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迷惑

看到不少年輕人輕生的新聞後，與專於輔導，推動靈修和屬靈導引的彭順強博士（Daniel），[1] 談及如何幫助青少年面對生活與學業壓力或親友離別等逆境，他指出與青少年以敘事治療法（Narrative Therapy）的方式傾談，可能會令他們有所啟發。

生命意義可重新改寫

Daniel認為每個人做事背後都在尋找自己的身份（identity），思想自己生命的意義在哪裡，亦為著自己生命的意義和價值而存在。如環境已變得很荒謬，預計將來「客觀的世界」也會變得很灰暗，如疫症、戰爭等事件未終結又連連發生的時候，我們既不能改變環境，就要找一個「主觀的意義」出來。

「這是很主觀的，面對同一件事，每人找出來的『意義』都不同。」導師要問當事人當時基於甚麼意義或價值而生活，而當下的自己正在擁抱甚麼價值而成為現在的自己？在Daniel的回憶中，以往的導師向不同的人提問後，綜合出來的原因和價值，多數是因為「愛」或「有意義」，才能叫人好好活下去，並且可以為他人而犧牲，其價值觀與基督教十分接近。

「身邊的人可以幫助一個人去創造意義或帶來一個意義。」Daniel提到一個人的故事及其生命的意義可以再改寫。「找出曾在當事人生命中有重要貢獻或曾為他帶來啟迪的一些重要的人，歸納他們如何在當事人的生命構成意義或價值，成為當事人的參考、比較和對話，幫他再重看自己的人生。」

「敘事」三個重要方向

Daniel認為當事人要學習聆聽，才能知道其他人如何看生命。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他生命中出現過的某個人，而是其他身邊的人如何看生命，這是值得當事人參考的。不同人的意見、故事，放在自己裡面，可作比較及「對話」。如提出一些問題：為何一些人會比較積極？為甚麼有些人在面對坎坷經歷時接受到，並可以發奮面對呢？就讓別人的故事回應當事人，讓當事人繼續發問，繼而「對話」。

Daniel指出，「敘事」有三個重要方向：第一，幫當事人了解自己的價值觀，發現自己一直重視的意義、在堅持甚麼；第二，一些曾在當事人生命很重要，建立過他，啟發過他的人，看看這些人今天對當事人有甚麼意義；第三，身邊的人有甚麼聲音？有沒有不同的想法？他們如何做？他們又會怎樣回應當事人現時的做法？當事人可在當中「對話」，尋找啟發。

這種方法能為當事人製造多幾個向度看自己的生命，不再單單困在自己的看法中，而是能夠拉闊視野，幫他重建他的生命與價值。正因為這是從自身故事開始，加上以往重要的人及身邊的人的故事，所以這是以多角度、重疊別人故事去看自己的生命，並為自己的生命重寫另一個版本的故事。

「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個或多個主導的故事（dominant story），而敘事治療法就是幫人去找出生命中另一個有可能性的故事（alternative story），不一定要跟著以往主導的故事前行。」Daniel解釋，因為這些主導的故事往往有很多問題和困難存在，如能夠引導當事人去看故事的另一面，便有幫助。「就是從上述三點：自己的價值、曾建立當事人生命的重要人物的生命，以及現在身邊的人各樣不同想法，參考他們的故事，發掘出自己另一個故事的可能性。」Daniel認為這些alternative story是集合不同人的故事及看法的參考，這些參考在感受上比較能觸動情感；因為當中可能與當事人的故事有很多相似的情況，是他真實故事的另一個面向和可能性。

從閒話家常出發

這類把生命故事化並重寫的敘事治療法被稱作「治療」，是否一定要有專家在場才能進行？Daniel認為其實誰都可以問，就是看到一個朋友很不開心，都可以問問對方：「在你的生命裡，有甚麼讓你覺得開心的故事？這些事對你現在有沒有啟迪？」、「你的生命中有沒有人能啟發你呢？他們的故事是怎樣的？」、「你身邊有人的際遇和你很相似，但他們面對的方法和你又有何不同？」又或者問「有甚麼價值讓你覺得重要？有甚麼值得堅持？」等等。這些都是閒話家常的話題，但又可以是好的開始，讓他自己去深思和發現自己更多。他更提出，就算是在發問的人，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故事，聆聽對方的故事，互相影響。

發問、聆聽與分享，這些都是大家能做到的，分享故事（有時間、地點、人物）和交流的方式應該十分適合年輕人。過程中不會說教，只希望與對方互動和讓對方獲得啟發，改寫並使之產生新的、較少問題的生活敘事，以支持當事人生活中較喜歡的價值觀、行動和方向。

當人們能夠看到自己的方向、價值觀、覺察到自己以往的特定生活與思考方式，傾談者可以協助當事人脫離他認為會讓自己與他人的生命枯竭的生活與思考模式，並能讓他對未來產生好奇心，想知道自己還可能成為怎樣的其他面貌及發生甚麼事情，好奇還能變成怎樣，繼而發展出主動塑造自己生活的行動，相信自己能夠依照自己的目標而生活。

有關「敘事治療」的書籍，大家可以參閱：

1. 康姆斯、佛瑞德門〔J. Freedman and G. Combs〕。《敘事治療：解構並重寫生命的故事》（Narrative Therap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referred Realities）。易之新譯。台北：張老師文化，2005。
2. 懷特〔M. White〕《故事．解構．再建構：麥克．懷特敘事治療精選集》（Narrative Therapy Classics）。徐曉珮譯。台北：心靈工坊，2018。
3. 列小慧。《敘事從家庭開始：敘事治療的實踐歷程》。香港：突破，2009。

（本文原載於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的《明報》「談天說道」福音專輯〔2023年2月27日〕，其後曾作修訂。）

2022年9月7日，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黃崇厚作出一項判決：一位承認誤殺罪的男子，被判以感化12個月。這位被判罪的58歲男子，他所「殺」的並非別人，正是與他相親相愛三十多年的妻子。深愛妻子的丈夫為何使用燒炭的形式主動結束妻子的性命？究其原因，讓人傷感，卻不難理解，一位丈夫眼看妻子長期受癌病折磨，劇痛難當，自己亦深陷痛苦之中，患上嚴重抑鬱症，當妻子表達承受不了痛苦，得到妻子的同意後，丈夫明知會觸犯法例，也要「伸出援手」，在百般不忍中送走妻子，再報警自首。法官基於被告的犯案動機及他的心理狀況，決定從輕發落。[1] 事件惹來香港市民再一次討論，香港應否為安樂死立法。[2]

安樂死的英文Euthanasia源自希臘文，直譯為「好死」。所謂的「好死」，大抵指到「安樂無痛苦死亡」。[3] 如果單純尋求的是「無痛苦死亡」。筆者看來，人們相對接受被動的安樂死（passive euthanasia），也就是說放棄拯救生命的治療，又或是終止使用維持生命的儀器，讓病患自然死亡，[4] 這種安樂死其實談不上安樂，因為這些做法充其量只是縮短患者的壽命和痛苦，不一定可以減輕患者臨終前的痛苦。真正可以減輕人們痛苦的死亡，應該是主動安樂死（active euthanasia），當中分為自願及非自願，即得到病患同意的為主動自願安樂死（active voluntary euthanasia）和得不到病患同意的為主動非自願安樂死（active involuntary euthanasia）。主動安樂死意指由醫護人員採取行動結束其生命，例如醫生為病人注射致命藥物。[5] 安樂死也可以泛指輔助自殺（assisted suicide），即是其他人為患者預備一切，由患者親自執行，例如病人進入死亡膠囊中，親自按下釋放氮氣的按鈕，以此結束自己的生命。[6] 又或是喝下他人預備的致命藥物。[7]

撇開並非出於患者意願的主動非自願安樂死，以及被動安樂死，無論是主動安樂死、輔助自殺（兩者以下簡稱安樂死），或自殺，說穿了都是患者選擇了不自然地死亡，想要提前結束自己的生命。只是，安樂死讓人感到有別於自殺，最大的分別在於：第一，某些國家法律上承認安樂死，符合條件的人可以依法申請安樂死，如在荷蘭等地，法律上容許無法承受痛苦的病人，在醫療無效的情況之下，自願並與醫生溝通及討論，若能獲得兩位醫生核准，最終可以「無痛」死亡；[8] 第二，安樂死這詞彙本身讓人想到「無痛」及「有尊嚴」的死亡，制度中又有專業人員作出評估，形象上比較「正面」，較易為他人接受，人們不會公然支持自殺，卻有不少人表示支持安樂死。[9]

支持安樂死的人，除了某些極端的人權主義者，大部份可能都是出於惻隱之心——不忍心絕症人士陷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慘況，[10] 所以容許安樂死的國家，法例上一般只容許那些無藥可醫，長期受痛苦折磨的病患者，出於自願並且得到醫生批准才能安樂死。

安樂死與自殺的共通點都在於當事人想提前結束生命，事實上，「想死」並不是非信徒才會出現的念頭，即使身為基督徒，當遇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時，也可能想要了結自己的生命。信徒可以如何面對自己或他人有「想死」的想法，信徒除了用「自殺不能上天堂」、「惟有神掌握人類的生死大權，十誡中提到不可殺人，包括自己」等教義來打消自己或他人輕生的念頭，還可以怎樣做？當神遇到想死的子民，神如何看待他們「求死」的舉動？

《聖經》中沒有安樂死機制，聖經時代的文化及科技，與今時的無法比擬，如果想死，只有自殺一途，又或是找人「輔助自殺」，掃羅（撒上三十一1-4）及亞比米勒（士九50-54）便曾請人幫忙，但掃羅未能如願，最後還是自殺身亡。除了他們，《聖經》記載自殺身亡的人還包括參孫（士十六23-30）、亞希多弗（撒下十七23）、心利（王上十六15-18）、猶大（太二十七3-5），自殺這行為本身在《聖經》中沒有獲得評論，只有說自殺的心利（王上十六18-19）及猶大（徒一18）罪有應得。這些自殺的人或是勇士，或有才智及能力，但他們都未有與神建立深厚的情誼，又或在患難中依靠神，即使猶大被揀選成為耶穌的門徒，但最終走進他心的不是耶穌，而是金錢及那惡者。

這樣說來，是否只要與神建立出美好的關係，便從此可以斷絕「想死」的念頭？答案又不是，即使是被神重用的僕人，也難免會有向神求死的時候。摩西（民十一11-15）、以利亞（王上十九1-4）、約拿（拿三10-四3）、以及約伯（伯三1-16），這幾個與神有深厚交情的神的僕人，各自有「不想生存」的理由。神面對這些僕人求死，或出自真心，或意氣用事，神對每一個的反應都不一樣，但相同的是沒有直接斥責他們想死這舉動，也沒有用教義教訓他們：「你知道是我創造你嗎？你的命是我的嗎？你知道你無權去決定自己的死期，惟有我可以決定你的生死嗎？」等等。當然，神也沒有應允他們的禱告，而是針對每一個人的個性及求死原因出手解決。

摩西求死是因為人民常常怨聲載道，經常惹怒神，難以管理人民（民十一1-15），可以說是「工作壓力」太大所致。神的解決方式便是一下子為摩西提升了70位管理人才，這70人均是摩西所認識的長老和官長，並且分到摩西身上的靈，好去管治人民（民十一16-17），神減輕了摩西的壓力及工作量，也懲罰了一味抱怨的人民（民十一18-20）。摩西還是要帶領這班叛逆子民，他仍有生氣的時候，但他沒有再求死了。

以利亞求死是出於絕望和沮喪，縱使他為神大發熱心，行了極大的神蹟，殺了眾多巴力先知（王上十八20-46），目睹一切的亞哈王，非但沒有悔改，帶領以色列人回轉歸向耶和華神，反而繼續容忍王后主導整個國家的宗教，她更誓言要殺害以利亞。無法力挽狂瀾的先知，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王上十九4），也感到異常孤單及無力（王上十九10、14）。神幫助以利亞的方式是先讓他吃喝休息，恢復體力，然後在微聲中指派重要的任務給他，要以利亞去「膏哈薛作亞蘭王，又要膏寧示的孫子耶戶作以色列王」，還要以利亞膏亞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兒子以利沙接續他作先知（王上十九15下-16《新譯本》）。神又以利亞說「將來逃得過哈薛的刀的，必被耶戶殺死；逃得過耶戶的刀的，必被以利沙殺死。」（王上17《新譯本》）。當以利亞以為自己不比他的列祖好時（王上十九4下），神委派他重要任務，以消除他的無用感；另外，微聲中，神也告訴以利亞他並不孤單，因為祂留下了七千位以色列人，是「未曾向巴力屈過膝的，也未曾與巴力親過嘴的。」（王上十九18）。

至於先知約拿，他不是真的想死，主要是因神的恩慈及憐憫而生氣，他知道神「有豐盛的慈愛，轉意不降災禍。」（拿四2《新譯本》）因此一開始，他並不想去尼尼微城，而是逃往他施去。約拿或許因著不想被人視作假先知而逃避神的吩咐，即使他明明說了「再過四十天，尼尼微就要毀滅了。」（拿三4《新譯本》），只要尼尼微人悔改，神的恩典臨到，四十天過後，尼尼微城仍能屹立不倒。約拿或許害怕新的亞述勢力將會成為以色列人的威脅。[11] 無論基於甚麼原因，或為自己的名聲、或為國家的利益等，身為先知，約拿並沒有與神站在同一陣線，從神的眼光去看待尼尼微人，反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場評論對與錯，他雖然頭腦上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憐憫」，心裡卻無法接受神對尼尼微施行祂豐盛的慈愛。神為了教導約拿去領悟及明白祂的恩典是出於愛惜，以一棵蓖麻以及一條蟲子為教材，但這又觸發約拿第二次發怒求死，甚至覺得自己發怒至死都是對的（拿四6-9），神於是引導約拿反思，如果他愛惜枯萎的蓖麻，更應愛惜眾多尼尼微人及牲畜（拿四10-11）。約拿求死，背後的原因是出於不能接受神施行恩典的處境或對象，神則直接用「環境」教導約拿認識祂的心意。

按現代人的眼光來看，約伯具有申請安樂死的資格。事發突然，他從人生最高點跌至最低點，接連失去兒女、財產、健康，尊榮等，難怪他的妻子也叫他咒罵神然後死去（伯二9），約伯不敢辱罵神，只好在萬般痛苦中咒罵自己的生日（伯三1-16），間接地表達自己不想存活，不單只他自己，他相信對於活在痛苦中的人，死亡帶給他們更多快樂（伯三）。讓約伯最痛苦的應是信仰上的崩潰，他不明為何敬虔度日，神仍視他為敵人，向他發動攻擊（伯六4，七12-21），痛苦中，約伯一而再使用法庭上的用語要求平反（伯十六18-21，十九21-29）。[12] 神在旋風中連番追問約伯，似乎咄咄逼人，其實神需要約伯知道祂創造一切，仍然掌管一切，包括約伯的生命。因著與神相遇，約伯願意謙卑下來，承認自己渺小及無知，撤銷他的訴訟、過往的知識及認知，並且結束他的哀傷期，不再視生命為無用。[13]

從上述四個個案中，我們看到：摩西因壓力而求死，於是神解決他的難題；以利亞認為自己使命不達，於是神託付他其他重要的任務；約拿不是真心想死，只是不滿神的作為，於是神藉環境教導約拿體會祂的心意；信仰崩潰的約伯痛不欲生，於是神向他顯現，先建立他的信心，再在人前宣判他的清白，最後恢復他所有，並且額外賞賜他。如何讓求死者有生之欲望？神親自示範了對待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況下，有不一樣的處理方法。神對生死有絕對主權，神不喜悅人自殺或安樂死等，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教導，不過，若然出現輕生的念頭，除了回想這些教導，尋求牧者、社工等人的幫助，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向神祈求，不是祈求神給你自殺或安樂死的理由，而是坦然向神陳述自己的難處及真實的感受，即使坦然向神求死，神總有方法，用你看得見聽得明的方式幫助你重燃生存的欲望。

坦誠地在神面前「求死」，其實是求生的開始，因為神總不會撇棄任何一個向祂求助的人。

「不知者不罪」是中國傳統民間智慧，不過，對於法治社會來說是行不通的，最多也只能成為被定罪時的求情理由，因此，了解一些與我們日常生活經常有可能遇到的問題的相關法律便十分重要，否則因為無心之失而被檢控、甚至鋃鐺入獄便不值得了。

在現代社會，一些只涉及兩個成年人之間的感情、親密關係的問題，若大家以為不涉及法律便大錯特錯，而一些往日容許、甚至被讚賞的行為，今時今日卻可能會被檢控，正如以前死纏爛打地追求自己心儀的對象會被視為痴情，現在卻很可能變成纏擾或性騷擾。而情侶或夫妻情到濃時，不要以為只要在家中或室內發生性行為便一定沒有問題，若身處公眾可以看到的地方（如露台），便有機會構成「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至於棒下出孝兒的傳統觀念，莫說對子女會犯法，就算用來教導寵物亦有機會惹官非。又例如教會和機構在面對新的社會環境，若沒有危機意識，萬一誤墮法網，恐怕無法改變作為領導沒有做好危機管理而失職的事實。

當時代變了，不與時並進，只會變成糊塗人，不知和無知只是一線之差，以數碼科技為例，這已是大部份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作為用家，我們難以明白當中的許多原理，不過，卻不能不了解一些最基本的守則和知識，否則便可能糊裡糊塗做出糊塗事。今期《燭光》會從數碼智商、明星與社會現象、青少年的性態度、人與寵物的關係等多個範疇，與大家一起探討在明光社成立及回歸25週年的新香港的新挑戰。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整個世界，過去一年困在加拿大家中，無奈接受新的生活模式。10月中到12月中有機會從加拿大返港，體驗到兩地對疫情的處理及反應，趁這機會與大家分享。

2020年2月香港疫情爆發，加拿大也有第一宗輸入確診，這時美加兩地都是外張內弛。美國固然輕看疫情，掉以輕心，另一方面卻針對中國，於3月初便限制所有中國旅客入境，令很多學生及返國的華人失去預算。加拿大基於人道主義，一直堅持開放關口，有些中國旅客經加拿大轉機，隔離14天後再往美國。但美國沒有想到關了中國的門，卻大開歐洲的門，結果美國人感染的新冠病毒都是由歐洲傳過去，並且一發不可收拾，成為感染之冠。2020年底，感染超過1,000萬人，死亡也超過40萬。

早期加拿大衛生局相信疫情傳染性不高，直到4月初仍沒有強烈勸喻人民戴口罩，但溫哥華的華人在3月初的時候便自覺戴上，雖然招來一些人的白眼，事實證明大溫地區華人集中的列治文感染數字最少。

卑詩省比較早採取嚴格防疫措施，相比於安大略省及魁北克省，情況很不錯。直到7月、8月，卑詩省每天維持50多宗個案，而上述兩省卻超過1,500宗。到了11月，前者突破800宗，而後者平均超過2,000宗。結果安省封城而魁省宵禁。

10月中返港的時候，體驗到香港對防疫措施的認真程度，在機場檢測，在家或酒店隔離14日，而且隔離期間有定位追蹤。12月返回加拿大的時候，採取誠實制度（honest system），填妥表格便可回家，在家中隔離沒有追蹤，如果有人偷偷外出也無人知道。加拿大一如美國，不少人不相信新冠疫情的嚴重情況，而且直至10月仍有人發起在四大城市示威抗議防疫措施。因此不少人，根本不會自我隔離，結果，各大國際機場成為疫情大漏洞，尤以歐洲客為主的多倫多機場，12月期間，全省每天超過3,000宗感染！

有些人認為強制戴口罩等同剝奪個人自由，不時有人拒戴口罩甚至襲擊保安人員。我家附近的一間大型超市Walmart，最近便發生了保安人員被拒戴口罩的人毆打，後來施襲者被捕，可見人權在某些人看來是至高無上。

省政府一直要求聯邦政府在機場設立入境者病毒檢測，由於財政困乏，聯邦政府一直沒有執行。2021年開始才要求入境者要有七日陰性檢測結果，而且加強限制出入。直到2021年1月底才實施機場強制檢測，並且自付2,000加元（約11,951港元）留在酒店觀察三天。立即有人權分子出來抗議，認為對基層窮人不公平，政府應為貧困者支付，並且強制留在酒店違反了人權法中的自由遷移。

另一方面，加拿大政府在過去一年發放了很多金錢幫助個人和企業，使很多人受惠。截至2020年10月初共有890萬人次提出應急福利金（CERB = The Canada Emergency Response Benefit）申請，發放了近820億加元（約4,900億港元）。申請者中有18%是 25歲以下人群。而25至34歲人群則是領取福利的最大群體，佔約24%。其中令人不解的是，涵蓋約30萬名15至17歲，大多數是高中學生的青少年，提供了總額超過6.36億加元的應急福利金。30萬人中超過13%是15歲的少年人，共獲取約8,120萬加元。近31%是16歲，共獲取近1.86億加元。17歲的則超過61%，共獲取約3.69億加元。這些青少年都是學生，而他們領取的津貼遠超過兼職收入，因此他們樂於專心領取，以致15至19歲青少年的就業率跌了超過40%。20至24歲人群的就業率跌了 31%。反對黨雖然不敢公開反對，只是表示政府有收買人心之嫌。

加拿大是一個奉行誠實制度的社會，先派發，後審查，很多人很快得到幫助，不過多領了及重複領了的人也不少，不誠實的人很容易濫用了政府的資源。由於經濟不好，有政黨要求政府放棄追討多領的金錢。現今聯邦赤字超過6,000億，未來還債的路漫漫長夜。

「到底道德放在哪裡？」這是王力宏一首名為《A.I. 愛》的歌中不斷重複了多次的一句歌詞。歌曲在YouTube上載首四個月，已經有二千六百多萬的點擊率。這首歌的歌名與G.E.M的《A.I.N.Y. 愛你》有點相似，都是把歌名的國語音譯和中文放在一起，而題材方面，大家都是談到愛。但不同的是《A.I.愛》所描述的愛並不是人與人之間的愛情，而是人與機械人之間的愛情，MV中，王力宏更與目前當紅的類人型機械人Sophia舉行婚禮。A.I.一詞兩意，是愛的國語音譯，也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意思。

隨著Sophia及Erica這一類觸感與真人愈來愈相似，甚至可以與人類溝通無阻的類人型機械人出現，人們對超智慧的人工智能愈來愈存有幻想。之前台灣歌手林俊傑JJ的《編號89757》把人類對人工智能的美好期望發揮得淋漓盡致：

妳把我turn on的那一天
我睜開眼        見了妳第一面
認主程序自動run一遍
我屬於妳 沒有期限
所有妳說的一切命令
絕對執行        忠心程度第一名
我的功能就是保護妳
上天入地        如影隨行不離…….
十秒鐘內房間打掃完畢
三分鐘樓下開車等妳
男朋友不乖我攆他出去
妳寂寞我陪妳談心
可是電腦病毒讓我生病
不知不覺中我愛上妳
我行為變的不由自己
主人我绝對不背叛妳……
這世界    沒有妳    我是誰

歌中的「會流淚，會喝醉，會傷悲」的89757，可能是每位女士都想擁有的類人型機械人。至於《A.I.愛》中的Sophia這樣的類人型機械人，則有可能成為不少男士的夢中情人，正如歌詞所言：「誰都想擁有最完美的情人，隨時幫你捏捏肩。」

無論男或女，在愛中總希望對方可以順著自己的心意而行，現在情侶分手，不一定出於父母反對，身份不對等。第三者的介入，個性不合固然可以是分手的理由，彼此無法放下自己的理想、想法，習慣等更是情侶分手常見的原因。當現今人與人之間的愛情變得愈來愈脆弱的時候，《A.I.愛》似乎想要回應人世間千瘡百孔的愛情：

呵呵　愛
只是一個字而已
但人類千秋和萬代
不明白一直到現在
但 A.I.　能克服所有問題……
人工智能終於完善了愛情……

為甚麼A.I.可以完善愛情？無非是因為人類是A.I.主人，人類可以把A.I.設定為自己想要的模式，你可以要求他千衣百順，忠心至死，你喜歡的話，也可以要求他有時稍為向你發一頓脾氣，既然現今日本已經有一款機械狗可以通過深度學習了解主人的習性，把這種程式套用在類人型機械人身上也沒有太高的難度。

如果將來有一天，生產商可以大量生產類人型機械人，價錢因而變得相宜，購買類人型機械人回家是否真的可以完善人的愛情？《小王子》一書的作者Antoine De Saint-Exupery曾說過：「真正愛情始於你不求回報的時候」以及「真愛永不竭止，多給與便多擁有」。A.I.式的愛情大多停留於單方面的索求，以及滿足於自己的要求，這並不能完善愛情，也不能讓人從戀愛經驗中得以成長。

A.I.式的愛情不能達至真愛的境界。不過，現實中可能仍難免有人會因為不甘寂寞而尋求A.I.慰藉。在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 University in London)以「人與機械人之間的愛與性」(Love and Sex with Robots)為主題的一次學術會議中，倫敦大學城市學院普及運算學系的首席教授阿德里安·切克(Adrian Cheok)指出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在現實中找到結婚對象，而人類之間出現問題的婚姻也不少，與人類支離破碎的婚姻相比，或許人類與機械人結合比較好。

切克的言論是可以被理解的，只是，人們對於一些所謂的解決方案，是否還要加上道德考量？正如《A.I.愛》中提到A.I.的出現似乎「完善」了愛情，但歌中仍反覆提問：「到底道德放在哪裡？」

生命倫理對談
抉擇人生系列 ‧ 第三回

講員：楊慶球牧師 │ 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院長

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發生了一場大地震，一座大教堂倒塌，當時裡面有過千人在敬拜神，釀成不少傷亡。法國哲學家伏爾泰在這次大地震中逃出生天，事後卻異常憤慨，質疑神為何不讓地震稍遲或稍早發生，以致正在敬拜至尊貴的神的人不是死便是傷。從此他一生不再踏足教堂，且成為著名的反對基督教者。當我們遇到苦難，會否如伏爾泰一樣質疑神，從此不再相信神或愛神嗎？3月23日晚上，楊慶球牧師與眾多參加者闡述苦難問題的徵結所在，讓大家以不同角度思考苦難問題。[1]

奧古斯丁的神義論(Theodicy)

不少人認為根據基督教信仰，苦難是難以理解的，因為如果神是全能及至善，怎會容許苦難發生。大衛休謨(David Hume)等哲學家便曾提出類似的詰問︰如果神是至善，祂不會容忍世上充滿苦難和罪惡；如果神是全能，祂可以制止罪惡發生。世上充滿苦難和罪惡，這只帶出兩種可能：一是神是全能，卻不是至善，因為祂罔顧世人死活；二是神是至善，卻不是全能，因此祂無力阻止災禍發生。

楊牧師認為在回應苦難問題上，奧古斯丁的神義論值得大家參考。神是至善的，因此一切苦難或苦罪都與他無關。神沒有創造苦難或惡，惡的存在完全基於神讓人有自由意志。人可貴之處在於可以選擇，當人運用自由意志時，便有可能拒絕美善；當人不在美善之中，便自然陷入惡中。不過，人也必須承擔選擇的後果。

即使墮落後的人，本身也不會變得完全沒有美善，他仍然有良知，只是有些時候，人會執著於追求一些所謂的小善，並把它偶像化，這樣反而阻止人去追求至善。例如當人以為行施捨是極大的美事，也認為自己行得足夠時，卻沒有正視自己內心的黑暗，又或是好好修補自己與神的關係，那麼施捨便成為了阻止人去追求至善的小善。當人放棄至善，人的私心便令人誤用自由，惡便隨之而來。因此，有很多所謂的苦難，探其源頭，不是來自神，而是來自人的自私及慾望。

自然律與失序

「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加六7)，雖然基督教並不完全排除因果律，但有些苦難的發生，本身是沒有原因的。伏爾泰憤恨地震毀滅很多敬虔生命，不過，大自然本身便存在很多天災，只是當地震不牽涉人命的時候，鮮有人知道曾有地震發生。以前地球人口稀少，人類可以選擇避開地震帶居住，但隨著人口愈來愈多，人類可以選擇居住的地方已經很有限制，甚至要住在地震帶之上等。

神創造了世界，讓世界自然運行，然而世界也因著人的罪受咒詛，地震及洪水等均按自然律發生。如果自然法則時有時無，就沒有一個穩定的世界，那麼生命只如一場夢幻。1755年里斯本發生的地震，神當然有能力遷移教堂，但祂不一定要如此行。祂既然按照祂的理性創造了這個世界，便讓它按自然律運行。人類不明白神為何不阻止悲劇，這是必然的，因為人無法與神有同樣的智慧，就如一個小孩子很難明白，為何當他哭著要注射防疫針時，父母都不理會他。直到長大後，他才能明白父母的心意。

這並不是說神是無情的。面對受苦的約伯，神不單責備約伯的朋友胡言亂語，使祂的旨意不明，祂還向約伯展視宇宙之大及宇宙之美。各事物發生及井井有條地出現，目的是向人類宣示一項事實：這宇宙是有理序(order)的。相反，苦難本身是無序(disorder)的，以及違反理性及自然律。神向約伯及世人顯示祂仍然坐著為王。雖然苦難讓人感到痛苦或不明白，宇宙卻是極其偉大，仍在祂掌管之下。不能因為一些苦難便否定神的存在，質疑祂的慈愛。正如德國哲學家萊希尼茲(Leibniz)所言，神創造了這個世界，雖然有苦難，但按照神的慈愛來看，應該是盡可能是最好的一個。

化妝的祝福？

有不少人認為人可以在苦難中學到了堅忍，生命質素因而提升，於是便把苦難看作是神給信徒的功課，為了鍛鍊信徒，讓信徒成長。因此人要存著感恩的心接受這一份禮物，並視之為化妝的祝福。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多人受盡無理逼害及凌辱，甚至家散人亡。煎熬過後，他們的生命質素反被提升，於是便向那些逼害他們的官員道謝，感謝這班官員讓他們歷盡苦難，明白受苦的意義。楊牧師認為這做法是荒謬的，他指出把苦難稱為化妝的祝福，最基本的問題是把本為惡的苦難從本質上變成善，這在倫理學上是錯誤的。

楊牧師指出因著「地受咒詛」，大地在等候救贖期間不斷發生疾病及天災，這些苦難是隨機及無意向的臨到人類，不是臨到這個就臨到那個。某人有病或發生意外不是道德問題，也不是神的偏好。神不會亂擲骰子，今天要你受苦，明天要他受苦，這是難以想像的。

苦難中仰望神的恩典

人生中有很多苦難，有些是自然界所引起，有些是出於人的罪，世界成了生命歷練的場所。雖然神容許某些苦難發生，有祂整全的計劃，但不可以說是神「創造」苦難。苦難本身就是惡，苦難的本質與上帝的愛對抗，所以神應許苦難只是一個暫時現象。祂全權掌控，施行救贖，到了新天新地，所有痛苦及眼淚都要過去。

信徒經歷苦難後生命質素得以提升，這句話並非肯定苦難的本質意義，而是肯定信徒生命的堅忍。期盼面對世上的痛苦，我們仍能信靠神並且愛祂，因為面對我們的苦難，神並不是無動於衷，而是會對我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林後十二9)。

靈修人生系列

講員：楊錫鏘牧師  (中國神學研究院 榮譽校牧)

很多時，信徒按照理性、需要及周遭環境去作決定。然而，耶穌卻為我們呈現另一種作決定的模式，便是先了解自己的身份、角色及內心真正動機，之後再配合時機去作決定。11月23日晚上，中國神學研究院榮譽校牧楊錫鏘牧師與參加者一同默想約翰福音七章1至18節的經文，從中讓大家反思上述問題。

耶穌的兄弟勸耶穌上耶路撒冷——反思自己內心的動機

耶穌的弟兄就對他說：「你離開這裡上猶太去吧，叫你的門徒也看見你所行的事。 人要顯揚名聲，沒有在暗處行事的；你如果行這些事，就當將自己顯明給世人看。 」(約七3-4)。[1]

耶穌的兄弟叫耶穌上耶路撒冷，希望耶穌在世人面前顯揚自己的名聲。兄弟的動機是甚麼？他們不相信耶穌，卻又希望耶穌證明自己的能力之餘，也可以為自己的家族做一些事。他們或許想著：如果耶穌在眾人面前顯揚自己的名聲，作為他的兄弟，自己的名聲也可以被傳開去。兄弟們想耶穌上耶路撒冷，動機並不單純，或多或少帶著自己的慾望。

我們在跟從神的道路上，有時也可能如耶穌的兄弟一樣，帶著動機去完成神的工作。人有動機不一定不對，只是有時會加了雜質。例如想去開拓神的工作之餘，又會想提升自己的名聲。我們要察看自己的內心，會不會一方面為神工作，但另一方面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加利利是偏僻的地方，耶穌在這裡行神蹟會否很浪費？祂不是應該去更好的地方——耶路撒冷，讓所作的神蹟可以影響更多人嗎？我們會否如耶穌的兄弟一樣，只著重果效而忘記了依靠神呢？當我們著重果效時，很多時便依靠了自己的能力去達成目標，甚至變成了目標主導，反而忽略了成敗在於神的手中，而不是在自己的手中。

耶穌沒有「著重果效」的負擔，因為祂要成就的，本來便不是自己的名聲，而是彰顯神的名聲——那一位差祂來的名聲(約七18)。

耶穌不急於上耶路撒冷——反思自己的使命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你們的時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們，卻是恨我，因為我指證他們所做的事是惡的。你們上去過節吧，我現在不上去過這節，因為我的時候還沒有滿。」(約七6-8)

當耶穌的兄弟勸耶穌上耶路撒冷，耶穌拒絕，而拒絕的原因很簡單：知道去到耶路撒冷，等待祂的是遭人殺害，但耶穌的使命是要死在十字架上，祂不能隨便出現在耶路撒冷。除非是公開的教導，待在人多的地方祂會比較安全(約七14)。兄弟們則沒有這負擔，他們任何時候想到似乎有果效的事情便去做，因為他們沒有使命，所以做甚麼都可以，耶穌清楚祂的使命，以致祂有限制。

我們如何看我們的時機？又或許說我們如何知道自己的使命，以致我們可以在適當的時間做適當的事？我們會藉著祈禱求問神的心意，甚至為某事情求印證，這些都是可行的，但祈禱更是較正我們有所偏差的地方，讓我們變得更依靠神及順服神，讓我們意識到自己的使命，不隨便採取行動，而是去跟從神的時機。

猶太人質疑耶穌的教導——反思自己如何對待真理

到了節期，耶穌上殿裡去教訓人。猶太人就希奇，說：「這個人沒有學過，怎麼明白書呢？」(約七14-15)

猶太人沒有開放的心去接受耶穌所述說的真理，他們鄙視耶穌所受的教育。他們的眼光受制於傳統教育的框框。然而，我們亦一樣嗎？事實上，猶太人可以很明白經文，但他們卻不明白神的旨意，因為他們只是聽，卻沒有遵行神旨意的心志。真理是當我們願意去行的時候，才能知道究竟是甚麼。

我們習慣把真理當成一套理論去研究，沒有視真理如一個人。我們需要承認他是主人，在他面前謙卑下來，順服在他之下。順服是出於愛，並不是沒有了自己，只是人願意放下自己的意思。

眾人不敢談論耶穌——反思自己如何面對壓力

正在節期，猶太人尋找耶穌，說：「他在哪裡？」眾人為他紛紛議論，有的說：「他是好人。」有的說：「不然，他是迷惑眾人的。」只是沒有人明明地講論他，因為怕猶太人。(約七11-13)

當時一般人的生活與宗教分不開，眾人害怕被猶太人趕出會堂，因此不敢說一些猶太人不喜歡聽的說話。如果有關耶穌兄弟的經文能幫助我們反思自己內心的動機，那麼，有關眾人的經文則讓我們反思面對外在，以及其他人的壓力時，我們的思想及行為有否偏差，並只顧著做一些對自己有利的事情。

果效是神所賜予

即使是看似神聖的動機，也可以是錯的。錯誤的動機讓我們只追求果效，甚至把果效變成目標，這是很危險的事情。果效是神給的，也不是人所能追求，人所能做的只有行真理及明白自己的使命，然後抓住神的時機。

《三人行》是一套高調談論道德及人性盲點的電影。早在《三人行》在香港正式上演之前，導演杜琪峯及監製游乃海便已向傳媒表明此片的場景雖為醫院，但反映的其實是社會的縮影。在這前設之下，筆者便明白了為何這間醫院沒有把悍匪、瘋子或植物人一一隔離，因為在現實中，你或許平時看不到他們，但他們卻真實地與你共存在同一個社會。《三人行》主要透過三位主角的故事：一個悍匪(鍾漢良飾)、一個警察(古天樂飾)、一個醫生(趙薇飾)，向觀眾表達出每個人都有錯，但往往人不知道自己有錯、甚至不承認自己會錯誤這番道理。
 
既然《三人行》想要為觀眾呈現每個人都有錯，那麼這三個角色的過錯分別是甚麼？先說悍匪，既然角色一早設定他是搶劫銀行的悍匪，很自然「打劫」應該是他最大的過錯。這種想法很自然，卻並不是導演及編劇最想說的，搶劫只是悍匪表面上的壞，他更深層次的壞，在於他自以為掌控了一切。從他被送進醫院那一刻開始，他便一直不甘心處於被動的狀態，為了挑戰警方向他非法開槍，他拒絕接受手術。其後，他更以琅琅上口的哲學、修改自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的日內瓦宣言等言論來控制警察及醫生的情緒，甚至成功地讓醫生間接協助他找同黨報復。他對警察說他經常笑，因為一切都在他掌控之內。
 
悍匪的過錯在於自以為掌控一切，警察的過錯在於他自以為正義。當同伴不合法地開槍，打傷了悍匪的腦部，而悍匪拒絕做手術時，為了保護同僚，為了把悍匪繩之於法，他不惜知法犯法，妨礙司法公正，強迫悍匪把指模印在一把手槍上，好捏造悍匪襲警、拒捕、開槍等罪證。後來，當他發現被悍匪玩弄於股掌之間，更與醫生聯手企圖殺了悍匪，他曾對下屬說犯法也是為了執法。
 
至於醫生，她的過錯則被設定為自以為可以改變生死。正正因為她認為自己可以控制生死，因此她把自己迫得太緊，對「盡力」的要求亦極度嚴苛，甚至認為只有自己才知道甚麼是盡力。此外，她忍受不到自己犯錯。在一次高難度的手術中，她不服輸的個性讓一個病人陷入昏迷，之後她還反問腦科主任她錯了嗎？她有問題嗎？
 
自以為掌控一切、自以為正義，以及自以為可以改變生死，只是芸芸眾生其中某三種的自以為是。其實，誰又沒有自以為是的時候？誰又完全了解自己的自以為是？我們的自以為是未必如三位主角一樣，但我們或許如那位手術後雙腳癱瘓的病人一樣，雖然錯誤是從別人開始，但卻只執著於他人的錯誤，變得自暴自棄，完全沒有意願去改變不堪入目的現況。
在這個著重外表的社會，我們的自以為是，又是否以貌取人？導演及編劇巧妙地打破了觀眾這一方面的自以為是，除了描述警員及醫生這兩位社會精英都有自己的問題，他們也刻意把悍匪塑造成高智商及滿腹經綸，連同他的同黨都有著社會精英的風範，一點都沒有悍匪的樣子，因此當中有人假扮成傳道人、律師混入醫院營救悍匪。在現實中，我們羨慕，甚至仰慕專業人士，但其實，專業人士及社會精英亦有他們的問題。
 
反之，一些經常被社會輕視的邊緣人士，他們又是否一無是處？戲中一個宅男形的病人，平時只懂在醫院打電腦，但他卻三次幫助了雙腳癱瘓的病人，是他最先發現後者的尿喉移位、是他最先發現後者想割脈自殺，最後，當警匪大戰，醫護人士只管驚惶失措的時候，更是他關心這位雙腳癱瘓的病人，把後者抬到輪椅上，讓後者有逃走的機會。
 
對筆者來說，《三人行》是一套沒有劇情的劇情片，最聰明的悍匪一早已被擒獲，雖然劇情有交代警方嚴陣以待，等待悍匪的同黨來營救他，但劇情發展下去，卻又沒有太精心策劃的拯救行動，反而是悍匪自己先逃離警方的監控。至於應該是高潮的警匪大戰，導演刻意用一個慢動作的長鏡頭來描述不同人如何面對眼前的災難。警匪自然在駁火，其他角色則有不同的反應，大多數自然是慌張地找地方躲避，但亦有一些人表現不一樣。一開始，醫生還沉緬於一個病人的死亡，對槍戰視若無睹，她後來才發現自己原來身處當中，卻又無能為力。而這位剛死去丈夫的太太，更是從頭到尾置身事外，她只是緊握著丈夫的手，流著淚凝望著他，對於掩沒於失夫之痛的她來說，沒有甚麼比緊握丈夫的手更重要，因為在手術前，他丈夫便緊握著她雙手，讓她安靜地坐在她旁邊。一個瘋癲的病人，除了驚慌，最重要的還是吃下面前的晚餐，因為他餓了。
 
如果，觀眾期待的只是轟轟烈烈的警匪槍戰，大概要失望了；但如果，觀眾期待的是一部描述人性的電影，此片應該不會讓大家失望。

（講員：趙崇明博士   |  香港神學院神學及歷史科專任講師 ）

每每提起十誡，很多人的腦海中自然出現摩西拿著兩塊石版的影像。11月9日晚上，趙崇明博士(Andy)卻帶來了一套有別於其他版本的《十誡》——由奇斯洛夫斯基(Kieslowski)導演的《十誡》(The Dekalog)第一誡，與當晚十六位參加者一同賞析這部用電影手法拍攝而成的電視劇集。

大師級的導演 平凡生活中的意外

奇斯洛夫斯基是一位大師級的導演及劇作家，一生中拿了不少大獎，《十誡》便曾在1991年獲英國學術電視獎頒發最佳外國電視節目獎。《十誡》是奇氏為波蘭電視台所拍攝的十集電視劇，每集約一小時，背景為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波蘭社會，以當時的處境來思考和探討道德、倫理，以及人性等不同問題，更以不同視野去看十誡。

奇氏認為可以在圖書館中找到一切關於十誡的論文和註解，但他決定把所有知識和學問放在一邊。他認為神父們每天都用十誡教導人，更獨斷地去決定怎樣回報好人，懲戒惡魔，毫無顧忌將人分成很多類別，這卻不是他想要的。相反，他更加願意坦白說出自己對死亡及對很多東西都不知道答案，它們本身是奧秘。奇氏努力構思劇本，「務求使觀眾在離座時，腦子裡想著的問題，和他把紙張放進打字機時尚未打出劇本時想著的問題是一樣的。讓觀眾可以站在自己的角度再去思考」。簡單而言，奇氏把人生呈現在觀眾面前，讓大家自己思考。

《十誡》是十個獨立的故事，講述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十集都安排在同一個場景(大型住宅裡面)發生，在某一集出現過的人也會在另一集出現，既似曾相識又感陌生，在茫茫人海中既各不相干，卻又好像互有關聯，大家在同一社區裡偶然相遇，彼此命運可能相連。

第一誡的故事主要透過一對父子的相處，反映父親完全信賴理性，以及可以解決問題的電腦，電腦螢幕出現「我準備好了」，彷彿告訴大家它無所不知，卻又有點神秘詭異的感覺。故事高潮在於8歲的兒子喜歡在一個小湖滑冰，但需要等到冰層有某一厚度才能在冰面上安全地玩耍。父子精通電腦，輸入足夠的資料後，電腦便告訴小兒子：「三個重量的你都可以承受得住」。某日小兒去了滑冰，湖上的冰竟然破裂了，兒子也葬身湖底。

沉重的意外，複雜的主題

一套不足一小時的影片，卻涵蓋多個主題：愛、命運、冷漠、科學、宗教、人生的無奈、理性、人工智能、回憶、父子親情、死亡，以及宿命等，當中較多被討論的是死亡、宿命、宗教，以及理性這四個看似不相干，其實是有關連的主題。

現代主義之前，十誡對基督徒來說是一種權威，但對現代人來說，理性才是權威，如十誡第一誡的劇情一樣。原罪源於人沒有遵行神的誡命，食了分辨善惡樹的果子，可以好像神一樣能分辨善惡，這便是現代人強調的自主性，由我的理性去作道德抉擇。正如影片中的父親，他認為電腦推算出來的結果是可以完全信任的，若得到正確的數據便能掌握世界，於是便信賴科學，以至在他看來，死亡僅僅是心臟停止供應血液，而靈魂僅僅是一種安慰人的方式。直到兒子因冰裂而葬身湖底才打破他對科學的執著，以及不再冰冷地分析死亡。

Andy提到劇本原來有交代為何冰會溶化：因當時一間供應熱水的公司倒了一些熱水至湖中。至於影片中為何把這段情節刪除，Andy猜想影片可能想強化「估不到」的意料之外。

當我們面對死亡，我們很喜歡追問原因，當有空難發生時我們會找黑盒，並嘗試透過黑盒，去解釋事故的原因。可能出於我們的理性，我們一定要問「為甚麼」及追尋原因，是甚麼東西讓這班人死去，但影片卻正正要挑戰這方面。這樣做可能會製造出很多不安或憂慮，但有時人確實沒有辦法追問死亡的原因，因為它本身便是一個奧秘。當人問不到「為甚麼」時，或會很不安，因我們需要理性的解釋，但有些事情的確是解釋不了，而這又似乎是預定了的宿命，例如英文科的老師不是剛巧感冒，孩子也不會去滑冰，以至發生意外。

命運不能解釋，唯有神是愛

奇氏承認在他的電影當中，喜歡設計一位角色，擔演一個連一句對白都沒有的旁觀者。在此影片中，旁觀者化身為一個穿著厚大衣坐在雪地上生火的男人。Andy認為這個男子可以代表導演，又或是一個普通的旁觀者，但他亦可被視為一位全知的神，孩子的死亡或許是意外，但神卻知道事件是如此發生，這是預定論，也是命運。他看著所有事情發生，仿如神知道一切事情一樣。

當人運用理性去問慈愛的神為何容許苦難出現時，Andy就引用維根斯坦的說話：「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事件，活著的人根本經歷不到死亡」。人生中有很多東西不能用說話或理性去思考，面對不能言說的死亡，我們只有沉默，正如片中的父親面對孩子死亡，他跑到聖像面前，推倒台前的燭台。蠟燭落在聖像的臉上，仿如眼淚般，聖像雖是沉默，但又似乎在流淚，又如旁觀者不是沒有感情的，因他亦會流淚，這表示神亦是有愛的。

如人生一樣，神是不能解釋，而是要去經歷的。當孩子生前問他的姑媽，甚麼是神時，姑媽擁抱了孩子一下，讓他去感受神是愛。拉撒路死了，耶穌哭了，這便是基督信仰。

到了我這樣的年紀，見回一班沒有聯絡多年的朋友之聚會，多是在安息禮拜。對於生死，中國人少談，但事實永遠要面對。
 
在教授「Death and dying」這一課時，我會問同學他們希望無痛的即時死去，還是經醫生診斷患有絕症後，隨着肉體的衰殘，慢慢步向死亡。
 
絕大部份都選擇前者，這是即時的答案。
 
但想深一層，經過討論與分析，答案有否不同呢？
 
對，即時死去無痛既瀟灑，卻在缺乏計劃下離開世界，沒有機會和家人朋友道別，不留下一句說話，成了遺憾，因此經一番思想後，大家覺得後者也不錯。
 
《Chasing Daylight》記述一位成功商人 Eugene O'Kelly 得知自己患上絕症，只有100天存活時的心路歷程。書中劈頭第一句是：「我知道我命不久矣，但我為此感恩。」
 
為何知道自己步向死亡，仍然懷著感恩的心呢？原來作者可以為自己尚有的短暫之生命作個總結，他把家人朋友分成不同的圈子，逐一道別。首先是朋友，然後是同事，隨後是家人，最後計劃與妻子享受一個浪漫的旅程，告別這個世界。
 
然而，天意弄人，他雖然可跟同事朋友來個擁抱話別，卻趕不及與妻子同行最後一段浪漫之旅。而書中最後，還是由他的妻子替他執筆完成。此書在2005年出版，它影響了很多在商場上拼搏的人，大家紛問一句：生命的意義為何？其實研究顯示，人生走到最後，若有甚麼憾事，並非與功名利祿有關，多是悔疚沒花足夠時間陪伴家人。
 
描述友誼與生死，我更推薦《同行四分一世紀》，寫的是幾位港大學生的情誼，及面對死亡的處理。
 
主角是陳修治醫生，書中記述了他和丘世文及史泰祖三人的友誼。三人從香港大學利瑪竇宿舍認識，其後於社會上打滾，友誼每天加深一點，直至陳修治得知確診患了胰臟癌，大家互相支持，一起面對。陳修治要來個告別派對，筵開百席，邀請了至愛親朋，多方好友，一起度過一個既快樂又傷感的晚上。
 
快樂的是大家都喜歡陳修治，並在不知道他身體狀況下帶着愉快的心情赴宴，滿以為有甚麼可以慶祝的事。當陳修治在咪前說出他的境況時，朋友們還以為他是一貫的說笑，到了確認是真話時，無不慨嘆；然而既然有機會最後一聚，互訴心聲，亦是難得。
 
書中另一主角，叫丘世文，是我年青時的偶像。他是《號外》雜誌的創辦人，用不同筆名寫的專欄，有些瘋狂搞笑，有些諷刺時弊，亦有嚴肅論政，人以「頂天立地」來形容他的藏書，丘亦於多年前過世，家人把他的藏書全捐給澳門大學。
 
《同行四分一世紀》書中內容，亦曾改編成為話劇，頗受歡迎，感動了觀眾。
 
我們不能把握生命，唯有活好每一天。

平等機會委員會舉辦論壇，諮詢公眾對該會未來三年策略計畫的意見。過去半年平機會主席周一嶽儼然成了性小眾的代言人，不單經常出席同志團體的活動，更公開發表了不少平等得過了火位的言論，令人深以為憂。

例如周一嶽曾表示：「平機會相信每個人都有自由去選擇與甚麼性別的人結為伴侶，這是基本人權，不能受到剝削。」這說法比起一些同運團體為免社會人士反彈，往往隱藏其對同性婚姻的訴求來得更加進取，將同性婚姻提升至基本人權的層次，間接亦扭曲了人權公約的原意。因為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公署在二零一二年發布，就性傾向和性別身分在國際人權法的保障《生來自由和平等》的文件中列明：「根據現時國際人權法。國家並非必須要批准同性婚姻，唯必須保護個人不因為性傾向而受到歧視，即同性戀伴侶理應與未婚的異性戀伴侶享有同等的待遇。」

此外，周一嶽亦表示：「改變性別，不一定需要及倚靠外科手術」，言下之意似是支持將來毋須做手術亦可以申請改變身分證上的性別，此舉將不難出現如外國一般，有心理上認為自己是女性的男士，毋須做任何切割男性性器官及建立女性器官的手術，亦可肆無忌憚，赤條條的走入女性更衣室，令其他女性感到不安及被冒犯。

更令人憂慮的是，不少團體曾約見周一嶽，表達對一旦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會造成的逆向歧視的擔憂，他不但充耳不聞，更指：「聲稱受『逆向歧視』的人士，是先對他人作出歧視行為，其後才被他人投訴。那些個案反而顯示了在某些情況下，以『道德』及『良心』作為理由的歧視行為，不容於社會。」我們曾向他提交的個案包括教師因不贊成同性戀而被失去教席；書店不肯派同志團體的刊物被指歧視；最新的個案包括攝影師不肯為同性戀人拍結婚照；以及花店平日有賣花給同性戀者，但不肯為同性婚禮提供鮮花便被控歧視。

平等機會條例是一條為當事人提供特別保障的條例，因為大前提是不能有任何差別對待，言下之意，若有性傾向歧視條例，大家在教育、僱傭、提供服務等各方面，不能對同性戀和異性戀有任何差別對待，亦不能作出任何令對方覺得被騷擾及中傷的言論，否則便會觸犯法例。大家真的預備要整個社會這樣看待同性戀，以及如此教育下一代嗎？
 

近年反對同性戀的人都被人標籤為「恐同症」及不理性，甚至是精神有問題。這類的標籤不單是妖魔化同性戀反對者，更是將他們的道德關注轉移開去。

為甚麼維護家庭價值的團體會認為同性戀不道德？他們過去只是簡單說：因為同性戀行為違反自然。其實這說法未免太簡單，需要進一步去闡釋。

基本上在男女同性戀者之間，他們都無法完成自然的性交行為。用今天的術語說：同性戀行為是違反自然生態秩序，扭曲自然人性，亦違反了以婚姻家庭作為自然的社會單位。

從倫理學史的角度看，我們今天很多的道德價值都是源於對自然人性的理解，例如自由主義學者柏林(Isaiah Berlin)、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和羅素(Rousseau)等都認為人類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得到保護，否則就是低貶了人性。而今天人權的理念部分亦是源於17、18世紀由自然法理論所引伸的自然權利。

在同性戀議題上，著名倫理哲學家康德(Kant)亦認為同性戀行為有違人性。有學者認為康德倫理學中帶有自然法的成分；《世界人權宣言》亦視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結合，而家庭是天然和基本的社會單元。甚至世界各大主流的傳統宗教亦都反對同性戀。不過自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性解放運動之後，不少人將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傷害原則應用到倫理學上，認為某行為只要是雙方同意而又不傷害他人就在道德上沒有問題。如此的應用不單有違自由主義者彌爾(J.S. Mill)的原意，並且在實質應用上亦會衍生諸多問題。

筆者知道或許很多人不同意以上的看法。筆者並非要在此為同性戀的道德性下結論，而是希望在此帶出維護家庭團體於道德上反對同性戀不見得是不理性。然而，今天主流媒體卻將反對同性戀的人士妖魔化，下星期續談此現象。
 

特首選舉在提名階段經已好戲連場。過去數周，「黑材料」不斷鋪陳，若當事人支吾以對，不願坦白，便會有更多「黑材料」像牙膏被擠出一般，逐少逐少，但愈擠愈多，逼他們不得不就範。要是砌詞狡辯，肯定會被更徹底和深入的報導，弄得當事人加倍尷尬，無地自容。

本是一場君子之爭，為的是要爭取出任香港最高領導者的職位，為市民服務，現在卻只糾纏在一些不光彩的過去事件之中，什麼政綱都無暇介紹，令整件事變質，失去應有的神聖和莊嚴。

「黑材料」鬧劇更愈演愈烈，連現任特首也不能倖免，慘受圍攻，以致要在立法會上向全體公務員道歉，最終會否晚節不保，還要看下回分解。

有市民把以上種種，當電視劇來看，認為比經典劇集《豪門恩怨》更引人入勝，然而，難為了已簽署提名的選委們，這刻可能正在悔疚所「投」非人，恨錯難返；曾公開表態的，現在或要面對批評，或要重新考慮投票意向，好不懊惱。資深的政治界人士及中央官員，則比較擔心一旦流選，對香港可能造成憲制危機，也怕會淪為國際笑話。

筆者對政治的興趣不大，但純粹以旁觀者身分去看，倒覺得這次是一個鼓勵我們自省的機會。或許，一般市民沒有被人揭陰私或抹黑的「價值」，但不代表我們不需要面對自己所做過的事。約翰福音第八章中記載，有人把一個行淫時被捉的女人帶到耶穌面前，想試探耶穌如何處置她。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用先拿石頭打她」。結果，從老到少，一個一個的走了，人人都自知有過錯，都不敢拿石頭打她。最後，耶穌赦免那個女人的罪，並吩咐她從此不要再犯罪。

近日的事件，其實是活生生的通識教材和生命教育課題，老師們大可跟同學們來一次角色扮演，看看誰敢自誇說從沒有犯錯，可以擁有磊落的胸襟，去面對群眾的審視和批評；如自知曾有過失的，應該如何避免日後犯上同樣或更大的錯誤；更嘗試扮演向群眾坦白誠懇地認錯。在老師的引導下，同學們探討道德的問題，如誠信、廉潔、寬恕和公義等，同時建立更高的道德標準，讓學生從小培養個高尚的人格。

最後，但願選委們能明白民意取向，投下理智正確的一票，替我們選出一位有誠信、有智慧和有能力的行政長官，造福香港市民。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來港與青年對話，特別提及國民教育，而要教近代史，他認為相對過去200年，中國近60年，應該說是中國最成功、最輝煌的時代。

不過，回到香港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諮詢文件，就會發現所謂的「國民教育」，也非王光亞所指的那回事。如細心看，文件中絕口未提「共產黨」三個字，甚至連中國的政治架構，王光亞口中甚麼「共產黨作為多黨合作制的領導者」，也未見提及。即或到了中四至中六，也只認識國家的當代發展重要成就，例如：經濟、外交、科技等，不知何故，獨不提政治的發展。這樣令人不禁聯想到，這是不是為了令老師毋須談及共產黨歷史；文革、六四等敏感的政治事件而故意抽走如此重要的內容？

於是國情的篇幅，就是認識中國的山山水水，了解中華建築、文學、音樂、藝術等文化，實踐仁愛、孝道、誠信、儉樸等美德。這些東西，不就是末代高考「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內容嗎？另一些講述關於中國近代歷史的，本來不就是「中國歷史」科的內容嗎？現在將之「炒雜燴」在一科，加入大量所謂「愛國」內容，既將原本的科目拆得肢離破碎，又未能讓同學建立正確的國家和國民觀念，如此還能算是優質的「國民教育」嗎？

更可怕的事，是論及德育的篇幅在諮詢文件中根本不成比例地少，聲稱課程分為五個生活範疇，但國家範疇的學習目標就佔了整個學習目標超過四分之一的篇幅，其餘的部分，彷佛就是將無關痛癢的東西拼湊在一起。從德育的角度建立個人、家庭、社群和世界，坊間有大量的課程可以參考，也有大量的理論可以輔助撰寫教學目的，但諮詢文件偏偏欠奉。

培養德育，以安身立命；建立國民身份，讓下一代增強對香港和國家的歸屬感，本來無可厚非。回歸以來，不少老師在學校也努力為下一代建立健康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言教身教，論及國情時，既講經濟發展，也講貪腐、維權、豆腐渣工程，全方位培育青少年德育和國民身份，可是政府這份諮詢文件，將德育及國民教育成科，變成會評分的科目，大家追着指標，恐怕只會令老師施教時失去彈性，甚至令人懷疑想向學生洗腦，而學校又增加了大量繁瑣的行政工作。國民教育，真的要這樣實施嗎？

最近經朋友介紹，看了在2003年底上演的電影《忘不了》。該片由爾冬陞執導，張柏芝（飾小慧）、劉青雲（飾大輝）和古天樂（飾阿文）主演，內容圍繞一名少婦喪偶後的遭遇。雖然這類題材並不罕見，惟該片以基層小人物為背景，表達既平實真摯，且富人情味，很有香港Feel。而串連整個劇情的，是香港人熟識的小巴，故此又可說是一個小巴情意結的故事。
 
小巴編號是DY1314，這輛小巴見證了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包括：小巴邂逅、小巴婚嫁、小巴車禍、小巴續夢、小巴廝殺、小巴惡霸、小巴絕境、小巴夢碎、小巴情緣、小巴出售。
 
小巴司機阿文遇車禍喪生，遺下他與前妻所生的兒子，以及未婚妻小慧。小慧遭逢驟變，卻哭不出，只是拼命地工作。是生活煎熬、手停口停的的殘酷現實，奪去了她的哀傷空間？是缺乏處理和支援情緒的資源，令她只能把眼淚和痛楚強吞肚中？還是倔強性格使然，促使小慧不亢不卑、不屈不撓地面對？抑或是基層人士慣於面對生與死，吞噬了她陷入抑鬱的奢侈？又或者基層人士面對死亡，比中產人士更具抗逆力，以致在他們的血液中，流着永不言棄的決心、毅力和堅持？還是他們只是被務必堅強的英雄神話洗腦，容不下絲毫的退縮軟弱？
 
小慧堅持租住準新居，駕着未婚夫的小巴，養育未婚夫的孩子。換另一個角度看，這些舉措，是否一種浪漫的哀傷方式，她力圖找尋散落在地上的碎片，重砌那幅永不能拼湊出來的家庭拼圖？還是一種潛意識的陪葬行動，小慧明明知道無法吃這行飯，卻仍固執己見，無視業主多番催促交租，以及累積待繳的「牛肉乾」，朝着債台高築的絕境進發，走往自毀的不歸路？抑或這段猶如在浮沙中掙扎的經歷，能化為她消化內心重創的途徑，具醫治功能，只要適時放下執著便成？
 
若沒有大輝的出現，小慧會怎樣？若她有信仰，會有轉捩點嗎？轉捩點會在哪裏？故事怎樣寫下去？大輝對小慧說：「忘記背後，不要原地踏步。」的確語重心長。不過，與其勸說「忘記」，不如叮囑「放下」，把過去一段珍貴的感情歷史，重新定位，不讓它強佔生命的中央，為它另覓可安頓的位置。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9月份舉辦之「生命倫理對談」，特別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講師黃元山先生，與我們一起對談「企業講道德?究竟得唔得?」——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

對於畢業於全球著名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多年來曾任職於皇家蘇格蘭銀行、瑞銀和雷曼兄弟等國際金融大機構的黃先生來說，過去在金融投資界別的工作，使他對企業追求獲利的同時，亦要講求商業道德、公平貿易、社會企業，以及慈善與公用事業等各個看似對立又水火不容的要求，有獨特見解。

企業就是要「賺到盡」?

在對談中，黃先生首先要大家反思：為何企業都是「賺到盡」，而不講求公義道德?經濟學大師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曾於《紐約時報雜誌》撰文提出：企業最大的社會責任，就是為賺取最大的回報和利潤(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1]只要是合法，自由地做生意，企業的任務是去追求最大的利潤，追求社會責任則是個人責任。然而，當大家都樂見公司「年年賺大錢，業績創新高」時，對盈利的期望和要求，就像層層疊般由最上的CEO（而對他有期望的其實就是大股東們，當然也包括每一位小股東）下至每一個職員身上，最後就變成了貪婪的「共業」。事實上，怎樣才能促使企業有商業道德、盡上社會責任和有企業良心，作為有份投資的每一位小市民其實也是有責任的。當我們去指責大公司欠缺商業道德，貪婪成性的時候，會不會忘記了自己也可能是他們的幫兇?

那麼，企業又能否既賺大錢，又可講求對社會的承擔?現時很多大公司都喜歡以公司名義捐款和行善，黃先生認為這多只是公司的「形象工程」，大家要留意的是企業文化的轉變。企業作為社會中的一個「有機體」，在社會中是有生命力和影響力的，而企業比個人有更強的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因此影響一個企業的文化，對社會帶來的作用是大的。一間做生意老老實實，商譽良好，講信用的好企業，其實也是社會一份很好的資產。

社企「有得做」嗎?

對於近年興起的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黃先生坦言要兼顧經營而又能對社會服務有貢獻，難度是很大的。因為很多時我們都將「社會企業」與非牟利機構(NGO)、慈善機構，甚至是以往的「庇護工場」相提並論，但他們其實是不盡相同的。作為企業本身，要有「自負盈虧」的概念，這又牽涉了經營的策略，售賣的貨品與服務是否具商業價值，銷售手法等多方面的因素。社會企業並不是解決貧窮問題的終極答案，相反地，如果社企管理不善，可能對社區帶來更大的問題。

現時很多本港的社企都著重了「服務社會」那方面，但企業經營往往長期處於虧蝕狀態，長期須要補貼，這對本港社會服務的質素提升是不利的。黃先生指出，很多時社企都高估了其自身產品的可賣性和顧客的消費力，而一般社企單憑顧客的「良心消費」其實是不夠的，社企必須多加創意，去「出售」跟其他商店與別不同的產品，方能健康營運下去。他指出近期在港開展的國際知名社會企業「黑暗中對話」(Dialogue in the Dark)就是一個頗成功的模式：以與眾不同的手法去體驗黑暗，既能引發參與者新的感受，也能給視障人士提供具尊嚴的工作，更具經濟效益。[2]

總結：「管家」與理財

那麼，作為基督徒，我們又應如何管好我們的資財?黃先生認為，作為基督徒，應該抱著在世資財只是神給我們託管，而非我們所擁有的心態，這有助我們更好地思想，怎樣才是好的投資態度和最高目標。他指出，參與投資的人，很容易因錢賺得多、賺得易而有「心魔」，最後就在投資中把持不住。基督徒本身帶有的「管家」職份，有助我們把投資目標放在比金錢和回報更高的層次之上，追求「既賺錢，又公義」的目標。具體而言，我們在投資時，可多考慮除財政數據以外的因素，如投資的企業有否推行具「社會道德」的理念? 企業管治中有否落實「家庭友善」政策?企業對社會服務又有何承擔? 這些都值得我們深思。
 

香港人人都投資！可能你以為「自己甚麼投資也沒有」，但其實不論是供強積金(MPF)，或是投資股票、債市、認沽證，你都已在投資的大洪流上，每月自動進貢市場！

當大家都關注熱錢流入、賣地創新高，談及投資表現，大家都談論經濟數據、市盈率、業績時，我們又應否要求大公司也對最低工資、健康工時等作出承諾？企業除了業績，也應有企業道德嗎？我們的社會，能否兼顧經濟發展和社會公義？

今期《生命倫理》，我們將探討企業與道德的問題；也和大家一起回味《忘不了》——一個感人至深的小巴故事，讓我們一起重拾久違了的良心與愛心。

自胚胎學家Robet Edwards及婦科醫生Patrick Steptoe合作，於1978年7月25日誕生了全世界首名「試管嬰兒」布朗之後，各種「人工受孕」的方法應運而生。這除了為很多原來無法生育的夫婦帶來生兒育女的希望外，「試管嬰兒」之父也憑著對研究人類不育問題的貢獻奪得今年的諾貝爾醫學獎。但與此同時，人類生殖科技的進步，也引發了如代母產子、人類胚胎、基因研究等生命倫理的問題和
爭議。
 
最近本港超級富豪的長子雖然未婚，但傳聞在美國買卵借肚誕下三名男嬰，成為城中的熱話。對於恨抱孫的富豪來說，當然是一件喜事，而三名含著金鎖匙出生的小朋友亦令不少人羨慕。不過，一出生便人為地令他們沒有母親，究竟對小朋友是否公平呢？是否有錢就可以彌補被逼和母親分離之痛呢？
 
根據一些研究被領養小朋友心理的書籍表示，就算養母痛錫他們，但自他們未懂事開始，已經有被生母遺棄而產生的強烈不安的情緒，從而影響了他們與養母建立親密的關係，以及將來對其他人的信任。若果處理得不好，對他們的成長會帶來負面的影響。
 
雖然香港的單親和假單親家庭愈來愈多，在單親家庭成長的小朋友亦不一定會出現問題，但大家必須承認，若果有父母一起去照顧，最能滿足小朋友在成長時候的不同需要，以及建立較健康的性別角色和自我形象，這些需要並非有錢便可以解決的，亦不應人為地被剝奪。
 
今次的事件，很明顯讓人產生「錢大過法」的感覺，因為香港有關借肚生仔的法例相當嚴謹，只容許不育夫婦委託代母懷孕，但不容許自行選擇胎兒性別。法例的精神是希望避免像外國一樣出現「爭仔」訴訟及倫理道德的爭拗；而委託代母的夫婦亦要承擔一個風險，就是不能強制代母履行合約，一定要將嬰兒交出，目的是避免代母變成商業活動。
 
其實，不論領養、捐精、捐卵和借肚，大家不應該只考慮父或者母的意願，更加要考慮小朋友的福祉，令小朋友一出生便成為無母的孤兒是不道德的行為。

現時法例是怎樣的？

根據《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資料指出，在香港採取輔助生育技術(ART)是受到《人類生殖科技條例》（香港法例第561章）的規管。而《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實務守則》是根據條例的第8條制定，為生殖科技服務提供者及胚胎研究工作者作出指引和規範。
 
事實上，隨著科技的進步和醫學昌明，在香港接受輔助生育治療的夫婦每年都有增加，而醫學界亦有不同的輔助生育技術來幫助未能生育的夫婦治療。威爾斯親王醫院香港中文大學輔助生育技術中心資料指出，女性如遇上婦科疾病而不能提供健康卵子，可以考慮接受卵子捐贈。若男方精液中沒有足夠數量的健康精子，亦可考慮接受精子捐贈。可是在進行或接受捐贈前，捐贈者需要根據《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實務守則》確定是否適合，在香港，捐贈者所捐贈的卵子及精子數量均受限制，且不能涉及商業利益。
 
若女方的子宮已割除或損壞，但擁有正常卵巢，在沒有其他療程選擇的情況下，可考慮代孕母親。但是《人類生殖科技條例》中的有關條文是禁止商業交易成份的代母安排。就算有關付款是在香港以外的地方作出或接受，只要有關行為的任何一部份在香港進行，都會受到草案的規管。另一方面，代母不得向並非屬婚姻雙方的人士提供生殖科技程序。
 
最後，若於多次療程失敗後，或當夫婦決定放棄再次進行不育療程時，可以考慮領養。而有關領養的決定，都是根據相關的法例和守則下作出的，一切都是以「兒童」的利益為首要的考慮：這說明了，生兒育女不應、也不只是為滿足父母或長輩的期望，更重要的是孩子的褔祉，和評估父母親是否適宜撫養孩子；而這正正是本港有關生殖科技法例訂立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

 「借肚生仔」之後：對代母及其他生殖科技的爭議

關於全城熱爆的「借肚生仔」的討論，其實現時全球最少有23個地方可以合法代母產子。不過這並不代表所有國家都容許以代母產子作商業牟利。目前允許商業代母的僅屬少數，只有印度、以色列、俄羅斯及美國一些州分等不足10個國家和地區。

代母產子的爭議

為何「借肚生仔」有這麼大的爭議性？因這涉及了貶低女性、倫理關係、婦科健康和商業利益等多個不同層面的問題。據羅秉祥：《黑白分明》和艾立勤：《維護人性尊嚴》指出，代母（尤其是商業性的）是靠著女性最原始的生理結構來賺錢，這位「母親」不需要有可取的個性，甚至有被「物化」淪為孵卵器，保溫箱的危險。生兒育女本是人類其中一個神聖的任務，現在卻變成一項商業服務，變成為「製造兒女」的工業。人類生育一旦商業化，生育的尊嚴便會蕩然無存，而孩子被當作商品並不符合孩子的最高利益：原本無價的嬰孩寶寶只淪為傳宗接代，繼後香燈（甚至是爭奪家產）的工具。
 
在身體影響方面，代母產子會有傷害婦女健康的風險：在懷亞特：《人命關天——廿一世紀醫學倫理大挑戰》中指出，為了使原生母親排出合適數量的卵子，醫生需要給予荷爾蒙引發超額排卵。而卵巢受荷爾蒙刺激，每個月的週期就會不止排出一個卵子，有時會多達十個甚至更多。這個過程對母體有一定的風險。在製造了胚胎後，醫生會選出幾個狀況合適的植入母親的子宮，提高成功受孕的機會（如34歲以上的女性可獲得放寬限制，可最多植入四或五個胚胎。）可是，每多植入一個胚胎，出現多重妊娠（雙胞胎、三胞胎或更多）的機會也隨之提高，同時提高了嬰兒早產、嬰兒嚴重殘障和死亡的風險。

「剩下的」怎麼辦？

而如果只有一定數量的胚胎會植回母體，另一個問題又立即出現了：「剩下的」胚胎怎麼辦？懷亞特指出，現時的處理方法有四個：1. 將胚胎冷藏；2. 植到別的婦女的子宮，作胚胎捐贈；3. 用作研究；4. 立即銷毀丟掉。可是，若我們認定已結合精子和卵子的「胚胎」是新生命的話，以上四個做法都是大有爭議的：我們可以將「生命」冷藏嗎？為時十年？我們又如何揀選「邊個得，邊個唔得」？我們需知道，代母或胚胎捐贈是會衝擊傳統家庭模式，生兒育女應在婚姻關係中進行，代孕母把生兒育女這個行動遷移至夫妻關係以外，牽涉到婚姻關係中的第三、甚至第四、第五者（如A、B兩夫婦，採用了C的精子、D的卵子，再找代母E，就是五個人了）。如孩子長大後因不知道自己背景而與近親結婚時，會否引發倫理問題？最後，人工地將胚胎「製造」出來，卻又不用作生育之用，是尊重這個胚胎（生命）嗎？

代母對嬰孩的感情問題

而無可避免地，借肚生仔亦會產生代母對嬰孩的感情問題。余達心、江丕盛等：《複製人》提及：「人不單要藉兩性結合才達至最高的生命成全，就是被生殖的下一代，也必須在愛的結合、在愛的期盼中出生、在愛的照顧中成長，其生命的完整性才不會受虧損。」然而，代母產子是一個「奇怪」的組合：就算精子和卵子是由原生父母提供，但孕育的卻是另一位女性。懷孕期間，這位母親必然與孩子產生密不可分的結連和感情。如何可以處理這個感情？硬生生的將孩子「歸還父母」真的這樣容易嗎？
 
以上並不是憑空想像的假設，而是真有其事：1986年，美國的史東（Stern）先生及太太以7500美元委託韋希特（Whitehead）太太作為代母誕下孩子。但韋氏對其孕育的孩子已有親情，拒絕交出嬰兒。案件最終鬧至法院，雖然史東夫婦最終獲判勝訴，但韋希特太太卻獲法庭體恤，批准她每周均可以探望小女孩，這就是美國轟動一時的「Baby M」事件。
 
其實以上所討論的，也只是在人類生殖科技發展所遇到問題的冰山一角，列出這些爭議，不是要叫停所有人類生殖科技，畢竟對一些不育夫婦來說，人工生殖科技是可能是他們所需要的治療。而是讓大家明白這些爭議說明了由代母，人工受孕，以至如何處理胚胎，或對其進行研究等工作，並非想像中那麼簡單，是涉及相當複雜的生理、倫理和法律問題。
 
《人類生殖科技條例》（香港法例第561章）網址：http://www.hklii.org/hk/legis/ch/ord/561/
 
《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實務守則》網址：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021230_h/c_cop_full.pdf
 
《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網址：http://www.chrt.org.hk/
 
《威爾斯親王醫院香港中文大學輔助生育技術中心》網址：http://www.ivfhk.co

筆者有幸，抽中在最近—期發售的「夾屋」貨尾單位。能夠「上車」，有人認為「好過中頭獎」，衷心恭喜筆者，就像成就了人生大事一樣。可是，高興之餘不禁反問：對於那些抽不到夾屋居屋的人，仍要「捱」貴租，任你如何辛勤工作，卻因難以儲足首期而無緣「上車」，我這樣「中獎」，算是公義嗎？
 
從買樓置業，我們實在要反思：當樓價屢創新高，蟻民們只能望門輕嘆時，為何我們的土地政策，總是只會利字當頭，利益主導？在城市要發展的大道理中，除了地產霸權和官僚主導，身處其中的居民能參與其中嗎？究竟公義，利益是否有雙贏、共融的空間？還是勢不兩立呢？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7月份的「生命倫理對談」，特別邀請了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博士，與20多位朋友一同對談「土地與公義」的問題。究竟「強拍」、「中環價值」，「發展就是硬道理」的背後，香港如何可以公義公平地發展城市?
 
鍾博士指出在政府及發展商的宣傳之下，一般香港人都相信香港地少人多，土地有價，而房地產發展及相關連的經濟活動及消費行為產生了一連串的「財富效應」，對本地國民總收入有重大影響(大約七成)。因此，香港社會整體都信奉了一個迷思，以為要維持香港的經濟暢旺，便先要保持樓市暢旺；認為只有樓市好，香港的經濟才會好，而經濟好的時候，香港社會才會好。在這種功能的經濟價值主導下，香港政府作出土地發展及房屋規劃時，也往往只著眼於效率、經濟效益及達到最快最高的利益回報。以容易引起爭議的舊區重建為例，政府往往罔顧對民生及原住戶的衝擊，引入地產發展商參與其中，任由發展商以自以為很合理的價錢收購當地居民的業權，卻忽略了原有居民的生活網絡及意願。
 
鍾博士列舉兩個外國例子帶出香港式的土地發展與舊區重建策略，並不是唯一的方法。他說外國政府在推行社區重建計劃時，並非單單從經濟著眼點出發，會考慮其他因素：包括保留文化遺產及關顧居民的需要。第一個例子是法國巴黎市政府大約在2005、2006年期間推出的一項名為去倫敦化(Delondonization)的計劃。所謂去倫敦化，便是法國政府不希望巴黎如倫敦一樣，繁華街道上的地鋪盡是充斥著如Nike、Tesco等大型連鎖店。政府規定在巴黎市中心及其周邊新興建的樓房，要保留三成的公營房屋；該計劃亦規定連鎖店及跨國企業不能打擊帶有巴黎特色的傳統小店如麵包店、小畫廊及小花店等的生存空間。巴黎是法國文化的象徵，而麵包店、小畫廊及小花店等正正代表巴黎文化的一部分，法國政府認為任何發展除追求經濟發展外，不可以犧牲法國人的記憶及文化。
 
第二個例子是英國的社區倡議計劃(Community Initiative)。顧名思義，這項計劃並不是由地產商決定，而是由當地的社區居民呈交他們的重建方案，向當地政府表達他們希望如何重建社區。有份參與的不單是業主，也包括當地居住的租客，為了幫助外行人，政府會安排一些專業部門為當地居民提供專業意見，如果其方案得到審批，政府甚至會為居民向財務機構的融資安排作出財務擔保。舊區重建後，成果由整個地區分享。
 
這兩項計劃與香港人所認識的手法截然不同，香港很強調發展商的參與，至於發展商所運用的方法，連政府都難以干預，也可能是根本不願意干預。
 
可是，當樓市交投淡靜，地產界卻有可能影響政府的一些房屋措施。2002年金融風暴的緣故，樓價跌了六成，地產商表示政府會「識做」，不久，政府便作出無限期停止出售居屋的決定。鍾博士認為從2002年到2010年期間，政府依賴私人發展商，不興建居屋和主動拍賣土地，結果對買樓自住的人士做成打擊。原因是地產商擁有大量的土地儲備，卻又不會馬上起樓出售，當土地愈來愈少，他們又放緩起樓的速度，以致每年的單位供應量，遠遠低於市場需求。由於競爭少，現今地產商的賣樓策略，把細單位(如600呎)也包裝成豪宅出售，沒有中下檔次的單位，整個房地產市場被豪宅帶動。過去一年半，連民生最基本的中小型單位價格亦升了三成多，而最大的得益者仍是地產商。不少人努力工作，積蓄仍難以追及樓價升幅，甚至是愈是花時間儲錢、與樓價的差距便愈遠。
 
鍾博士指出房屋及土地在香港本身有很重的商品屬性，而政府亦多交由經濟市場決定，不作干預。但其實，政府應該把公民權放在房屋政策之內考慮。「房屋」也是一項市民的基本權利。聯合國人居組織(Habitat)倡議住屋權作為民權的主要部分，並提出了充足住房(Adequate Housing)的標準。從市民權(Citizenship)的觀念出發，在此地有公民身份的居民，都應該有權去分享有限的城市空間，即使沒有完全的決定權，也應有參與權，更應有權佔用每人每戶都能負擔的「充足住房」。
 
房屋不單指到四面牆一個頂的空間，在社會學上，「房屋」此觀念包含一系列的「機會」，居民身處何地，與自己及家人的生活規劃緊密相扣：工作的地點，子女讀書的地方，居民之間或許會成為一個網絡，能夠互相支援，大家合力解決一些共同面對的問題。若然政府太任意，又或是太隨意以一個經濟原則，把土地運用只交由一些最有經濟實力的人去考慮的話，往往會危害一般小市民的利益。
 
鍾博士贊成政府重建居屋，他贊成的理由並不是要政府幫助別人置業，而是面對整個香港的土地運用，政府從來沒有把公義放在政策的考慮範圍之內，亦不會把房屋作為必需品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他們從來沒有考慮將土地運用權利合理地分配，去制衡市場不合理的行為，令到市場寡頭壟斷的環境無法得到制約。他認為如新加坡那種「限價」發售房屋的政策，在香港可能有技術上的困難，難以實行。但香港政府可以因應環境，多興建一些公屋及居屋，向市場及炒家發放一些信息，避免樓市過熱。
 
說到底，土地的運用不只是一個商品，也牽涉公民權，香港若要公義公平地發展城市，香港人整體都要改變「中環價值」、唯利是圖的心態。而政府更要為了維護公民權的緣故，避免以經濟效益決定一切的想法，並阻止發展商壟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