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賭者故事 沉溺

今年聖誕假期間，我將與家人一同前往距離奧克蘭約五小時車程、人口不到60,000的Napier進行短期宣教工作。我們主要會與當地教會合作，進行一系列活動，如探訪老人院、街頭報佳音、音樂佈道、聖誕攤位聯誼和聚餐等，藉由這些聖誕節的活動，與當地居民分享福音。

因為負責人要求每位參與者都要提交生命見證，這讓我有機會靜下來回顧上帝在我生命中的作為。既然見證需要與不同的人分享，我也希望藉此機會與你分享我的故事，希望我的經歷能激勵你都回顧一下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作為。

出生於小康家庭，父親在我幼年時在香港和內地經營工廠，生意遍及東南亞。然而，工作可能給了他很大的滿足感和存在感，因此在我年幼時，他很少回家。又可能工作帶給他成就感和自我肯定，因此他自視甚高，認為自己搵錢養家功勞最大，覺得家人全都是未見過世面的家庭主婦或小朋友，從不會聆聽家人意見和理解我們的感受。而母親可能不太適應獨自照顧一個牙尖嘴利的女兒，一對活躍好動的雙胞胎和一個不解溫柔的丈夫，所以她的脾氣異常暴躁。童年時期，除了受到母親的打罵（最嚴重的一次是用菜刀刀背敲砍我的頭）和看著父親每次回家都被母親歇斯底里地喪罵外，其實我沒有太多的記憶……

也許我和哥哥實在太活躍好動，所以母親實在不想讓我們留在家裡太久。自從升上中學後，母親開始給我零用錢，讓我放學後出去走走，晚上才回家。可惜零用錢實在不夠，我和大哥週末也只能「冒著生命危險」留在家中。感謝主，上帝當時應該不太想這麼快就接我和哥哥「回家」，祂真有方法，竟然先帶我家姐回教會，之後她問母親可否帶我和哥哥參加初中生團契。坦白說，我當時對返教會興趣不大，但母親實在太想我「信耶穌」，所以重金加我零用錢200元，條件是週末跟家姐返教會，結果一返就返了30年。

起初返教會，只抱著玩玩的態度，對信仰沒有認真的追求。加上成長背景，我其實不太會、也不太敢表達自己。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當年團契導師對我的關心，甚至比父母對我更甚。由於「不好意思」，我在「不太好意思」的情況下答應決志信主。自此，我在教會有很多機會事奉，也慢慢在教會建立起自己的圈子。

然而，信主後我其實沒有祈禱、讀經和靈修的習慣。直至中六，在學校和教會有更加多的事奉機會，但自覺信仰基礎不足，一天晚上，我首次在家禱告，內容大致是求主讓我有動力靈修，由於不知從何入手，如上帝應允禱告，就請祂指示我如何做。禱告後，我便隨手打開聖經，看看有何啟示。不夠一分鐘，家姐突然走入我房間，說剛才見到我在禱告，便給了我一本靈修書，還留下一句：「只係祈禱是不夠的，還要多靈修」，之後她就離開了。我當時第一個反應是：「好邪！」但從那時起，我知道信仰不單只是一門學科，更重要的是一份看不到但能感受到的關係。隨後一年，我決定接受洗禮加入教會。

童年經歷其實令我不太懂得跟人建立關係，甚至感情。我明白人的情感與過去的記憶息息相關，特別是看待記憶的方式，決定了我的感受。如果想透過遺忘來免除傷痛，假裝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其實傷痛是不會消失的，反而會在你毫無防備的時候多砍你一刀。

信仰讓我明白惟有面對自己的傷痛，才有機會得到醫治。上帝或許知道我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不會學習到，而理智遠大於情感的我要單單在聖經找出路也不太容易，感恩的是在中學時期在教會遇上我太太，她正好是我的對立面，家庭成長健康，重視感情，懂得體諒他人，有同理心。她讓我嘗試學習和享受愛與被愛（這二十多年辛苦她了！）。

之後三姊弟各自組織家庭，父母由於關係太差，實無法一起居住，所以哥哥結婚後，爸媽選擇分居，之後亦甚少聯絡。及至2018年中，我們三姊弟分別移居海外，剩下父母在港生活。同年11月，媽媽突然身體不適，情急下打電話給爸爸，他當時立即趕去見她。見面後，爸爸發覺媽媽的情況比想像中差，即時送她入院，又向我們報告。我們三姊弟亦分別趕返香港探望媽媽，而爸爸每天都在病床邊照顧她。

當媽媽躺在病床時，昔日在香港牧養我的牧者前來探望，為她祝福和祈禱，亦向她講福音。感謝主，她清晰回應，亦在爸爸見證下接受水禮（當年一手推我入教會的「始作俑者」終於步我後塵）。之後媽媽情況稍為好轉，能跟我們簡單溝通，有講有笑。留港短短20日，之前應該從未想過跟父母一起相處原來可以這樣平靜。

可惜順風從來都不常作伴，三姊弟離開不足一星期後，媽媽病情急轉直下。幸爸爸一直在旁陪伴。沒想過她跟爸爸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多謝你！」相信這三個字足以令他們一生不再有任何遺憾和餘恨。

之後一日，媽媽情況再轉差，醫院打來著家人馬上趕去醫院見最後一面。我們即時通知爸爸和教會牧師。可惜，爸爸趕到前媽媽已經返回天家，但雙眼不能閉上（即老人家最忌諱的死唔眼閉）。當時，爸爸多次嘗試把媽媽雙眼閉上但未能成功。不久，牧師到達醫院，給媽媽祝福祈禱，之後著爸爸在媽媽耳邊多說一句話。爸爸照做，大意是「放心，你三個仔女過得好好，我都會過得好好，你安心離開啦！」說罷，媽媽馬上合上雙眼。

或許場面實在太震撼，爸爸多次嘗試亦未能成功，在人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爸爸隨即要求牧師給他上學道班，他亦於同年聖誕節領洗加入教會。無想過，一個一直自以為聰明，心腸剛硬的人原來最終都會信主。受洗至今差不多六年，感恩即使獨個兒留在香港，他都有恆常參與教會聚會。

信主多年，人生稱不上順風順水，更時有低潮，但與神建立關係以後，這份關係更讓我重新學習與人建立關係，走出昔日關係所帶來的傷痛，更重要是修復曾經傷痛過的關係。

驀然回首，發現恩典滿滿；感恩在生命中遇見祢！

聖經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既然愛別人那麼重要，那麼我們首先便要學會愛惜自己。愛自己不是自私、自戀和自我中心，而是要知道自己是有神的形象、是尊貴的、美善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去愛、值得被愛的。而今時今日我們面對的世界愈來愈複雜，私人和公共的界線有時亦很模糊、甚至飄忽，令我們與其他人相處時亦愈來愈容易出問題，今期《燭光》想和大家探討如何在令人眼花撩亂、應接不暇的網絡世界中學會愛惜和保護自己。

一個愛惜自己的人首先要有自信，不要常常將自己與其他人比較，更毋須因為看到其他人在網上的短視頻及微短劇鼓吹或反映的所謂潮流而盲目跟風，亦毋須太過介意其他人在社交媒體對自己的評價或回應，特別當許多人仍然以為自己毋須為網上的言行負責而胡說八道的時候。一個愛惜自己的人亦應該學會為自己做明智的決定。例如好好保護自己的私隱；在玩手機遊戲的時候要避免墮入賭博或課金的陷阱；不會被虛擬的世界混淆或取代了現實的生活；更要為自己的未來（包括退休）作好準備……

此外，個人要愛惜自己，教會和基督教機構亦然，不要因為自己的疏忽大意或自以為是，以致令教會或機構失信於人、令基督的名蒙羞。「（愛是）不做不合體統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別人的過犯，不為不義而喜樂，只為真理而歡喜」（林前十三5-6《新漢語譯本》）。

消費者委員會於2024年初公佈了一個實際測試的結果，他們於2023年10月至12月在App Store及Google Play兩個應用程式商店「最高收益」排行榜中，選了六款有提供模擬賭博的遊戲應用程式，當中有只玩一款賭博遊戲，如老虎機，又或者在一個程式中可以玩多款賭博遊戲，如：麻雀、撲克、捕魚遊戲、魚蝦蟹、賽馬、賭大細、骰寶、Bingo或輪盤等。由於這類手機應用程式只是模擬賭博活動，並非落注賭真錢，在香港玩這類手機遊戲並不會觸犯法例。但如果在香港未獲發牌或豁免的賭博網站下注，即使網站於海外註冊，均屬違法。[1]

消委會在公佈實測結果時提醒市民，模擬賭博遊戲似是不牽涉金錢賭博，但玩家若「長期參與模擬賭博遊戲，可能會傾向把賭博行為正常化，最終導致有較高機會參與金錢賭博，繼而出現沉迷賭博甚至成癮等問題，對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玩家尤其容易構成心理影響。」[2]

消委會在測試手機遊戲時發現，大部份遊戲均以四種常用手法吸引玩家持續玩樂和課金（玩手遊期間付費）：

1. 登入獎賞：遊戲以特定時間登入及玩樂獎勵，讓玩家養成登入遊戲的習慣，如設「每日免費抽獎」，以免費虛擬金幣或道具來獎勵玩家，鼓勵玩家下大賭注，以加快升級或獲得獎勵的速度，讓玩家習慣大額投注，玩家一旦養成了這些習慣，日後遇上賭博問題的風險也會加增。
2. 限時優惠：遊戲設首次儲值、限時優惠及提供多種付費服務，並會反覆顯示優惠，讓玩家對可能會錯失機會而擔心，繼而因衝動課金；遊戲更設有通行證、不同「福利」的會籍及等級，並讓玩家免費體驗特定會籍，吸引他們試玩後課金。
3. 設排行榜：為令玩家繼續投放更多金錢，遊戲會讓他們互相比拼，並設排行榜，令玩家為攀升個人排名而繼續投放更多金錢；另外，為增強玩家之間的互動，鼓勵他們贈送及交易遊戲物品，讓玩家花費更多。
4. 抽獎送禮：遊戲設有付費抽獎、刮刮卡等內購項目，讓玩家在應用程式內消費，有部份遊戲更沒有列出中獎機率。大部份接受測試的賭博遊戲都沒有隨機數生成器（Random Number Generator，RNG）認證，無法確保發牌時的隨機性，未能維持遊戲的公平性。有遊戲更指會在抽獎中送出智能手機、百貨公司禮券，但未有交代清楚抽獎條款及獎品是實物還是虛擬禮物。

根據《行為上癮》一書中指出的六項讓人上癮的原理，與賭博遊戲Apps（應用程式）使用的手法十分相似。[3] 「原理一：行為觸發」，當玩家一開始因著好奇、易玩、設計精美等原因玩賭博遊戲Apps，就會有了玩遊戲的動機，而人類行為的出現，都是由動機（motivation）、能力（ability）、觸發（trigger）三個因素構成，三者聚合在一起，就會形成了行動（behavior）。

行為公式：

動機 X 能力 X 觸發 = 行動

賭博遊戲Apps中有多種不同的賭博方式，向玩家灌輸「總有一款適合你」喜好的想法，有了想玩的動機，玩家又有能力付出時間、金錢，再加上一些推廣提示、小便宜、送福利等刺激來觸發玩家，「玩」的行動就會開始。

「原理二：輕鬆入坑」，一關又一關精心設計的遊戲，就會慢慢逐步讓人進入心流狀態，沉浸在遊戲中而不覺得時間過去，讓人輕鬆「入坑」。「原理三：即時回饋」，許多不同的回饋、小禮物、定時禮品等就是鼓勵玩家重複玩遊戲，直至上癮。「原理四：挑戰升級」，晉升的排名，就是讓人欲罷不能的階梯，無論是與自己、或與其他玩家的比拼，都叫人有著滿足感，想繼續下去。

「原理五：未完待續」，在遊戲的設計上，讓人感到未完結，令玩家有所期待，想知道之後還會有甚麼新的「得著」，所以遊戲總是有點新意及不同的獎勵等著玩家，亦會讓玩家誤以為容易獲利及期待有很多勝出的機會。最後是「原理六：社群依賴」，遊戲令玩家能與友人一起玩，於社交平台交流，互相分享樂趣，這是讓人繼續沉浸的一種方式。轉發新資訊、送贈禮品，令玩家以自主傳播來促進持續的活躍，並且讓玩家在當中獲取好處。

賭博活動難以禁絕，社會中存在賭博活動但法例亦不容許未成年人士參與，這可能是因為成年人有較強的自制能力。有部份賭博遊戲Apps在應用程式商店介面中，只介紹遊戲賣點，並未能提及年齡限制的資訊。而在下載後，在進入遊戲的過程中，消委會測試的六款遊戲，均未有驗證玩家的年齡，明顯對未成人士沒有採取足夠的保護措施，讓他們免受賭博遊戲的荼毒。

家長應對未成年子女所玩的網絡遊戲、使用的應用程式有所了解，並可以在他們手機設置下載年齡限制，以免他們私自下載不適合他們年齡的應用程式。家長亦可多與子女溝通，分享上網的見聞及樂趣，一旦發現子女參與虛擬賭博活動或玩不適合他們年齡的遊戲，便能及早勸戒。

政府財困，開源節流本來是應做之事。不過曾有立法會議員在會議中提問政府，會否增加博彩稅，又有議員建議增加不同運動博彩，例如籃球和方程式賽車等等，並引述不同研究稱去年有55萬人參與外圍投注，外圍利潤超過140億元，應該考慮增辦。對於這類建議，在討論賭波合法化的時候已有人提出，但因為政府一直堅持不鼓勵賭博政策，並承諾不會隨便引入不同運動項目，所以一直以來，馬會只在賽馬和足球博彩引入不同賭法和不同的盤口，惟只用兩個項目，加上六合彩，2022/23年總投注額已達3048億元。政府要求馬會因此多交稅，也是無可厚非，怎樣交稅才不影響馬會的「慈善事業」這自有後話。

不過，當有議員提及增加不同賭博項目時，民政及青年事局副局長梁宏的回應卻令人擔憂。根據《香港01》的報道，副局長去年曾表示如該賭博項目有龐大及持續需求，而有關需求持續透過非法途徑得到滿足，即使投放大量資源加強執法，也未必可切實及圓滿解決問題，而規範該類活動建議獲社會支持，當局即會考增加合法賭博種類。換句話說，政府本來口口聲聲的「不鼓勵賭博」的政策大原則，原來已經完全消失。依照以上原則，一些新的賭博項目，不論是籃球，賽車，甚至奧運項目，只要符合以上幾個條件，似乎政府就會考慮增加。

有以往一向關注賭風擴大的政黨，今日更索性打倒昨日的我，直言建議政府研究容許馬會開辦的體育博彩項目。[1] 有人更稱內地和澳門也有籃球博彩，如果香港沒有的話，港人就會賭外圍，影響政府收入了。其他地方有很多不同賭博活動場所，甚至有賭場，是不是香港政府因幾年的疫情引發短時間的財政緊張，就放棄一貫的政策原則，做一些可能會長期影響社會風氣的事情？透過增加投注的形式和金額來增加博彩稅無疑飲鴆止渴。

請大家謹記，愈頻密及容易參與賭博，成為病態賭徒的機會愈大，社會要付上因賭博而造成的家庭及個人問題、負債和犯罪等問題的成本便愈大，將年青人喜歡的運動與賭博掛鈎，與從前容許煙草商贊助年青人的活動，引致他們對吸煙有良好印象一樣愚不可及。

一代不同一代，當世界的轉變速度愈來愈快，不同世代面對的挑戰差異可以很大，無論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成長，或是千禧年前後較富裕環境下成長，以至過去幾年在社會運動和疫情陰霾下成長的青少年，所面對的挑戰截然不同，作為父母、老師和導師的，大家的成長經驗恐怕難以成為主要參考。過去幾個月，香港學童自殺的情況令整個社會都震驚和傷心，究竟青少年面對的嚴峻挑戰是甚麼？他們的抗逆力出了甚麼問題？家長、老師和所有關心青少年的社會人士又可以做甚麼？這是大家都十分迫切想探討的。

在美國，一個關注精神健康議題的網站指出，現時青少年經常面對的問題主要是受社交媒體的影響、自我形象低落、外貌遭負評、同儕壓力、欺凌、學業上的挑戰、外在各種壓力、與性相關的危險行為、藥物或賭博的沉溺行為、抑鬱和焦慮等。[1] 就以上各點，本書希望可以幫助各位關心下一代的朋友，了解青少年在成長中所面對的種種障礙，並以合宜的方法和態度協助他們跨越這些障礙。

本書收錄有關沉溺行為的文章，主要是回應青少年沉迷電玩的情況，另外，亦收錄了有關靈性支援的文章，讓家人、朋友可以幫助青少年面對各種衝擊。作為教會群體，我們相信如果青少年能在靈性層面得到餵養，由聖經真理導引他們，便能更堅實的成長，即使面對再混亂的世代，走進了人生低潮，他們也不會失卻盼望。因此，本書的最後一個部份為信仰支援，盼望透過相關文章，回應青少年在靈性方面的需要。盼望本書，能為青少年，以及他們的同行者帶來一點幫助。

今年萬聖節前數天，加拿大本地新聞已放風：據訪問調查，因通脹及經濟放緩，將會更少家庭於今年萬聖節派糖；而且當晩氣溫嚴寒，亦更少家長「放」小朋友外出「攞糖」。

以前我家都有隨俗「應節」，但約十年前阿媽試過派糖時被一群年輕人「搶糖」，之後便每逢萬聖節都全屋熄燈(代表冇糖派)。不過她仍然十分喜歡萬聖節，因為本地超市每到九月中開始便會售賣特為萬聖節而設計的「派糖裝」零食：一大包/一大箱內藏大量小裝型的糖果、朱古力、薯片。我母親最喜歡的便是這些小巧裝的薯片，每年她都會買兩三箱，但卻是派糖給自己 – 每天開一小包享受，或孫兒過來探她時有零食「氹」他們。

萬聖節本來是歐洲塞爾特人帶有超自然元素的傳統節日。二千多年前糧食供應極不穩定，特別在北方，入冬是十分危險 – 耕種停工了，如果秋收不理想，加上嚴寒天氣、醫療落後，整條村死掉大半人並非奇事。當時他們視10月31日為年終，亦是夏季的最後一天(那時塞爾特人沒有秋天的概念)，相信當晚陰間的亡靈會來到陽界滋擾活人，故此當晚搞「營火晚會」來祭祀，並透過變裝來驅邪，萬聖節的習俗便由此而來，說到底是恐懼死亡而演化出來的習俗。

古代人口等同勞動力生產力，村子死了大半人，來年的情況將會更險峻，所以古人用盡方法來趨吉避凶實在無可厚非，但來到20世紀便成了 “Trick or Treat”，北美的中小學甚至會在校內開Halloween舞會。今時今日加拿大，所有大時大節均是商機：情人節賣花、朱古力、燭光晩餐；八月雖然沒有節日，但去到那裡都會看見「開學日大特賣」(Back to School Sales)*；萬聖節賣零食、戲服(costume)、應節裝飾(如放在前院的假棺材)；感恩節賣火雞；聖誕節前後則是瘋狂購物，但在強調多元文化的加拿大，近十多年真正的聖誕節主角已甚少見於商場及百貨公司了。

教會雖不贊同慶祝或參與萬聖節(特別是變裝)，但多倫多不少教會亦會於萬聖節期間舉辦活動，其一主要目的是讓小朋友不用上街「攞糖」都有得玩，亦藉此機會向信徒解釋為甚麼不應慶祝萬聖節。從信仰的角度來看，萬聖節「水靜河飛」並非壞事，但如文首所言，坊間對萬聖節的參與和反應，很大程度反映了民間真正的經濟狀況。撇除天氣或前數年如疫情等因素，10月31日晚上走出屋外看見十室有半黑，街上只小貓(小朋友)數隻攞糖，筆者亦「不禁倒抽一口涼氣」，擔憂來年的市道。

* 根據小弟的不嚴謹調查，文具最抵賣的地方其實是最少做宣傳的一元店(雖然近年一元店已甚少貨品真的賣一元)。

在世界各地，紋身的意義以及人們對它的觀感一直在改變。例如最早在北美洲的原住民，認為紋身具備戰勝及保護靈魂的意義，到了18世紀中期，女性原住民會視紋身具有類似針灸的效用，用以紓緩牙痛和關節炎。而早期美國的水手及軍人亦多在身上刻上祝福的字句，希望可以保佑自己從戰場或海上平安歸來，到了19世紀維多利亞時期的美國，紋身成為流行的象徵，二戰後的美國，基於囚禁在集中營的人會被迫紋上編號，導致西方社會曾有一段時間對紋身產生反感。[1]

至於日本，也並非一開始便把有紋身的人定義為有黑社會背景的人，例如早期居住在北海道的原住民阿伊努人，女性會在嘴唇周邊紋身，以此顯示她們的婚姻狀況，以及象徵著成熟和忍痛能力。到了約17至19世紀，從事建築、祭典準備、消防及郵政工作的人，為了顯示自己瀟灑及帥氣，也常會在身上紋身，有僧侶亦會在身上紋上經文，以求加強法力。另一方面，早至720年，罪犯的臉或肩膀亦會紋上標記顯示罪行或懲罰，約在1960年，人們認為紋身與黑社會及犯罪有關聯，不過到了今天，年輕人受到西方文化影響，開始視紋身為一種流行的藝術，並在自己身體喜歡的位置紋上圖案及文字。[2]

從前對紋身有刻板印象的日本，當中的年輕人現在對紋身已不如過往負面，就連香港的年輕人亦愈來愈接受紋身。以往的香港社會也如日本一樣，普遍視有紋身的人有黑社會背景，不好又或不乖，但現在人們一般都接受紋身文化，不再視有紋身的人為壞人，反而會把紋身看為一種藝術及一種潮流。有的年輕人只想把鍾意的圖案紋在身上，有的則希望紋上特別及有紀念意義的圖案或字句。[3] 當社會對紋身的看法愈發接受，這種趨勢亦蔓延至教會年青的一代，不少年輕信徒不是正在考慮紋身，便是已在紋身的路上，教會可以完全漠視這種紋身風氣或年輕信徒的想法嗎？今次「我有話說」訪問了兩位年輕信徒，希望藉著他們的分享，有助牧者們稍為了解年輕信徒如何看待紋身，以至無論教會有何立場，都可以回應到年輕人的需要。

手腕內側紋了一個十字架及一句經文的Alan

Alan（化名）回想在他大學時期，發現大學團契中每10位基督徒中，大約便有一至兩位身上有紋身，而身邊出現的基督徒朋友也愈來愈多人考慮紋身。Alan坦言大概從小二開始，便對「紋身」不陌生，由一開始接觸印度的手繪紋身（Henna Tattoo）、到後來是噴槍紋身及紋身啫喱，可能因此令他從小到大都有想要紋身的慾望，成為了基督徒的他，由正式考慮紋身至付諸行動，便決定要紋上與信仰相關的內容。

Alan幾乎沒有為到基督徒可否紋身而掙扎，但他非常著重紋在身上的東西，對他有何特別意義，他也會考慮教會的看法，雖然在教會中，有一些長輩在他刺上臨時的紋身時略有微言，但他所認識的傳道人，都表示最重要是他有否想清楚，Alan很慎重的挑選了紋身的經文，在此事上他有尋求牧者的意見，最後，他的手腕除了有一個向著自己的十字架，也刻上了“desire gives birth to sin.”這一句來自雅各書一章15節的經文，他認為刻在自己手腕內側，這樣才可以讓紋身在自己的視線範圍內，方便提醒自己。Alan不是為要追求紋身藝術或潮流才這樣做，只是想通過一個他認為舒服及鍾意的方式去紀念一些對自己來說很重要的東西，比如信仰，又比如家人。

當初若有牧者反對自己紋身，Alan還會決定紋身嗎？對Alan來說，他花了整整兩至三年的時間去考慮是否紋身，所以這並非一個隨意的決定，因此，他想他還是會選擇紋身，但他亦明白牧者有不同的立場，若然有些牧者認為有紋身的人不能參與講台上的事奉，如敬拜隊，他是可以理解的，但若然連小組組長也不可以做，甚至阻止他參加團契的話，那麼，他有可能轉去其他教會。Alan認為牧者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只要當他們有意見時，願意找他傾談，而不是表現出抗拒的態度，這樣已經很好。Alan不後悔自己紋了身，也沒有覺得不太方便，若然日後找到其他有意義的東西，他相信自己亦會把它們紋上。

很想在自己背上紋上一個大大十字架的John

與Alan不同，John（化名）並非一開始便接受信徒紋身，不過，隨著社會對紋身有所改觀，加上John後來認真地從信仰角度去思考紋身這課題，令他開始接受信徒紋身。對他來說，基督徒紋身並非與信仰抗衡，可能有些人會引用利未記十九章28節「不可為死人的緣故，割傷你們的身體，也不可在你們的身上刺花紋；我是耶和華。」（《新譯本》）去反對紋身，但John認為不可以單純地把經文視作條文，應該看《聖經》的精神是甚麼。就如耶穌也打破當時的「傳統」，在安息日治病，如果紋身可以讓人在信仰上有更多提醒，豈不是讓人更「屬靈」嗎？另外，他提到以往有沙漠教父長時間舉手祈禱，他們看似用一些苦待自己或傷害自己的方式去表達信仰，紋身或許可以成為另一種幫助他謹記信仰非常重要的方法，以及讓他知道他是要從世界分別出來的——分別為聖，John重視的是紋身達到的效果而不是紋身本身。

當然，紋身可否讓人謹記信仰，在於紋身的內容。John提到自己中學畢業時很投入教會，當時，他想在背上紋上一個很大的斜放的十字架，提醒自己不可以離開信仰，因為世事難料，連自己都不能擔保，自己會否有一天不想再跟從基督，但只要紋上一個大大的十字架，他認為如果有一日他出現了「離教」的念頭時，至少有一個大大的十字架可以提醒自己。就如從考慮離婚到正式簽字，過程中仍有不少機會挽回，對他而言，紋在身上的印記或許可以給他一次「被挽回」機會。有如此想法，是因為當初帶他返教會，鼓勵他要參加崇拜的那位中學同學，已經離開了信仰。

對John而言，紋身的意義除了讓他謹記信仰，也能表達他是基督徒這身份。他認為要紋身，一定要經過深思熟慮，考慮過不同的後果才好採取行動，即使現代的科技先進，可以輕易去除紋身，但他卻感到，一旦紋上便是一生一世的事。他不是為了裝飾，或純粹想突出自己而紋身，John並不打算在身體當眼地方紋身，以免影響事奉。他也坦言，若然所屬教會，整體的氛圍反對紋身，他也不會為了紋身而離開教會，他不會視紋身是生命中非做不可的事情，既然弟兄姊妹分享著彼此的信仰生活，他亦會考量其他人的意見，他認為每間教會都有自己的規矩，就如每間學校都有自己的校規一樣，若然環境不許可，他便不會做。

與Alan一樣，John有詢問過牧者有關紋身的事情，他的牧者支持他紋身，不過，他身上迄今並沒有任何紋身，不是怕痛，而是他恐怕隨著年日過去，自己的身形有所改變，身上的紋身也會出現變化。

不需要視信徒紋身是「離經背道」

一個有紋身的Alan，一個未有紋身的John，透過他們的回應不難發現，他們兩人均不是一時興起想著要紋身，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他們對信仰都非常認真，並且希望在身體上紋上對他們最重要的東西。雖然他們的聲音不足以代表所有想要紋身的信徒，亦不排除有信徒只為了趕潮流，追求紋身藝術等其他原因才選擇去紋身，但Alan和John某程度上也代表了一些希望藉著紋身，提醒自己堅守信仰的信徒。

或許有人認為信徒並不需要，也不必藉著紋身去提醒自己，有這種想法的人沒有錯，然而，現實中有不少年輕信徒接受紋身，他們也很想藉此去表達或紀念對自己來說很重要的事情，其實除了信徒紋身，也有紋了身的神學生，外國亦有牧者（如Joyce Meyer）紋了身，將來在教會中或會有更多紋了身的信徒及牧者，教會由不同的群體組成，每個人對於紋身都有不同的看法，即使今日教牧同工覺得毋須與弟兄姊妹討論，但只要大勢一到，這可能成為教會將來不能逃避的課題之一。

無論如何，彼此保持溝通非常重要，教會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先聆聽弟兄姊妹的故事，了解紋身及其圖案或字句對他們的意義，以及他們紋身的內容，比單單用一節經文否定他們的行為來得好。

「你要謹守你的心，超過保衛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箴言第四章23節《環球聖經譯本》

青少年精神健康一直被受關注，因為他們在成長中面對不少的轉變和壓力。本年5月，由醫務衞生局醫療衞生研究基金委託香港大學進行的一項有關青年精神健康調查的報告指出，受訪的3,440名介乎15至24歲青少年在2019年5月至2022年7月受訪期內，有近17%曾出現至少一種精神疾病；19.4%出現自殺念頭；5%有自殺計劃；1.5%曾企圖自殺^[1]，調查結果令人憂慮。為此，筆者專訪了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精神科醫生廖廣申分享對於這情況的看法及建議。

壓力成因
廖醫生認為環境改變這個因素會對任何人產生壓力，研究時期發生的社會事件和新冠疫情便是兩重大關鍵事件，對各個年齡層的生活、習慣、求學安排等，都造成影響。他認為研究的數字比率高，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作為現代都市，有著高壓力的教育制度：緊張的學習環境、很多考試和要學習的學科等等；可以解釋到香港學生的學業壓力和考試壓力十分巨大的原因。這樣，可能導致很多人出現情緒和精神問題。

報告指出，青少年患抑鬱症最普遍，有13.7%。廖醫生指出，患上抑鬱症的成因很多，如性格、生理因素和環境因素都有影響，與青少年有沒有接觸毒品、酒精等也有關。他說：「環境因素和壓力感是重要因素，而這報告反映青少年的學業是主要的壓力來源（佔42.8%）。」他建議不要為這個年齡層的青少年添加不必要的壓力。他更指出，臨床見過很多病例，讀書成績很好，是名校高材生，進入了著名大學；最後因為抑鬱症而完成不到學業，或要接受精神科治療、服用藥物及接受心理輔導。此外，報告亦指出了四大風險因素：個人心態、家庭空間、數碼生活及逆境轉化。廖醫生為我們逐一解說。

個人心態——「完美主義、執著、『唔輸得』的心態是高危因素。」廖醫生認為「個人心態」很重要，但每個人的心理質素不同，如果對自己要求很高，就會很容易自責和內疚；也有人很容易有放棄念頭、很消極、悲觀；性格較負面，面對不到問題，令壓力積聚或把壓力放大。

每個孩子的性格不同，作為家長、青少年工作者便要留意他們的心理、思想，和他們多溝通，循序漸進地給予鼓勵，並教導他們如何面對逆境。

家庭空間——實質空間與心理空間，「關於家庭空間，不單指有沒有地方好好休息、做功課？」廖醫生認為坊間常說社會低下階層或貧困家庭的壓力、情緒問題較多，但不代表中産或富庶家庭就沒有抑鬱症。他見過不少學生有很好的家庭背景，父母是專業人士，栽培資源很充足，亦出現抑鬱、自殺問題。原因可能是和父母相處時間或溝通不足，亦可能是父母對他們的要求過高，構成不必要的壓力。

他認為要留意家裡有沒有自由度，要營造一個平台讓孩子可以去和父母溝通，給他們願意和家人表達或商討的分享環境。「不要等到青年人覺得完全沒有信心或已經覺得很恐懼，不敢和家長商量，覺得再沒有人明白、關心他們，白白讓他們走向絕路──自殺。」

數碼生活——電子產品霸佔我們很多時間，減少了社交生活、運動和休息的時間。廖醫生見過很多青少年抑鬱個案是因為沉迷電子產品、手機。他指出，這情況比沉溺酒精、毒品、吸煙還普遍。他建議青少年每天用最多兩小時在電子產品上，但做功課、溫習、蒐集資料等須用電腦，所以有「灰色地帶」。他認為讓孩子從小養成自律是十分重要，家長亦要管理他們如何使用電子產品，和留意孩子有沒有網上沉溺。他坦言，這對家長來說，是不易的課題。

逆境轉化——正向思想、面對逆境的能力，以及與家人保持良好的關係和溝通習慣是十分重要。「小孩子如能自小培養正向思維，家長的追求不只是學業成就、知識多寡，而是態度，例如有責任心、堅毅不屈的心態、樂觀思想、不怕失敗、不斷努力的態度，有自制能力和管理時間的能力等。」廖醫生表示孩子的「解難能力」很重要：「解難能力就是無論遇到成績不好、比賽輸了，或者失戀等，都知道如何重新站起來，並且不氣餒，不放棄，也不太介懷得失。」

平衡生活及建立信仰
廖醫生建議孩子保持社交活躍，平日要有朋友和家人傾訴開心或不開心的事。「平常不習慣找人傾訴或沒有與家人分享生活點滴的時間，當有問題發生，就不太容易向別人求助。另外，要有足夠的睡眠時間和足夠的運動量，人才會身心健康。」

他強調有信仰的家庭，應及早鼓勵孩子養成恆常的宗教生活，多參與教會活動。「有很多研究指出，有恆常及良好信仰生活的人，情緒會較好，身心會健康些，快樂指數亦會高一些。」

師長、社工應盡早介入幫助精神病患者
「不要讓孩子獨自去面對困境，單打獨鬥，重複去思考自己的問題。」他認為師長、社工要有敏感度，早一點察覺有問題出現，早一點去關心孩子，及早幫助他們。他不鼓勵看到問題也不處理，應及早找人求助，或做一些相應的行動去解決問題。

廖醫生最後再三叮囑，青少年的成長很重要，預防勝於治療：「要有平衡的多元化生活，有社交生活、興趣活動、足夠的運動量及建立良好的家庭關係。有問題的時候，及早徵求意見、尋求幫助。最後，聖經的真理、信仰生活對任何人都很重要。」

書籍推介：
金恩喜（2020，2023）。《一句話收服小孩子》（譯者：丁俞）。台灣：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對熱愛打機的青少年來說，每逢節日假期，都是相約好朋友一起打機的好日子，而在打機愛好者的家庭當中，總有時候家人之間會因為打機而產生磨擦，或許因為老一輩不懂得表達關心，年輕一輩又認為家長只顧著責罵自己。

明光社於2023年1月16日，即在農曆年假前，舉辦了一場「打機多面睇——機友之日常」網上講座，當中邀請了緊貼電子遊戲潮流的時下年輕人徐世諾先生，他以一個打機愛好者及作為兒子的角度，來講述對打機的看法，此外還有身為家長的歐陽家和先生，他以家長以及作為「機友」過來人的身份，分享一下玩電子遊戲和管理親子關係的經驗。他們兩位也會有一起對談的時間。

不能說停便停的遊戲

他們分別都分享了自己年輕時關於打機的一些家庭日常事。世諾指出自己中學時期，經常都會玩《英雄聯盟》這個即時戰略型遊戲，而這類型遊戲是一個講求團隊合作的遊戲，玩家與隊友一起開始，一起結束的，玩家在期間是無辦法中途停止的，必須完全摧毀地方隊伍的基地才能結束遊戲。當他在玩遊戲時，如正正遇上吃飯時間，就會很容易與家人產生磨擦，一方不能結束遊戲，一方又怪責他為何吃飯也不願結束遊戲。家和亦提出類似的情況，他指在自己的年代多數是玩一些RPG遊戲，即是角色扮演和冒險的遊戲，而這類遊戲的特點就是在冒險的途中，需要去到某些地圖上的儲存點才可儲存，變相就是要玩家必須找到儲存點才可讓遊戲告一段落。另外，他又提到，有時候自己會想玩多一會兒，但等到艱巨的敵人出現時，又不能停止，所以父親為了阻止他繼續玩，便會剪掉電腦的能源線，到頭來他又會再買一條新的能源線，鬥爭便不斷地持續。不過，其實他們與家人之間都會有協商的時候，嘗試去互相遷就，問題才能勉強地解決。

走進孩子的遊戲世界

家和是本社的前項目主任，對於流行文化等議題亦有研究，他提出，坊間許多遊戲的背後，其實都反映了一些意識和價值。而作為家長，他也分享了如何讓孩子打機之餘，也可以讓孩子學習一些事情，以減少關係上的磨擦。他指出，家長除了先不要直接責罵孩子外，第一步是需要了解到底孩子玩的是甚麼遊戲，第二步是記下遊戲其實在玩甚麼，即是遊戲是如何運作的，陪孩子一起玩是能夠了解孩子在玩甚麼遊戲的其中一種方法，亦能更清楚地感受到遊戲的運作。了解遊戲多一點後，第三步便是思考一下該遊戲會有甚麼可能的危險，例如在遊戲中認識到陌生人，家長如發現遊戲有此潛在風險，可鼓勵孩子約相熟的朋友一起玩。第四步就是如果家長發現遊戲中有一些不適合孩子的內容，就可以提出請他作出一些改變或調整一下玩法，例如改變和誰一起玩那個遊戲，或關閉血腥效果等等。若果遊戲內容無法改變，家長則可鼓勵孩子玩其他類似的遊戲，坊間亦有許多選擇，家長可以透過傾談而非責罵，跟孩子討論有關情況。最後一步，家長可鼓勵孩子嘗試在打機中認識自己，例如了解自己的偏好、選擇，其實家長也能在遊戲中更認識孩子，例如孩子在玩射擊遊戲時，選擇當狙擊手，而不是近身肉搏，表示孩子喜歡安全感，在敵人看不見的情況下擊殺敵人。

課金不課金？

討論遊戲，當然不少得討論有關課金的問題了。世諾在當中提到，在小學時期，因為不知道任何有關課金的途徑，所以都不會想課金的問題，加上家人對打機的限制亦非常嚴厲，更不用說課金了。而他到中學階段，開始有零用錢後，便為了課金而做一些金錢管理，但後來課金這件事被父母發現後，父母亦甚驚訝，他們想像不到孩子竟然為了「假」、「虛擬」的東西去付費。家和則容許孩子課金，但就會做一些金錢管理，以及與孩子一同分析：課金後能否真的提升到打機的遊戲體驗？他鼓勵家長最好為孩子設定一個課金的限額，課金時不能超出該限額。他認為讓孩子在小時候經歷一下如何在課金時知所節制是一件好事，這總比他長大了才學習好，也可避免他未來出現過度課金的情況。

電競世界的非法賭博活動

最後，隨著電競產業的盛行，也出現了一些電競賭博的活動。而家和指出，現實當中，香港並沒有合法的電競賭博活動，所以所有關於電競的賭博活動，都是「外圍」賭博，屬於非法活動。世諾也認識一些朋友有參與「外圍」電競賭博活動，而且因著用電子投注，非常方便，所以會令人很容易就經常參與或上癮，如同現實中賭博成癮一樣。他認為在打機時注入賭博元素是很不健康的事。相信在未來，大家都需要正視電競賭博的問題，如大家對打機這課題感興趣，歡迎掃描QR Code，在網上重溫是次講座。

收看講座

訴諸信仰去解決人生問題似是較易走的路，但是憑著理性去面對和掙扎，卻應是人的本能和本份，但這兩者是對立的嗎？信仰也是人的本能，是幫助人去平衡節制地看自己及世界的界限，更是看見上主在人間和人生的參與，從而使我們找到自己和當走的路。

無疑，人生路有時像在無盡的樹林中闖蕩，其實看不到路，卻必須走下去。去年是我首次在法國圖盧茲城渡過聖誕節和農曆新年，很是忙亂，因為我們華語小組有慶祝活動。感恩可以借得法語教會舉行一些活動及部份查經和主日崇拜聚會，但有許多硬件軟件及各種設備的配合要統管和處理，對我這類電腦和音響不精通的人是大考驗。而我僅有而學藝不精的口琴、書法、太極等雕蟲小技都得拿來充數獻醜。

加上我和師母舊的居留申請手續未完，拖著尾巴，新的居留手續又要進行，在這裡的保險問題未解決，還有新近寄來的包裹又有問題，又要兼顧學業功課和身心的需要，我們夫妻間的各種適應也引起不少負面情緒，加上我們的宣教士拍擋也在這段期間因母親病重返了香港等等的情況都帶來挑戰。

數不盡的難題每日一起床就感到困擾，望天禱告又興嘆，真像哲學家海德格在《林中路》（Holzwege，諧音似「臨終路」，又似「林俊路」）一書所寫的，走在「無蹤／無常」（法文／英文的翻譯）的心情。很想堅持走下去，但在茫茫的歧路中怎麼走？有些幫助我們的人，也給我們不同的意見去辦手續，但還是像在濃霧中，在心力交瘁時真想放棄。就像今天享負盛名的足球員C朗，或近十年來亟待重建的球隊曼聯，都是在林中路中掙扎如何走下去。

「林中路」挑戰我在走人生路中所持定的存在意義，在此情此景中的禱告是那麼欲言又止、欲哭無淚的。我只能如此呆著的交託，不知就裡的投靠天上的主加給我堅持的心，能夠做的是每日等待看到一點光，就以它給我看到的一步，就走上一步，原來迷茫比挫折更難受。從牧會退休再跳進宣教（金齡宣教）的路確是林中路。

《林中路》給人類的挑戰是十分埋身的，生命的智慧絕不易得，選擇信靠上帝去走「林中路」更是充滿弔詭或矛盾的，那思想的掙扎大得令人窒息！但我還是要感謝主，因祂還給我機會去經歷，去走這趟「林中路」。學習將林中路與宣教路整合或接軌，能有力量忍受一直像懸吊在空中的感受，靠主給我們在堅持中的喜樂，也使在圖盧茲與我同行的弟兄姊妹，可以和我一起成長。然而，那絕不是可以浪漫激情的路，而是思想充滿衝擊的路，是一條人選擇了踏上且滿途荊棘的路。

足球博彩合法化，自2003年開始，今年是第20年，同時下月是世界盃決賽週，平時這個時候，各大戒賭機構大約也會站出來，呼籲巿民「睇波踢波不賭波」，平和基金也許會花一大筆錢，在公共交通工具賣廣告，又或者搞些活動吸引巿民參加，甚至馬會也會走出來叫大家「有節制博彩」，但到了今日，宣傳似乎還未見影。

甚至連平和基金由起初三年一度，後來變成五年一度的「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調查，明明應該上年完成，今年公佈，但到截稿前的10月中，同樣連記者會也未有，翻查平和基金的會議議程，全年唯一一次開會在7月，有沒有開？不知道，傾了甚麼？不知道。從文章的消息，只知道今次調查負責團隊，不是以往的香港理工大學，改為用了香港大學，原因是甚麼？當然也不知道。[1]

足球博彩投注額有少了嗎？沒有。根據馬會資料，自2020/21開始，足球博彩的投注額已經超過賽馬，2021/22的投注額更高達1,438億元，比去年升2.6%，同年賽馬投注額為1,404億元。根據立法會引述馬會和政府的數字，[2] 自2008年至2016，馬會足球博彩活動人均每月投注額由700元升至1,599元，升幅高達129%，非常驚人。

資料來源：馬會年報及立法會秘書處資料

馬會稱2020/21年的升幅是受歐洲國家盃效應所致，所以足球博彩投注額上升五成，歐國盃決賽週賽事確實在去年舉行，但請留意：為何大型賽事以後，升幅後沒有下跌？難道那些初試賭博的人，也紛紛加入了賭博大軍？記得當年歐國盃，不同機構也努力做了很多短片，活動，提倡睇波不賭波，也強調問題賭徒對家庭的影響，[3] 言猶在耳，但似未能改變現況。

更甚是，隨著馬會不打自招承認了九成「客人」網上投注，我們不難發現，筆者撰稿當日，已經有世界盃的冠軍和小組首名可以開盤，甚至有單項和過關的選項。每場場事也有一大堆不同的賭法和盤口，最重要的是只要進入足智彩的網址，這些基本上就是一堆公開資料，任何人也可以瀏覽。

四年前，我們提意見，希望政府和馬會認真考慮遏止賭風。[4]  不過四年下來，好像我們建議的，政府就跟著相反方向做，例如要求監管開賭場數，最後馬會這幾年不斷增加場數，波馬也同樣增加，連直播賽事也增加。我們呼籲要管制投注站未來的發展，投注站今日變成各種各樣消閒場所，當中滲入大量賭博資訊。我們建議管制手機app，政府直接無視，馬會的app今時今日集最新足球消息和賭盤於一身，我們很難想像今日的青少年如何可以只睇波而不接觸賭博資訊。

在外國，賭波網站和色情網站一樣，互聯網供應商為保護兒童的緣故，會自己設置屏障，成年用家要先做簡單申請，才可以進入相關網站。隨著網上賭博的成熟，我們不禁問，政府願意做相同的政策，保護青少年不受賭博資訊影響嗎？今日民政事務局也改名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第一篇網誌就說要「培養青年全人發展、建立正向思維」，[5] 但願她會照顧一下孩子身心靈健康，不要令更多孩子成為病態賭徒，影響社會穩定。

馬會上月發表年報，其年度投注額高達2,900億元，本來這不是新鮮事，上年度疫情仍然有反覆，部份時間停課停學，但馬會安排的賽馬活動未有停止，外國的大賽因為當地以「與病毒共存」為原則，轉播外國大賽又沒有太多停辦，此消彼長下投注額不跌反升，馬會再次跑贏大巿，並不希奇，也不是第一次。反倒有些現象，我們要留意，因為這預視著未來一些馬會賭博策略的改變。

如果有留意馬會的發展，大家不難發現馬會經常有一類新的消息——關於系統的新聞，不論是派彩系統出現問題，或者整天因為系統更新而要暫停網上投注服務等等。根據年報，原來九成投注早就在網上進行。關注賭博政策的聯盟「不賭21」在疫情初期就質疑馬會突然借助疫情大舉發展網上賭博巿場，可見其滲透的威力。

在世界各地不同國家，對於這類賭博網站，都有一定的監控，減少青少年進入的機會，例如英國針對本地的賭博網站，網絡供應商會要求使用者自行更改設定（opt in）才能進入網站。有趣的是香港賽馬會的網站、App也未沒有法例規管，任何人只要自認是18歲以上就可以自出自入，情況並不理想。

馬會除了大舉吸納網絡賭博大軍外，近年還自行承包一切賽馬節目的製作，電視台基本上只有播放的角色，近月更宣傳在他們的網上平台可以看到所有賽事，晨操等自家製作的內容，近年已經由依賴電視台改為自行在網上生產節目，可見賽馬節目和直播網上化已經成形。事實上馬會甚至已經購買很多足球轉播權在其平台上直播，方便賭徒即場下注。下月舉行世界盃決賽週賽事，免費播放的場次已少無可少，漸漸地這類在香港可以「合法賭博」的節目播放權愈來愈容易落入馬會手上，馬會放在自家製平台播放，就可以繞過現時的條例規管，在運動節目中公然播放賠率資訊，和賽馬一樣。觀眾這樣睇波，也很容易加入賭波大軍了。

九成巿民既然去了網上投注，投注站的功能近年隨即改變。近年投注站漸漸改建成茶餐廳、派對房間，我們特別關注此舉會否吸引更多年輕人，特別是剛滿18歲的朋友，在這些「消閒場所」中認識賭博活動。馬會雖然說有關場所只准18歲以上人士進入，但實際上如果打造成合家歡場所和合家歡活動，有關的規則自然會寬鬆，例如馬會同樂日至今被形容為「 合家歡」活動，甚至在親子網站上宣傳，未來相關的發展，令人擔憂。

今年5月，亞洲賽馬聯盟（香港賽馬會和亞洲不同賽馬機構都是這個聯盟的成員）公佈《非法賭博現狀》報告（The State of Illegal Betting Report），當中指出賭博的資金大約四成流向合法彩池，其餘六成多流向外圍或非法彩池，這個結果我們並不驚訝。馬會經常透過類似研究，企圖開拓新的賭博商機，文件最後的部份，指出未來賭博風氣的幾個重要轉向：

1. 賭博活動將會全盤網上化：文件稱非法賭博的網站將所有賭博活動放在相同的地方，只要有具備上網功能的裝備就可以賭博。
2. 賭博資訊娛樂化：賭博資訊會全面在不同的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例如早前我們就發現有本地KOL在社交平台大賣賭場廣告，說很容易贏錢，賭博變得商品化。另外在賭博活動中加入電競賭博的元素，因為電競活動往往多以直播形式進行，只要有直播和輸贏的活動，理論上均可成為可以下注的賭博活動，尤其在今日流動數據頻寬的許可下，可有更多的賭博活動與娛樂活動同步進行，吸引年輕人下注。
3. 虛擬貨幣作為賭博工具：以前賭錢輸清光可以「篤手指」（即可以賒賬）借賭本，今日賭博完全無實體貨幣，甚至可以用虛擬貨幣來交易，未來貨幣政策將走向數碼化，有關的改變更易令人作「資本」虛擬借貸，但當賭錢輸清光時，卻可能要用實體貨幣來償還，一旦「爆煲」可能更加嚴重。

如果用傳統思維，我們會說今年是世界盃年，來年是合法賭波20年，往往會「埋單計數」檢視政策對社會有多大影響。不過在新常態下，我們更需要檢視，在沒有規管的情況下，香港的賭風、馬會的發展會否令社會變成一個無處不賭的社會？年輕人還有沒有機會得到合理的照顧，盡量減少他們接觸賭博資訊的機會？政府和網絡供應商，有沒有可能盡一下社會責任，保護我們的兒童和青少年，讓他們在「無賭」的網絡世界中生活？這些問題若不被正視和解決，我們的下一代可能更快更易為賭博所禍害，泥足深陷。
 

參考文件
香港賽馬會。〈二○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年報〉。香港賽馬會。網站：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annual-report-archive.aspx。

ASIAN RACING FEDERATION. “The State of Illegal Betting.” ASIAN RACING FEDERATION. Last modified May, 2022. https://www.asianracing.org/publications/the-state-of-illegal-betting.

做了單親媽媽近三十年的Grace（化名），過去一直默默忍受前夫Victor（化名）一次又一次擅自削減贍養費的舉措，「除非有錢請律師，否則要自己透過小額錢債去追討，太費神了。」

Grace和Victor拍拖七年結束愛情長跑，婚後兩年誕下兒子。不過，他們的婚姻只能維持短短三年，「主要是大家缺乏溝通，而且價值觀不同，包括對很多事物、對金錢和成功感的看法。而導火線是有第三者介入。」

離婚後，兒子由Grace照顧，Victor則可每星期探望兒子一次。當時雙方白紙黑字列明，經營髮型屋的Victor，需要每個月支付兩母子合共六千元贍養費，但生效不久，他便違反協議，「只是給過一、兩次六千元而已，之後就以無錢為理由，私自把金額降至三千元。」惟感情重創的Grace，已無力再採取任何行動。

「經歷離婚，已經充斥太多情緒了，既失望、沮喪，亦有憤怒、擔心等，所以我不想再跟他糾纏了。而且我當時已經信了主，相信上帝會有供應。」誠如Grace所講，上帝一直眷顧著她，從事醫療工作的她，靠著自己的收入和三千元贍養費，省吃儉用，終於把兒子撫養成人。

雖然根據雙方當年所訂的離婚協議，贍養費其中一部份是支付給Grace的，直至她再婚為止，但執行起來，卻又是另一回事。Grace透露，當兒子大學畢業後，前夫便立即把贍養費下調至一千元，但亦僅維持了一、兩年，最後更索性提出永久停付。「算了吧！既然他可以如此不顧顏面地提出，反正一千元也做不了什麼，他不想給我，就由他吧！」

如今Grace的兒子已踏足社會工作，享盡仔福的她，生活無憂。只是說起贍養費這個話題，她還是滿腦子想法。「我覺得法律上可以多點保障受款人，例如允許從前配偶戶口中直接扣款，並列明不支付贍養費需要承擔的法律後果。」她甚至倡議，可仿效新加坡政府的《贍養父母法令》，「新加坡法律規定，子女若不供養父母就要坐監。其實香港也可以有類似的做法，夫婦離婚後，若一方違反協議，拖欠或不支付贍養費，都需要坐監！」

文章僅代表本機構的立場

編輯﹕謝芳

「我們雖然四面受壓，卻沒有壓碎；心裡作難，卻不至絕望，受到迫害，卻沒有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我們身上常常帶著耶穌的死，好讓耶穌的生也在我們的身上顯明出來。我們這些活著的人，為耶穌的緣故常常被人置於死地，好讓耶穌的生也在我們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 《聖經新譯本》〈哥林多後書4﹕8-11〉‬

疫情持續兩年，不少基層孤立無援，需要日增。有基督徒見到鄰舍徬徨無助，主動勇於出手相助。筆者訪問了一對約30歲的情侶Kevin & Elaine（K&E），分享他們在去年聖誕節期間參與基層家庭關顧活動的感想，是兩個平凡但勇於服侍的生命見證。

K&E對於神透過這些受助人使他們得到滿足，心裡十分感恩，故渴想成為滿足其他人的流通管子。身為社工和老師，他們明白社會上也有很多服務幫助基層，肯定當中也有付出愛與關懷，如果只著眼一時服務，其實也可以很「表面」的。他們相信耶穌的工作很貼地，任何形式也可以。「今天是我，明天可以使用其他人。讓人認識神，不怕再被標籤、被拋棄、被欺凌，實在很想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他們、愛他們，這便是生命的見證。」他們分享道。

疫情下堅持事奉的突破

教會每年聖誕節都會祝福社區，並且祝福身邊人，K&E的牧者一直教導信徒走出社區的重要性，因為教會是讓人認識耶穌、聽福音，這個角色沒有其他機構可以取代。服侍，也使他倆相信基督的愛心可以突破疫情和界限，疫情下堅持靈活事奉，更可以打破教會之間的牆，無論是宗派原因，抑或教會行政考慮，以往未必能合作的，在疫情下卻能彼此配合關心困苦人，這是何等的美事！他們並非想被人讚賞為「好人」、「有善心」，是因為看見有人困乏而去回應需要。在他們曾參與的活動中，為了嚴守防疫措施，小兩口在同一天的義工活動中，卻選擇「兩不相見」﹕Kevin帶著這個4歲小男孩和他的年輕媽媽，穿梭於錦上路的跳蚤市場、紅磚屋和錦田市中心；而Elaine就陪伴著婆孫一家三口轉乘小巴入圍村，並去了採摘士多啤梨。他倆雖不見，心卻在一起。

Elaine從簡單的開篷巴士市區遊，到錦田鄉郊遊，在同行中看到基層婦女和兒童的「釋放」，她們一直被困在環境和無助中，這次一起玩遊戲時，便將喜樂和愛带給她們。的確，生命除基本需要，經濟、情緒、困難例如家暴，實在需要主的介入，唯有祂才能幫助她們走出黑暗，在絕望中看到光。自己的参與可成為橋樑，讓人與主相遇。

疫下新定義

隨著疫情和防疫措施，關顧的機動性提升了，疫情下香港所有人都被震動。K&E相信，如果能在當區伙拍一些機構，一同將服侍擴展，正如以往派飯券行動中，有未信主的朋友参與，亦都因著關心有需要的人士而經歷和感受到主耶穌的愛。因此，他們認為傳福音因著疫情重新被定義，看見貧窮困苦孤兒寡婦，若然沒有鼓起勇氣突破，不踏出社區做關懷工作，就無法成就活的信心。

他倆以往的價值觀隨著疫情調整打破，人們常常說教會是大家庭，讓貧苦大眾有回家被愛的感覺好困難，服務和活動會完結，要走出安舒區好大挑戰。現時的服務是落地的，人是關鍵，居安思危，不應安逸，用行動活出信仰的真實性，而不是只催促她們「返教會」。Kevin回想自己未信主的時候，其實也是困苦流離，正如眼前的這班朋友，全靠基督的愛去激動和挽回，得著了主愛，人心才能獲得真自由。

害怕染疫嗎？

他們坦言不擔心，因為深信平安從神而來。他們遵從防疫措施，保持足夠社區距離，嚴守幾多人一圍枱食飯，搓手清潔，恪守一切公民責任。他們認為，服侍不只憑信心，亦要合法合情合理，以自己的資源、能力、心態去打破疫情帶來的隔膜，並在服侍中見到主的能力。他們會盡力保護自己，保護被服侍家庭，當日多人會散開，不斷消毒，願意付上「不方便」的代價；不只是送出禮物，讓主耶穌在他們身上顯大，活出祂捨身的心。

心動小片段/小故事：

有錢買不到的和好﹕

這位早出晚歸作工的單親媽媽，曾因太著緊女兒功課，導致關係出現張力，間中代為照顧孩子的婆婆表示，有時看到外孫女起床時找不到媽媽的驚惶樣子很心痛。而今次錦田郊遊當中，看到婆孫三人的背影好感動，作媽媽的單純地說，寧願少賺一天工資享受家庭樂，是很值得！ 

基層家庭不需要同情﹕

那位單親媽媽陪同的4歲孩子，很開心，每個表情、每個肢體動作，彷彿知道那天的一切得來不易，短短的半天遊更是額外的禮物。對他來說，那天確有許多新奇有趣的事物，要他在預算中選一份禮物實在十分困難。作媽媽的，是一位很有教養的年輕女士，疼愛兒子，温婉、謙讓、良好的家教，建立小朋友也很用心。看見在缺乏中，這位媽媽客氣而不貪心，只將自己最好的全給兒子，她是值得被愛，並在當中更加自愛。目睹的一切，都令Kevin反思到基層家庭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被尊重；他們需要朋友，但要平等而不是從上而下，不是施捨。

當日，小男孩願意拖著Kevin的手去看「恐龍蛋」——一個浸水24小時會發芽生長的蛋狀盆栽，這次真誠的陪伴讓人打開心扉，真的希望這位媽媽能將心開放給耶穌，認識那24小時安慰保護人的主。「人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天倫樂，在基層家庭裡面原來是一種奢侈品；這次短時間的郊遊，已是小朋友期待已久的盼望。單純的小孩喜歡玩耍，他們需要和滿足於別人陪伴一下和一起遊戲，而非一大堆物質上的禮物。」

警方近日以涉嫌「推廣或便利收受賭注」及「向收受賭注者投注」拘捕一名女子，據了解她是著名網紅蘇淼淼。一間網媒對該名網紅作出查詢，網媒的報道指，她聲稱自己沒有參與賭博，但當記者指她曾提及「贏錢」，她就對記者說：「你咪報警囉」。[1] 有關事件反映網紅未必像一般傳媒工作者，其報道有編輯把關，即使在社交網絡平台，也只是透過人工智能去攔截問題，但如果在網上發放消息，做KOL的人沒有基本的傳媒素養，最後有問題的資訊相信只會屢屢出現。

《香港01》在一篇報道就指出，[2] 有網絡賭場向不同的美女網紅打主意，有網紅爆料指有網上賭場以「每出一個限時動態（Instagram STORY）3000蚊」作招徠，只要她出幾個贏錢截圖，就可以有五位數字收入，甚至有網站曾以30,000元底薪邀請她在社交媒體宣傳，如有人因此而下注，更可獲百分之五的佣金，最多可以月入達十萬元。

根據《賭博條例》，任何人如果在香港並非通過馬會提供的投注網站下注，其實就已經是犯法。雖然過程中看似沒有錢銀交收，但只要整個過程有賭博成份，也是違法行為，更甚者是不少網上賭場根本就先收取你的信用卡資料，你用信用卡套取賭本開局，風險比用現金高，而且更容易債台高築，無法自拔。

至於協助宣傳賭場的KOL有沒有犯法？其實如果有人在網上鼓勵別人參與網上賭博，形同協同教唆，當然有機會犯「推廣或便利收受賭注」的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罰款500萬元及監禁七年。在香港，網上到處可見不同的網上賭場宣傳，只是大部份情況都不易找到傳遞這些宣傳訊息者的身份。網絡世界隨處都有機會出現賭博陷阱，巿民不小心提防，見到自己信任的KOL推廣就以為很安全，最後很容易誤墮法網。

賭波合法化近二十年，自馬會開設賭波項目後，當年社會關注究竟有沒有人因為沉迷賭波不能自拔，又有人質疑讓人在馬會賭波，是否就能解決外圍賭博問題，到了今日，不少戒賭機構已經發現一些個案，當事人在賭波合法化後才開始在馬會賭波，亦坦承先賭馬會，之後才賭外圍波，可見兩者並不存在所謂的「競爭」，甚至因著兩邊賭波項目的不同性質，賭徒索性兩邊也下注。此外，不少戒賭機構均表示，近年賭博活動轉移到網上進行，更難打擊非法外圍的營運者，馬會開賭只會令賭風更熾熱，而不會收到「有節制、負責任和不鼓勵賭博」的效果。

阿樂（假名）是足球運動員，18、19歲開始受朋友影響學賭馬，但他賭馬從不上心，他說：「自己根本唔係鍾意呢樣嘢，人哋叫買就買啲啦，都唔會理有冇錢贏。」豈料2003年足球博彩合法化就成為他沉淪賭海的轉捩點，初時買十元八塊，注碼愈玩愈大，十幾年的青春就在電腦和外圍網站中渡過。

阿樂說：「一路落注，一直以為會翻身，點知輸得好多，不斷問周圍嘅人借錢，最後還唔到就被人發現。」今日，阿樂經過戒賭機構的幫助，申請破產，靠教青少年踢足球維生。他坦言自己開始賭波時沒有想過會出事，現在見到學生中有人賭波也會好言相勸。有類似阿樂經歷的人，在戒賭機構中愈來愈常見，因為隨著賭波合法化的日子愈長，就愈多人有機會因為債務或者情緒問題而前來求助。

路德會青亮中心及JCI北區青年商會於今年5月11日至6月10日期間，收集330份網上問卷，當中近六成被訪者曾參與賭博。曾參與賭博的被訪者中，22.2%在疫情期間增加了投注金額或次數，當中55.8%被訪者在疫情期間更增加了約1,000元以上的投注額。青亮中心主任周雅瑩女士表示，調查顯示16.1%被訪者曾參與非法賭博，當中最多人參與賭波，其次為網上賭博，情況嚴重。[1]

除了戒賭機構，也有統計顯示馬會開賭根本沒有影響外圍的賭風。根據近期有關非法賭博的統計，估計香港約有38萬巿民有參與非法賭博；另有統計指，18至20歲青少年參與非法賭博的人數，比參與合法賭博人數多三倍。此外，因為賭外圍毋須以現金下注，而是以先借錢後對數的方式處理欠款，賭徒更容易因而債務纏身，甚至因為無法翻身而從事其他高危的犯罪活動。[2]

網上賭外圍的風氣，其實有跡可尋。早前就有媒體報道指，有外圍網絡賭博網站定期在公共屋邨派單張，[3] 或用泥碼策略吸引人下載並使用軟件，[4] 類似的宣傳手法同時亦在社交網絡平台和即時通訊工具不斷出現，務求鼓勵你下載和使用軟件。下載軟件後，除了有一般賭場的遊戲外，也有不同的運動博彩活動，務求令你在疫情之下，足不出戶就可以賭錢。有報章指有外圍賭博從業員估計，單單今年的歐國盃，本地外圍的投注額就高達二、三十億元，比上屆增兩成。[5]

雖說社會依靠警方打擊非法外圍賭博活動，但網絡搜證本身就有一定難度，再加上社會和疫情各種因素，今年看來警方打擊外圍的力度未必能及上屆歐國盃。根據警方資料，2016年名為「戈壁」的反非法外圍賭博行動，也只能檢獲約4億元外圍投注紀錄，[6] 可見即使非法賭博是犯法行為，警方根本難以完全打擊相關罪行，甚至連宣傳的力度亦非常薄弱，歐國盃前只有很少宣傳，未見有預防的效果。[7]

相比警方，馬會的宣傳攻勢就主動積極得多，5月初就開始宣傳賭波的新手機應用程式，當中用了不同形式的賭博資訊，令賭波更吸引，同時有即場數據和直播內容，使用有關應用程式開戶更有「迎新獎勵」50元超巿禮券，變相吸引更多人下載手機應用程式，加入賭博的行列。今年歐國盃會令多少年青人陷入沉迷賭博的陷阱，可能要十年八載之後才看到，但如果我們明知賭博對社會有不良影響，政府是不是應該為了社會利益，而不是稅務收益，控制一下賭風？正如吸煙亦不會即時看到害處，但難到要等更多人患癌才正視問題嗎？

執筆之時，正值歐洲國家盃四強階段，英格蘭歷史性殺入決賽，將跟意大利在決賽對戰。英格蘭在本屆賽事的表現再一次引來“Football is coming home”的全球熱話，[1] 雖然英格蘭最終在互射12碼階段不敵意大利，但球隊的表現出色，即使未能將足球帶回家，但算是雖敗猶榮。

新西蘭其實離足球很遠

雖然歐洲國家盃在香港，以至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受到高度關注，但在新西蘭沒有太多人追看球賽。即使在香港移民的群體中，礙於開賽時間大多在零晨4點或早上7點，其實我認識的香港朋友沒有太多人有收看直播。

還記得16強英格蘭成功打破宿命，多年來首次在大賽中淘汰德國。當日早上，我真的很興奮，在公司每見到任何人，我都跟他們分享當中的喜悅，結果收到最多的回應是問歐洲國家盃是比賽哪項運動，當時真的覺得自己對牛彈琴。

相比起2019年在日本舉行的欖球世界盃，有同事自發在公司不同位置掛上所有參賽國家的國旗，當時公司不論上下，每天早上和午膳時間談話內容總離不開那個我移民前從未關注過的「世界盃」。還記得當年新西蘭在四強意外地被英格蘭淘汰出局，翌日公司籠罩著愁雲慘霧。同事一整天都不想多講一句說話。相比之下，歐洲國家盃所得到的關注真的少之有少，就連報紙體育版的報道亦不多於半版。

足球拉近我跟家人的距離

基於對香港前景感到迷茫，對本地的教育制度失去信心，因此，我、哥哥和姊姊三家人不約而同地在2018年（世界盃後）離開香港，我選擇在新西蘭落地生根，姊姊跟家人定居澳洲，哥哥則跟家人選擇落戶英國。由於家父年紀老邁，自覺年青時已從內地來港，不想在年老時再次移居別處，因此選擇留守香港。他原打算每隔數月分別到三個國家小住一至兩個月，可惜疫情完全破壞了他的如意算盤，我們幾父子從未想過原來我們可以超過一年半不見對方。

由於我們三父子身處不同時區，因此我們移民後鮮有機會見面或同時在線上交談。巧合地，我們三父子都是標準球迷，更加是英格蘭的忠實支持者。每逢世界盃或歐國盃等大賽，不論何時開賽，我們總會捱更抵夜觀賞球賽。亦正正因為足球這個共同喜好，我們三父子難得可以同時上線，透過WhatsApp一起討論球賽，互相分享近況。每當有英格蘭賽事時，大家WhatsApp的短訊或通話更從不間斷。

印象中對上一次有機會三父子一同觀看球賽已經是結婚前的事。結婚後，礙於幾家人久不久就見面，因此大多各自在家觀看球賽，最多在見面時討論一下賽果而已。這次歐國盃反而造就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我們重溫當年一起看球賽時的情景。

「睹」波不「賭」波

記得上星期日崇拜後跟團友午餐，言談間有一位團友聽到我在歐國盃期間，在球賽日總會準時4點起床觀看球賽，他抱著疑惑的態度問我有沒有賭波，何解情願每天只瞓4小時也要觀看球賽。

其實原因很簡單，其一，我是標準球迷，足球是我最大的嗜好。有人因為打機打通宵，我只是在重大賽事期間為看球賽少睡數小時而已。更重要是足球對我來說有特別意義。年幼時，足球拉近我和那位高高在上的父親之距離；成年後，它成為我們家中男人的共同語言；移民後，它製造機會讓身處不同地方的家人同時上線一起交談。這教我怎會沒有動力每逢球賽日準時起床呢！「睹」波不賭波，只看足球賽事，不參與任何相關的賭博活動，反而才能令人真正領會球賽的樂趣。

網絡教會，有說是疫情下的產物，也有說是社會運動下的產物。無論如何，不同的原因令人暫時未能親身回到教會中，而教會的活動都要轉到網絡。牧者可以怎樣吸引小羊，讓小羊在網上聽到牧者的聲音，跟隨他們呢？我們看看三間教會不同的模式。

1. 新生命小組教會（New Life Church）

在台灣的新生命小組教會在1996年成立，根據該會的網頁，教會由11人增長至4,000人。[1] 早在疫情出現前，新生命小組教會已有自己的新媒體事工、教學，也有互聯網平台提供友好店家連結，疫情一來，教會小組即時再拆細，建立兩三人小單位小組模式，努力維持運作。

新生命小組教會的崇拜需要小組成員登入才能收看，這有點名的作用。小組成員則可以自由用不同工具在網絡或面對面相聚，因為小組的人數減少了，可以見面的機會就增加了。又因為大部份肢體都有手機，他們會自行拍攝小組聚會的合照等，放在網上與其他小組分享，部份小組也會用網絡廣播Podcast平台分享小組的最新消息，使肢體仍然可了解教會和其他小組的情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生命小組教會多元化的媒體節目，包括：詩歌MV、生命見證、與疫情相關的專題分享、時局新聞、結合彈唱及聊天的靈修分享，以及在不同時節（如：聖誕節、復活節、感恩節、情人節）推出的福音劇。[2] 相關內容除了拍片，也會用圖片、文字等形式放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供肢體隨便收看、收聽和閱讀，是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新生命小組教會跟傳統教會最大的分別，也許不在其規模，乃在其互聯網思維——以大眾容易接受的方式和高質的影音，將福音生活化、多元化地呈現於互聯網，打破了地域的界限，讓更多網民可以接觸到。在疫情橫掃全球的日子裡，她能夠善用多媒體與網絡，為信徒或未信主的朋友提供豐富的資源，或許是一個值得參考的例子。

2. 流堂（flow church）

本港初創教會流堂，於2018年5月在社交網絡誕生，[3] 流堂認為真正的教會只是10至12人的群體，並期望可以建立一個又一個真正的教會。她每週的崇拜，當中不少音樂為教會原創。流堂亦十分重視網絡群體，認為教會不只是一個實體的地方，而是可以在網絡延伸，以承載網絡上的群體。[4] 她製作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影片，例如查經、遊戲等，當中透過幾個人在鏡頭前討論查經，收看者彷彿就已經加入了討論之中，有學習也有得著。另外，教會也製作了一些有趣的惡搞短片，例如惡搞電視綜藝節目主題曲等。

流堂成立初期就是為了讓一班因著各種原因離開教會的肢體，仍然可以繼續參與崇拜、敬拜主，她在當時已經設有現場和網上的崇拜。另外她亦設立小組，在小組裡有不同的團契活動。而流堂的一大特點是她的流動性，由於沒有特定的「事工」，所以也沒有許多的事奉要肢體參加，教會希望肢體透過參與社會上不同類型的活動，去幫助、服侍周遭的人，而不是把精力分散在其他不必要的聚會上。

除了敬拜和詩歌創作，為了回應疫情和教會新的需要，流堂亦製作了短片，主題包括神學、查經、兒童主日學、點歌節目等等，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短片，希望可以令肢體在網上也能經歷教會生活。

3. 使徒行傳教會（ACTS Church Hong Kong）

隨著近年香港的藝術、文化領域中有多人歸主，一班藝術文化界的肢體在2011年組織使徒行傳教會，委身文化轉化與神國復興的異象。高皓正及何基佑為主要發起人。使徒行傳教會有一理念，就是帶出一個新平台，不先去批判人的行為過錯，而是讓人先接受神的救恩，相信人在經歷主愛及聖靈的感動後，便會樂意悔改。這樣做並不代表教會偏重宣講愛而輕忽了公義，兩位發起人就以身作則，踐行「任插文化」——為了對方的益處，常常不客氣地互相提醒，以愛心說誠實話。若遇嫌隙便立即溝通澄清，他們早已認定要擁抱對方到底。此外，使徒行傳教會還有一個宏大的願景——期待與香港眾教會合力興起10萬個火熱愛主的領袖。[5]

看看使徒行傳教會在YouTube上的影片，內容主要有：簡短的講道訊息（最短的只有約五分鐘）、音樂、個人故事，及以末世為主題的系列等。以啟示錄為主題的末世系列影片十分受歡迎，當中有的影片觀看次數超過50,000次。影片給筆者的觀感是「貼地」、不沉悶、有提醒，並能令瀏覽者想繼續看下去。[6]

望見疫情未散，教會實在可以有很多探索的可能，特別在網絡世界，我們如能保持著人與人之間的結連，實在有助教導、牧養、關顧和培育信徒群體成長。即使未能面對面相聚，弟兄姊妹之間仍然可以有團契，享受一同敬拜和祈禱的生活，只要我們有多一點創意，聚會是不能、不應、亦不用停止的。

（本文原載於第138期〔2021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隨著兩制的逐漸融合，一直以來香港不同範疇以為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已不能假設一定會50年不變，而且不是小變、不是內容轉變，更嚴重的可能是基本定義的改變，不再以香港過往那一套為標準，而是要以一國為最重要依據。當港人治港變為愛國者治港；公務員全部要宣誓效忠；傳媒漸漸變成只能認同政府的宣傳機器；教師由專業自主變成需要全面監察的對象……若果未來的宗教政策亦要以一國為依據，那麼教會和機構對將要面臨的衝擊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國內對宗教自由的看法，與西方民主國家和香港過往一直實行的有明顯的差異，中國憲法所指的是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與香港一直以來所奉行的宗教自由並不相同，簡單而言，人民可以自由選擇信仰不同的宗教（共產黨員例外），並不代表各個宗教團體在傳教和服務方面是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度，而國內所保障的只是「正常的宗教活動」而且國家會「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1] 即只可以在政府引導下，在已批准的宗教組織、登記場所進行宗教活動。以基督教為例，政府批准的全國性組織只有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以及中國基督教協會，因此未經登記的家庭教會是非法組織，而在不同時候、不同省市對家庭教會的管制雖然並不相同，時鬆時緊，但整體來說，近年是不斷收緊，就算三自教會亦不例外，不少省市出現拆十字架、甚至整座教堂被視為違章建築而需要清拆。[2] 其他較常見的情況就是不准在教堂以外傳教、不准向未成年人士傳教、教會亦不能自由參與教育和社會服務等。

以上種種與香港一直奉行的宗教自由有很大分別，因此，未來若果政府在宗教政策上建議作出任何改動，就算信誓旦旦保證香港仍然有宗教自由，我們也要問清楚，所謂宗教自由的內涵究竟是甚麼？一直以來香港所奉行的宗教自由，包括以下幾個重要的範疇：

首先，自由選擇信奉甚麼宗教，也包括參與哪一類型的教會。在香港基督教的宗派林立，更有不少獨立的堂會，以及由個別牧師、傳道、甚至平信徒自行成立的教會，毋須任何機構批准。大家必須提高警惕，未來政府會否重提要成立類似宗教管理局的組織，或要求所有教會必須加入某些聯會或協會？當然，連帶相關的是日後牧師是否需要註冊、登記、甚至由某些組織審批？[3] 而甚麼事情最容易引發有關方面提出要規管牧師和教會、甚至要求發牌？就是出現個別牧師的失德或教會的財務和行政混亂的問題，若教會在財務和行政上沒有完善的自我監察機制，弟兄姊妹之間缺乏足夠的信任，恐怕一旦出現任何傳聞，在真相未明之前大家已陷入互相攻擊、甚至彼此出賣的網羅。

此外，一直以來，香港的教會可以自由參與和成立不同的機構服務社會，例如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社會關懷、傳媒和出版等等；與國內的教會只限於為會眾提供宗教活動有很大差異。雖然一時之間未必會有180度的轉變，但教會辦學團體在津貼學校之內聚會和辦公的自由度有可能會逐漸收緊，大家必須為未來可能出現的轉變作好準備。正如教會營辦的社會服務中心，無論在資源運用和場地使用等方面，日後也有可能受到更嚴格的規管。教會不要再留戀透過辦學和社會服務獲取更多資源協助傳教的歲月，而應考慮自力更生，由弟兄姊妹努力承擔教會的所有支出，甚至補貼教育和社會服務方面的工作，避免出現為維持政府資助而放棄福音使命，本末倒置的情況。

另一方面，不少宗派、機構和差會也是跨國性的組織，必然有海外聯繫；而一些扶貧和宣教組織的服侍，無論是人力和財政資源，也必然是超越本港的；雖然這些跨國的聯繫本身不一定有從屬的關係，在財政和行政上亦可能是獨立的，但當其他國家的政府和姊妹機構在評論和回應香港一些政治事件時，若被指違反港區國安法，不能排除會出現火燒連環船的情況。跨國性的組織需要減少接受海外的奉獻，盡快在行政和財政上完全獨立，甚至考慮將地區總部遷離香港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當然，還有一點，對教會來說將會是十分敏感和頭痛的，就是何謂愛國的問題。許多教會和信徒由於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對自己的國家、歷史、文化和地土都有強烈的感情，亦對向同胞傳福音有很大的負擔。但愛國不等如盲目跟從及附和國家和特區政府的決定，教會是政府的諍友而不是下屬，只能是其是、非其非，更重要的是當國家的政策和要求與教會的信仰有衝突時，信徒只能選擇順從神、不順從人。而教會是敬拜神的地方，不應變成宣揚國家政策和歌頌領導人的場所，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但堅持是要付代價的。

香港的宗教政策將會面臨何種程度的轉變，今天沒有人能說得準，因此，趁著還有時間和空間，教會應更多從歷史中學習，王明道、倪柝聲等牧者在上世紀50年代三自運動時面對的挑戰，我們今天必須重溫，避免重蹈1949年之後國內教會的覆轍。[4] 日後任何人若提出要「完善」現行宗教自由政策的話，大家必須明白我們的底線究竟在哪裡，並且慎思明辨，堅守我們應有的信仰立場。

在基督教機構事奉了超過20年，時移世易，看著不少機構正默默的改變。與時並進，不斷改變是好的，不過，在變化之中要看清哪些是必須保持不變也是十分重要的。

以往很多以傳福音、或推廣基督教價值為重點的機構，其負責人都是牧師或者傳道，在董事或顧問的名單之中亦不乏知名的教牧，讓人一看便知道是基督教機構，並且自然會信任機構的信仰傳統，就算不大了解機構的日常運作也較容易鼓勵教會及弟兄姊妹支持。不過，隨著社會上有更多不同的需要，對不同事工的專業要求也愈來愈高，教牧同工的神學訓練已愈來愈難應付有關需要。例如影音、多媒體事工、社關、不同的弱勢群體，如性小眾、自閉症患者……這些事工很多時都需要負責人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能，勉強由教牧同工擔任亦未必是好事。雖然，機構的總幹事最重要的是推動相關的異象與使命，與教會及其他機構打交道，自己不一定要完全熟悉前線的運作，但隨著社會的急速改變，大家對專業的要求已愈來愈高，有些事不是有心就足夠，更需要有專業的能力和判斷力。而不少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已愈來愈多由信徒領袖而非教牧同工擔任，這是大勢所趨。

這些總幹事不少是在不同專業內有一定資歷的弟兄姊妹，由於有特別的領受，毅然放下本來已有不錯的發展和專業，加入機構事奉。他們的工作經驗和人際網絡，其實為基督教機構注入了不少新的元素，一方面令事工更有專業水準，另一方面，過往教牧同工的網絡多數只集中在教會圈子，但專業同工卻可以擴闊了機構在社工、傳媒、商界、醫護等不同領域的聯繫，對善用更多不同資源去推動事工大有益處，此外，亦有助弟兄姊妹更明白不同職場和背景人士的心態和需要，令機構的服侍更加「貼地」。由此看來，這些轉變其實是有利的，不過，反過來亦需要努力彌補在教會網絡和信仰基礎上的不足。

因為基督教機構與其他社會服務機構不盡相同，我們除了要提供優良的服務，有水準的產品之外，更要有符合信仰的處事原則和推廣基督教的價值觀，當然，若果能在相關的職場文化注入基督教的精神，或者能夠作深入的神學反思當然更好，不過，其先決條件是機構的負責人應有一定的神學訓練，才能時刻保持警惕，令機構不會變得和其他社會服務機構沒有分別。而值得關注的是不少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除了愈來愈少教牧之外，亦不一定受過神學訓練。但在這個愈來愈複雜的社會，如何能小心保持機構的獨特性，以免不會被社會上各種專業團體同化，失去了信仰本身的特色，甚至不自覺地跟隨了一些與我們信仰價值有所矛盾的做法，卻是十分重要，因此，這些機構的總幹事上任後亦應盡快接受神學訓練。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過去幾年因為政治立場帶來的社會撕裂，教會群體亦無法置身事外，一些基督教機構亦就應否委任一些具爭議的官員和政治人物作董事或贊助人而反覆爭論。要處理這燙手山芋，最好的方法是對事不對人，否則不同意見的雙方為了維護或針對某些人根本難以理性討論問題，最終亦會有一些人因為不滿意有關決定憤而離開，結果兩敗俱傷。

其實，作為基督教機構，為了維持信仰的核心價值，讓公眾清晰看到教會的特質，在邀請任何人擔任董事或一些榮譽性的職位時，必須認真考慮其信仰或價值觀與機構是否一致，而不是只考慮受邀者的社會地位，否則我們和沒有信仰背景的團體有甚麼分別呢？因此，邀請特首、特首配偶、司長或某部門首長作贊助人的歷史傳統最好還是應該取消，因為這些官員不一定是基督徒，何必要叨他們的光呢？反過來，若果他們有一些不符基督教精神的言行，只會令機構更尷尬。

另一方面，由於很多基督教機構都是慈善團體，受不同政府部門監管，而政府高官亦經常會有調動，因此，為了避免出現監管者成為被監管機構董事的角色衝突，不委任任何部門的首長級官員作董事會較為穩妥。加上近年社會撕裂嚴重，不少人對政府的施政強烈不滿，無論委任哪一位官員，只要該官員或所屬部門有一些爭議性的言論或決策，都容易引起機構內部衝突，何苦由來？讓凱撒的物歸凱撒，神的物歸給神吧！基督教機構要高舉和依賴的是神，不是任何權貴。

機構走向專業化

「專業」大概在18至19世紀出現，它代表著一些群體對某種知識有特別的才幹和專長，在科學研究領域、醫療、文學等不同的學科，都出現專業的群體。到了今天，不同的專業都有自己持守的專業水平和道德操守，以服務社會，且按照它們的專業框架得到信任和保障。今日的知識型經濟，訂定了道德倫理的根基，以法律保障社會大眾的利益，並用專業操守來管理各行業。[1] 在香港，基督教和天主教團體多年來都有參與社會福利和辦學的工作，其服務亦日漸走向專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