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人偏行己路　

衞生署一直有做調查探討學生自殺問題，惟上個月才公開調查結果。在2022/23學年，在調查的學童中，整體回應有計劃自殺的比率為2.8%、試圖自殺的比率為1.3%，其中中學生稱有計劃自殺比率達3.7%，據衞生署指此數據創五年新高，情況怵目驚心。小朋友應該享受快樂的童年，發掘他們的潛能，讓他們的人生充滿成就感、快樂感。然而，現實的情況卻不一樣，香港的學生在讀書生涯中都是以學業成績作為人生的目標，而忽略了內在潛能的發揮。

在移民潮下，教師流失嚴重，校內的行政工作亦令留下來的教師吃不消，他們在學校的時間未必能真正了解學生的需要。家長方面，則抱著望子成龍的心態，入讀傳統名校就是人生勝利者。其實，香港年青人的出路還有很多，總有一條出路可以成就子女的未來，讓他們有滿足感。

近日有一名新移民指控某地產公司，原因是他們想買九龍城名校區的住宅，結果卻被誤導買下深水埗區，據報稱，該對父母還拉橫額抗爭，原因是「害得三個孩子讀書沒著落」。在香港，有不少家長的心態就是住九龍城區才有書讀，把成就只投放在一個小區，結果做了井底之蛙，看不到其他更好的教育機會及發展潛能的地方。此外，政府對教育投放的資源確實有限，政府官員常說要在外地搶人才，其實香港的人才輩出，我們如何造就本地的精英，令他們更愛這個家，這是政府更要下的一番功夫，不應只著眼於教育科目內容的增刪，而是要把教育制度和人的心態轉變，令學童有更值得擁有的教育。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踏入2023學年，香港教育界實在風起雲湧。從大、中、小學，甚至到幼稚園，同一學年都發生了種種事件，由校內爭執，到被殺校，甚至賣校，有學校甚至要出動一人一萬元獎學金「搶學生」。

新聞日日新鮮，故事層出不窮。有人說，香港教育問題在於學童人數下跌，但其實這究竟是因？還是果？香港教育，究竟發生甚麼事？

香港教育制度，從來都是「贏在起跑線」：小朋友要考入心儀的幼兒班，幼稚園，才能有較高機會派到理想的小學和中學。以往名牌幼稚園「爭崩頭」的新聞時有所聞。然而一間創校已近60年的老牌幼稚園兼名校，卻宣佈在2024/25學年起停收幼兒班學生，在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校方指出停辦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學校入學人數持續下降，入讀新生「只有」300人（其實香港幼稚園很多都規模細小，全校也沒有300人），較以往每年的500人大幅減少；而同一時間，學校的目標客群：即年輕家庭移民成風。加上包括校監、校長、管理層等教職員團隊中，不少已屆或接近退休年齡，校方就乾脆決定停校罷了。

而學生不足的問題，其實一早已影響到小學層面。以往十多年，小學「縮班」和「殺校」已經時有所聞。在今年的「殺校」風潮中，位於香港老牌屋邨華富邨，幾乎由開邨以來已建校的天主教小學發出公告，因屋邨重建，和學齡人口呈結構性下跌，學校將會逐年停辦，學校由2024/25學年起停止收錄小一學生，直至2028/29學年結束後停止營運。當時教育局還只是輕描淡寫回應，表示會長遠規劃公營中小學學位供應，以「軟著陸」為目標，逐步有序調節學校數目。

但對於被「殺校」的一方，除了接受殘酷事實之外，還想繼續營運的，自然就會不斷努力掙扎爬到「死線」之上。位於長洲的一間教會小學，在新學年因小一收生人數只差一人，未達16人的「開班線」，因此在教育局的政策下，學校不能開辦小一班級。缺少同學入學，其實學校就像被判「死刑」。但學校不甘就此停辦，於是申請將小一轉以私立方式營辦，後來更出奇招搶人：表示「為鼓勵更多學童接受基督教以愛為中心的教育」，2024/25年度9月份入學的小一生，每人可以獲得由辦學團體提供10,000元「特別獎學金」。校方在公告中表示，除獎學金外，同學亦可以免費獲得六套校服、豁免書簿費及雜費等。在這奇招推出之後，社會議論紛紛，而教育局則指，根據《學校行政手冊》訂明，學校不應以金錢或物質吸引學生報讀或挽留學生，以維持學生的註冊人數。局方指出該種做法並不恰當亦不道德，但卻提不出更好解決問題的方法。

言猶在耳，殺校潮早已由小學蔓延到中學。港島灣仔半山另一間有64年歷史的老牌教會中學，辦學團體於2023年9月15日突然宣佈，已達成協議將其屬於私校的幼稚園及小學部，併入現時位於西九龍的私校香港道爾頓學校，而屬津校的中學部則於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然而這個類似殺校的「合併」，事前既未有對學校職員、家長進行諮詢，公佈時也引起巨大爭議。該校中學部的校長之後曾發聲明反駁辦學團體的停辦理由（如學校收生人數其實在持續上升，學校設施持續更新，反映沒有辦學團體所謂的財政困難），惟聲明在事後很快就從校網「被移除」。中學部的家教會主席力爭學校讓學生在原校完成中學課程，同學也拍攝影片，向行政長官李家超讀出公開信，希望當局能審視學校情況並給予新校舍；但通通不得要領。學生的影片上傳至社交媒體不足四天，與校長聲明一樣，又被下架。教育局則指，任何影響學生的學習和身心發展的舉動必須立刻制止，如果學校有管理不善的地方，教育局會嚴肅跟進。有立法會議員表示，辦學團體非因收生不足下交回辦學權罕見，辦學團體像從商業角度考慮學校營運，與教學倫理存在衝突。不幸地，由幼稚園、小學、中學的辦學爭議，愈演愈烈，及至大學層面，除了有自資院校收生不足的情況，連兩大龍頭名牌大學都出現辦學管理爭議，繼而爆出對管理層，和對校長發動「政變」，若是繼續說下去，像希伯來書作者所言，「時間就不夠了。」（來十一32）

誠然，香港人口下降，年輕家庭移民離港，都是導致縮班、殺校的近因。但若我們只問「病徵」，不問「病因」，以為靠著「輸入人口」就會解決問題，或是天真地以為人口會回流，那問題就只會繼續下去，病情也不會得到紓解。很可惜的是，香港教育，在回歸前後已經踏入不同的變革之中。歷經課程改革，會考變成DSE，加入國民教育科不果，到通識變成公社科，各種丕變之下，學校早已透不過氣。而經過2019年社會運動及疫情重創後，今日香港社會不少問題，在「國安法」、「被完善」的新形勢下，已變成難以啟齒。當政府給人的印象並不是立心解決問題，反而提出問題的人會因著不同理由被解決，一切，似乎都無話可說了。

同樣地，縮班、殺校，其實不只是發生在教會學校中。由官校，到其他辦學團體的津校也會遇上同樣情況。但我們都知道箴言二十二章6節的教導：「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會辦學，除了是營運一間學校，做好成績，成為名校，有好名聲（的確，由馬禮遜教育協會起，香港最早的教育工作就是由教會開始；而不論天主教還是基督教，基督信仰在中國，從來都有辦好學校的美好傳統），也是真真實實對信仰的實踐，和將使命傳承給下一代。這使教會辦學與一般學校營運（尤其對比一些以營利為目標的私立學校）有著不一樣的理念和價值觀。

可惜的是，若教會學校，不單不能持守應有的價值觀，反而變成「為營運而營運」、「為生存而生存」，要出盡奇招，甚至淪為商業計算，以「賣盤」來營運教學這門「生意」的話，不單招牌保不住，恐怕名聲也會賠上了。這不只是本末倒置，而是可惡和可憐。

「Hello! AI，你好！」

時代實在變得太快。不久以前（只是上年），當大家還在熱話「元宇宙」(Metaverse)，幻想著人人頭帶VR眼鏡，配備著外置控制器，自由自在地進入一個全新的虛擬環境，進入新世界時，異軍突起的新型人工智能技術，擬人化程度更高的Open AI、Chat GPT等，已經成為新一股網絡風潮。聰明的聊天應用程式不只能為人解難，提供詳盡答案；不只能看圖識字，更可以出口成文；成品似模似樣，足以媲美真人寫作。

抱著「貪得意」精神，筆者到了Chat GPT，試試這個新人工智能如何介紹自己。^[1]答案果真頭頭是道：「我(Chat GPT)是一個基於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人工智能助手，能夠理解和回答使用者的問題。我被設計成可以回答各種類型的問題，從常見的問題（例如天氣、時間、日期等）到複雜的問題或主題（例如科學、歷史、文化等）。我可以通過網絡搜索、API集成和其他資源來提供精確和有用的答案。如果您對我的功能和能力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詢問。」

「你很聰明，有一日你會取代人類嗎？」筆者當然要挑戰一下「它」了。

「儘管我是一個非常智能的人工智能助手，但我無法取代人類。我們僅僅是智能，還有許多其他特質和能力，如情感、創造力和人際交往能力等等，這些都是現今的人工智能無法擁有的。即使在未來，當人工智能技術變得更加先進時，人類和人工智能助手之間的互動也應該是一種合作關係，而不是取代關係。」

事實上，當很多人在讚嘆和著迷於這些新奇玩意之時，有些人已經預視新型人工智能會有一天取代人類，有使人類無法立足的可能性。不過，在這一天來臨以先，我們應更關心──新型人工智能如何改變我們？

其實這些改變在教育界早已響起警報了！早前香港大學副校長（教學）何立仁(Ian Holliday)向全體教職員和學生發出電郵，訂明港大禁止在課堂、功課和其他評估中使用Chat GPT或其他AI相關工具。若學生未在事前獲課程講師的書面許可而使用了有關程式，會當作抄襲個案處理。這是本港首間明文禁止使用AI軟件的大學。^[2]據老師們反映，不少中小學生也開始利用Chat GPT的作文功能代替自己做功課，擺明「請槍」！可惜，基於Chat GPT行文太過「頭頭是道」，或者由於人工智能的智能確實有限（基本版的資料建基於2021年的數據，最新資料欠奉），這些「請槍」文章很多時被明察秋毫的老師一眼就看穿。學生這樣「出貓」固然要負上代價，更重要的問題：這樣依賴科技、人工智能，人類會不會變得愈來愈依賴和懶惰，不願學習？

電腦科技界有一句名言：「Garbage In, Garbage out.」即是電腦縱使更聰明，更有智慧，都是從人類的輸入中學習過來。如果我們將錯誤、無意義的數據輸入電腦系統裡，電腦也只會輸出同樣錯誤、無意義的結果。在Chat GPT中，原則也是一樣：在一切只是問答的情況下，一個懶惰的學生，只能了無意義在Chat GPT打出功課問題，得出答案「照交可也」。結果，當然是「垃圾級數」！然而，一個聰明的學生如果應用Chat GPT不是單單「搬字過紙」，只求敷衍的答案，而是對問題多加思想，提出在原有題目之上更有深度、更有意義的問題，再讓Chat GPT解答。這樣，得出來的答案可能就不一樣；而重點已不在答案本身，而是思考過程。當人好好去思考一個好問題，在未得到答案前，已經有得著，有學習效果了。

相對於港大，香港科技大學則取用了後者的精神處理Chat GPT的問題。科大首席副校長郭毅可及協理副校長（教學）馮志雄日前去信教職員表示，對人工智能工具能長期加強學校教學和學習方式持積極態度；長遠而言，大家都應該接受「生成式人工智能」，並承認其改變研究及教育方面的潛力。大學容許教職員自行就其課程內容制定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向，包括容許、限制AI工具類型、方式或禁止學生使用AI。^[3]

最後，我們也應該讓「主角」自己回應一下問題：「現在很多學生因為貪快，利用你來做功課。Chat GPT，你的看法如何？」

「作為一個人工智能助手，我的初衷是為人類提供便捷和有用的服務，而不是取代人類的學習和思考。我並不鼓勵學生利用我來代替自己的學習，因為這樣做不僅違反了學術誠信，也無法真正幫助他們學習和成長。相反，我建議學生們要勤奮學習，深入思考，並且適當地利用人工智能助手來輔助學習，提升學習效率和質量。總之，學習是一個不斷探索和成長的過程，只要保持學習的熱情和毅力，適當地利用資源，相信每個人都可以達到自己的學習目標。」

看到嗎？連Chat GPT也不鼓勵同學們「請槍、出貓」。希望在高新科技面前，我們能以正確的態度使用，將之變成為我們提升學習能力和智識層次的踏腳石，而不是使我們懶於學習，求其交貨的絆腳石就好了！

對熱愛打機的青少年來說，每逢節日假期，都是相約好朋友一起打機的好日子，而在打機愛好者的家庭當中，總有時候家人之間會因為打機而產生磨擦，或許因為老一輩不懂得表達關心，年輕一輩又認為家長只顧著責罵自己。

明光社於2023年1月16日，即在農曆年假前，舉辦了一場「打機多面睇——機友之日常」網上講座，當中邀請了緊貼電子遊戲潮流的時下年輕人徐世諾先生，他以一個打機愛好者及作為兒子的角度，來講述對打機的看法，此外還有身為家長的歐陽家和先生，他以家長以及作為「機友」過來人的身份，分享一下玩電子遊戲和管理親子關係的經驗。他們兩位也會有一起對談的時間。

不能說停便停的遊戲

他們分別都分享了自己年輕時關於打機的一些家庭日常事。世諾指出自己中學時期，經常都會玩《英雄聯盟》這個即時戰略型遊戲，而這類型遊戲是一個講求團隊合作的遊戲，玩家與隊友一起開始，一起結束的，玩家在期間是無辦法中途停止的，必須完全摧毀地方隊伍的基地才能結束遊戲。當他在玩遊戲時，如正正遇上吃飯時間，就會很容易與家人產生磨擦，一方不能結束遊戲，一方又怪責他為何吃飯也不願結束遊戲。家和亦提出類似的情況，他指在自己的年代多數是玩一些RPG遊戲，即是角色扮演和冒險的遊戲，而這類遊戲的特點就是在冒險的途中，需要去到某些地圖上的儲存點才可儲存，變相就是要玩家必須找到儲存點才可讓遊戲告一段落。另外，他又提到，有時候自己會想玩多一會兒，但等到艱巨的敵人出現時，又不能停止，所以父親為了阻止他繼續玩，便會剪掉電腦的能源線，到頭來他又會再買一條新的能源線，鬥爭便不斷地持續。不過，其實他們與家人之間都會有協商的時候，嘗試去互相遷就，問題才能勉強地解決。

走進孩子的遊戲世界

家和是本社的前項目主任，對於流行文化等議題亦有研究，他提出，坊間許多遊戲的背後，其實都反映了一些意識和價值。而作為家長，他也分享了如何讓孩子打機之餘，也可以讓孩子學習一些事情，以減少關係上的磨擦。他指出，家長除了先不要直接責罵孩子外，第一步是需要了解到底孩子玩的是甚麼遊戲，第二步是記下遊戲其實在玩甚麼，即是遊戲是如何運作的，陪孩子一起玩是能夠了解孩子在玩甚麼遊戲的其中一種方法，亦能更清楚地感受到遊戲的運作。了解遊戲多一點後，第三步便是思考一下該遊戲會有甚麼可能的危險，例如在遊戲中認識到陌生人，家長如發現遊戲有此潛在風險，可鼓勵孩子約相熟的朋友一起玩。第四步就是如果家長發現遊戲中有一些不適合孩子的內容，就可以提出請他作出一些改變或調整一下玩法，例如改變和誰一起玩那個遊戲，或關閉血腥效果等等。若果遊戲內容無法改變，家長則可鼓勵孩子玩其他類似的遊戲，坊間亦有許多選擇，家長可以透過傾談而非責罵，跟孩子討論有關情況。最後一步，家長可鼓勵孩子嘗試在打機中認識自己，例如了解自己的偏好、選擇，其實家長也能在遊戲中更認識孩子，例如孩子在玩射擊遊戲時，選擇當狙擊手，而不是近身肉搏，表示孩子喜歡安全感，在敵人看不見的情況下擊殺敵人。

課金不課金？

討論遊戲，當然不少得討論有關課金的問題了。世諾在當中提到，在小學時期，因為不知道任何有關課金的途徑，所以都不會想課金的問題，加上家人對打機的限制亦非常嚴厲，更不用說課金了。而他到中學階段，開始有零用錢後，便為了課金而做一些金錢管理，但後來課金這件事被父母發現後，父母亦甚驚訝，他們想像不到孩子竟然為了「假」、「虛擬」的東西去付費。家和則容許孩子課金，但就會做一些金錢管理，以及與孩子一同分析：課金後能否真的提升到打機的遊戲體驗？他鼓勵家長最好為孩子設定一個課金的限額，課金時不能超出該限額。他認為讓孩子在小時候經歷一下如何在課金時知所節制是一件好事，這總比他長大了才學習好，也可避免他未來出現過度課金的情況。

電競世界的非法賭博活動

最後，隨著電競產業的盛行，也出現了一些電競賭博的活動。而家和指出，現實當中，香港並沒有合法的電競賭博活動，所以所有關於電競的賭博活動，都是「外圍」賭博，屬於非法活動。世諾也認識一些朋友有參與「外圍」電競賭博活動，而且因著用電子投注，非常方便，所以會令人很容易就經常參與或上癮，如同現實中賭博成癮一樣。他認為在打機時注入賭博元素是很不健康的事。相信在未來，大家都需要正視電競賭博的問題，如大家對打機這課題感興趣，歡迎掃描QR Code，在網上重溫是次講座。

收看講座

自從2019年，社會對用激進手段進行的抗爭，看法兩極。贊成的一方，認為抗爭者本來想用傳統寫信、簽名等方式表達意見，但完全沒有反應，所以才用較激烈的抗爭，而且只有激烈抗爭，社會才會感受到切膚之痛和需要，這樣才會帶來改變。但反對的一方認為，社會抗爭太激烈，影響民生的話，既不能得到社會支持，甚至倒過來會招人反感。

近月最出名的例子，莫過於環保團體Just Stop Oil的抗爭活動，整個暑假在英國不同的高速公路堵路，在政府機關建築物的外牆噴上漆油，甚至到博物館將罐頭湯潑在名畫上。當地警察單在今年10月就動員過萬警員去處理這團體的大大小小行動。由9月底的至整個10月，當地警方共作出677次拘捕行動，111人被告。

與真正的暴力抗爭不同，Just Stop Oil的做法並不真正破壞任何物件，例如他們倒罐頭湯的行動中，他們宣稱只會倒湯在有保護的名畫上，所以最後該畫不會受到任何影響，之後再加一句：「難道你重視名畫的安全，多過地球嗎？」[1]

環保團體做類似的行動，動機明顯，亦看出整個計劃在行動前有思前想後，他們說堵路只是為了給予大家機會去思考甚麼才是當前最重的議題云云。看上去理性，透過行動希望喚醒更多人回應，但實際上並不如此。曾經做過環保團體的發言人，但不喜歡這種抗爭手法的哲學系教授Rupert Read坦言，這種做法雖然能引起社會關注，但最後真的能成功動員的人口，可能只有百分之二。[2]

他認為透過這類激動抗爭，並不能帶來廣泛共識，只會令社會走向兩極，而且會持續失去支持者。實際上Just Stop Oil 的發言人也表示收到不少人的投訴信，要求他們就這些抗爭行為帶來的影響道歉，但他說機構不會這樣做，他說：「巿民絕對有權對我們的行為表達憤怒，但問題是為甚麼會憤怒？我們今日已經沒有時間再談如何提升大家的意識，我們需要行動。」[3]

公民社會或者壓力團體可能只從政策能否被有效倡議的角度去討論問題，但如果從政策制定的角度出發，很多人自然會問：堵路犯法嗎？淋湯到名畫上犯法嗎？答案是肯定的。在香港可能大家今日會想到用國安法處理相關問題，但在英國，他們本身就有法例處理公路的破壞行動，也有法例處理破壞名畫的行為。這些行為違法，參與抗爭的人也知道，也有準備會上法庭。當然，他們一樣會用盡法庭給予他們的人權和自由去爭取和抗辯，所以一樣會籌錢打官司。

同時，社會亦質疑現時的法例會否令警察難以執法？英國本身強調人權自由，集會、示威、言論自由均受到社會重視和保障，但激進示威者透過破壞社會秩序，企圖喚起巿民關注他們所關注的議題，這方法合法嗎？根據BBC的報道，理論上堵路、破壞物件本身就犯法，某些行為例如拉人鏈入馬路，就未有法例明確禁止，即使警察有法可依，但該法例未有針對示威者這類行為，也沒有特別的指引，因此警察執法確有難度。[4]

為此，英國政府正審議公共秩序草案（Public Order Bill），規管有關的行為，例如堵路、人鏈、干擾公共設施的使用等，又加強警察截停搜查的權力，有關法例當然被一些支持透過遊行示威表達意見的機構所反對，[5] 認為這些做法侵犯巿民的基本人權和表達意見的自由，要求取消有關的立法，但當社會日常運作受到影響，高速公路，甚至電力可以被干擾時，有沒有法例可以快速令社會回復正常，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討論點。

從社會抗爭的角度來說，激進抗爭這種做法和武俠小說裡的七傷拳一樣，雖然可以達到行動者想要的效果，但同時會令自己受傷。健康的公民社會本來就應該聆聽巿民和壓力團體的想法，透過社會一起參與討論協商，謀求解決的方法，而不是透過破壞來企圖令對方就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當中部份方法的確有爭議，這些方法應該要在必要情況下，並獲得社會較大共識才可以使用。同時，英國政府理應反思，透過增加警權去「管制」社會抗爭者，實際上未有解決他們本來所提出的議題，正如Rupert Read所言，這些做法只會令社會更加兩極化，而不會有機會成功回到會議桌，尋求解決的方法。

對於不少人來說，疫情就好像一個竊賊，偷走了我們不少珍貴的事物：包括一些摯愛親朋的寶貴生命；本來以為可以終老的穩健事業；可以四出享受人生、放眼世界的樂趣；以及與大群新知舊雨一起吃喝玩樂的時光。但對於這幾年唸幼稚園、升初小的學生來說，他們失去的可能更大更多！由於經常停課、上網課，許多課外活動、旅行、參觀、比賽、運動會、慶祝會、甚至遊學都被取消，就算可以上學，也沒有機會與同學一起午膳、開開心心地玩耍，對他們的社交技巧帶來很大的影響。

當疫情開始穩定，是時候為這些學童的社交技巧補補課，本書的出版，正是為了回應這方面的需要，雖然歲月偷走了他們的一些寶貴經驗和美好回憶，但作為父母、師長仍然可以力挽狂瀾，讓他們重新學習與異性、陌生人、和身邊經常接觸的人相處時應有的態度，並且為自己的身體訂立適當的界線，我們亦邀請了不同的專家，協助大家為子女和學生，尋回被疫情偷走的幾堂課，為我們所愛的人多走一步。

回流多倫多已經接近十個月，想不到在這裡也有請願行動，而且蔓延至重要城市。這叫我思想到要在身處的地方甚至全世界要享和平有多難。眾多升斗市民，包括年青人表達正義、和平、及自由是他們的摰誠願望。

大學階段，探討人性的善惡，記得有唸醫科的同學斬釘截鐵地作結：「人類當然是終極強者：只有人類能想盡辦法去支配、殺害、吞噬其他物種，歷史顯示，人類為了稱霸（或勝出）連其他的人類（甚至親人）也毫不留手，不少有權位者欺壓市民和家僕。」莫非人的天性就是欺凌弱小，剝削比自己軟弱的，甚至忘記了他人的尊嚴和需要？年少的我憧憬人性美善，深信人的能力，對這同學的觀點並不同意。

到了今天，親身體會到人性的美善往往與人對慾望、權力、金錢的渴求混在一起，我在鼓勵人發奮向上的同時，充份理解到自信與成功容易招致驕傲、會叫人沖昏頭腦，當自私的思想和性格的陰暗面掩蓋了人性，後果可能是我們難以認出先後是同一個人！在此想起一位很有魄力和魅力的弟兄，少年得志，被教會大大賞識，還邀請他以專業身份講道，甚至佈道，怎料過了數年他的專業更上層樓，漸漸離開教會，否認自己是信徒， 最後在操守的事上失敗，從此銷聲匿跡，叫人惋惜！

踏進社會做事，留意到有些組織在創立初期不難推動員工同心同德，努力拓荒，但是當組織漸見規模，職員人數增加，內部容易有不同的方向、手法、利益上的衝突，各人的議程和優先次序不同，有人急於勝出……。若手段因為達到目標被合理化，對人性的尊重、平等參與等原則就大打折扣！領導層也是人，一旦犯上以權謀私，或用人唯親等，組織更容易淪為另一利益集團，成立的原意、遠象和方向日漸褪色，士氣、成效及對社會的貢獻也大受影響。

講到管治社會與國家，人類當然從歷史學到不少，如大部份國家以憲法立國、享有法治精神和穩定之管治架構、權力的互相制衡、有衝突時訴諸各級議會進行談判而非以武力解決等……但「私利」、「野心」、貪婪在不同的地方仍難於遏止，報章常見有關欺凌、種族／性別等歧視的消息；貪污舞弊、利益集團之互通、互利的事，貧苦者生活日益困難，以上種種，在不少地方，甚至發達國家也隨處可見。

原來，上帝對良好管治也有要求：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按真正的公平來審判，彼此以慈愛憐憫相待。 不可欺壓寡婦、孤兒、寄居的和困苦的人。誰都不可心裡謀害弟兄。」（撒迦利亞書七章9至10節《和修版》）

祂曾定意降福降禍去教導以色列人，先知預言有一天上帝也會以信實和公義審判耶路撒冷與列國：

「你們所當行的是這樣：每個人要與鄰舍說誠實話，在城門口要按真正的公平來審判，使人和睦。 誰都不可心裡謀害鄰舍，也不可喜愛起假誓，因為這些事都為我所恨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撒迦利亞書八章16至17節《和修版》）

至於面對別人甚至社會制度的壓迫或欺凌，有些人主張奮力對抗，但如耶穌時代的奮鋭黨，血氣與復仇容易演變為血氣之爭，為人民帶來災難。究竟，我們面對今日的生活，如何能促進和平，引進公義？

「你們心裡若懷著惡毒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自誇，不可說謊話抵擋真理……在何處有嫉妒、自私，在何處就有動亂和各樣的壞事。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和美善的果子，沒有偏私，沒有虛偽。正義的果實是為促進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種出來的。」（雅各書 3:14、16-18《和修版》）

以上的經文雖然耳熟能詳，但實在有助我們了解要散播和平，要先從清潔（純潔、不帶私利的心）開始，再加上各種善意和善行，更是以和平的方式，假以時日（栽種）才能結出正義！可能這種和平、公義不容易在世上的法院／制度中尋獲。

要促進和平、公義，可能最實際的起點是由自己做起，承認自己也容易有私心，先認己罪，再從清潔的心起步，以和平的手法和態度處事和解決問題。猶太語的和平是Shalom，包括內心的感受與外在的環境，蘊含了：整全、安寧、穩妥、安全及安康。Shalom不單是「停止鬥爭、停火」，而是像詩篇三十四篇14節提到：「要棄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求」（《和修版》）；這做法是積極的，需以行動落實。讓我們努力作和平之子，學習仰望主，祝福身邊的人和事，好好過每一天。

假如在網上試著搜尋「學童、打機、網絡、上癮」等字詞，會發現不少有關學童沉迷打機、上網成癮的新聞，當中輕則有學生因沉迷打機而影響學業和健康，重則有學生會做出傷害自己、企圖輕生的事。[1] 無論學童還是家長，面對上網成癮的問題都會感到無助，很需要關心、同行與支援。其實遇上身處在逆境中的家長和學童，教會、基督教機構和學校可以怎樣為他們提供支援？讓我們從一些實例中，看看有甚麼可行的方案。

親子戶外活動

疫情雖然持續，但有教會就在疫情略為緩和時，在遵守防疫措施的情況下，參與了機構舉辦的親子戶外活動，讓家長和孩子舒展身心。廣東道平安福音堂負責青少年崇拜的執事暨香港基督少年軍隊長徐啟泰弟兄，就分享了其教會曾參加由香港基督少年軍[2] 主辦的戶外親子活動。由於該活動獲贊助，可以讓參與的家長和孩子免費到挪亞方舟主題公園遊玩一天。當中，除了有促進親子關係的活動（例如由導師教每個家庭如何將一條原木，製作成有雕刻花紋的筷子），園內的設施、教育館等，讓遊人可以思考一下生命，亦讓許多非信徒家長有機會聽福音。其實疫症橫行、壓力處處，不也正是人們最需要福音的時候嗎？徐弟兄稱，活動拉近了參與者與教會的距離，也增加了教會的聚會人數。

為家長提供支援

也有學校與機構合作，為家長提供支援，由資深社工透過Google Meet帶領小組裡的家長，學習認識自己情緒、了解自身情緒對管教孩子學習的影響、了解自己的需要和學習照顧好自己、提升管教技巧，增進親子關係。在四次的網上會面，除了有社工的講解、家長輪流做情緒表達的練習外，還有家長與社工互動、問答的時間，以及家長互相幫助的環節。社工教導的技巧，例如非暴力溝通等，也許都是一些知易行難的知識，假若家長是習慣了對孩子咆哮或一上來就對孩子批評，確實不易實行，但透過這樣的學習與提醒，加上學校、社工及家長彼此的支援，相信至少有助疏導一些家長的負面情緒，甚至避免或者減少了一些家長歇斯底里、或令孩子痛哭的場面。

與青少年同行

有教會透過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教關）[3] 推出的計劃，服侍青少年。筆者從教關的網站得知，教關於2021年3月舉辦了「基層青少年事工服侍網上分享交流會（二）」，[4] 在當中有堂會牧者分享他們服侍青少年的經驗。城市福音教會堂主任許仁豪牧師在分享交流會中提到，過去十多年，教會的青少年事工發展遇到樽頸位，弟兄姊妹積極參與佈道工作，如教會舉辦的街頭佈道、節期佈道會、在行人專用區辦band show等活動，惟進行一次性的佈道時遇上不同困難，效果亦欠佳。此外，教會找不到學校合作，以及教會本身的青年人因步入職場、建立家庭而逐漸流失，令教會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當教會參加了教關推出為期三年的「師友計劃」，便可以透過這個計劃接觸基層青少年，由基督徒擔任青少年的成長嚮導，作三年較深入陪伴與同行。這使被服侍的青少年更自然地走進信仰及教會的大門，同時也為教會帶來服侍這些孩子及其家人的機會。

讓青少年發揮所長

2021年的暑假，在如此特殊的時期，還會有基督教團體願意舉辦營會嗎？有！筆者在網上搜尋，發現G-Power青少年事工聯盟（G-Power）[5] 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6] 合辦的「Camp Anywhere青少年暑期在線營會」。舉辦線上營會的確是別出心裁，營會的對象是中學生，內容有團隊建立遊戲、競技活動、佈道晚會等，並讓參加者組成小隊，按時完成團隊任務。此外，由G-Power主辦，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合辦的「You Got Talent 2021」才藝訓練及比賽亦在2021年的暑假舉行，活動透過訓練及拍攝，來培育15至22歲的青少年，讓他們發揮所長（如戲劇、舞蹈、歌唱方面才華）。才藝訓練及比賽的籌委會核心成員在接受基督教刊物的訪問時表示，觀察到現時網上熱門的基督教平台吸引到的觀眾起碼都二十多歲，而舉辦有關比賽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希望讓更多年輕的人知道原來教會可以在年輕人文化中，回應他們的需要。[7]

為主作見證

環看世界動盪，人心惶惶，相信主再來的日子近了。上文提及的實例與活動，未必能為青少年沉迷上網或打機的問題提供直接的解決方案，但它們都鼓勵年輕人選擇健康的生活，或協助締造一個有利他們成長的環境。它們也鼓舞著我們，即使身處在疫症橫行的世代中，仍能趁著白日，把握機遇為主作工，誠願我們都不要灰心，為主作好見證！

（本文原載於第139期〔2021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在基督教機構事奉了超過20年，時移世易，看著不少機構正默默的改變。與時並進，不斷改變是好的，不過，在變化之中要看清哪些是必須保持不變也是十分重要的。

以往很多以傳福音、或推廣基督教價值為重點的機構，其負責人都是牧師或者傳道，在董事或顧問的名單之中亦不乏知名的教牧，讓人一看便知道是基督教機構，並且自然會信任機構的信仰傳統，就算不大了解機構的日常運作也較容易鼓勵教會及弟兄姊妹支持。不過，隨著社會上有更多不同的需要，對不同事工的專業要求也愈來愈高，教牧同工的神學訓練已愈來愈難應付有關需要。例如影音、多媒體事工、社關、不同的弱勢群體，如性小眾、自閉症患者……這些事工很多時都需要負責人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能，勉強由教牧同工擔任亦未必是好事。雖然，機構的總幹事最重要的是推動相關的異象與使命，與教會及其他機構打交道，自己不一定要完全熟悉前線的運作，但隨著社會的急速改變，大家對專業的要求已愈來愈高，有些事不是有心就足夠，更需要有專業的能力和判斷力。而不少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已愈來愈多由信徒領袖而非教牧同工擔任，這是大勢所趨。

這些總幹事不少是在不同專業內有一定資歷的弟兄姊妹，由於有特別的領受，毅然放下本來已有不錯的發展和專業，加入機構事奉。他們的工作經驗和人際網絡，其實為基督教機構注入了不少新的元素，一方面令事工更有專業水準，另一方面，過往教牧同工的網絡多數只集中在教會圈子，但專業同工卻可以擴闊了機構在社工、傳媒、商界、醫護等不同領域的聯繫，對善用更多不同資源去推動事工大有益處，此外，亦有助弟兄姊妹更明白不同職場和背景人士的心態和需要，令機構的服侍更加「貼地」。由此看來，這些轉變其實是有利的，不過，反過來亦需要努力彌補在教會網絡和信仰基礎上的不足。

因為基督教機構與其他社會服務機構不盡相同，我們除了要提供優良的服務，有水準的產品之外，更要有符合信仰的處事原則和推廣基督教的價值觀，當然，若果能在相關的職場文化注入基督教的精神，或者能夠作深入的神學反思當然更好，不過，其先決條件是機構的負責人應有一定的神學訓練，才能時刻保持警惕，令機構不會變得和其他社會服務機構沒有分別。而值得關注的是不少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除了愈來愈少教牧之外，亦不一定受過神學訓練。但在這個愈來愈複雜的社會，如何能小心保持機構的獨特性，以免不會被社會上各種專業團體同化，失去了信仰本身的特色，甚至不自覺地跟隨了一些與我們信仰價值有所矛盾的做法，卻是十分重要，因此，這些機構的總幹事上任後亦應盡快接受神學訓練。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過去幾年因為政治立場帶來的社會撕裂，教會群體亦無法置身事外，一些基督教機構亦就應否委任一些具爭議的官員和政治人物作董事或贊助人而反覆爭論。要處理這燙手山芋，最好的方法是對事不對人，否則不同意見的雙方為了維護或針對某些人根本難以理性討論問題，最終亦會有一些人因為不滿意有關決定憤而離開，結果兩敗俱傷。

其實，作為基督教機構，為了維持信仰的核心價值，讓公眾清晰看到教會的特質，在邀請任何人擔任董事或一些榮譽性的職位時，必須認真考慮其信仰或價值觀與機構是否一致，而不是只考慮受邀者的社會地位，否則我們和沒有信仰背景的團體有甚麼分別呢？因此，邀請特首、特首配偶、司長或某部門首長作贊助人的歷史傳統最好還是應該取消，因為這些官員不一定是基督徒，何必要叨他們的光呢？反過來，若果他們有一些不符基督教精神的言行，只會令機構更尷尬。

另一方面，由於很多基督教機構都是慈善團體，受不同政府部門監管，而政府高官亦經常會有調動，因此，為了避免出現監管者成為被監管機構董事的角色衝突，不委任任何部門的首長級官員作董事會較為穩妥。加上近年社會撕裂嚴重，不少人對政府的施政強烈不滿，無論委任哪一位官員，只要該官員或所屬部門有一些爭議性的言論或決策，都容易引起機構內部衝突，何苦由來？讓凱撒的物歸凱撒，神的物歸給神吧！基督教機構要高舉和依賴的是神，不是任何權貴。

機構走向專業化

「專業」大概在18至19世紀出現，它代表著一些群體對某種知識有特別的才幹和專長，在科學研究領域、醫療、文學等不同的學科，都出現專業的群體。到了今天，不同的專業都有自己持守的專業水平和道德操守，以服務社會，且按照它們的專業框架得到信任和保障。今日的知識型經濟，訂定了道德倫理的根基，以法律保障社會大眾的利益，並用專業操守來管理各行業。[1] 在香港，基督教和天主教團體多年來都有參與社會福利和辦學的工作，其服務亦日漸走向專業化。

2020年11月6日，研究中心舉辦了「逆境．重建．復原」週年研討會，在此與讀者重溫當天的一些剪影。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

李樹甘教授曾在籌備研究之初表示，過去有些傳媒或香港人認為，香港人因為對生活不滿意，才走出來參與社會運動。人們是否真的對生活愈感到不滿意，愈會勇於走出來參加社運呢？若是這樣的話，是否意味著只要改善香港人的生活，便能阻止人們「上街」？基督徒的行動又是否受到他們與神的聯繫及與人的聯繫影響，「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發現，事情並非如此。

李教授透過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EM），採用多個指標去反映潛在變數，估計整個模型因數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當受訪者有既定的政治取態，加上行動的時候（黃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藍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同樣會讓受訪者增加他們的同情關懷（情緒），然後，他們會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李教授指出，若要復和，比同情關懷更重要的，是易地而處。因為傾向黃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懷弱勢社群，傾向藍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心當中有沒有人受傷，兩者都覺得自己同情關懷他人。至於易地而處，則是個人內在的認知層面，它既不會受到政治取態或是政治參與度影響，而且同樣會讓人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簡單而言，只有同情關懷，相同政治傾向的人最終會愈發內聚，而如果人們懂得易地而處則不一樣，他們相信凡事都有兩面，並且願意試著去了解。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

在回應「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時，陳永浩博士認為面對社會運動，教會似乎不易受到衝擊，但其實她是受到最多衝擊的。一個人不容易因為老闆的立場而辭職，但卻會因著牧者的政治立場而選擇離開教會。陳博士闡述教會歷史中，基督教某程度上是善於分裂的，從馬丁路德開始，以前教會便會因為神學觀、教義觀不同而分裂，當代教會也可以為到敬拜是用詩班還是用band隊（樂隊）而分開兩堂崇拜，教會從過去分齡牧養，到現在分色牧養，教會一直都用分裂去解決問題，陳博士認為這不涉及對錯，只是教會既然存在著一種「圍爐取暖」的氛圍，牧者便要多加留意。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

余達心牧師在研討會上為大家帶來兩句口號：「一、復和始於聆聽；二、復興始於反省及檢討。」前者指到教會可以搭建一個平台，讓信徒分享他們過去一段時間的感受；後者指到教牧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及責任，與信徒一起掙扎，並且同行。

在論壇時段，擔任主持人的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問道：「教會中有甚麼人可以做中間人，幫助意見不同的雙方可以復和？」余牧師認為若要復和，牧者無法逃避，需要主動認罪悔改，做榜樣，這一份謙和的心非常重要，就如保羅在腓立比書四章5節所說的「讓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和修版》），「謙讓」這字意指在法律上人本來可以「打贏」官司，為了對方的好處而放下自己的權利，然後選擇與對方和解。這正是牧者顯示牧者風範的時候。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

何志滌牧師分享了自己講道時被人投訴的故事：他從開始時自己如何生氣，不情願，到神如何安排環境，在靈修中給他話語：「用愛心說誠實話，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最後在和諧的氣氛中，他與投訴者對話。何牧師的分享帶出了表達情緒，真誠的溝通非常重要。

在論壇時段，蔡志森先生問道：「現在要政見不同的人一起或有衝突，分色牧養又會否產生其他問題？」何牧師表明一定不會贊成分色牧養，因為《聖經》談的是「一主、一信、一洗」，都是「一」。對於過去教會分齡牧養，何牧師也表示他在反省，因為當一個家庭的老中青所聽的道不同，在信仰上一家人的距離會否變得愈來愈遠？

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

在回應現場參加者的分享時，李耀基醫生確立情緒或壓力會影響生理不適，有些人知道自己有此狀況，這是好的過渡，但有些人接受不到，又或者不知道心理影響生理，不懂得找人幫忙，尋求心理醫治，這樣他們即使多做幾次身體檢查也難以找到生理出現問題的原因。另外，有些人因著種種原因，未必懂得表達自己的情緒，同行者只能盡力陪伴當事人，幫助他們找出情緒的來源。對於易地而處，李醫生指出這是復和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只是，如果當事人有很多情緒，便難以易地而處，所以最重要還是先處理當事人的情緒。幫助者可以帶頭，在幫助當事人期間，示範如何易地而處，讓他們有模範可以學習。

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

郭志英博士認為要修補創傷，其實真的要等到事情完結之後才適合進行，如果一邊幫助當事人處理創傷，另一邊他們卻繼續捲入事件中，這是沒有意義的。創傷是指自己同其他人及社會割裂，除了關乎個人，也關乎社會結構問題，如果能思考每個層次該如何處理，這樣的修補會比較全面一些。修補的出發點建基於真理中，使人與神和好，並且人與人之間復和。重要的是教會可以建立安全的平台，讓大家能分享自己的情緒，讓人被聽見及看見，感覺自己的存在。在紛亂的社會，信徒也可能很混亂，信徒需要多祈禱，見證神在自己裡面，聖靈在自己裡面，才可以面對所做的一切。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

雷競業教授建議大家要開始培養靈命智商（Spiritual Quotient, SQ），自己先開始學習，進而教導下一代。他指這個世界是有患難的，我們不要期待這個世界很平安，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要發生便發生，是我們不能控制的。我們以前經常講生涯規劃，希望自己可以抓住很多東西，但現在需要培養一種心態，當發生不能控制的事情時，我們能否有一種合乎基督精神的心態去回應。雷教授分享到他很滿意自己的人生，他2000年回港的時候，已預計香港會愈來愈沒有自由，但他指出他的人生是否快樂，與政治無關，而人生最寶貴的便是與神，與摯愛及家人有美好的關係。《聖經》說「愛裡沒有懼怕」，對待家人或不同意見的人，即使不明白，也可以學習接受他們便是如此。在提問時段，雷教授指出牧者沒有辦法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但人有基本的情緒，不同政見有不同的追求，中間或有憤怒。他不會理會會眾追求的政見是甚麼，只會幫助會眾處理在追求過程中所承受的壓力，做一個他們可以信任的人，陪伴他們渡過。

我們非常感謝旺角浸信會於當日借出場地，以及在場同工提供的支援和協助。在疫情下，仍無阻近100位參加者前來參與當日的研討會，一同探索重建及復原之道。重建及復原之路是漫長的，一次的研究會絕對不足以解決參加者的各種困惑或難題，但盼望是次研討會能讓大家對重建及復原仍然有所期待。

逆境，在教會歷史中，從不缺席。

先談分裂。在香港，除了個別堂會、宗派的爭執與分裂外，歷來教會也曾因西教士管理、教會華人自治問題、各式神學立場、1949年中國變天後的去留問題、香港前途、靈恩問題、敬拜模式等而分裂，有過一次又一次的爭端。有人甚至戲言，香港教會能夠「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教會有爭執，分裂，又建立新的教會了！[1]

不過，上述的爭議，跟自2014雨傘／佔中運動，到2019年6月的反修例運動，情況實在很不一樣：在「分色、紛爭、撕裂」的背後，大家心中都知道，這遠不只於簡單的政見分歧，而是一次集世代之分、政治理念、文化意識、身份認同，甚至是身邊人的性格與價值觀看法分野的大爆發。

運動之後，不論在社會，家庭，親友，還是在教會，信徒群體之中，紛爭撕裂都是不能避免。而正因教會長期以來好像「和和氣氣」，處理衝突往往以息事寧人為先，這一次的大撕裂，對好些教會和肢體所帶來的裂痕和影響是深遠的：不論是對於教會使命的踐行，信徒、長執、牧者彼此的關係，甚或信徒自身的心理健康與靈命的影響，都是長久的。

更甚者，香港人和教會，還未修補社運中的分裂與撫平創傷，就要經歷新冠肺炎沒完沒了的抗疫日子。當教會好像因忙於抗疫而淡化了之前的撕裂和傷痕，其實可能更是「加速化」了撕裂：[2] 以往肢體還可能回到教會「鬧下交」，現在連教會聚會也轉到在網上聚會，連「鬧交」的機會也沒有；甚或弟兄姊妹繼而轉會（其實只是收看不同教會聚會轉播，連轉會手續也省掉！），也因當下形勢（反修例之後，港版《國安法》在2020年7月實行），決定移民離開的也有不少。可以想像就算疫情終歸得到緩解，教會看似能回到正常，其實終究是不能回復原初正常的「新正常」（new normal）狀況。[3] 這一個不一樣，又分裂，又加速，卻又使整個社會不住下滑的「逆境」，不論是曾面對過大江大海，大風大浪的教會和長老，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夥子，也不能從容面對。

到了今天，當我們要思想如何「重建」的時候，若我們只簡單的以為是政見不同，「分色」牧養，而不追本溯源，難題其實解決不了：這不只政治取態，更與其心理、健康有著連帶關係，而作為信徒，我們更關心這次運動與信徒宗教信仰方面的關連——連帶著由雨傘／反修例／新冠肺炎／國安法等多重多次的衝擊下，很多人的身（的確有教會肢體感染肺炎，甚至離開）、心（其實也不只是黃藍政見不同，或可能是老死不相往來），靈（心靈創傷，靈命不安）都受到莫大的影響。香港大學醫學院就這一年來的社運和肺炎疫情下，進行了一項關於香港人精神健康研究，結果叫人憂慮：在香港持續社會動盪的2019年9至11月期間，受訪的18歲以上成人中，22%（即超過五分一人）疑似患有抑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這樣的患病率，與經歷過大型災難、武裝衝突或恐怖襲擊的地區類似。研究繼而推算，在本港630萬名成人當中，可能有240萬人（37.4%）有抑鬱症狀；71萬人（11.2%）患疑似抑鬱症；200萬人（31.6%）有創傷後壓力症症狀；81萬人（12.8%）患懷疑創傷後壓力症。更加叫人憂慮的是，同一個研究也發現，近一半人表示不會尋求專業協助，超過五分一疑患創傷後壓力症的受訪者表示，不求助是出於私隱的考慮，或是對醫療當局的不信任，擔心醫療紀錄或會被用作執法，又指部份人由於醫患之間的互信已被背棄而不求醫。[4]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舉辦的週年研討會，以「逆境．重建．復原」為主題，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探討從牧養、牧者、復原、諒解、寬恕等課題中，教會、牧者、長執、以至不同年齡層的信徒如何彼此重建，走向復和。我們當然不會奢望以單單一個研討會，就能為香港教會和社會帶來一劑萬試萬靈的解藥；事實上關於教會如何面對社會和肢體撕裂的聚會已舉辦了不少。但在這個「事件尚未完結，進化已經完成」的大時代，[5] 我們知道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多一個都不會嫌多！事實上今次研討會，我們的向度也不只是探討「逆境」和「分裂」，還包括了「重建」與「復原」。

說到重建，我們很可能最忽略的，是教會和牧者本身。事實上，過往自雨傘運動而起，到反修例運動之下，不少教會措手不及，也暴露了積存多年，深層的牧養問題。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認為，這場衝擊，對教會或許是一種祝福，讓她領悟到再不能因循地守在安全的四面圍牆內，繼續如常運作，而是需要檢視教會屬靈的實況下，重建牧者的心：如以基督的心為心的領導，以服侍為本的領導，孕育信徒的人格生命；坦誠、透明，能與信徒分享掙扎、得勝與挫敗的經驗，以致教牧能與信徒同行天路。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指出，牧者的使命理應是「餵養」（講道與教導）、「帶領」（異象與使命）、「保護」（牧養與醫治）信徒，而後兩者很多時是問題所在，尤其近代興起大型教會（mega church），教會容易變成一間「機構」，主任牧師亦成為了教會的「總裁」，人與人要交心愈來愈困難，信任的程度也相對地降低。加上對社會事件的回應，和疫情帶來的疏離，教會、牧者怎樣面對？牧者面對世界的轉變不能故步自封，不能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內，對社會事件不聞不問。「重建牧者心」必須要以神的眼光看世界，回歸「以基督的心為心」的心懷。

而對每一位香港人（不只是信徒）而言，「創傷」就是舊年大家的代名詞。由反修例運動觸發的武力衝突及人際關係撕裂，以至新冠型肺炎所引起的恐慌、不安及憤怒等情緒，都叫大家關注到巨大壓力對精神健康的影響。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指出，從創傷到復原的過程中，我們要學習如何從「正面」處理壓力引起的情緒問題及建立抗疫力，了解我們情緒變化的「三角地帶」：核心情緒（core emotions），壓抑性情緒（inhibitory emotions）以及不良防禦機制（maladaptive defense），作出適當宣洩及處理。

香港正經歷了一次頗長時間的集體創傷，更甚的是尚未完全擺脫陰霾，仍處於沒完沒了的狀態。如果只把受集體創傷影響的人作個別創傷治癒來處理，也有所局限。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指出，教會在修補社會中的破裂關係，有其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幫助修補破裂關係的教牧同工及專業助人者，也需要具備諸如平靜安穩（calmness & stable）、同理心 （empathy）、明晰（clarity）、耐性（patience）、持平（unbiased）、一致（consistency） 和關聯（connectedness）等特質，以幫助社會修補破裂。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以賽亞書三十章15至16節上中的「平靜安穩」，是指人能學習到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提到，在逆境下的重建與復和，實在要放下「騎馬奔走」的心態——不再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

在製作文集和籌辦研討會中，筆者要感謝明光社設計同工，為研討會的主題揀選了三幅代表畫作：代表著「逆境」的，是現存於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的荷蘭名作，相傳由Master of the Housebook所繪畫的《加略山之路》（The Road to Calvary, 1470-1485）；至於「重建」，則是選取了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的作品《彼得與約翰在聖殿門口醫治瘸子》（Peter and John Healing the Cripple at the Fate of the Temple, 1659）。

代表著「復原」的一幅作品，是林布蘭於 1636 所作的另一經典《浪子回頭》（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1669）。很多人對「浪子回頭」的故事動容，但事實上，這故事很多時都以出走的浪子為主角，但其實那位被背叛，卻仍日夜思念，期盼著兒子回來的父親，以至那位日日勞碌努力，在弟弟出走時「守住呢個家」的長兄，如何面對這個雖然失而復得，但亦「恨之入骨」的弟弟？相信是很多今日在教會中默默事奉的弟兄姊妹的寫照！而我們都知道，這些父子重遇，兄弟情仇，絕不會因一餐「和頭酒」就能解決：「吃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吃肥牛，彼此相恨。」（箴十五17），《聖經》中這一段的留白，對比今日教會境況，實在需要好好深思。

另一方面，研究中心與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進行了「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嘗試探索信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三者之間的關係，提高大家對信徒參與社會及宗教活動及心理健康的了解。這一次的調查，和研討會一樣，實在經歷極多波折，也有多次到了考慮放棄的情況。但最終在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研究中心、明光社同工與眾董事友好，以及問卷的參與者的支持下，是項調查最終都能在年內完成，並於研討會中發佈。相關調查工作報告將有另文交代，而調查結果及討論專文亦會於研討會後出版，敬請留意。

參考資料：

 “So, Accelerationism, what's all that about?” Dialectical Insurgency. 2014. https://deontologistics.tumblr.com/post/91953882443/so-accelerationism-whats-all-that-about.

Marco Albani. “There is no returning to normal after COVID-19. But there is a path forward.” World Economic Forum. April 15,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three-horizons-framework/.

Ni, Michael Y., Xiaoxin I Yao, and Kathy S M Leung et al..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395, no. 10220 (January 2020): 273–284.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9)33160-5.

王礽福等編。《香港人2.0：事件尚未結束，進化已經完成》。台北：真哪噠出版，2019。

今年中秋，本來是疫情緩和後的一個快樂假期，可惜一宗中三學童自殺事件，再次令社會響起「開學自殺潮」的小警號。一名居住在長沙灣的學童因為沉迷手機遊戲，以致令學業退步，他在復課後被老師發現上課時玩手機，最終他被沒收手機兼記缺點，孩子因此自尋短見，離開人世。

母親對於孩子沉迷手機，想好好幫助他，老師見他上課玩手機，所以沒收，一切情節都在成人世界中看似理所當然，不過在孩子的世界中，遊戲大過天，特別是疫情期間，大家時間又多，連之前不斷說打遊戲機可以成癮的世衛也衝出來說鼓勵巿民留家打機抗疫，孩子們因此沉溺打機，也是順理成章。

疫情當然有緩和的一天，學校總會有回復正常的一日，復課的日期可以決定，但孩子打機卻不是收放自如的。當大家在家工作抗疫疲勞時，打機可能是一種可以令大家留在家中時和平共處的方法，但當一切回復正常，我們就得想想要怎樣斷癮。而不少參與戒癮工作的朋友也提醒我們第一件事，要將任何成癮行為切割之前必須先確保安全。

以往有些戒癮方式，會將人困在一個安全的地方，讓他在幾天裡經歷斷癮的辛苦，之後慢慢回復，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快，但危險性高，因為在癮起的階段人的情緒容易失控。近幾十年發展下來，慢慢出現一些理性的方式，先讓成癮者了解自身情況，再嘗試幫他訂立可行計劃，慢慢將沉溺行為減少，例如原本一天打機八小時，可能改為六小時加一小時運動和一小時看電視，再每週／每月逐漸減少他的打機時間直至正常水平，過程中亦會因應他的情緒變化而改變計劃。

上一代對打機沉溺者的激進戒癮方法：剪電線、掉遊戲機，在今日的社會中，看來並不安全。孩子青春期，特別是初中，身心靈就在一個不穩定的狀態之中，每個人的抗逆能力差距可以很大，作為成年人，耐心地陪伴他們進入成人階段的最後一段路，給予他們多些支持，令他們有動力成長，雖然比起簡單的「行政措施」所花的時間較長，也較消耗心力，但為免出現不必要的悲劇，相信這一切也是值得的。

上週有網民轉貼以上一張二創圖片，還有一段錄音，內容大致如下：

（男聲：幫我幫我發出去，好緊急好緊急！我表妹喺中大讀緊書，喺前線，而家成班中大教授都好緊張，而家班中大學生已經成功整咗一隻高達出嚟，係真係高達出來，依家準備揸（駛）出去尖沙咀，做堵路，幫手發出去。佢係有激光劍同埋有鐳射彈的，真係幫我發出去，大家千祈要小心，盡量唔好出街。）

平時，理論上，一個有獨立思考的人，看到有關的圖片，聽到該段錄音，應該會很開心地笑，因為整件事被兒戲化，被戲謔了。情況就好像早年唐英年大宅被揭發建地牢時，有人惡搞變形金剛到場支援一樣（見左圖）。

當我們以為這種政治惡搞戲謔司空見慣，但今日的香港人或者真的有了精神衰弱，居然還真的有人很擔憂的問為甚麼會弄到「高達」出來？十分擔心高達會破壞社會安寧。

惡搞的人打蛇隨棍上，繼續創作更多圖片，例如在校園組裝高達的過程，在沙田望到高達的身影等等。一張又一張的相片，加上文字和錄音。虛擬高達居然一整晚變成了熱話，部份本來不知就裡半信半疑的巿民看到更多「相片」和「錄音」流出，都信以為真，有滋事份子還特意留言附和，令他們更擔憂。

可見，反修例事件本來引發的所謂真假難分的報道，到今日已發展至有些人未找到真相就盲目相信和亂傳的局面，情況十分不理想，當中除了因為群眾被情緒支配外，太多意想不到的事居然接連在這個城巿發生，令人失去對常理的測度的信心，甚至到了一個地步，失常的事反而似真相。

這種盲目的背後，反映社會失控，長此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1. 社會整體地失控：任何事情，似乎都不問緣由，當人覺得甚麼事都有可能發生，他們對流言蜚語的抵抗力自然變低，事無大小也事必要先驚一場，之後才想想究竟怎麼可能。
2. 社會失去智者：所謂謠言止於智者，但當大家都繼續傳播流言，又沒有人去實地查證，流言就會像劣質細胞一樣擴散。
3. 社會容易受操控：只要有人有系統，持續地發放流言，在城巿內的人不論事實真假，由反抗，保持中立，沉默不言，至最後只能相信，因為他們已經不再覺得有需要去查證，或者會擔憂去查證消息，發現另一個真相時會遭報復。
4. 淪為極權社會：當極權可以無限地發放資訊，甚至隨便改變對事實的描述，而人又不思進取地接受，他們害怕失去統一聲音帶來的安全感，最後便只能接受單一資訊，失去反思能力，淪為無意識被操控的人。

但願我們仍然有基本良知，抱持理性求真的精神，戰勝暫時未能找到真相的恐懼，堅持初心，不隨便轉傳未經核實的消息，亦不會為社會製造流言，令社會走向恐懼的深淵。

早前一群抗爭者被警察圍困在香港理工大學，當中有傳媒於晚上拍到片段，發現有抗爭者在天橋上游繩，之後由電單車接應載走，據說大約有100位抗爭者成功逃脫，部份則被警察發現後在前面路段放催淚彈追截，最終被捕，這個逃亡路線被傳媒曝光後，抗爭者被迫回到校園再找其他路線突圍。

事後有網民批評，記者不應即時報道所拍攝到的逃生路線，應該在事後才報道，因為不少抗爭者最終因為傳媒太早將位置曝光而未能逃脫。問題是：記者應該因為他們在逃亡，明知報道出來可能有助警察追捕而不拍攝嗎？

換一個角度問，如果記者見到多架警車從警署中出來，駛往某一個方向，甚至見到有直升機同時向同一方向行駛，其他人可以因為不應該披露警方部署為名，而要求記者不准即時報道所見到的情況嗎？

答案很明顯，記者是負責以客觀、公正、持平的態度，不偏不倚地以第一現場的視點報道新聞，因為公平公正，記者本來就應該拍攝自己在現場所看到的情況。任何要求記者不要拍、不要報的人，某個程度上，都是在干預新聞自由。同樣道理，記者在抗爭期間，一些示威者在禁蒙面法生效之後，自己雖然沒有蒙面，卻強硬要求記者不可以拍攝自己的樣貌，因為怕被點相、篤灰（告密），其實這個要求同樣是不合理的。一般來說，除非即時報道會導致一些人的生命受到即時危險，例如脅持人質或擄人勒索的案件，否則應否即時轉播是新聞價值的考慮，而不是考慮任何一方個人的利益或意願。

在此必須強調，不要阻礙記者拍攝這要求，不單套用在抗爭者身上，也套用在政權、警方身上。其實，警方對記者的不禮貌和阻礙記者拍攝的情況，比起抗爭者更嚴重。警方亦也不應該要求記者去一個無法清楚看到實際情況的「示威區」或「記者區」拍攝。警方其實有責任協助新聞界採訪他們的執法過程，因為有了記者在第三者的角度去拍攝整個執法過程，社會才會相信他們是公正執法，若處處設防阻礙甚至驅逐記者，令記者不能做合法採訪，拍不到應該要拍的，不但令警察和記者關係惡化，亦會令警民的衝突和矛盾更加嚴重。

記者，尤其是正式的記者，其天職就是採訪，或者你以為他們總是在監視著你，但實際上他們亦是在保護你，不能夠輸打贏要。當然，市民大眾亦期望所有記者，無論如何也要專業地做新聞工作，盡力地將他們所見所聞拍下、寫下，各界請盡力配合。

「你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要以惡報惡，彼此間和對眾人都要追求做好事……但凡事要察驗：美善的事要持守，各樣惡事要禁戒。」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15、21至22節《和合本修訂版》）

在這個世情紛擾難測、人際關係複雜、情緒容易激動的世代，人很容易便會迷失。在過去幾個月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展現了許多人性的美善，如無私、犧牲、堅毅和勇敢，但同時亦令人性的醜惡慢慢地滋長！任意的破壞、縱火、毆打、蓄意傷人和動用私刑！無論執法者或抗爭者都有不少人在情緒激動和自以為是的情況下，將對方非人化，做出一些有違人道、忘掉初心的事。更令人憂慮的是一些本來擁護和平的市民、牧者和信徒，亦漸漸失去了持守美善的信念和耐性，接受、甚至做了一些過往自己不會認同（或到現時仍認為有疑慮）的事，將自己的底線不斷向下移。

在社交媒體已成為日常生活重要部份的時候，我們亦要留意自己的初心，持守美善，例如保護自己的私隱是對的，不過，不應有雙重標準，應同時尊重與自己持不同立場人士的私隱。尊重言論自由不只是自己的權利，也是對方的，愛是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在社會失序，大家失去很多過往共同信守的信念時，我們更需要省察，任何事都有界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不同的界線、身體有界線、善惡亦有界線，小心察驗不同的界線，找出當中的美善，然後努力去持守，不以惡報惡，這是每個追求公義和良善的人，特別是信徒應有的初心。

今天的香港，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動盪、不安與陣痛。從煙火瀰漫的街頭到新聞直播，再到社交媒體的帖文，每時每刻，無日無之地充斥著暴力、仇恨、過激的情緒與言論。置身於如此極端的環境中，相信不少人正受著負面情緒的困擾。「2019精神健康月」籌備委員會委託香港中文大學的調查發現，41.1%受訪者指「社會爭議」對其精神健康有非常負面或頗負面的影響。[1] 對此，針對情緒高危族的需要（有自殺傾向、抑鬱及經常接觸暴力畫面的人士），筆者參考了《精神健康急救手冊》（下稱：《手冊》）及資深心理輔導員的建議，希望能幫大家自助或助人。

自殺風險

社會的不安氣氛或會令部份人士有輕生念頭，根據《手冊》，一個人是否有自殺風險，可透過以下自殺危機訊號來評估，[2]

• 聲稱會傷害自己或自殺
• 尋求自殺的途徑，如服藥丶跳樓丶吊頸丶燒炭等
• 談及或寫下有關死亡丶想死或自殺的內容
• 表現絕望
• 狂怒丶氣憤丶尋求報復
• 不理性行為：如不尋常的衝動或冒險行為，表現得沒有考慮後果
• 感到陷入絕境
• 濫用酒精或藥物
• 疏遠朋友丶家人
• 焦慮丶激動丶失眠或嗜睡
• 情緒劇變
• 表示生存沒有意義丶沒有希望

一般有自殺傾向者都會有以上徵狀，但以上所列並非所有的徵狀。如果相信某人有自殺傾向，可以直接問他：「你是否經常有尋死的念頭？」《手冊》指出，直接談及「自殺」並不會進一步增強對方自殺的念頭。而若當事人有愈具體的自殺計劃，包括：時間、自殺方式等，即表示他自殺風險愈高。對於高自殺風險者，不要讓他獨處，除了陪伴他，也可以安排其他人陪伴他，並盡快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3]

正視抑鬱症

衝突事件持續發生，會令人感到沮喪、哀傷，甚至抑鬱。「抑鬱」的意思很廣泛，可以形容一個人面對不幸事件時的不安感覺或情緒低落，但若狀況發展至抑鬱症的話，就要小心，因抑鬱症患者有較大的自殺風險。如患者持續兩星期或以上，差不多每一天都出現下列五項或以上的徵狀（當中必須包括首兩項的其中一項），均可在臨床上診斷為抑鬱症：[4]

• 持續不尋常的情緒低落
• 對平日感興趣的事物及活動失去興趣
• 失去活力或幾乎每日感到疲累
• 感到沒有價值，即使不是自己的過失亦易產生罪疚感
• 反覆想到死亡或自殺念頭
• 難以集中精神及作決定
• 動作遲緩或變得激動，坐立不安
• 失眠或嗜睡
• 對進食缺乏興趣或飲食過量，飲食習慣改變，以致身體消瘦或肥胖

對於抑鬱症來說，及早治療非常重要，拖延治療會影響患者的康復進度。而幫助抑鬱症患者需要注意以下幾點：[5]

• 設身處地的聆聽、理解與陪伴，不對其言論做負面評價
• 避免提出沒實際作用的建議，或急於發表自己的見解，如：振作、睇開   D、你不應該……、你應該……
• 鼓勵當事人明白只要經歷一段康復時間和適合的治療，其病情有機會好   轉的，令他有正面的希望
• 幫助當事人尋求專業人士，如：社工、心理輔導員、精神科醫生等的協助

專家的建議

筆者訪問了資深心理輔導員何尹美儀女士，她表示對於情緒受困的高危族來說，透過充分的聆聽、理解與陪伴來幫助他們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以透過合理化（normalization）的聆聽，如對他們說：「經歷了如此特別的事，有這樣的情緒是正常的。」使當事人感到被理解。我們也可透過欣賞對方的動機，來加強對方被認同的感受，如當事人表示擔心朋友的安全情況，我們可以對他的動機表示欣賞。這不單有助當事人緩解情緒，也可以使他們與我們建立信任的關係。當受困者的情緒得到緩解並信任我們時，我們可繼而展開類似「還有甚麼其他方法來解決問題？」的對話，把對方的焦點引向積極與希望的方向。但若遇到危急的情況，我們應第一時間打緊急電話求助、通知當事人的家人，或給對方一些可提供即時支援的熱線電話。

對於受暴力新聞影響的觀眾，何尹美儀女士建議他們盡量減少接觸暴力的畫面，尤其是在臨睡前的時候。她建議大家可改為第二天早上才看，並可減少看的時間與次數。而只看相關新聞的文字或頭條而不看畫面，也是不錯的做法。

雨後總有晴天，再大的風暴也總有平息的一天。希望大家處身於風暴時能夠照顧好自己和身邊的人。香港人，千萬不要絕望！

這是個容易令人迷失的時代，而最可怕的不是因為自己追隨個人的私慾而迷失，而是以為自己充滿理想與承擔，為了真理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時間、心力、前途、以至性命，卻漸漸失去了自己的初心，失去了原來的良善、忍耐和分辨能力，成為自己本來鄙視的人！

當面對不公義的選舉；強硬、親疏有別、偏袒權貴、漠視民意的施政；再加上高不可攀的樓價；向上流動愈來愈困難的社會現況；以及小市民的人權受到侵害，教會和弟兄姊妹關心香港未來的發展，透過不同的方法發聲，本來就是應有之義。不過，就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原則和立場表態較容易（雖然教牧和弟兄姊妹之間亦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若要就一些具體的方案和建議表態，就要較審慎了，因為，政治訴求很多時都與真理沒有必然關係，大家只不過憑著既有的知識、經驗和對時局的了解而作出判斷，很多時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會有截然不同的推論，而事後證實判斷出錯，在政治上司空見慣。教會在關心社會的時候亦要小心，不要被一些熱烘烘的議題、口號和情緒影響了我們的判斷。社會運動有時和球賽差不多，當大家愈來愈投入自己的陣營時，便會容易墮入只問立場，不問對錯的陷阱。

另一方面，教牧由於要牧養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因此，個人雖難免有政治取態，但在公開表達時就要十分小心，不宜利用講道或報告的機會，三言兩語或簡單地利用一兩節聖經經文來支持自己的判斷，否則只會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因此，若要討論政見，應透過講座或研討會，讓大家有公平表達的機會，亦需詳細交代自己的判斷和理據，此外，必須承認教牧在政治判斷上並非權威，只是持有其中一種觀點。

對於一些具爭議的社會事件，教會和弟兄姊妹有時不應「跟車太貼」，急於表態，特別在現時這個訊息十分混亂，別有用心的假消息和精心剪接的「真相」實在太多。此外，亦有太多人未經查證便急不及待散播不少聳人聽聞的故事，以捕風捉影、自以為是的態度為事件定性和下定論，然後又逼其他人表態，更將不同意見或不願隨便表態的人抹黑、甚至肆意攻擊，令教牧和弟兄姊妹十分為難，正所謂「贊成又死、唔贊成又死，冇意見仲死！」在有圖有聲亦未必有真相的年代，當一些事件只知其果，未知其因的時候，必須要有耐性，等待一些較有公信力的傳媒或當事人披露更多資料，否則過急地表錯了態，就算將來道歉及澄清，少不免亦會對教牧和教會的公信力造成影響。

回顧過去幾個月的社會運動，我們不能不慨嘆，當我們努力追求民主、人權和自由的時候，卻見到民主、人權和自由反被不斷的踐踏，不少人都自以為是，漸漸失去對不同意見的包容和耐性，社會氣氛已令大家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員工因表達政治立場而被解僱；老闆發表了不中聽的政見令店舖被毀；市民和平表達意見亦被警方武力驅散；路人指責示威者而被人毆打和噴漆；親友之間因不同立場導致反目；弟兄姊妹的關係亦動輒撕裂。我們一方面看到許多無私的奉獻、犧牲、勇毅和堅持，但亦看到許多的偏見、仇恨、惡毒和雙重標準！我們已漸漸和常識、邏輯、理性和同理心告別，為了爭取一些重要的事卻殘害另一些重要的事，豈能不令人感慨！

在大家未能爭取更多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之前，千萬別先斷送了香港既有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以及我們原來引以為傲的和平、理性和良善。沒有人能奪走我們的品格，只有我們自己才可以捨棄，別人不能決定我們怎樣做，我們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要讓自己漸漸迷失自我，變成和自己所討厭的人一樣。民主、人權和自由不僅是一種制度，其實更重要的是我們實踐時的態度。一直以來，教會群體在爭取社會公義的時候，都是以耶穌的處事為人作榜樣，以比較和平理性及非暴力的方式進行，但近月來，不少教牧和弟兄姊妹在社交媒體、或以不同方式討論相關問題時，已愈來愈缺乏包容和耐性，更多的是情緒化、甚至充滿怒氣的言辭。

在亂世之中，教牧和弟兄姊妹都要保持警醒，我們最重要的不是參與社會運動，而是以基督的精神去關心和服侍身邊的人，關心社會，不等如要被社會事件牽著鼻子走，世界愈來愈亂，我們更要保守自己的心和方向不要亂。「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雅各書一章19至20節）

近月因著《逃犯條例》修訂，在社會引起一連串風波。網絡直播各種遊行、示威、不合作運動、示威者暴力抗爭、警方武力清場及大小記者會，影響不少人日常生活，有人更因此情緒失控，不能自已。身處如此情景，我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本文嘗試簡介這場運動如何被情緒主導了，理性在當中有何角色，以及如何透過聖靈的引導，重新思想我們自身的位置和方向。

這幾個月，香港巿民再次經歷非常情緒化的政治事件，伴隨著事件還有一堆情感的宣洩，包括憤怒、悲傷和恐懼等等。即使有人企圖用和平、理性方式表達訴求，他們亦會被無情斥責，被批評其方法無用。市民每每透過直播，看到和平示威慢慢演變成不同形式的衝突，初則口角，繼而破壞公物，更出現過疑似黑社會在元朗西鐵站無差別打人；以及示威者懷疑遭警察射傷眼睛等事件，在在令人側目，有人更形容香港人活在恐怖襲擊的陰霾之中。

此外，政府和示威者在文字宣傳和議題設置上也是你來我往，文攻武嚇，刀光劍影。不論是政府企圖平息民怨的記者會，警察的執法，示威者的所有行動，網絡中均有不同立場的人士製作不同立場的文字宣傳，整個社會突然見識到，原來有圖也可以沒有真相，甚至原來電視和報刊網頁的新聞片段也有斷章取義的時候，媒體各有自己的立場。市民除了要面對訊息的真假難分，還要面對假消息散佈的恐懼，大家都承受著巨大壓力。

這些社會情緒和氣氛的出現，不必是偶然的，不少學者近年借用心理學的情感理論（affect theory）來分析社會的情緒和氣氛。發現事實上社會從雨傘運動之後，一直未有處理情緒的問題。[1] 其實，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後，特朗普小勝所引發的假新聞、情緒的討論，也未有成為當時社會主流討論，直至近月發現網絡上的情感操作，話題才被帶起。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早於2016年曾撰文指出情緒與理性分析的關係：「很多實證研究已經發現，人在快樂和憤怒的時候最不會進行理性思考，在憂慮的時候則最可能進行理性思考。所以，所謂『情感智慧』，指的是智慧其實有情感基礎，過份冷靜是不行的。」[2]

根據不同的情緒研究，人類的基本情緒大約有快樂、憂傷、憤怒、害怕、憎恨、喜愛、敬仰、愉悅等。每種情緒有不同程度的高低，例如欣喜若狂屬於強烈的快樂情緒，有別於一般的快樂，而不同的基本情緒如果混合，又會產生新的情緒，例如害怕和敬仰會產生服從，憎恨和憂傷會產生後悔等。當然不同學者對情感理論的分類，也有不同，但大部份學者均嘗試將理論放在社會場景中，分析社會不同的情緒出現的原因，企圖先疏理社會情緒，以營造良好社會氣氛，最後才去處理問題。

作為基督徒，面對社會各方面的挑戰，也難免受到影響，甚至在言行方面遭人質疑，有牧者就曾笑著轉述，坊間不少人在說：「連基督徒都講粗口。」中國神學研究院實踐科助理教授伍潘怡蓉博士曾撰文強調，靈命培育對參與社會運動者的重要，他們需要常常透過自我省察等，才能專心仰望神的恩典和智慧，並且重新定向和出發。如參與社會運動者能夠處理、轉化負面情緒，更可以減少心力內耗，令行動變得輕省。她又指出，信徒要看到處境的複雜性，並接納他人與自己的差異，和承認自己有局限。信徒更要以蒙恩罪人的心態，學習在罪惡的世界中，與神同行，在禱告中聚焦神的國度降臨。如具備這種眼界，信徒在爭取公平時，才不會因挫折而灰心，反而可以帶著信心，耐心等候神的作為。[3]

她認為教會身處在多元與多變的世界，如果選擇封閉式的靈命培育模式，便容易將不同的人拒諸門外，她鼓勵以互動與互通的培育模式，向對方「開放」，這樣，既有可能避開猜疑，也有可能真正聆聽、對話，並「使彼此的觀點更成熟、生命更厚實。」[4]

耶穌會怎樣做（What Would Jesus Do，簡寫：WWJD）是基督徒討論如何回應當代問題時，常常喜歡引用的思考方法，究竟耶穌基督面對我現時同樣的處境，祂會怎樣做？這是個很好的問題。不過，令人頭痛的是同樣的問題，有時不同的教牧、信徒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暴力就是其中一個十分吊詭的例子。

其中一個支持耶穌也會使用暴力的例子，就是馬太福音二十一章12至13節所記載的耶穌潔淨聖殿事件：「耶穌進了神的殿，趕出殿裡一切做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櫈子，對他們說：『經上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

首先這是一件宗教事件而非政治事件，耶穌要針對的是一群祭司利用宗教禮儀來生財，將本來是敬拜神的聖殿變成烏煙瘴氣的市場，而耶穌所用的暴力，不過是推倒枱櫈，趕走那些做買賣的商販，只針對那些有問題的人而沒有涉及其他人。此外，若說以較激烈的方式（暴力）去回應一些做錯事的人和事，四福音中就只有潔淨聖殿事件，是耶穌行事中的罕有事件，絕對不是祂日常的處事方式。

當然，有人亦指出耶穌是被當權者視為危害社會的暴亂份子，而且祂亦宣稱會擾亂天下的秩序。正如馬太福音十章34至36節的記述：「『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不過，耶穌在這裡所描述的並非指祂要用暴力的手段去改變世界，而是指跟隨祂的人會與不信的世界、甚至自己的親人出現嚴重的矛盾和對立，更會被視為仇敵，亦會令地上動刀兵（有激烈衝突）。不過，這裡沒有指出是誰先動刀兵，因此，所指的只是結果，而不是鼓勵或肯定信徒動武的行為。相反，耶穌不斷教導我們要愛仇敵，不過，卻沒有說仇敵會愛我們，甚至反而很可能會以暴力對付我們。

那麼，耶穌自己會用暴力回應加於祂身上的不公義嗎？若詳細地閱讀四福音，很明顯，耶穌一生宣揚的就是以愛去改變世界的思想，這思想絕對是非暴力的。而祂的態度和信念並不會因其他人的行為以及環境對他不利而改變。面對羅馬帝國加諸猶太人的制度暴力和不公義、不公平的對待，祂沒有選擇以武力抗爭、沒有經常示威，沒有以猶太人日夜期待，帶領他們脫離羅馬帝國武力統治，重建大衛的國的那位彌賽亞的形象出現，而是選擇做一個四處宣揚上帝的國要來臨的夫子。耶穌待人處事的原則和態度不是由群眾和祂的追隨者來決定的，就算令其他人失望，就算有人離開祂，甚至攻擊祂，也不會改變祂的召命來遷就或討好大家，特別是那些想盡快見到果效、積極關心和回應社會問題的群眾。

此外，當面對真正迫害的時候，祂不單自己沒有反抗，更拒絕其他見義勇為的人以暴易暴，當身邊的人為祂勇武地挺身而出，亦被祂阻止。在大祭司派人來捉祂的時候，馬太福音二十六章51至54節記載：「有跟隨耶穌的一個人伸手拔出刀來，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個耳朵。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現在為我差遣十二營多天使來嗎？若是這樣，經上所說，事情必須如此的話怎麼應驗呢？』」由此可見，耶穌並非不能使用武力反抗，而是不願意使用武力反抗。而且惟有透過祂堅持非暴力的方式，以及透過個人無私的犧牲，才更能彰顯對方的不公義，祂以德而不是以力去服人，以愛而不是以恨去改變世界。

當然，在強調非暴力的抗爭手法時，並不代表耶穌對不公義的事視而不見，或一味的逆來順受。耶穌之所以為大祭司等人所不容，令他們誓要將祂殺之而後快，正正是因為耶穌每天在會堂、街頭和人群之中所做的和所教導的，不少都是衝著文士、法利賽人和祭司等宗教和社會領袖而來，耶穌對他們嚴厲批判以及嘲弄，指出他們不公不義和偏離信仰原有教導的行為。對於社會問題，耶穌並非視若無睹、漠不關心、祂甚至會感到憤怒的，只是祂關心和回應的方式，未必好像一些人期望的能帶來即時的效果和改變，這也是最難學習的功課！基督徒應該是一群令當權者十分頭痛，敢於鍥而不捨地向不公義說不，甚至不惜犧牲性命的「麻煩友」，不過，當努力做了應該做的事之後，便要學習交託，因為結果如何是上帝的事。羅馬書十二章19節及21節提醒著我們：「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2019年6月，政府就《逃犯條例》修訂的爭議，引起社會的激烈迴響，接二連三的肢體衝突，持續的抗爭令社會分化加劇。我們同時面對著大量的資訊，網絡上不同的文字宣傳、傳統媒體的報道、網上大量的現場報道、新聞發佈直播和示威現場的主觀鏡頭，資訊爆炸得令人一時間難以疏理和消化。此外，還有來自不同群組的圖片，訊息，影像，而真假難辨的訊息、以偏概全的報道、偏激的評論、假新聞的充斥等，都令情況變得更複雜。明光社於8月8日，舉辦了「如何回應社交平台與新世代抗爭新聞工作坊」，與大家討論如何能在分秒必爭的互聯網世界準確接收訊息，和怎樣回應大是大非的爭議。

本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郭卓靈表示，在社會運動中，消息從網絡等不同渠道四方八面湧過來，她提醒大家切記要盡量查證。她當日列舉大量例子，證明「跟車太貼」（未了解事情狀況便急著回應）必然出事。對於圖片，她認為可以用圖片搜尋器去查一下它的來源，而文字則可以從作者、文中提供的資訊和消息來源，決定是否可信。她同時又表示，收到訊息後，切勿因為訊息內容令人極度恐慌或震撼便立即轉發，相反要留心發佈時間，盡量先查證，寜願慢一點才轉發。

筆者於當日簡介是次抗爭的兩大特點：沒有大台和以「不」來為行動定義。所謂沒有大台，就是指活動沒有一個明確搞手、沒有發言人、沒有對口單位。另外，就是所有行動只要不違反那些「不」的原則，例如：不送頭，不指責，不割席等，就應該尊重對方的想法、智慧和決定，各人可以各自努力，自己判斷應該有甚麼行動。運動的這些特質，全靠背後一些手機應用程式的幫助，例如討論區、即時通訊工具，還有無限無線上網等等，而在沒有大台的情況下，令抗爭由下而上出現。

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則強調，牧者不是論政和從政的專家，所以最好只以政策的理念去討論和表達意見。牧者的責任是牧養，由於教會可能有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政見，大家可能會因而身心靈受損，如果牧者再常常過份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就有可能會令部份人更加不敢向牧者分享自己的想法。就教牧如何處理不同的聯署，蔡志森建議聯署訴求宜單一清晰，方便閱讀和簽署。如果要簽聯署，往往要以求大同存小異的心態去處理，除非聯署中有明顯不認同甚至反對的原則，否則教牧可以按感動而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