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非、雙非、三非（上）

「打機」，在部份家長眼中，仍然好像是十惡不赦的行為，是萬惡的根源，特別面對在學時期的子女，有些家長認為打機與否是影響成績的最致命因素。就算沒有這麼極端的想法，人們普遍都對打機有一些負面印象，諸如影響學業、沉迷在虛擬世界裡、不切實際、容易令人脾氣暴躁、引發沉溺問題等等。的確，在電子奶嘴的時代，手機或電腦遊戲都是網絡原居民的日常娛樂，當失去這些娛樂，便會無所事事，正因如此，沉溺的狀況便變得嚴重起來。

打機是否十惡不赦？

其實就著「打機」與否的話題，都很容易成為父母與子女之間發生衝突的源頭。在上一輩的年代，關掉總電源、將電源線鎖起來或剪斷電源線，都似乎是有效即時阻止孩子打機的方法，但往往都令孩子氣憤不已，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有孩子因為父母禁止自己打機或課金而導致暴力事件、甚或慘案的發生。在明光社主辦的一個有關打機的講座中，[1] 分享嘉賓徐世諾先生（世諾）跟許多時下年輕人一樣有打機習慣，他憶述自己中學時期曾經因為打機與父母發生衝突，當時的場景是他正在玩戰略型電子遊戲《英雄聯盟》，這類遊戲的特點是：時間長、需要與隊友合作對抗敵軍隊伍、遊戲不能夠隨時暫停。每當臨近午餐或晚餐時，若然世諾正在玩這個遊戲，他不能夠隨時暫停立刻去吃飯，也不能離開遊戲，因為團隊少了一個人會有很大影響，離開或會被隊友責罵，當他不能抽身離開遊戲，而全家人在等他吃飯時，大家都能夠想像會發生衝突。

說到底，孩童、青少年打機本身有沒有問題？打機，看似是一項娛樂消閒活動，除了會令人感受到開心和愉悅的情感外，好像沒有好處。但其實遊戲本身也能夠訓練到孩童的「控制力」和「記憶力」，這對腦部的發展有一定的好處。[2] 除此之外，明光社前項目主任歐陽家和先生（家和）在同一個講座中指出，家長觀察子女打機也能幫助自己了解子女的特質，例如子女在遊戲中喜歡扮演狙擊手，代表孩子喜歡在安全的地方與人對抗，又或者子女喜歡扮演輔助隊友或提供治療的角色，可能就有助人的特質，子女可以在遊戲中認識自己，家長又可更認識子女。不過，縱使家長明白打機本身並非一無是處，但是打機成癮問題的確令家長頭痛，只要上網搜尋一下，就會發現不少的家長不斷尋求方法處理子女打機成癮的問題，有孩童因打機而令成績退步，甚至有孩童因過於沉迷而令脾氣變得暴躁，或有暴力行為。

課金成癮引發財務問題

打機所附帶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課金問題，即是在玩電子遊戲期間付費。現今世代，使用電腦玩遊戲的青少年已經少之又少，進入智能手機的時代，就是一切在電腦上玩到的遊戲都能夠在手機上進行。隨身攜帶的手機令遊戲不限在家中進行，在街上、等車、乘車等等的時間都可以玩。跟電腦遊戲相比，手機遊戲有一個更大的不同之處，就是課金功能，雖然電腦遊戲都可以課金，但只是少數，而手機遊戲幾乎全都有課金機制。消費者委員會亦曾指出，部份手遊在遊戲內大肆宣傳課金內容，包括首次儲值優惠、不斷彈出課金獎勵的頁面、推出限時抽獎物品讓人很想課金直到抽到為止，遊戲透過這些方式吸引人大量課金。[3]

而現實中，小朋友、青少年課金成癮的新聞亦有不少，有些小朋友會為課金問題與父母爭吵，因為父母不願意提供金錢讓他們課金，有些小朋友則偷偷用父母的手機玩遊戲，再用父母綁定在手機的信用卡瘋狂課金，金額可高達逾萬元，也有青少年為了課金而欠債。

溝通方為良策

面對打機與課金問題，從來都不應該一刀切地認為有關行為必然會帶來負面影響，其實適當的娛樂活動或消費都沒有甚麼大問題，但當去到一個極端的狀態時，一切看似正常的活動都會令人陷入沉溺和成癮的狀態，一旦沉溺，便需要花上不少的時間，才能讓成癮者走出來。家和在講座中有提到其中一個解決孩童打機與課金問題的方法——就是「溝通」，家長可與子女協商打機時間和課金金額，讓他們知道自己可以玩，可以課金，但不可以太過份，若然全然的禁止，只會加劇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衝突。他又指出，在子女打機時，父母宜了解子女玩的是甚麼遊戲，到他們想課金時，家長也需先了解購買到的虛擬物品是否真的有助提升遊戲體驗，如果是用於抽獎，宜制定金額的上限，抽不到就算了。另外，他認為值得為取消遊戲中的廣告課金，因為不少廣告內容都很敏感，不適合兒童觀看。

最後，有資深社工指出，在處理青少年過於沉迷網絡世界的問題時，往往令人容易遺忘最根本的人與人相處之道——溝通。其實家長需要放下「說教」的模式，以朋友的身份與子女有商有量，在適當的時機與子女進行雙向的傾談，讓青少年明白家長其實是守護者。[4] 傳統的管教方式，效果已經不太顯著，要讓關係變好、有效教導子女，父母需要付出相應的努力，溝通與身教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經濟學家葛尼奇（Uri Gneezy）及李斯特（John A List）所撰寫的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中，提到一間幼稚園的校長，為了家長可以準時接走自己的孩子，決定只要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家長付出一小筆罰款，結果是自從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到幼兒園，亦毋須再為遲到而不好意思，甚至有家長視那筆小額罰款為額外的託兒費，罰款政策推出後，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

近一兩個月來，垃圾徵費在香港鬧得熱哄哄，市民忙於了解使用指定的膠袋需要注意哪些事項，又要如何處理不同類型的垃圾，甚至人們一直沿用的塑膠牙籤或膠軸棉花棒，於4月22日開始便不得販賣，引發坊間搶購潮。今年當大家經歷過香港的溫度如過山車般的「大冷大熱」，不少人都明白保護地球實在是燃眉之急，然而，政府推出環保政策，一直都只是強調「徵費」，如有違規情況便要罰款（至少在港鐵車廂內播放的短片只交代了這類資訊）。當環保政策只向市民講「錢」時，相信不少商家及市民亦只會從成本方面去考慮，甚或想盡方法處理垃圾而少用指定垃圾袋，多於想到如何環保。

深圳最近新建了鯤鵬徑一號橋把兩山連接，橋的旁邊有個小小的提示牌，當中畫了一隻兔子，一條小蛇，並寫著九個字：「動物通道，行人請繞行。」設計師在設計這橋時，鋪了一些可以讓豹貓在下面躲避的石頭，為小動物栽種了花香類、漿果類的植物，也在橋上做了一些方便鳥類滑行的通道。環保除了罰款，還有更多。話說回來，對於前文提到的幼稚園，透過罰款來防止家長遲接子女，有人提議何不喚起家長的同理心，體恤老師的辛勞？

參考資料：〈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　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ShenzhenWeekly、《香港01》。2024年1月2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體育/984970/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AI（人工智能）發展迅速，我們不得不提高意識，探討它的發展對人類的影響及其倫理思考。2022年年尾，適逢元宇宙泡沫爆破，ChatGPT（人工智能驅動的聊天機器人）的推出，引起了很多人對它的關注。藉著大數據提供的答案，它可以自動生成文字、自動回答問題、自動摘要等，加上其文字表達能力佳，省卻了不少工作時間，但可能會「消滅」很多工作。連OpenAI的行政總裁Sam Altman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亦曾表示公司內部對ChatGPT的潛力感到「有點害怕」。[1] 於教與學方面，亦應了解它的影響、威力以及缺點，以致去決定在學習中是否使用及如何使用AI。

AI教學的利與弊
ChatGPT能夠以類似人類導師對話的方式與用戶溝通，當中有問有答，也會追問下去並進一步提出建議，帶領發問者繼續進深了解所問的問題，它因而受到許多學生歡迎。筆者於學校帶領有關AI的講座，當中有不少學生表示有使用ChatGPT來幫助自己做功課。然而，使用AI作為教育工具及學習工具，有利亦有弊。

作為教學的工具，不少AI可以提升學習體驗，做出個人化的教學，它能與學生作即時的交流，並評估學生的能力，作出即時的回應，針對學生的不足處作強化教學。甚至有些AI學習助手可以追蹤學生的學習習慣，提供個人化的學習路徑。[2] 而不少AI的設計亦加上了遊戲化學習的元素，使學生在學習中感到趣味。老師需要監察學生的學習進度，評估其能力及提出需要改進的地方，AI亦能在這方面提供便利的報告，及為個別學生作進度的評估。

對一些老師來說，使用AI可以讓老師在自動化的教育過程中騰出一些空間去計劃及研究教育方向，但他們也可能會感到少了一些保障，因為對人類教育工作者的需求可能會隨著AI的應用減少，令他們擔心失去工作。

不過，要將傳統的教學模式轉成AI教育模式的成本很高，而且難免會令教與學雙方都對AI產生技術上的依賴，亦會忽略傳統面對面教學及學習的體驗，失去了人際間在溝通、包容上的學習，以及互動體驗。教育的工作，不單是令學生在頭腦、知識上有所增長，其中還涉及人類的情感、對事物的感受、同理心、創意、批判思維等能力，這些都不是機器可以有效地傳遞得到。

AI可使人產生偏見？
AI所生成的答案都源自於工程師給它的數據（data），人們很多時都認為AI不會有偏見，因為「它只看數據」，何來偏見？但如果數據本來就有偏見或歧視成份呢？有專家指出，如果我們不假思索就盡信AI給我們的資訊，可能會不知不覺地成為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者，因為AI可能會帶著有色眼鏡看人，而一切是源於工程師提供給它的訓練資料。

如果訓練資料不夠全面或內容有所偏頗，其生成的答案就有可能有所偏誤或出錯，就如有科學家提出：現實生活中、職場裡的性別不平等，會導致AI判定擁有男性化名字的人比擁有女性化名字的人更會寫程式。[3] 此外，不夠全面的程式設計亦會導致有偏見的結果，而在設計的過程，也有可能在不透明的情況下加入了偏頗的資訊來推廣某些意識形態，這情況亦令人擔心。如果學生透過這些AI學習工具來學習或作出判別，有可能會吸收到偏頗的知識。

及早面對AI挑戰
在本地專業培訓教師的香港教育大學，積極推動AI在教育領域的科研及發展，容許學生可以使用ChatGPT，但要求同學誠實使用、列明出處及核實求證所得的資料。[4] 這邊廂讓準教師們能及早應用及適應AI，當然非壞事，然而那邊廂，網海有著許多由AI生成、以低成本製作、似是而非的資訊（包括文字、相片及影片），大眾都面對愈來愈難查證和辨別的資訊，師生們要面對的挑戰相信也會愈來愈大。

ChatGPT曾掀學界爭議

ChatGPT能替用戶解答難題，這令它可以成為學生做功課時的幫手（俗稱「槍手」），亦掀起了連場爭議，教育界關注學生使用ChatGPT引發抄襲剽竊等問題。時至今日，本港不少大學對ChatGPT的使用已較之前開放，容許學生有限度使用。[5] 學生如何適度使用ChatGPT成為了一個重要課題，在美國，有中學老師就提出，ChatGPT生成的文章整體看起來好像還可以，但用字及書寫的感覺十分生硬，也沒有辦法真實傳遞出個人擁有的情感，所以難靠它獲取高分。[6] 而在台灣，有大學教授更明言，若學生不當使用ChatGPT，只會加速未來被社會淘汰的機率。[7]

踏入2023學年，香港教育界實在風起雲湧。從大、中、小學，甚至到幼稚園，同一學年都發生了種種事件，由校內爭執，到被殺校，甚至賣校，有學校甚至要出動一人一萬元獎學金「搶學生」。

新聞日日新鮮，故事層出不窮。有人說，香港教育問題在於學童人數下跌，但其實這究竟是因？還是果？香港教育，究竟發生甚麼事？

香港教育制度，從來都是「贏在起跑線」：小朋友要考入心儀的幼兒班，幼稚園，才能有較高機會派到理想的小學和中學。以往名牌幼稚園「爭崩頭」的新聞時有所聞。然而一間創校已近60年的老牌幼稚園兼名校，卻宣佈在2024/25學年起停收幼兒班學生，在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校方指出停辦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學校入學人數持續下降，入讀新生「只有」300人（其實香港幼稚園很多都規模細小，全校也沒有300人），較以往每年的500人大幅減少；而同一時間，學校的目標客群：即年輕家庭移民成風。加上包括校監、校長、管理層等教職員團隊中，不少已屆或接近退休年齡，校方就乾脆決定停校罷了。

而學生不足的問題，其實一早已影響到小學層面。以往十多年，小學「縮班」和「殺校」已經時有所聞。在今年的「殺校」風潮中，位於香港老牌屋邨華富邨，幾乎由開邨以來已建校的天主教小學發出公告，因屋邨重建，和學齡人口呈結構性下跌，學校將會逐年停辦，學校由2024/25學年起停止收錄小一學生，直至2028/29學年結束後停止營運。當時教育局還只是輕描淡寫回應，表示會長遠規劃公營中小學學位供應，以「軟著陸」為目標，逐步有序調節學校數目。

但對於被「殺校」的一方，除了接受殘酷事實之外，還想繼續營運的，自然就會不斷努力掙扎爬到「死線」之上。位於長洲的一間教會小學，在新學年因小一收生人數只差一人，未達16人的「開班線」，因此在教育局的政策下，學校不能開辦小一班級。缺少同學入學，其實學校就像被判「死刑」。但學校不甘就此停辦，於是申請將小一轉以私立方式營辦，後來更出奇招搶人：表示「為鼓勵更多學童接受基督教以愛為中心的教育」，2024/25年度9月份入學的小一生，每人可以獲得由辦學團體提供10,000元「特別獎學金」。校方在公告中表示，除獎學金外，同學亦可以免費獲得六套校服、豁免書簿費及雜費等。在這奇招推出之後，社會議論紛紛，而教育局則指，根據《學校行政手冊》訂明，學校不應以金錢或物質吸引學生報讀或挽留學生，以維持學生的註冊人數。局方指出該種做法並不恰當亦不道德，但卻提不出更好解決問題的方法。

言猶在耳，殺校潮早已由小學蔓延到中學。港島灣仔半山另一間有64年歷史的老牌教會中學，辦學團體於2023年9月15日突然宣佈，已達成協議將其屬於私校的幼稚園及小學部，併入現時位於西九龍的私校香港道爾頓學校，而屬津校的中學部則於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然而這個類似殺校的「合併」，事前既未有對學校職員、家長進行諮詢，公佈時也引起巨大爭議。該校中學部的校長之後曾發聲明反駁辦學團體的停辦理由（如學校收生人數其實在持續上升，學校設施持續更新，反映沒有辦學團體所謂的財政困難），惟聲明在事後很快就從校網「被移除」。中學部的家教會主席力爭學校讓學生在原校完成中學課程，同學也拍攝影片，向行政長官李家超讀出公開信，希望當局能審視學校情況並給予新校舍；但通通不得要領。學生的影片上傳至社交媒體不足四天，與校長聲明一樣，又被下架。教育局則指，任何影響學生的學習和身心發展的舉動必須立刻制止，如果學校有管理不善的地方，教育局會嚴肅跟進。有立法會議員表示，辦學團體非因收生不足下交回辦學權罕見，辦學團體像從商業角度考慮學校營運，與教學倫理存在衝突。不幸地，由幼稚園、小學、中學的辦學爭議，愈演愈烈，及至大學層面，除了有自資院校收生不足的情況，連兩大龍頭名牌大學都出現辦學管理爭議，繼而爆出對管理層，和對校長發動「政變」，若是繼續說下去，像希伯來書作者所言，「時間就不夠了。」（來十一32）

誠然，香港人口下降，年輕家庭移民離港，都是導致縮班、殺校的近因。但若我們只問「病徵」，不問「病因」，以為靠著「輸入人口」就會解決問題，或是天真地以為人口會回流，那問題就只會繼續下去，病情也不會得到紓解。很可惜的是，香港教育，在回歸前後已經踏入不同的變革之中。歷經課程改革，會考變成DSE，加入國民教育科不果，到通識變成公社科，各種丕變之下，學校早已透不過氣。而經過2019年社會運動及疫情重創後，今日香港社會不少問題，在「國安法」、「被完善」的新形勢下，已變成難以啟齒。當政府給人的印象並不是立心解決問題，反而提出問題的人會因著不同理由被解決，一切，似乎都無話可說了。

同樣地，縮班、殺校，其實不只是發生在教會學校中。由官校，到其他辦學團體的津校也會遇上同樣情況。但我們都知道箴言二十二章6節的教導：「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會辦學，除了是營運一間學校，做好成績，成為名校，有好名聲（的確，由馬禮遜教育協會起，香港最早的教育工作就是由教會開始；而不論天主教還是基督教，基督信仰在中國，從來都有辦好學校的美好傳統），也是真真實實對信仰的實踐，和將使命傳承給下一代。這使教會辦學與一般學校營運（尤其對比一些以營利為目標的私立學校）有著不一樣的理念和價值觀。

可惜的是，若教會學校，不單不能持守應有的價值觀，反而變成「為營運而營運」、「為生存而生存」，要出盡奇招，甚至淪為商業計算，以「賣盤」來營運教學這門「生意」的話，不單招牌保不住，恐怕名聲也會賠上了。這不只是本末倒置，而是可惡和可憐。

這是個指引氾濫的年代，如要入職有規模或有多年歷史的機構，上班第一天就要看厚厚的員工須知，加入公務員或教師行列的話就更加是墮入無盡指引的深淵，若果不詳細閱讀，銘記於心，萬一誤搭學生肩膊，說了一句花名，可能亦會在這個事無大小都喜歡投訴的社會氛圍下，要作沒完沒了的解釋。當然，指引的出現，往往是由於有一些案例出現，為免大家重蹈覆轍而事先作出提醒，這些提醒本來沒有問題，但當提醒變得僵化，以及成為免責卸責的護身符時才是問題。

作為家長的其實在生活上自然有不少的忠告想給子女，問題是當忠告變成囉嗦便容易適得其反，失去了提醒的作用。在教養孩子時，父母在學業、上網習慣、以至性教育和戀愛拍拖等事情上，其實是最佳的同行者，透過以身作則、日常交談、以及一些家庭活動的安排，再配合簡單清晰的指引或規矩，潛移默化，子女可能更容易受落。

對於成年人來說，我們活在一個變動得太急速的年代，AI的發展令人喘不過氣來，當大家還未消化新產品的現有功能時，新的功能便已推出，而且效果幾可亂真，令人無所適從。另一方面，教會在日趨嚴峻的社會及宗教政策之下，要在不犯法也可能被指危害國家安全的新香港守住本身的異象與使命，就必須多點智慧和勇氣，繼續用愛心說誠實話，我們看不透世情，只能轉眼看著耶穌，學習與耶穌同行，在真假難辨的世代中努力做個真誠的人。

詐騙大學：有錢便來者不拒

最近北美基督教會爆發了不少性醜聞，例如加拿大超級教會The Meeting House有四名牧師因為涉及38宗性侵案而被捕；在美國方面，有充分證據顯示基督教音樂家克里斯．賴斯（Chris Rice）曾經性虐待男童，但最令人觸目驚心的事件，是今年5月美南浸信會聘請的獨立調查公司發佈了一份長達209頁的報告，該報告指出：在過去20年美南浸信會高層掩藏了許多神職人員性侵的罪行。

不過，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一樁程度比較輕微的教會醜聞：今年6月23日，拜登政府宣告取消向就讀「詐騙大學」（Predatory for profit universities ）學生提供的60億美元助學貸款，預估約20萬債台高築的學生不需要還款，教育部長卡多納表示，這是對各方都公平、公正的解決方案。所謂「詐騙大學」，是指以牟利為目的之學校和職業訓練機構，這類大學的收生門檻很低，他們的招生部門使用誤導性訊息來促使人註冊入學，例如承諾學生在畢業後將會前途光明，於是很多人向政府借出龐大的學生貸款，但結果很多學生不是沒有畢業，就是在畢業後並沒有得到期望的高薪厚職。一群受害的學生在集體訴訟案 Sweet v. Cardona 中投訴：他們付出高昂的學費，換來的只是劣質的教育，在這訴訟案中150間美國學府榜上有名，這包括了鳳凰城大學（University of Phoenix）、德福瑞大學（DeVry University）、大峽谷大學（Grand Canyon University ）。上述最後一間是基督教大學，以學生人數而言，大峽谷大學是全世界規模最龐大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機構。

有別於性醜聞，筆者對基督教大學抱著比較諒解的態度，說實話，世界上有很多種比辦學店更加有效的詐騙手段或者賺快錢方法，我相信起初辦學者可能懷有崇高的理想，但為甚麼後來卻會淪落到如此田地呢？讓我們回顧這類大學的歷史。

大峽谷大學：美國第一所牟利的基督教大學

大峽谷學院於1949年在亞利桑那州成立，起初是一個非牟利組織，當時亞利桑那州美南浸信會認為有必要建立一所以基督教信仰為基礎的大學，讓當地浸信會信徒有機會在就近讀書，而毋須前往遙遠的德克薩斯州或奧克拉荷馬州去入讀浸信會大學。然而，大約20年前大峽谷大學面對嚴峻的財務困難，於是董事會於2004年將大學出售，使其成為美國第一所牟利的基督教學院。為了生存和擴展，大學當局支付予招生員工的獎金和他們招攬的新生人數掛鉤，這違反了教育部的禁令，因此，在2008年美國聯邦政府起訴大峽谷大學，最終大峽谷大學就此案達成和解，支付了520萬美元罰款。

事實上，大峽谷大學的招生方法值得商榷，根據College Board 2021年的資料顯示，只有37%大峽谷大學本科生可以在八年內畢業，而全國的平均數是57%；這並不是一年半載的現象，根據 IPEDS 的數據，由2013年至2019年，大峽谷大學的學生畢業率遠遠低於全國的平均數和其他院校，以2019年的數據為例，2019年76%的佩珀代因大學（Pepperdine University）學生可以在四年內畢業，在大峽谷大學只有22%！大峽谷大學是來者不拒，只需要有錢交學費便可以註冊入學，絕大部份學生得根本沒有足夠程度去讀大學，他們無法畢業是已經預知道的。同樣位於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不齒大峽谷大學的做法，所以拒絕在任何運動中與這大學比賽。

自由大學：採用商業手法營運大學

其實，有不少美國基督教大學亦經歷過類似的財務困難或者醜聞，例如位於維珍尼亞州的自由大學（Liberty University）和位於奧克拉荷馬州的歐路．羅伯茨大學（Oral Roberts University）。自由大學是保守派牧師科威爾（Jerry Falwell ）於1971年創立的福音派學院，他的目標是為學生提供維護傳統信仰價值的高等教育。但是，1990年代自由大學開始陷入財務危機，科威爾牧師聘請他的兒子小科威爾去力挽狂瀾，小科威爾採用商業手法營運大學，例如在廣告中列出每學分的學費，而不是每門課程的學費，這樣看起來學費不算昂貴，在小科威爾苦心耕耘之下，從2012年起，自由大學成為全美國學生人數最多的基督教大學，直到2018年才被大峽谷大學超越。

然而，2018年《紐約時報》報道，自由大學的招生部門有 300 人，他們要每天招收至少八名新生入學，其中60名工作人員專門針對軍人，因為軍人更容易獲得聯邦政府資助，自由大學的學生在聯邦政府學生貸款排行榜中排第六。

歐路．羅伯茨大學：以死要脅的屬靈勒索

1962年，歐路．羅伯茨牧師於俄克拉荷馬州塔爾薩市（Tulsa）南部創立了一所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學，1978年他又在大學興辦醫學院，並於1981年成立了醫學信仰之城和醫學研究中心。但是，過度擴張令大學賬簿被紅墨水掩蓋，1987年，羅伯茨牧師宣佈，除非他在 3 月之前籌集到800萬美元，否則他會蒙主寵召。最後期限來到的時候，他表示這筆錢已經籌集到了，一位善長仁翁捐贈了所需金額的最後150萬美元，不過，最終其醫學院和研究中心在1989年仍然因為敵不過財政挑戰而關閉。

在本世紀初，該大學再度陷入財務困境，負債超過五千萬美元，但這一次繼任的校長再沒有說籌不到錢便會被神召回天家，也許這是因為「招式用老」，幸好信奉基督教的Hobby Lobby家族先後向該大學捐贈了幾筆巨款，它才渡過難關（如果你的教會或者機構需要資金，請你聯絡Hobby Lobby）。

結語

性醜聞完全沒有任何可以開脫的藉口，不過，很多基督教大學原先都有崇高的理想，無奈，現實的挑戰會令人變質。若果只是經營一盤生意而捱不起虧蝕，那麼大可以關門大吉。然而，基督教事工都是打著信心的旗號去創建和向前邁進，如果打退堂鼓的話，這好像是沒有信心的表現。假如硬著頭皮再衝向前，便可能會出現所謂「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例如大峽谷大學和自由大學濫收學生，歐路．羅伯茨牧師以死要脅，無可置疑，這是一種道德勒索或者屬靈勒索（「若果你不向我捐錢而任由我英年早逝，那麼你就是不重視神的事工」）。

負責任的研究人員常常說：一分證據講一分說話。同樣道理，何不一分信心做一分事工？

筆者在美國一所基督教大學工作，大學有一個部門名為「信仰整合」（Faith integration），目的是鼓勵教授將基督教信仰與教學、研究融合在一起，教授能否升職的條件之一，就是要通過信仰整合的考核，而這些考核包含了對信仰整合論文的評分。一位同事提出這個挑戰：「這些考核本身有沒有通過考核？」他的意思是：我們怎可以知道這些分數可以真正反映出教授的信仰歷程和表現，坦白說，「說起來天下無敵，做起來有心無力」的情況不時出現。我更加進一步說：「雖然我以數據分析謀生，但是我並不認為任何東西都可以用數字去衡量與充份表達，我並不反對評分，但這只能作為參考，不可以絕對化。除了量化（quantitative）的證據之外，我們還需要其他質化（qualitative）的指標，例如對教授行為的觀察。」

筆者沒有通過第一次信仰整合考核，當時系主任給我一個十分簡單的建議：「他們要求甚麼，你就寫甚麼。」於是後來我加入一些官樣文章，將自己的屬靈境界說得天花龍鳳，結果取得合格的成績。這種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現象，在研究方法中被稱之為坎貝爾定律 （Campbell’s Law）或古德哈特定律 （Goodhart’s Law）。 簡單地說，坎貝爾和古德哈特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一旦某些東西被確定為主要指標，為了達標，人們便會無所不用其極地操控分數。

這種現象亦出現在大學爭取排名榜上的位置，不同的排名榜有不同的準則，若果準則之一是大學投放了幾多資源在研究上，那麼大學當局便盡量將開支寫入研究的賬簿上。例如教授需要坐得舒服才可以寫論文，那麼買傢俬便可以撥入研究經費；如果同行徵引教授文章的次數被納入指標，那麼論文作者便會定下協議，互相引用對方的作品，甚至是自己大量徵引自己。例如，科爾查多（ Juan Manuel Corchado ）是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 University of Salamanca） 的電腦科學家，因為他的論文被引用了 39,000 次，所以他在谷歌學者（ Google Scholar）的排名是全西班牙第一百四十五，但其中許多是自引。

在這種氛圍下，有些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堆砌數字是不足為奇的。歷年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都公佈大學排名榜，但今年3月美國南加州大學卻要求這份雜誌將自己的教育學院從名單上剔除，原因是校方發現，過去五年呈報的資料都有錯誤，南加州大學的內部數據在過去20年都是由一位主管負責，憑著亮麗的數字，去年南加大教育學院在全美排名第十一。可是，在兩年前換了主管之後，南加大卻發現以往提交的數據資料很有問題。

這並不是孤立、個別的事件，在今年3月，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商學院前院長摩西．波拉特（Moshe Porat）被發現向《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提供不實資料，從而提高其商學院的排名，結果他被校方解僱，並且被法庭判監14個月。

即使在正常的情況下，分數能否充份反映質素亦受到爭議。ACT和SAT是美國大學入學資格考試，今年3月底美國喬治亞州大學系統宣佈，從下個學年開始，喬大系統旗下的26所學院不會要求學生申請入學時提交ACT或者SAT分數。無獨有偶，幾乎在同一時間，加州州立大學理事會教育政策委員會投票通過，今後加州大學招生不再採用ACT或者SAT成績作為錄取標準之一，未來加州系統的大學收生將會採用多元的綜合標準，來取代標準化考試成績，這些綜合指標包括了校內成績和學生的志願書。

年少時，筆者在香港曾經受過填鴨式教育和高壓力考試的荼害，我完全理解委員會不再採用標準化考試成績的原因。然而，我恐怕這些改革到最後仍然會落入坎貝爾定律或古德哈特定律的陷阱。當校內成績比較重要的時候，中學老師可能會「放水」；而學生的志願書更可能出現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現象。教育委員會這個決定，是希望能夠為來自不同社會階層、不同族裔的學生提供均等機會，但這種取向會形成了「標準化」的志願書：「我是來自一個貧苦的移民家庭，我父母是勞工階層，從未受過高深教育。英語並不是我的母語，我飽受歧視，經過了艱辛的掙扎，才可以爭取到今天的成績，我希望可以進入大學修讀政治學、社會學，將來致力於創造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每個人都可以有機會實現美國夢……。」

這並不是新鮮的現象，《紐約時報》記者佛利民（Thomas Friedman）曾經說過這個有趣的故事：很多印度年青學子都希望可以來到美國留學，但能夠成功申請到學生簽證的機會並不高，其中一關是到美國領事館面試。在某次面試中，領事館工作人員詢問申請者為甚麼想到美國讀書，那名申請人回答：「我的父親是傷殘人士，行動十分不方便，我希望在美國大學研究怎樣製造更加優良的人工義肢。」領事館工作人員深為感動，於是批准了他的簽證申請。隨後，大量申請人說自己想到美國的理由，是為了幫助親人製造假肢。

量化分析、分數至上主義固然有問題，但換了質化分析（例如自願書、面試），亦不能保證考核結果會更加公平，因為兩者都可能會受到操控，而且後者更牽涉到評審人的主觀判斷。如果讀者期望我會提出甚麼新標準、新評核方法或者解決之道，你會很失望。在英語中，萬試萬靈的良方被比喻為能夠殺死人狼的銀子彈 （Silver bullets that can kill werewolves），但我並沒有對付坎貝爾定律或古德哈特定律的銀子彈，我只能夠說，千萬不要執著於任何分數或者考核結果，也許這就是銀子彈！

第四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已於2021年10月29至30日假恩福中心舉行，除了現場出席聚會，亦可透過網上形式參與，今年共有超過450位朋友參與峰會。

身體神學與男女兩性

在主題演講「身體神學——重塑性別的尊貴」中，講員墨爾本若望保祿二世婚姻與家庭學院哲學博士何文康博士用了短短40分鐘簡述身體神學的淵源，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從他的牧養經驗，與青年及婚姻牧養工作所整合出來的神學反省，他認為教會面對性革命思潮、文化挑戰及國家的唯物無神主義，要有效牧養，需要與青年同行建立友誼，進行有血有肉的生命交流。

聖父、聖子、聖靈三為一體的神，按著自己的形象造人，吹了一口靈氣，使他成為有靈的活人，人既有身體亦有靈魂，神的靈使人可以分享神的理性及意志，具有思考及分辨的能力及選擇的自由。人有神的形象，指向人有位格（person），有理性和意志去做決定，與其他受造物不同，不能被物件化。人性來自神，有身體的位格（body-person），身體與位格分不開，人的身體以男性或女性的身體表達出性別特徵，這反映了身體的性別意義。人的位格來自神，人有理性可以認識、分辨和選擇，與其他動物只按本能來行事不同。

人的受造是因著神的愛，這個創造是美善的，但人在一切其他動物中找不到能相稱的配合者而產生孤獨，因此，神為他造了另一有位格、完整獨立的人。人在見到神所造的女人時說，她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三一神透過「身體 — 性別 — 男女共融」展現人有三一神位際共融的內在生命特質，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交付，聖父將自己完全交付予子，子知道自己的一切來自父，完全順服父的計劃。婚姻中的男和女之愛就是在人性經驗中完全交付自己，互相補充的範例。此外，神既是三位一體，衪的形象也是三一的，亦刻銘在每人身上；故此人亦被召走出自己，與人及神建立愛的共融關係，在接受神／他人及交付自己中成全其人性。父愛子，子愛父，聖靈自衪倆的相愛中發出；作為神的形象，在婚姻中的男女相親相愛，亦能產生後代，參與神的創造！

以同理心回應跨性別

另一位講員伯特利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李少秋博士認為，跨性別是扭曲神創造男女兩性的本意，人的生理性別透過性染色體XX（女）及XY（男）表現出來，外貌改變或增加減少身體的器官並不會改變一個人的性別，性別轉變或跨性別的出現是受心理及家庭動力（family dynamics）影響的結果，在科學上並不成立，不論是男跨女，抑或女跨男，都不是真實的性別轉變，就如一個人渴望自己是有錢人，因不能成為有錢人而產生苦澀，我們可以體諒他，但不能因此而認同他。面對跨性別人士，基督徒需要更多同理心，願意與他們同行，才能幫助他們重拾原生性別的尊貴。李博士認為身體是支持一個人的整體而非攪擾，身體在聖約婚盟的兩性關係中展現，而人之為人，除了身體還有自由及關連（relatedness）。他駁斥笛卡兒對人性心物二元論（Mind-body dichotomy）的理解，亦不同意西蒙波娃的「女人並非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李博士又指，如因自由，便強調人不要預設，就連性的身份、生理性別也不作預設，只著重人有互為的關係，這種講法便忽略了人必然受身體限制的事實，也忽略了這種限制對互為關係的影響。他指有神學家提出，人的存在藉情誼交往展現，可以與神關連亦與人結連，透過結連，人性得以展現。就好比一盞燈獨自發光，這光很有限，但如果很多光聚在一起，光變得很明亮，能照亮黑暗。

李博士總結人是按神的形象受造，更是從神親自吹一口氣而生，三一神同榮同尊，人被造是先男後女並不代表尊男卑女，兩性乃是平等的，人貴乎人在於互為交往的關係。

為教會紀律平反

教會若有肢體在性誘惑上跌倒，往往是一件不容易處理的事。教會很多時因著要在教會中做紀律處分，而被人批評不體諒軟弱的肢體，或者在過程中傷害了肢體的感受。在峰會的牧養座談會「性．誘惑．同行——重塑身體的尊貴」中，阿棍姊妹分享自己在教會紀律處分的過程中，感受到自己被愛包圍，當時牧養她的葉文偉傳道坦言，執行教會紀律時需要有更多牧養上的體諒、接納和支持。而曾在同性戀經歷掙扎的姜雁慈姊妹也表示，得到身邊弟兄姊妹的接納，是很大的支持。

80後姊妹阿棍分享，說15歲時已開始接觸男男同性戀（Boys’ Love，簡稱BL）漫畫，到讀大學時她不能自拔，除了家中有數十本漫畫外，更自己創作了三本同人作品。她說：「教會聚會完結或放學後，就心急回家看BL，沒有興趣與朋友出街，腦內充斥著BL畫面，不在自己控制之內。」同時她在教會生活，及後受浸，又在初中團契承擔一些事奉。那時她經歷到掙扎，覺得自己閱讀BL的狀態不好，最後向牧者坦白。當時牧養她的葉傳道當晚透過視像方式越洋分享，他指當時其實聽了大半天也不知道BL是甚麼，但欣賞姊妹願意認罪，遂依教會程序，為她準備祈禱小組，邀請她暫時停止事奉和領聖餐。

不少離開教會的朋友也說，曾遭教會紀律傷了他們的心，但阿棍卻表示，教會不只有紀律，還有很多愛，她在接受紀律處分的過程中有姊妹的陪伴，甚至連去燒自己的BL漫畫也有人陪伴在旁，令她覺得過程不是一種懲罰，而是一種很大的接納，她說：「紀律處分讓我有空間處理我的罪，那半年對我的信仰扎根很重要。」及後她在服侍性小眾群體的機構新造的人協會，做文字事工，造就了更多生命。

自小有同性戀傾向，一面參與教會事奉，一面維持同性戀關係的姜雁慈表示，與同性有親密關係時可能會感到很開心，但及後內心的空虛和不滿足令她知道自己的做法不好，但她內心有很多框框，以為教會不可能接納自己。當時身為執事的她，選擇了向執事會坦白，她指教會的執事是終身制的，她沒有想過執事會非但沒有責備她，反而是接納她，並為教會在她艱難的日子裡未有與她同行而道歉，這令姜雁慈特別感動，同時為自己多年沒有坦白而道歉。

葉傳道承認，在不同的性議題中，傳道人不可能甚麼都接觸過，更有可能的是教會面對很多新的情況，是第一次處理眼前的情況，所以今日的教會面對肢體不同的關於性方面的狀況，可能要學習更多，但他認為團契作為支援的群體，大家互相支持，陪伴，同行仍然是最重要的資源。

讓孩子喜歡自己的性別

在峰會的成長講座「教育孩子——重塑男女的尊貴」中，講員救恩學校助理校長姚黎丹雯女士分享到，盼望父母能讓孩子喜歡自己與生俱來的性別，覺得自己是尊貴的，在成長路上更加幸福和愉快。

姚女士邀請參加者做熱身活動，請參加者用紙寫下喜歡做男孩子還是女孩子及其原因，又邀請大家想想，喜歡生男孩子還是生女孩子。姚女士認為無論生男孩子或是女孩子都甚美好，包括性情、體質、興趣和社會角色等，兩者各有其獨特之處。她認為父母普遍對兒子和女兒的要求不同，例如男孩子要堅強、不輕易流淚，女孩子要細心、儀態萬千等，這類想法或會限制子女的成長。假若子女無法做到這些要求，或會對自己是否能成為男孩子或女孩子產生自我懷疑。

姚女士指出因現代社會提倡個人主義及高舉自由，或會令某些人覺得自己能決定本身的性別，以心理性別認同代替生理性別，容易造成性別混亂。因此她認為父母應從小引導子女喜歡自己的性別：做一個快樂的男孩子，將來成為快樂的男人；做一個快樂的女孩子，將來成為快樂的女人。她分享了以下八個教養重點：

一：切忌重男輕女或重女輕男，讓子女感受到自己是被無條件接納和欣賞自己的性別。

二：肯定子女性別及注意其心性發展，多稱讚和肯定子女出生被賦予的性別。

三：父母兩性角色彼此相愛和尊重，讓子女明白兩性都是美好的、平等的、有強弱的，彼此輔助成長。

四：要接納子女的獨特性別氣質和性情，每人的性別氣質比例各有不同，但並不會影響到其生理性別。

五：不要讓子女擔當／代替配偶的角色，讓父母都親近子女，也要維持良好的夫婦關係。

六：幫助孩子建立同性友誼。

七：父母要同心協力教養子女。

八：努力建立父子情、母女情。

「基督教性倫理峰會2021」由愛家共融網絡主辦，協辦機構包括：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阡陌社區浸信會、明光社、香港性文化學會、維護家庭基金。

編輯：謝芳

「你們也是這樣，如果用舌頭發出人聽不懂的話來，人怎會知道你所講的是甚麼呢？這樣，你們就是向空氣說話了。」《聖經新譯本》（哥林多前書14:9）

學生剛回復半日課不久，考完試後，很快又到暑假！相信不少家長又開始苦惱孩子於暑假可做甚麼事？是否要繼續努力買補充練習，讓孩子補回疫情在家追不上的課程進度？明白家長的憂心，或許這些都可以做，不過，學生除了讀書以外，應該都有他們休息、娛樂的時間。在當中，他們仍然可以放鬆地去感受和思考。誰說一定「勤有功，戲無益」呢?

遊戲是……

說到遊戲（Game），一開始就是讓人放鬆的娛樂活動之一，也可以是競技、分輸贏，體育活動也是由遊戲演變出來。而遊戲當然也可以有教育意義，但請不要過於功利主義，不是所有遊戲都一定要有「教育」目的。也許，大家會立即將「遊戲」聯想到「打機」。但除了網絡遊戲，其實還有數不盡不用看螢光幕玩的遊戲……。讓我們先略講遊戲的基本性質吧。

遊戲概括來說，包括了遊戲規則、目標導向、娛樂性、交互性及二象性等性質：每個遊戲都有其「規則」，不同的規則對遊戲活動的限制不同，其學習難度、運行難度、再創空間（即自由度）也會不同；而「有明確的目標」是遊戲的核心元素之一，因為這樣才能吸引玩家的注意力，提高參與度。「娛樂」是遊戲最為重要的屬性，是低功利，甚至是無功利的人類活動。「交互性」就是指遊戲的樣態，會因我們的介入而產生著各樣的變化，如魔方（扭計骰）會因玩家扭動它而改變它的形態。而遊戲本身是一件「作品」，或有其虛擬的規則的創造物，是靜態的，但當人們在玩它時，它就變成動態的活動，當靜與動的特性在互相轉換交替時，就有著其「二象性」。

從實體面對面玩的遊戲，到網上虛擬遊戲，我們都會看到上述的性質，對於認知能力有一定程度的人（7-11歲或以上），遊戲的規則及目的已經是必需有的，否則就失去其意義，遊戲也會變得沒趣。

不同的遊戲有不同的規則、設定及目標，有些可能比較寬鬆，有些可能較為嚴謹，但都是很「神聖」的！玩家都會產生一種暫時脫離「現實」世界的散亂及自由，投入到當中的設定、時空，並領會、相信、想像及專注於遊戲當中，正因為認真對待規則及設定，在對壘、比拼或越過難關時就會產生緊張和刺激之感，及後就會覺得充滿樂趣，回味時更會領略其價值及意義。

不同的遊戲種類

如上文所提到，遊戲有很多種分類，如把它們分為線上線下遊戲，線上有手機遊戲、網絡遊戲；線下有桌遊或沒有道具也可玩的遊戲。另外，可分個人或團隊遊戲；也可概括分類為動作、冒險、角色扮演、模擬、策略、運動、益智及空間等不同種類遊戲。

有些遊戲時限比較短，一局即完，但可以重複玩，如桌遊，簡單考玩家反應及組合能力的益智遊戲，如UNO、魔力橋、快手鬼鬼；到要多點幻想、觀察、推理的妙語說書人、阿瓦隆、狼人殺等，時間雖短，但卻能使玩家極為投入，產生無窮樂趣。

而線上的遊戲，個人遊戲如數獨、解謎、密室逃脫遊戲，至多人線上遊戲如英雄聯盟、王者榮耀等都有不同的難度關卡，一級一級的上升。不少網上遊戲會使用PBL遊戲化思維模型（即Points 點數、Badge徽章及Ladder排行榜）來設計，玩家除了有分數外，還有被賜下徽章及可爬升級數，讓玩家廢寢忘餐地去追逐，吸引力極高。其設計者是有心放入使人成癮及容易「貼著」的元素，以便賺取廣告或課金，所以玩家在自控力及時間管理上面要特別注意。

然而，線上遊戲是否絶不可取? 非也。根據《遊戲學》一書有關遊戲的教育功能有提及：「不少遊戲本身是對音樂、建築、繪畫、攝影、電影等多種藝術形式的綜合與創造，能夠給人以美的熏陶，許多遊戲中還融合了大量歷史、文化、科技知識，可以激發玩家進一步了解的興趣，激發玩家的參與動機，促進自主學習的開展。」書中還提到如《文明》系列及《大航海時代》系列等遊戲，更像是一本人類歷史百科，使人邊玩邊能吸收豐富的歷史地理文化知識。

如學習能像玩遊戲一樣

說到這裡，筆者不禁細想，學校的教育是否同樣能激發學生的「參與動機」，並能「促進自主學習的開展」呢? 如未能的話，問題在哪裡?在於教導方式抑或是學習氣氛未能使學生投入，以致未能使學生寓學習於娛樂？如何能使學習增添樂趣?

教導子女有獨到方式的陳美齡女士曾於《讓孩子面向未來--30堂家長必修課》一書中提及，除了家長自己應作榜樣，喜歡學習、閱讀，並應了解子女擅長學習的方式（如多靠看、聽或觸感來學習？）外；也可讓子女有機會從體驗中學習，令他們感到學習是玩耍、玩耍是學習。又或是，起碼能讓孩子擁有他們自己的遊戲時間，享受遊戲世界，亦讓他們學習管理時間，遊戲時遊戲、學習時學習吧。

參考書籍：

1. 《遊戲學》（第一版）。 (2019)。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 Huizinga, J.及傅存良。 (2014)。《遊戲的人 文化的遊戲要素研究》（Homo ludens : a 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in culture）（第一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3. 何聖君。（2020）。《行為上癮——從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行銷學的角度，完全解析智能社會下讓你入坑、欲罷不能、難以自拔的決策陷阱》（第一版）。堡壘文化。
4. 陳美齡。（2019）。《讓孩子面向未來--30堂家長必修課》。三聯。

記得當時還就讀小學三年級的小女兒，有一天放學回家告訴我：她今天在閱讀堂時睡覺。我好奇想知道她如何睡覺？她說坐在一旁睡覺，不用閱讀圖書。當時，我已覺得有點奇怪這好像與香港的教育方式不同？老師不會責罰不聽指令的學生嗎？可以容許學生做不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份內」事？由於小學的課程和要求都比較簡單和輕鬆，又臨近暑期，我覺得沒有需要特別對她的選擇作出太多的評價，只認為是老師或學校的彈性安排。

之後因為搬屋，小女兒必須轉去另一間學校升讀小學四年級。開學不久，有一天她放學回家時非常雀躍地告訴我：「老師說我們有自由（liberty），可以有自由選擇自己鍾意或不鍾意做的事情。」我好奇地問：「所有事情都可以自由選擇嗎？」她得意地回答：「當然啦！甚麼都可以；鍾意吃甚麼就吃甚麼、鍾意做功課就做、不鍾意做就可以不做……」然後滔滔不絕地發表她的自由論。最後，她還決定不做某功課，因為她深信自己有自由作這個選擇。

於是，我又好奇地追問：「老師有沒有告訴你自由選擇會有後果的呢？比方說，某個學生決定不做功課、不準備考試、不參與課堂等等，雖然老師尊重他的選擇，但他卻會損害了自己的學業。」她想了一想……我們的自由談就擱在這裡。

事後，我也想了一想，我的一個朋友，她常常提及她的女兒對學業態度的選擇也差不多是這樣。她的女兒常常說：「我並不在乎（I don’t care）」；把我的朋友給氣死，因為她女兒自由地做了自己的選擇。起初我以為是個別老師或學校的教學原則；慢慢我發現這可能是自由社會的一個特質。一向也聽聞美國是一個非常自由的國家；人們鍾意自由、鍾意「有得揀」。在日常生活中充滿選擇，讓人可以百分百體驗自由的實在。例如你可以在眾多不同的電力公司中選擇你喜歡的供電公司；然後再在其內選擇眾多不同款式的電力計劃。可是，我從沒有想過在學校裡也可以那麼具體地體驗自由。

另一方面，我驚訝學校在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時；卻不同時地告訴他們是需要為自己的自由選擇而負責；甚或分析其深遠後果！那麼，只懂享受「高度」自由而不理後果；而不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的學生，他們未來會造成甚麼的社會問題？例如會否增加了社會成本？

再者，一個幾歲大的小學生在自由「無上限」的情況下，能否懂得作出「有限制」的適當選擇？學校應否也讓學生知道要以尊重別人的自由為自己選擇自由的基礎？例如，有學生選擇偷取同學的財物；同時卻使他人的利益受損。這不僅是事敗後要受法律制裁；而是這偷東西的同學是在侵害別人擁有自己財物的自由。即使沒有事敗，這偷東西的同學仍是把自己的自由建基在別人的不自由之上。

倘若學校要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應否也告訴學生在運用其個人自由時，可從不同向度去考慮；而非只教學生自由是憑自己的個人喜好為唯一向度？例如，運用自身自由時，會否與自身利益有衝突、與別人利益有衝突、法律有衝突、與家庭和社會規範（social norm）有衝突、以及與自己的信仰有衝突等等？事實上，從不同的向度去考慮作出自由選擇；當然也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畢竟，學校、同輩、傳媒和社會等每天都在灌輸不同的倫理道德價值觀給我們的孩子。所以，作為家長，我們不能掉以輕心；願我們能一起參與子女們個人成長根基的建立工程，這遠比單單關心他們的學業成績重要。

悠長的假期快將結束，莘莘學子下星期一（2/9）將繼續學習的旅程。今個暑假，香港人經歷了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由《逃犯條例》修訂所引發的社會衝突和矛盾，不斷白熱化，暫時仍看不見有止息的跡象，網上流傳有人發起開學後欺凌警察子女的運動，作為對警察濫用暴力的報復。

校園欺凌在香港本來已經非常嚴重，2017年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表於2015年在72個國家和地區中的15歲學生身心健康調查結果，發現香港的校園欺凌情況屬全球之冠。受訪者中多達32%表示曾於一個月內被同輩多次欺凌。本港今年也發生了多宗嚴重的校園欺凌事件，當中以一名男學生在課室內被困在椅子下，遭受同學「扭耳仔」，甚至被多位同學脫褲打屁股；以及女學生懷疑被同校男學生襲擊及非禮的事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因此，現時絕大部份學校都有反欺凌政策，處理校園欺凌及暴力的問題。面對開學後可能會出現的警員子女遭欺凌事件，校方不宜過份緊張，但也不能當沒有事情發生，首先應運用現有機制處理，相信大部份學生都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不會作出傷害同學的行為，但既然有人放風，作為保護孩子的家長和老師，也要作一些預防工夫，防止悲劇發生。

學生被欺凌的原因很多，包括：身形、性格、性別氣質、成績、甚至沒有原因，現在再加上家庭背景、父母職業、政見，情況可謂非常複雜。欺凌本來便是相當難察覺得到，亦分為看得見的欺凌和看不見的欺凌兩類，看得見的欺凌是可以從身體上留下的傷痕而被察覺，看不見的欺凌則較容易被忽略，如排擠、孤立、網絡欺凌，如開了一個全班同學的WhatsApp群組，但卻突然將某些人剔出群組，令他們無法知道一些重要訊息。兩者對受害者的傷害同樣大，包括影響個人的自尊感及自信心，嚴重的更可能會患上抑鬱症，如沒有妥善處理，將來更可能會出現妄想症／妄想被迫害症。

面對校園欺凌，學校可以做一些預防的工作，為學生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鼓勵學生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不要欺凌同學。老師、學校社工及家長在開學初期，要特別留意學生的情緒，如遇到欺凌事件，學校需要介入及教導。

老師、學校社工及家長要特別留意學生有否以下徵狀：

害怕返學

敏感及易怒

無故哭泣

悶悶不樂

晚上發惡夢

社交退縮

恐懼參加分組／小組活動／功課

討厭自己

自卑、自殘

開學一段時間後仍沒有朋友

如發現學生有上述徵狀，教師不要立即認為是校園欺凌，亦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校方切忌先入為主地認為是校園欺凌，假如真是欺凌事件，校方要一視同仁地嚴肅處理，保護所有受欺凌的學生，切勿單單保護警察的子女，否則，因為標籤效應，反而引起學生更大的不滿，效果將適得其反。在香港現時這個缺乏互信的環境下，假若老師及學校社工不在校內高調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並禮貌地對待持不同政見的老師和同學，讓學生從老師的身上感到校園是能夠學習互相尊重和包容的地方。並鼓勵同學多作換位思考，代入對方的身份和立場，加強他們的同理心，相信有助減少欺凌，更能提升那些有警察家屬的學生及家長，向學校尋求幫助的動機及信心。

這場《逃犯條例》修訂所掀起的社會矛盾及衝突，令警察和市民之間失去互信，雖然重建尊重及互信的道路非常漫長，但不傷害無辜的孩子應是社會的共識。讓每個學生在一個安全及和平的環境下學習是學校的責任，而作為專業的老師及社工，絕對不應因為學生的家庭背景或父母的職業而有差別對待，讓我們一起為莘莘學子提供一個友愛校園，善用既有的「大哥哥大姐姐計劃」或師友計劃，為學生提供足夠的支援系統。

試想像，森林學校舉辦考試，考生包括了猴子、小鳥、魚和大象，試卷的題目是：爬樹，結果可想而知，猴子的成績一定是最好，考生雖然都面對相同的題目，但這樣的考試公平嗎？「愛童行學園」負責人吳志堅先生（Kinal）透過以上的例子，告訴大家香港教育制度不公平的現況。5月28日的「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請來嘉賓Kinal，跟大家分享他所辦的學校，如何將人性化教育延伸開去。

迷失的一代

Kinal指香港教育制度實行的是精英制，只有少數學生可以唸大學。換言之，很多學生只能在學習過程中「陪跑」，有的由小學開始已注定了他是不能走下去，他在學校的日子彷彿是在浪費青春。在一些排名低的Band 3學校裡，老師也只要求學生在班房裡不要嘈吵。他指媒體往往喜歡吹捧成績出眾的狀元，只要一有狀元出現，媒體就會說他所唸的是名校，他不明白，為何沒有人問其實那間學校到底有多少人是不合格的？他指香港的教育如此畸形，就像一間工廠不斷生產大量失敗的產品，為何還要繼續？

Kinal指出，在香港這種氛圍之下，迷失的不只是學生，就連家長也迷失了。例如孩子考試得98分，家長們可能只會想，為何孩子會失掉那兩分，拿不到滿分。他認為在這種教育氣氛之下，人們往往只看到問題，挑剔別人的錯處，社會也變得不懂欣賞別人。

學生面對過多的功課，承受著巨大的壓力。Kinal便認識一位家長，他的女兒唸中二，自幼稚園高班開始，便因為做功課和上不同的興趣班，每晚近一時才睡，一星期七天都要學習，令身心因為飽受壓力出現了問題。他慨嘆，每年都有學生自殺，因為他們感到絕望，不知道生存為了甚麼。他認為小朋友自幼便給功課包圍著，而他們最需要的其實是玩，可是他們卻要做好功課、有好的成績，以此來交易，才有機會去玩。而他們眼見成年人的生活同樣辛勞和沒有生命力，這樣的人生，還有甚麼希望可言？

無牆學校

眼見填鴨式教育制度下的種種問題，Kinal認為只是指責而沒有行動是沒有意思的，既然路是靠人行出來的，他便在三、四年前，毅然決定開辦「愛童行學園」。學校參考了德國、芬蘭的體驗學習模式，讓家長們有多一個選擇。辦學之初，他透過社交媒體，宣佈自己要開辦一間無牆學校，他解釋學校無牆是因為要讓學生直接在真實的環境裡學習，整個社會都是學校。消息公佈後，竟然有100多位家長表示有興趣讓孩子報讀，連Kinal自己也覺得驚奇，由於當時學校連老師都沒有，他便著手聘請。學校和別的學校一樣，在9月開學，但當時到了8月僅得一人交了學費，他惟有再次招生，到了正式開學，學校只有10個學生，其中一個更是Kinal的女兒，老師則有五個，師生比例是1：2，他笑言沒有甚麼學校可以這麼厲害。其後，因著媒體，如電台、報紙、雜誌的介紹，到了10月時，學生也多了一點，「愛童行學園」就這樣開始了。

無牆學校顧名思義就是沒有特定校舍，老師會帶學生進入社區，在不同地方上課，例如到公園、沙灘、博物館，郊外，或到不同團體中間學習。Kinal表示，學生在實際環境裡可以到處探索，例如幼兒班的學生會到公園上課，學生可以自由探索花、草、樹、木、昆蟲、周圍的設施，和接觸公園內不同的人。他指小朋友的特質本來就對事物充滿好奇，讓他們發掘自己感興趣的事物，比強迫他們坐下來，被動地吸收知識，更為人性化。而學校亦採用了混齡學習，例如幼兒班是讓二至四歲的孩子一起上課，初小班讓五至八歲的孩子一起學習。他指，這樣的學習環境與我們的社會更加相似。

讓同學選擇課題

Kinal介紹，學校會透過Design Thinking（設計思維）模式教導學生，例如早前有一幅清潔工人在公廁吃飯的照片流出，引起社會熱烈討論。學校就會讓小學同學想想，有何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同學首先要親身到公廁，訪問一下清潔工人，了解他們面對的問題，期間他們了解到，其實工人不一定要在廁所裡吃飯，只是因為戶外地方很曬，所以工人才選擇在廁所吃。學生在整個過程中，往往體會到工人的工作一點也不容易，並培養出對別人的愛和同理心。他補充，設計這類專題功課的目的不是為了要學生填寫工作紙、交功課，學校也沒有硬性規定同學要探索哪一個特定課題，相反，老師是讓同學主導，自行選擇自己想探討的題目。不過他們一旦決定了做哪個題目，就要負責到底，絕不能因為到了公廁覺得很臭便嚷著要離開。

Kinal又表示，學校裡也有SEN（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如患有自閉症、過度活躍症的學生，但比例不多。他提到有位SEN學生，初來時還在吃藥，由於情緒不穩定，以前他在宿舍時會被綁起來。他來到學校，第一天便對老師和同學動手動腳。對於這種情況，有新來的老師就曾經勸Kinal不要收這個學生，以免影響學校，但他對此卻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說，要讓其他的小朋友和家長知道，社會是有不同類型的人，他們要學習怎樣和他相處，因為他也是社會的一份子，大家不能只接納自己願意接納的人，他更認為這是一個學習的機會。漸漸，這個學生有所改變，他的情緒變得穩定，更不用吃藥，就連跟進的社工也嘖嘖稱奇，他在學校至今已近兩年了。最近又有另一位情緒不穩定的同學來了學校，這位已融入學校生活的同學竟然走出來對其他同學說：「他就像以前的我，大家給他多些時間。」Kinal覆述事件時，欣喜之情溢於言表，可見看著孩子成長，讓他感到相當鼓舞。

雖然在當晚的分享中，提出了不少對現今教育制度的質疑，但Kinal仍強調，沒有一種教育是最好的，所謂的好與不好，其實是指適合與不適合學生，他直言他所辦的學校也不會適合所有學生，他只是希望在現今的教育制度下，能為學生和家長提供多一種選擇。

香港教育，實在進入了多事之秋。多年來，不論政策、學制、管理、人事，由教育局以至大中小學和幼稚園都曾經分別出現問題。學童自殺事件早已叫學校苦於面對；豈料，又有小學教師疑因工作壓力，在學校裡墮樓身亡……[1] 連老師也踏上不歸路，難道香港的教育環境真的變成了師生的監獄、甚或煉獄？

事實上，近年香港學童自殺案長期居高不下，引起社會關注。2017年政府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探討如何防止青少年自殺。然而，該工作小組原來已在去年10月解散，政府對學童自殺問題被質疑「高高舉起，輕輕放下」。[2]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指出，2016年香港15至24歲青少年的自殺率是9.5，比2012年的8.3高。中心又發現全日制學生的自殺案件由2012年的19宗增至2016年的29宗，增幅逾五成，自殺率則由4.6上升至8.1，增加了76.1%。中心總監葉兆輝教授指，從前學校或會是一個預防自殺的屏障，可以及時識別並支援有情緒困擾的學生，但數據意味著此屏障的能力可能逐漸失去了。[3]

誠然，假若我們看不清今日香港教育問題的根源，再多的改革，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終究不能根治病情。從生命倫理的角度思考香港教育的「病因」，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一點端倪。

首先，今日的香港教育，變成了只有「價值」，不見了「價值觀」的教育。有趣的是，用「Google 翻譯」，若大家在中文那邊鍵入「價值」，英文的對應詞是「Value」，但若輸入「價值觀」又如何？英文的翻譯仍舊是「Value」。可是，兩者的意思又豈會一樣？

參考「維基百科」，「價值」可視為能夠公正且適當反映商品、服務或金錢等值的總額。[4] 然而，這充其量只是對一樣事物（或人，雖然這並不恰當）的客觀量度方法，衡量事物「有無用」或「幾有用」。

相反，「價值觀」是判斷事情的對錯、做選擇時取捨的標準，簡言之，就是人用來判斷「好與壞」的標準和方法。我們都知道，有益的事物才有正面價值。但在現代社會中，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抬頭，標榜著「中立」、「公正」、和「可量化」的「價值」慢慢取代了「價值觀」，量度事物的「好／壞」的標準是參照它的功能和效用。所以，同學讀書是為了有「好成績」，更要透過終身學習來「增值」自己。而一旦沒有「價值」就成了無用的失敗者。不幸的是，除了學生，還有教師也受這扭曲的價值觀折磨。早前有老師自殺，有議員非但沒有表達同情，只強調當事人：「要堅毅，唔好建立依啲消極態度。你唔單只累死自己，仲累死別人！」[5] 在一些人眼中，老師彷彿只是一件有教育功能的工具，若發揮不到自身功能已是錯，就是要死，也不應「累街坊」，卻忽略了老師本身也是人，也有需要被關心和支持的時候！

在這樣扭曲了的教育價值（觀）下，很多就算原本帶有「良好意願」的改革，到實行時非但不能改善現況，甚至會「衰過以前」。就如小學改為全日制，原意是想同學們上午上課，下午可以較輕鬆的做功課或參與課外活動。結果，因為考試升學壓力，學校要延長課時、增加操練，學生因此變得更忙，放學後仍要面對大量功課！

到了中學，原本為了減輕考試壓力，也想同學有更多學習體驗，實行多年的香港中學會考（HKCEE）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HKALE）被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取代。經過多年的適應，新制度變革出來的效果並不理想：減少公開試次數變成「一試定生死」的終極挑戰。文憑試中部份科目設校本評核，其原意是評核不易透過公開試反映出來的學習成果，但這卻令考生、老師和學校承受更大壓力。自去年開始，中國歷史和歷史科的校本評核亦已取消。[6]

好不容易進到大學，學生以為可以逃離考試制度，但原來各科成績平均積分點（GPA）的競賽仍然繼續，畢業後還有持續進修，高等學位，專業試。即使想一心追求知識，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但撰寫研究論文的數目亦成為了量度工作成效的指標，它更是爭取資助的工具！就是辦學，學生的成績是量度老師工作能力的指標，老師更要被一班「用家（學生）」評核表現。難道這就是今日教育的終極「價值」？難怪學生和老師都壓力爆煲。

除此以外，在「價值」取代了原有「價值觀」後，衍生出更具破壞力的「價值中立」（Value-free）教育思想。這原意本是可取的，作為老師，我們應該教導學生自己思考判斷，而不是強加自己的價值觀予學生。但演變到今日的教育文化中，老師完全不能將價值觀傳遞給下一代，否則就會被批評為「洗腦教育」，這明顯是過了火位。結果，「價值觀」就變質成「有無用、中立、放任」的代名詞。

而沒有「價值觀」的教育，更嚴重的後果是背離了教育的初衷。韓愈在〈師說〉中提出：「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老師的職責就是向學生傳授道理、知識、解答他們的疑難。人不是一出生就有知識，誰能沒有疑難？若人有了疑難，卻沒有老師可以請教，那些疑難是很難會有答案的。當然，老師也不是萬能，但他們可以為學生樹立榜樣，幫助學生建立人生觀等。箴言二十二章6節提到：「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育理應引導孩童，學習判斷好壞，以致他們可以自立自重，分辨對錯。然而，當「價值」與「價值觀」不分，教育的本質就此被「掉換」了——分辨對錯是沒有價值的，反而成績好，能夠出人頭地才是正路。這樣辦教育的結果，學校只會成為「造星工廠」，最重視的是好成績，要「教D好學生」，而不是「教好D學生」。但這樣豈不是扭曲了教育的原意？

香港教育問題要對症下藥，便要尋回教育精神的初衷。誠然，這並非沒可能。香港人口經歷過去的高速增長，以往「僧多粥少」，學生要經過考試制度，汰弱留強是無可奈何。然而今日各類教育專業已經有所發展，學位供應充足。香港和全球創意經濟發展，也造就了新興行業的發展空間，當「行行出狀元」已不再是神話，香港的教育還需要像以往「造星工廠」般運作嗎？還是應該百花齊放，開設更多類型的課程，訓練不同專長的學生，甚或是走到教育的最原初位置：建立「教好品德」而不是「教好成績」的學校？

還是曾在香港教育界舉足輕重，已故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司徒華先生講得好：「愈能幹的壞人對社會危害愈大，一個正直的人才能造福社會。」[7] 我們的教育，何時才能再次成為栽種孩童心田的「培育所」，而不是一間又一間的「A工廠」？

延伸閱讀：

《Breakazine!》「全民扮學——香港人被教育了甚麼？」第41期（2016年1月1日）。香港：突破出版社。

劉清虔。《猶太人的親子教育：讓孩子贏在終點》。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11。

圖：翻攝自網路

最近一個月，香港的學校由大學到小學，都出了一些問題，計有大學生被校方下令退學，終身不能重返校園，中學老師報警指控中六學生在校門外阻街，又有小學老師跳樓自殺，控訴校長辦事不公等，更有甚者，有中學教師參加培訓講座時，被推銷購買樓盤，亦有校長會包場請睇在內地大賣但在港票房失收的電影。如此種種，令在教育界默默耕耘，盡心盡力真心為了下一代的教育工作者蒙羞。

毋忘初心，為何教育？

就是為了下一代，有教無類，盡心盡力培育有用的人。

筆者在此介紹一套改編自真人真事的電影供大家欣賞，片名是《街頭日記》(Freedom Writers) ，是2007年的電影，記敍了一名女教師Erin，在九十年代於美國一間中學的教學生涯，如何化腐朽為神奇，成功地培育了一群在某些教師們眼中的「籮底橙」。

話說那位老師，初入職時任教英文，而學校本是地區名校，但因為近年來收了其他種族學生，發生了一些紀律問題，名聲稍為下降。學校因此作出轉變，把學生分類，大致定為精英班和補底班，而Erin就是補底班的英文老師。

故事就如大家想像中發展下去，老師用盡心機，但學生不領情，同事冷嘲熱諷，甚至家人也發出怨言，希望Erin放棄，然後搵份好工。然而她排除萬難，以愛學生如子女為目標，不求高分達標，但願春風化雨。就如John Maxwell的名句所說：學生不會關心你懂得多少，直至他們懂得你關心多少（Students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其中一幕，講述學生們的悽慘背景，Erin除了同情學生之外，更提升他們的同理心。於是一起外遊參觀。不是去認識本國文化，抑或放眼世界，學習其他語文，而是到「大屠殺博物館」，細讀每一個受害者的生平，明白在這世界有人比他們活得更苦，不要只懂得怨天尤人，令他們醒覺，最後發憤圖強，在學業上努力。

之後Erin的努力雖然暫時得不到校方的贊同，仍勇往直前，為了使這群問題學生從黑暗的街頭回到課室，她出錢出力鼓勵學生閱讀，並寫下日記，結集成書出版。而同學們和老師的努力，受到認同，讓大眾重新回到「教育是有教無類」，「老師是靈魂工程師」，這兩句老話的真正意義去。

在片中飾演Erin的是兩屆奧斯卡影后Hilary Swank，據說她看畢劇本後大受感動，自願降低片酬，拍出了這套振奮人心的電影。

我十多年前初看此片已覺感動，昨晚重溫仍然熱淚盈眶。是的，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相信年青人，自己以身作則，培育未來領袖的教育工作者。一些以本身利益為先，在教育界胡混的，我勸你早點歸去，不要再在地球流浪了！

筆者曾經有機會去一間第三組別（俗稱「Band 3尾」）的中學擔任講員。當學生步入禮堂時，管理秩序的老師對他們顯得十分嚴苛。10句話裡有10句都是批評、不滿、警告等負面的話。彷彿在這位老師眼中，這些學生都是一堆垃圾！再看看同學們的微表情，似乎透露出：畏懼、厭煩、不忿、羞愧、難過、冷漠等感受。眼見同學受到了這麼大的打擊，我從開場到結尾，把握每個機會去肯定、稱讚他們。如：大家都很專心聽講、一直都很投入、我覺得你們很可愛、我相信你們一定能成為未來出色的棟樑等等。最初，學生們對我的評語感到驚訝（相信他們很久沒有這樣被肯定過了），有好多人聳聳肩、苦笑……彷彿告訴自己：這怎麼可能（我這麼差勁、毫不可愛、一無是處……）！但當我不斷肯定他們的時候，他們漸漸展現出更多的寬慰與笑容，漸漸接受了我給他們的肯定。對於我所講的內容，他們也表現得十分專心與投入。

今天，香港有許多學業成績屬「Band 3」的學校和所謂「Band 3仔」（內地會稱他們為「差生」，筆者不想標籤任何學生，故下文會稱他們為「需要被肯定的同學」）。人們對他們的印象一般都是：讀書不成、壞、操行差，甚至無藥可救！然而，這些「需要被肯定的同學」都是天生的差嗎？他們註定要永遠差下去嗎？他們會否有朝一日變成優秀、甚至成就非凡的人？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許多「需要被肯定的同學」的「差」，並不是差在智商。他們與優秀學生最大的差別在於——思維。思維，包括一個人如何看待這個世界、自己和身邊所發生的事，並採取甚麼行動回應。例如：他們是怎樣看這個世界？這裡是否安全、是否可以信任？他們怎樣看自己？覺得自己是否一個有價值、值得被愛的人？當面臨困難與挑戰時，他們會迎難而上，還是逃避退縮？當一個人心中充滿積極、正面的思維時，這個人很有可能成為優秀者。因為，積極的心態會帶來積極的行動，積極的行動又會帶來積極的結果，而積極的成果還會帶來更多積極的思維，使人進入良性循環。而消極的思維最終會帶來消極結果，並把人帶進惡性循環中。那麼，「需要被肯定的同學」的思維來自哪裡？相信與他們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關係。正如〈淺談香港青少年問題成因〉一文指出，許多青少年的問題源自父母教育的缺失。[1]

作為師長，可以如何幫助「需要被肯定的同學」？我想至少有四點是可以做：

第一，接納：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渴望被他人接納——尤其來自最親近者的接納。缺乏接納會帶來：自卑、焦慮、羞恥、憤怒、叛逆等許多「後遺症」。來自師長的真心接納會慢慢化解「需要被肯定的同學」心中許多的敵意、羞愧、自卑等。

第二，循序漸進：要在學業、人際、處事上重新建立自信，對「需要被肯定的同學」來說，是邁向蛻變的必要元素。他們過去可能習慣性地被大人貼了許多「差」的標籤，因此早就對自己失去了信心！師長如能幫他們從力所能及的階梯開始，為他們訂立一些較易實踐的目標，先讓他們能夠「做到」，讓他們獲得成就感。其後可以再鼓勵他們一步一步向上邁進，讓他們能「做到」更多，從而讓他們看見自己真的「能做到」、「能做好」。

第三，激發夢想：給他們看由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名人傳記、青少年成長的書籍等。讓這些勵志的故事影響他們的生命、感悟他們的人生，激發他們追尋、實現夢想。就如電影：《爭氣》、《逐夢棋緣》（Queen of Katwe）、《十月的天空》（October Sky）、書籍：《傑出青少年的七個習慣》（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Teens）都是很不錯的選擇。

第四，提升家長教育孩子的思維。學校或社工可透過舉辦家長教育課堂，幫家長了解子女的心態與需要，提升他們與子女相處的方法與技巧，減少父母與子女間不必要的衝突。

青春期對每一個青少年來說，都極其重要。要重塑和改變「需要被肯定的同學」的思維，也要把握這個時機。一旦錯過了這個黃金時期，當他們進入了複雜而現實的社會，恐怕等待他們的將是更多的挫敗與危機。故此，作為師長，為了學生們的福祉，為了他們的未來，請給他們更多肯定與鼓勵！如能用心去接納、關懷和幫助他們時，相信大家將看到不一樣的他們！

一部充滿刺激的泰國校園電影。女主角劉蓮是一個超級資優生，由她的教師父親獨力撫養。父親為了愛女未來的發展，將她轉到一所名校繼續高中學業，而她亦獲得了獎學金。蓮的聰明被同學發現，並開始以金錢利誘，請她一次又一次在學校考試中，把答案以鋼琴手勢報給她的「客戶」。此事在一次考試中被另一高材生阿賓揭發，再沒機會考取新加坡獎學金的她，竟被同學以高價邀請在一國際性的考試中與阿賓作弊，將答案傳送給「客戶」。雖然她才智過人，成功完成任務，但最終卻因為不想再被要脅而選擇向當局坦白交代此事。

7月份適值文憑試（DSE）放榜時期，資深影評人肇峰特別與大家分享了一部拍得精彩，又充滿意思的泰國電影《出貓特攻隊》。今年文憑試十分特別，出現了兩個「首次」，一個是首次出現了九科都獲得5**的「超級狀元」，同時亦有考生因嚴重作弊而被取消所有科目的資格。這不禁令人聯想到與電影相同的命題，為了得到好成績，你作出了哪種選擇？為達目的，是否可以不擇手段？教育究竟是著重成績或是著重品格呢？

在分享中，肇峰首先介紹在不同的地方，學生可以獲得教育及向上爬的機會，以及會令學生的人生變得如何不一樣。在泰國，不是每個青少年都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所以能夠得到向上流或出國讀書的機會是十分珍貴。

由於是次的分享是為影評班的第一課，所以肇峰特別提到這電影的「鏡像」拍攝手法。每當女主角蓮需要作出選擇的時候，鏡頭就會拍攝到有片鏡子映照她的另一面，彷彿顯示人可以有兩面，她究竟會選擇哪一面的自己，是善或是惡？而且電影中亦充滿了計算，因為蓮就是精於數學，每件事她都可以算出是否值得去做……但為了金錢而出賣自己的良知，又是否值得呢？電影中的男主角阿賓，是她的一個反面，由本來十分誠實轉向繼續作弊沉淪，他最初的選擇可能是由「命運」迫使，但其後的選擇卻是出於他的貪婪與不甘。

本片的考試都是以選擇題進行，正如女主角未來的人生，繼續走與不走作弊這條路，也是她要作答的選擇題。而在成長的路上，複雜的人生，又豈只選擇題待大家作答？還有很多不同的題目，要大家不斷的發掘、編寫，作答者不能單單複製別人的答案盲目跟隨就可以，還得由自己去理解、組織、編寫下去。

女主角最後可以作出勇敢的選擇，向當局坦白一切，是因為有爸爸的陪伴與支持。正代表著家長的價值觀，以及他們對子女的接納都十分重要。

早前偶然去了一趟勞工處，發現有如此一份工作：有家長聘請「暑期圖書伴讀員」，職責是「伴隨小學生（7歲）讀故事書，互動，問問題，關心學習」。每週工作兩天，每次兩小時，日薪為120元正。

筆者將廣告放於網上轉傳，發現網友都不難看到兩個重點：1. 講故事時薪才60元；2. 家長們為求充塞孩子的暑期的光陰無所不用其極。伴讀，本來是個很美麗的親子時間，但已經變成了收費的活動。為孩子說故事，以不同的繪本，伴讀有著不同的學習元素，例如英語、戲劇、藝術、品格教育等，都變成了可供消費的商品。部份家長習慣用消費取代親身的教導，將教化工作外判。這不但對孩子有影響，也會對整個社會造成影響。

或者有人質疑，為何家長會將父母本身的責任假手於人。惟事實上家庭由雙職父母出現開始，孩子管教和養育的工作就不斷被外判，由交給祖父母、菲傭，到將之放在不同的興趣班，現代孩子能承接父母價值觀的機會不斷減少，最後交由不同的興趣班老師、學校老師、運動教練等將價值觀灌輸給他們。

如外判的是未經正統教育訓練的人，例如工人姐姐，孩子從中學習得到的未必是家長想他們學習到的，而父母的身教機會亦會再減少。家長要請「伴讀員」可見也是一種彌補的心態，或者希望透過伴讀，讓孩子可以重拾閱讀的興趣。

我們不禁要問：社會對孩子和家長的支援是否足夠？當社會不斷質疑婚姻家庭是否一個病了的制度時，我們也應該要問，為何制度今日會有病？這種病可以醫治嗎？社會可以對父母、對孩子多一點支援嗎？還是到最後只能在自由社會，淪落到連「伴讀」如此簡單的責任，也要假手於人，一小時60元說多不多，但可知與孩子一起的親密時光無價。

遊戲彷彿等於容易沉溺，成為青少年問題的代名詞。十多年前已成為很多機構研究的題目、支援青少年的方向。隨著網絡的普及下，尤其是寬頻出現的十多年來，沉溺情況理應日趨嚴重，但即使打機人口上升，時數增加，也不等於他們就會落入精神健康問題，更多研究指出，這是因為不打機的人對打機的人生活習慣不認識所產生的誤會，整個服務的流向更由處理「打機青少年問題」改為以一個綜合家庭治療的向度去討論。短文會簡述整個轉變產生的過程，以及如何透過改善親子關係處理所謂的「沉溺」議題。

2000年開始，不少機構做過關於青少年上網習慣的調查，如循道衞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曾於2009年發佈一個名為《兒童玩電子遊戲現象問卷調查》[1]，當中80%被訪小學生有玩過電子遊戲；12.27%平均每周玩超過15小時；並有42%的學生承認會玩電子遊戲超過其預定時間。另一個由青年協會於2005年的研究，用了匹茲堡大學對上網成癮的量表來分析其1200多位被訪者，最後發現成癮者只佔全體問卷的5.4%，[2] 當時就發現成癮組別的被訪者最多打的是戰略遊戲。

而今年香港大學社會及健康心理學實驗室於六月發表了《「青少年使用電腦現象」調查報告》，報告指出可能成癮的學童佔整體被訪者5.4%，而有風險佔4.4%，合共約9.8%的受訪者為有風險及可能已成癮。[3] 在玩遊戲的時間方面，23.4%的男生和10.3%女生平均一星期花在打機的時間超過14小時，即平均每天超過兩小時。

換句話說，由2005年至2017年，即使電子遊戲早就由電腦、大型電玩等等轉型到手機遊戲，但成癮的兒童、青少年的百分比仍然維持在非常接近的水平，不過遊戲時數就有延長的趨勢。理論上打機時間長了，感覺上就應該是成癮機會上升，但實際上事情沒有如想像中發生，原因是甚麼？

首先，根據不少研究都指出，遊戲本身有不少好處，但如果遊戲時間過長，其好處便會消失，一般而言所謂的過長，就是一周21小時（或每天超過三小時），[4] 可見打機本身未必有問題，而過長也要去到一天超過三小時才算長。同時，遊戲商在設計遊戲時也了解，一旦遊戲被描述為「沉溺」也定必影響其收入，所以不少地方的遊戲商往往有些自發的舉動，降低沉溺的可能性，不過與此同時卻產生「一日到黑掛住打機的感覺」，例如：

1. 在電競類遊戲中，往往是五對五的，即十位玩家即時真人作賽，遊戲商的設計中，一次比賽時間大約需30至45分鐘，但這期間基本上不能離座，要有高度的專注，如果此時家長要求孩子停機，基本上等於要他離開另外九個一同遊玩的朋友，而且強行中途離場，不但是離棄隊友，更是不尊重遊戲的表現，往往最後會被人檢舉，遊戲商會懲罰玩家。這種不能走開的狀況，常給人沉溺之感。

2. 一些大型的網上角色扮演遊戲，會有不同的小遊戲，讓玩家組隊一同進行冒險任務，進入了小遊戲後，往往需要至少一小時，相關任務才能完成，在這些情況下，同樣難以離隊，否則也會影響孩子與其他玩家的相處。

3. 手機遊戲方面，部份遊戲會有一個叫「降臨」的設計，會限時，甚至限地點出現特定的活動，要求玩家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玩特定的關卡，這些關卡有時是「期間限定」的，可能不會再出現。因為關卡的限制如此大，可以想像其獎勵定必十分吸引，所以才能吸引玩家參加。在這段期間，孩子當然會被吸引去參加活動，家長不明就裡，當然覺得孩子沉迷了。

4. 部份手機遊戲有競技成份，並會有「即時訊息」在手機顯示，在沒有事情發生時讓玩家離開遊戲，只是當玩家的敵人已經入侵，或者有些程序間歇性地需要玩家進去遊戲處理。玩家入內處理遊戲可能只要三數分鐘，但好幾個三分鐘，讓人感覺就好像沒有停過一般，給人經常沉迷的感覺。

從網絡遊戲設計角度想，設置這些玩法本來是想減少玩家不斷玩遊戲以致達到沉溺的情況，在社會暫時未見有任何法規，行內也未見有任何積極的規則去監察這類情況下，我們當然可以要求社會加強對網絡遊戲旳監控，但同時家長往往因為見到孩子經常機不離手，就認定他們是沉迷，甚至沉溺了。在筆者與不同的家長分享中，更常見對白就是：「一日到黑掛住打機。」這裡有幾個問題要反思：

1. 是誰給電腦、手機孩子去玩遊戲的呢？

2. 你知不知道他們其實在玩甚麼遊戲呢？電話 / 電腦有多少款遊戲呢？

3. 他們玩的時候你在那裡？

4. 你有為家庭設下玩遊戲的限制（家規）嗎？

5. 孩子除了打機，一家人有充實的活動嗎？

我們不難發現，這個問題問到最後，很多是家長與孩子對用手機的落差，是家長對遊戲本身的誤解，是家長一開始為了讓孩子安靜，所以給予他們手機玩遊戲，但又不及早定下任何規則，最後孩子在沒有其他活動下，打機成為他們唯一打發時間的出路。這種將孩子交給「電子奶嘴」來養育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5]

可見，所謂的遊戲沉溺，真正反映的很可能只是跨代問題，最終還是要由家庭出發。早前筆者走訪兩位曾在基甸受訓，被形容為遊戲沉溺的青少年，無獨有偶，家庭因素成為他們沉溺遊戲的重要元素。[6] 香港伯特利神學院教授暨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課程主任屈偉豪在《網絡沉溺》一書中就特別強調，很多時沉溺「只是一種人生迷失消沉的表徵。個人背後的虛空，才是真正要處理問題的癥結」。

因此，要妥善處理所謂沉溺問題，除了要先了解子女未能即時停止遊戲或經常看手機的真正原因，大家共同商議一些何時玩及如何停的規則。而重要的是，背後很可能是一個個家庭治療的故事，遊戲不過是表徵而已。要對症下藥，就需要先找出真正的病因。

小妹妹Mary精靈可愛卻又老積非常，自小就無父無母，由舅父Frank照顧。為了讓她能像平凡小孩子般成長，Frank唯有刻意埋藏她的數學天賦，但卻被老師、校長及婆婆發現，引起了連番風波……

電影中有缺陷的單眼小貓Fred與天才妹妹Mary是好朋友，他們單純的互相支持，於電影中造成了強烈對比。天才Mary喜歡Fred，這一隻在「冷巷」中拾回來的單眼貓，她會向同學們介紹牠是最特別的，只是沒有人發現牠的好。反觀外婆Evelyn，因為知道了Mary是數學天才，就不擇手段地去打官司、收買一家庭，企圖操控Mary，迫她走上自己及女兒年少時達不到的數學天才路。

不少兒童有其強項，能欣賞他們獨特之處，並發展它們，當然很好，但如家長只顧拔苗助長，而忽略他們情緒、興趣及社交能力的發展，孩子有可能如Mary的母親Diane般缺乏社交能力，除了數學以外，沒朋友、沒生活，最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她選擇結束自己生命，並收起研究成果來向母親作出無言控訴。

小孩子就是白紙一張，如何引導他們才能畫上美好的圖畫？是他們自己想畫的夢…還是家長強行捉著孩子的手，畫上自己的夢？

近日屯門5歲女童被虐後死亡[1]及男嬰遭搖晃致眼底充血[2]等虐兒案震驚全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已表示需檢視如何能提早介入懷疑個案，而且不但需要加強在幼兒園及小學的資源、支援工作，更指出甚至鄰居都要提高警覺和多注意關心，要在社區層面推動預防工作。[3]

在研究預防和減少罪案的司法警政學內，早有一門名為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的策略，其特色和以「警權、破案、控制」為重心的傳統警政(Traditional Policing)和主要針對高犯案率地區、見招拆招的「情境罪案預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不同，重點包括但不限於推動和鼓勵社區投入罪案預防、警方和社區建立夥伴合作關係(美國)、推動社群參與訂定及處理社區警務工作(英國)、調派社區警務人員負責居民日常生活和社區安全(日本)等等[4]，總之就如局長所講，在社區層面推動預防工作、以社群為滅罪伙伴。

但虐兒問題不單是刑事罪行，更是社區問題。早在二十年前美國司法部已指出，即使警隊大力推動社區策略，現實中沒有一個獨立的政府部門或機構有足夠的人力、資源、訓練、法定授權等能全面處理或防範這些案件發生。[5]

而且虐兒案往往是警隊最難預防和調查的一種案件，因為不論身心理，幼童都是最脆弱的一群，他們連「受襲要告訴可靠的大人」的能力都未有，而施虐者通常都是和他們頗親近的人，幼童們一方不希望繼續被虐，但心理上則仍極依賴施虐者，再加上施虐者極可能在事後向受害人洗腦「是你曳曳所要才會被罰」、或威逼利誘不可告訴別人、或教導他們如何解釋身上傷痕，所以不論對警察、社工、教師、醫護人員，甚至是父母等來說，即使懷疑有被虐事件，都不易跟進下去。

在公共行政層面，亦難以決定那名官員、局長或部門最合適被委任授權，從中統籌不同部門、機構預防、處理和調查虐兒問題。是警隊、勞工及福利局或醫管局的責任？這都不是一件隨便能定奪的事，最重要是當局認為虐兒問題是否值得專門設一人(或一組人或一部門)去應對。

平心而論，局長說「…校方及社工外，鄰居甚至看更等任何一個環節如果發現這件事，及早介入的機會就會較高…」[6]並非無價值的建議，因為即使是政府部門、社福機構、非牟利團體等都不會無處不在，但鄰居則「梗有一個喺左近」。但如何做到？

事實上羅局長並非第一次以「鄰居」為改善社區問題的方向。去年9月，屯門一對母子於寓所懷疑因停電而餓死一案，局長已表示「…市民需要多加關心自己的鄰居…」[7]但一句呼籲便能推動全城關愛鄰舍？當局有沒有具體方法？如短期針對虐兒案比例較高的地區工作[8]，長遠則在教育著手？例如教導幼童在什麼情況下必須告知校方「可能你已被虐了」(和幼兒性教育相類)、教導青少年如何觀察身邊人士懷疑被虐的跡象。

社會風氣方面，現在人人搭升降機都只會耷頭玩手機，「社區」便是微信、Whatsapp、社交媒體的群組。這樣的香港又有沒有人會關心鄰居近況？還是因鄰居搬走了落得清靜而高興？有心人能怎樣做才能保護更多小朋友免受虐打？

早在二千年前，聖經已多處教導要愛鄰居鄰舍，「當愛你的鄰舍…」[9]，「...要愛鄰舍如同自己」[10]、「…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11]舊約時愛護鄰舍的程度甚至去到如果有人殺了鄰舍，即使逃到「上帝的壇」，也當捉去把他治死[12]。當然，聖經大部分章節所指的「鄰舍」都是較廣義的，但絕對包括現實的左鄰右里、包括那些被虐的幼童。今天教會在這方面有沒有具體的教導？傳福音或在政治層面等議題的大義當然重要，但關愛社區又夠不夠上心？

如果有一天社會把處理虐兒問題的責任全推給政府，最有效率的方法可能是：

一、每個住宅單位都會被強制安裝攝錄鏡頭及收音器；

二、每個幼童身上都要配戴能量度其健康安全的偵察設備；

三、每名學童返學都會被強制驗身；

四、政府綜合過往案例而列出高危施虐者的特徵，如家庭及成長背景、收入、行為記錄、精神及身體健康狀況等，如符合這些特徵的人士便被強制不可接近幼童或成為父母，即使孩子已誕下來都會被帶走(或在醫院已會被帶走)；

五、實施古代的「連坐法」，即左鄰右里互相監視、互相揭發，做到一家有罪，其餘九家必須舉報，否則十家連坐受罰，用這方法應該任何疑似虐兒案都很大機會被揭發…

以上的假設並非不可能發生，即使是西方國家的立法機關都經常有類似的訴求，但對大部分人來說，這不是樂見的現象。所以鄰居們，出門或歸家時，看少一會手機，多望望身邊的人、在家聽見隔鄰嘈吵一些，在安全的情況下去「八卦」吓、按一按門鐘都可能會救到一條人命。手握資源的政府高官們，請不要以為只搞些大型活動便算是緩和了社會氣氛，或在記招說句「痛心」，或把「鄰居」變成口頭禪或擋箭牌，而是落實具體和長遠的策略，為了保護兒童而盡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