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城褪網日的思前想後

「打機」，在部份家長眼中，仍然好像是十惡不赦的行為，是萬惡的根源，特別面對在學時期的子女，有些家長認為打機與否是影響成績的最致命因素。就算沒有這麼極端的想法，人們普遍都對打機有一些負面印象，諸如影響學業、沉迷在虛擬世界裡、不切實際、容易令人脾氣暴躁、引發沉溺問題等等。的確，在電子奶嘴的時代，手機或電腦遊戲都是網絡原居民的日常娛樂，當失去這些娛樂，便會無所事事，正因如此，沉溺的狀況便變得嚴重起來。

打機是否十惡不赦？

其實就著「打機」與否的話題，都很容易成為父母與子女之間發生衝突的源頭。在上一輩的年代，關掉總電源、將電源線鎖起來或剪斷電源線，都似乎是有效即時阻止孩子打機的方法，但往往都令孩子氣憤不已，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有孩子因為父母禁止自己打機或課金而導致暴力事件、甚或慘案的發生。在明光社主辦的一個有關打機的講座中，[1] 分享嘉賓徐世諾先生（世諾）跟許多時下年輕人一樣有打機習慣，他憶述自己中學時期曾經因為打機與父母發生衝突，當時的場景是他正在玩戰略型電子遊戲《英雄聯盟》，這類遊戲的特點是：時間長、需要與隊友合作對抗敵軍隊伍、遊戲不能夠隨時暫停。每當臨近午餐或晚餐時，若然世諾正在玩這個遊戲，他不能夠隨時暫停立刻去吃飯，也不能離開遊戲，因為團隊少了一個人會有很大影響，離開或會被隊友責罵，當他不能抽身離開遊戲，而全家人在等他吃飯時，大家都能夠想像會發生衝突。

說到底，孩童、青少年打機本身有沒有問題？打機，看似是一項娛樂消閒活動，除了會令人感受到開心和愉悅的情感外，好像沒有好處。但其實遊戲本身也能夠訓練到孩童的「控制力」和「記憶力」，這對腦部的發展有一定的好處。[2] 除此之外，明光社前項目主任歐陽家和先生（家和）在同一個講座中指出，家長觀察子女打機也能幫助自己了解子女的特質，例如子女在遊戲中喜歡扮演狙擊手，代表孩子喜歡在安全的地方與人對抗，又或者子女喜歡扮演輔助隊友或提供治療的角色，可能就有助人的特質，子女可以在遊戲中認識自己，家長又可更認識子女。不過，縱使家長明白打機本身並非一無是處，但是打機成癮問題的確令家長頭痛，只要上網搜尋一下，就會發現不少的家長不斷尋求方法處理子女打機成癮的問題，有孩童因打機而令成績退步，甚至有孩童因過於沉迷而令脾氣變得暴躁，或有暴力行為。

課金成癮引發財務問題

打機所附帶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課金問題，即是在玩電子遊戲期間付費。現今世代，使用電腦玩遊戲的青少年已經少之又少，進入智能手機的時代，就是一切在電腦上玩到的遊戲都能夠在手機上進行。隨身攜帶的手機令遊戲不限在家中進行，在街上、等車、乘車等等的時間都可以玩。跟電腦遊戲相比，手機遊戲有一個更大的不同之處，就是課金功能，雖然電腦遊戲都可以課金，但只是少數，而手機遊戲幾乎全都有課金機制。消費者委員會亦曾指出，部份手遊在遊戲內大肆宣傳課金內容，包括首次儲值優惠、不斷彈出課金獎勵的頁面、推出限時抽獎物品讓人很想課金直到抽到為止，遊戲透過這些方式吸引人大量課金。[3]

而現實中，小朋友、青少年課金成癮的新聞亦有不少，有些小朋友會為課金問題與父母爭吵，因為父母不願意提供金錢讓他們課金，有些小朋友則偷偷用父母的手機玩遊戲，再用父母綁定在手機的信用卡瘋狂課金，金額可高達逾萬元，也有青少年為了課金而欠債。

溝通方為良策

面對打機與課金問題，從來都不應該一刀切地認為有關行為必然會帶來負面影響，其實適當的娛樂活動或消費都沒有甚麼大問題，但當去到一個極端的狀態時，一切看似正常的活動都會令人陷入沉溺和成癮的狀態，一旦沉溺，便需要花上不少的時間，才能讓成癮者走出來。家和在講座中有提到其中一個解決孩童打機與課金問題的方法——就是「溝通」，家長可與子女協商打機時間和課金金額，讓他們知道自己可以玩，可以課金，但不可以太過份，若然全然的禁止，只會加劇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衝突。他又指出，在子女打機時，父母宜了解子女玩的是甚麼遊戲，到他們想課金時，家長也需先了解購買到的虛擬物品是否真的有助提升遊戲體驗，如果是用於抽獎，宜制定金額的上限，抽不到就算了。另外，他認為值得為取消遊戲中的廣告課金，因為不少廣告內容都很敏感，不適合兒童觀看。

最後，有資深社工指出，在處理青少年過於沉迷網絡世界的問題時，往往令人容易遺忘最根本的人與人相處之道——溝通。其實家長需要放下「說教」的模式，以朋友的身份與子女有商有量，在適當的時機與子女進行雙向的傾談，讓青少年明白家長其實是守護者。[4] 傳統的管教方式，效果已經不太顯著，要讓關係變好、有效教導子女，父母需要付出相應的努力，溝通與身教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近月，人工智能（AI）的應用引起了大家關注，生成式的AI建立在大型訊息數據上，根據提示而生成了文本、圖像，音頻等的檔案，而這些程式允許人工智能透過學習而自行決策，生成資料。

圖像造假

本年3月，網絡上瘋傳了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穿著白色長羽絨外套的照片，[1] 看起來十分「潮」，但原來這張看起來十分真實的照片，是由AI生成的假照片。它被瘋傳的原因是因為它既非抹黑教宗，而是將教宗和時尚結合，讓人感到驚奇。而恰巧的是，有報道稱：「教宗方濟各之前也曾提到AI應用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教宗認為，評估的標準應該放在人類的尊嚴，只有AI應用能增進人類生而為人的尊嚴，那麼才在道德上擁有使用的合理性。」[2]

而於本年5月，網上出現了一幅美國國防部五角大樓附近發生爆炸，冒出濃煙的照片，照片在網絡瘋傳後，令美股下跌了近十分鐘，一度下跌約0.29%，亦是「AI生成圖片影響股市的首例」。[3] 而該張假照片的真實程度，足以令OSINTdefender，這個平日分享國際軍事衝突新聞的Twitter賬戶，都分享了它。可以想像連這類專業且擁有數十萬關注者的團體都誤信了該照片並分享出去，其關注者大多會信以為真，導致出現「病毒式瘋傳」及股市下跌的情況，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該賬戶的營運者後來為傳播了錯誤資訊表示歉意，並指出這是一個例子，顯示了「這類圖像是如何可以輕易地被用來操縱資訊空間及這類事件在未來到底有多危險」。[4]

失實資訊

AI常見的一個造假方式，是通過生成對抗網絡（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GAN）來進行，原理就是讓兩個神經網絡像是玩遊戲般相互博弈來進行學習。維基百科網頁簡單的解釋道：「生成網絡從潛在空間（latent space）中隨機取樣作為輸入，其輸出結果需要盡量模仿訓練集中的真實樣本。判別網絡的輸入則為真實樣本或生成網絡的輸出，其目的是將生成網絡的輸出從真實樣本中盡可能分辨出來。而生成網絡則要盡可能地欺騙判別網絡。兩個網絡相互對抗、不斷調整參數，最終目的是使判別網絡無法判斷生成網絡的輸出結果是否真實。」

要判辨程式所生成的內容是否失實資訊，虛假圖片與錯誤訊息等，都是令人頭痛的問題。美國曾有一名執業超過三十年的資深律師引用了ChatGPT提供的案例去舉證，但法庭未能找到相關的案例資料，才發現ChatGPT造假。他在援引案例時曾不只一次向ChatGPT詢問它所提供的案例是否真實，而ChatGPT的回應是「這是真實的案例」，並一再強調案例是真實存在，並可以在一些法律研究數據庫中找到。[5]

事實查核與規管

有「ChatGPT之父」之稱的OpenAI行政總裁Sam Altman，曾與350位權威專家簽署了公開信，警告AI對滅絕人類構成的風險，不下於核戰及大流行疫情，應予以重視；而他亦曾警告，指AI技術可能操控訊息，並對來年美國大選造成影響。[6]

了解到上述AI造假的情況，用戶在相信和轉發訊息，或使用AI所提供的資料之前，實在需要花時間去查證。但由於AI生成內容的仿真度愈來愈高，可能用戶在查證時需參考專家的分析。英國廣播公司於本年5月宣佈成立一個由60名專家和記者組成的專責小組「BBC事實核實」（BBC Verify），以核查影片及資訊的真偽，小組又會將分析核查影像真確性的過程向公眾公開，以獲取公眾的信任。由此可見，在AI世代中，要查證的難度愈來愈高。[7]

而規管方面，Altman呼籲應成立一個美國或全球規模的機構，對超過一定規模的AI企業頒發許可證，規管機構擁有撤銷許可證的權限，以確保該技術發展符合安全標準。[8]

中國上海市則在本年5月發佈了文件稱，要充分發揮人工智能創新發展專項等引導作用，支持民營企業廣泛參與數據、算力等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建設，而北京市亦發佈了類似的文件，提出了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達到3,000億元人民幣、持續保持10%以上增長、輻射產業規模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等具體目標。[9]

而在台灣，本年5月有部門對外宣稱，行政機關已召開跨部會會議，邀請國科會、數位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文化部等相關單位，針對ChatGPT等生成式AI立法納管研議推出一部「人工智慧基本法」，立法規範納管。[10]

回顧一下近五年明光社雙月刊《燭光》的內容，網絡與媒體、新媒體的議題突然增加了，由電競、假新聞、直播，到元宇宙、AR（擴增實境）、虛擬偶像，我們好像在網上經歷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加上近年社會政治環境變化，我們多了很多新的日常，不但工作、課程、活動在網上舉行，甚至對社會的意見也是在網上發聲。媒體亦十分重視網上的討論和故事，很容易就將不同的內容推上報章，如轉載網上討論區的內容，商家由以往拍15秒的廣告，改為花時間拍網上短片、甚至長片，介紹概念而非產品。如此種種的改變，我們該怎樣去分析和想像未來的發展呢？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自2021年開始做一個「非科學調查」，找了一批人去想像數碼科技如何改善人的生活，受訪者分享到他們所想像的2035年會是一個怎樣的美好數碼新世界。[1] 數以百計、來自不同行業的受訪者，在調查中回答指定的問題，在合共過百頁的「回應」中，他們表達出對未來世界的想像，有趣的是，他們提出幾個科技發展的方向和願景時，同一種科技，既可帶來便利，也會帶來隱憂。我們先看看他們提出的幾個方向，再討論一下有關的問題，科技能否解決。

1. 建立更好的網絡空間

大部份受訪者認為透過新的工具，可以令大家在更安全的環境下坦誠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想法，人工智能可以更有效地將有問題甚至有害的留言刪除。不過我們一聽也知道魔鬼在細節，誰管理留言區的內容，也容易被形容為操控，我們怎樣可以令人在安全的環境下坦誠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其實甚難，部份留言如果內容非常尖銳，影響到現實政府的權力運作，該如何處理？我們看到疫情期間，有社交網站主動禁止發佈一些關於疫情的陰謀論，又或者有部份政府會就禁止仇恨言論立法等等，可見不同地方有自己的規矩，我們要討論的除了是介面是否容許有言論自由的空間，還要討論這個社會對言論自由應否有一條全面又有共識的底線。

2. 建立有效率的社群

近年不少人發現社交網絡平台可以結連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可收集、整合資料，甚至互相交換意見，成為有益的群體；不過我們也發現使用同樣的工具，可以集合一些破壞社會的組織和群體。不少受訪的科技專家建議應該使用人工智能去幫助一些能產生正能量的社群，同時提前發現有問題的社群並將之消滅，令社會可以成為更美好的世界。現時社交網站也會刪除某些特定主題的分享，例如分享自殺方法，減少網民因為互相學習自殺方法而帶來悲劇。不過，我們也同樣要問，如果進一步實施類似的措施，社會如何決定甚麼是好的群體，甚麼是壞的群體？

3. 為每一個人充權

不少受訪者認為未來的世界，每個人應該可以在網上有足夠的主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例如投資，有自己的網上身份、私隱，亦可以透過人工智能，用自己的語言與不同國家的人溝通，甚至可以參與不同的政治決策活動，表達意見。

近年互聯網不同的新發展，例如加密貨幣，區塊鏈等技術，令人產生很多新想法，當中除了可以解決一些舊有技術的問題外，同時亦帶來一些新的可能性，例如人可以有實名和匿名等不同的身份，網上的資料可以安全地存放在不同地方，新科技可以令數據得到更好的保護。[2] 我們或許會問這些科技會否持續發展，而同時我們亦會問：不懂得新技術的人會否被淘汰？

4. 新的工作和生活模式

承接上一點的討論，很多人認為疫情無疑為社會帶出了有關工作和生活的新想像，例如人是否一定要在一個指定的地點工作？工作時間又是否必定是在指定時間？網絡可以怎樣為人的生活提供協助？網課、網上會議，甚至網上崇拜能否取代面對面的活動？當中如何混合（例如同時有面授課堂和網課）才能產生最大的效益？這一切已經成為很多人對未來的新想像。另外，會否有些新的工作模式因此而出現，改變舊有的模式？當然這又同樣涉及很多人在工作上轉型，當在網上有很多事情都變得可能，很多工作，例如銷售，原來可以透過人工智能來完成，那麼人類還可以做甚麼呢？

5. 處理更複雜的問題

有了不同的虛擬視點、人工智能等技術，很多以前只能用人腦做的「沙盤推演」活動，[3] 可以紛紛改為用人工智能模擬出來。我們未來更可以透過科技做出更多改善人類生活的事情，例如有效使用能源，當所有家具都與互聯網接駁，便能在最省電的情況下，使用空調、電燈等電器。人類甚至可以透過人工智能，更有效地研發和生產疫苗。當然不少人也會擔心到時會不會出現一種情況：到底是我們控制機器，還是由機器控制人類生活，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想像到，在新的網絡世界下，我們有更多的可能性，但人與機器如何調和，這將會成為未來世界要討論的一個問題。

總結

回到今日，我們不難發現社會的討論仍然停留在網絡騙案、交友色情陷阱、網絡安全等問題，但我們是否知道今日的孩子其實已經活在一個與以往截然不同的世界中？不過我們不難發現，雖然社會口口聲聲說重視科技發展，但對於科技的基建，以及社會各界對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的認知仍然不高，導致很多人進入科技世界，卻不知道科技世界的危險，從而衍生出不同的問題，也不懂怎樣處理這些問題。

明光社在2020年底至2021年推出「有品上網」青少年品格培育計劃，倡議良好網絡公民的八大數碼生活技能及良好品格和態度，我們製作了教育單張，[4] 還有多條品格教育動畫短片，[5] 有關資源以小學生及家長作為對象，當中提供了使用互聯網的幾個重要原則。「有品上網」青少年品格培育計劃是由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華永會） - 2020年度慈善捐款「生命教育」計劃贊助。有些互聯網的使用原則，例如在網絡上要有同理心，學習建立良好的數碼公民身份，有批判思維分辨不同資訊等等，其實今日對所有網民也同樣重要。面對互聯網和新媒體，我們認為社會大眾必須先多些學習和理解，之後才可以更有效提出好的政策，或者相關的倫理討論。若沿用以往的思維去想像未來的問題，只能解決表面的問題，未必能處理當中更多複雜的情況。

教育單張

品格教育動畫

（本文原載於第147期〔2022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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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nna Anderson and Lee Rainie, “Visions of the Internet in 2035,” Pew Research Center, last modified February 7, 2022, 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22/02/07/visions-of-the-internet-in-2035/.

[2] Ryan：〈【硬塞科技字典】什麼是區塊鏈（Blockchain）？〉，INSIDE，2016年7月6日，網站：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6699-what-is-blockchain（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3] 沙盤推演，原指軍事行動前在沙盤上模擬作戰策略，以分析戰略利弊，後來多用於對事情的發展、結果進行的模擬評估，以掌握事情的演變及達成預期目標。參〈沙盤推演〉，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28994&la=0&powerMode=0（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4] 〈有品上網我至叻　做個負責任的網上使用者〉，明光社網站，2021年10月，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myimage/files/misc_activity/20210126_project_wisewebusers/n11842_webwiseusers_leaflet.pdf（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5] 〈品格教育動畫〉，明光社網站，2021年，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project/2021/wisewebusers/section/video（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難為正邪定分界》是40年前的流行曲，但當中包含的矛盾歷久常新，這個世界太複雜，人心狡詐、資訊氾濫、再加上我們自己的情緒和經歷、以及種種似是而非的邏輯，往往很容易令我們墮入迷宮，被其他人、甚至被自己所欺騙，因此，學會分辨、學會分析，才能夠令自己不會那麼容易變成糊塗人，更不會輕易被人愚弄。但無論我們多謹慎，有時亦無可避免會犯錯，不過，錯了一次、兩次尚情有可原，倘若一錯再錯，別人不取笑、甚至不指責我們，恐怕自己亦無地自容。當然，若果你覺得錯是自然不過、甚至「理曲氣壯」、享受「執迷不悟」的話，今期《燭光》對你恐怕並無幫助！

在互聯網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中心，沒有手機出門舉步維艱的年代，要學習分析和分辨，必須先從社交平台開始，特別是網上一些「不能不看」、「又爆又吸睛」，令人按捺不住要盡快昭告天下的訊息和新聞，不改掉「不想執輸」的心態，恐怕以訛傳訛只會是我們的宿命。要令自己學習停一停、想一想，靈修和靜觀會是一個不錯的入門，能夠「靜」就有更大的空間、更多的時間讓自己「觀」。惟有學會觀察自己、觀察別人，我們才不會單單被自己和別人的表面所蒙蔽，正如人與人之間的愛和感情有很多不同的種類和層次，從小學會分辨便能建立更健康的人際關係。而作為信徒，當我們學會觀察世情，我們才有能力去回應繁複的世情，對社會問題表達意見的時候有理有節，而不會令人覺得我們閉門造車、自言自語，有能力在紛亂的世情之中站立得穩，不會那麼容易沒頂。

互聯網發展至今，無可否認在傳播訊息、互動交流方面，它是十分有威力的工具。然而，當發佈者惡意地利用它去發佈虛假的資訊，而接收者又沒有戒心，未對訊息加以查證就相信，並於社交媒體分享時，這會令虛假資訊廣傳，並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具破壞力的言論

聯合國大會在2021年曾表示對「仇恨言論在世界範圍內呈指數級傳播和擴散」（“the exponential spread and proliferation of hate speech” around the world）的擔憂，議決了要打擊「歧視、仇外行為和仇恨言論」，並宣佈2022年6月18日為首個「打擊仇恨言論國際日」，[1] 而在2022年聯合國亦為此召集了一次非正式高級別會議。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就曾公開呼籲：「仇恨言論煽動暴力，破壞多樣性和社會凝聚力，威脅國際社會渴望加強團結的共同價值觀和原則。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助長仇恨言論，使其跨越國界傳播。在新冠疫情期間，針對少數群體仇恨言論的傳播進一步證明，許多社會極易受到仇恨言論所宣揚的污名化、歧視和陰謀的影響。」[2]

社交媒體如facebook、Instagram、YouTube、WhatsApp等……人們總會自行結集很多不同的群體，網絡就便利了各有不同喜好的網民，各自組成交流意見及觀點的平台，自行創作內容，並且在平台上發佈。因著社交媒體「演算法」的發展，它把社交媒體的用戶喜好計算出來，把他們喜歡看的內容推送給他們，也就慢慢令用戶一味接收單一立場訊息，這亦成為了人們缺乏機會接觸和接納多元意見內容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網民長時間待在社交媒體中，只接收與自己價值觀相近的訊息，形成了「迴聲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社交媒體的演算法依據用戶的偏好提供個人化新聞，造成更大的迴聲室效應。[3] 這令社會的意見走向兩極化，「非友即敵」的氣氛也容易形成。

異類容易遭圍攻

這種「同聲同氣」的氛圍，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一起不喜歡，而在「迴聲室」裡會比較容易出現對同一目標群起指責、謾罵或欺凌的情況。網絡上的欺凌者由於可以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也可能因為本身與被欺凌者沒有真實地接觸過，他們或會因為誤信錯誤的資訊，而肆無忌憚地在網絡上羞辱別人。有別於昔日報刊上的猛烈抨擊文章，網上的一篇仇恨言論文章往往可以長久留存，更可被瘋傳，這對當事人的傷害可以是很大和很長久的。

為甚麼會有「仇恨言論」的出現？其一大可能是人們想抬高自己，再針對與「自己」不同的人給予負面的評價。因此，在種族、性別、性傾向、膚色、信仰、出身等不同的背景下，都有可能出現區分「自己人」與「他人」的情況，人們會透過文字、照片或符號來貶低與自己不同的人。而仇恨言論亦容易因個別的事件被推論到該人士所屬的群體，當事件進一步發酵，該族群就會被抹黑，若有人再加鹽加醋，事件就會在網上流傳，形成網絡上的「仇恨言論」。[4]

如上文所言，社交媒體中的「迴聲室」和「演算法」就是很好的養份去滋養這種「排外」的心態，人們亦樂於逗留其中，並且進一步令自己更少機會去接觸不同的聲音。那麼，我們可以如何對抗「仇恨言論」？其實「仇恨言論」是一種「斷言」，很多時都不是基於事實，只要我們客觀的從多角度去觀察事情，理性地找出理據（如歷史或數據分析等資料），就能反駁這些「斷言」。

別待在新聞孤島

如何能避免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斷言者」？我們要避免身處於「新聞孤島」中，即避免只從社交媒體中獲得極端、片段式的媒體內容，因為這些群體所傳的資訊，很可能早已經過篩選，刪除了一些「自己人」不喜歡的新聞來源和報道，就像剔除政治觀點不同的網友一樣，群體只是「一言堂」，說來說去都只是一些和應自己的言論。

就如聯合國所提及：無論是國家、公司、媒體、信仰領袖、教育工作者、文明社會中的行動者（actors of civil society）、仇恨言論的受害者、青少年或者是任何一個人，我們在道德上都有責任去反對、打擊仇恨言論。然而，我們在行動之先，首先要習慣小心辨別和查證資訊，亦要了解資訊的影響力，並擴闊自己的視野，以免我們在社交媒體及網絡上誤傳訊息。若凡事只認為自己才是對的，以自己的立場為先而不願意看其他的資訊，就容易在網絡上誤信流言，並出言傷害了別人也不自知。

資料庫

新冠疫情引爆仇恨言論

「2019冠狀病毒病不會理會我們是誰，我們住在哪裡、相信甚麼，或者有甚麼區別……然而大流行卻持續地引發仇恨、仇外、找代罪羔羊與散佈恐慌行為的海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2020年5月曾公開表示，新冠疫情引發仇恨行為。他指出反外地人的情緒在網上和街上升溫；新移民和難民被歸咎為病毒源頭，甚至被拒絕而無法接受治療；有可恥的網絡迷因提出長者是無關重要、可有可無的；有記者、醫療人員等因他們的工作而成為眾矢之的。他呼籲國際社會抵制仇恨言論。[5]

（本文原載於第146期〔2022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編輯﹕謝芳

「不要模仿這個世代，倒要藉著心意的更新而改變過來，使你們可以察驗出甚麼是　神的旨意，就是察驗出甚麼是美好的、蒙他悅納的和完全的事。」
《聖經新譯本》〈羅馬書12﹕2〉

簡單來說，「元宇宙」（Metaverse）是一個在線的三維虛擬環境，有著去中心化的特質，不少人用作日常社交連結及遊戲的空間。這陣子連繫著元宇宙，還有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質化代幣）及不少藝術項目，極具吸引力，不少投資者投入資金發展業務項目，亦吸引不少年青人投入體驗。為了解更多元宇宙對青少年的影響，筆者訪問了對具有豐富軟件設計及數位行銷經驗，並向不少教會、神學院及機構提供培訓，現於馬鞍峰香港教會牧養青年，並任Jesus Online科技總監的鄧諾文先生（Anson）。

元宇宙的特性

談到元宇宙，筆者以為就是戴著VR（虛擬實境）眼鏡，配有外置控制器，可自由地以新身份進入虛擬環境。但Anson指出，元宇宙仍然在演化，它不局限於VR、AR（擴增實境）、MR（混合實境），因為在技術上仍在發展，日後可能根本不需要VR眼鏡就可以進入虛擬的世界。其次，它能使你具有 Immersive（沉浸式），即整個人置身在虛擬世界的體驗，愈來愈分不到現實與虛擬。第三，就是「身份」這個問題，業界在研究元宇宙，可讓我們具備同一個身份進入虛擬世界的不同遊戲及不同的世界。當我們建立起Digital Citizenship（數碼居民身份）就可以在這大「宇宙」中，以同一身份跳入不同的世界。我們會有Identity（身份）外，也會有Ownership（擁有權）去擁有自己的資產。上文提到的NFT 就是在解決那個身份及擁有者關係的一個重要的技術。

我們若用同一身份自由進入元宇宙，跳入當中不同的世界，只要自己不透露和保護得好，這身份是具有匿名性，可隱藏真實的身份。但是，如要在當中擁有資產的話，BlockChain（區塊鏈）技術就非常重要，它可讓我們不用提供任何身份認證的情況下，透過Digital Wallet（數碼錢包），擁有個人加密的號碼，就可以擁有及控制在虛擬世界中的資產。Anson提到，這種既可隱藏身份，又能行使個人權利的感覺，正是人們在虛擬世界所渴求的形態。

元宇宙的發展

元宇宙只是年輕人的世界嗎？Anson認為，在早期的發展中，的確有許多「不怕死」的年輕人投入去開創這個元宇宙。隨著日子久了，這群年青人變得非常富有，有見及此，近期不少成年人亦開始接受，亦令一班資深投資者非常感興趣。元宇宙也漸漸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系，不少國家因此都想立法去監管。以他個人教學遇見的學生來作統計，使用這些相關技術的普及率約達5-10%。

為何元宇宙發展這麼快？Anson認為原因在於其不用審批的特性。他舉例指出，在美國，有幾千萬人因為信貸評級不合格而未能開戶口，而數碼錢包就正正是人人都可以擁有，打開了人們進入金融世界的門，令現存銀行的限制消失。他亦認為這是在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這情況在發展中國家，相信更能引起人們的興趣。

流行於青少年中的形式

在Anson牧養的青少年群體中，約有10-20%的青少年正嘗試接觸這些產品，不算是非常普及，暫時只停留在試玩，或看看能否從投資賺到點錢的階段，如買NFT或加密貨幣等。他更指出，暫時年青人最多的還是在玩區塊鏈有關的遊戲，如The Sandbox或Decentraland。The Sandbox是一個建立於以太坊區塊鏈上的去中心化、開放式元宇宙區塊鏈遊戲，以邊玩邊賺 (Play to Earn)為概念之一，玩家可於遊戲中以NFT形式擁有自己的土地、創建自己的遊戲、擁有所有遊戲資產；由於它是香港公司所創立，所以在香港比較多人認識。而Decentraland是一個虛擬世界及社區，由區塊鏈技術推動，用戶可開發及擁有土地、買賣藝術品和 NFT，和舉行社交聚會或舉行研討會等。而Anson亦會和神學院在這兩個遊戲裡做教學的平台。

另外，有不少青少年會在元宇宙中製作自己NFT數碼藝術作品，如繪畫、攝影作品等，來發售或籌款，成為他們建立興趣的平台。而學習Coding（編碼）、寫程式去創建遊戲，也是現時不少人感興趣的。Anson認為，元宇宙對大部分人來說，仍是很新和在發展中，既充滿機會，又充滿危險的地方。尤其對於一些不熟悉它的人來說，裡面有很多Scam（騙局）及假的東西，不理解其背後的東西，但又要付款，就容易跌入陷阱當中了。不過，由於它還是新開發，普及率不很高，所以其競爭還不是很大，仍有許多發展空間。雖然不知道它將來的發展，是否如之前的亞馬遜或蘋果公司，但有很多人正憧憬著它的發展，希望可以及早投資在一些NFT公司，期望日後可以變成現時的亞馬遜、蘋果平台般成功。

自主性與交流

元宇宙平台的特點，就是可以呈現很多人的創造及聰明的想法。Anson列舉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分佈式自治組織）就是一個好例子，參與者雖然是匿名的身份，但仍可以在購買一些資產後，成為DAO社區的重要成員，去參與決策一些重要的決定。能夠集合一些人做決策，令社群繼續發展下去。

Anson分享到，雖然在參與當中不知道對方的身份，但透過談話的內容，仍會感受到對方是甚麼「質地」的人。「真正認識一個人，不是對方有甚麼『牌頭』，這不是真實。最真實是在大家的對話當中，去發掘這個人的『質地』。」他十分接受元宇宙中的匿名性，因為在軟件世界這麼多年的經驗中，他看重的是對方的「能力」，多於看對方是「誰」。他坦言，這與真實世界有很大分別，因為真實世界中，人們大多看對方是「誰」，多於對方的「能力」。

更多人參與的危機

上面提及了元宇宙的吸引之處，Anson亦估計會愈來愈多人跳進元宇宙，因為VR進入元宇宙的工具會下降至民用價錢，約千多兩千元就可以買到，令很多人可以去嘗試。而且亦開始有教育界的人士用這工具於學校的教學上，滲透率會很高，由下一代開始去學習如何用這工具去進入元宇宙，而他們當然亦會覺得很好玩，很接受。

Anson也提及元宇宙的危險，就是其「Addictive」（上癮性），令使用者難以自己抽離，分辨不到真實與虛擬，對自己的「身份」及「價值」開始慢慢模糊化。他解釋，當玩家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滿足感，當抽離了現實身份在虛擬世界找到自己，更愛在虛擬世界中自己創造的身份，這境況或會令玩家逐漸喪失再停留在真實世界中生存的意義。「當未來世界生活的『感觀』愈來愈進步，如飲食、性愛、開心不開心等的感受都注入在Metaverse裡，其實是很可怕的！因為人們可能會不再喜歡再回來這個真實世界當中。」

Anson在訪問其間多次提到電影《挑戰者1號》（Ready Player One），這電影指出真實世界是無可取替的，主角接受自己的真實世界的身份，在真實世界中有擁抱、有愛情，並接納自己及對方的不完美。他認為這是一個值得神學反思和教會探索的內容。Anson指出，教會應開始與信徒一起去思考為甚麼愈來愈多人喜歡Metaverse甚於真實世界，或許有甚麼辦法叫他們歸真實世界和擁抱個人價值……這是一個現時很重要的話題，可以預備未來將會發生的事情。

科技發展，不同年代有不同的關鍵字，如果要為2021年找個關鍵字，可能是「元宇宙（Metaverse）」。當線上開放遊戲平台Roblox用這個字來招股，上巿首日公司估值突破400億美元，又連facebook公司也改名叫Meta，將facebook放在Meta旗下，成為子公司，更多不同的科技公司追捧，彷彿其未來發展定必十分光明。[1] 究竟元宇宙是甚麼？今日距離理想的「元宇宙」有多遠？未來的想像是甚麼？本文將與大家探討，最後我們也會簡單談談它與教會和信仰的關係，以此作為一個思想的開端。

元宇宙其實不是一個新發明的詞語，早在1992年已有科幻著作《雪崩》（Snow Crash）描述過相關的概念，只要戴上耳機和護目鏡，就可以進入一個虛擬世界。之後，類似進入虛擬世界的故事屢見不鮮，不少電影、網絡遊戲也有類似的想像，特別是在遊戲世界，在Roblox前，也有很多類似的嘗試。

在遊戲世界中，最初最接近元宇宙的設計，可能就是類似《第二人生》（Second Life）和《模擬市民》（The Sims）系列等遊戲。《模擬市民》中遊戲玩家會創造一個角色進入遊戲，進行遊戲時容許玩家做各種各樣的事情，讓我們看到這些角色的反應；《第二人生》則更進一步，玩家可以自己買地，設計自己喜歡的家，與其他角色互動搞活動，聽音樂等等。這些遊戲都有一些元宇宙的雛型。

近十多年隨著互聯網頻寬更寬，又更普及，開始有不同的開放世界（open world）的遊戲出現，例如多人網上角色扮演遊戲（MMORPG），當中以《魔獸世界》（World of Warcraft）為人熟悉，遊戲大致都創作了一個世界，當中有自己的世界觀，種族，文化，地理等等，玩家進入就等同去了另一個世界旅行一樣。這種開放世界的遊戲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在角色扮演遊戲中，說故事的部份比較放輕一點，而且遊戲並不一定要以故事線性形式進行，玩家進入遊戲世界後，他們可以選擇玩本來設定給這個世界的故事，但同時可以不玩故事部份，只幫忙朋友一起打怪物。部份遊戲，例如《俠盜獵車手》（Grand Theft Auto）系列，玩家們可以一起做壞事，並會得到獎勵。

不過，以上這些說到底，都只是遊戲，都是程式範圍內給予玩家去探索去玩耍的內容，能將平台開放給人去設計的遊戲，其實並不多，因為很多遊戲都依靠推出新內容吸引人付費繼續玩，於是遊戲在玩家眼中，始終只是一件商品，是娛樂和消費。[2]

不過，近年興起新開放的線上世界遊戲平台，例如Roblox，或Minecraft遊戲均有一個特色，就是能夠自己創造世界和遊戲世界，玩家可以自己先創造一個世界，當中除了地形外，更可以自己設計不同的小遊戲。換句話說，遊戲商本身只提供一個平台，甚至沒有內容可言，又同時提供工具給玩家自己創作自己想要的東西，之後玩家們可以互相到對方的世界，參與對方的創意活動和遊戲。近年不少發展學習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STEM）的公司，更看準機會出遊戲設計學習班，就是用這些遊戲提供的平台，鼓勵小朋友從小接觸這種創作、寫程式的過程。

由給予玩家空間，到給予玩家平台自行創作空間，這幾年遊戲的趨勢都盡量將遊戲變成一個遊戲世界，只給予玩家基本架構，但遊戲怎樣玩下去，就由玩家之間互動產生，例如疫情期間推出的《集合啦！動物森友會》，玩家的活動就是在遊戲世界自由活動。部份遊戲更會推出虛擬空間演唱會，2020年美國流行歌手Travis Scott就在《堡壘之夜》（Fortnite）舉辦音樂會，另一著名音樂人Ed Sheeran則在Pokémon GO遊戲內舉辦演唱會。相關的合作活動令自由平台的想像空間更大。[3]

這些不同的虛擬世界，究竟有甚麼特點？這成為了元宇宙的討論的重點，特別在設計這些不同的世界時，必要考慮一些要素，當中Roblox公司的行政總裁David Baszucki就提出以下幾個：[4]

1. 身份（identity）：玩家以甚麼身份存在於世界之中，他們會否有特別的角色可以扮演？

2. 朋友（friends）：玩家怎樣在世界中認識新朋友，建立一個健康的社交群體？

3. 浸潤感（immersion）：如何給予玩家投入的感覺，讓他們覺得自己置身在這個世界中？

4. 低延遲（low latency）：在世界互動的過程中，怎樣可以減低傳輸速度所帶來不自然的感覺？要麼提升網絡速度，又或者降低某些畫面的解像度，但以上兩點可以怎樣做到？

5. 多元化（diversification）：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如何可以和而不同地在不同的世界中存在？

6. 隨時隨地（anytime, anywhere）：玩家可以透過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時間和地方，仍然能進出這些世界嗎？

7. 經濟系統（economy）：遊戲中的經濟、資源如何平衡？

8. 文明（civilization）：遊戲中可能由遊戲商透過規定或潛規則，規範遊戲中的一些做法，為遊戲世界帶來文明，例如在遊戲時透過文字、符號表達對對方的尊重等等。

Beamable公司的創辦人Jon Radoff，則在其文章中介紹了元宇宙的七個層次：[5] 經歷（experience）；發現（discovery）；創作者主導的經濟體系（creator economy）；創作世界的空間計算法（spatial computing）；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介面設計（human interface）；網絡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在未來，不同的開放網絡世界的出現，人類可以自由進出，在當中除了玩樂，還有工作，賺錢，做生意等等不同的事情可以在那裡進行，問題就只是這些世界是否有足夠的吸引力，叫人長時間留在那裡，恍如移居到網絡世界一般的在網上存在。[6]

很多人同時也在擔憂，如果世界上的人都進入不同的網絡世界，教會是否也要移到這些世界去傳福音，甚至開教會呢？牛津宣教研究中心研究人員Guichun Jun博士在一篇文章裡表示，[7] 經過新冠肺炎疫情之後，英國教會正經歷4.0的變化，由一開始的初期教會、大公教會、更正教會，今日應該要思考網絡教會如何發展，當中除了要處理訊息宣講外，更要處理的是，當人變成了一個角色，我們如何知道肢體真實地存在，我們如何守聖餐，在網絡中有沒有人會犯罪？如有，我們可以怎樣得知及如何處理？基督徒在網絡中，在如此介面的管理下，還有機會犯罪嗎？

傳統福音派人士Ian Harber及從事數碼事工的Patrick Miller牧師更擔憂的是，元宇宙的出現會整體影響到神學嗎？[8] 例如基督徒如何在元宇宙中表達自己？我們會完全放棄自己原本的樣子，去設計一個「更好的自己」嗎？如此會否令自己更焦慮？想想要在facebook中填一堆關於自己的資料已令人心煩，還要設計自己，這可是一件更煩人的事。當然，現代科技叫你去重新設計一個自己，可能已經十分簡單了。[9] 於是，Harber及Miller提出質疑，要自己設計自己，而不是由上帝所創造，這將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此外，Harber及Miller指出，現實世界雖然有很多未夠好的東西，但當全部的虛擬東西都是好的時候，又是否等於更好更真實？過份的好，有時會令人忘記了其實上帝所創造的美善，是要透過經歷艱苦或困難，我們才看得出當中的美好。最後，他們強調，元宇宙的世界看似無限無際，但實際上仍然是物質世界造出來的另一個空間，換句話說仍然有其限制，不要以為我們用了網絡的身份，在另一個世界就有不同的特殊能力，這可能只是一個引誘——一個讓你以為自己可以打破物質世界限制的引誘。

事實上，這種企圖將物理限制打破，甚至產生人機合一的想法，也存在了好幾十年，當中又以美國學者Donna Haraway教授的賽博格（Cyborg）理論最為吸引，時為80年代已經開始討論未來世界人類與機器結合在現實和虛擬世界的想像，另外，亦有日裔美籍社會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提出有關後人類（posthuman）的想像，還有透過不同的科技，可能將不同虛擬世界的官感直接植入身體中的想像，就像《22世紀殺人網絡》透過晶片傳輸資訊，到時「真實」感受也可能是模擬出來，只要夠真，大家接受和相信就可以。未來的世界，根據福山的說法，就人權、人的本性和尊嚴等議題，將會有更多的討論。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本地歌星、歌唱組合等偶像近來又開始紅了起來，人們瘋狂的去追星、炒賣演唱會門票、凌晨到商場「霸個好位」等第二天偶像的出現……這些情況彷彿在香港已很久沒出現了。但為何現在又會再次出現？現在的「星」與以往又有甚麼不同？他們是如何被捧出來的？時代的轉變，我們可以留意兩方面的演化：媒體與文化，它們的改變令造星文化的「主動權」也改變了。

從遠在天際到近在咫尺

以往，在未有互聯網或互聯網的互動發展沒現在那麼強的年代，偶像的塑造過程可以說是由各大唱片公司、經理人公司所控制，它們與大眾傳媒機構的關係，影響著藝人們的形象及星途。藝人們的形象、歌曲，經由公司設計，再由大眾傳媒報道出來，這也是觀眾對藝人們所認知的訊息，觀眾對藝人的認識，也只限於收看這些媒體資訊。最多，也只是通過一些偶像同樂會，可以比較近距離與偶像互動，偶像也能透過這些聚會和粉絲交流。但，這些距離還是有點「遠」。

不過，透過互聯網社交網絡的逐漸發展，大家都有了發放訊息和互相交流的平台。偶像的生活，他自己可以每天發放；作為粉絲，可以在社交平台加入偶像的專頁、討論區，又可以在Instagram追蹤偶像。偶像每天可以主動發放訊息（當然不少專頁背後也可能有專業人員計算、設計發放的內容），回應社會及抒發感受。而「偶像」——這些以往是遙不可及的「天王」、「天后」、「巨星」，現可以天天見到他／她的分享：工人姐姐煮早餐仍是煮得很不堪、做gym（健身）做到「爆汗」為了瘦身……我們可以看到歌神吃甚麼早餐，天后自拍大汗淋漓的相片，作為粉絲可以留言鼓勵他們，或者給一些「心心」，來個「讚」……最重要的是，曾是有很遠距離的偶像，像「神」一般，現在卻讓人感到他們是「人」，有情緒、有好惡。

「真誠」的感覺才是最重要

美國女創作歌手Taylor Swift，亦是當今影響力巨大的歌手，在2008年甚至更早的時間，她已經開始用社交媒體直接與歌迷交流，[1] 更曾親自安慰被欺凌的粉絲。[2] 她曾說：「未來，藝人能拿到唱片合約是因為有粉絲——不是有唱片才有粉絲。」她洞悉了一個在網絡世代中的要訣，她的音樂帝國力量是來自於網絡粉絲大軍，她與這些粉絲的關係，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如「朋友」般的交流，她把自己的名氣「結合親密感與坦誠感」。[3] 亦因為這樣，有部份現時的「星」，也是在網絡上以自己的才華，吸引網民追蹤，再引起傳媒關注，這顛覆了以往由唱片公司招攬及宣傳新星的程序。

「主動權」流向觀眾

早年，韓國開始了Produce 101、Super Star K節目，前者似香港的選秀節目《全民造星》，參賽者透過不同類型的歌舞比試，成績優異者可以獲選然後組成組合出道，而後者則似香港的《聲夢傳奇》，透過歌曲比拼以獲得經理人公司的合約。[4] 這種造星節目加入了觀眾可在互聯網評分的元素，觀眾看著自己支持的少男少女本來不太起眼，但透過節目的比拼及地獄式特訓環節，慢慢蛻變走上成功之路，對他們的寵愛自然有增無減！對有關節目來說，觀眾的寵愛是收視率和點擊率的保證，而他們出道後的歌曲、電視劇及廣告都會有一定的支持度。這些情況，我們可以從兩隊男子組合MIRROR及ERROR（成員均來自《全民造星》）出席於屯門市廣場舉行的電視台奧運宣傳活動可見一斑。[5]

造星機制是否公平？

然而，將參賽者能夠升級的重任交給擁有雪亮眼睛的觀眾，「公平」便變得十分重要，正正因為觀眾相信自己追捧的小鮮肉和小女神的星途是在自己手中，所以就會特別投入，為他們付出的，也可能特別多。內地選秀綜藝節目《青春有你》的投票機制與奶製品飲料掛鈎，粉絲需要購買該飲料，掃瓶蓋內的QR Code才可以投票，於是就有支持者斥巨資購入大量飲料，僱人開蓋掃碼，並把喝不完的奶直接倒掉，這剛好觸犯了中國的《反食品浪費法》。這種行為引起了輿論批評聲音：「把牛奶倒溝裡」、「別把青年人帶溝裡」。節目也在一片批評聲音下暫停播放。[6]

而韓國方面，2019年也爆出了Produce 101系列節目曾偽造數據，影響了「練習生」（參賽者）的淘汰名單，製作人更被判有期徒刑。[7] 我們可見這些造星節目背後的利益和商業瓜葛都可謂千絲萬縷，背後投票機制亦可能與商業營銷模式掛鈎，粉絲盲目追捧偶像的情況也可以極之瘋狂。

節目有令人動容的一面

從正面來看，透過互聯網，我們與這些有才華的藝人、造星節目參賽者的距離真的拉近了很多，可以支持對方，甚至可互動溝通，透過這些機會，我們看到平凡的人能有機會透過磨練，一步一步發掘其潛能，當中付出不少汗與淚，衝破了恐懼與困阻，勇敢地踏上進步的階梯，能有機會被關注和發揮所長。那些無論是比賽片段或是真人show的片段被拍攝下來後，使觀眾看到後被感動。這不單使彼此的距離拉近了很多，相信也鼓勵了不少人，知道向著目標努力進發，平凡人也會有發光發亮的機會，令自己向星的距離邁進了一步。

（本文原載於第140期〔2021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2021年7月，本地男團MIRROR和ERROR一行16人到屯門一個商場，出席本地電視台ViuTV宣傳夏季與奧運相關的一系列節目。他們的支持者（fans）Nicole一家三口，天還未亮就在商場門外與數百名支持者一起排隊等候。[1]

對於Nicole一家來說，能近距離接觸支持的男團，可以給孩子很好的體驗。她說：「孩子想要得到一些東西，如果在學業和生活上都能兼顧的情況下，給他們機會去經驗一下也是好的。」他們早在排隊之前就花了好大段時間，準備「應援」（表達支持）的大紙牌，將男團不同成員的相片貼在一塊大紙牌上，帶到現場高舉給自己的偶像看。要呆站在商場等候，對於才十二、三歲的女兒來說，當然是種鍛煉。Nicole作為她的母親笑言：就讓她知道要見到偶像，做自己想做的事，過程不一定舒服，也不一定能成功的。同行的還有Nicole的小兒子。

有別於昔日的偶像文化

根據不同報章和網媒報道，那天約有五千人參與活動，「企滿」商場三層樓。不少觀察本地文化的學者，早就將MIRROR和ERROR走紅描述為「現象級」事件。不過今日的紅和80、90年代流行文化的紅，有著不一樣的展示方法。[2] 以往的偶像文化，不論是80年代譚詠麟、梅艷芳的輝煌時代，還是90年代的四大天王，往往都是買歌星的錄音帶、CD、去戲院看他們的電影、入場看他們的演唱會，但今時今日，網絡效應下早就沒有人買錄音帶和CD，電影院的螢幕也變小了，更多人回家看串流平台的電影，演唱會又受制於場地或當時的防疫政策，偶像走紅，只要看他們所到之處都人頭湧湧，就可知道其浩大之聲勢。

除此之外，新時代的偶像，其支持者幾乎會包起明星廣告，2021年7月初MIRROR其中一位成員Anson Lo（盧瀚霆）生日，其支持者就在尖沙咀黃金地段租下巨型廣告牌為偶像賀生日，該處一整週吸引很多人到場打卡拍照，過程中更吸引Anson Lo本人親自到場自拍打卡。事實上MIRROR的支持者在其偶像生日、出新歌時，均會在巴士車身和車站賣燈箱廣告，有些廣告每個以十萬元計，曾經有人更砌了一條應援街出來，早在2021年就有傳媒形容，姜濤於4月生日時，整個銅鑼灣變成了「姜濤灣」。[3]

粉絲能看著偶像成長

如果你問這些男團的支持者，例如Nicole一家為甚麼會支持這些男團，他們會很直接回答，支持男團是因為這些新生代的男團成員不只是「靚仔」，還有很多優點：有刻苦的，有善良的，有溫柔的，有孝順的，又因著整個男團都是來自一個真人show《全民造星》，過程中清楚看到這些男孩子的成長，當中遇到的失敗，挫折，以及他們如何面對一些困難，這對於支持者來說，就彷彿看到自己心儀的孩子長大、成功一樣的快樂。

同時，電視台亦因著明星由真人show節目出來，在安排他們參與不同的綜藝節目時，也同樣有考量過當中真人show的成份，又或者直接將團隊協作的活動拍成綜藝節目，整個造星的過程，就不是強調能歌善舞，相反在強調他們在學習，在成長，邀請他們的支持者來看他們學習的過程，接納他們盡力但不一定完美的演出，甚至透過節目，彷彿在邀請支持者一起見證，分享他們成長點滴。

偶像變成用者自付的產品

如此，偶像明星就被形容為「平民化」，當中消費的產品就不再是唱碟，而是更多周邊的東西，例如明星出歌根本不用買巴士廣告位，自然有支持者買位為他們宣傳，甚至連MV也可以用眾籌方式去靠支持者支持來拍攝。明星偶像變成一個用者自付的產品，當中有的互動比以前單向的文化工業式的生產更切合支持者的需要。

難怪，整個社會都在問，究竟為何他們會受這麼多人的歡迎，答案顯然是：他們受支持者歡迎，而支持者有很多資源去捧紅他們。所以我們更加要問的是：我們喜歡的東西，我們又曾幾何時付出過甚麼？如果偶像有價，信念要課金支持，你會願意付嗎？又或者倒轉問一句：我喜歡或相信的一件事，我要用錢來支持嗎？[4]

路加福音十二章34節：「你們的財寶在哪裡，你們的心也在那裡。」實在很值得大家細細閱讀。

（本文原載於第140期〔2021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環顧四周，無論在交通工具上、飯桌前、課堂上……不少人都沉浸在手機中，不是看夠了就不看，而是看了不久又要再拿起來看，明明有事要做，不久又會心癢癢，沒有訊息，亦會伸手去滑滑手機。不知各位讀者有沒有這個問題？

有心理學家曾誤打誤撞於老鼠的腦袋中找到一個「快樂中樞」，經過電流刺激那個部份，老鼠的腦海會萌生再來一次的想法！下一次的感覺會更好！心理學家先在老鼠的腦袋埋入電極，只要老鼠按一下實驗裝置的小槓桿，大腦便會遭到電擊，於是老鼠就會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地去按那個小槓桿，使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有「爽」的感覺，直至筋疲力竭地死去。根據熟悉心理學、來自內地的作家何聖君的著作——《行為上癮》一書所提及，人們每天滑手機看影片、新聞、遊戲……有如老鼠按一下小槓桿大腦便會遭電擊，滑手機時會一次又一次地刺激著我們的「快樂中樞」。雖然，我們身體不至於如染上毒癮般，吸食毒品時腦袋會分泌物質使人獲得快感，一旦停止便會有瀕臨死亡的體驗，但網癮、遊戲癮、賭癮、社交媒體癮、影片上癮、資訊上癮，是種心癮，使大腦覺得「爽」，不捨得停下來。

請先不要責怪網絡成癮者，因為很多問題不是出在他們身上，而是在於手機應用程式的設計上！這些能引起心癮的設計，不單能引起腦部釋放使我們感到快樂的多巴胺，而且因為在螢光幕出現的是一關又一關的新遊戲，一段又一段新片段（這些片段、內容甚至是經由人工智能計算，針對著每個人而顯示出不同的內容），使我們不會覺得沉悶，甚至能避開減敏反應。受減敏反應影響，用家會因為看了太多同類型的東西而不再感到那麼刺激有趣，一旦避開了減敏反應，就會令用家持續玩手機，無法停下來。

當人人有手機，人人都可以上網，網絡的市場不再是增量市場，而是存量市場，商家競爭的是市場的佔有率，網民一天只有24小時，商家要牢牢地把使用者的注意力和時間消耗在他們設計好的內容中！所以上文所提及的做法，在設計手機應用程式時，已十分普遍使用。當人們醒覺到沉醉於手機的時間已經過長時，才會發現自己還有一大堆事情未做！這不單是小孩子才會受到誘惑，連大人也會遇到相同的問題。

不自覺的流失時間

行為的出現，是由動機、能力與觸發這三者構成的，這三者中有任何一樣是「零」的話，行為便不會出現。

行為 = 動機 x 能力 x 觸發

以遊戲程式來說，針對不同人士的喜好使你有「動機」進到入遊戲世界中；再把程式設計至簡單易用，開始時每人都有「能力」過關，讓玩家感到興奮而繼續玩；「觸發」是由系統提供更多匹配的內容，如節日限定優惠、限時購買武器、物品等，以鈎著我們的注意力，此外，即時回饋等功能，例如社交媒體的按讚功能，就盡量利用我們內心想得到回應的心態，使我們投放更多時間，發了帖子就想看看有沒有朋友讚好。

試玩試看的誘惑

「低門檻」能使人一開始覺得「入場費」很低（有時甚至是免費）而接受某項服務或開始玩某個遊戲，但養成習慣之後，就再不想離開。而且系統給玩家或用戶的選擇，往往是要他們付出更多時間，或以付出金錢代替時間，玩家因為沒有其他選擇而愈陷愈深，而系統的設定明顯是從商業利益出發，而沒有考慮其他因素，例如對玩家身心的負面影響。

欲罷不能地「煲劇」

對於常「煲劇」、愛追看劇集的朋友，有沒有想過透過系統在網上看劇集，有關編排也是經過精心設計呢？每一集的尾段都將劇情推至高潮，之後突然間停止，要你追看下一集，而系統也預設為自動播放下一集，令觀眾對圓滿的追求得到滿足。而劇中的主角們都有很多難關要過，這是一步一步設計好的台階，使觀眾代入其中，將自己的欲望投射在角色中，主角們過關就像自己過關，更使觀眾在觀看過程中有「爽點」，給主角「光環」，處於弱勢時能觸發保命技能或得到他人幫助，必勝過惡人或強者。

如何回復「自由身」？

《行為上癮》一書建議大家要忍痛割愛，如發現自己有遊戲癮，被它支配，既知道之前所失去的時間已很多，就不宜再繼續玩下去，寧願割愛，把遊戲刪除，遠離它，不再被它左右，讓自己能重新控制作息時間。

另外，我們也可以觀察一下，是甚麼觸發我們這麼沉迷？透過這些上癮行為，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到甚麼刺激能叫我們感到充實。我們可以用甚麼新的（有益的）行為來替代對自己帶來不良影響的習慣？一步一步為自己訂立有意義的目標，用微習慣去改善自己的行為，使自己得到成功感，以新的習慣來使自己快樂，不再被舊有的習慣捆綁。

面對十分「了解」我們，對我們「觀察入微」的網絡、大數據、演算法……要記著，它們是在跟我們搶時間的主控權，所以我們必須對自己的行為有所省察，以免被牽著鼻子走，失去對時間與金錢的控制權，流失人與人面對面的溝通、交流機會，甚至迷失了原來的自己。

參考資料：

何聖君。《行為上癮：從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行銷學的角度，完全解析智能社會下讓你入坑、欲罷不能、難以自拔的決策陷阱》。新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堡壘文化，2020。

（本文原載於第138期〔2021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於2021年1月初，手機即時通訊應用程式WhatsApp向世界不同地區的用戶發出通知，要求用戶答應新的私隱條款，否則就會於2月8日刪除用戶的WhatsApp賬號。[1] 事件引起不少用戶反彈，紛紛轉用其他即時通訊應用程式及社交媒體平台，而要「移民」到其他應用程式及平台，不再使用WhatsApp及它的母公司facebook的社交媒體平台。

事件不難理解，因為社交媒體平台收集及分析用戶資料，並為不同的產品客戶提供廣告服務，早已引起社會討論，指它們罔顧用戶的私隱權，悄悄地在背後操弄，針對用戶的「弱點」（喜好），而作廣告銷售。用戶只是因為習慣了使用這兩個應用程式而忍氣吞聲。而這次更新私隱條款的「通知」，就好像看扁用戶用慣了這平台溝通及分享，以為用戶「食得鹹魚抵得渴」，一定會答應有關條款並繼續使用，「默許」它們繼續任意使用自己的私隱，繼續「肉隨砧板上」，甘心任它們魚肉。

想不到這事會引起了各方的反響，令不少人轉用即時通訊應用程式Signal及社交媒體MeWe，令兩者的下載量急增。[2] 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也有不少用戶轉用Signal和MeWe。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亦對WhatsApp更新有關條款表示關注，指是次新條款涉及共享不少個人資料，呼籲用戶留意新條款的改變。[3]

據WhatsApp的私隱條款，列明許多用戶提供的資料、自動收集的資料及第三者（其他用戶）傳送給用戶的資料等，都會用來運作、提供、改進、了解、個人化、支援及推廣該程式的服務，[4] 而且也分享給facebook相關企業。[5] 雖然後來WhatsApp聲稱不會搜集用戶的私人資料，但仍被傳媒指出與事實不符。[6]

對關注私隱問題的香港用戶來說，Signal與MeWe是一個新嘗試。Signal的其中一位創辦人Brian Acton正是WhatsApp共同創辦人之一，在facebook收購WhatsApp後，Acton當時因不認同母公司欲將廣告帶入WhatsApp的政策而離職，他隨後創立了Signal。[7] 而Signal是一個沒有後台的非營利組織，只會儲存描述資訊，並不會收集用戶資料作廣告用途。[8] 而MeWe方面，由於沒有廣告、沒有演算法（不會去計算用戶喜歡甚麼，按時間排序給用戶看朋友發佈的內容）、用戶資料不會被出售，可以更自由選擇自己想看的內容，也可以讓用戶將賬號設置成匿名或不被搜尋到。[9]

似乎「移民」後，一切都會變得很好……但筆者認為還有隱憂。沒錯，沒有了演算法，似乎會減少了被放入「同溫層」的情況，但由於用戶可以自由選取及建立朋友圈，會否繼續「圍爐取暖」就得看用戶自己的心態。而且用戶可以匿名，在系統中結識的新朋友、KOL（關鍵意見領袖），他們的真實身份是誰，就不容易查證。如發生網絡欺凌的話，也難以追查。

其實，使用社交媒體還有一點要注意，就是不能單靠閱讀友人、KOL發放的內容，就以為世界就是那個樣子。沒有人工智能去「餵飼」（feed）你，給你看特定的內容，但你會不會因為想舒適一點，而自動過濾了其他人的意見或看法？還是會勇於去面對不同的意見，先開闊眼界，廣納百川，才去評論事情呢？

最後，在選擇轉用其他應用程式或平台後，也該想想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每個系統都需要資金營運。不賣廣告的系統需要大家課金或捐款去支持它們的運作，Signal及MeWe亦是一樣，大家是否因為不想在社交媒體被操控，而願意付出金錢？其情況與讀網上新聞同一道理，新聞工作者要賺錢維持生計，我們要不就付款看優質新聞，要不就要看滿載廣告或背後有資金支持的新聞，兩者的報道手法與角度當然亦有所不同。未來，當新興的即時通訊應用程式或社交媒體平台用戶的人數多起來，這些公司到最後會不會被其他科技巨頭收購？或能否繼續以現有方式營運下去？我們且拭目以待。

網民非杞人憂天

facebook早前公佈截至2020年12月，其每月活躍用戶數目達28億。[10]　不過這位社交媒體平台巨頭的營運手法，卻為人詬病。政治諮詢公司劍橋分析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在未經用戶同意下收集facebook用戶的資料，為候選人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發放政治廣告，facebook默許劍橋分析收集用戶資料，而捲入這次的風波。事件在2018年3月曝光，facebook因而遭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罰款50億美元（約388億港元），並同意推出新措施以確保公司在作出決定時須保障用戶的私隱。[11] 可是其後美國《紐約時報》又揭發facebook將用戶資料與其合作夥伴，包括蘋果及Amazon等公司分享，而聯邦檢察官已就事件展開刑事調查。[12]

有關社交媒體（Social Media）的影響力，社會早有討論，但一些於早期參與開發社交媒體平台及有關科技的專家又如何看這類系統的影響力？劇情式紀錄片電影《願者上網》訪問了這些專家。他們不少曾於facebook、Instagram、Twitter、Google及YouTube等平台主管開發、設計、營利等部門，十分了解內裡的運作，電影就他們分析社交媒體發展的趨勢作了一個詳盡的記錄。

當初設計這些社交媒體時，這些專家都沒有想過社交媒體會引發嚴重問題，甚至有人曾覺得工作能造福人群。然而社交媒體高速發展了超過10年，並以人工智能及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方式運作系統，它不但嚴重影響了青少年的自我形象、形成網癮，縮窄人的視野及造成社會兩極化等問題，而且系統還自我發展到人類不能完全控制及理解。

紀錄片提及由於營運的都是商業機構，以營利為先，而法律又追不上科技發展，完全監管不了這些富可敵國的公司。於是這些科技巨人為了商業利益，將系統的運作「交給」人工智能自我學習模式，針對每個用戶的習慣、喜好去推薦合適他們的內容，使他們更沉迷。它們要捕捉用戶的「專注力」再賣給廣告商。雖然電視、報刊都會用類似手法運作，但問題是社交媒體的系統每天都會比前一天聰明一點，針對每個用戶的「魔法」每天也在進步，用戶只要心靈軟弱，就很易受影響。亦由於每個用戶被「餵飼」的內容都不同，對於同一件社會事件，所看到的資訊也只會是他／她喜歡看到的，這就不難想像會有「同溫層」、「平衡時空」的出現，引起社會兩極化的情況，因為如果用戶只躲在社交媒體看資訊，他們根本不會聽到另一邊的聲音。

而紀錄片亦提供很多美國的數據及世界各地的例子，讓觀眾知道社交媒體已影響青少年心理、交友，也令成年人誤信網上謠言而引發暴力事件。而且不要以為沒使用社交媒體就能擺脫它，其影響力已到了能左右政治及選舉的地步，網上早已出現駭客利用這些平台的討論區及群組製作似是而非的資訊及短片誤導群眾。

對於筆者而言，這紀錄片是極好的作品，可以提醒我們科技的發展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是無遠弗屆，是時候反思自己的使用習慣及擴闊自己的視野。網絡以外，能真正觸摸的世界及生活才是最真實及美好的。

2020年美國大選除了讓社會大眾再一次了解美國政治以及民主制度之外，不少香港人眼看著在社交網絡平台中，美國政客的言論被平台加了一個「註腳」，有部份群組更被封殺，令他們有更多感受。事件引發網民震怒，更觸發一場社交網絡平台移民潮，要到一個沒有人「指手畫腳」的平台，重新營運。有人認為社交網絡平台中如果有假新聞，該平台有編輯責任，應該刪去帖子，但同時亦有人認為在平台上，本來人人平等，資訊應自由流通。

社交網絡平台的互動功能

究竟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了甚麼問題？維基百科其中一位創立者Larry Sanger早在2009年一個以「談網絡的目的」（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為題的演說中分析到，[1] 網絡主要用途有兩個：溝通和資訊。理論上所有Web 2.0的產物，即社交網絡平台，即時通訊等等，都是著重溝通的產品，相比起Web 1.0時代，只是供人閱讀新聞、訊息，Web 2.0就多了分享和溝通的功能。在發展的過程中，社交網絡平台強調所有帖子排放都是互動效果，即以所謂的評論、讚好和分享（Comment, Like and Share，簡稱CLS）來判定，互動率高的帖子放在較重要的位置，欠缺互動的放較低。

這種排放帖子的方法，必然會產生的效果是，譁眾取寵的帖子易受歡迎。同時因為社交網絡平台強調的是溝通和互動，而非講究資訊內容的準確度，所以即使在討論的過程中涉及不準確的消息，也只會變成「討論溝通」的一部份，而並非必然要去查證真偽，就正如幾個人在真實世界聊天，沒有人會一邊聊天一邊研究對方說的話是否理性客觀真確，因為重點是大家分享聊天。同時，基於網絡世界本來就強調人人平等，專家的意見和巿民的意見在網絡中是否受歡迎，其計算方法是一視同仁的，換言之，講得「爆」的人即使句句有錯誤資訊，也可以得到流量，講得悶的醫生就算資訊準確，也可能沒有人會接觸到有關訊息。

資訊平台與溝通平台

Sanger認為，原本如果能將資訊傳遞和溝通分開，理應是好事，但在社交網絡平台，這種不需要有任何事實根據，純粹「吹水」聊天的輕鬆討論內容，卻往往被當成一般資訊遭到廣傳，同時很多名人，甚至記者，都會在社交網絡平台設立自己的賬號，會講自己的見聞和政見，甚至新聞媒體也在社交網絡平台設自己的專頁，將新聞變成一個讓網民溝通的話題，於是準確的資訊和溝通平台的界線日漸模糊，不少人更索性在社交網絡平台中搜索資料。「吹水當認真」，資訊當然就愈傳愈錯。

Sanger一度認為要讓更多人加入管理和控制資訊，這樣資訊才會準確，但就認為不應在一個供「溝通」的平台講求資訊準確，他甚至認為所有資訊提供者應盡量離開溝通平台。2019年，他在另一篇名為〈數碼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的文章裡稱，[2] 今日社交網絡平台完全沒有客觀準則就刪除帖子，又按照廣告商的心意推帖子，甚至不公平地控制政治或宗教立場，大肆刪除帖文甚至賬號，這對於內容創作者來說是不公平的。他倡議要離開單一平台，在多個平台展示自己的作品。

在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競選連任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就經歷到在社交網絡平台被消音、刪帖，部份相關群組突然被刪除。一方面有人質疑為何特朗普說謊但沒有人可以制止，有政府有見及此更開始研究擬訂不同法例去監管網絡言論，[3] 但同時亦有人認為這些平台做得未夠好，理應讓第三方做資訊核實的工作，發現真的有錯誤的時候才刪除帖子，而不是人家每發一張帖子，就在旁加一些附加資訊。[4]

及後，有報章踢爆，原來在社交網絡平台facebook中，部份名人可以獲得特殊待遇。他們在社交網絡平台所撰寫的內容，即使有人提出投訴，系統也不會自動將之下架，反而會繞過自動審查的機制，改為用人工審查，變相令名人所發的內容可以在網上放得長久一點。據了解人工審查效用不大，只有不到一成內容經過審查。facebook發言人承認有關機制存在，強調會增加內容審查比例，長遠會取消有關機制，但未有透露有關時間表。[5]

真相被模糊

傳統上，我們認為傳媒在選舉期間，在提供資訊時應該做到以下幾個任務：一、提供詳盡及全面的候選人和選舉資訊；二、多角度分析選情；三、提供平台予選民交流；四、鼓勵選民參選；五、進行民主教育。[6] 既然是以提供資訊為主，我們當然要求傳媒要小心核實資訊真偽，但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特別之處是，當候選人不相信傳媒，改為在社交網絡平台發佈自己的資訊時，變相是用一個溝通工具去發放資訊，最後當然就是資訊照發放，但真相被模糊。

但同時，反過來我們會問，即使社會人士要求社交網絡平台做編輯工作，又是否可以成功令「溝通工具」提供「正確資訊」？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社交網絡平台成立的本意就是要令人人都有機會公平地分享自己想分享的東西，所以當中提供的未必一定是正確資訊，如果因為資訊不正確而被刪帖，變相言論自由就會被削弱了，沒有社交網絡平台願意承擔這罪名。事實上，美國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寬容度十分高，即使仇恨言論也不會受法例制裁。[7] 要社交網絡平台主動做審查的功夫，困難重重。還是我們應該加強教育所有社交網絡平台的使用者，不要隨便相信平台上的資訊，如有任何懷疑，必須努力求證，在未了解是否屬實之前，不會轉發或按讚。

經過今次事件，社會可能突然驚覺原來社交網絡平台也可能會出賣你。我們在擔心言論自由會否一點一滴被剝奪時，作為用家也不妨想想，如果一開始在網絡溝通時也保持基本禮貌和盡量與人理性討論，這自然就能減少有人會借言論激進或失實為由，而要求立法規管的機會了。當然，事件更令人反思，是否是時候要考慮多用幾個不同的工具，以避免被單一平台壟斷市場。

（本文原載於第136 期〔2021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以後宮故事為背景的手機遊戲深受一些女性用戶歡迎，[1] 它們不少都可以免費下載。少女對於戀愛本已十分期待，固然容易被遊戲中的美人美景所吸引，但這類標榜爭權上位的遊戲，會否把錯誤的戀愛觀融入其中呢？作為父母，若發現子女有玩這類手遊，有甚麼值得注意呢？

想贏就要變得美麗
後宮手機遊戲少不了妃子之間的爭妍鬥麗，髮型、衣裳、妝容、配飾等都是取勝的關鍵。玩家在遊戲中會化身為女主角，無論是參加時裝比賽，或是與「藍顏知己」甜蜜地約會，均要打扮美麗，以不同造型示人，例如嫵媚、清新、華貴等，這樣就可以過關及獲得遊戲金幣，然後再用金幣購買更多遊戲中的物品和幫自己升級。

人都喜歡欣賞美麗的事物，但這些後宮遊戲過度強調「要成功就要變美麗」，對心智發展尚未成熟的少女來說，或會令她們過度追求外表，忽略了追求內心良善、品格正直。青春期的少女一般都著重儀容打扮，很在意別人對自己外表的評價，若把外表美麗與成功畫上等號，或會忽略發展其他潛能，例如個人興趣、與人建立友誼的能力、關心社會和建立對外界事物的廣闊目光等，空有外表但內裡一片空洞，這樣的個人發展實在不夠全面。

娘娘收兵
手機遊戲世界中的後宮人事都很複雜，玩家必須得到情報或其他遊戲人物的幫助才能完成任務。身為女主角的遊戲玩家總會周旋在幾位男子之間，針對其喜好贈送禮物、與他們曖昧及約會，以提升男子對自己的好感，例如在下大雨時守候在對方住所的門口，以美食、衣著打扮來吸引對方，她的「武器」就是她自己。

這些有企圖的親近，其實與現實生活兩性關係中的「娘娘收兵」行徑很相似，就是女子用不同方法，吸引男子成為她的追求者，又利用對方對自己的好感，得到想要的禮物、幫助或關心。那些女生可能會想：「我很美麗，所以你會幫我」、「我對你有吸引力，你就要不問理由保護我」、「我需要你的某些東西，就藉機親近你」。這些想法是青少年對兩性相處的錯誤看法，誤以為利用身體加上一些手段就可得到好處。如果女孩子誤以為「我打扮美麗，然後找人幫手，他就會幫我去解決問題」，這會令成長中的青少年忽略了自己的潛能，例如搜集資料以了解問題、分析各種解決方法的利弊、與人協調的溝通能力等，如能健康的發展這些潛能，她們自己也有能力去解決大小問題。習慣了依賴別人替自己解決難題，一旦對方拒絕幫助，就會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懷疑自己的價值，這個想法實在很可怕。

沒有忠誠的情人
手機遊戲繼續發展下去，女主角對這些男子的感情會由最初只為達到目的，慢慢地滲透了真感情，並發展成戀愛。玩家不能作出選擇，只能被遊戲情節牽著自己一頭栽進淒美的苦戀中，這類情節或會過度美化不合情理的激情。女主角既為皇上的妃子，本來就不應該和其他男子發生感情，這其實是「一腳踏幾船」；就算妃子作主動，其他男子也不應該對她有任何非份之想或曖昧行為，這是「戀上有夫之婦」；皇上後宮三千其實也是「超級多角戀」，並非正常的戀愛關係。世上還有忠誠的情人嗎？

設立情感界線和身體界線
女孩子對戀愛本來就有很多幻想，假若女孩子誤以為只要二人有心跳的感覺，超越界線也是為愛情犧牲，這或會有礙建立兩性相處的正確態度，甚至對戀愛產生錯誤的期望，為自己及身邊的人帶來傷害。對於兩性相處的情感界線和身體界線，青少年實在很需要成年人的教導、提醒和分享。要教導子女，父母不妨以這些後宮情感關係作引子，跟子女分享怎樣才能發展一段開花結果的戀情。假若同時喜歡上幾個異性，該怎樣判斷眼前這位是否對的人？在觀察別人的時候，有甚麼身體接觸同時需要避免呢？

與子女分享戀愛經驗
父母更可以與子女分享真實的戀愛經驗，例如雙方鬧分歧時如何解決、彼此如何協調金錢管理和時間分配等，盡量為子女呈現出真正戀愛與生活融合的畫面。事實上後宮遊戲常見的英雄救美情節，在現實生活中甚少出現，反而成長中各種必然會面對的處境，例如交友戀愛、個人興趣、升學就業、朋友移民、寵物離世、嬰兒出生、親人老去等人生百態，更值得我們花心思去了解和預備如何面對。父母可正面引導子女並與他們討論，彼此分享看法，這樣比沉醉於虛擬世界的苦戀更有益處。

手機成癮影響人際關係
相信喜歡玩這類遊戲的不只少女，不少成年女性也以此打發時間，[2] 並會和其他玩家在網上聊天。其實成年人和青少年都會遇上手機沉溺的問題，有時成年人會更不能自拔；因為沒有「權威」來強迫他們停止使用手機，成年人又有經濟能力來課金，享受遊戲中需要付款才可以經歷的情節。我們必須為自己設立界線，包括小心管理使用時間及分享內容，以免為了虛擬遊戲及網友而觸發家庭紛爭。網絡使用者良莠不齊，有人單純的上網，但當中也有混水摸魚的騙子，過往已有不少網絡騙案出現，這些實例都在告誡我們與網友相處時要謹慎小心。為免有損身心、錢財及家庭和睦，例如為了玩手機晚上不睡覺、忘記吃飯、令家人備受忽略、不能自制地課金，借錢給網友等，我們必須有節制地使用手機。

作為成年人，我們應為子女做個好榜樣，絕不能為打機而影響家庭，「玩樂有時，工作有時」，才是明智。若我們需要分享心事和情感事，例如工作煩惱、戀愛問題、家庭壓力、身體狀況等，這都是屬於私人層面的事情，現實世界裡的家人和好朋友才是恰當的分享對象，他們願意付出真心關懷，彼此相處的時間就是最好的憑證。其實手機玩樂只是閒暇時做的事，若影響正常生活，我們應立即停止，以免過度沉迷，得不償失。

自由的身心靈
人對於新事物產生興趣，說不定會發展出新嗜好，這是可喜的事。無論是青少年還是成年人，都很需要為忙碌生活與放輕鬆心情之間找到平衡。倘若為了放鬆心情而消費過度、影響健康、損害了人際關係，這些警號都在提醒我們，玩樂本身已令我們由放鬆走向緊張，既然有違原意，不如果斷捨棄，拒絕讓物件操控著我們的身心靈。在虛擬網絡生活與真實生活已密不可分的年代，作父母更要主動創造機會，與孩子一起放下手機，悠閒地坐在沙發上，享受面對面的相處時光。

當虛擬世界的活動入侵了現實生活

手機遊戲魅力不容小覷，在2016年推出的手遊Pokémon GO便是一個有力例子，當時不少大小朋友都在大街小巷努力搜索小精靈蹤影，玩家更可以在補給站（PokéStop）獲取道具。由於玩家是拿著手機在現實世界捉精靈和搜尋道具，這亦引發了一些問題。美國就有大學綜合印第安納州2015年3月至2016年11月期間當中一萬多份警方意外報告，比對遊戲補給站的現實位置並進行分析，發現在遊戲補給站附近發生的交通意外，有134宗都是與進行遊戲有關。[3] 此外，沉迷手遊亦會引發課金問題，玩家為了抽卡、購買道具而支付大量金錢，有團體在2020年透過問卷形式收集了410份有效問卷，發現42.7%受訪者每月都會課金，平均花費2,141元，調查亦發現了一些極端的例子，有四位受訪者表示在過去一個月花費超過10萬元課金。[4] 玩物可喪志，有節制地使用電子產品，不過度沉迷手遊，亦成為了現今社會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課題。

（本文原載於第136期〔2021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疫情持續，市民外出的時間盡量減少，旅行也就更別說了，很多人會留家與家人一起看串流平台的節目打發時間，除了劇集、電影以外，也會在串流平台裡找到不少有關生活品味、環保、社會文化、心理及健康等紀錄片或生活時尚節目，可供不想「煲劇」的網民選擇。然而，別以為具豐富資訊的紀錄片、生活時尚節目，就一定是健康，沒有任何不良「成份」，用戶在收看時，也要小心辨別有關的資訊是否可信。

同為養生節目　不一樣的角度

就以養生節目為例，近期串流平台Netflix有兩個節目介紹養生的方法，然而出來的效果卻截然不同。紀錄片《養生好不好》（(Un)well）一輯六集，每集探討一種在美國流行或另類的養生方法，如：精油、譚崔式性愛（Tantric Sex）、母乳、致幻劑死藤水（Ayahuasca）及蜂螫療法（Bee Sting Therapy）等的效用、看看它們是否商業騙案、會否被濫用、對他人的影響等，從不同角度去分析它們。

這節目跟港台《鏗鏘集》一類的節目相似，會以多角度追訪、反問，從產品的銷售手法、它對人情緒的影響及與人的關係、對需要有關產品者的影響、對社會文化的影響等……節目會提出質疑，結果有時會指向人性的貪婪、罪性，有時亦會以開放式的結局，指出有些養生方法可能對部份人有效，但同時亦會提及有人以這些方法謀利，罔顧別人安全，使人濫用，或令有關的方法變為宗教，讓人對其崇拜。

而另一個節目《Gwyneth Paltrow：goop生活態度》（The Goop Lab with Gwyneth Paltrow），與《養生好不好》一樣，標示適合觀看節目的年齡同樣是16歲或以上，節目一樣是以探討養生方法為名，但就全以正面推崇有關的養生方法，容易使觀眾模仿。節目拍攝了goop這公司的職員使用一些養生方法的過程，亦會叫用過有關方法的人分享療效及用後的改變。

然而該節目並沒有反思那些養生方法是否恰當，純粹推介這些方法，實在有所偏頗，不夠全面。例如：介紹致幻劑迷幻菇作心靈治療，但用家卻道出自己哀傷的原因是源於未能開放自己與人溝通、心靈空虛；或介紹以斷食瘦身、以針刺面部構建膠原蛋白及於面部植入慢速溶解線，以拉高面皮令皮膚緊緻、令人看起來好像變得年輕，卻未有反思這會否對身體造成傷害或導致飲食失調；以震動器自慰達到女性性自主，展示女性私處，強調女性主義追求個人性自主，卻未有提及兩性相處及與伴侶溝通的重要。另外，運用不知從何而來的能量治療心理及身體的疾病，並倒空自己來接收靈界訊息等，並未有提及可能令不知名的靈進入身體，令自己與靈界扯上關係。

電影及電視節目規管

為電影和電視台的節目分級和規管，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年齡分級。在香港，公開播放的流動影像或上映的電影要先交予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審批，由辦事處為影像評級，看看電影是屬於哪一級（I級、IIA級、IIB級或III級）；而無論是否收費的本地或非本地的電視節目，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都會根據《廣播條例》作出規管，而電視節目內容則按其內容是否適合兒童觀看，在需要時會在節目中標示「家長指引」或只適合「成年觀眾」的字句。其實，香港的規管並不精細，觀乎亞洲不少地區的分類就更為精細，如台灣、新加坡及韓國。[1]

網上節目方面，目前仍不受《廣播條例》及相關法例所規管。該條例旨在規管電視節目服務。而網上電視台播放的電視節目是透過互聯網傳送，屬於網上發放訊息的一種形式，為《廣播條例》所豁免，不受其規管，亦不受通訊局發出的《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的監管。很「有趣」的是，網上的訊息、影像規管，仍受《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規管，但這《條例》已實施了三十多年，本社也曾評論它未能與時並進。[2]

由於香港沒有針對串流平台播放節目的法例，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做法。蘋果iTunes的Apple TV+的分類會根據當地的分級、分類方式；[3] 而Netflix方面，有自己的年齡分級：所有年齡層、7+、13+、16+及18+。但即使該平台將影片標示為16+，適合16歲或以上人士收看，都不代表它一定適合香港文化下的16歲人士收看。作為家長要注意不同串流平台的分類方法，小心為子女選擇，並作出適當的設定。

各地文化存在差異，家長實在要多加留意子女收看的節目會傳遞甚麼訊息。筆者認為家長最好還是陪伴子女收看節目，並應及時作出討論及分析。即使是資訊節目，就像文中提及的兩個養生節目，背後也反映了一些價值觀，那些追求的所謂美、健康、釋放的感覺，其實是頗為極端的方式。不要說未成年人士，就連成年人看了，也可能會蠢蠢欲動想去一試，家長實在要小心，避免子女接收不良資訊。

今年中秋，本來是疫情緩和後的一個快樂假期，可惜一宗中三學童自殺事件，再次令社會響起「開學自殺潮」的小警號。一名居住在長沙灣的學童因為沉迷手機遊戲，以致令學業退步，他在復課後被老師發現上課時玩手機，最終他被沒收手機兼記缺點，孩子因此自尋短見，離開人世。

母親對於孩子沉迷手機，想好好幫助他，老師見他上課玩手機，所以沒收，一切情節都在成人世界中看似理所當然，不過在孩子的世界中，遊戲大過天，特別是疫情期間，大家時間又多，連之前不斷說打遊戲機可以成癮的世衛也衝出來說鼓勵巿民留家打機抗疫，孩子們因此沉溺打機，也是順理成章。

疫情當然有緩和的一天，學校總會有回復正常的一日，復課的日期可以決定，但孩子打機卻不是收放自如的。當大家在家工作抗疫疲勞時，打機可能是一種可以令大家留在家中時和平共處的方法，但當一切回復正常，我們就得想想要怎樣斷癮。而不少參與戒癮工作的朋友也提醒我們第一件事，要將任何成癮行為切割之前必須先確保安全。

以往有些戒癮方式，會將人困在一個安全的地方，讓他在幾天裡經歷斷癮的辛苦，之後慢慢回復，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快，但危險性高，因為在癮起的階段人的情緒容易失控。近幾十年發展下來，慢慢出現一些理性的方式，先讓成癮者了解自身情況，再嘗試幫他訂立可行計劃，慢慢將沉溺行為減少，例如原本一天打機八小時，可能改為六小時加一小時運動和一小時看電視，再每週／每月逐漸減少他的打機時間直至正常水平，過程中亦會因應他的情緒變化而改變計劃。

上一代對打機沉溺者的激進戒癮方法：剪電線、掉遊戲機，在今日的社會中，看來並不安全。孩子青春期，特別是初中，身心靈就在一個不穩定的狀態之中，每個人的抗逆能力差距可以很大，作為成年人，耐心地陪伴他們進入成人階段的最後一段路，給予他們多些支持，令他們有動力成長，雖然比起簡單的「行政措施」所花的時間較長，也較消耗心力，但為免出現不必要的悲劇，相信這一切也是值得的。

2016年，位於美國的數據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在美國總統大選中，在用戶不知情下，對facebook過千萬用戶的個人資料作出心理分析，為特朗普競選向個別用戶發出針對性廣告，企圖改變他們的投票決定。一美國市民David Carroll在英國以法律挑戰劍橋分析（因為該公司的分析和宣傳對英國脫歐公投亦有影響），要求它交出針對他所採集的所有數據。

我們的網絡足跡每年被以兆美元計算的產業開採了，數據的價值亦一早高於石油。我們的網上行為就是商品，留下的每個選擇、回應、對話……全都被記錄和分析，然而我們不知道科技公司如何把我們分類，數據又如何被利用。

隱形數據點

根據這紀錄片電影《以私謀權》，劍橋分析聲稱自己擁有美國選民每人近5,000個隱形數據點（data point），但如何把這些隱形數據點變為具體？這是我們不知道的，這也解釋了電影其中一位主角David為何要提控，迫劍橋分析提交對他採集的資料。

在過程中，劍橋分析前業務總監Brittany Kaiser是少數願意站出來把前僱主及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和盤托出的人。在她所提供的資料中，近十多年全球發展中國家的選舉中，劍橋分析都有插手對社交平台用戶作出針對性宣傳，手法是引起用戶恐懼或憤怒等，針對其心理，影響其情緒、政治想法及投票行為，她稱之為「武器級的宣傳策略」。

然而，到最後劍橋分析因清盤而避過了進一步被英美的司法部、美國聯邦調查局及特別顧問調查（專責調查俄國干預美國大選的部門）等部門追查，寧願被控告，亦不肯讓David知道他們如何分析他的個人資料。

數據權亦是人權

網絡帶來便利，助我們連結豐富的資訊，但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作為網絡用戶，並沒有多少人覺得需要保護自己的個人資料及數據，因為太「技術性」了，我們不知道會怎樣被人分析及作出針對我們弱點的宣傳。然而，這顯然是不道德、也是不公平的心理戰。電影提醒我們要覺醒過來，開始為保障個人數據擁有權而戰，因為這是人權。否則，我們可能輕易被人以心理分析來間接操控我們的行為及選擇而懵然不知，到驚覺其破壞力卻為時已晚。

疫情下，整個家庭在彈丸之家，分享著同一個頻寬，上課、工作、遊戲、睇片……戶外公共設施如公園、遊樂場等也因著疫情而被膠帶封著，打機、睇電視成為孩子消磨時間最好的工具。遊戲相關的產品不斷被炒賣，但同時家長又擔心孩子不斷打機會沉迷上網，回到學校可能會追不上成績和進度。明光社、基甸事工及香港基督少年軍在3月12及13日合辦了兩場網上講座：全城褪網運動 zoom家長小教室「孩子日日在家打機怎樣辦？」，與一眾中小學同學的家長分享怎樣調節自己，與孩子一起商討健康的網絡使用守則。

講員基甸輔導員何美琪小姐（Maggie）坦言，孩子在家百無聊賴，要看電視、打機、上網聊天是正常不過的事，家長千萬不要過份管制。孩子在疫情之下失去了學校的支援，不能與同學、老師見面，只能呆在家中，也要適應如何生活過日子。有家長在講座中坦言很難面對孩子，因為自己在家工作時實際上也是經常上網，甚至同樣不分日夜。Maggie認為因著疫情，在家使用網絡的守則應該有所不同，讓大人和小朋友學習，如何使用網絡，並強調上網有時、褪網有時的生活，必須全家人一起參與，而不只是大人單方面要求孩子。

筆者在講座中則分享到，在疫情之下，孩子停課不停學，同時因著父母也在家工作，會增加磨擦是必然的事，但這同時也是一家人重新互相認識的時候，我們可以好好把握這段時間，想想有甚麼可以一起做，促進彼此關係，無論是預備午餐、做運動、玩遊戲、做簡單手工、自製布口罩、維修家居等等，這都是全家人可以一起完成的。在外國，甚至有些家庭成員一起二創音樂，自製桌上遊戲等等。無論如何，家長可以想想有甚麼以前一家人沒有做過的，也可以一起嘗試。

最後，Maggie與筆者也強調，父母作為家中的大人，最重要是好好照顧自己的情緒，照顧好自己的心情，這樣父母才有心情照顧孩子的情緒。

新冠肺炎疫情下，最多人關心的除了防疫裝備外，更多人關注的是通訊工具，由於在家工作情況普遍，網絡會議工具、軟件突然大行其道，開一個會動輒用上半小時，隨著免費工具加長了開會時間，可以用得更久，因此過程中也常鬧出趣事（瘀事），以下是一些例子，大家可以想想應怎樣處理：

1. 如廁時或只穿內衣參與會議

有人參加網絡會議時，竟然一邊開會一邊去洗手間，即使關閉鏡頭，與會者看不到他的樣子，但沒想到沖廁聲會傳到其他人耳中；也有人在參加網上會議時，只穿內衣或如廁時將鏡頭對著自己的臉，以為這樣就很安全，但有時手機鏡頭一轉，所有人都知道他穿甚麼或在洗手間內。對這些事的觀點言人人殊：有些人以為不出影像就可以接受；有人認為去洗手間前向與會者發個訊息就可以，不用帶手機入洗手間內。其實除了從衛生角度出發，更要考慮觀感，應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聯想。

2. 隨意分享畫面

有些人在使用分享畫面功能時，未有小心收好不該給他人看的內容，如網上購物版面、網上八卦新聞版面、甚至與其他人的對話，分享出來之後才慢慢在所有人面前挑選要分享的內容，其他與會者看到這些內容，不免會感到尷尬、突兀，也令人覺得分享畫面的人事前沒有好好準備、不夠專注和專業。

3. 家人亂入亂說

有時候在家工作，孩子、配偶或者父母穿著睡衣、內衣在鏡頭前面出現，也會帶來一些尷尬，特別是在開工作會議時，可能家人並不知道素來自由自在的家突然變成了會議室，隨便說話、甚或講別人壞話、又或者孩子的出現會引來一陣喧鬧，打亂了整個會議。因此，使用網絡會議工具之前，最好和與會者及家人預先說明一下，讓大家有心理準備，也減少有關情況出現。小朋友相對比較難控制，可能開會時就要預先騰出一個空間來，給他們一些小任務去忙碌一下，以及拜託其他人照顧他們，之後才去開會。

4. 不斷「疊聲」斷線

網上會議，某個程度像電台節目，不能像現實生活中可以即時回應，有時必須照顧不同與會者家中網絡的速度。發言時要留意，減少「疊聲」的情況，別人說話時就得忍耐一下，待對方說完才說。為了令與會者聽得清楚，講話不能太快，要放慢一點語速，又或者將部份講話內容改為用文字、圖片表達，減少因為網絡限制而出現的表達障礙。另外，網上會議因著不同的人在不同空間，有時要接受一些限制，部份人如受限於家中網絡速度，一出鏡聲音就難以順利傳送，為了節省數據流量令聲音傳送更加流暢，應該讓他們可以不出影像。

5. 忽略私隱保障

開會和會議的內容未必與所有在同一空間內的人有關，例如在家中參加公司的網上會議，家人自然無需要知道會議的內容，因此開揚聲器實在不太好。有老師也坦言不太想出鏡，因為孩子的父母可能陪伴著他們一起「上課」，會有無形的壓力，也有與會者坦言不知道對方確實的位置，因為顯示的畫面只看到與會者的樣子，背景則轉換成圖畫。其實，不論是學習或開會，當使用網絡會議工具時，某程度也假設我們清楚知道與會者是誰，而參加會議者不應偷偷讓其他不相干的人加入。同理，與會者和老師拍的短片、發表的言論，理論上是給其他與會者和同學的，也不應截圖和錄影後放在別處。

網絡禮儀，不外乎尊重和包容，雖然不是在現實世界中見面，會令人遺忘了一些與人相處的規則，惟尊重不應分線上線下，也不應該因著對方不在你的眼前而有所改變。

參考文章：

〈網絡禮儀〉。《燭光》，第130期（2020年1月），頁8–9。

（原文於2020年3月6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昨晚（元朗西鐵站襲擊事件後的晚上）看到一位好友在臉書的一篇分享，他說他日間穿了一件自己很喜歡的白色T裇出外用膳，無論他走在街上、餐廳用餐或到店舖中選看白色或黑色上衣，都被人「眼望望」，上下打量。其實他也有分享到自己也有看其他人在穿甚麼顏色的衣服，大家走在街上，「從不同的人眼中感受到很複雜的感覺，好像包含了懷疑、距離感、猜疑、不信任……」

這陣子的社會氣氛令人繃緊，不單是因為市民向政府的訴求沒被聽見，令人對香港未來仍存有巨大的憂慮，此外，筆者還看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慢慢地變得猜忌和疏離，朋友所說的感覺也確實與我這陣子的感受相似，這種感覺也著實令人不好受。

記得在參與616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的第二天早上，因為要出外到一間學校分享，筆者穿上了一向鍾情的黑色裝束外出，在經過地鐵站時，被一名站在出口「觀察」四周的「市民」，以不友善的目光打量。筆者雖然一點證據也沒有，內心也不禁在猜想：「他應該是警察，似是在搜捕前晚發生衝突、仍然在逃的黑衣年青人，自己應該不會被搜查吧，又不是這樣年輕，但會不會被屈？會不會被粗暴對待？……」這連串的不安恐懼，不斷在筆者的心中浮現！

但後來回想，為何自己會有這想法？為何香港會變得如此令人不安？以前，大家不會因為衣服顏色而懷疑對方，不會走在街上而對途人產生猜忌和恐懼，不會在討論群組因為意見與大家不同而不敢說話，連感受都不敢說出來。當WhatsApp流傳指屯門、元朗、天水圍區晚上將會發生暴力事件，商舖就早早拉閘，大家放工便立即趕著回家，八時的街上便寂靜無聲，猶如宵禁一般，這一向安全的環境竟然變得這麼令人恐懼！

筆者沒有甚麼解決方案，只是慨嘆為何以往在這地的安全感、對人的信任、熱誠、關心和信任，好像正在失去。而分裂、猜忌、懷疑，甚至自我審查就慢慢在滋長著，自由的空氣也在慢慢變得窒息，這是大家想見的嗎？我們又能否有多點耐性、多點包容、互相體諒，站在別人的立場想想他們的難處，不隨便割蓆或指責，以保存我們香港人原有被珍視的價值呢？

若有人想令這地變得不安穩、缺乏信任及互相猜忌，令大家由團結變成一盤散沙，較容易被擊敗的話，我們除了Be Water之餘，[1] 也別忘記那種齊上齊落、互相支持、互相了解聆聽，更多包容及不輕易放棄的態度，因為落單就容易被擊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