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應科技推進 香港電視發展與挑戰

劇集，很多人愛看，以前主要看電視台製作的劇集，近年不少串流平台也有自家製作的劇集，但隨著短視頻和相關網絡平台出現，短劇漸漸成為主流，一集兩分鐘，拍下100集也不足四小時的網絡短劇，讓生活急速的城巿人既可煲劇，又不用捱60集長篇劇，不用快進（fast forward），直接看完，題材更是一般長劇的大集合，穿越、復仇、重生等等，劇情要愛情有愛情，要殺人有殺人，最重要是不少故事引入爽劇元素，情節緊湊、簡單，務求每兩分鐘要觀眾感受一次高潮迭起。[1] 這些短劇又稱為「微短劇」，其成本低，利潤高，不過當中包含的一些價值觀卻令人不敢恭維。

內地在2023年11月宣佈，要整治抖音和小紅書等社交平台的微短劇，其實整治工作早在2022年11月已開始，截至2023年2月，已有25,300部微短劇下線，及至11月，一共有170萬集微短劇下架，當中多被批評為「色情低俗、血腥暴力、格調低下、審美惡俗」。[2] 不過，這類短劇又豈會因為當局禁制就不再拍攝，在豐厚利潤下，仍有人繼續拍攝，就以內地短劇《我在八零年代當後媽》為例，前期投資80,000元人民幣，拍攝10天，就創造出一天內賺2,000萬元人民幣的收益。[3]

這類網劇大部份都在短視頻平台播出，畫面大多是直度的，專攻手機平台，每集大約2至10分鐘，內容確保在短時間內吸引眼球，務求「看一段就會想看全套」，因為短視頻平台只給用戶免費看幾集，之後就要到短劇平台付費收看，或好像串流平台般支付月費才能看全劇，據說製作團隊目標收益大概是1比1.5，假設投資10,000元人民幣，目標就是收回15,000元人民幣。[4] 當然這些短劇也遭嚴重盜版，很多舊的網劇，不論是否已下架，也可以在不同的平台免費收看。而故事內容情節，不管有沒有問題，短劇已免費流出，當然製作時是沒有怎樣監管，最多就是播放時在畫面顯示一句「影視效果，請勿模仿」，就當做了教育工作。

故事雖然有很多題材，但因為劇本不足，大部份故事萬變不離其宗，都是根據一些受歡迎的網劇，加入不同的韓劇或陸劇的內容，並作一些修改。故事骨幹基本一樣，情節就是抄來抄去，或者將不同的情節次序或者細節修改，原創的內容不多。由於部份故事來來去去都是同一套路，甚至可以視為一個受歡迎的「類型」，而這些類型能夠流行起來，也會引人反思。在此會介紹幾個比較經典的類型。

1. 霸道總裁：這是在內地和台灣地區流行的愛情故事類型，主題大多為外表高大英俊，有財有勢的男主角，既是企業總裁，性格又強勢，他狂熱地愛上平凡的女主角，當中表達愛意的方式非常粗暴，例如會強吻她，又不懂女孩的溫柔。類似故事用了極端的男性中心主義的論述，女性雖然被粗暴對待但同時卻有被照顧的感覺，所以深受女性觀眾歡迎。此類故事題材亦流行於網絡文學，有評論者認為這種文體根本上是崇拜強者和專制思想，並不是真正平等的愛情。[5]

2. 戀愛腦：不少網絡短劇的故事主人翁均被形容為「戀愛腦」，當中有幾個主要特點，面對自己喜歡的對象，只看到對方優點、忽略或否定其缺點，為了討好對方不惜放棄自己的想法，極度渴望對方，不尊重對方的時間和空間，不接受對方與其他異性見面，情緒起伏大，對伴侶的行為過度敏感和解讀。[6] 過份沉迷戀愛腦的故事，令人擔心的是觀眾也會有戀愛腦，最後難以自拔，以為戀愛就一定是這樣才對，但實際上戀愛的面向有很多，更重要的是，人的生命不只有戀愛這個部份。早前香港電視台與內地網台聯合製作的劇集《新聞女王》，就被內地形容為「終於有一套沒有戀愛腦的職場劇」，可見內地觀眾也對過份戀愛腦的劇集，到達厭惡的程度。

3. 重生復仇：主角往往因為受了不公平或悲慘的對待，甚至可能被殺死，但最終沒有死去，反而可以回到「未死」之前的日子，又或者直接穿越到前一世，透過自己預先知道未來的事件，實行他的復仇大計，對付那些曾經陷害他的人。類似的故事不少來自日本，但及後在內地的劇集「發揚光大」。這類故事的問題是，重生之後主角是否必定要復仇？其實如果時光已倒流，事情未發生，這仇又如何報呢？復仇過程中，更多讓觀眾看到的是權力如何一次又一次不公平的傾斜，然後主角如何像曾經苦待他的人一樣，以新的身份一雪前恥。

4. 草根逆襲：本來是十分正面和熱血的內容，但卻充斥了負能量。主角原為草根人物，來了一個大逆轉成為成功人士，他／她可能是殘疾人士、入贅女婿、植物人、沖喜新娘等等，並會被加上很多負面的標籤，同時又有很多不相信主角會成功的反派角色，他們不斷在故事中散播負能量，說主角不可能成功，更會有理應與主角站在同一陣線的人，例如伴侶或者家人，時常質疑主角的能力和不斷叫主角早日放棄，又說其他人做相同的事也會失敗，主角是不可能成功。即使到最後主角真的成功了，他們也不會歸因於主角的努力，只會說這是主角透過不正確手段得來的結果。草根人物最終成為成功人士，但卻失去對人的愛和信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如此不斷被破壞和踐踏。[7]

5. 後宮權鬥：後宮權鬥劇描述女性之間極端的爭鬥，為了得到男主角的歡心，不惜用盡一切的方式去吸引男主角，並將其他以姐妹相稱、表面上是非常友好的朋友踐踏，互相陷害，互相殘殺。類似的故事有很多變化，當中有很多扭曲的攻心計，或者將人性的陰暗面不斷放大。不少人質疑類似的權鬥，走到自相殘殺，不理是非的地步，也是一種社會悲哀，甚至要問這類後宮的故事，是否隱喻了社會的無奈？人究竟是否應該只活在充滿鬥爭的社會中？[8]

微短劇的產量雖多，但題材頗窄，同質性強。可怕的是當相類似的東西不斷重複湧現，巿場接受的同時，是否亦展現了社會接受某一種價值觀，或者被某種價值觀所操控？上述題材和故事情節也可見於不同地區的電視連續劇中，或者我們在煲劇的同時更要問，我們有沒有留意到自己在接受著一些想法或價值觀？我們是否真心希望世界變成那個樣子？離開戲劇世界之後，這類故事會否還在影響我們？

電視劇《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那年盛夏》）被形容為2023年的「神劇」，網民形容劇中大量「隱喻」令人聯想到疫情前的社會運動，之後引申出一種論調：今時今日再不能直接將自己的想法透過戲劇表達出來，因為太過高危，過不了政治審查，還要用各種方法曲線表達，大家「明就明」，一切「在心中」。

隱喻（metaphor）是一種修辭法，用暗示的方式，將一種事物比喻為另一種事物。或許在此用《那年盛夏》的劇名來解釋一下，有網民說劇名「綻放如花」那個「綻放」就是「爆頭」的意思，而「如花」就是指「爆到七彩」。於是「那年盛夏一班人爆頭死」就變成「綻放如花」。這是我們小時候學的基本修辭手法「比喻」，當中有本體（爆頭死）、喻體（綻放如花），如果是明喻，則會有喻詞。

隱喻作為一種修辭技巧，是將抽象的事物用一個具體化的方式說出來，當中亦牽涉到不同的感受。例如《那年盛夏》故事所用的，就是一個很典型的生存遊戲加科技殺人的橋段，[1] 這類故事其實本身就是一個隱喻了，生存遊戲本身就是個喻體，觀眾討論的本體，就自然離不開日常生活中無可避免在工作上或者為求生存而互相較勁。故事發展下去，突如其來各種規則的出現，令當中不同的角色有所互動，表面合作的關係，但內裡卻是各懷鬼胎，甚至有更多人原來有另外的角色，被迫執行自己未必想執行的任務。整個故事就像一個隱喻了。

很多人說，自己很能投入故事中某個角色說過的某句對白。《那年盛夏》改編自網絡小說《已讀不回死全家》，所以有人企圖將兩者比較並做對照，試著找出不同社會事件下，創作人如何將故事改編，以加入更多元素，將故事更緊扣現實的社會狀況。[2] 觀眾不難發現故事中的一些對白，例如「我們是否有能力做到更多」、「若我們更團結，結果是否可以不一樣」、「中立不表態不行動者比對家更可惡」令人對應到現實中一些具體情況。可是故事同樣透過隱喻，滲透出各種的情緒，而透過故事的發展、人物角色，這些已經不只在告訴觀眾故事的推進，而是在挑動觀眾的情緒，叫他們去感受這些難以言說，抽象又難以表達的事情來。

故事一方面用這個方式去喚起觀眾的情緒，更重要的是它為觀眾的想法，設了一個框框。因為運用了隱喻手法，當中的特點是將一些創作人想表達的東西突顯出來，換言之，故事引申出來的情緒和想法，都是帶有特定的角度。例如這個故事本身的設定就是殺人遊戲，不跟遊戲規則就有人會死，而這件事是不能逆轉的。[3] 其實故事做了幾個設定，例如整個群體是學校的同學，他們之間會有怎樣的關係，老師和同學又有怎樣的關係，遊戲的規則和設定其實也是創作人對社會的一種想像。這種框框的設定，做得好有助觀眾思考，做得不好有時會影響觀眾的思考角度。

說白一點就是，故事中掌權的人和學生，必然是對抗關係嗎？同學之間如果合力無視規則又會怎樣呢？故事人物怎樣看規則這一回事？即使有規則又必定有不幸的事會發生，遊戲參與者是不是務必要跟隨規則？所謂的遊戲是不是就必然有輸贏？再退後一步問，「勝／敗」其實是否也只是一個隱喻？這些框架，觀眾很自然地視之為理所當然，但回心一想，這些也只是隱喻之下的一部份，或者只是故事的框架而已。

更有趣的是，在網絡世界中，大家往往將創作人可能沒有想到的部份，自己「腦補」下去，繼續延伸想像，於是在觀賞《那年盛夏》時，一些純粹推進故事的劇情，也可以被觀眾加入想像，成為「隱喻」的部份。當然，這可以被理解為創作人成功透過一個框架的設置令大家投入在劇情之中，如此才會有這麼多的互動，在作品與觀眾互動之下，作品會更加完整，觀眾的推演往往並不是在創作人預計之內，但有了這些推演，就更能令作品流傳下去。[4]

同時，正因為有不同「觀眾」，大家才會有不同的解讀，並出現了不同的想像和見解。誰都知道「故事內容純粹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但實際上當太多人的情緒同時被牽動到一個相同點時，那種共鳴容易令人產生疑心，這也是正常和合理，所以不少人常會擔心類似節目會否遭到非議和投訴。不過正如之前所言，不少所謂的寓意，往往是一種劇集與觀眾互動的行為。換句話說，如果觀眾未有經歷過某些事件，看這個故事就未必會受隱喻影響，產生某些特定的聯想，所以隱喻之所以成立，還是要建基於觀眾本身心存某些感受或者本體，兩者才能「聯結」起來。

如此，誰要攻擊故事隱喻，其實就是因他內心有一根刺。療傷，比還擊，似乎更重要吧。

電影類型十講這個系列走到第七講「屋裡有怪物」這個主題，我們參考了史奈德的《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的電影分類去分析電影，因為想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電影的結構。結構是一個框架，但每部電影所探討的重點，仍然可以很不一樣，就像這次介紹的電影《人工殺姬》（M3GAN），它屬於恐怖片種，但卻不是家裡有鬼怪，而是關於一玩具設計師Gemma為了不想花時間照顧母親剛去世的外甥女Cady，於是設計了一部能自我學習，但卻沒有界線，且起了惡念的人工智能機械人M3GAN，她更觸發了社區、校園命案。

分享嘉賓王礽福先生指出，這類電影要有三大要素：一、「怪物」：要有超自然力量，而且恐怖、邪惡；二、「屋子」：狹小、封閉的空間，或讓主角孤立無援的地方（家庭、城鎮亦可）；三、「罪惡」：某角色因心術不正而把怪物引進屋子裡，而這個要素亦決定了一部怪物電影是否好看。於這部電影中，Gemma不想負上家長責任而令AI機械人M3GAN進入「屋子」，而M3GAN因有自我學習能力，有自我意識、不想死亡，亦為了想保護小女主人Cady而犯上種種罪行。

礽福指出，電影似乎一開始就點出了人們未能駕馭AI這主題。Cady父母所駕駛的車子似是四驅車，但卻不能在大雪中行駛，最後車停在路中就被大貨車撞倒了，這安排似是帶有寓意，雖然AI能陪伴孩子，亦是未來趨勢，但這種科技玩意卻是大家未能駕馭，它會否對人類造成傷害？大家未能料到，卻已開始使用它。

對於照顧孩子，家長會否假手於人？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孩子，家長會如何取捨、平衡？當家長把照顧孩子、教導孩子，甚至聆聽孩子聲音，與孩子互動的責任都推卻「他人」來處理（可以是網絡、娛樂玩意），孩子就難免會把情感投放到電子產品、網絡遊戲、社交網絡之中，當他們發生重要事情，或許都不再想和父母說了。

對於不死的AI（電影尾聲也有說M3GAN最後將自己備份到她們家中的電腦系統中！），它的發展和自我學習、成長，也是一日千里，或會失控……人類會如何面對和應用它呢？不同的公司、政府也應該及早思考AI發展的倫理和應對的措施，我們亦要積極學習，並抱持適應其急速發展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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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在4月份的電影小組網上講座中再次帶來一部好戲——《神探白朗：福比利大宅謀殺案》，他透過電影為大家講解第六種電影類型：犯罪動機。按《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所講，這類電影為的不只是揭發內幕和挖掘真相，當中亦會揭示罪犯的犯罪動機，為甚麼他要這樣做？透過劇中的偵探查案過程，帶我們去看人性，也會把「一面鏡子轉向觀眾，並問：『你們也是如此邪惡嗎？』」

此齣電影是很穩打穩扎的，故事講述在一豪門大宅中，老小說家剛度過了他的生日派對，翌日被人發現他在房間「自殺」，電影以舊式的探案方式，來揭示家庭成員的內鬥、謊話及錯綜複雜的案情。

礽福認為電影中的老小說家是自殺還是他殺既有懸念，而透過一名說謊便會嘔吐的女看護來協助偵探查案，找出說謊的兇手，也有反諷的效果。而其英文片名是Knives Out，有各人拔出武器「亮劍」的喻意，這句英文也用來形容人們在爭吵及爭鬥中使用武器的狀態，可以想像到家庭各人為了爭奪老小說家死後的遺產而「利刃出鞘」的情況。

偵探電影總會發放四個元素讓觀眾與偵探一起查案，首先一定會「放水」給觀眾，即是一些明顯的事實，但亦會展露一些「疑點」，而當觀眾即將找到線索時，又會有些「干擾」，也會有很多真真假假的「資訊」，使觀眾感到迷惘。

礽福認為導演兼編劇Rian Johnson，能把故事說好，也把故事的節奏捉得很好，即使在劇情鋪排上有支持新移民意念，但仍強調新移民女看護是因她自己的善良和專業而自救成功，不會令人感到反感。

這電影特別的地方，是作為觀眾起初以為知道兇手是誰，卻仍然會想保護這「善良」、似乎錯手殺了人的女看護。後來劇情慢慢地發展，觀眾既會很爽地發現誰是真兇，並知道女看護成功脫身，能在最後得到老小說家的遺產，是因為她的善良與專業。就如礽福最後所指，成功的大眾電影，既要推陳出新，又要夠俗套，而不是一味顛覆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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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英雄」電影不一定是《復仇者聯盟》系列電影，按《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所指，「超級英雄」類電影是指：「一個有超能力的人發現自己身處在平凡人的世界；那種感覺有點像是格列佛（Gulliver）發現自己被綁在小人國的沙灘上。」[1] 即是主角有特別的能力，卻因為現有的處境而未能發揮。

是次分享嘉賓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把2020年的真人版《花木蘭》與1998年的動畫版作比對，既介紹了超級英雄電影的要素，亦探討兩者中哪一部比較能說好女性故事，帶出男女平等，兩性各有獨特之處等訊息。

礽福指出，超級英雄類電影中的主角往往因為「非我族類」的原因，而不受尊重、不被理解，故事常強調他們的犧牲與成就。花木蘭代父從軍時，就是要應付她身邊的士兵，不可讓他們知道她女兒家的身份。而主角亦是「凡人英雄」：一、必須有她要完成的「特殊任務」，如成就豐功偉業或做好事；二、有「死對頭」要對付，雖有強大力量，但敵人的強大只是假象；三、主角要克服或接受「詛咒」，為獲得特別能力而要付出代價。

新版電影由動畫變為真人版，不但刪去了音樂劇元素，不少花木蘭與伙伴一起鍛鍊和成長的有趣經歷也被刪去了。原版花木蘭以其智慧、靈活和與伙伴一起合作以致最終能取勝的橋段，在新版本變為以「原力」（氣）取勝，其武功、力氣原來比男性更大，獨力就可以救到皇帝了。礽福認為在「超級英雄」故事中，如此安排不是不可以，但就只是「花木蘭」這個獨特的角色才能做到，不是一般人可以學習得到，劇情安排只證明了她的氣力可以比男性大。故事最後更改變了原本李翔與花木蘭的一段姻緣，說明了女人不一定要結婚，因著皇上欣賞她的能力，她最後來到皇宮裡保護皇上。

最後礽福也質疑，新版電影所強調的「真」，即對自己真誠，這雖然沒有錯，但「真」之後是否就能原力覺醒，擁有超凡的能力？反觀舊版電影除了發揮了女性特質的價值，更有助於男女平等，能鼓勵女性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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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於真假難分的資訊洪流當中，我們的確很難辨別一些錯誤訊息和虛假陳述，而且如要逐一去辨別，亦十分費時和未必有此必要。看著螢光幕，甚麼進入了我們的眼目？我們被訊息牽引到哪裡去了？隨著螢光幕中的廣告、吸引的標題、誤導性的訊息，可能會引起我們的好奇心或觸動我們的情緒，而我們有限的、具有價值的「注意力」，就被誘惑到一些可能有害或不健康的內容當中，注意力甚至可以賣錢，吸引注意力就變成商人的賺錢工具。

有專家提出，學習數碼媒體素養，可以幫助我們主動「無視」一些資訊，避開誘惑。史丹福大學及布里斯托爾大學的學者們最近在心理學期刊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發表一篇名為〈批判性忽略作為數碼公民的一種主要能力〉的文章，[1] 提出我們可以透過這種「批判性忽略」（critical ignoring）面對網絡洪流，它可以分為三個層面：

1. 自我推動（self-nudging）

因著我們的「注意力」常於網上被低質素及刻意誤導我們的資訊霸佔，並衍生出「仇恨、憤怒和上癮等情緒反應」，[2] 教育心理學家Sam Wineburg指出，我們可以故意地忽略資訊，而方式是「自我推動」。它不是家長式或操縱式的操控，而是讓一個人自己去了解令人上癮的社交媒體或失實資訊，如何對他帶來不良影響，而當一個人能夠主動去控制和組織他的環境，便可以避免直接面對這些資訊的誘惑。

這就像自我推動者可以決定將令人致肥的零食放在自家廚房頂層架子的最後面，讓誘惑（即垃圾食品）從視線中移除一樣；人們可以隱藏一些讓人上癮的社交媒體應用程式，或通過過濾方法去主動選擇忽略不必要的誤導訊息，[3] 以便我們能將有限的注意力投放在適當的地方。

2. 橫向閱讀（lateral reading）

這是一種查證的方式，就是在面對有問題的資訊時，不要專注於深入挖掘不確定的來源，相反，應該橫向移動到其他來源來確認訊息。我們可以有策略地故意忽略未知是否可信的網站，並且搜索一下文章的作者、發佈機構或當中所提及的其他資料。如果橫向閱讀表明該網站並不可信，我們還要繼續投入去挖掘它，根本就是在浪費時間和資源。

雖然這似乎是需要更多的動力和時間去學習和實踐橫向閱讀，以了解更多，但專家稱長遠來說是值得，因它可以幫助我們節省時間，常進行事實核查的人，對不同網站的背景有更多的了解，他們只花幾秒的時間就可以確定消息來源的可信度。當提升了對資訊來源的可信度的判斷能力，我們就可以減低受騙的風險。

3. 不要餵養「山怪」（don’t feed the trolls）

Troll原是指山怪，但在這裡它是指一些於網絡上喜歡發表挑釁或侮辱性言論來挑起罵戰並從中獲取快感的人。專家指出，我們有時要主動忽略的不是訊息，而是發出這些訊息的人。儘管他們是少數，但陰謀論者和科學否定者的聲音足以對人們造成傷害。一些有問題的網絡行為，如散佈虛假資訊及騷擾行徑，做出這類事情的人總是非常活躍，回應他們的方法就是「不要餵他們」：忽視他們，拒絕與他們接觸。而社交媒體用戶亦可以向平台舉報這些不良行為，以平台的內容審核政策（content-moderation policies）來制止欺凌及網絡的挑釁、侮辱言論的傳播。

所謂謠言止於智者，我們要努力分辨資訊真偽之同時，也可以不傳送有問題的訊息及舉報不恰當的行為。

面對我們一生都不會看得完，並每分每秒都在更新的網絡資訊，我們實在需要自制力，並要時常提醒自己不要被牽著鼻子走。有人會患上「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深怕自己會錯失一些重要的訊息而不斷的去追去看……但既然每分每秒都會有新訊息出現，我們又何妨讓自己從爭分奪秒的態度放鬆下來，找個空間安靜一下，然後享受沒有訊息彈出的時刻，由得自己錯過一下訊息，試試「錯失的快樂」（Joy Of Missing Out，JOMO）？

第四回「電影類型十講」分享的電影類型是「小人物遇上大麻煩」，由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為大家分享這類電影的特點。它的其中一個要素，就是捲入麻煩的主角，都是無辜的平凡人，亦搞不清楚為何會被拖下水，甚至遇到大麻煩都不自知。就如這次我們討論的電影《爸爸可否不要老》（The Father）的主角Anthony（Anthony Hopkins飾）一樣，年紀老邁又患上了失智症，病情逐漸嚴重而不自知，只是他身邊的人物、事件、時間愈來愈混亂，他亦產生了被害感和恐懼感。

另外這些麻煩都總是突如其來的，令主角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對於任何人來說，患病本來都是飛來橫禍，而患上失智症的人，亦走上情況愈來愈差的不歸路，而且還可能要忍受一段不短的時間。電影中另一位捲入麻煩且無辜的小人物，就是照顧Anthony的Anne（Olivia Colman飾），作為女兒，在面對與男友離開倫敦到巴黎過新生活或留在原地繼續照顧父親的抉擇中，一直在掙扎。

雖然失智症的電影並不罕見，但這改編自舞台劇劇本的電影卻十分特別，沒有在「神視角」帶我們去看病患者的處境，卻以病人的「第一身視角」出發，觀眾大多時間與Anthony一起走進「迷離境界」，讓我們經驗到失智者意識世界的凌亂，對身邊的人、對事件是否真的發生產生懷疑，並感到時間上的混亂，這種恐懼感也會令觀眾對病患者產生同情。

欣賞電影除了使我們得到娛樂之外，好的電影亦會使我們對角色所面對的處境產生同理心。在2022年，香港發生了多宗照顧者因為承受不住長期照顧病患者的壓力而引發的命案，叫人關注照顧者的身心健康。以往社會只會對長期病患者的醫藥、照顧、情緒等需要有所關注，但原來病患者的照顧者，亦同樣面對著各種壓力，如經濟、情緒、休息的空間上都需要人們或機構的協助。

如春夏秋冬是人生，樹葉於冬天會枯萎、逐漸掉落，對Anthony來說，他的記憶在生命的「冬季」中慢慢失去、如葉子般掉下，最後連自己是誰都不記得，覺得自己甚麼都沒有了，哭得像小孩。但編劇卻繼續帶出窗外還有長得茂密葉子的樹木，看護說，仍可帶他出外走走，使他得到安慰。這就如生命總有人與人互相支援的時刻，走出幽暗處，就可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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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人有傻福」作為電影的其中一類，當中的特色，很多時是指「好人有好報」，良善者雖然好像是會吃虧，也有「撞板」的時候，但最後總會有一個好結局。在網上講座為我們分享的王礽福先生，點出了這類電影的三大要素，就是：一、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傻人」（不論他是真的傻瓜或是深藏不露的奇才）；二、面對著強大的「當權者」、體制（通常是壞蛋或是剝削者）而被剝削或欺負；及三、「傻人」最後都會鹹魚翻生和勝利，獲得一個新身份和新名字。

電影《柏靈頓》（Paddington）第一集和第二集，故事都是講述一隻由秘魯來的小熊移民倫敦，被布朗家庭收養所發生的事情。第一集就當然會講這隻習慣於森林居住的小熊來到大都市時所發生的趣事，牠後來被反派捉拿欲製成標本，但最終都被布朗家營救。

不少電影的續集都會比第一集遜色，但《柏靈頓2》卻更進一步！是次故事說到小熊Paddington找到一本很完美、能介紹倫敦的立體書，牠想將這本書送給遠居於秘魯的露西姨姨，但禮物不單被盜，而且牠還被當成偷書賊鋃鐺入獄，需要布朗家去證明牠的清白。

第一、二集當然都離不開小熊對家庭不離不棄的情，但第二集的設計相當精彩，故事不單連繫上一本介紹倫敦景緻的立體書，電影把小熊與露西姨姨一起暢遊倫敦的想像以一鏡到底的方式，透過翻閱立體書的每一頁倫敦美景都展示出來，可謂創意十足。

而第二集的主題就是夢想成真！小熊是次就是傻傻的帶領著一眾角色尋夢和實現夢想的一集。就算是小熊自己被迫入獄，但他仍然可以帶領大家尋夢，「論盡地」以一隻紅色襪子令囚犯衣服變為粉紅色，改變了獄中氣氛，還製作了相當美味的橙味果醬，影響了自覺不懂煮食的廚師，令大家開始提供美味食譜，將監獄變為美食天堂！而布朗一家各人都能好好運用自己的興趣，如潛水、印刷、玩蒸汽火車和瑜伽去拯救小熊。

而電影本身就很善良，就算是囚犯或是奸角，都是傻傻的很可愛，到最後他們亦可以夢想成真，連過氣名演員Phoenix Buchanan入獄後都可以把整個監獄變成他的音樂劇劇場，令自己想成為演員的夢想成真。

那麼，小熊自己的夢想呢？當然了！雖然他來不及把立體書送到露西姨姨手中，但眾人還是直接把露西姨姨接來倫敦遊覽，比看立體書更好！

筆者認為兩部電影都充滿愛、童真和喜劇感，令人心中暖暖，亦有捧腹大笑的時候，作為合家歡電影實在是不二之選；而電影亦在告訴大家，堅持著心中的良善，（有禮及不作惡）就會有很多人來幫助，夢想有一天會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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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原是一個讓公眾自由分享、上下載及瀏覽資料的開放空間，因著其公開性，網民上載的內容可能牽涉他人的事，或與公眾利益相關的資料，網絡媒體亦會把報道文章、短片等上載。可以說，那是網絡上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當中的資料不應隨意被禁止上載及刪除。然而，被報道的人士是否亦應受到保障，有「被遺忘」的權利？我們在兩者之間可以見到，網絡上的言論自由與基本人權之間的衝突。其中一個爭議點就是，「被遺忘權」可能會被利用為竄改有關公眾利益事件或被用於隱瞞公眾人物不光彩過去的工具，令公眾再也看不到歷史或重要事情的始末，剝削了公眾知情權。

一直以來，「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都很具爭議性，支持者及反對者都各有理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未來法治研究院副教授丁曉東曾分析過支持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一、在數字化與訊息化的時代中，原本提供「第二次機會」的合理的遺忘機制被打破，「被遺忘權」有助個人對抗訊息和數字技術構成的「數字圓形監獄」；二、在高度重視言論自由的美國，「被遺忘權」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保障了消費者的隱私，美國加州於2018年通過立法，規定消費者擁有「被遺忘權」；三、「被遺忘權」能有利加強公民個體對其個人訊息的控制。而反對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主要是上文提及到的，有關它會干涉到公共空間的訊息傳播與訊息流通，可能對「公眾知情權」構成挑戰。[1]

「被遺忘權」在歐洲已實施多年，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2010年提出推動「被遺忘權」立法能加強對個人資料的保護。其實，在此之前，歐盟委員會有關保護個人資料的指令已提出處理他人的個人資料是需要有正當的理由，及至2010年該會則進一步提出「被遺忘權」是一項權利，它的核心內容就是：「一旦正當理由不復存在，人們有權要求別人不再處理並刪除該些個人資料。」[2]

刪除網絡資訊的方法

以Google為例，現時其搜尋引擎有專頁向用戶解釋「被遺忘權」及提供方法教網民提出移除內容要求。基本上網民可以自行以自己的名字搜尋想移除的內容，如能直接從網絡上移除是有效的方法，[3] 如未能移除，可以要求Google移除過時內容及提交「個人資訊移除要求表單」，就一些原因申請移除與自己有關的資訊。申請者可以為自己、客戶、家人（已故的家人亦可以）或朋友等提出要求，並提供要求移除的網址及移除的理由。[4]

而Google 的「專業審查人員」會審查申請者的要求，權衡當事人在資料保護法下享有的權利、有關資訊是否符合公眾利益及對公眾利益的影響。附表簡略列出審查人員考量的部份因素：[5]

然而，在歐盟成員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被遺忘權」不會被行使，因為沒有法律機制要求搜尋引擎向使用者提供這樣的服務。 [6] 所以不少國家的網民如果要求搜尋引擎公司把有關自己的資料刪除但又遭到對方拒絕，就要透過法庭或該地區的政府部門幫助。以下例子來自兩個亞洲國家，可供大家參考。

印度

印度政府專家委員會於2018年已開始推動立法保護個人資訊，讓該國公民和網絡用戶對自己的個人資訊使用方式和目的，有最終的決定權，有關的草案也納入了歐盟的「被遺忘權」概念。[7] 現時，印度雖然沒有「被遺忘權」的法例，但其憲法第21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被剝奪生命或人身自由，除非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而在一些案例中，亦可見私隱權、「被遺忘權」等權利被法院視為基本權利，並與個人生存權利不可分割。[8]

一印度男演員Ashutosh Kaushik在2009年犯下了醉駕而被捕，他被法庭判處吊銷兩年駕駛執照、一天監禁及罰款。但懲罰亦波及到他的事業、名聲及婚姻，令他多次求婚都被拒絕，現任妻子的哥哥也不承認他們的婚姻，因為有關他醉駕的新聞和視頻至今仍留在網絡上。他接受傳媒採訪時稱，當法庭對被告進行判決時，它是有時限的，因此「數碼懲罰」（digital punishment）也應該有一個時限、一個了斷日期。 [9] 所以他在2021年向印度的高等法院提出申訴，要求印度政府、媒體監管機構和Google等在平台上刪除相關內容，讓他可以重過新生活。事件亦引起網民再次討論「被遺忘權」。但有印度技術專家稱，在印度，人們行使「被遺忘權」並不容易。[10]

日本

日本最高法院於2017年首次對「被遺忘權」做出判斷基準。事緣一名男子曾於數年前違反《兒童買春、兒童色情禁止法》被捕，他被判罰款，有關新聞資料一直於網上可以被搜尋得到，對他的生活及交友造成極大困擾。於是他向法院以侵犯私隱為由，提出訴訟，要求Google刪除相關資訊。最初地方法院在初審時判他勝訴，並提及「被遺忘權」這字眼。案件其後進入最高法院，最後最高法院裁定男子敗訴。法官於是次判決中，認為該男子向兒童買春是事實，而且社會對這類罪行有高度關注，而這類罪行也是社會強烈讉責的事件，因此有關男子的記錄與社會的公共利害攸關。[11]

於同一案件，日本最高法院對於「刪除網絡搜尋記錄」的基準做出定義，共有以下六點：一、報道的事實性質及內容；二、事實傳達的範圍及隱私受害程度；三、當事人的社會地位及影響力；四、報道的目的及意義；五、社會的狀況；六、報道中公開當事人真實姓名及住址的必要性。有報道稱，法院提出的判斷基準為，「只要個人隱私在不公佈的情況下對當事人明顯有利，當事人即可要求網絡公司刪除該項訊息，不過，判斷基準的門檻極高」，[12] 報道也提及過去有人提訴要求網絡公司刪除個人訊息，但最終也被判敗訴。

香港亦開始提倡「被遺忘權」

在香港，自2019年的社會運動後，有報道指，政府稱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公署）於2019年及2020年處理有關「起底」投訴及經網上巡查主動發現的個案總數，分別為4,370宗及1,036宗。[13] 而於本年2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提及有關「起底」的法例時，指自2021年10月法例生效後，已向12個平台發出逾三百五十個要求移除網上「起底」訊息通知，涉及超過一千七百個訊息。她又稱，公署正研究「被遺忘權」，讓人有權要求移除關於個人負面訊息的事宜，將考慮海外經驗和其他因素，再向當局提出可行的建議。[14]

面對「被遺忘權」，爭論在於私隱權和個人資訊刪除權，與公眾知情權和言論自由之間的平衡。如何實踐中庸之道，既可保障個人私隱、給人改過自新的機會，又可以保障大眾的安全及資訊流通，實在需要智慧去訂立規章或指引，以保障個人及公眾的權利。

近日有五名男子於法院承認在公眾地方犯了妨擾罪和《香港鐵路附例》，因為他們帶備麻雀枱於港鐵列車中打牌，並於社交媒體分享他們的「有趣」影片。雖然，其中一人稱只是想「假扮打麻雀拍趣片」，但他們被警方斥為自私，阻礙車廂內的通道。[1]

不少網民鍾愛拍照或拍片並於社交媒體中分享，他們的原因當然有很多。當中除了為滿足感和把自己想說的向大家分享外，另外可能還有兩個原因：一、「多巴胺」作祟；或二、「瑪門」作祟。先講「多巴胺」， 它是大腦神經的傳導物質，在做一些事而得到獎勵時，我們腦部會產生它，以令我們感到愉悅和興奮，它也會促使我們想繼續得到它，以致重複再做有關事情。打機成癮或網癮都與這個原因有關，之前於明光社「漂一本有聲好書」的「行為上癮（上／下集）」影片便作過有關的介紹，大家可以按此瀏覽。而有不少網友亦因為想得到別人讚賞而不惜冒險來製作出人意表的相片或錄像。

而另外一個原因，是為了「瑪門」——分享頻道的廣告費。不少網紅拍片上載到平台上，都是為了得到頻道收入。根據網上的資料，YouTuber的訂閱人若有數萬或過百萬，他們每月的廣告費可以多達數萬或十至二十萬元，除了訂閱人數，表現評分也影響收入。[2] 為了要吸引觀看者點讚，網紅都非常勤力，常常製作及上載新片，內容也要有創意和趣味。

然而，為了別人點讚，是不是就可以甚麼都上載？很多人都有小聰明，想到不同的點子和創意去吸引網民的眼球，但他們的做法不都有智慧，製作的內容也未必合法，未能讓自己和別人獲益，影片也不適合任何年齡人士觀看，如：犯案的片段、賣弄性感內容或露骨的片段；又或是未經當事人同意、偷拍得來的錄像等。另外，亦有些是網紅為博點擊而挑戰個人極限，最終卻發生意外，以致換來悲劇收場；又或如上述情況，網紅在列車中以身試法，更上載罪證到網上，結果被懲處罰款，實為不值。

網絡某程度上是自由的，可以讓我們分享自己所想的、所創作的，但我們亦要小心拍攝時的安全及清楚了解事件本身是否合法，大家在拍攝前和上載前，都務必要三思而行，否則只會自投羅網。

2021年10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表示，本港的《版權條例》落後超過10年，當局要進行「保底」工作，修訂法例，並以《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作藍本諮詢公眾。[1] 過去，有市民擔心這條例會阻礙二次創作，2014年的草案限制轉播侵權作品，同時二次創作或翻唱作品並未獲豁免，故被外界稱為「網絡23條」，草案最終未能完成審議。經歷過拉布及擱置，是次重啟修例，政府高官指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首次提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認為這是檢討法例的適當時機。[2] 此外，特首林鄭月娥在2021年發表施政報告時亦表示會強化知識產權制度，加強推廣、教育和對外合作，又會提升知識產權署的實質審查能力，並研究把《專利合作條約》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包括「原授專利」制度等。[3]

明白科技日新月異，網上創作及分享的渠道及技術比起七年或10年前已經變化了許多，串流平台、電子傳送和直播科技的迅速發展，對於版權擁有人、版權使用者及服務提供者的保障都有需要提升。

根據政府新聞公報及是次諮詢文件內容，政府建議按《2014年條例草案》涵蓋的五個範疇（見附表）作為基礎，更新香港的版權制度。

附表：《版權條例》修訂建議涵蓋的五個範疇

資料來源：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對於上述的修例建議，最令人關心的就是有關「豁免」及「提控」兩部份。有關豁免方面，《2014年條例草案》有提及會對戲仿、諷刺、營造滑稽或模仿、評論時事和引用（有助在網絡和傳統環境中促進表達自由和討論）等目的，提供公平處理的豁免，因為這是十分常見的網絡活動，[4] 故可獲民事和刑事的豁免。有政府官員稱沒有為獲豁免項目提供定義，原因是在法例上，這是一個最佳的做法，亦稱可用「common sense（常識）」去理解意思，如有爭議可由法庭決定。[5]

對於認真翻唱歌曲「以抒發個人感情或展示才華」不被豁免，但如果版權持有人沒有反對，政府便無從提控。不過，一旦涉及經濟利益，情況就會變得複雜。翻唱作品除了可上載於YouTube平台，翻唱者也可以在其他地方翻唱或播放影片，如果他會從中獲利，如收取廣告費、歌唱報酬，版權持有人應可以向他追究，如是者似乎提控的決定權在版權持有者手中，但他究竟要經網上播放平台追究，或向政府哪個部門投訴？案件屬民事或是刑事？由知識產權署或由警方處理？此外，政府雖說法庭處理案件時要以造成的經濟損害、侵權行為會否代替原作品為主要的考慮因素，但作品放在網絡上，結果又是否上載者可以預期得到？筆者就曾看過一些因翻唱而意外爆紅的例子，而這些翻唱作品又是否「代替了原作品」？當中如何界定？這些問題或許仍有待解說。

筆者想到一個例子，藝人陶大宇早前於商場騷翻唱了《倒轉地球》，他意外爆紅，其唱腔和台風成為城中熱話，他的作品是否代替了原唱者劉德華的《倒轉地球》？[6] YouTube的片段不是陶先生自己拍的，廣告收益是歸網民和網絡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但陶先生又因著這些評論及短片的廣傳而接到更多翻唱這歌曲的演出機會，這個情況如按照《版權條例》，又應如何理解和跟進？

另外，亦有創作者會藉「二次創作」的空間來抒發對生活、政治的感受，他們除了要面對《港區國安法》外，現又多了一個《版權條例》，他們又可能會因懼怕觸碰到紅線，表達時變得更加小心翼翼，影響了創作自由。

政府就條例的修訂作公眾諮詢，諮詢期由2021年11月24日至今年2月23日，為期三個月。[7] 各位可於政府知識產權署的「更新香港版權制度的公眾諮詢」網頁了解更多及踴躍表達意見。

編輯﹕謝芳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聖經新譯本》〈腓立比書2：4〉

電影、電視製作是一門藝術，透過鏡頭、剪接、聲音等元素，以不同的結構、風格來說故事。除了帶給我們樂趣以外，還可以有很多訊息，叫我們細思。每當我們說喜歡某電影、很不喜歡某劇集……我們能夠說出原因嗎？

培養欣賞眼光

筆者於明光社帶電影小組一段頗長的時間內，細味了一些電影，發現電影言之有物，除了有好的演員擔任角色外，劇本對白、主題結構、鏡頭剪接、符號運用、音效應用等不同技巧的配合，才能成就一部好電影。這些不同的部分都是值得我們欣賞的地方。

明白有時因為信仰的原因，會令信徒覺得某些類型的電影，如恐怖、血腥等電影就一定是不好的，要完全拒絶接觸。筆者自己也是膽小一族，很少會看鬼怪、恐怖電影，因為怕晚上自己一人在辦公室工作時會害怕，內心會有不平安。但近來，由於在學習藝術的課程中上了一科電影研究，除了研究低成本製作電影外，還欣賞了一些經典的鬼怪、恐怖電影。

除了要分析這些電影使用的技巧外，課堂也會發掘它們的主題與社會的關係。筆者發現很多被視為經典的電影，不單是因為拍攝技巧難度高、具創意之外，還會道出一些社會問題，反映被壓迫的一群的某些狀況，部分片中的怨魂或是以血腥殘暴手法殺害別人的角色，影片會漸漸揭示他們其實在社會中曾被歧視、被剝削工作機會或被破壞家庭，因而枉死、產生出殘暴的癖好或情緒問題，如電影《貞子》、《德州電鋸殺人狂》及《奪命狂呼》等。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的著作《詩學》中有提及悲劇（現我們解作「戲劇」）的「移情」、「淨化」和「教化」的作用。當觀看影片時，我們投入到角色處境中，感受到他的喜悅或恐懼，就是一種「移情」，可以說是一種換位思考；觀眾在觀看影片時，我們隨著劇情而與角色一同經歷，被喚起我們的憐憫與恐懼。而在觀看完結時，情感得到淨化（catharsis），或可說是種釋放，把緊張過後的情緒放鬆，歸回日常的生活。

而「教化」方面，好的影片也會有其倫理道德，如好人得到好報，惡人最終奸計未能得逞，令觀眾心中得到安慰；又或當惡人得不到懲罰，觀眾為被害者著緊或感到遺憾，也可能正顯出我們對社會某些狀況顯得無奈。

我們在觀賞後，會不會繼續細思影片與我們生活的關係？它的內容象徵甚麼？喻意甚麼？如可以在觀賞後繼續閱讀一些資深影評人的文章，也可以是一份增進電影分析力的功課。

影視「守門人」及「導賞員」

然而，對於在家中有小孩子的家長來說，就實在不應該把家中訂閱的「網上影院」（即網路隨選串流影片服務）的使用「中門大開」，任由未成年的子女選取網上的影視作品來看，因為不是全部有「意義」的影片，都可以給心智未成熟的觀眾看。他們可能未想到其深層意義時，就已經因為模仿其行為而受到身體及心靈的傷害。

當家中有未成年的孩子，家長就應該要當個影視「守門人」，在帳戶中管理個別使用者的年齡分級設定，以防止子女在帳戶中搜尋不合他們年齡觀看的影片。亦有服務供應商細心到可以讓家長輸入個別的內容、不當的電影或節目，就算他們合年齡看，也不能自己隨意點選就看到。

不過，就算你盡力的去阻擋網絡上的訊息，也未必能完全阻隔。孩子可以從朋友、同學中知道一些很流行的節目或電影，如韓國劇集《魷魚遊戲》，就算家長在帳戶做了年齡限制，但也難提防孩子們會有其他渠道看到片段，或者在同學之間有他們的方法去分享。

要成為孩子們影視的「導賞員」，或許家長真的要抽空去看看現時電視或網上的節目，多角度去思想為何它們會如此流行，以免和孩子們「冇偈傾」。影片的製作方式、反映的社會文化和問題、人性光輝和黑暗、角色面對的困境、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否道德、人物關係與劇情是否真實或過於誇張等，都是很好的傾談材料。若孩子真的看了他們不該看的影片，也不必過分責備，畢竟好奇心是人性，倒不如趁機和他們開展對話，談談人生百態，並了解彼此的內心世界。

假新聞的產生及推動，背後導向可能是為了賺取廣告利益，如內容農場；也可能是為了改變人們的意識形態，以圖得到人們的支持和贊同，如英國脫歐，美國總統大選。這些假新聞的做法就是要挑起讀者的情緒，產生恐懼或憤怒，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林照真教授指出：「當你的心裡上有這些負面情緒，你會在情緒的主導下把這些內容再快速地傳播出去。所以我們會認為憤怒是決定讀者是否在臉書上分享的關鍵機制。越是讓你憤怒，而且是極端憤怒的，你越可能分享，在政治訊息上尤其如此。」[1]

根據媒體的報道，林教授曾於一研討會分享，新聞產業很注意讀者反應，希望讀者喜歡、關心這則新聞，這也是假新聞製作的原理。如果社群媒體的訊息製作得和新聞一樣，就會有更多人相信。而假新聞不會是全然虛構，它在一定程度上有事實包含在其中，讓接收者難以分辨，甚至連主流媒體都會採用，認為它有一定的新聞價值。[2] 而曾有研究指出，假新聞在Twitter的散播速度會比真實的資訊快六倍，[3] 所以懂得辨別網上真假新聞是極為重要。

但論及要用法律去規管假新聞，則要非常慎重，因為法律規管與言論自由之間是有張力的，令人擔憂言論自由會被打壓，或有人會想利用公權去阻止人們發聲，或懼怕發聲，於社會造成了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被打壓的成為少數派，聲音愈來愈少，而多數派聲音愈來愈多，如螺旋往上升。

不同地區　不同方法

網上資訊對網民的影響可大可小，不少地區對於網上假新聞或假資訊都有相應的法律或應對做法。

韓國

韓國的《新聞仲裁及補救損害等相關法律》修正案由執政的共同民主黨於2021年7月在國會提出，並指其目標為「建立公眾對傳媒的信任和伸張言論自由的價值」。倘若涉及「虛假、新聞操縱」以至涉及「故意」或「重大過失」的捏造或錯誤報道，導致有人蒙受精神或權利上的損害，按新修正案有關人士可入稟向散播資訊者索取賠償，金額可達推算相關損失的最多五倍，在一些難以計算損失的個案中，則以一億韓圜（約68萬港元）為上限。[4] 提出修正案的共同民主黨稱，提出法案旨在以懲罰手段打擊假新聞對民主社會的禍害。但因為法案部份內容被指不夠清晰，對「故意」、「虛假報道」等字眼的概念和標準模糊，甚至「開啟任意詮釋之空間」，國內外傳媒及人權組織均對新法表示憂慮，擔心影響記者深入調查和傳媒報道的自由。[5] 在強烈的反對聲下，有關修正案的最後投票並沒有如期在2021年9月底於國會舉行，取而代之的是籌組委員會就立法作更深入的探討。[6]

新加坡

新加坡2019年通過了《防止網絡假訊息和網絡操縱法》（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POFMA），任何人發佈假訊息，並對「公共利益」造成損害，將會被判監最多五年及罰款最多50,000坡幣（約29萬港元）。若透過虛假賬戶或自動軟件程式發佈假訊息，則會被判監最多10年及罰款最多10萬坡幣（約58萬港元）。相關的網絡中介有責任採取相應行動，如移除有關的虛假賬戶等，否則相關人士的最高刑罰為被判監一年和罰款20,000坡幣（約12萬港元），如涉案的並非個人而是公司，罰款則更高。[7] 該法例將假訊息（falsehood）定義為虛假或誤導性的事實陳述（statement of fact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列明包括捏造訊息和扭曲事實，但不包括基於事實的觀點、批評或諷刺。但誰來判定事實陳述的真偽？是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嗎？這方面亦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有學者就質疑他們是否合資格來判定真偽，這會否被用來對付反對黨，打壓異己？[8] 據報道，截至2021年8月21日，新加坡當局暫未用過POFMA下的刑事程序起訴任何人，但卻向個人或團體發出逾60宗POFMA命令，要求他們更正訊息，亦有數宗要求網絡中介移除訊息連結的指令等。[9]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政府於2018年4月，即國會選舉前實施了《反假新聞法》（Anti-Fake News Act 2018），該法指凡故意創作、散佈或發表「全部或部份不實」的新聞、訊息、數據或報道，即「假新聞」，可處10年以下監禁。若「假新聞」内容涉及馬來西亞或影響該國公民，該法亦可適用於馬來西亞境外個人或組織。[10] 但由於立法倉猝，被人質疑大馬政府，不論是有關貪污或是選舉事務，都想利用有關法例來阻止一切不為政府樂見的報道。而這法例最後在新政府上台後，於2019年正式被廢除。[11]

台灣

於2018年，台灣的行政院為防止散播假訊息所造成的危害，修正了以下多個法案，包括《災害防救法》、《糧食管理法》、《農產品市場交易法》、《傳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在法案中納入禁止散播假新聞的規範和罰則；另外，在《廣播電視法》下，廣播電視亦被要求建立「自律」機制，若違反自律規範或事實查證，最高分別可處100萬台幣（約28萬港元）或200萬台幣（約56萬港元）罰鍰。[12] 台灣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官員曾向傳媒表示，根據當地的《社會秩序維護法》，對假訊息定義主要有三個要素，包括惡意、虛假、具危害性。雖然在台灣政府提出七個法案的修法說明時，明文寫道：「謠言」或「不實訊息」，是指該「捏造之語」或「虛構之事」，其內容出於「故意」虛捏者，但有新聞學者認為要認定假新聞並不容易。[13]

由於不少地區的人士都認為要判斷假新聞有困難，應找有能力的人或系統作判斷，歐、美不少地區會把責任交予社交平台，由社交平台的公司研究方法去判斷和刪除一些疑似是虛假的新聞。

德國、法國

德、法兩國分別於2017及2018年分別通過《社群網絡強制法》（德），及《反資訊操縱法》與《反虛假訊息法》（法）。有關的法規是把反假新聞的責任放到社群媒體平台中，如德國的《社群網絡強制法》中規定，社群媒體平台須於接獲檢舉的24小時內移除明顯違法內容，包括仇恨言論、惡意誹謗或煽動暴力的內容，否則可處500萬至5,000萬歐元（約4,500萬至4億5千萬港元）的罰款，如有爭議、但非明顯違法的內容，社群媒體會有七天時間可以商討是否移除。

而法國，早已有防制仇恨言論和假新聞的《新聞自由法》，明訂禁止種族誹謗與煽動種族仇恨的言論、禁止基於性傾向而歧視或誹謗個人的言論。違反這些規定者，可處六個月至一年有期徒刑，或面對22,500至45,000歐元（約20萬至41萬港元）的罰款。任何方式出版、傳播或複製涉及第三方的虛假新聞或經捏造、偽造或不實文件，若造成或足以擾亂公共秩序，將被處以45,000歐元（約41萬港元）罰款；如以任何形式惡意出版、傳播或複製可能破壞國軍紀律或士氣，或干擾國防戰備的內容，將被罰款135,000歐元（約122萬港元）。[14]

而於2018年在法國通過的兩項反假新聞法案，是為了強化上述法律工具，針對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特別適用於選舉前三個月內，政黨或候選人有權就疑似被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申請禁制令，以及將有意圖影響選舉的「受外國勢力控制或影響」的電視頻道下架。[15]

德、法兩國的做法似乎效果相當顯著，有效使facebook將全球六分一的內容審查人力投放於德國，並同意與法國政府合作提高平台運作透明度。[16]

歐盟，除立法以外的選擇

除了立法，歐盟於2018年開始推出《虛假資訊行為守則》（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鼓勵資訊科技公司自願簽署並承諾自我規管，以應對虛假資訊問題。不少大型資訊科技公司，如Google、facebook等均已簽署有關的行為守則，承諾針對平台上虛假訊息問題作自我規管。多家簽署了該守則的資訊科技公司亦按承諾推出新政策以改善服務，包括與事實查核機構合作及推動用戶媒體素養等。[17]

香港可借鑑

網上資訊繁多，當中包括了假新聞，對人或事作出不實的陳述或惡意的指控，但要辨別真、假新聞，如非靠科技公司或新聞界的專業人士，難以處理大量的資訊。正正因為網民都未必能辨別真、假新聞，如只是誤信虛假訊息再傳遞並因而觸犯法例，實在可能會引起寒蟬效應，有機會窒礙新聞及言論自由。但如能以兩條腿走路的方式，一邊加強用戶的媒體素養，教育用戶如何辨別假新聞及批判思考的教育，另一邊推動傳播資訊的平台與信譽度高的事實查核機構的合作，成立通報機制，如發現假新聞就通知社交平台，以刪除訊息、警告違規用戶等方式，而毋須透過立法的方式來規管，相信會對本港的網絡溝通平台的發展與自由會較為有利。

（本文原載於第141期〔2021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真人show（reality show）大受歡迎，不少人投入其中，不論是比賽性質的節目，還是一般生活導向的節目，真人show因為夠「真」所以吸引很多人關注，不少內容更成為一時熱話，究竟真人show是怎樣做出來的呢？參加節目的人，所做出來的事情，都是演戲，還是流露真性情呢？

根據不少綜藝節目幕後工作人員爆料稱，真人show中的人的表演，都是真的，絕小部份是演出來的，因為演出來的話一來就不自然易被看破，二來要寫這些劇本亦不容易。所以大部份所謂的真人show，編劇的工作只是提供場景和任務，之後就由「演員」自由發揮。例如以往的歌唱比賽，就只是看幾個人表演唱歌，就唱歌能力作出比較，但今日就會改為一群參賽者進入一個夏令營，大家被困在一個地方，然後一起生活、創作、練習等等，最後在舞台中表演。

整個過程中，「編劇」當然會透過一系列的賽制、分組、選歌、選隊長等等，給予他們任務，同時在這些任務的過程中，看看他們的表現，看看他們能否面對逆境，又或者會否建立友誼等等。唱歌跳舞等表演雖然重要，但之前在營內的表演，可能佔的時間更長。如果以一次公演計，可能前面真人show的環節大約佔三分之二，而表演部份只佔三分之一。

同時編劇在拍攝前其實都會先了解一下被拍攝者的一些性格特質、習慣，可能早就在拍攝的場景中給他們「合適」的道具，讓他們「自然」發展到某一個方向去。例如很多男性選秀節目，往往會提供健身房或籃球架，選手在練習唱歌跳舞後有時就會到這些場景休息，然後在鏡頭前玩健身或打籃球。又或者在休息室放一部遊戲機，其實就是想給觀眾看到他們玩遊戲機的一面，有時甚至有廣告商贊助的商品出現。

這種將原本已有的類型節目加入「真人show」成份，幾乎已經成為許多綜藝節目的常見套路，不論旅遊、選美、美食、擇偶等等節目，紛紛加入真人show成份，務求令這些節目看起來更「真實」，讓觀眾有種看到參加節目的人在幕後工作的感覺。

除了在場景中加入任務讓他們自由發揮之外，還有很重要的，就是主題和剪接。當拍攝進行了幾集之後，大約可能就會知道整件事的一些發展，例如在比賽中，工作人員在剪接時某些人可能已經出局，於是在剪接第一集時他的出鏡時間就不會那麼多，因為要將時間分給未來有機會進到決賽的那幾個人，又或者當編劇們預知去到某一集，有幾個人會鬧翻，在剪接時可能就會特別在前面的集數中挑一些他們交情很好的片段，以營造一些戲劇效果。例如早前內地綜藝節目《披荊斬棘的哥哥》中，第一集就故意挑出一幕陳小春被內地饒舌歌手（rapper）GAI質疑他的好兄弟林曉峰不尊重人的片段，後來他們卻成為同組隊友，化解了誤會並成為好朋友。這些劇情並不一定是原本設定的，但可以透過後期剪接去營造一些「劇情」出來。

除了前期設計、後期剪接外，最後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節目播出後的社交媒體管理。內地真人show大概每週更新一集，每集短則一個半小時，長則五、六小時。香港的真人show大致上每天更新，每集半小時至一小時。其實節目很長，所以製作人員及後都會將不同片段化為幾分鐘的「精華」放上社交網絡平台，這些都是真人show很重要的組成部份，因為版主往往要帶網民投入去他們想大家進入的劇情中，所以會有很多不同的帖文，以吸引人進入綜藝節目的故事氛圍中，即所謂的「帶風向」。當中甚至會有人故意寫些會引起罵戰的帖子，引人注意節目的內容。

所以，真人show中我們不難肯定，當中的人的性格、性情，當下的反應大抵都應該是真實的，但這些反應有多少程度是按照「劇本」呈現，而編劇又有沒有幾個劇本在手，而之後剪接又會否將真人show中的人物如實呈現，還是按照「劇本」的走向呈現，這裡面，可能有更多我們都不知道的東西。真人show當然可能呈現人物真實的一面，但也的確不會是所有人的整個面貌，如果我們以此來判斷人生，甚至以此作為我們所相信的人生方向，就有點過份當真了。

參考資料：

梔梔。〈真人騷「劇本」再成焦點，揭秘綜藝編劇工作流程〉。壹讀。2018年6月7日。網站：https://read01.com/2GkKOLz.html。

梔梔。〈行業規則：明星參加真人騷綜藝，到底有沒有劇本？〉。壹讀。2018年6月6日。網站：https://read01.com/O3KOQJP.html。

葉智仁。〈談近月熱爆香港的媒體識讀課題：踏進了「楚門世界」的盛女〉。載張玲玲編。《傳媒透視》。2012年5月：頁4–5。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downloads/201205.pdf。

憤怒的李類類。〈30個常見綜藝真人騷原型，編劇團隊超乾貨總結〉。每日頭條。2020年1月6日。網站：https://kknews.cc/entertainment/qx2bzro.html。

電影工作者Craig Foster因為面對不了高壓的電影工作，有情緒問題，亦自覺未能做好爸爸的角色……於是他決定做出改變，重回他自小常到訪的海洋。Craig在潛水時注意到一隻特別生物——八爪魚，透過每天的探訪，他們之間培養出信任和感情，Craig見證牠被帶紋長鬚貓鯊襲擊而失去觸手、康復了過來，亦看到牠再次被鯊魚攻擊時，可以靈活應對、有所進步。八爪魚最終在生產大量卵子後，身體自然凋亡，成為其他魚類的果腹之物；而小八爪魚則在水中靜靜成長。這經歷使Craig感到自己的兒子亦能透過與大自然接觸而成長，變得有自信及溫柔。

電影為Netflix首部南非原創紀錄片，亦奪得今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及不少重要的紀錄片或攝影方面的獎項，電影的拍攝期歷時10年之久。Craig習慣了每天自由地在這3D的海底森林中暢泳，對攝影又重拾熱情，四處拍攝如科幻世界的海底景像，他被一隻八爪魚的古怪行為（實在是充滿智慧）所吸引。他發現由初見時陌生到大家「出手」接觸，再到建立信任，每一幕都使人感動，而Craig亦慢慢發現這生物的非凡之處。

八爪魚的外觀多變，可以因應需要而變為多刺或平滑，頭上能長出角，皮膚可以隨著環境改變顏色、質地及紋路；行動上，牠可用噴射、爬行或游泳的方式移動，亦可將身體擺成岩石一樣，使用兩觸手來當腳慢慢行走移動；在遇襲時，牠甚至可以吸起貝殼成為盾牌或組合成偽裝盔甲、騎在鯊魚背鰭上或爬上水面來避開捕捉……其靈活度充份反映著創造者的智慧。

這小生命也教導了我們，在保護自己的同時，也可以保持好奇心去認識新的人和事。好好的生活，好好的面對生命的難關，累了、受傷了就休息。生命短暫，但也可以很有意義。

我們既是「萬物之靈」，亦同時也是上帝所創造的各類生物之一，在這個世界中，實在要放下自己，細心觀察，才能好好與其他同樣是受造物的生物相處，就像Craig跟八爪魚能好好相處一樣。雖說我們在世界只是過客，但我們存在於神所創造的世界，實在不能漠視保護環境的責任，如把地球搞得烏煙瘴氣，要下一代來承受惡果，我們辜負上帝交給人類管理大地的職份，如何向祂交賬呢？

我們每天看新聞，為的是要知道社會時事，以免自己「離地」生活，這想法當然是很好。但你是怎樣挑選資訊，會不會只挑選合自己口味、好吃、易入口的「花生」（令讀者覺得新聞資訊充滿娛樂性）？還是為了避免出現「偏吃」的情況，而追求更好的養份？

被動式閱讀與主動式閱讀

在網上閱讀新聞，可分為被動式或主動式閱讀。被動式閱讀新聞，是指別人將新聞傳給你，或是有些新聞於你的社交媒體平台自動出現，供你瀏覽。在接收朋友傳來的資訊時，我們可在細閱前先看看訊息來源是否可靠，不必甚麼都照單全收，以免浪費時間及被誤導。而如果是經由社交媒體演算法為你挑選的資訊，可能是因為有關新聞是熱門話題、多人追看，又或是它符合了你的某些條件，使演算法認為你會喜歡看這類新聞，而將它推送到你的社交媒體平台，供你閱讀。在閱讀新聞時，我們亦應小心，如果發現接收的訊息有問題或不可信，可以告知將新聞傳給我們看的朋友，或向社交媒體舉報，以免訊息繼續對外傳送和發酵。

而主動式閱讀新聞，就是你留意到一些值得追看的新聞，並且繼續主動在網上搜尋有關新聞的資訊。讀者同時也是消費者，因為有些新聞是要求讀者付費才能收看，而作為消費者去選擇資訊時，有沒有考慮到自己是否「獲取了足夠多的資訊，這些資訊又是否能展現一個真實世界，觀點是否多元，是否聽到了各種觀點」？[1] 於《新聞的堅守》一書中，記錄了一位普立茲獎得獎者、曾任新聞記者、現為美國東北大學新聞系總監Jonathan Kaufman來港出席香港浸會大學的新聞工作坊時的分享內容，他在當時對讀者作出以上提醒。他又提到：原本記者是新聞的守門人，但現在這壓力已「轉嫁給消費者自己，轉嫁給那些想要獲取自己想要的資訊的人們身上」。[2]

不同角度的描述

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如果只是看有趣或送到眼前的新聞，這些新聞所呈現的事件是不完整、零碎的，我們要花點時間去整理，了解更多，並等待更多來自不同渠道的資訊，讓我們看到一個更為立體的事件狀況。很多時，同一物件，從不同角度作描述，雖然說的都是事實，但因為角度不同，描述出來的事實也有所分別。因此，在閱讀新聞時，我們不必立即作出判斷、評論或將手上看似「很爆的」資訊發放出去，這只會為網上加添更多未有定論的零碎資料。我們需要核實、等待更多可信的證據及作觀察。

媒介素養

Kaufman是一位新聞教育者，他認為在這個資訊時代應不斷強調媒介素養（Media Literacy），因為它十分重要。他提到現今出現的假新聞、虛假資訊的問題，是因為人們收到別人發給他們的資訊後，不單沒有核實，反而是急於與其他人分享；而他認為有些人是刻意這樣做，其目的是要製造資訊混亂，這種做法和宣傳相似，他覺得人是很容易被操控的。另外，他又觀察到有些人是拒絕接受任何與他們觀點不同的資訊，因為他們不喜歡這些新聞。他認為政客會利用人性的這個特點有效地發放訊息。他指出最終還是要由人們決定，是否需要主動地去核實一些資訊，其關鍵就是在於「人們願不願意去做」。[3]

作為新聞工作者，應該將新聞報道、社論和專欄分開，即是應該區分報道與觀點，然而Kaufman認為現在有種趨勢就是把這些都放在一起，這其實會令人感到媒體是有立場的。他認為「記者只是提供事實，讓讀者自己判斷和做決定」。[4]

他指出，現時美國的陣營利用他們自己的媒體，如保守派利用霍士新聞（Fox News）、自由派有微軟–全國廣播公司（MSNBC），連《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也愈來愈有傾向性。筆者認同Kaufman的看法，不贊成用新聞媒體來宣揚自己的理念，把媒體變成武器。而且記者也應該注意，不應讓自己的政治立場影響到新聞報道，令報道不再客觀持平。Kaufman提出要把社會活動家、倡導者和記者區分清楚，他不希望把「媒體倡導」跟其他專業混淆。

將報道與評論分開

其實，我們在網上看資訊時，也應了解一下各媒體平日報道新聞時，有沒有將報道與評論分開？其背後是否有自己的立場？而對於同一事件，我們可否先放下自己的既有觀點，試著去搜尋一下不同背景的媒體對於同一事件的看法為何，以致我們對事件可以有比較立體的看法，這亦能夠幫助我們對現時的處境及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不要只在旁邊剝花生，因為我們亦可能成為下一個被誤導的受害者。

資料庫

虛假資訊由誰發放

Jonathan Kaufman是資深新聞工作者，更曾奪得美國新聞界的最高榮譽普立茲獎，他提到虛假資訊流出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有人刻意製造資訊混亂。其實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不少虛假訊息流出，有記者嘗試調查疫情期間數以百計的誤導訊息，以了解甚麼人會發放假訊息，結果發現有七類人會製造及散播虛假資訊：他們是愛惡作劇的人、想透過假訊息牟利的騙子、政客、陰謀論者、聲稱自己有可靠資訊的「內部人士」、擔心親友錯過資訊的親戚，以及名人。[5]

（本文原載於第139 期〔2021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假作真時真亦假，上世紀80年代英國著名電視連續劇Yes Minister 的一句名言：「永遠不要相信任何事直到官方正式否認（never believe anything until it's officially denied）」，對政客的語言偽術有深刻嘲諷。較早前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開始著手研究立法管制假新聞，令人憂慮這是繼政府建議立法管制「起底」和已收緊有關查冊的規定之後，另一項會影響及限制傳媒偵查報道的法例。其實要處理有關假新聞的問題，必須對症下藥，立法並非最理想的方式。

寒蟬效應

首先，要界定何謂假新聞十分困難。有些是蓄意製造的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但更多的可能是有意無意出現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因此，由誰來評定一則新聞是否虛假、部份資料錯誤、或是有意無意誤導便十分重要，但最不適合去評定的團體就是政府，因為政府就是新聞界主要的監察對象，若果由政府部門去裁定一則報道的真假，無疑會成為傳媒頭上一把刀，產生寒蟬效應。

由於傳媒是監察政府的第四權，政府對傳媒必須要有包容的氣度，況且政府財雄勢大、資源充足，要公開講話幾乎所有傳媒亦必定報道，政府若不同意某些傳媒對某些事件的詮釋、認為對方渲染、誇大，公開反駁便可以，與官方說法不同的並不一定就是假新聞。要辨別假新聞，其實能夠維持一個多元、開放的傳媒生態十分重要，因為任何新聞大家都可以透過不同立場的傳媒來分析，從不同角度更立體地了解事件，若有明顯的弄虛作假，自然亦難逃其他行家的揭發、甚至追擊。

傳媒素養教育

此外，要減低假新聞、虛假資訊或者錯誤資訊帶來的負面影響，為學生和公眾人士提供傳媒素養教育十分重要，這有助培養市民大眾在選擇、分析和轉發新聞時應有負責任的態度。傳播假新聞或不實訊息，除了內容農場（content farm）之外，其中一個最快捷及廣泛的途徑就是透過社交媒體，所有市民都可以透過手機及互聯網上載圖片和訊息，許多時雖然沒有明確的來源，但卻好像言之鑿鑿，大家在寧可信其有的心態下，加上想令其他人覺得自己消息靈通，觸角敏銳，於是一些轟動的假新聞往往傳播得比主流傳媒的新聞更快和更廣。若果市民大眾沒有建立負責任的轉發消息態度，對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只因內容震撼或符合個人的政見和期望，便急不及待轉發的話，根本難以阻止假新聞的迅速傳播。

香港報業評議會

當然，一些傳媒的報道手法有爭議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譁眾取寵、以偏概全，借題發揮對這些傳媒機構來說是家常便飯，有關手法亦引起不少公眾人士的不滿。但在一個尊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社會，有關傳媒操守的問題，交由獨立、包括業界在內的團體，以專業角度處理，比由政府委任、動輒以公權力介入更為合適。在判定新聞的可信性和手法的時候，既有專業的角度，亦可以避免出現專業的自我保護、甚至偏袒的情況。 而其中一個符合以上要求的團體是香港報業評議會（利申：本人由報評會創會至今都是其中一名執委，不過，本人的意見並不代表報評會）。

報評會包括了多份報章的業界代表，亦有更大比例的成員是來自新聞學者、法律界、教育界、社會服務界和其他新聞業團體的代表等，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可以平衡了業界和非業界的意見，而報評會所採用的守則，亦是多個業界團體共同商議和受各界認可的準則，多年來行之有效。不過，報評會面對最大的問題，是它並非受法律保障的法定團體，萬一非會員報刊不服報評會的裁決，是可以反過來控告報評會誹謗的，由於報評會的經費主要靠會員的會費和外界捐助，只能維持基本運作，根本難以負擔高昂的法律訴訟費用。

多年前，報評會曾提出希望政府立法保障報評會，最重要的是提供像消委會公佈不良店舖的名稱時，可以有免責權，對方不可以控告消委會誹謗，可惜多年來都未能成事。要判斷一宗新聞是否部份失實、譁眾取寵、誤導、甚至完全虛假並不容易，需要有客觀的標準、不同資料的比較和反覆的討論，很難以法律條文來界定，亦不適宜由政府或政府委任的機構處理，否則很難取信於民。若政府真的要正視所謂假新聞的問題，不如給予報評會有限度的免責權，只要是經過指定的程序，容許投訴和被投訴雙方合理的辯解機會，然後作出裁決，報評會不會被控誹謗，而所有傳媒均可以公開轉載有關裁決而毋須負上法律責任，由公眾看完相關裁決自行判斷真假就可以，報評會毋須擁有任何處分的權力，免得業界又會產生另一些憂慮。 

資料庫

社會人士對立法的回應

2021年5月初，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研究制定「假新聞法」，以應對「錯誤訊息，仇恨言論和謊言」，[1] 但立法目前未有確切的時間表。報評會對此表示關注，並成立工作小組，研究立法利弊和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2] 也有學者撰文指，若要立法規管假新聞，最基本的問題是難以為「假新聞」下一個容易被準確地操作化的定義，最後運作起來，法例會無可避免地影響資訊傳播，帶來寒蟬效應。[3]

（本文原載於第139期〔2021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日常生活，無論是為工作、學習或娛樂……無論是用手機、平板電腦或桌上電腦，我們每天都會上網，接收各類型資訊。由於我們置身網絡世界——虛擬世界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深受它影響，所以我們必須培養「數碼智商」（Digital Quotient或Digital Intelligence，簡稱DQ），以致我們有能力善用網絡，而不會跌入失控狀態，或錯誤使用網絡工具。

數碼公民具備的能力

參考非牟利國際智庫組織DQ研究中心（DQ Institute）所設定的數碼智商框架，當中包括有關數碼智商的八種數碼公民具備的能力：[1]

1. 數碼公民身份（Digital Citizen Identity）：能建立一個健康的線上、線下，具備誠信的身份。
2. 螢幕時間管理（Screen Time Management）：能控制自己的上網時間，在處理多項任務、參與網上遊戲和使用社交媒體時，均有所節制。
3. 網絡欺凌管理（Cyberbullying Management）：能察覺網絡欺凌事件的出現，並能有智慧地處理事件。
4. 數碼同理心（Digital Empathy）：在網上能以同理心對待別人的需要及感受。
5. 私隱管理（Privacy Management）：能獨立地處理網上個人資料，以保障自己與別人的私隱。
6. 網絡安全管理（Cyber Security Management）：能以保安度高的密碼保護自己的資料，並能處理不同的網絡攻擊。
7. 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能理解數碼足跡的本質及它們對現實生活的影響，並負責任地管理數碼足跡。
8. 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能分辨真假資訊、分辨內容是好還是具傷害性，及可信與可疑的網上接觸。

網絡應用與信仰

此外，作為信徒或牧者，活在網絡世代，我們同時亦要思考網絡與信徒成長和牧養工作的關係。信徒如何主動的在網絡世界尋找有用、真確的資訊，幫助自己讀經研經，如何在網絡世界與其他信徒聯繫、團契、相交；牧者可以怎樣透過網絡進行宣講、教導。這都是很值得新世代信仰群體思考的課題，所以在本小冊子中，除了以上八個數碼公民能力，還有與信仰課題相關的文章，盼望讀者在閱讀時，思考一下個人靈命培育的新方向，以至未來教會要走的路、當中有甚麼發展空間和需要突破的限制。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網絡為現代人帶來許多便利，同時亦有潛在危險，盼望在本小冊子中，透過九個範疇的方向，能幫助大家善用網絡工具，享受來自網絡世界的樂趣，同時亦了解網絡工具的威力，學習有節制地使用，免被操控，以保持身心靈健康。

閱讀《數碼健康檢查站》小冊子

牧養工作，就是生命教育，當中的分享與交流十分重要，可以互相影響及一起進步。但若要於網上進行牧養工作，大家要隔著螢光幕見面，可能就會令人聯想到排山倒海的技術考慮、溝通不直接又或是形式很單一，以致令聚會氣氛沉悶。

透過網絡進行牧養工作，大家可能會立即想到網上崇拜直播及網上小組開Zoom（或使用其他網絡會議工具），當中涉及的技術固然有一定的難度，不過要尋找熟悉IT技術的同工或弟兄姊妹幫手，也不是困難的事情。疫情令教會的現場聚會走到線上，在經過一年後，有關技術方面的需要和考慮，大家可能大致掌握了，或者已熟習了這形式，接下來，就是溝通與形式的考慮。

互動、溝通與形式的結連

互動、溝通與形式是不能分割的。於網絡上觀看及參與聚會，如形式是比較單一的分享或聚會，參與者很容易會覺得自己是旁觀者，只要關閉鏡頭，不讓其他參加者看到自己的樣子，又或者即使開了鏡頭，只要多人參與聚會，參加者就會覺得別人不會留意到自己，投入感又會頓時減少。

所以聚會形式——即如何活用網絡會議工具，就變得非常重要。在單向的聚會，即由其中一方單向的傳遞訊息，有沒有想過可以加設分組討論和祈禱的時間？為著教會、社會、世界發生的不同事件去禱告？如果參加者是來自不同的團體，並且彼此熟稔，更可以鼓勵大家分享近來面對的事，互相為對方禱告。這樣，可以提高聚會的互動性，令參加者更投入。

加入分享元素

大家都透過手機、電腦上網參與聚會，基本會使用的工具有鏡頭與咪高峰，即是大家可互相分享有影像和聲音元素的東西，如相片、投影片、詩歌的MV等。在活動時有沒有想過可以邀請參加者先預備一件可以代表自己近來心情的物品，或按議題找具代表性的物品，將這物品對著鏡頭作大特寫分享？

而牧者又可否嘗試撰寫一個短劇，例如在鏡頭前展示布偶或有趣的物品，再請弟兄姊妹在背後配音來說說故事？短劇可否帶出一些問題，然後先讓弟兄姊妹分組討論，再回來大組參與介入事件，讓他們嘗試去改寫故事？

筆者現為戲劇教育碩士學生，因著疫情，有機會參與一些討論教育與網絡應用的研討會，當中發現不少戲劇教育的導師都開始研究和探討如何應用網絡會議平台的空間來進行教育工作。而單向播片、發言，已是令人感到乏味的做法。參與者在接收訊息後，設計活動者進一步要再想，如何令他們投入，包括投入情緒，他們才會「置身事內」，並且進一步作出思考及回應。

美國教育心理學家Benjamin Bloom所提出的布盧姆分類學（Bloom’s Taxonomy），就提到人們的態度，即情感的反應方式，會影響他們接收、回應、評價、組織及內化所學的東西。

不同層次的思維記憶

在設計活動時，可以製造機會讓弟兄姊妹共同經歷，讓他們能「主動」分享自己想法，作出討論，再進一步評估及創造。Bloom的分類學將知識分為三個範疇，而在認知範疇（cognitive domain）階梯中，較低層次的思維是記憶（remember）、理解（understand），這就像平日單向聽道的層次。[1]

如弟兄姊妹在活動設計時，在邀請牧者分享經文或講道之前或之後，是否可以加插故事或個案的呈現，再給大家有空間去討論、分析，以至可以把相關的教導放進故事或事件的發展之中，讓大家分享和判斷，大家再試試去幫助故事的主人翁改善現有的處境或思考的方向，以尋找出路？

隔著螢光幕，的確是容易被四周外在環境打擾，但如活動設計夠吸引，使人浸沉在這黑框之中，它所呈現的故事及大家共同創造改善現況的「劇情」，卻可以是十分引人入勝，使人投入在其中。

21世紀的四大技能

未知大家可有留意21世紀重要的四大技能：溝通（communication）、合作（collaboration）、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及創意（creativity），[2] 其實，這不單是在學校裡，學生要學習的事，更是人們面對21世紀世界各項挑戰時需要的技能。同樣，教會的弟兄姊妹也需要這些技能，讓大家都能好好的互相溝通、合作，對社會現在面對的事件、難題作出批判思考，並有創意地改變現況。盼望我們能一同學習，以新的方式，面對時代的轉變。

布盧姆分類學的演變

美國教育心理學家Benjamin Bloom在1956年提出的布盧姆分類學（Bloom’s Taxonomy），將認知過程分成六個主要類別，由最簡單的層次開始到最複雜的層次思維，包括：知識（knowledge）、理解（comprehension）、應用（application）、分析（analysis）、組織（synthesis）和評估（evaluation）。大概在40多年後，一組認知心理學家修訂了Bloom的分類學，令它更貼近21世紀的學習模型，他們將六個類別名稱由名詞改為動詞，並作出了一些調動，令有關類別變成：認知（remember）、理解（understand）、應用（apply）、分析（analyse）、評估（evaluate）及創造（create）。[3] 這套分類學反映人們思考問題的能力和處理訊息的路徑，它也成為建構學生學習過程的重要模型。

網絡上一直有不少教人如何穿衣配搭的短片，近來出現由韓國傳入的另類穿衣配搭短片「LookBook」，[1] 賣點是全片以「一鏡到尾」的手法拍攝，片中女主角，也就是拍攝短片的女網紅，會在鏡頭前換衣服，甚至會出現只穿內衣褲的畫面，部份網紅更刻意在鏡頭前搔首弄姿。後來有些少女也「有樣學樣」，模仿這種拍攝方法，毫不介意公開地展露自己的身體。其實拍攝手法有很多，假若子女也希望試試拍攝網絡短片，家長可以怎樣教導孩子訂立安全界線？本文嘗試以LookBook作為例子，分享一下家長可作的提醒及預防教育。

短片所呈現的自己

首先，家長要教導子女明白，拍攝短片並上載到網絡就像發出一個邀請，讓別人透過短片所呈現的畫面去認識你，而這個邀請是立刻發放予全世界的人。平日子女總會收看一些短片，家長可以藉此機會問子女：「你覺得片中人喜歡做甚麼事情呢？」如果該短片是教導穿衣配搭，子女可能會覺得片中人是個喜歡打扮的人。家長可進一步問子女，對於有展露穿內衣褲畫面的LookBook，跟其他同類型但沒有展露內衣褲的短片比較，兩者同是分享穿搭的技巧，在觀感上有甚麼分別呢？其實短片內容的選材，會直接影響收看者對片中人的印象。假若短片裡來來去去只展現了片中人美麗的身段，這些畫面為眼目帶來刺激，但最終還是會過去的，更何況網絡上總有更令人驚艷的身段和容貌。如果一個人沒有展現美好的品格特質，長久下去，即使擁有再美的外表，也難免讓人覺得流於表面和枯燥乏味。

家長可引導子女思考，希望別人透過短片對他留下甚麼印象，以及為短片內容訂立界線。我們總希望受朋友歡迎，彼此分享有趣的事，更渴望別人欣賞自己。一個真正讓人值得花時間去深交的人，大多是有內涵、品格美好的人。因此我們要教子女追求能夠歷久常新的美好品格，例如《聖經》提到聖靈所結的果子：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這些美好特質永遠不會過時，且會令人感到幸福。若拍攝網絡短片會讓別人看見自己某些層面的特質，我們為何不展現這些美好特質呢？

視「讚好」為認同

今日的網絡短片總能讓收看者作出回應，喜歡的就可以「讚好」，這本來並非壞事；不過，有些人卻為了追求「讚好」，不惜退讓自己的底線，視「讚好」為別人對自己的肯定和認同，愈多「讚好」代表自己愈受歡迎，得到更多的愛戴和關注。事實上那些暴露身體的短片，即使標記著再多的「讚好」，其實並沒有帶來真正的友誼。家長不妨請子女分享一下對「讚好」的經驗，例如他有「讚好」過某些短片嗎？整個過程是怎樣的呢？有些人細心欣賞短片後，覺得心靈受到鼓舞而「讚好」；有些人覺得短片有趣、刺激，就隨手按「讚好」。「讚好」別人的短片輕而易舉，不過要移除「讚好」也是順手一按的事。家長可引導孩子思考，心底裡若希望別人欣賞自己，到底是源於哪些想法呢？

一旦上傳便難以刪除

家長要教導子女明白，在短片或相片裡所呈現的每一個形象，其實都是代表著真實的你；即使沒有朋友認出片中人是自己，但我們總認得自己最熟悉的身體。所以當有人對「短片或相片裡的你」評頭品足、惡言惡語、講一些輕佻或侮辱的留言，你都會切實地感到難受。在互聯網世界，我們都無法控制別人的言論，也無法完全移除短片、相片。上傳到互聯網的資訊就好像潑出去的水，所謂覆水難收，要徹底刪除幾乎是不可能。即使你已移除短片，你卻不能肯定其他人曾否下載或複製短片，所以家長必須教導子女在上傳任何資料前，都得小心考慮，否則便要為那些沒有實質價值的「讚好」付上代價。

抹不清的網絡資訊

關於拍片，家長必須引導子女思考：隨著年日成長，沒有人知道將來自己對各項事物的想法是否如年幼時一樣，也就是說若時光倒流，我們會否再拍攝相同內容的短片？保護身體放諸甚麼年代都是正確的，因身體是寶貴的，是要珍惜的，豈能輕易向人展露呢？假若過去我們曾因一時衝動拍攝不合宜的短片，現在感到後悔而刪除短片，但將來某天短片突然又再出現，我們該怎樣去面對呢？假若愛我們的人看到這些不合宜的短片，定會感到難過。只要輕輕一想，已經觸動我們最脆弱的神經，令人輾轉反側、難以入睡。既然如此，我們必須為自己訂立安全界線：不在網絡世界展露自己的身體，也不賣弄色情。

人人都可以當主角

美國藝術家Andy Warhol曾說：「在未來，每個人都有15分鐘的成名機會。」他這句話彷彿說中了今日的社會現象，社交媒體、影片分享網站的出現與興起，令普羅大眾都可以在網絡世界分享自己的作品，而收看者亦可以透過「讚」、「評論」及「分享」來作回應。「讚」和「分享」數目也成為受歡迎指標。有輔導心理學家指出，心理學中的社會激勵理論（Social Incentive Theory）分析了人的行為動機，因渴望得到社會和外在支持、激勵，人會對得到獎勵的行為有正面的動機，並會遠離可能會導致負面後果的行為。有人為了「讚」而在所不惜，正反映了別人的「讚」，養活了他的自信。[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