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流行文化對孩子性別自信的影響

一生的座右銘

在年紀很小的時候，筆者讀過孟子在《孟子． 盡心下》的這段話：「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是《尚書》的一篇，這篇文章記載了周武王在牧野之戰中戰勝商紂王的過程及其後的一些事跡。孟子清楚地指出：如果完全相信《尚書》中的記載，那麼倒不如沒有這本書。他說自己只取《武成》其中二三個策略而已，這反映了孟子對資訊採取批判性的態度。從很早開始，「盡信書不如無書」已經成為了自己一生的座右銘。

華盛頓共識與光榮孤立

現在書籍已經再不是主要資訊來源，這句話也可以延伸為「盡信互聯網不如無互聯網」、「盡信社群媒體，則不如無社群媒體」。舉例說，某位在YouTube 每天都出片的網紅，有時候在評論歷史、時事的時候呈現了資訊不正確的「硬傷」。請讀者不要誤會，我絕對沒有意思去通過批評網紅來抬舉自己，所以，在這裡我索性不提名字。其實，我是帶著諒解的態度去說這番話的。當網紅每天都要出片的時候，這情況就好像從前專欄作家每天都要在一份、甚至幾份報章發表文章，在極短時間內預備資料和查證，這當然是非常有挑戰性，況且，演說不同寫文章，出現口誤是在所難免的。但無論如何，有些錯誤的資訊是仍然需要指出來的。

一位網紅先後在兩個節目中指出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後提倡「華盛頓共識」，其實，這個名詞是在1989年由經濟學家約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提出來的，這些強調市場經濟的改革主要是為了應對拉丁美洲的經濟動盪和債務危機，這些政策都是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等機構的配合而施行。後來華盛頓共識與私有化和減少政府對國家經濟控制的政策聯繫在一起，特別是針對在1990 年代前共產主義國家向市場經濟轉型。

這位網紅又提及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前奉行「光榮孤立」，事實上，「光榮孤立」是指19世紀末英國的外交政策，當時英國是海上霸王，再加上英國是島國，海洋成為了天然屏障，故此英國認為自身沒有必要和任何歐陸國家建成永久的軍事同盟，英國亦不願意介入歐陸事務，「光榮孤立」與美國沒有關係。

追求思想穩妥是自然傾向

儘管社群媒體資訊的可靠性並不高，然而，根據Statistia的統計數字，社群媒體現已成為全球最普遍採用的新聞來源之一，其普及程度已經超過了廣播、印刷新聞出版物、部落格和口碑。2020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印度，超過80%的16歲至70歲受訪者將社群網絡作為主要新聞管道，阿根廷和澳洲的比例則接近60%，巴西的比例甚至高達71%。此外，2022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30歲以下的成年人信任傳統新聞媒體和信任社群媒體資訊的程度幾乎是等量齊觀。

身為教育工作者，這情況是令人擔憂和沮喪的。一般來說，大學教授都要求學生在功課或者論文裡面加入注釋或者參考書目，而且不會容許學生將網站或其他非學術性資料放入參考書目裡面，這種訓練之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分辨出資訊的質素，培養出下判斷時要抱著有根有據的精神。無奈，離開課堂之後，一切都打回原形。

不過，再一次，我是以諒解的態度去說出這番話的，因為這就是人性的自然傾向。現在人們對社交媒體趨之若鶩，甚至以網紅為偶像，但這情況在社交媒體興起之前亦發生過，例如中國大陸曾經出現了一批紅透半邊天的學術明星，包括了于丹、余秋雨、易中天，即使他們的著作充滿錯漏，但很多粉絲對他們的說話仍然深信不疑。

然而，我無意以高人一等的態度去審視這現象，在文章開首我提過自己以「盡信書不如無書」為座右銘，但曾幾何時，我亦因著尋求思想上的穩妥、心靈上的安舒而削減了批判性思維。筆者在香港信主，那時候香港有幾位結合學術與信仰的著名講員，其中一位鼓吹中國哲學與基督教信仰的匯通與轉化，另一位則強調科學與信仰不單只沒有衝突，而且現代科學印證了聖經。當我聽見這些話出自基督徒知識份子的口時，這彷彿是獲得了定心丸。不過，後來自己的知識逐漸增加，便知道這只是泡沫。無論是網紅、學術明星、基督教名講員……都能夠扮演著定海神針的角色，但這種追求安心的天然傾向，卻可能是令自己墮入思想峽谷的陷阱。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令人們喜歡和信任社群媒體、網紅，但在這篇短文中我只能夠抓住一個重點去討論，請讀者容讓我掛一漏萬。最後，請你不要盡信我在文章中的每一句話。

電影《Barbie芭比》，聽起來好像是一套關於玩具，甚至只是以女性玩具為主的電影。今年暑假它卻成為了城中熱話。女性主義，有毒父權主義，甚至上帝的創造以至人觀，有趣地在同一套電影中出現。創作人有意識地將一些理論放入一個主題，一個場景之中。劇情只要輕輕推進，這些理論就自然在電影中產生連鎖反應，拼湊出不同的趣味。（以下內容含劇透，讀者請垂注。）

Barbie作為公仔，其存在本身備受爭議。有說在50年代戰後出現的Barbie，最初販賣的是女性的自主形象，即是女性也可以自主生活、工作，而不是男人的附屬品，後來玩具商又推出了另一款公仔——Barbie的男性朋友Ken，讓大家買玩具時可以一併買下，令Barbie有個「對象」。隨著不同職業服飾、打扮的Barbie推出，代表著女性也可以做不同的職業，頗有爭取男女平等機會的概念。[1]

不過，Barbie的推出也曾引發一些爭議，有不少人批評Barbie本身是白人女性，有種族歧視之嫌，此外其胸大腰細的身材比例，淪為不合理的性別定型，女性被迫追求如此不合理的身體比例，也是一種失衡，而且整體來說，Barbie的身體給人的感覺，也只是給男人「觀賞」的工具。對於激進女性主義者來說，Barbie非但沒有解放女性，更令現實世界的女性「身陷囹圄」，無法選擇，也無法做回自己喜愛的自己。[2]

電影故事透過一班Barbie住在美好的Barbie世界（Barbie Land）開始，主角是一個典型芭比（stereotypical Barbie），她突然發現自己會思想死亡，腳跟突然下地而不是永久地穿高跟鞋，感到十分奇怪，經過怪芭比（weird Barbie）的提示，典型芭比決定去真實世界（real world）尋找正在玩她的女孩，企圖找出問題所在。當然去了真實世界以後，她就發現所有原先認為的美好事物都倒轉了過來，陪同她一起去真實世界的Ken則發現，原來這個世界有一樣東西叫「父權主義」，最後Ken回到Barbie Land企圖將之變成Ken Land，還令一班Barbie變成一班附屬Ken的女孩子。

整套戲不斷出現的，除了有Barbie對理想世界和真實世界的比較外，同時還有Ken對兩個世界的比較。如此在觀眾的角度，幾乎同時呈現了所謂女性主義和父權主義的平衡視覺。由於Ken活在極端女性主導的社會，他一開始甚至認為只要Barbie沒有理睬他，他的生活就沒有意義了。在Barbie Land中的所有Ken都是沒有房屋和無業的，相反所有Barbie既有職業也有房屋。所以當Ken到了真實世界後回到Barbie Land，第一件事就搶佔了Barbie的房屋，之後做了一堆所謂「父權主義」會做的事，然後就操控了所有女性的心。

可以想像，隨著故事的推進，Ken Land最終當然會變回Barbie Land，用的當然同樣是那些傳統的美人計，女性用扮無知等方式去滿足男性的自尊感，然後她們用智慧「搶回自己的地方」。當中有趣的是，雖然不少人說這是個關於女性主義的故事，但骨子裡不難發現Barbie仍是個賣給女孩子的玩具公仔，最終女孩子們仍然是用很女孩子的方式去處理這件事。至於Ken，經過這件事之後，他最終領悟到Ken is Ken，即是他不再是個附屬品，可以做回自己了，也不再必然的是Barbie的男朋友。

所以，嚴格來說，性別定型還是性別定型。說了兩個小時，繞了個大圈，其實沒有突破了甚麼。那為甚麼這個故事有趣？當我們在討論女性主義，或者父權時，我們習慣在一個角度思考，但我們甚少會換位思考，甚至用另一套理論讀入相同的故事中，嘗試看看能否讀到另外一些意思。如果我們願意這樣做，或會有不同的發現。

《Barbie 芭比》這電影的導演透過兩個角色，在同一時空裡展示了兩套理論，它們各自單獨被拿來分析時看似威風八面，但當這些理論，在生活場景互動時，不難發現原來各有自己的限制。故事中的Ken身份迷惘得認為自己甚麼也不是，即使有了父權的加持，到最後也發現其實這些理論原來沒有幫助自己了解自己，Barbie活不出自己想活的樣子，在現實世界遭受質疑後，還是要接受別人的開解，玩Barbie成長的那位媽媽在電影中坦言，要做職業女性原來十分不容易。電影背後的幾個理論，如此人性化的呈現出來，可以成為很多人的反思。

Barbie Land與完美世界的構想

《Barbie 芭比》的編劇坦言，將一堆Barbie放在Barbie Land的概念是與《聖經》創世記有關，因為上帝造男造女，並將他們放在上帝看為好的伊甸園裡，可惜最後因始祖犯罪才被迫離開那個地方。編劇似乎也在問完美的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這是否創造的原意？[3] 甚至典型芭比發現自己不再典型了，然後想起「死亡」，是不是就等於不美好？[4] 到最後，Barbie決定回到真實世界，並去了看婦產科，「身」而為人以後，她到底要做甚麼決定？編劇沒有很具體說明這些的，但外國不少基督教媒體也留意到，用不同的神學理論讀入故事，當中的世界觀和一些概念，也頗具啟發。今時今日，電影的閱讀角度也真的可以很深很廣。

即使我們無法不面對網絡的時代，也被迫要適應在這個時代下所產生出來的現象。網絡時代的模式亦不斷地轉變，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質，這對孩童或青少年都會帶來一定的影響。明光社於2023年5月30日舉辦了「多媒體網絡年代對教養兒童的挑戰」網上講座，我們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為我們講解現今網絡媒體文化的現象，與我們一同思考如何應對，特別是在家長教導孩童方面。

梁博士提到現今多媒體網絡年代的社會特色是個人化和部落化。個人化是指人們在不同的場景中，縱然人與人的距離都非常近，但都只會留意著自己的手機。梁博士指出年輕一代往往會認為長輩級的人是跟不上時代的、不會懂他們在做甚麼，這也是他們的新潮優越感。而部落化則是指我們以往認為錯誤、不應該做的事，但在網絡上提出這些話題卻會得到人們的支持，即使是明顯地有違道德的事，例如「強姦快閃黨」及組團自殺等等。

多媒體網絡內容隨著科技的發展，影像和聲音都會令人感到愈來愈刺激，使到人們更難忍受沉悶的事和人，諸如上班、學習等等，人會更加自我中心，梁博士指，很多時候，一些事情如果不在人有興趣的「雷達」上時，他們便完全不關心，甚至將事件當作沒發生過。

另外，網絡時代所造成的自我中心，更會影響家庭成員的關係。梁博士以自己的子女為例，他們要求梁博士傾談，總期望即時的回應，而在日常生活中，她傳訊息給子女，大多時候都得不到或很遲才收到回應，就像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不對等的一樣。而且，這種自我中心使孩童不會做不喜歡的事，自己想做的事，則會要求父母提供協助，子女亦不太會為家人付出，甚至有些極端的事件曾在報章上出現，例如在內地有15歲少年為上網而弒母等等。即使不是一些極端的情況，上網與否，課金與否，父母也很容易與子女產生磨擦。

網絡對於孩童和青少年來說，是一個大森林，當中除了無限的知識，亦有許多網絡陷阱，而梁博士都特別提到現在有許多網上情緣騙案和裸聊勒索事件在發生，她亦提及了一宗新聞，一名少年疑因誤墮網絡騙案而選擇跳軌輕生，這些網絡陷阱都是孩子需要提防的。

最後，在家長角色方面，梁博士認為家長需要給予子女更多的關心和刻意的教導，讓子女懂得感恩，知道自己擁有的一切其實是來自父母，而且父母也要在適當的年齡才給他們使用智能產品，以免他們沉迷上網或耽誤了自己的親情和友情。

以上只是梁博士分享的部分內容，如想收看足本講座，請點按以下連結。

收看講座

三十多歲、頗得上司賞識的金智英放下了工作，全職打理家務，照顧丈夫鄭道賢和女兒，她的生活仍然忙碌、勞累，但一直默默承受的她，漸失了人生方向。道賢發現智英精神異常，偶然會以智英好友、媽媽、婆婆的身份向他說話。最初他不敢向太太指出她患病，生怕她情況會更嚴重，但當智英知道自己的情況後，積極求醫，情況好轉，還敢於面對社會壓迫，找到自己事業的新方向。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改篇自同名小說，而「金智英」在韓國80年代是被使用最多的名字，彷彿代表著那一代，現在約三、四十來歲的女性。她們有著相似的經歷：受家庭觀念束縛，放棄了自己喜愛和具有成就感的事業。影片反映不少女性在職場面對不平等的情況，帶著孩子被不禮貌批評，並揭示上一代重男輕女對下一代的精神影響。智英幾次出現精神分裂的情況，都是受了情緒打擊，卻沒有說出心中不快。編劇巧妙地設計了智英成為母親、婆婆時，分別道出作為母親心痛智英過勞，作為婆婆心痛智英媽媽為了家庭沒有繼續學業和因工受傷。

電影2019年在韓國放映時，引起了該國男性的集體抵制，網絡欺凌女主角及支持者，以反對女性主義抬頭。但其實電影並沒有誇大，也不是要女性當道、蓋過男性；它只是道出了在韓國「持家有道」的女性，背後是淹沒了自己的才華，而女性就算事業有成，在職場上也面對很多不公平的事。

回看香港職場，似乎比較好，大家會關注男女平等、性騷擾等議題，也講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標準工時等對家庭友善的概念。但情緒、精神問題仍是香港的都市病。港人平均一週工時超過50小時，可能會過於著重工作而失去家庭生活和興趣，影響身心健康；[1] 又或者因對周遭環境無法變改而感無力、抑鬱……[2] 無論原因如何，如知道自己有情緒病，請積極面對病情，不要拖延和諱疾忌醫。

電影中，智英雖曾默默承受別人給予的壓力，但當道賢告訴她患有情緒病時，她卻沒有逃避，主動的去找醫生，因為康復的第一步是要看醫生，尋找治療方案。最後，她在受到歧視時，不但有勇氣指出對方的不是，更透過寫作講出心聲，並找到她事業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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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假新聞之名．2】誰為真假定分界：香港如何應對資訊漩渦？〉。《立場新聞》。2021年8月19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以假新聞之名2-誰為真假定分界-香港如何應對資訊漩渦。

〈【以假新聞之名．3】當假新聞法用作對付異見者：新加坡獨立網媒與政府的對戰〉。《立場新聞》。2021年8月21日。網站： https://www.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以假新聞之名3-當假新聞法用作對付異見者-新加坡獨立網媒與政府的對戰。

〈【以假新聞之名．5】「西方也有假新聞法」？　歐美民主國家如何處理網絡問題信息〉。《立場新聞》。2021年8月29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以假聞之名-5西方也有假新聞法-歐美民主國家如何處理網絡問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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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危機：偽單親、兩性失衡、缺乏競爭力，兒子的未來正在崩解，我們該如何出手相助？》
（The Boy Crisis: Why Our Boys Are Struggli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作者：華倫．法雷爾（Warren Farrell）、約翰．葛瑞（John Gray）
譯者：洪翠薇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三采文化
出版年份：2020年

「抱歉，是男孩。」作者在書中說出了很多讓男士傷心的事實，便是在西方先進社會，女嬰比男嬰受歡迎：有婦產科醫生指，有80%的準爸媽想生女孩；領養孩子時，領養女孩的最終費用平均比領養男孩多了16,000美元；在Google上搜尋「吃甚麼食物能懷女孩」的次數是搜尋「吃甚麼食物能懷男孩」的四倍。為甚麼一位爸爸明明想與兒子玩耍，但如果可以選擇，他還是選擇生女兒？因為他看到現在的女生做甚麼都可以，男生卻不行，同時，他怕自己要擔心兒子書讀不好或沉溺打機。

有爸爸擔心自己的兒子一事無成，因在美國愈來愈多男性工種如電腦科技及製造業等外判到海外，男性失業率大增，但女性工種如個人看護等卻不受影響。一項大型英國研究顯示，1980年至今，男孩的智商降低了約15分。另外，在閱讀、數學和科學三大重點科目中，全球有更多女孩比男孩達到「精熟」的標準。作者指出「教育界高成就者名單中不見男孩的身影，已成為新的常態。」女性的社會經濟地位提高了，其擇偶條件亦隨之提高，男性因而更難找到對象。

如何解決男孩危機？作者認為在教養一事上，父親的參與很重要，因男人是男孩的榜樣，缺席的父親對兒子有極大的負面影響，包括學業成績欠佳、容易失業等，美國有些孩子甚至成為了校園槍手。理想的狀況是，爸爸要參與兒子的教養，媽媽則大力支持，明白爸爸與兒子互動的方式有別於媽媽（例如爸爸多與兒子打鬧）。若媽媽要爸爸用自己的方式帶孩子，爸爸會覺得自己只是幫忙帶孩子的人。作者鼓勵爸爸要引導兒子發掘自己的任務，即使兒子將來最想當一個全職爸爸，爸爸也要尊重他們，學習不被樣板化角色限制。

即使女性的社經地位比以往大大提升，但社會對兩性角色的要求，仍存在對兩者都不公平的現象，就如作者所說的樣板化角色。例如當家中有孩子誕生，媽媽為了照顧孩子而辭職是順理成章，反觀爸爸似乎不需為此考慮。作者並非要推廣全職爸爸，只是提出若今天女性可以做消防員，為甚麼一個想要全心全意照顧孩子的全職爸爸，得不到社會，甚或媽媽的尊重？作者提到「女權發展中未完的工作。過去半個世紀，我們訓練了男人，讓他們能以有全職工作的太太與女兒為榮，卻未能同樣訓練女人，讓她們能以有當全職爸爸的丈夫與兒子為榮。」

作者提到某些導致男孩危機的因素，不一定適用於香港，但隨著香港女性各方面的成績愈來愈優異，社會日漸接受女性從事男性的工種，男性的失業率比女性為高（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作者提出要幫男孩重拾目標，並讓兩性走向更具彈性的角色等，都值得大家思考。

一直以來，對於兒童節目，本港相關部門都有給電視台清晰的指引及監管，為兒童的心智健康把關。但對於現今網上良莠不齊的「兒童節目」來說，舊有的制度未能跟上時代轉變的步伐，已難發揮有效的制約功能。作為家長，如何能讓孩子在享受兒童節目的同時遠離有害的內容？對此，明光社於今年1月28日晚上舉辦了「如何陪孩子看兒童節目」網上講座。

是次講座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擔任講員，而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歐陽家和則擔任主持，並分享到他作為家長的一些經歷。在一個多小時裡，兩位就相關的議題探討了當中的問題與出路。家和首先提到他的兒子看串流平台的兒童節目時遇到的問題，例如在收看《SHE-RA之伊莎莉亞戰記》，這套聲稱適合七歲以上觀眾收看的卡通片，當中有女同性戀的內容。而另一套同樣聲稱適合七歲以上觀眾收看的卡通片《少年悍將GO！》裡，則充斥著反社會、反權威的意識形態。

而梁博士亦提到一些西方兒童節目的情況，例如：丹麥公共電視台DR最近推出的卡通John Dillermand，其主角是一位成年男性，他擁有可自由伸縮、超長的陽具。而故事情節則是圍繞男主角如何用陽具去做出各種高難度動作去幫助別人和解決問題。此外，還有一些美國的兒童節目標榜扭曲的價值觀，如：「Bad is the new good」，稱不好的就是新的好，強調沒有道德標準，好與壞只是大家看法不同；「I’m a bad influence but… I’m fun!!!」（我對人有壞影響但我有趣），這些價值觀標榜自我中心，以有趣來淡化行為會對其他人構成影響。還有一些兒童節目，當中年紀輕輕的小女孩在舞台上穿著性感的衣服，搔首弄姿，試問這樣的節目會給兒童以及社會帶來甚麼影響？

梁博士提到要幫孩子就先要了解其特質與需要，既不宜用高壓的手段禁止孩子觀看節目，亦不宜放任孩子隨意觀看，而是在陪伴孩子觀看節目時，與他們一起進行探討。

其實，孩子遲早都會離開父母，他們遲早也會看大人看的東西。但最重要的，是我們今天可以幫孩子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讓他們去判斷哪些應該看，哪些不應該看。

想看足本講座內容，請按「收看講座」，截至3月4日，影片觀看次數達331次。

收看講座

近月社會抗爭運動中，記者與政府官員關係可謂跌破冰點，官員開記者會只說自己想說的話，無視記者提問，記者需再三請官員回應，甚至質問官員，更出現記者用抗爭形式表達意見的情況，官員則以避答或取消記者會來回應。記者原本第四權的角色不斷被沖淡的同時，巿民亦漸漸發現官員的霸道，同時令人思考記者與官員的關係，以及我們應如何看新聞事件。

記者作為官民溝通的非官方渠道，本來就是將巿民意見，透過提問方式要求官員回應。記者和新聞機構只是一個代言人，當官員回應有關提問之後，記者透過文字、聲音或影像將之轉達給巿民，這本來就是新聞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政府官員，由於有權決定記者會的日期、時間、地點，因此亦掌握了所有事情在甚麼時候發生的話語權，因為只有他們肯說話，政策才會有機會推展，而且工作是在公眾知情下進行，傳媒才有機會向官員提問。所以，只要政府願意開誠佈公，傳媒大多數情況都相信政府提供的資訊，並會將之傳遞。在太平盛世的日子，除非傳媒機構自己找到獨家材料，否則報道官方記者會的內容，本來就容易淪為官方喉舌，單向傳話給巿民；而為了作平衡報道，傳媒最多會找一個與政府意見不同的學者或壓力團體回應，這已經是非常不錯。

不過，政府如要傳媒報道官方的觀點，必定有一個前設，就是政府開記者會時準備充足，回答時合情合理，也能照顧不同意見的提問，但這幾個月的記者會中，官方發言往往只是自說自話，而沒有任何實質資料和證據。部份警方記者會所提供的所謂資料證據，往往只是一面之詞，有的甚至不能自圓其說，當傳媒要求官方進一步澄清時，政府官員往往無言以對，只能以官腔（line to take）回應，答案有如人肉錄音機，傳媒和公眾當然不會輕易收貨。

不收貨是一件事，但記者用甚麼用行動來回應，卻是另一件事。持續半年的警民衝突事件中，大量警察與記者在前線既有誤會，亦有衝突，加上事態發展之戲劇性，以及部份官員的過火言論，在在挑起記者的情緒。先有官員深夜召開記者會但只以官腔應對，最後弄得記者問她會否「落地獄」；之後有記者在記者會中咄咄逼人，要求警方和官員回應巿民和抗爭者的質疑，甚至後期記者互相「合作」，有記者著官員先回答某台的問題，因為官員的回答沒有正面回應等等；同時，因著有記者在採訪抗爭的現場被警方無禮、不尊重，甚至粗暴的對待，記者和記者群體多次以不同方式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表達對警方使用暴力的不滿。

及後政府當局不但沒有回應相關的質問，更質疑部份傳媒散佈謠言、沒有報道真相、甚至扭曲事實。事件同時也引來新聞界批評，認為政府在記者會未有澄清事實，反倒過來批評傳媒，做法令人反感。

記者應以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冷靜地處理不同消息來源的資訊，政府當然也只是其中一個消息來源。理論上大家應該比較相信政府所提供的資料是準確的，但如果事與願違，記者只能從不同方向尋找事實。例如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期間，政府最初不願意公佈哪些大廈有人患病，令全城都在擔憂，於是有人透過互聯網尋找疑似有受感染人士的大廈，列出名單，傳媒亦有相關報道，及至最後淘大花園爆發大規模感染，政府才選擇公佈有關資訊。可見傳媒有責任要「打爛砂盆問到篤」般要求官員提供資料或澄清，這是記者的天職。

記者同時也有責任去查找政府的不足。傳媒作為第四權，政府開記者會理應預料記者不一定會按政府的議題去提問，因為傳媒不是官員的傳聲筒。當然，我們亦不認為記者應該指罵官員，當記者指出政府的問題，官員應該有足夠的準備和氣度去回應不同角度和深入的提問、甚至指責。同時，巿民也不用因為記者問了關鍵的問題，就將記者捧成人民英雄，事實上這只是他的職責所在。

因為記者要冷靜處理資訊，並在記者會中盡量請官員回應，以查找不足。是故專業的記者在記者會中應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並要相信讀者、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到官員的回應就能分辨當中真假，毋須記者代勞。相反，記者若有自己的意見想表達，可以透過其他場合，甚至自己開一個記者會，將自己的意見好好表達。在使用公權力的場景中，嘗試去表達自己或者自身群體的想法或者意見，始終有商榷的餘地，記者應盡量專業地保持客觀中立，這是比較好的做法，因為記者不應成為記者會的主角。

部份記者與官員衝突的事件

網絡的力量無限，很多人愛透過網絡討論事情，不論是藝人情慾事件，抑或是社會國家大事，人人喜歡月旦政事，邊討論時邊開著玩笑，這就是所謂的「食花生」。教牧後援會在5月28日就以「花生有毒：教牧如何應對網絡留言混戰」為題，與參加者一同探討究竟花生文化對社會有何影響，以及我們應該如何面對網絡討論所引發的問題。當晚的講員包括了獨立傳媒人春麗、觸動輔導中心性治療及家庭治療總監程翠雲及筆者。

筆者在當晚表示，在雨傘運動後，不少研究均指出討論區或社交網絡的討論，容易產生圍爐效應，相同觀點的人會走在一起，最後我們變成只有同類觀點的朋友，缺少了不同觀點的考慮，令人欠缺多角度分析。新近的研究指出，原來食花生的人，情緒容易波動，也傾向負面。而在夜間食花生的人的比率會比日間的高，另外負面帖文較正面帖文更容易引發討論。[1]

春麗分享時指，花生不但有毒，更有罪。他曾經以社交網站作為資訊交流的平台，但近月因個人理由褪網（不上網），他發現原來社交網站的設計，會影響自己對事物的看法和思考方式。他坦言曾因社交網絡資訊很多，誤以為這就是豐富，但離線後卻發現很少人與人之間相處的生活，因此要重新獲得結連。而社交網絡的所謂資訊多，其養份反而不及自己主動找的資訊有用。他認為在過程中更有機會接觸到生命，這比在社交網絡與人分享和溝通更加實在。他認為，若有人認為網絡世界就是世界的全部，甚至以為討論一下無傷大雅，花生就是一切，這不單只不好，更加是一種沉淪的罪。

程翠雲則表示，在網絡上因為別人見不到你的真人，甚至根本就不認識你，所以很多人就隨便不顧身份，說些很傷害人的話，這些話留在網上會造成不能修補的傷害，即使刪除，但在閱讀和轉傳中已經產生傷害。所以她呼籲牧者要小心在網上的言論，因為有時我們逞一時之快，所有話都成為文字記錄，容易恨錯難返，殘局亦不易收拾，所以說任何話都應該小心。

至於面對肢體間的紛爭，程翠雲建議發生衝突時盡量停止在網上討論，之後面對面傾談和分享，就較易化解紛爭。如果有人在網絡群組中惡意搞事，屢勸不改，無可奈何下也要行使管理員的責任，或者可以用各種方式另立新群組，減少衝突，以及確保肢體可以在安全的情況下分享。

6月26日晚上，一群青年在中環愛丁堡廣場的集會後，到了警察總部示威，當中有一段小插曲指，有警察混入人群中拍照又衝鐵馬，之後被人識穿落荒而逃走回警署。重看香港電台視像新聞，[1] 警方卻提出另一個版本，聲稱警員當天正準備回警察總部返夜更，但遇上非常不禮貌的遊行人士向他攻擊，這警員幾經辛苦才能狼狽地進入總部上班。

究竟哪一個版本才是真相？該名警員疑似返工的片段同樣被各傳媒拍下，理論上大家看片就可以評事理，可是單單看片，我們有很多東西都不能判斷，例如：該人士是否警察？他有沒有企圖扮示威者？這位警員真的準備到警察總部上班嗎？很多問題，其實在這條片中沒有回答過，也不能回答得到。

傳媒的傳統做法是，按圖描述，即是見到一名灰色衣服男子拿著甚麼在做甚麼甚麼，之後只要有人解讀，就按照誰人的身份表達，例如議員的版本是甚麼，警方的版本是甚麼，巿民現場看到的版本是甚麼等等，理論上，新聞照做，之後讓讀者自己思考哪個消息比較合理。比較有立場的新聞，可能就要在表達的比例上有分別，例如如果警方的版本比較可信，他們會報道得比較詳盡，其他版本則略談，至少有平衡報道。

不過，現在有些傳媒的做法卻是，只報道官方的說法，其他的說法完全不提，在未有官方說法時，則選擇用抗爭者是暴徒的角度去報道。這種做法明顯是以偏概全，將他們自己想放大的新聞全力放大，當新聞只報官方的事實解讀時，媒體就成為了官媒，如果只報道抗爭者的行動，也會成為一份抗爭者的報章，大家都只看到自己認同的部份，這就是社會為甚麼會產生很多非理性想法的原因了。

另外，更多人沒有留意的，是其實不少網絡直播也有這件事的前傳，即新聞報道所播放的內容之前所發生的事情。綜合不少現場人士的消息，該名人士似乎有在現場觀察，甚至拍攝，而為了在人群中不顯得太突兀，所以似乎也有附和遊行人士做的一些行為，不過當他企圖破壞示威者設置的鐵馬和物件時，就被人發現了，之後的事就和電視上看到的相似。

理論上，如能平心靜氣，理性分析一下，真相應該不難還原的，但似乎我們的媒體歸邊太快，也沒有企圖將之還原，總言之聽到官方說甚麼便鸚鵡學舌的抄一遍，對於示威者的說法也不交代不補充。當群眾見到這種完全將對方版本照單全收的做法時，難怪激起人的憤怒，於是就更狠的去罵對方是黑警，又指責對方返工沒有帶委任證等等。支持警方的一方又會說對方是失控青年，沒有看到事實等等。在現場的看著事情發生，又相信事情是他們那個版本的那些青年，看到別人的指責時，情緒又只會更波動，雙方不斷在互動。

可見，當傳媒只將片面的聲音展示時，即使本來能好好還原真相的一件事，最後也會成為社會紛爭不斷的原爆點。那些決定只作單向報道的傳媒，其實責無旁貸。如果說政府是撕裂社會的元兇，那麼這類傳媒可以說是間接的幫兇，因為他們沒有盡到作為監察者的責任，令人失望。而不願花時間查考真相的群眾，便會成為自願上釣的魚。

在買賣或提供服務時，不少人動輒投訴，有的人甚至為了爭取更多「著數」而投訴，成為了討價還價的渠道。投訴，彷彿成為一種生活技能，但若在教會中運用這種「技能」，可以嗎？教會可以有「投訴機制」嗎？教會怎樣面對喜愛用投訴來表達需要的人呢？傳媒人春麗、觸動輔導中心程翠雲和筆者，在4月23日，就此議題與約30名教牧、團契導師分享如何牧養愛投訴教會的人。

對教會的投訴，大致可分三類，第一類是投訴教會的一些活動和安排，例如崇拜沒有敬拜隊，團契的節目太單調，講道的內容空泛等等。這類投訴相對較易處理，因為所討論的大體上都有事件作為根據，容易聚焦和處理。教會就不同的活動內容，如果已經有一定的框架，可以跟投訴人解釋框架的理念，如果對方提出的一些意見是合理又能改善活動，確實可以接受他的意見。但如果為了其他肢體的需要，或從牧養角度考慮，而不能依投訴人的意見作出改變，這就需要向他解釋，或者可以在一些全堂性的會議中提出，看看有沒有改變空間。

第二類投訴是與關係有關。大家總會期望教會是愛的群體，但要成為愛的群體的確不容易，因為總有些人可能因為不同肢體的說話、動作、表達等而受到傷害，牧者一旦接觸到肢體的傷口，往往要小心處理。既要讓他自己知道教會的確是個不完全的群體，所以肢體間的表達未必如他所預期的，同時又要表達教會的肢體也有盡力與他同行。這種針對關係的投訴不易處理，特別如果是因為在不同的場合，例如在網絡即時通訊工具中爭吵鬧翻，就更難處理。面對這種投訴，要有耐心，同時要讓雙方明白該如何處理衝突。

最後一類投訴是針對權威而提出的挑戰。有時肢體的投訴不是針對事，也不是針對關係，而是針對人，特別是牧者的權威。出現這種情況不一定就等於是牧者的錯，更多時可能是肢體以往的經歷，令他容易對牧者產生負面的情緒。遇上這類情況首先要了解肢體的需要，即使他的投訴用了非理性的方式去表達，也要忍耐。

以上三類只是一個很粗略的分類，除了了解投訴的內容和動機外，其實更重要的是面對自己。不少人以為面對投訴時，只要動之以情、說之以理就能解決，但現實是不少事情往往無法輕易解決。處理投訴的人，需要了解自己的限制，有些事情即使盡了力也可能是無力改變的，不要以為自己是神人，可以解決所有問題，過程中也不宜過份自責。在不同的投訴中，萬一自身能力不足以解決，首先不要太自責，如有需要，可以向外尋求協助。

另外，從教會的角度來看，我們更看重的應該是教會設立的目的，就是一群上帝揀選，蒙恩的罪人，在一同走窄路的過程中，互相建立和扶持的群體，但世俗的投訴文化卻是消費主義下的副產品，當中強調的是商人和消費者的關係、消費者的權益，以及兩者更多的消費活動。將這兩種不同的文化和思想框架放在一起，明顯會有衝突。

最後，有很多人問道，不少人因為在教會遇到很多問題，投訴不果最後離開教會，他應該怎麼辦？我們建議他認真找一個適合自己的信徒群體，畢竟基督徒是應該在一起的，至於是哪一種群體，我們鼓勵肢體在選擇的過程中，同時認識自己的需要，以致減少錯配的情況。

女兒升上中一，朋友問她適應如何，她回應：「早了上課，遲了下課。除此之外，課程深了很多。」從前小學時，她多能自己做好功課，頂多是讓我檢查一下而已，但現在呢？更多時間是不懂如何完成家課，要向我提問。而最慘的是，有一些功課我也不懂得如何做。

例如中國語文，其中關於文言文及文法的，我也感到吃力。幸好現代科技發達，我好歹也能在網上找到答案，應付了女兒的功課。然而，我不禁要問：「這樣教中文是對的嗎? 我因此向幾位中文老師請教，得到的答案多是：「萬丈高樓從地起，打好根基，才有進步的空間。」

各位讀者，讓我考考大家，知道在中文文法裡面，什麼叫「賓詞」，什麼叫「謂詞」嗎？筆者自問中文能力並不太差，亦常以中文寫作，但當女兒問我上述問題時，我亦不懂。

是的，要學懂文法，打好基礎，書寫文章便準確無誤，但我們追求的是要文章暢順，有情有理，還是文法全然準確呢？

同事謝鍚金教援提倡高效識字法，鼓勵學生們寫作，遇到不懂的詞語可以用圖像表示，總之內容先行，不要學生們因為循規蹈矩，寫一篇沒有錯誤的文章，但內容平談無味。要天馬行空，想像豐富，一切由興趣開始。

我認為學文言文也當如此行。女兒面對這麼深奧難明的文言文，心裡早已涼了一截。要網上搜尋，為的是要弄清上文下理。做好了功課，交差完成，已沒有興趣繼續深究、咀嚼當中含意，更遑論欣賞中文之美。

我並不反對學習中文文法及文言文，而是在甚麼時候學。更加重要的是如何把這些東西學好。若果一開始便給學生一些他們在日常生活沒有接觸、深澀難明的內容，只會令他們對需要學的東西失去興趣，不求甚解地快快完成功課。

筆者在加拿大信主，在西人教會聚會，閱讀NIV（新國際版）聖經。到了後來，多一點追求，便轉看King James （英王欽定本）版本。更有甚者，對某些字句作更深入的瞭解及鑽研，便嘗試翻看原文，不恥下問。

學中文亦可如此，一切由興趣開始。初中時挑選幾篇經典的文言文，用日常運用的字句，學生理解能力以內的白話文，讓他們理解內容之後，更上一層樓，深入探討文章結構及哲理含義。

認識文化亦一樣，可以先從流行文化入手。和我同輩的很多說現在的廣東歌不好，不及從前膾炙人口的《獅子山下》、《愛在深秋》、《忘盡心中情》耐聽，當我問他對上一次覺得哪首廣東歌好聽，答案是陳奕迅的《幸福摩天輪》，都是上世紀的歌曲了！

常言道「活在當下」，也要緊貼時代。聽一首鄭欣宜的《女神》，配以Meghan Trainor的歌All about That Bass，同樣是對現代社會論述女性體態的批判。同學聽得明白，再介紹燕瘦環肥指的是哪兩個人，最後以白居易的《長恨歌》作補充，由學生的興趣開始，深入探討中國文化的詩詞，及其價值和現代社會的關係，不是更好嗎？

近日，澳門兩位長者於「天鴿」來襲時，轉傳「筷子基某停車場發現五具屍體、當局封鎖消息」的訊息到不同的即時通訊群組和私訊中，當地政府以涉嫌觸犯「侵犯行使公共當局權力之法人」罪之名，拘捕他們。

新聞一出不少人形容為白色恐怖，是政府的禁言令。香港雖然都有曾就不實和令社會恐慌的言論作出過拘捕甚至檢控行動，但大多情況下都只拘捕發言的人，甚少)拘捕轉傳的人士。想像一下實際情況，我們不能對兩位被捕的長者有點同情心嗎？風災過後，眼見災情嚴重，澳門政府卻未有任何的進展報告，甚至連求救熱線都沒有人接聽的情況下，民間要自救唯有靠互報一些未知是否已經核實的消息，難道這樣不能情有可原嗎？撫心問一句，家中長者天天轉發不同的新聞短片，各種的叮囑、吩咐、擔憂和提示，豈不都是這類消息嗎？

有說，謠言止於智者，任何消息的發佈，不論是否轉發，如果當中有嚴重影響社會安寧，不同的國家也的確有相關的條例，去控告這些破壞安寧的人。作為訊息提供者豈不是應該好好管理訊息，未經核實和查證的消息不是不應發佈嗎？是的，筆者不得不認同這點。只是在經歷風災，多處水浸，作為巿民還能去查證嗎？

當記者也未必能進到災場，聽到消息又難道不傳嗎？也不一定，但記者會傳得很小心，例如會將句子改成「消息：筷子基某停車場發現疑似屍體五具 當局未回應」，這樣所謂的「謠言」其實一樣會被傳出去，但受刑責的機會就減少了。

歸根究底，為何要傳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呢？就是因為當時的資訊不夠透明。如果當時官方能開誠布公發放消息，並即時告訴巿民如何求生，以及保護自己的家財，相信謠言根本就傳不下去。可惜政府未竟全功，現在反要以刑事罪名控告巿民轉傳一個未經證實的消息，這究竟是誰之過呢？

於2017年7月23日中午，有一名男子在將軍澳翠林邨墮樓，不同的報章對於這事件的報道手法都很不同，而更有報章的報道引起了評論。我們為此在網上媒體中找了有關的報道作為比較。我們於網上找到《星島日報》、《頭條日報》、《東方日報》、《蘋果日報》、《成報》、《文匯報》及《都市日報》對這事件作出報道。

《星島日報》〈情困男危站單位外花槽 飛墮簷篷亡〉所用的照片是打了格仔的男事主屍體及有兩名消防員拉起已打格的染血白布，男事主跌落在鐵線上的手未有打格。

而《頭條日報》所用的題目和照片與《星島日報》所用的一樣，並加上一張遠距離看到地上的救生氣墊及一樓簷篷上數位紀律部隊人員及醫護人員在處理屍體的照片，和一張當事人曾攀爬及危坐的空花槽照片。兩則報道未有見當事人的樣貎，報道未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資料。

《東方日報》的報道〈翠林邨情困男危站窗邊　對峙1小時後墮下亡〉，清楚列出多張事主翻身墮樓跌至平台死亡的連環圖、只對跌落在簷篷上的屍體胸口作了打格處理，但其滲出血液的肢體清晰可見。該報道還附有十八秒短片，除了見到當事人在花槽攀爬的片段，也用連環圖相片配上了當事人墮樓趺落簷篷的巨大聲音，其影片最後的鏡頭亦由遠拉近至當事人，雖然影片已打了格，但其倒臥在簷篷、頭胸及膝部淌血、手舉高向上的動作仍可以清楚見到。此報道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網絡上，亦可找到《蘋果日報》兩篇有關事件的報道〈赤膊男翠林邨單位外攀爬 飛墮簷篷不治〉及〈情困男危坐墮樓不治〉。兩則新聞用同一段新聞影片，片段可見事主在花槽、窗外危險上下攀爬及危坐情況。片段亦有記錄跌落在簷篷的屍體，全身作了打格處理。前一則的文字及影片均有提供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後一則只在影片中提供。

《成報》〈31歲漢疑為情墮樓亡〉的簡短報道，未有列出相片；《都市日報》〈疑情困男爬出花槽 失足高處墮下亡〉報道則刊出了翠林邨樓宇的照片，兩則簡短新聞均未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文匯報》〈情困男危坐花槽句鐘跳樓亡〉附有紀律部隊人員在簷篷處理屍體（已蓋上白布）的相片，並列出了防止自殺求助熱線資料。

根據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華在〈新媒體催化自殺「傳染效應」？〉一文指出有研究報告顯示自殺報道愈顯著，成群自殺出現的機會愈大。[1]另外，他亦指出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2004年發表的《自殺新聞報導建議》中，亦提到美國專業新聞工作者協會（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的工作操守第一條是「尋求真理、如實報導」（Seek truth and report it）；第二條是「將傷害減至最低」（Minimize harm）。即是對傳媒專業的要求來說，「尋求真理、如實報導」的同時，恪守「將傷害減至最低」的原則亦同樣重要。

按世界衛生組織在2000年發出一份《自殺預防──供媒體工作者參考》[2]的資料亦列出了傳媒報道自殺新聞的原則及禁忌，如：應該只提供相關數據、指明死者除自殺外尚有出路、提供社會及社團救助機構的信息；亦不應該刊登死者照片、不應詳細描述自殺的方法、切忌為自殺歸結為單一原因等。

另外，香港記者協會網站[3]列出的《記者專業守則》、《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及《記協對處理自殺新聞的指引》可見以下幾個與報道自殺新聞有關的要點：

1. 記者報道即使基於公眾利益的考慮，亦不應侵擾他人的悲哀和不幸。
2. 新聞從業員在處理新聞的時候，尤其是涉及暴力、性罪行、自殺等社會新聞，應避免淫褻、不雅或煽情。
3. 記者在拍攝意外事件時，應顧及受害人及其家屬的感受，盡量把對他們的心理影響及傷害減到最低。
4. 攝影記者在拍攝過程中應該尊重被攝者的私隱。
5. 新聞攝影工作者（包括攝影記者和圖片編輯）應謹慎處理血腥、暴力、噁心和色情圖片。使用時須考慮

           i) 對說明新聞事件的必要性；ii) 對社會的影響；iii) 對當事人及其家屬的影響。

從上述列出的一些傳媒報道，讀者可以逐一再按進連結，親自細閱每篇報道的文字、用圖及短片，以了解及細思它們的報道方式，及比對上列三個機構給予傳媒的建議，有哪些部份它們做得好，有哪些它們應該要改善？

對於這宗自殺案件，每篇報道都指出當事人是為情所困而自殺，但可能只有當事人才知道真實原因而自尋短見，媒體將之歸結為一個原因，對當事人及有關的人士都不太恰當。

另外，我們亦可以細思一下，自殺者跳樓的過程、其墮樓所發出的巨大聲響是否真的需要給讀者知道？我們可以想像到對當事人的家屬所造成的影響及傷害可以有多大？所謂的「新聞自由」或「公眾利益／知情權」是否可以作為傳媒的擋箭牌去報道新聞？　

既然知道鉅細無遺的報道自殺方式容易有機會做成「模仿」效應或所謂的自殺「傳染效應」（contagious effect）時，作為專業的新聞工作者，是否應該為免產生「模仿」效應，而作出一定程度的自我約制？即使是對點擊率十分渴求，我們亦寄望傳媒工作者不會犠牲對社會的責任及使命，亦尊重自殺事件中事主及其家屬，不應雪上加霜，讓人於網上任意重複瀏覽事主自殺的情況，實在會加添其家屬及親友的傷痛。

近日內地手遊《王者榮耀》被人民網發文批評攻擊，稱之「不斷釋放負能量」，令沉迷的人「悲劇不斷上演」，是「陷害了人生」，要求遊戲公司在賺錢與社會公德之間取得平衡。未夠一週，遊戲公司就推出防沉迷系統，要求玩家註冊帳號時提交身份證明，十二歲以下玩家每天限玩一小時，晚上九時後不能登入遊戲，十二歲以上玩家則限玩兩小時。

手機遊戲令人沉迷眾人皆知，不同地區針對遊戲也有不同的規定，部份限定時間，部份限定玩家每月可花的金錢，有些遊戲亦會列明玩家已玩的時間，提醒他們要暫停休息。遊戲的設定，例如一局需要的時間、付費等都有預算，不會讓玩家無限地付出。

這些遊戲和以前的不同，《王者榮耀》就像現時的一般電競遊戲，例如《英雄聯盟》一樣，遊戲基本上免費，但付費可以有不同的增值功能，這類遊戲就像提供球場和籃球，讓你隨時可以與不同的人落場打波，不設時限，你可以隨時不斷的加入，更有不少人會為遊戲拍片，以炫耀自己角色的裝備，動作的敏捷，對付對手的速度等等。

遊戲變成一種競技活動，本來是正面健康的，但不少人為了令自己更強大，不斷投入遊戲中「練習」。而電玩始終不像真實的球類活動，人往往在聲光刺激下，不眠不休的在遊戲世界中忘我地玩樂……令不少人因此而影響了身體、學業，甚至花光金錢就去買不同的遊戲物品，更有人因為受到家長責備而選擇輕生。

遊戲和其他流行文化產品一樣，都是一期一會，流行過後商人賺盡便歸於無有。可是青少年的學業、健康、精神和與家人的關係，卻是長久的。成人有責任去好好保護孩子，社會有責任設立制度幫助孩子成長，不能說一句「自由」，就可以任由這些遊戲商不顧社會責任，破壞下一代的未來。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早前發佈調查指高小學生最希望做明星，運動員和遊戲設計師，亦有想成為Youtuber、網絡紅人等。當中男生最想成為遊戲設計師，女生則最想成為明星；調查發現他們同時估計父母希望他們成為醫生、律師或老師，即傳統的專業人士。於是負責調查的機構呼籲家長及老師為兒童安排大量擴闊眼界的機會，陪伴他們認識及接觸不同類型的活動云云。

一個人的視野影響他們的選擇，孩子多上網，多在學校，想做的當然也是圍繞相關的事，例如很多打機的同學想做電競高手，打籃球的有夢想代表香港，甚至打入NBA等等。任何的年代，我們都明白青少年在成長的過程中，都希望有他們欣賞的成年人，作為他們的人生目標，可以追尋和成長。

但甚麼才是一個人的「夢想」？傳媒透過真人秀告訴你，唱歌做明星很難，可以是夢想；美國的《全美一叮》(America's Got Talent) 告訴你任何東西只要能表演都可以有機會賺到一百萬美金，可以成為夢想；Youtuber有很多人認同，有讚好，可以是夢想；直播的電子競技，將玩遊戲變成職業，也是很多人的夢想。孩子喜歡看甚麼，他們的夢想便是甚麼，這是自然不過。

但為何孩子會知道「家長的夢想」？家長的夢想又合理嗎？據了解雖然香港的醫生不足，但醫生在公立醫院的職位也同樣不足，香港的律師多至一個地步，不少法律系學生根本不能成為事務律師和大律師，只能做法律助理等工作，老師的人工穩定，但工時往往比一般人所想像的長，他們的假期看起來長，但卻是固定而且難以在特殊情況下申請放假。

可惜，我們的社會不會要求家長去擴闊眼界，甚至作為家長，他們也受限制於自身的視野，甚至有很多框框，不知道（或不願知道）原來今日做地盤、三行也有出頭天，不知道原來最受歡迎的行業最後可能最不賺錢，更不要說怎樣貢獻社會。

所謂我的志願，本來是叫人從小思想如何變成一個有用的人，最後卻被各種慾望攻佔，忘了我是誰，十分可悲，以此思路討論生涯規劃，更可想像香港將會變成一個怎樣的城巿。

政府對遏止賭風毫無誠意，上月再次靜悄悄地發表由平和基金於2016年委託理工大學進行的「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研究報告，並只發出簡單的新聞稿。報告聲稱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比以往有下降趨勢，彷彿賭博問題並不嚴重，但檢視研究報告全文後（英文版），卻發現賭風仍然熾熱，更發現政府完全忽視香港賭博問題，任由馬會坐大，情況令人擔憂。

政府新聞稿沒有告訴你的調查發現：

1. 44%賭徒18歲前已賭博：在整體問卷中，43.6%被訪者18歲前已參與賭博。而賭博次數愈頻密的人，就愈有參與六合彩、賭馬和足球博彩等活動（table 3.3.3b）。不少研究顯示愈早參與賭博，成為病態賭徒的機會愈大。政府必須加強阻遏馬會近年大量有關賭博的軟性宣傳，正如政府當年禁止煙草商賣廣告、贊助與青少年有關之活動及各項體育活動，以免青少年對賭博行為缺乏警惕。

2. 病態賭徒主要透過馬會落注：在整體問卷中，賭博沉溺的情況，調查發現有病態賭博（Gambling Disorder, GD）的賭徒中，參與六合彩、賭馬和賭波的分別佔86.2%，69.0%和31.0%，比於澳門賭場投注（20.7%）和其他非法（外圍）賭博都要高，社交賭博則佔27.6%（table 3.5.2b）。縱使馬會經常聲稱不少人參與外圍賭博，又聲稱社交賭博才是令人沉迷賭博的真兇云云，但數據清楚顯示，病態賭徒最多參與的是由馬會負責的六合彩、賭馬和賭波。

3. 港人投注金額不斷大幅上升：報告表示2016年港人參與賭博活動的比率為61.5%，比2012年的62.3%及2008年的71.3%為低，卻忽視每名賭徒的平均投注大幅上升。六合彩的每月平均投注金額為 159.9 元 （是 2012 的 1.2 倍）；賽馬博彩為 5,610.6 元 （5.9 倍），足球博彩為 1,598.7 元 （2.6 倍）。澳門賭場博彩為 7,938.8 元 （5.6 倍）（table3.3.5），而賭船博彩達至 45,259.6 元；社交賭博的每月平均金額達至 423.8 元（table 3.3.3a）。賭徒少了，投注額卻倍增，證明賭風是嚴重了而非減輕了。

4. 網上賭博容易令青少年沉溺：在青少年受訪者（15-22歲）中，有45人表示曾在網絡進行賭博活動，當中被定義為網絡沉溺者佔36.4%，（table 3.6.1a）佔整體青少年受訪者中的19%（4.8.1a）。可見有網絡沉溺的受訪者，更易與有參與網絡賭博活動的情況。而馬會近年不斷推動的手機投注，正正成為不少年青賭徒的催化劑。

5. 巿民認為馬會開賭已經「足夠」：在整體問卷中，就現時的賭博次數是否足夠，巿民認為現時的六合彩（83.9%）（table 3.6.1a）、賽馬（82.4%）（table 3.6.2a）和足球博彩（71.1%）（table 3.6.4a）的開盤的場數和次數足夠，以現時一週約有2至3次六合彩，2次賽馬和約130場足球博彩賽事來說，其實是過多。由於研究是於2016年進行，並未計算今年增加的賽馬日和受注的海外賽事，但政府及博獎會不等待是次研究結果便急不及待通過馬會的要求，令人感到政府只著重博彩稅收入，而博獎會則是馬會的橡皮圖章。

6. 政府必須積極跟進報告各項建議：報告的建議部份，強調馬會應提供更多途徑，方便巿民戒賭：包括控制個人戶口最高投注額；可以網上自由申請暫停使用戶口；要求馬會取消與賽馬或足球活動相關的親子活動，減少兒童及青少年接觸賭博的機會。報告更要求馬會在所有宣傳品中印有警告字眼，當中除了提醒賭博人士切勿沉迷和提供戒賭熱線外，更要求加入家人和朋友要留心身邊可能有問題賭徒，要多加關心。

以上各點在政府的新聞稿中，完全未被強調，反而企圖粉飾太平，淡化香港的賭風，並且用低調方式處理，又沒有無任何實質跟進，敷衍塞責，負責賭博問題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及博獎會主席方文雄難辭其咎，令人憤怒及遺憾！

明報近日報道指，有傳長實於本週開價的荃灣西海之戀愛炫美，與七家提供逆按揭的銀行洽商合作，買家承做一按，買家的父母若有樓可同時做逆按揭，發展商稱之為「順逆按揭一條龍」，並稱此舉旨在令資助子女買樓的長者更安心。

報道即時找了提供安老按揭的按揭證券公司發言人回應。他表示逆按揭（即安老按揭）是為長者提供多一個財務安排，定期收取穩定現金，以便在熟悉的居所安享晚年，即使該計劃可以申請提取一筆過貸款，但只能作物業維修保養等，並不可用作購買物業，亦不鼓勵借款人使用每月年金支付物業供款。而地產商最後雖然懸崖勒馬，擱置有關建議，但地產商為求賣樓，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法，一眾以畢生積蓄和未來數十年負債去供樓的小市民實在不能不察。

在「成功靠父幹」的買樓瘋狂時代，父母為讓子女有首期，已經加按自己的物業，借錢給子女上樓，之後由子女代供兩個單位的供款，大有人在。如此財務安排絕對高風險，一旦利息上升，或者樓巿下跌影響物業估值，隨時兩個物業一齊被銀行要求追收差價。

整個社會應明白青少年居住問題，直接影響其婚姻，甚至整個生涯規劃。我們的上一代難以要求新一代的青年回到他們成長年代的所謂「捱苦」心態，一家十口三代同堂住唐樓或公屋的生活，很少人真的願意將之變成獅子山精神般傳頌下去。我們要問的是香港由六十年代經濟起飛起開始，發展也超過五十年，社會對居住質素有基本的要求其實並不過份。

發展商用財技表面上圓了青年人的住屋夢，但實際上卻將不合比例的風險轉嫁給他們和他們的家長。父母輩為求成功讓子女買樓不惜一切籌得首期已到瘋狂的階段，當發展商將整個社會勞苦大眾最後一桶金都賺盡及揮抽而去之後，香港人就可能窮得只剩下日日可能提心吊膽，擔心會變成負資產的納米樓。為求促銷不擇手段，將買樓者置於極高風險的處境，絕對不是有良心的企業應有的表現。

這是我們的生活想像嗎？

你要把這些話不斷地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來的時候，都要談論。《聖經新譯本》〈申6﹕７〉

雖然傳播媒體發展日新月異，由以往的報章雜誌、電視和電台廣播，到現代的網媒、YouTube、社交平台等媒體。資料由單向轉至互動，以往傳媒的第四權，漸漸瓦解，各網民的細小聲音卻又可集合成為無形的影響力。這些變化如何影響著青少年的價值觀及理解兩性關係的看法呢？

採訪: 郭卓靈 明光社項目主任

編輯: 謝芳

筆者近月走訪了由愛家共融網絡主辦，多個基督教團體協辦的「基督教性倫理峰會2017」，活動凝聚數百位關心「性」議題的信徒及領袖，從多個向度了解成長環境如何影響青少年的性別自信，從而探討如何建立孩子發展健康的性別自信。其中的分享環節邀請了多媒體創作總監，又稱為「狗仔隊之父」的歐建樑先生（春麗）及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歐陽家和先生（家和）暢談有關傳媒及流行文化對影兒童及青少年影響，內容有趣，特意在此與大家分享。

傳媒的吸睛大法

春麗的開場白就是解釋身為男士卻改這個女性名字的來由，藉此向大家講解傳媒「吸睛」（吸引眼球的注意）的技倆。他說，初入行當記者時，上司便教他要改一個特別的名字，好讓藝人們容易記住他，結果喜歡打電子遊戲機的他立即聯想到格鬥遊戲《街頭霸王》中的「春麗」─ 全世界格鬥遊戲中第一個女性人物，她的「兩邊包子頭」和身穿藍色褂子的古裝造型及高速旋轉「鶴腳腿」，最為人熟悉。

結果，這個虛擬世界的女性名字成為歐建樑的代號，與藝人打交道，的確令很多人難以忘懷和眼前一亮，「傳媒就象我選擇這女性名字一樣，時而顛覆男女角色，時而選取『夠爆』的東西來吸引大家注意。」當時的傳媒的價值觀，就是要能吸引人們注意，其動機就是生存。春麗認為很多傳媒不會花時去報道太普通的東西……如何變得吸引？就是把正常的東西，加進一點點「不平凡」的東西進去。

早期至今　藝人都一樣

「早在七、八十年代，部分藝人會刻意打造帶點顛覆男女的形象，如羅文、梅艷芳，男的帶點嫵媚、女的走中性路線，使大家對他們有特別、不平凡之觀感。」春麗認為從「任白」時代至今，不少藝人喜以這類打破傳統框框、標奇立異的形象示人，再加上內在努力及藝術造詣，確是讓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春麗指出，在娛樂圈的生態中，由管理層至化妝師，再到藝人，都會存在一些性取向不同的人，或者他們亦會加點點特別形象去營造特別的自己。那麼在這圈子內，每個人都顯得特別，大家就會覺得見怪不怪了。

但是，無論他們是刻意營造的，或是自然流露出來的這種流行文化，卻又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如何看世界。「一點點的不同，加添了一點點的『曖昧』感，對人來說是有點吸引力。」春麗特別提到早前一個文化活動《曖昧──香港流行文化中的性別演繹》，看到由雜誌封面到電影，再到藝人與他們演繹的角色，性別表達的曖昧存在於各種傳媒及藝術之中。他認為看這些曖昧的娛樂訊息，不會令青少年的性取向改變，只會對很多事情的界線變得模糊了。

傳媒販賣性聯想　定性別「標準」

對於傳媒及文化研究亦十分熟悉的家和同樣指出，傳媒製造標奇立異，就是從「加多一點點」、「改變一點點」開始。「雜誌以封面標題來使人有性聯想，內裡的文字、配圖，無論是驚艷的或是難看的，亦使看的人情緒被牽動而深深留下印象。」家和舉出例子﹕一些廣告與天氣報告節目，加入美女、或性聯想的形容詞和影像作為配圖，為的亦是吸引眼球，最終目的仍是為了增加銷售利潤而已。

媒體對男、女性的塑造及描繪影響著大家如何看自己及別人，亦定下了男與女的「標準」應該是怎樣，並對號入座。如果覺得自己「不對」，可能會來個自我改造；若是別人「不對」，就會繼續追尋下一個。

韓劇與BL漫畫　影響戀愛觀

網絡發展，令到大家接觸資訊方便了很多，隨時可以「煲」劇、看漫畫。對於愛情觀，家和認為韓劇中對戀愛的描繪充滿著「又係又唔係」的曖昧感覺。這些含混、曖昧及隱藏的感覺，可能令人覺得很吸引，並沉迷當中。主角們又是俊男美女，使青少年十分追捧，並相信當中的愛情。「但當他們未經歷過黑與白，就直接給他們灰色，他們被引導去相信這些愛情，到長大了還繼續相信及期待這些不真實的愛情。」

對於BL (Boys’Love) 即男性間的戀愛漫畫，家和認為屬「虛構幻想的男同性戀」，不完全等同於現實中的男同性戀。以往印刷版的漫畫有監管，但放在網上就未必能夠再被監管，內容界線難測。而且，看多了「HeHe」的漫畫，人們不會變成同性戀者，卻會變成「腐」，就是看到當中的情節，深深相信而走不出不來，繼續把生活看到的人際關係，想像成BL一般。「情況就如人們看了亦舒、張小嫻的小說一樣，深深相信與期待，再走出不來。」家和笑說道。

從大眾傳媒到互聯網

進到互聯網這互動時代，網民不單吸收網絡中的訊息，亦可以自己發放訊息，對網民造成影響，希望成為具影響力或受注視的人，從中建立自信。但年青人往往只憑外表、追隨人數和點撃率等外在東西來尋找自我認同。就如現在於網絡出現的「娘娘」、「派軍糧」等現象，男生甘願做兵，接受感情上一女多男的曖昧關係，扭曲了戀愛的價值觀，甚至令女性認為付出一點點性感，就可獲得利益而走向ptgf（Part time girl friend，兼職女友，即援交）之路。

家長的行為亦是一種訊息

家和分享與小孩子相處的經驗，認為孩子的世界是故事的世界，與他們一起看完傳媒述說的故事後，亦應再重新與子女回顧看過的故事，好好解答他們心中的疑難；看到不好的內容，要與他們一起重新建立故事，使他們轉念，再思想、經歷一次好的故事。他相信青少年的世界亦是一樣，容讓他們參與創作，鼓勵他們用媒體表達自己，再思想、尋找自己，再把好的元素加進生命當中。

與青少年一同創作的豐富經驗的春麗亦認為，讓青少年說出自己的戀愛觀、價值觀，自己去面對困難與思考，教導者可在旁邊將聖經真理按需要去餵養青少年，不要硬塞道理。他覺得一起拍微電影是很好的方法，讓他們代入角色思考、面對處境。

最後，春麗、家和提醒大家，傳媒、網絡鋪天蓋地的資訊的確會對青少年的價值觀造成影響，活於世界的我們沒可能完全避免，但作為家長，在孩子們面前的言行，亦是一種訊息與生命的見證。靠著每天與子女們的相處，對身邊事物、各種關係的回應，呈現在子女眼前，都是一種榜樣。信徒群體應做好自己，不是沒有界線、或模糊界線地生活，而是要確立好界線，並將界線傳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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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打風，天文台在五時許近下班前宣佈掛八號風球，之後產生一系列交通擠塞問題，先有鐵路出現故障，之後地面交通工具又因天雨路滑，要減慢車速行駛，引來一條條長龍不散。

翌日有報章大字標題怒斥天文台，既批評她估計錯誤，又批評她收工前才掛八號是錯誤的決定云云。實際上如果我們翻查當天資料，早在三時天文台就發出預警，通知大眾大約五時掛八號風球，根據勞工處《颱風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守則》，這預警目的就是「讓僱主有充裕時間，按照行業／機構的實際情況，提早讓僱員分批下班，以保障他們的安全和緩和交通擁擠」。

可惜，按照不少報章的描述，大部份僱主視守則如無物，也不顧念一眾僱員的需要，最後安排在懸掛風球的一刻才安排下班，這是極不理想的做法，當日勞工處的發言人亦強調，僱主應盡快安排僱員分批下班，特別是行動不便的僱員，例如懷孕和肢體傷殘的僱員，或需要用渡輪服務往返住所和居住地點偏遠的僱員，更應獲准優先下班。

環顧鄰近不同地區，深圳、惠州及汕尾多地當天下午已宣佈停工停課，香港的全日制學校卻沒有提早放學。工作、學習也用到盡，最後一刻才放人，在沒有實質犯法的情況下，無視政府提供的守則，要求僱員打工「做到最後一秒」。香港人這種做到盡的心態，換來的是要住得偏遠的員工耗用超過三個小時才能安全抵家休息。

惡劣天氣不容易預計，天文台也會有錯的時候，遇上故障愈來愈頻密的鐵路問題，造成大量人力資源的浪費。年年賺大錢，加價絕不手軟，又不改善服務質素的鐵路公司難辭其咎。但僱主因著自身的貪婪而產生意外，同樣也會影響生產力，亦會影響人的心態。我們的社會可以多一點良心，給僱員多一點安全，讓他們可以安安樂樂，在惡劣天氣下早點回家，安全地過一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