需要情緒或精神健康支援；[2] 有調查指香港人抑鬱指數創新高，其中男性較女性高，而18至24歲青年受訪者的抑鬱、焦慮及失眠程度亦較其他年齡組別高；[3] 有調查指超過八成SEN（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照顧者情緒受困擾；[4] 有調查顯示逾半受訪50歲以上退休婦女的情緒出現困擾……[5]

參考教育局為學童所訂立的《4Rs精神健康約章》，[6] 當中的4Rs為促進精神健康的四項要素：

1. 休息（Rest）：足夠的休息、充足的睡眠和休閒的活動；
2. 放鬆（Relaxation）：適時放鬆，關顧精神健康及懂得自我關懷；
3. 人際關係（Relationship）：與同儕、家人提升聯繫感，了解自己的角色及重要性，並願意承擔責任、作出貢獻；
4. 抗逆力（Resilience）：適應生活中無可避免的壓力和挫折，以正面態度處理情緒，應對困難。

於生活中，可注意是否能作出一些改變，重整作息時間及休閒活動，減少個人透過數碼科技提供的娛樂方式，如：長期獨自玩手機遊戲、通宵煲劇等，以免休息不足和精神過於緊張、疲勞，取而代之是與友伴或家人一起參與閒暇活動，既可建立人際關係，亦可與人溝通，紓減壓力。

在抑壓負面情緒的人，並非每位都容易把感覺宣之於口，讓人分擔。有調查指出有九成受訪學生面對負面情緒時，沒有向成年人求助。對於向人求助有甚麼顧慮？有學生表示憂慮被傳開或嘲笑，亦有人擔心被追問、批評以及不被理解。[7] 另外亦有調查指中年男性（35至54歲）的精神健康較需關注，但有六成受訪男士都表示不會找社福機構或專業人士求助，因怕被人看不起，認為是脆弱的表現，或感到尷尬等。[8]

就著這些難以與人分享自己感受的人，筆者會建議可以試試用表達藝術來抒發自己的情感。透過視覺藝術（繪畫圖畫或面具、製作黏土雕塑等）、音樂、舞動、戲劇、寫作等，來把自己的感受、想法表達出來。當藝術被帶到心理治療的領域時，「表達」就是重要的一環，表達藝術治療師張文茵曾在其著作《表達．藝術．治療》提及：「人的內心實在有太多難以用言語剖白的情感，我們需要一些另類語言，將這些隱藏的情感自然流露出來。」「藝術的好處是揉合言語和非言語的元素，例如在戲劇，與創作品對話；寫作和分享時，我們會用言語和文字表達；在舞動身體、創造藝術品和創作音樂時，我們則運用身體、表情、姿勢、色彩、線條、圖像、聲音、樂曲、韻律和節奏等跨越言語的方式去表達……讓我們透過喻體（metaphor）、意象和想像，將心底的說話用隱藏又安全的展現方式釋放出來。」[9]

筆者曾參與戲劇治療理論及藝術心理輔導訓練，於課堂中亦見證到同學透過心理劇（運用戲劇的手法將人內心的事件呈現，助人走出悲傷）團隊的支援，重演及回顧往事，並解開了多年的心結；亦體驗過藉著繪畫及與治療師的傾談，發現到一直潛藏在內心而不自知的想法，也對自我的習慣和想法加深了認識。台灣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助理教授游金潾博士曾於《表達性藝術治療15講》中撰文描述一個個案，主角紫容（化名）參加了心理劇團隊活動，心理劇導演（治療師）先透過對話、自發性舞蹈及繪畫來為各成員暖身，紫容被選出成為主角，導演從她畫作的顏色中，發掘出她對去世一年半的母親仍有「思戀之情」。紫容繼而與心理劇團隊一起上演了「與媽媽的劇」，宣洩（catharsis）了她心中累積的悲、傷、哀、愁，釋放了情緒；在與媽媽分離後，再上演「與上帝對話的劇」，透過與上帝（由主角自己飾演）的對話，親自對自己作出了安慰。最後，主角在整合過程中表示自己感覺到「自在、舒服」，並與上帝的關係「更加踏實」。[10]

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自己不諳藝術而不敢參與，但其實表達藝術治療的活動不需要有任何技巧，只要投入參與，治療師就能讓參與者透過活動來表達自身的感受和想法，甚至是能開啟一扇讓自己與自己、自己與別人溝通的窗戶。

不學而能者，我們稱之為天才，但通常天才會在小童時期便被察覺。到長大後，一覺醒來竟然發現自己多了一種才能，這叫神蹟，因為除了神而外，並不能解釋這些經歷。基恩敬拜的總幹事經歷了神蹟，從她的口中娓娓道出上帝在她身上的故事。

神出手，沒有難成的事，鄧淑儀牧師信主之後的某天，她突然懂得唱歌、作曲、填詞、彈琴，口中不但能哼出歌譜，更可唱出歌詞，滿口新歌。然後，當她的指尖觸及鋼琴，便即時彈出美妙的樂章，一切都是神的作為。最後，無數的人因著她創作的詩歌而信主、被感動、被支持、被鼓勵。到今天，她仍未去學音樂，反而一直在攻讀神學，甚至取得博士學位，她說：「讀神的話語，重要過讀音樂。」她又說，只要我們專心做上帝的工，奉獻便會自然來。聽畢，感到這句說話很熟悉，在哪裡好像聽過。是的，就是明光社總幹事也曾說過類似的話，他也在書中寫過：「做好我們份內的工作，專心事奉，比起一切籌款活動更重要，因為上帝會供應我們的需要。」

明光社在成立初時，也是從無到有，我們一直以傳媒、性文化、社會及家庭倫理為事工的重點，近年積極發展離婚、再婚輔導、關顧劏房戶等，這都是在上帝的帶領下，慢慢開展的事工。從零開始，由沒有經驗，經過開發、鑽研，到現在能與教會、機構一起去合作，分享事工的成果，並建立一套能合乎現今世代的倫理價值觀及社關宣教觀，這些都是上帝所給予的，是神蹟。

教會在牧養，機構在輔助，就像剛過去星期五舉行的「吾男吾女：性別的變與不變」週年研討會，我們透過問卷調查，發現在跨性別議題上的一些重要理據，這是一般研究未必會涉及到的，我們便去補足，希望能夠引起教會、機構和社會的關注，思考如何去回應及改變現今一些似是而非的社會文化。

至於奉獻，我們是需要的，也深信神會出手，只要支持者見到我們專心、忠心的事奉，上帝便會差派、感動支持者為我們打氣和奉獻。身邊很多人都引用聖經馬太福音二十八章19節說耶穌臨走前要我們去使萬民作門徒，有時亦會聽到社關好像與傳福音無關。是否基督徒最好只專注傳福音，而對社關不聞不問？其實，明光社做的，正是具備社關策略的宣教事工，亦是傳福音的基石。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像金蘋果鑲在銀器上。」

（箴言25：11《環球聖經譯本》）

每逢考試，不少家長都認真陪伴子女溫習，部分家長更認為分數是反映了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因此更緊張。到底家長應該如何對孩子的成績表作合宜的回應呢？本文邀請了認可名冊臨床心理學家梁家揚博士為大家講解。

表達不同的情緒和感受

不論是家長或孩子，可能會為考得的成績有不同的情緒，包括雀躍、焦慮、擔心等。梁家揚博士認為，人有情緒反應是非常正常。當成績理想時，家長能夠坦率地表達喜悅；當孩子的成績未如理想，家長可以示範給孩子看，應該如何面對焦慮，例如邀請孩子一起深呼吸、靜觀、聽放鬆音樂或慢跑，都有助於降低身體和情緒緊張。

家長與子女建立開放、尊重和支持的溝通至關重要。家長可以問孩子：「今次考到這個分數，你覺得如何啊？有甚麼困難或挑戰嗎？」有時家長覺得分數已不錯，但孩子卻不大滿意，這樣的對話可以幫助家長更具體地理解孩子的處境和感受，建立更強大的親子連結。若家長或孩子感到情緒壓力過大，無法有效調節，或者需要更深入的指導，尋求專業心理諮詢可能是一個好選擇。

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

對於成績優異、名列前茅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幫助孩子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目標，例如課外活動或社會服務，在其他領域繼續發展技能，不但能建立自信心和與人相處的技巧，更能避免孩子因為考試高分、毫無對手而變得驕傲。另一方面，有部分學業成績一直表現優異的孩子，他們的焦慮感可能會很大，反映在考試時身體出現不適，例如頭暈、肚痛。孩子若有其他挑戰目標，就可避免只把成就局限於學業分數，造成過大的壓力。

合理可實現的學業目標

至於成績稍差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和孩子一起設定合理可實現的目標。例如孩子今次考得30分，卻把目標定為90分；這可能是家長的期盼，但對孩子來說，卻是遙不可及，無法成為孩子的目標。若把目標定為40分，雖然仍未合格，這個目標對孩子來說實在也不容易，卻是合理可行。當孩子達成目標後，家長可鼓勵孩子思考「你做了甚麼特別的事令成績提升了10分啊？」例如平日回家有溫習、預習，今次考試有提早溫習等等，引導孩子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溫習方法，也能建立孩子自我反思的能力，以正面的態度去面對各種成長挑戰。

就算成績非常不理想，家長絕對不可貶低、批評孩子的人格或能力，或使用極端說話來發洩，例如「死蠢」、「你的成績永遠都是這麼差的了」、「你從來都沒有做得好」。這類說話會令孩子感到挫折和無助，失去學習的動力。梁博士邀請家長讓孩子表達想法和感受，例如引導孩子回想考得不錯分數時所用的溫習方法、幫助孩子找出失去溫習動力的原因，例如父母爭執、與同學吵架、學習內容太深等。孩子成績欠佳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透過親子之間的深入對話，有望能夠找出隱藏的問題。

家長需欣賞孩子的努力

無論孩子考取了甚麼分數，或是成績優秀，或是成績稍遜，甚至自貶「我樣樣都做不好」的孩子，家長都需要稱讚和肯定孩子在學習過程的付出，而不僅僅注意分數或等級。假若孩子每一次收到成績表，也覺得自己沒有能力、一無是處、時常犯錯，這很容易擊倒孩子的自尊心。梁博士解釋，試卷上的分數都是孩子準確地答對問題、一分一分爭取得來的，家長的眼光需要轉為欣賞孩子的努力，而非為了「未得到的分數」審問原因。

當家長和孩子一起檢視答題所犯的小錯誤，家長有時可與孩子站在同一陣線，鼓勵孩子「這題我也可能會和你一樣，都答錯啊！」如果孩子因過去的失敗而意志消沉，不論任何階段，家長也可用愛和關心，設立合理可行的目標，以欣賞的眼光看待孩子的努力，幫助孩子慢慢地重建自信。

其實人生階段有不同類型的「成績表」，例如老闆在工作上給予的評價、夫妻對彼此的期望、旁人對家長養兒育女的看法等。我們都希望別人不要只挑剔我們的錯失，也渴望別人能認同和欣賞我們的付出和努力。讓我們以同樣的眼光來欣賞孩子，熱切地期待他們每一個微小而重要的進步。

小學校長對家長的話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黃靜雯校長：成績表是簡單的一覽表，透過每學期或每年的情況比較，反映學生的校園生活及學業情況。除了各科目成積及名次，成績表也包括了出勤記錄、老師評語、操行等級、獎懲記錄及課外活動記錄等。家長平日可多與老師溝通，老師能觀察到其子女在學校的表現，家長可以多問有關孩子上課態度、與人相處、禮貌及溝通能力方面的表現，多角度了解子女的成長需要。黃校長特別強調，家長需要以平常心去解讀老師的意見，也不宜將孩子與他人比較，應從縱向角度分析孩子在學習態度方面是否有進步或退步，因為品格培育才是孩子成長的關鍵。

創作歌曲要有曲、詞，而粵語因為有九聲六調，粵語歌普遍會先譜曲後填詞。填詞人要寫得「啱音」、言之有物，又要押韻，就要經常磨練。若想走商業路線，寫出流行曲詞，並讓自己的作品於大眾媒體中播放，在未有社交媒體的年代，真的不是易事。電影《填詞L》就是講述女主角羅穎詩，夢想成為CASH（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歌詞作品可被大眾聽見，追夢路上遇到的事。

戲劇中的「衝突」

電影、戲劇要有「戲」可做，就要有「衝突」（亦可以是矛盾、鬥爭）。當角色有慾望，有想要或想追求的東西時，在他追求的過程中出現了阻礙，這樣「衝突」就會出現。在面對衝突時，演員（actor）要作出行動（acting）來解決衝突，劇情就會有所推進，角色也會在過程中出現「改變」（往往是心態上的改變）。《填詞L》主角羅穎詩身邊的人，大都支持她走填詞路，電影中沒有惡人與她對著幹，那還會有甚麼「衝突」出現？

其實「崎嶇的人生」也可以是「衝突」。羅穎詩強烈渴望達成夢想，這想法成為一種慾望，在追夢的過程中卻遇到重重難關：校內演出被「腰斬」、歌手灌錄了新歌卻未有出碟、贏得填詞人合約卻失去填詞機會、唱片公司要歌不要詞、遇上有夢想的老闆但公司卻要倒閉等…… 際遇可謂坎坷。她所面對的「衝突」不是由人引發，而是人生中一浪接一浪的打擊與失望，她在專業的領域中一邊學習、一邊浮沉。面著不同的挑戰，她就不斷的在對自己的肯定與否定、跌倒與撐起、想放棄與被鼓勵之間遊走。最後，這些經歷成了她的七個lessons（課堂）：「啱音」、「押韻」、「0243」、「情歌」、「CASH會員」、「填詞人合約」和「出街歌」。

就算掙扎也不言棄

平凡的人生未必會遇見離奇古怪、懸疑十足的事情，但向著目標的途中，往往不會那麼順心，「衝突」隨即出現。生活困苦、家庭關係破裂、意外、生離死別等，都影響著我們的步伐，都會令我們採取「行動」，與其搏鬥。或許，「畀啲掙扎」去過人生才夠挑戰？還是這就是所謂的「人生如戲」？無論如何，藉著主，信徒在世上都成為了「一台戲」，給天使和世人觀看（林前四9），縱遇困難，我們都可以起來「行動」，盡力嘗試，不輕易放棄。

香港推行生死教育的情況，與台灣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離。為何生死教育如此重要？據資深生死教育工作者黃民牧師稱，台灣因為有推行各種生死教育的課程，結果自殺率曾經減低了，成效有目共睹。然而，香港自殺的新聞近期卻此起彼落，聞者惋惜。台灣的生死教育有哪些例子可以成為香港的借鏡，如何可以有效教導人們珍惜生命，活出正向人生呢？明光社於2024年3月26日晚上舉辦了網上專題講座「生與死的邊緣」，並邀請了黃民牧師來講解。

重視生死教育

黃牧師認為，香港雖然有推行生死教育的課程，但形式十分片面，並不是整體性的。生死教育在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做得較好，然而這個題目並不是學校的主要科目，推行有限，情況並不理想。參考台灣，無論在小學、中學、大學，都有生命教育、生死教育的課程，學生在成長過程一定會在教科書上獲得相關的知識，他們會接觸過重視生命、情緒支援及靈性關注等內容。由於其關注度、重視度十分高，值得香港學習。現在，香港只有一些志願機構有限度地推行生死教育，內容也十分簡單，此外，大學也偶然會有一些相關的課程，但不普遍；然而在台灣，他們已開辦生死教育的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可見其重視度十分高。

生死教育研討會

台灣中、小學的老師經常會舉辦全台灣的生死教育研討會，分享在學校推動生死教育的個案，黃牧師也曾聽過他們的匯報，驚嘆他們願意在人力、物力、資源等方面付出，也花了很多時間去做，以完成一個有深度的生死教育計劃，事後更有成效及評估，十分認真。這些計劃的目的是要幫助學生處理情緒、建立正面的價值觀、提升人際關係等。在這個情況下，社會的整體氣氛不再一樣，據黃牧師的觀察，感到學生的個人品格提升了，市民也較有禮貌、積極等，這可歸功於他們從小就願意談人生，談死亡。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的生死教育課程

他又舉例指，在台灣的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會安排學生睡在不同的棺材上，讓他們體驗死亡，課程計劃有整套設計，如事前講解、看影片、寫遺書，然後親自讀出遺書，開始準備死亡時的心理質素。代入其中後，參加課程的學生開始會想臨終前的掛慮、真情流露說出心底的說話等。儘管同學當中也有富經驗的醫護人員，但當他們睡在棺材的那一刻，都有重生的感覺，因為他們感受到生命的可貴，並懂得珍惜生命，才明白當生命去到最後的一刻，甚麼是最不捨，最掛心的，再重新反省生命。黃牧師體會到，課程完結後，這些課程的影響力不會短時間就減退，而是會栽種在學生的心裡，甚至影響他們的一生。

死亡咖啡館

不只是以研討會、課堂形式去談生死，台灣亦有死亡咖啡館，可以一邊飲咖啡一邊探討人生、生死、自殺、臨終等不同的題目。死亡咖啡館由一位生死教育工作者引進台灣，後來她又籌組了「生死關懷教育推廣協會」，期望不用課堂而是用優閒的形式來討論這些話題，令生死教育貼近地面，易於與人分享和與大眾互動。咖啡館在近10年來已在台灣舉辦超過400場與談論生死有關的活動，由台北開始推展到整個台灣，總共有30,000人次參加，年齡由8歲到90歲都有，目的是推動民間談論生死，籌辦得十分成功。

與學童談死亡

黃牧師認為我們應該開放地談死亡，他說：「不是我們多說死亡，我們便會即時死亡。有生就會有死，所以我們兩方面都要關注，不可只談生，不談死。」故此，他認為人要活在當下，為了生活，便要更加珍惜生命，更加關心身邊的人。有一天，當我們離開世界時，若能貢獻一生給社會，那便沒有遺憾，沒有浪費一生。生命是有期限的，故此我們要教學童珍惜生命，並要與他們一起談死。很多家長忌諱與學童談生死，然而黃牧師認為儘管家長不提及，學童總會在不同的途徑，如在新聞上接觸到，這是不能逃避的題目。由於小朋友隨時隨地都可以接觸到死亡的話題，而死亡亦是人生的一部份，總有一天會來，只是時間的問題，故此他鼓勵家長不應太害怕與小朋友談死亡，建議家長可以用一些另類的方法與小朋友談生死，如繪畫、繪本、短片或用家中的寵物作為話題，以建立正確的生命觀，令他們的人生更堅強。

若果面對認識的人自殺，黃牧師稱：「家長可從正面的態度教學童，要珍惜生命。若然自殺死了，就不會再見到家人，而家人亦會很傷心、痛苦、內疚。」他認為這是一個學習死亡的時機，並建議應與學童談自殺的後果。最後，他總結說：「死亡是必經的，我們應處之泰然，內心要培養正確的價值觀、生命觀，並要訓練抗逆力，在我們經歷苦難時也可以變得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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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審計署在4月發表的報告，衞生署牙科街症排隊問題持續，有病人為了取籌排足七小時，報告建議衞生署改善安排。有衞生署屬下的牙科診所在5月9日推出了派籌的新安排，正式派籌時間由上午11時改為下午1時，半小後可以應診，縮短派籌及應診時間差距，不過新安排下病人仍要在凌晨12時拿取臨時籌，即是無論如何，排隊仍是在所難免。為甚麼有市民寧願強忍牙痛，長時間排隊也不去找私家醫生解決？答案無非是經濟考量。為了減輕負擔，有人要排街症，有人選擇北上使用相對便宜的醫療服務。其實到其他地方求醫並非甚麼新鮮事，亦絕非港人獨有的行為。例如在英國，當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不勝負荷，私家醫院的收費又高昂時，不少患者只好飛往其他國家求醫，立陶宛的私家醫院便接待了七成來自英國的病人。除了求醫，不少英國人亦打算前往其他生活成本較低的地方，如選擇在葡萄牙過退休生活，這意味著他們有可能在原居地以外的地方使用自己畢生的儲蓄。

很多港人愛北上買菜，付出時間換取性價比高的必需品。事實上，瑞士邊境的居民早已學會到德國或法國等地購買新鮮菜蔬肉類，以及其他生活所需，至於不想麻煩又想省錢的「瑞士人」，另一選擇是前往德國開設的Aldi或Lidl平價超級市場入貨。為了減輕最大的經濟開支——租金，有些人甚至選擇在法國或德國邊界生活，到瑞士工作，就如現在有些香港人選擇在香港上班，而在深圳生活一樣。其實，內地亦出現了這種情況，有些人在深圳上班，卻在惠州或東莞居住；有些在廣州上班的，卻在佛山及東莞居住。撇除旅遊或體驗生活，全球有不少人被迫「北上」，最大的原因莫過於樓價高租金貴，連帶其他必需品的價格都高起來。一個地方經濟不振固之然讓人憂心，當權者視花盡心思裝扮城市吸引遊客是當務之急，但當一個地方的居住成本高得讓人喘不過氣，低薪工作者更是無力在自己工作的地方生活，又或需要入住環境惡劣的劏房，可能更值得當權者加快行動，推出對應的政策去解決根本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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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翁鈺輝、何瑞芬：〈西貢牙科診所改派籌時間　剝牙婦：私家1000蚊，診所唔使錢唯有忍〉。《香港01》。2024年5月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018011?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呂穎姍：〈牙科街症派籌減半　多間診所有病人輪籌逾7小時到深夜〉。《香港01》。2024年5月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013286?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藺思含。〈英國求醫難：NHS滿意度40年最低　立陶宛診所七成英國人?〉，《香港01》。2024年3月2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004758?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John Heilprin. “Swiss shoppers cross borders for big savings.” NBC News. Aug 18, 2011. https://www.nbcnews.com/id/wbna44179025.

“Buying things from France?” Reddit. https://www.reddit.com/r/geneva/comments/18eumfk/buying_things_from_france/

Lusa. “Brits remain interested in living in Portugal.” Idealista News. Mar 26, 2024. https://www.idealista.pt/en/news/lifestyle-in-portugal/2024/03/26/63207-brits-remain-interested-in-living-in-portugal.

「M記」是來自美國的跨國快餐連鎖店，其品牌已與漢堡包劃上等號。任何人一提及漢堡包就必定第一時間想到「M記」。當然「為何M記廁所總是髒？」仍是筆者的迷思。只是我們也不得不欣賞其能「融入」不同地區文化的營商策略，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

筆者曾居於香港的長洲。每年「佛誕」期間，小島太平清醮的習俗之一是「齋戒」三天。市場不能售肉，食肆也不可販賣任何的肉食。若要丁財兩旺，不少小店、食肆就更改其餐單，把一些平平無奇的素菜食材，配上一些「吉祥」的名字，就賣出高兩倍的價錢。在商言商，這是無可厚非的。而島上唯一的國際品牌連鎖食店M記，也竟然同樣作出「妥協」，放下身段，暫時摒棄其引以為傲的牛肉、豬柳、魚柳漢堡，而單單出售「脆香素菇包」。[1] 小島人口大概兩萬，近年更愈來愈多「外來人」遷入，真的持守傳統文化的居民已著實不多。大企業壓根兒不需要作出協調來迎合「小眾」。或許，是基於尊重，要融入獨特的文化，換取當地人的接納，就長遠而言，是利多於弊。

作為大企業，定必有其經濟考量。在英國的麥當勞，竟亦有類似的營商策略。每年在記念主耶穌為世人受苦期間，英國各大超市或麵包店也會推出十字包（hot cross bun）。翻查資料，十字包一方面有它的信仰含意，而有趣的是，它的一些傳說，竟然跟長洲的「平安包」相近。坊間有傳說指十字包可掛在家中，一年也不會發霉，可用作治病之用；航海行船時掛上它，可保整年的平安。[2] 作為大企業，當然不會以「平安」作考量，但在受苦節期間，餐廳卻會推出一種類似蘋果批的甜點，名為hot cross (bun) pie。同樣是對應英國的傳統，作出迎合及協調。

入鄉是否一定要隨俗？或許移居港人不時會自問。堅持以「快」見稱的生活形態，還是學習「慢」活的處事作風；堅持十項全能的「催谷」教育，還是接受「啟發」自由的學習環境；以「事業」導向的求學進修，或是以「興趣」為本的追求知識；繼續以「工作」來肯定個人的價值，還是嘗試體會Work-Life Balance？我們香港人，慣常每事計算精準、綢繆於未雨，是否需要學歐洲人，隨性自在享受於當下？

M記大概不會隨波逐流地，不時更改其餐單來迎合（或討好）客人的口味。只是，在其堅持本身的特色之餘，他們也會作出改變或調整，為要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那麼，香港人的特色是甚麼？我們最需要留下的又是甚麼？流散的，不得不作出妥協或改變，不僅是迎合異地的文化，更是需要走進社區及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留下的，也要面對周遭社會氛圍的改變，在協調、適應中，如何不失對公平、公義、和平與愛的堅持及追求，不單是毅力的挑戰，更是勇氣、膽量的考驗。

吃著素菇包、十字Pie或在不同的天空下嚐著港式奶茶、菠蘿油，在迎合與堅持、融入與妥協之間，思想著甚麼是我們絕不能放棄、忘記的東西？或是某些人、或是某些事、或是對美與善的渴望、還是那一點仍存在內心，微弱、衰殘的燭光……。

你好嗎？

經歷過大起大落的這些年，很多人都關心香港發展會不會是「到此遺址」，還是就此由亂入治，再由治及興，大有前途。當然，在今時今日，香港這個大城市如何發展下去，實在由不得筆者這樣的「小人物」去說三道四。在「大城」之下，我們這幾年不斷的講述「小理」，在社交平台發放的「大城小理」節目，原來已有三年多的光景。但正正在大道理頻頻出現時，我們見到的，更多的是不少人的徬徨、失意、傷心，就是一句：「這城市變了，而I’m NOT OK」。

或許，在關心這城的股市能否收復失地，經濟能否追上疫前光景，樓市會否再度暢旺，香港是否能成為盛事之都的同時，我們更需要真心問一下自己：你還好嗎？

香港人真的「NOT OK」

在此，請各位讀者原諒筆者在這裡「持續放負」。你或許以為是筆者太悲觀了，「睇唔到由治及興帶來嘅好處」，但實情就是，不少香港人在這些年間，活得並不快樂。在2023年9月，有社會企業與東華學院發佈了一項名為「香港整體開心指數」調查的結果，在向受訪者了解他們的個人快樂感、心理資本、價值觀、社會幸福感、外在環境因素滿意度、自評健康狀態、抑鬱情緒症狀及個人特徵八大範疇情況後，歸納出「香港整體開心指數」，指數以10分為滿分，2023年只有5.88分，是自2018年以來最差，創五年來的新低，也是首次跌破6分。[1] 細看調查結果，就會感到問題嚴重：在調查中發現，有24%受訪者自覺「不開心」，比2022年上升達一成；每10個受訪者中就有一個人幾乎每天都出現心情低落、沮喪或絕望的情況；有12.8%的受訪者則幾乎每天出現入睡困難、睡不安穩或睡眠過多的困擾；16.8%受訪者經常感覺疲倦或沒有活力，10.9%受訪者幾乎每天做事都提不起勁或無樂趣。而最叫人憂心的是：認為自己精神不健康的受訪者，由2022年的16.7%，增加到2023年的29.7%。[2]  

很多人以為香港人唔開心，多是因為「經濟不景、生意唔好、商店執笠」。如果經濟好起來，人人有錢，香港人就會開心了，就會無事了，不過情況剛好相反：有調查指出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愈高的地區，快樂指數往往會愈低；愈年輕的受訪者，快樂指數也愈低。年輕人的快樂指數偏低，箇中原因或許與他們對前景悲觀、難以向上流等因素有關（這些原因在本文不會再探究了，你懂的）。[3]

IT'S OKAY TO NOT BE OKAY

經歷了大城市這些年的高山低谷，經歷過大城市風光的日子，香港恍若自高下滑，風光不再，被鄰近城市超前趕上，看來更是前景無望。在面對不明所以的前路時，人們當然會感到沮喪，但也得繼續過日子。或許，我們都要學習一下：IT'S OKAY TO NOT BE OKAY。可能你從網上韓劇中看過這標題，但本文並不是想探討這套韓國神劇如何成為收視冠軍，或是討論劇中主角如何與精神病患者同行，而只是想說單單一句原話：你作為你，就已經夠好了——唔OK，其實也是OK。

要將IT'S OKAY TO NOT BE OKAY「強行翻譯」，真是很為難。香港人在中西文化融合的環境中生活，早就可以雙語並用，並可帶出比原話更好的詮釋：「得唔得都得，就算『唔掂』都唔係問題！」有人可能覺得這句「唔得都得」是一句「偽正能量」的說話，但相比那些「你一定掂㗎！」，甚或「你唔可以唔掂！」的「正能量」口號，那種「不成功便成仁」的意識，人生成功只能是winner，否則就是loser的想法，這才叫人窒息。

其實，你和我都只是正常不過的凡人，不論在工作上、或在生活中，問題天天都多，負面情緒一定會不斷累積，這是OK的！有時候，容讓自己嘆一下氣（聖靈不也是會用說不出來的嘆息來為我們禱告嗎？）負面少少，放負少少，其實也是OK的，因為我們總要有個出路，去宣洩自己的負面情緒。正如以弗所書四章26至27節對信徒的勸導，當中要留意的是：保羅不是說不可以生氣，他甚至沒有提及人們生氣的原因，或是評論誰對誰錯，該不該生氣等問題，而是勸信徒「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帶著正面而堅韌的態度，去明白生命中總有些NOT OK的事情，其實這才是叫人成長，成為羅馬書五章3至5節所言：「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那樣，我們可以怎樣面對NOT OK呢？有人建議吃一頓美味的飯和睡一個美滿的覺，滿足一下自己；或是阿Q一點，用「逆思維」的精神去消化和面對難題；正面一點的，就是從負面情況中學習，作出反省，總結經驗，再提醒自己以後如何做得更好。[4] 由此再想，筆者想到的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在不OK的社會中，我們雖然未必有能力變天，但至少可以在面對不合理的事時不去做一個幫兇，而做一個對得住天地的好人，如那七千未有跪拜巴力的人一樣（王上十九），其實已經很OK了。

人生是否OK不在於成就

不期然想起近期上畫的一部電影《奇蹟列車》（英文片名是：One Life）。這部劇情片根據英國人道主義救援者尼古拉斯．溫頓爵士（Sir Nicholas Winton）的真實故事改編，而其實溫頓先生自己也經歷了一段NOT OKAY的人生故事，1938年二戰開始之前，當年29歲，於倫敦股票行任職經紀，從來與政治及戰爭沾不上邊的溫頓，本來計劃到瑞士滑雪度假，但臨時收到他在捷克工作的朋友邀請便改變了行程。歐洲幾個國家原以為《慕尼黑協定》讓德國吞併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德國就會滿足了，然而希特拉其實已盤算更大規模的入侵計劃。在被納粹德國佔領的捷克，大批猶太人家庭被追捕，生活條件惡劣，無法逃離捷克。溫頓在了解當下的形勢後，決意展開計劃拯救當地的猶太兒童。當時英國政府容許這些面臨被驅逐出境的猶太人孩子到英國居住，但官僚列出的條件相當嚴格苛刻：他們既要為孩子尋找寄養的家庭，配對之後，還要安排交通，讓他們坐火車由捷克到英國，並要為每個孩子籌集高達50英鎊的費用！在溫頓與他的家人和朋友的努力下，他們最後安排了八次營救行動，總共救出了669位猶太兒童到英國。可惜的是在最後一次行動原本可以營救最大一批兒童，但因為出發時遇上德軍入侵波蘭令二戰爆發而不能成行，令250位兒童大部份都未能逃脫。溫頓為此終身抱憾，也從不向他人透露有關營救行動。

而在50年後的1988年，當溫頓在清理辦公室的雜物時，其妻子發現了大量當日拯救行動的文件，當中更包括記錄了所有的兒童名單。他的妻子將這些文件交給傳媒機構，最後由英國廣播公司製作成紀錄片《這就是生活》（That’s Life），當中講述了整個故事。不知情的溫頓被邀請參加演出並被安排坐在觀眾席的第一行，同時也邀請了一批他協助拯救的兒童到節目與他見面，場面十分感人。溫頓先生後來除了被捷克和英國表揚，更被以色列稱揚為「國際義人」。

人的一生是否OK，有時其實不在於實現目標，成為勝利者，而在於有沒有好好為自己的目標和理想奮鬥過。當我們堅持過，努力過，無悔無怨，無愧於心，其實已經很OK了。

「唔，選擇金色頭髮藍眼睛，擁有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血統的Bernie好，還是選擇棕色頭髮，擁有多明尼加及葡萄牙血統的Norbert好，[1] 等一等，似乎不知道他們的身高體重，不如打開另一網頁看看，嘩，六呎高170磅的Shiloh是金色頭髮藍眼睛的，O型血似乎不錯，但六呎二寸155磅金髮綠眼O型血的Luciano會否好些？[2] 但六呎二吋高，才得155磅，會否太瘦？還是……」大家不要誤會，這裡提到的男士並不是甚麼約會平台上的「相睇對象」，而是分別來自兩家公司Cryos及XYTEX的捐精者資料。

現今在歐美國家，精卵買賣是一門極大的生意，曾幾何時，歐美人士對於精卵買賣或多或少仍需要背負道德包袱，不論銷售或光顧都會覺得羞恥，但從今天精卵買賣公司網頁平台的設計及營銷手法來看，這些道德包袱已經不復存在，精卵買賣已經如其他商品一樣，可以任君選擇，即使這些公司使用「捐贈者」（donor）一詞，現實中沒有所謂的捐贈者，因為捐贈者均會得到「補償」，[3] 公司也毫不掩飾滿滿的商業味道，以XYTEX為例，在網頁當眼處顯示「精選捐贈者類別第二位半價優惠」（Buy one get one 50% off on the featured donor）的促銷宣傳。「捐贈者」的資料相當詳盡，除了介紹他們的種族、外貌特徵、身心健康狀況、學歷、強弱處及興趣等資料，連他們祖父母的身高體重，教育程度及病歷，都能窺探一二。顧客不但知道自己心儀的「貨品」品質如何，就連貨存是否充足，自己身處的國家能否使用，[4] 價錢都一目了然。價格高低視乎捐精者是否願意向將來的18歲「後代」揭露自己的身份，以及公司為精子進行了多少項遺傳性測試，XYTEX還設有溫馨提示通知買家每天的截單時間。[5] 除了購買精子，公司還提供冷藏精子的服務，買家若不打算即時使用精子，便可以選擇冷藏精子以備日後使用，買的瓶數愈多可享的優惠愈多，此外公司還有回購政策，只要符合某些條件，公司會半價回購已售出的精子。[6] 至於卵子，基於男女生理構造不同，供應比精子少，價錢自然比精子貴，有出售卵子的Cryos，同樣以捐卵者是否願意揭露身份來決定價格高低。[7]

專家研發新技術時，大多出於善意，抱著希望解決人類在生理或心理方面問題的壯志，[8] 只是他們很多時預料不到，新技術所帶來的影響及後果，遠遠超過他們的想像，他們可以滿足人類某些需要，卻解決不到新技術衍生出來的一連串倫理問題。有時，新技術似乎沒有違背道德倫理，這純粹是因為大眾普遍接受了新技術，以及相信其對人類只有好處的說法，而不是新技術真的沒有道德倫理問題。商家當然會非常努力美化新技術，這樣新技術才能肆無忌憚地進入市場，輔助生殖技術（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以及其中的捐精捐卵技術，顯然是典型的例子。

捐精捐卵是治療人類不育的其中一項技術，1799年，一位名為John Hunter的英國醫生指導一名病人收集自己的精子，並注射入病人妻子的陰道，根據大多數人的說法，這位求醫者的妻子最後懷孕了。1800年代中期，另一位醫生J. Marion Sims在報告中指他作了55次人工授精測試，其中有一次成功，令一名女性懷孕。[9] 1941年，有報告提到超過9,000名女士成功地透過人工授精而懷孕，當中97%的個案，孕婦都產下活嬰。[10] 可以說，那時輔助生殖技術已經進入了新時代。[11] 1954年，《錫達拉皮茲公報》（The Cedar Rapids Gazette）發表了獨家新聞，報道動物學畢業生Jerome Sherman及泌尿科教授Raymond Bunge研發了一項冷凍和解凍人類精子技術，並在過程中能讓精子存活，自此之後，醫生開始使用捐精者的精子治療不孕症。[12] 隨著冷凍解凍的技術問世，以及人們愈發接受透過捐精者提供精子的人工受孕技術，1970年代開始，精子銀行業務開始流行，尤其在美國漸漸成為一門生意，篇幅所限，捐卵歷史在此不贅。[13]

早在1909年，美國的醫學界和大眾媒體便開始討論捐精的倫理爭議及對社會的影響。一般來說，人們較易接受同源（使用丈夫的精子）人工授精，70年代之前，歐美的醫生大多因為病人的生理和心理功能出現障礙，例如逆行性射精、陰道痙攣、尿道下裂和陽痿，透過人工受孕方法，使用丈夫的精子令其妻子成孕。[14] 其後精子銀行及他人捐精的情況出現，引發更多爭議。天主教就生殖科技的發展，在1987年3月發佈了一份名為「關於尊重人類生命的起源和生殖尊嚴的指令對當今某些問題的答覆」的40頁指引，天主教反對一切形式的人工受孕，稱其助長了自慰的惡習，忽略了夫妻間性交具備的宗教意涵，並且把夫妻成為一體與生育之間的關係切割。[15] 至於基督新教，從來不乏討論輔助生殖科技的聲音，有些基督徒視不育為疾病，如果現今現代的科技可以醫治人們的疾病，為何不可使用輔助生殖技術治療不育？[16] 有的卻認為孩子為神所賜，毋須借用輔助生殖技術，若然神沒有賜予，可考慮領養。[17] 不過，即使有信徒支持夫妻二人使用自己的精卵進行人工受孕，也不代表他們會接受使用第三方捐贈者的精卵。畢竟，使用第三者的精卵無疑破壞婚姻的神性，也剝奪人的尊嚴，無論是對捐贈者，抑或是以此方式生產的嬰兒；另外，此方式亦未能尊重孩子的權利，因為他們無法得知誰是自己的親生父親或母親。[18]

現實中，捐贈精子及卵子所引發的複雜倫理或信仰問題，實在值得大家思考及討論。例如，人們為了金錢賣精賣卵算不算販賣神賦予捐贈者的獨特形象？那些為了賣精而借助書本或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 VR）技術得以射精的男士，算不算犯了奸淫？醫生欺騙顧客，偷偷將自己的精子賣給顧客，除了不誠實，還對受影響的人帶來甚麼負面影響？[19] 當有人不滿商業模式運作的精子銀行收費過高，打著自由工作者的旗號，只收取低廉的旅費和住宿費便提供精子，甚至直接鼓勵「受助者」通過自然性交來懷孕，「捐精」是否已經變相成為有心人滿足私慾的幌子？[20] 有男士為了證明自己非常厲害，到處捐精，[21] 又或是有診所超額銷售某一人的精子，這是否增加了捐贈者下一代亂倫的風險？[22] 或有捐贈者的行動是出於善意，但他們真的詳細了解過成孕孩子的感受，或整個輔助生殖科技帶來的問題嗎？[23]

成人為所欲為，苦的可是孩子。當夫妻關係和諧時，自然較容易接納使用他人的精子或卵子孕育的孩子，一旦婚姻關係破裂，情況便可能不一樣。美國印第安納州的Steven Engelking與前妻離異後，不想支付兩個孩子的生活費，他挑戰法庭的判令，提出根據該州的離婚法，捐贈者的孩子不能被視為「婚生子女」，所以他沒有義務撫養孩子，但最後上訴法庭裁定Engelking有義務照顧孩子，有律師評論訴訟時提到，法庭不關心生物學，如果你將自己塑造成父母，法庭就會把父母的權利強加給你。[24] 這個案可能揭露了Engelking最真實的想法，透過捐精而來的孩子不是他的後代，縱然他當初有份參與找尋捐精者。Engelking的孩子如果得知父親在法庭上拒絕他們，不知會有何感受？他們又如何看待自己的價值？相信這並不是單一事件，夫妻二人在爭吵過程中一旦有人不自覺說出「你不是我的孩子」，它看似是一句晦氣話，實際上卻毫不留情地傷了孩子的心。[25]

即使「父母」深深愛著藉著捐精捐卵而來的孩子，有些孩子樂於接受，[26] 但不能否認現實中的確有一些孩子無法接受以此形式來到這個世界，他們認為這種生育孩子的方式是錯的，[27] 有不少人感到整個童年都不太對勁，與其他孩子不同，與世界格格不入，[28] 並且為自己的源頭和身份感到掙扎，不惜一切尋根。[29]

Cryos公司打著「夢想成真」的旗號包裝賣精賣卵的行為，當成年人得著嬰兒，以為美夢成真之時，對某些孩子來說，這可能是惡夢的開始。或許，立法可以彌補一些漏洞，問題是，立法能否醫治孩子的心？

《誰說人是理性的！：聰明消費者與行銷高手必讀的行為經濟學》
（Predictably Irrational: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
作者：丹．艾瑞利（Dan Ariely）
譯者：周宜芳、林麗冠、郭貞伶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天下遠見
出版年份：2008年

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亦因此人類與其他動物有所不同。然而，人類並非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是理性的，《誰說人是理性的！》一書的作者Dan Ariely便是通過連場有趣的真人小實驗，為讀者講論在行為經濟學上，人類是如何不理性，不過，正如作者提到，人類的不理性表現總是重複出現的，亦因此，人類的不理性是可預測的。

閱讀此書的過程是一種享受，讀者或會讚嘆作者敢於創新，因為他設計出既好玩又新奇的實驗，例如他曾在一間美國酒吧扮侍應，只是想知道人們點啤酒時，會否受到其他人影響？其他人會否影響他們對所點的啤酒的觀感？結果發現，如果下單時公開點酒（即同桌人知道點酒者點甚麼），第一個點酒的人是最快樂的，若果私下點酒（即只有點酒者知道點了甚麼），則大家會一樣快樂。這個實驗首次在美國進行，之後在香港也進行過，只是主角不是酒而是食物，作者推測由於香港人較合群，因此公開點餐時人們會傾向點同桌人點過的食物，也有研究結果證實作者的推測是對的，但也因此，香港人往往容易做錯決定。不過，香港人不必為此覺得不好意思，美國人崇尚獨特，在公開點啤酒時愛與眾不同，會點他人沒有點過的酒，但他們結果與香港人一樣，所點的東西也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

若大家聽過「朝三暮四」及「朝四暮三」的故事，可能會認為當中的猴子並不聰明，養猴人只要把早上給猴子三顆橡子、晚上給四顆橡子，改為早上給四顆晚上給三顆，猴子便會以為自己「多」了一顆橡子。作者的實驗也告訴讀者，人類如猴子一樣，容易被瞞騙。

一次實驗中，作者先給小朋友三顆小朱古力，之後告訴他們，可以用一顆朱古力換一條重一安士的朱古力棒，或兩顆換一條兩安士重的朱古力棒，大部份小孩子都樂意用兩顆朱古力換一條大朱古力棒；之後作者修改了指令，同樣先給小朋友三顆小朱古力，他們可以選擇用一顆朱古力換一條大朱古力棒，或者不作交換，只拿走一條小朱古力棒。有七成的小朋友竟然選擇只拿走小朱古力棒。大人不要以為猴子或小朋友才容易受愚弄，為了得到免費的東西，人們往往會犧牲了真正想要或需要的東西，即使這些免費的東西不一定有用，想一想有多少次因為見到買一送一或附贈品的東西，明知自己不喜歡也將貨品買下，便會明白箇中道理。有時，人類的行為真的是理性解釋不到。

此書雖是2008年寫成，但它既是暢銷書又曾增訂再版，當中的實驗結果仍然值得參考，也反映人類的不理性表現是重複出現的。

最近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哥大）在內的多個美國高等學府都發生了挺巴勒斯坦、反以色列示威活動，這是一個十分敏感和頗具爭議性的題目，筆者已經盡力從不同渠道蒐集資料，在這篇文章中我嘗試如實報道，但或多或少的價值判斷和偏頗總是難以避免的。

雙方各執一詞
自去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突襲之後，以軍狂轟濫炸，導致在加沙地區大量平民傷亡，若果示威者的訴求只是要全面停火、關注加沙的人道災難，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批評者卻認為事情並沒有如此簡單，他們指控示威者公然支持恐怖主義，威嚇在校園內的猶太裔學生，並且主張消滅以色列國。例如一名親巴勒斯坦示威者將一個帶有箭嘴的牌子指向一名猶太裔學生，上面寫著：「卡薩姆 （Al-Qassam）的下一個目標。」卡薩姆是哈馬斯的一個武裝分支。有些示威者則大喊：「我們是哈馬斯。」今年4月25日，哥大挺巴學運領袖詹姆斯（Khywani James）在一段影片中說：「猶太復國主義者都沒有活著的資格。」

在示威活動中常見的口號是：「由河到大海。」其含義是巴勒斯坦人擁有由約旦河到地中海的所有土地，以色列根本不應該存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 （Bret Stephens）指出，那些校園充滿對猶太人的敵視氣氛，他說：「如果這些言論和行為是針對其他少數族裔，那麼這會被認為是可恥的；但如果是針對猶太人，就會被視為可以理解，甚至值得讚揚。」基於安全考慮，哥大已經將課堂改為線上或者混合模式。

示威者辯護說：一直以來示威活動都是和平地進行的，而警察拘捕示威者，卻是壓制言論自由。紐約警察局在 4月22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雖然有些示威者從學生手中搶走以色列國旗，並發表了一些仇恨言論，但在猶太節日逾越節開始之前，警方沒有接獲任何關於哥大學生受到人身傷害的投訴，也沒有出現任何針對個人或團體的威脅。根據阿拉伯半島電視台的報道，在示威活動期間，有兩名以色列軍人混入示威群眾，從而製造混亂，紐約警方與示威者發生肢體衝突，警察採用化學氣體對付示威者，造成了10人受傷，一名巴勒斯坦裔學生表示自己受到恐嚇。

學術自由還是仇恨言論？
半島電視台批評哥大一直壓制挺巴的言論與行動，有趣的是，與示威者對立的陣營卻認為哥大不斷地縱容校園內的反猶太主義，並且一面倒地鼓吹左派思潮。例如哥大政治和歷史學教授約瑟夫．馬薩德（Joseph Massad）稱哈馬斯去年對以色列的襲擊是一次「驚人的勝利」、「太棒了」。哥大校長沙菲克（Minouche Shafik）是埃及裔美國人，4 月 17 日她在眾議院委員會作證時說，馬薩德教授的系主任和院長曾與他「交談過」，國會議員想知道「交談」是甚麼意思。然而，馬薩德告訴美國有線新聞網，大學當局中沒有人就他的言論跟他做過任何交談，他也沒有受到任何方式的譴責。相反，馬薩德表示系主任和院長都支持他，有線新聞網嘗試聯絡系主任、院長、大學當局，但沒有得到回應。

在聽證會中，國會議員多次質問學生有沒有機會聆聽到平衡的觀點，沙菲克回答哥大提供了至少五十門關於中東的課程，但她沒有提及這些課程是否涵蓋了左、中、右的不同觀點。衡量一位教授學術成就的標準包括了其著作數量、出版社的聲譽、論文被引用的次數，h-index就是一個綜合這些資料的指數，根據 Semantic Scholar，馬薩德的 h-index 是14分。以名牌大學來說，這分數是偏低的。比馬薩德教授更加有份量的中東問題專家大有人在，到底馬薩德得到哥大終身教席是否基於大學的多元化政策呢？這有待考證。終身教席的原意是保障學術自由，教授不會因為發表異見而失去工作，然而，異見並不包括煽動仇恨和支持恐怖主義的言論，擁有終身教席的教授是可以因為發表這類言論而被解僱的。如果我發表文章，稱讚 3K黨、白人至上主義者屠殺黑人，我肯定可以執包袱。

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根據一些目擊和追蹤示威活動的哥大師生所說，那些示威者的訴求已經超越了停戰，他們表達對美國的憎恨，揚言要推翻現存的建制。有些示威者舉起標語，聲稱「資本主義是致命的」，不少發起示威遊行的人士都是來自左派團體，這並不需要通過深入調查，因為那些團體的名稱和網站都印在橫額上，我只需要按圖索驥。其中一個團體的網站清楚地表明，他們的目標是為「一種全新的、解放性的生活方式」進行一場革命，他們要求「一個根本不同的系統」。另一個團體在網站上的口號是：「為了地球的生存，資本主義必須結束。」

有些批評者質問：既然他們那麼憎恨美國，那為甚麼還要留在這個他們討厭的國家呢？我相信答案可以在他們的網站中找到，他們說自己「的存在是為了在美國這個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中心進行鬥爭，與世界各地反抗資本主義剝削和帝國主義統治的工人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站在一起。」這好像是一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他們留在美國，就是為了要推翻整個腐敗的美國制度。弔詭的是，原則上開放社會應該容許言論自由，這包括了反對的聲音，然而，若果反對的聲音是要消滅現有的制度時，那麼保障這類言論自由是不是自掘墳墓呢？

有趣的是，大多數參與這一場挺巴勒斯坦運動的示威者並不是被資本主義壓迫的弱勢社群，哥倫比亞大學每年的學費由70,000美元至90,000美元不等，學生非富則貴，或者獲得獎學金。直到目前為止，紐約警方拘捕了114名示威者，當中大部份都是來自中上家庭。例如被捕者之一蘇厄德 （Isabel Seward ）的父親是聯合包裹快遞服務（UPS）的高級管理人員，另一位被捕者朱斯蒂 （Isabella Giusti）在喬治亞州一棟價值300萬美元、面積3,000平方英尺的豪宅中長大，爸爸是退休律師，媽媽則擁有一家店舖。

更加有趣的是，其實左派跟哈馬斯和其他穆斯林組織的意識形態是格格不入的，左派強調平等，尋求保障婦女、工人的權利，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卻不重視女權，更加不會容許工運，似乎這個組合是建基於這個邏輯：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結語
這場挺巴勒斯坦運動令我聯想起1960、70年代聲勢浩大的反越戰運動，當時示威者控訴美國帝國主義屠殺越南人民，在輿論壓力下，1973年美國自越南全面撤軍。1975年北越統一越南後驅逐了200萬人，迫使他們投奔怒海。隨後波爾布特佔領整個柬埔寨，發動了慘絕人寰的赤柬大屠殺，造成160萬至200萬人喪生。但美國境內卻沒有出現任何關注這些人道災難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不論你是否同意我以上的分析，我衷心希望，我們能夠撇開宗教思想、政治意識形態，對世界發出真實的人道主義關懷。

「大家都係神嘅兒女，唔戒口得唔得呀？醫生」

「唔打針得唔得呀？醫生」

「戒口快啲好！」

「打支針快啲好嘛！」

來自26年前，深入民心的經典廣告對白。[1] 似乎是說中了香港人及醫生對疾病、用藥的觀念及態度。「快啲好！」是彼此的共同期望。

前文分享過有關「慢」的文化，當中稍稍提及到英國的醫療情況，或許，讓人有一點點的負面感覺，懷疑英國的醫療體制，是否既沒有效率、又吝嗇，不給病人用藥，求醫，似乎有著近似登天的難度。

當然，這裡的醫療程序，是與筆者曾居住的香港及台灣有極大的差異。在英國，居民每當搬到一個新區，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到鄰近的家庭醫生（General Practitioner，簡稱GP）的診所登記。日後，任何求醫、問診或專科轉介，也需要透過GP。而作首次登記亦可能需要輪候一段時間，視乎該區的GP有否餘額。簡單而言，在英國，若沒有已登記的GP，就難以獲得一般的醫療服務。

每當身體感到不適，必須致電所屬GP預約。這肯定跟香港、台灣不一樣。在這兩個地區，一般病患者，只需要直接步入診所或醫院，就能在當天之內，見到醫生獲得治療。但在英國求醫必須預約，而預約期往往會安排在數天至數星期之後。病人也可選擇由醫生致電給他，透過電話作醫療評估。若病人要求與醫生面談，就需要等候更長的時間。問診評估後，醫生才會處方，並安排到指定藥房（pharmacy）取藥。但更多的情況是，問診後，醫生覺得不需要開藥。要知道一般的傷風感冒或發燒咳嗽，服藥七天就能痊癒，不服藥也可能大概一星期就好轉。由預約到問診，一般已超過一個星期，故不少狀況是不藥而癒。

根據最近一份對於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NHS）醫療服務的調查報告，顯示出普羅大眾對醫療服務感到頗滿意或很滿意的比率，創40年來的新低。其中最為人詬病的，就正正是預約輪候時間太長。[2] 但另一方面，受訪者中，仍有九成以上受訪者對現行醫療制度中，有關有需要的人能獲免費診治的原則，抱以正面的評價及予以肯定。[3]

無疑地，制度縱然有不足之處，但亦也有其可取的地方。為要讓真正有需要或病危緊急的人，獲得較快或適切的治療，就得在其他地方作出配合和協調。在仔細的評估後，才安排服務或較長的預約期，確實可以減少「濫用」的情況。減少用藥，亦能降低病毒的抗藥性，從長遠及整體而言，亦有助個人免疫力的提升。

明顯地，「快啲好」並不是這裡的醫療信念。

「病」本身就是一個訊號，提醒人需要休息；當個人受感染，既因為是身處的環境細菌、病毒驟然增多（這都與細菌活躍季節、周遭的衛生狀況或與病人身處的環境有關），亦同時與個人本身的抵抗力下降有關。過長的工作時間、不良的飲食習慣、缺乏運動及休息時間、過於依賴及使用抗生素，無疑是對個人的抵抗力造成負面影響。[4] 在港、台地區，病人要求馬上處方用藥，或醫生選擇開藥，不外乎是希望把一些令人不適的病徵壓下來，叫人稍稍回復精神，就能繼續上班、上課。生活在大都市，告病假似乎是一種罪大惡極的行徑；臥床休息就像犯下彌天大罪一般。

「快啲好」大概就是以不斷消耗個人長遠的健康狀況（或生命）換來的，但這樣的「好」，真的是好？

在英國，行人路上不時見到跑步者。清晨見到的大多數是年紀較大的，8時左右是較年輕的上班族，10時許至中午前是一些主婦，黃昏時間則以中年人士居多。或許，因為求醫困難，各人就把心力放在如何改善自己健康上。既然不能「快啲好」，惟有盡量叫自己「唔好病」，這亦不失為一個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