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性別、身體、男女的尊貴 基督教性倫理峰會2021

原生家庭像DNA，無形地影響著婚姻

原生家庭是指每個人自小長大的家庭，當中包括父母及兄弟姊妹，在一些三代同堂的家庭，更包括祖父母。每一個家庭都有其獨特的運作模式，包括明言或潛藏的規則、價值取向、生活習慣、角色、責任、權力分佈、溝通、情緒表達、衝突處理及傳遞愛意等方式，每一個家庭成員均受到以上模式所塑造。俗語有云 :「有其父必有其子」，每個人的性格、思想、行為和態度都或多或少帶有父母（原生家庭）的影子，它們就好像我們的遺傳基因（DNA）。原生家庭的影響在兩個人結婚後會更明顯地浮現出來，筆者在輔導的過程之中曾遇到不少這樣的個案。

例如有一位來自幸福家庭的女士，她與原生家庭的家人，包括父母、祖父母、兩個哥哥及一個妹妹的關係都很好，家人會互相幫助，即使有衝突也會拿出來討論，尋求解決辦法及和好，很珍惜家人間的親情，每逢節日或家人生日，都會一起食飯慶祝，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的她很有自信及性格樂觀。她的丈夫卻相反，丈夫的原生家庭，爸爸有賭博的問題，媽媽情緒不穩定，經常無故打罵他們兩兄弟，爸爸沉默寡言，基本上不大理會他們，不會打他們兩兄弟，但亦不會阻止媽媽打他們，因爸爸覺得媽媽打孩子都是為了教好他們，而爸爸媽媽亦經常因為錢銀問題爭吵，兩兄弟每天都是戰戰兢兢地生活，有甚麼需要都不敢說出來，生怕說錯話或做錯事而惹來媽媽一頓毒打。丈夫在這種環境下成長，性格變得孤僻及沉靜，為人亦較為悲觀，除了和弟弟的關係比較好外，一家人的關係都是較為疏離。

他們兩人因為性格的不同而互相吸引，他們結為夫婦，婚後這些原生家庭的影響慢慢地浮現出來，造成彼此的關係疏離及隔膜。妻子有感丈夫遇到問題時不會和她商量，凡事都自己決定，不像她的原生家庭那般凡事大家有商有量，當兩人發生衝突時，丈夫多數會選擇沉默及逃避，不肯正面解決問題，她經常要猜測丈夫的想法，令她感到很累及沮喪，加上丈夫為人敏感及情緒化，令她感到很難與他有效溝通，她很渴望丈夫能像她的爸爸對待媽媽那樣，主動關心她及表達對她的愛意，生日時會主動安排慶祝活動，而不是像現在這般，需要她提醒丈夫才記得她的生日，還要自己訂位才能一起到餐廳食飯慶祝，漸漸地她對這段婚姻感到失望，萌生離婚的念頭。丈夫卻覺得他們的婚姻很好，沒有問題，很少吵鬧，他自覺自己是一個有責任感和顧家的丈夫，比起他父母的婚姻好千萬倍，直至太太提出離婚，他才如夢初醒，驚覺原來他和太太對婚姻生活的期望有著這麼大的差距，而這些差距都是無形中受到大家的原生家庭的影響而不自知。

原生家庭像未剪的臍帶，造成有形的影響

有時原生家庭亦會直接影響一段婚姻，這是由於夫婦雙方或其中一方仍未在心理上或情感上離開父母，對父母仍有很強的情感依賴，他們的關係就好像未剪斷臍帶的孩子和母親的關係，一切需要仍要靠母親供給，這就是所謂的「媽寶」。這類人在生活各方面仍未能獨立做決定，仍好像結婚前，凡事尋求父母的意見，當配偶的意見與父母的意見不同，本來應尊重配偶的意見，但媽寶卻仍好像婚前一樣對父母的意見言聽計從，覺得父母不會害自己，都是為他們好；長此以往，配偶會感到自己的地位每每不及丈夫或妻子的父母，心中覺得不忿及不公平。其中一個個案是，丈夫的父母希望他們婚後可以住近父母方便互相照顧，妻子希望可以搬去校網較好及較近工作地點的地區，丈夫最後決定於父母居住的屋苑購買一個兩房單位，父母亦拿出50萬元借給他們作為樓宇首期，妻子並不同意，覺得丈夫的決定非常不尊重她，她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低，加上她不能決定居住地點但卻要協助供樓，覺得很委屈，丈夫卻覺得太太斤斤計較，不懂感恩，這件事在他們的婚姻埋下了怨恨的種子。隨著時間的過去，丈夫凡事聽從父母忽略太太意見的做法，最終令太太無法忍受，要求離婚，她覺得丈夫的父母就好像他們婚姻中的第三者，處處介入他們的婚姻生活，令她成為這段婚姻中多餘的人。

舊約聖經創世記二章24節提到「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同樣的經文在新約聖經馬太福音十九章4至5節也在耶穌回應法利賽人有關休妻的提問時被引用，「耶穌回答說：『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並且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經你們沒有念過嗎？』」可見，夫妻二人在婚後要脫離父母，過獨立的生活。這並不是說婚後不需要理會父母，而是優先次序的問題，配偶的意見應先於父母的意見，這樣，夫婦才能同心經營這個新家庭。而作為父母的，當子女已成年並已成家立室，便要懂得放手，與子女建立一條清晰的界線，除非子女主動提出需要幫忙，否則，應盡量避免干預他們的生活，容讓他們可以真正的獨立。

家庭應該是子女的溫室，奈何在有意無意之間，不少家庭帶給子女的卻是傷痛經歷，這些負面經歷伴隨孩子成長，有可能影響他們日後的人際關係，甚至出現精神或心理障礙。為了不讓童年期的負面經歷蠶食人生，我們該如何幫助自己，又如何成為其他受傷之人的同行者？明光社於2024年11月6日下午舉辦了網上專題講座：「如何處理家庭留下的創傷？」，並邀請了建道神學院輔導系副教授劉佩婷博士擔任嘉賓，講解如何妥善處理心中的傷口。

若在原生家庭經歷了一些心靈的創傷，這可能會永遠存在的，劉博士建議有這樣經歷的人可以寫日記，既可抒發自己的感受，又可以自我安慰。事實上，這些難以啟齒的經歷，不是人人聽後都懂得去回應。她以自己為例，她曾在童年時有不快的經歷，也嘗試與朋友分享，但對方有心無力，聽一些又不聽一些，最終未能掌握整個故事。長大後，她發現自己也可以幫助自己，自己的故事不用向其他人交代，而且還可以在日記內鬧父母，抒發情感。在整個過程中，她一邊寫日記，一邊發現對自己的認識加深了，原來自己的內心除了對父母有憤怒外，更加還有傷心。當然，朋友是必須要有的，但他們不是輔導員，她稱：「朋友的存在證明你是正常人。」因為在家人面前，或會有很多不平等的關係、地位和權力的比較，有些人還需要長期與父母保持距離。然而當與朋友在一起，卻沒有這種扭曲的關係，這會令人有一種做回正常人的感覺。

劉博士建議，用新的角度去看自己的成長經歷。若小時候曾被父母責打、精神虐待，我們不要責怪父母，而是認定我們有責任去重整自己的傷痕。人在成長中，忠誠是十分重要。在小時候，父母是人效忠的對象，但去到某個年紀，就要重整效忠的對象，這個人可能會是你的丈夫、家庭，故此人與父母的關係是短暫的，就如聖經所說：「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我們長大後，忠誠的對象應是上帝。父母也是人，他們都是有限，會令人失望的，所以，我們要重新調整方向，回到上帝那裡。信徒或會有不幸福的成長經歷，惟有透過上帝的介入，才可以轉化，令它成為一個有力的見證。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他與其盟友曾承諾將會撤回拜登政府之前對跨性別人士提供的保護，而為跨性別者爭取權益的人士亦開始轉移向美國最高法院尋求幫助，即使現時法院是由保守派所主導。2024年12月4日，最高法院開始對田納西州禁止未成年人接受性別肯定治療的法例進行審理，外界估計法院有可能支持該項禁令。這類法律在當前的文化戰爭中引起了激烈的討論，它涉及性別認同、青少年的權利以及醫療護理等問題。為跨性別者爭取權益人士認為，有必要維護跨性別者的權益，有關爭議除了涉及跨性別青少年是否可以使用青春期阻斷劑和接受荷爾蒙治療，還包括他們可以參加哪些運動競賽項目，以及使用男廁還是女廁。[1]

在Sarah McBride當選美國國會眾議員，並成為首位公開自己跨性別身份的立法者之後，另一位眾議員Nancy Mace提出了一項法案，旨在禁止跨性別女性（生理男性）使用國會山莊的女性洗手間。眾議院議長Mike Johnson亦支持此項建議。2024年11月20日，他發表聲明指：「女性應該擁有女性的專用空間。」他指出，這項新規則將在國會山莊和眾議院辦公樓內執行，同事有需要可使用各自辦公室的私人廁所或國會的無性別洗手間。[2]

2022年，一群來自美國威斯康辛州的父母向該州學區Eau Claire提訴，指控該學區發出指引，鼓勵員工與學生討論跨性別事宜，違背了憲法保障的父母權利及宗教自由。下級法院認為，父母缺乏法律權利或起訴權，亦沒有家長可提供證據證明有關政策如何影響他們或他們的孩子，判家長敗訴，提訴的家長上訴，2024年12月9日，最高法院駁回了有關上訴，維持原來的裁決。[3]

2024年11月25日，美國的地方法官S. Kato Crews拒絕了一項請求，該請求旨在阻止一名聖荷西州立大學的男跨女跨性別排球員參加美國西部山區聯盟的賽事，有九名現役排球員入稟法院挑戰聯盟的政策，認為容讓男跨女人士參加女子組賽事存在安全風險及對其他女性運動員不公平，有關請求最終遭到法院拒絕。[4]

2024年12月13日，美國喬治亞州有共和黨參議員建議，該州應制定法例，禁止男跨女跨性別者參加高中及大學的體育運動項目，這為2025年該州的立法會期的制定了行動的方向。[5]

2024年12月12日，英國歷史最悠久的高爾夫球會——皇家古老高爾夫俱樂部（R & A）推出了一項新的公平競賽政策，表明男跨女跨性別運動員不再可以參加女性專業和精英高爾夫球錦標賽。[6]

2024年12月11日，英國草地網球協會（LTA）更新了規則，禁止男跨女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全國性及協會轄下的女子組賽事，新規則於2025年1月25日生效。[7]

根據西班牙《馬卡報》在2024年10月的一篇報道，西班牙球會歐霸體育會與特拉薩球隊在加泰隆尼亞的女子足球聯賽中對賽，歐霸體育會以3比1勝出，但隊內有兩名球員——Alex Alcaide Llanos及Nil Alcon Labella為女跨男跨性別者，其中一位曾服用荷爾蒙藥物，二人都接受過性別轉變治療，她們的臉上均長出了鬍鬚，事件引起了爭議。Llanos表示，自己已接受荷爾蒙治療五年，不過仍未獲准參與男子組比賽。當地有議員公開批評，指特拉薩的女孩輸給了歐霸體育會，因為她們有兩個長鬍子的球員卻被視為女性，又指邪惡的性別意識形態抹殺了她們的存在。Llanos過去曾在訪問中表示，只要她的身份證仍展示性別為女性，她就得代表自己的性別去比賽，又表示如果她覺得自己有極端優勢的時候，她就會退出，站到一旁。[8]

2024年8月，聯合國就婦女遭遇不同程度的暴力問題推出了一份名為《暴力在育體運動中侵害婦女和女孩》報告，該報告由Reem Alsalem彙編員指，截至2024年3月30日，有超過600名出生時為女性的運動員在29個運動項目中參加了400多場比賽，當中的獎牌數目總計有890多枚，而她們因與跨性別運動員（生理男性）競賽而失去了獎牌。[9]

網絡旅遊平台Agoda與顧問公司Access Partnership共同發表了一份名為《婚姻平權對泰國旅遊業的經濟影響》報告，評估泰國自2025年1月22日起，估算泰國實施婚姻平權法案（同性婚姻）後可能帶來的經濟效益，報告估計在法案生效後的兩年，每年將額外吸引400萬名外國遊客到訪泰國，並每年帶來約20億美元的旅遊收入。[10]

2023年5月，馬來西亞內政部人員突襲多個購物中心的瑞士鐘錶製造商開設的Swatch專賣店，扣押了172隻同志驕傲系列（Pride Collection）的手錶。這些手錶有多種設計，有些錶帶上有六色彩虹，有些則為六種顏色的單色，這些顏色都與同性戀驕傲旗幟相呼應。被指手錶傳遞危險訊息，Swatch提出了異議，該公司表示這些手錶傳遞的是和平與愛的訊息。2024年11月25日， Swatch贏了有關的訴訟，吉隆坡高等法院裁定這172隻手錶是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遭到非法扣押。法院命令有關部門在14天內歸還這些手錶予Swatch公司，並表示若手錶如有損壞，Swatch可以要求賠償。馬來西亞內政部長Saifuddin Nasution隨後表示，政府將等待法院的完整判決，然後再決定是否上訴。[11]

據韓聯社報道，2024年10月27日，南韓教會聯合多個基督教團體，在首爾市光化門廣場、市廳廣場等地點舉辦大規模集會，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主辦單位宣稱有超過110萬名參加者出席聚會，南韓警方則估計參與聚會人數約23萬。大會舉行聯合崇拜，並表達反對南韓同性婚姻合法化及反對國會制定「禁止歧視法」。另外，有持不同意見的宗教團體在當天亦舉辦了聚集，並對基督教團體舉辦聯合活動表示擔憂，認為他們宣揚歧視和仇恨。[12]

本地

政府就公屋、居屋政策及《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被指對同性伴侶不公平的司法覆核案提出終極上訴，終審法院在2024年11月26日頒下裁決，裁定政府敗訴。

終院判詞指，房委會的首要目標是滿足弱勢社群的住屋需求，不應因異性夫婦的生育能力而對同性伴侶施加歧視。現行政策並沒有因為異性夫婦是否已經生育或計劃生育，或是否有生育能力而加以區別對待。判詞又指，異性夫婦申請房屋時不獲保證輪候時間，就算將同性伴侶加入隊伍，只會延長輪候時間，這樣亦不會影響異性夫婦權利。另外，祖孫、兄弟姐妹等家庭組合可以「一般家庭」身份申請公屋，他們和異性夫婦在同一隊伍等候，由此可見異性夫婦權利非獨有。

判詞又指，在海外締結且有效的同性婚姻，是公開作出的承諾，具公眾性和排他性，超越純粹的同居關係，法官認為它與異性婚姻無異。《基本法》第三十七條雖然規定惟有異性伴侶，享有受憲法保障的婚姻權利，並獲得婚姻的法律地位，但同性伴侶向房委會提出申請的權利，並不涵蓋在相關法律地位內。

對遺產法例的爭議，終院法官認為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超越純粹同居關係，屬法例規管下公開作出的承諾，與異性婚姻無異，具有同等密切的關係，而《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和《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的立法目的，與生前贍養責任無關，只關乎死者無遺囑下的財產分配。律政司指同性伴侶無法在香港合法結婚，故與異性伴侶有別，法官認為這是循環論證，有關理據正是針對同性伴侶的差別待遇。就上述案件，終院均判政府敗訴。

特區政府表示尊重終審法院的裁決，會仔細研究判詞並徵詢律政司意見，以決定適當跟進行動。房委會亦表示尊重終院判決，會認真研究判決並會按情況徵詢法律意見，以作跟進。[13]

（資料截至2024年12月23日）

時勢艱難，經歷了社會運動和三年疫情之後，再遇上經濟不景，過去一年，不單不少連鎖店、酒樓和戲院要結業，一些堂會和機構亦面對愈來愈大的財政壓力，再加上一些過往有心有力的奉獻者（如教師、社工、醫護等專業人士）的退休潮和移民潮仍未完結，雪上加霜，不少機構需要大刀闊斧節流（包括減薪、裁員、搬去較細和租金較便宜的辦公室、以及削減某些事工等等）。我在機構事奉25年，經歷過沙士、雷曼兄弟破產、社會運動和疫情等種種情況，今次的情況看來更為嚴峻，估計對不少堂會和機構來說，仍有一段頗長的時間要面對財政壓力。不過，作為領受異象和使命而創立的團體，只要行在上帝的心意之中，深信上帝會用出人意外的方法供應各堂會和機構所需。

因此，在考慮任何應變方案之先，必須重新思考堂會和機構在當前的社會環境，究竟如何繼續持守成立時的異象和使命是最重要的，因為一些事工在成立的時候可能有特別的需要，當時移勢易，若有關需要已不存在，堂會或機構已完成了歷史的使命，光榮地退下火線並不是值得羞愧或難堪的事，若仍有心志事奉，上帝自會讓大家看到新的召命，按著時代的變遷而更新變化，因為，沒有異象，民就放肆。作為一個使命團體若只為了維持日常運作，同工卻渾渾噩噩是沒有意思的，也浪費了支持者的奉獻。有些人因為對自己創立或事奉了大半生的堂會或機構有些情意結，就算組織已長期陷入困境仍不想結束是沒有必要的；我們只是管家和僕人，上帝才是老闆，祂在不同的時代會興起不同的人和群體以不同的方法去服侍祂，我們若將堂會或機構當作個人的成就或產業，反而是自高自大，求主給我們能看清時勢，知所進退。

除了結束營運之外，其實共享資源、甚至是合併也是善用緊絀資源的好方法，香港一個彈丸之地，竟然有1,300多間堂會和數以百計的福音機構。當中一些小堂會因為人口老化、沒有新人加入等因素而餘下幾十會友，當中甚至沒有傳道牧者；有些老化的機構平日甚少活動；也有些機構的事工大同小異，卻各自要負擔幾名同工和辦公室的開支，實在吃力不討好。現時是加強堂會和堂會、機構和機構、以及堂會和機構之間合作的大好機會。

一直以來，很多堂會在星期一至五都浪費了大好的地方，重門深鎖，一些機構卻要捱貴租，彼此共用地方（無論是誰租或奉獻給誰），也是雙贏的方案，但就像非到疫情大家不願意主動學習透過網上直播聚會和開會一樣，大家都很少主動求變，也許現在是時候在非自願但不反對情況下認真地考慮一下了。其實加強合作是雙贏的方案，讓堂會和機構彼此找到合作的伙伴，因為很多時堂會缺乏接觸不同對象的網絡，機構則缺少人力和金錢，兩者可以互補不足，香港寸金尺土，若能省下一筆租金及共用辦公室的器材，小數怕長計，亦十分可觀。

對於一些坐擁大量資金的聯會機構或有可觀的購堂或其他儲備的堂會來說，在現時的環境，增加對不同機構的奉獻、設立一些基金讓不同機構申請、甚至短期免息貸款給一些週轉有困難的機構，比起建堂或儲蓄有意義得多。向誰多給就向誰多要，希望各聯會或大堂會的領導層能有更廣闊的國度觀，將所有主內的群體看作肢體，「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不著裝飾；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林前十二24-26）我們都只是神委託的管家，所有資源都是神交給我們好好運用，它們都不是團體或個人的財產，財主進天國的困難，在於不願將財寶分給有需要的人，無法積聚財寶在天國，也許這也是主耶穌對所有較為富裕的聯會或堂會的提醒。

另一方面，當社會經濟出現困難的時候，一些有穩定收入的弟兄姊妹應該更多留意自己的堂會和不同機構的需要，為了支持自己認同機構的事奉和服侍的群體多走一步。此外，不少弟兄姊妹沒有結婚或沒有子女，若能及早為身後事作規劃，將自己的住宅和其他財產在安息之後，將一部份奉獻給一些自己認同的機構，這些奉獻能對機構的財政起到穩定的作用，而這樣做也是一件美事，可以在自己走完了在世的旅程之後，將祝福延續下去。教會群體就是靠一代一代人的忠心事奉而傳承下去的。教會也好、社會也好，不同的時代都會面對不同的挑戰，比起戰亂、逼迫、洪水、地震、瘟疫或在曠野飄泊來說，我們現在面對的其實又算不得甚麼，只要眾教會和弟兄姊妹都願意跟隨主的教導去事奉、奉獻和對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伸出援手，神自然會透過奇妙的安排，供應眾堂會和機構的需要。

覺醒（woke）這個詞剛開始用於公開言論時，它往往穿插在正義之聲之中，提醒人要消除一切對黑人的歧視問題，而「覺醒」，是指要在社會上對黑人的歧視與壓迫保持清醒，不要讓一些風氣使得人們對歧視問題變得麻木。這些語言令人覺得，「覺醒文化」的確是一個好東西，它讓人時刻警惕不公義的事在發生，既然如此，為何又會有許多人發起反覺醒（anti-woke）行動呢？為何知名富商馬斯克會說覺醒文化「殺死了」他的兒子，且誓言要摧毀覺醒文化呢？

被騎劫的覺醒

覺醒文化要人意識到周圍的歧視以及不平等事件，特別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後，當中「保持覺醒」（stay woke）成為政治左派的用語，之後亦輾轉被附加了許多新的意思，[1] 漸漸它也成為了一眾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等）群體的政治用語。時至今天，覺醒文化正為「多元文化」發聲，就如今天的DEI（即多元〔Diversity〕、公平〔Equity〕及共融〔Inclusion〕）元素擴散至不同的媒體，連一些電子遊戲也受覺醒文化影響。[2]

當「覺醒」一詞被騎劫，引發了大規模的「取消文化」現象，而取消文化，就是指一班激進的覺醒者嘗試摧毀一些他們認為「政治不正確」的言論，試圖抵制、刪除一切與他們相左的意見或意識形態。著名小說《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羅琳（J.K. Rowling）在2020年介入了爭取跨性別權益者與性別批判女權主義者之間的爭論，羅琳曾在社交媒體發文暗示女人一詞已被模糊，有人認定她想指出「有月經的人才是女人」，並在否定「男跨女」跨性別者不是真正的女性，事件引發了風波，她更被指淪為「反跨性別運動的激進女性主義者」（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簡稱TERF）。羅琳其實是同性戀運動的支持者，但因不認同跨性別意識形態便備受批評，更成為取消文化的受害者。[3] 主張多元的LGBT+群體，往往以歧視作為武器，排斥一切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想取消他們的發言權，只要有一點不認同，就想辦法將這些人驅逐，這樣到底是多元，還是專制？

覺醒主義（wokism）圍繞著平等、公義等範疇的社會問題，特別是要捍衛少數族群，例如反對種族主義、性別歧視以及爭取LGBT+群體的權利。[4] 而覺醒的原意是反歧視，但LGBT+群體卻將「歧視」演化為他們「爭取權利」的工具。歧視原意是指基於不正當理由，差別對待某些族群以及限制他們的權利。[5] 在過往的種族隔離政策中，許多的黑人受到勞役以及不人道的對待，所以人們需要覺醒，關注受到歧視的黑人，讓他們重獲作為人的基本尊嚴。而LGBT+群體則再進一步，除了要求消除歧視，更爭取他們想要的權利，例如同性婚姻、以自我稱聲明方式變性等等。當然，一切侮辱、人身攻擊以及不合理對待別人的行為，的確是需要正視及糾正的；但如果連合理差別對待也不接受、將不認同其理念視作歧視，甚至要刪除他人的聲音，這樣的行為同樣是對別人權利的踐踏，無怪乎有人形容這種覺醒文化為思想病毒。而不少人反對性小眾群體爭取某些權利，並不是出於仇恨又或恐懼，而是擔憂社會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價值遭到破壞，兒童不能健康地成長。

是人們覺醒了，還是潮流所使然？

馬斯克曾在訪問中如此說：「我基本上失去了我的兒子」，他稱兒子被覺醒病毒「殺死了」，更發誓要摧毀覺醒病毒。馬斯克的其中一位兒子接受了更改性別的治療，馬斯克稱自己被騙去簽署一些文件，讓未成年的兒子接受變性治療，當時他誤以為若不簽署，兒子便可能會自殺，而兒子則聲稱，青春期阻斷劑等療法能夠挽救跨性別者的性命。[6] 患有性別焦躁症的人是否必須要接受更改性別的治療？若不接受治療，他們的自殺率真的有聲稱的那麼高嗎？英國政府的一份獨立報告指出，欠缺有力的證據證明患有性別焦躁症的兒童和青少年有自殺風險，而提出這種說法的研究，其方法論也很薄弱。研究亦指出，性別焦躁症患者的自殺率並沒有顯著上升。[7]

覺醒文化之所以被稱為文化，因為它是一種潮流。不少的青少年受到朋輩的影響而選擇變性，但一些年日後，有些青少年便開始後悔，希望能回復本來的原生性別。[8] 一項有關覺醒文化的研究，研究人員引用了不同的調查報告，其中一項由ListenFirst公司進行的調查發現，自2020年4月至7月，社交媒體推特（現稱X）充斥著大量附有「取消文化」內容或hashtag（標籤）了「取消文化」的帖文。有關覺醒文化亦研究亦提到，曾經有大學教授要用虛假資料發表一篇文章，該文章竟然獲得專門研究性別議題的學術期刊所接受。[9]

當覺醒成為潮流，甚至成為一個不能遭到批評的意識形態時，它便失去了本來的意義。當一切政治不正確的言論都不能講出口，不能做相關的研究，而政治正確的覺醒思想不斷呈現在電影、電子遊戲、社交媒體中，不少人開始「忍受不了」這股DEI氛圍，社會的反彈自然隨之而來。事實上，被騎劫的覺醒，明顯有著濃厚的後現代味道，它神聖化了個人感覺，就是「我的變性欲望被壓抑，我感覺到不開心，所以他人一定要配合我，消除我的不開心」的幼兒式彆扭。當感覺代替了邏輯，當感覺凌駕於社會利益之上，這根本無法有溝通的可能。[10]

真正的覺醒應該讓人意識到不少的種族受到不合理的差別對待，以及產生的人道危機；虛假的覺醒則是任由人以歧視作為武器來攻擊不認同自己的人，它也誤導一些兒童和青少年認為覺醒才是真理，因此做了錯誤的決定，並且後悔莫及，它更令社會飽受了覺醒思想壓迫，最後引致大規模的反彈。

在過去的10年間，跨性別運動席捲全世界，有些國家已經修訂法例，容許市民按其性別認同，毋須任何醫療證明和手術便可更改他們的性別。雖然如此，但仍有不少跨性別人士會選擇進行不同程度的醫療程序，如荷爾蒙治療或性別重置手術，讓身體呈現出他們期望的另一種性別的形態。

荷爾蒙治療是透過用另一生理性別的荷爾蒙讓服用者的體型和聲線出現變化，而性別重置手術則是不可逆轉的外科手術，女性轉為男性的完整性別重置手術包括切除乳房、子宮和卵巢，及建造陰莖；男性轉為女性的完整性別重置手術則包括切除陰莖和睪丸，及建造陰道和乳房。

無論其他人對跨性別的想法如何，如果跨性別人士是年滿18歲的成年人，他們是有權決定自己的身體接受任何程度醫療程序的。但如果跨性別人士是未滿18歲的兒童，接受醫療程序的決定權究竟應該歸跨性別兒童，還是他們的父母呢？法例應該容許還是禁止跨性別兒童接受相關的醫療程序呢？

以藥物延緩青春期發育

當兒童進入青春期，身體會因著生理性別發育而出現第二性徵，當中一些轉變出現以後便難以改變，如男女骨架的生長。對跨性別者來說，他們希望可以透過服用荷爾蒙逆轉有關轉變，因此一些極端性別意識的人士積極推動性別肯定治療（gender-affirming care）的方針，建議患有性別不安症（又稱作性別焦躁症）的兒童服用青春期阻斷劑（puberty blockers），使身體保持「兒童」的形態以延遲其生理性別第二性徵的發育。當該兒童確定其性別認同後，就讓他們接受不可逆轉的外科手術，切除健康的乳房或下體性器官。

青春期阻斷劑是治療性早熟的藥物，作用是阻礙青春期過早出現，這類藥物不是為了阻礙正常青春期出現的荷爾蒙激增情況。青春期阻斷劑其實會影響使用者的骨質密度和心理健康，令他們容易出現情緒不穩定的情況。除此以外，青春期阻斷劑是否真的能幫助患有性別不安症的兒童呢？

英國禁止向未成年人士提供青春期阻斷劑

英國國民保健署（NHS）在2020年委託英國皇家兒科和兒童健康學院前院長Hilary Cass醫生主持一項獨立審查，就署方向對性別認同或性別有疑問的兒童和青少年提供的服務作出建議。[1] 2023年6月，英國國民保健署發出新的指引，由原先醫生可處方青春期阻斷劑給患有性別不安症的兒童，改為在未來只容許醫生向參與性別認同服務臨床研究的兒童處方有關藥物。[2]

2024年4月，Cass醫生發佈獨立審查的最終報告指出，雖然相關領域已有大量研究，但那些研究的質素未達標準，意味著沒有可靠的證據來做出臨床決策；而現時人們仍未掌握到青春期阻斷劑對性別不一致的兒童和青少年的長期影響，因此無法確定它們是否安全，也不知道哪些兒童可能會從中受益。對於兒童和青少年的跨性別認同狀況，臨床醫生也無法確定哪些兒童及青少年的跨性別狀況會一直維持。[3]

雖然審查報告對於跨性別狀況及治療方法提出了許多不確定因素，但為了保障未成年人士的健康，英國政府仍在2024年12月宣佈，禁止提供青春期阻斷劑予18歲以下的青少年和兒童。[4] 而被診斷為患有性別不安症、符合各種臨床標準並年滿16歲的人士，仍可接受荷爾蒙治療，這亦是依據英國政府容許年滿16歲人士可自行決定接受何種醫療程序的規定，因此這些青少年毋須家長同意亦可接受有關治療，不過，只有年滿18歲人士才可以接受性別重置手術。[5]

禁制治療與否在美國觸發分歧

而在美國，不同州份對是否容許未成年的跨性別人士接受性別肯定治療存在極大的分歧，有17個州或特區為了跨別性治療立法，除允許使用青春期阻斷劑外，更容許未成年人士接受性別重置手術，雖然未成年人士要先得到家長同意才可接受治療，但家長往往被告知手術是子女唯一的出路。與此同時，也有26個州立法限制未成年的跨性別人士接受性別肯定治療。現時美國社會關注有關議題的人士都因為一宗審訊而將焦點落在田納西州。[6]

2023年，田納西州通過了SB1法案，禁止醫療保健者為未成年的跨性別人士提供性別肯定治療，當中包括青春期阻斷劑、荷爾蒙治療和性別重置手術。隨後拜登政府管轄的司法部認為，該法案違反了美國憲法的平等保護條款，遂向州政府提出訴訟。司法部及跨性別青少年等人士就案件上訴至美國最高法院，法院已在2024年12月4日開庭審理案件，預計在2025年6月，法院將公佈裁決。[7]

美國有20多個州份都有通過類似田納西州的法例，所以這次審訊的結果不只影響田納西州，還會影響其他州份，法院會為限制未成年人士接受性別肯定治療的法例是否違反憲法作最後裁決。現時最高法院共有九位大法官，六位是保守派人士，三位是自由派人士。估計在保守派佔多數的情況下，最高法院會維持田納西州限制未成年人士接受性別肯定治療的法例，至於其他州份的情況，則會由州政府或美國國會討論和作決定。

在前總統奧巴馬及拜登統治時期，美國由自由派主導了社會文化的走向，極端的性別意識盛行，《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在2023年發表的研究顯示，在2016至2020年，美國有3,215位12至18歲的青少年接受了乳房或胸部的性別肯定手術。[8] 但在這一兩年間，保守勢力在歐美抬頭，社會輿論亦開始轉趨認同保守派。美國整形外科醫學會（ASPS）在2024年更發表聲明，表示透過胸部與生殖器手術作為長期治療青少年性別不安症的方法，其成效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9]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大概一個月就廢除了奧巴馬時代通過的跨性別廁所政策，該政策容許跨性別學生在公立學校依照性別認同使用洗手間，[10] 而特朗普在2025年1月20日一上任後就簽署行政命令，強調美國官方政策只有兩種性別：男性和女性，[11] 這項行政命令自然會引起跨性別群體的反彈，未來或會觸發更多訴訟的出現，相信在美國社會有關跨性別的爭議仍會持續下去。

手術都是必須的嗎？當然這裡提到的並不是美容手術，而是以醫療為主的手術。大家或者想到，既然是醫療手術，那應該是「救命」的吧，又怎會有不必要的手術？事實上，世界上真的存在不必要的手術，否則，美國的醫學史上便不會出現「不必要手術」（unnecessary surgery）這詞匯？所謂的不必要手術，是指對比傳統的保守療法，如透過藥物、物理治療、改變飲食方式等，那些對病人來說不必要、不確定，不是最有利的外科介入醫療方式。[1]

1950年代，美國外科醫學院（The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 ACS）主任Paul Hawley首次提出不必要手術已經構成威脅，他指出「如果公眾知道有多少不必要的手術已被執行，他們會感到震驚。」很明顯，Hawley的言論沒有得到正視，20多年後，美國醫學會（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呼籲美國國會舉行聽證會，針對不必要的手術進行調查。學會稱，美國有240萬宗不必要的手術，涉及款項高達39億美元，並且有11,900名病人死於這些不必要的手術中。[2] 美國醫學會的呼籲，同樣未有得到重視，來到2023年仍有報道指，有脊椎和骨科手術在不明確或不適合的病人身上執行，甚至成為非常普遍的問題，特別是腰椎手術，有超過50%被認為是不必要的。[3] 病人或許難窺全貌，大部份醫生卻能告訴你，至少有15%至30%的醫療服務是多餘的。[4]

70多年來，不必要手術活躍至今，醫生們動不動便動刀，究其原因，與醫生所受的訓練相關，他們並未受過如何與病人討論所有治療方案和尋求最佳決策的訓練，他們亦不知道有甚麼更好的方法，所以「他們一直這樣做」。此外，有的醫生也希望藉著執行手術而令自己名利雙收。[5] 後者在美國的醫生圈子並不是甚麼秘密，有一項調查發現，有超過70%的美國受訪醫生相信，其他醫生大有可能從不必要手術中獲得利益。[6] 也有許多骨科醫生擁有人工關節的部份經銷權，可以透過銷售總髖關節或膝關節植入物給醫院而從中獲利。[7]

根據媒體公司《今日美國》對美國政府國家醫療從業者數據庫公共使用檔案的分析，單從2005到2013年，已經有超過1,000名醫生支付了賠償，尋求與申訴人和解，以結束涉及不必要或不當程序的外科醫療事故。[8] 美國有為了利益而執行不必要手術的醫生，不過其實也有不少有良心的醫生，骨科醫生James Rickert發起了一個名為「道德說服」運動，勸說他的同僚停止為了解決財務壓力而進行不必要手術。[9] 〈從非牟利到非常牟利的醫療業〉一文已探討過美國醫療制度如何由服務有需要的病人到以利益考慮為優先，甚至將金錢置於患者的需要之上，這與美國醫院管理人員的數量顯著增加有關，醫生與醫院管理人員的比例，是1比10，而醫院早已建立了一套商業運作模式。有研究結果顯示，典型的美國醫院在照顧需要住院的病人時，例如治療心臟病發作或嚴重感染的患者，醫院難以獲得可觀的利潤，營運醫院的巨大經費必須依賴非緊急（選擇性）的手術，例如透過骨科和脊椎手術方面的利潤，難怪連《美國新聞》雜誌排名榜上的精英醫院，也會做大量不必要的手術。[10]

在美國，較為普遍的不必要手術包括：剖腹生產（C-sections）、脊椎融合（spinal fusion）、關節鏡半月板部份切除膝關節手術（arthroscopic partial meniscectomy knee surgery）、靜脈過濾器（vena cava filters for blood clots）、心臟血管成形術（cardiac angioplasty）、心臟起搏器（heart pacemakers）、子宮切除（hysterectomy）、脊椎體成型術（vertebroplasty for osteoporosis）等。這裡並非說這些手術都是絕對「不必要」，真正的病人當然有必要接受這些手術來維持生命或保持生活質素，但正如上文提到，對某些人來說，他們其實不需要接受這些手術，進行手術對他們來說根本不是最佳或最有效的醫療選擇。[11]

醫生沒有受過訓練如何與病人一同尋求最佳的醫治方案，又或在龐大的醫療利益驅使之下，醫生進行了不必要的手術或治療，結果對當事人不但無益，甚至造成了傷害，除了前述的不必要手術，其實對跨性別人士，特別是小孩子，進行荷爾蒙治療，甚至性別重置手術，都會出現類似的情況。跨性別治療也是一門大生意，撇除龐大的性別重置手術費用，當有關人士一旦決定改變原生性別，便意味著終身離不開醫生及藥物。[12] 醫生當中有人為了利益而隨便開出荷爾蒙藥，而由於涉及跨性別議題，令有關治療變得更為複雜，因為這牽涉了所謂政治正確及意識形態的爭辯，有持份者認為「救助」跨性別者生命的唯一方式，便是給予他們「性別肯定治療」，[13] 若有人敢反對「性別肯定治療」，大概會迎來謾罵之聲，一些被洗腦的醫生，相信開出荷爾蒙藥是唯一正確的做法。

一面倒的說法支持「性別肯定治療」，但這對跨性別人士來說並不是最佳的醫治方式。試問一下，若有人被告知需要進行一個不可逆轉的治療或大手術，向其他醫生尋求專業意見，在考量不同醫生的意見後才作出決定，這做法不是更安全及可取嗎？但在美國，只要兒科醫生一碰到有孩子表示，想要轉換性別，醫生便會轉介他給性別認同診所，這些性別認同診所的治療師，不會質疑孩子的想法，甚至可能只簡單詢問幾條問題，經過一兩次會面，便會把孩子送回診所，當中的醫生這時便會給孩子開出荷爾蒙藥，整個過程可能只需要三天時間。[14] 診斷過程如此簡單，難怪有研究人員發現，從2019年至2023年，全美共計有13,994名未成年人因性別焦躁症接受了醫療方面的治療，令人震驚的是，這些孩子中有5,747人接受了更改性別的手術，包括乳房切除術或生殖器重置手術，另有8,579人接受了青春期阻斷劑（puberty blockers）和荷爾蒙替代療法，共計有超過60,000份處方被開出。[15]

即使沒有進行「手術」，單純使用藥物如青春期阻斷劑來轉換性別，孩子們還是需要付上沉重的代價，青春期阻斷劑可抑制雌激素和睪酮，這些荷爾蒙有助生殖系統發育，同時也會影響骨骼、大腦和身體其他器官，以骨骼來說，使用過青春期阻斷劑的孩子，比起正常老化的人群，有可能更早出現嚴重骨折的情況。[16] 另外，進一步使用cross-sex hormones（交叉性別荷爾蒙），原則上會導致孩子終身不育。很多接受了荷爾蒙治療的孩子，他們的精神狀況並沒有如性別認同診所所聲稱的變得更好，事實上沒有這一回事。[17]

或許，這個世界上真的有人很需要荷爾蒙藥，但變性可不是小事，只是一味「肯定」，沒有針對個人需要作出客觀的評估，草草讓孩子接受更改性別治療，結果讓不少青少年悔不當初。[18] Chloe Cole便是其中一位受害者，她出生時為一位女生，12歲時未能適應青春期帶來的不適，她告訴父母她是男生，她其實只想表達她討厭青春期這種既陌生又辛苦的變化。她的父母帶她去給專業的醫生診斷，醫生立即要她使用青春期阻斷藥物，Cole認為自己成為了所謂性別肯定治療的受害者，倉促的診斷斷定她是跨性別者，並指她需要接受一連串藥物及手術治療，這些都讓她日後無法生育及乳養自己的孩子，她其後為此控告開出青春阻斷劑及荷爾蒙藥的醫生。[19] 專門研究跨性別青少年的心理學家Erica Anderson博士估計，將有更多年輕人會因為在他們的性別旅程中過早接受了手術，而為到醫療失誤提出訴訟。[20]

病人要信任醫生，但不能輕易信任草率及倉卒的判斷，在利益當前的醫藥業及醫療系統中，需要多學習多思想，謹慎選擇對病人生理或心理長遠來說都可以帶來好處的治療方案。

2021年韓國劇集《魷魚遊戲》全球爆紅，第二季已在12月26日登陸串流平台。劇集早前舉行發佈會介紹參演演員及角色卻引來一陣爭議。事緣導演在第二季中加入了一位跨性別女性（男跨女）角色，該角色的形象正面，並由一位順性別的男演員飾演，有人就認為這個角色應該由真實的跨性別人士來飾演。類似的言論其實不會令人感到陌生，在美國的荷里活，這類訴求更是常態。

十多年來，荷里活高舉多元文化，為求政治正確，電影劇集的選角在種族、性傾向、性別認同上都會努力呈現「多元」。種族外表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由黑人飾演黑人角色、白人飾演白人角色，這是理所當然的事，白人塗黑臉（Blackface）模仿黑人在西方社會更是一大禁忌。而飾演性小眾角色的演員本身是否必須具備性小眾身份呢？有人就認為由異性戀演員飾演同性戀角色，或由順性別演員飾演跨性別角色，會剝奪性小眾演員參演的機會，是電影產業「異性戀霸權」的展現。因此不少非性小眾演員在輿論壓力下會辭演性小眾角色。

跨性別演員有相關角色的真實體驗，但這不應是選角的首要考慮。因為演員的工作就是將自己代入另一個身份，就算是自己從未體驗過的身份，也要將之演活出來。演員未曾經歷喪偶，也可流露出喪親之痛；正常體格和智力的演員，也能演活有身心障礙的角色。但為何當角色一旦涉及性小眾身份，就必須矯枉過正地視演員的性小眾身份比其演技和知名度更重要呢？

若非性小眾演員不可飾演性小眾角色，性小眾演員又是否可以飾演非性小眾的角色呢？

基督教出版聯會主辦的「第十屆金書獎」已於2024年9月27日假城景國際酒店的水晶殿舉行，當天，明光社出版的《恩典重臨：基督教再婚婚前輔導》（下稱《恩典重臨》）榮獲教會及佈道事工I（教材及課程）的金書獎。此書作者為本社的事工顧問傅丹梅及輔導員韋佩文，她們多年來輔導離婚再婚的群體，把輔導室的故事、與離婚再婚家庭子女同行的經歷，結集成書，以幫助在婚姻中迷失的一群，最終此書得到外界的肯定，並獲此殊榮，實在感恩。

《恩典重臨》在最後五本入圍書中脫穎而出，韋佩文在獲獎時在台上先感謝讀者對此書的支持及認同，她更有感而發稱：「在明光社的服侍當中，聽到很多離婚人士的傷痛及他們對再婚的渴望，故此我和傅丹梅整合輔導的經驗而寫成這本為離婚再婚人士而設的教材，盼望明光社能與各教會的牧者一起同行，關心這班離婚、再婚者的需要。」

此獎項的其中一位評審委員葉子良牧師十分欣賞《恩典重臨》，及後他接受我們的訪問時稱：「本書的原創性及獨特性，是三位評判一致評定此書得獎的原因。」他娓娓道出此書可取之處：「《恩典重臨》最突出之處是其獨特性及原創性，由於基督教界未曾有人出版同類的書籍，故此有其獨特的一面，是一本有份量的書籍。在原創性極高下，作者也是在幫助一個獨特的群體。」他就牧養的層面續稱，傳道同工在教會牧養時，面對教友離婚、再婚，甚至繼子女的問題，往往都是難於處理、觸碰的課題。教會牧者不容易入手處理，一直難以應對，他稱：「首先，不同宗派對離婚、再婚的課題有不同的神學觀，此書擔當了一個很特別的角色，讓不同宗派的人士閱讀都感到舒服。此書的題材敏感，應該難以落筆，最終的製成品卻滿足了各宗派教會的需要，實在難得。」為甚麼離婚、再婚的題材敏感？他說：「教友或許不知道原來在教會可以有這方面的支援，因為若牧師在教會談及這課題，就好像在鼓勵離婚。要牧者與這群體同行及表達關心，現在最好的方法是借用此書，我們可以介紹此書給弟兄姊妹閱讀。」他建議，牧者可以以此書作為介入點，說：原來坊間都有資源去討論這個話題，然後與有相同經歷的教友一起去閱讀此書，以同行者身份來提供支援。

在內容方面，葉牧師讚揚《恩典重臨》除了在不同章節分別記載了再婚者面對新的婚姻時的憂慮，同時也提出牧者關心這群體的方法。書中記載的例子真實而豐富，葉牧師欣賞兩位作者在書中分享真實的輔導室經驗，以幫助更多離婚、再婚家庭。例如書中其中一個例子是因「忙」而導致離婚，「忙」是現今一個很普遍的理由，例子很能反映現實，不誇張而貼地。這例子提醒讀者，踏進新的婚姻前便要反省，若仍是埋首事業，是否會重蹈覆轍。另一方面，書中經常引用經文對牧者來說十分有用。當內容提及再婚者將要面對新的婚姻而表達憂慮時，書中會配以經文來給他們建議。書中簡單的經文提醒，如提及子女是上帝的禮物，便能對人作出提醒，即使經歷離婚、再婚，仍要為子女的福祉著想及從他們的需要出發。

此書的閱讀群體絕不限於關心離婚、再婚的人士，而且更能擴展至初婚者也可閱讀，他稱：「書中有些地方講述關係、性格、期望，這些內容不一定只應用在離婚再婚者身上，其實對初婚也很適用」，故此他認為此書的內容十分大眾化，亦很容易閱讀。他認為本書重視對過往離婚經歷的回顧及反思，這是十分正面的教導。在踏進另一段婚姻前，考慮再婚人士必須要檢視過往婚姻失敗的原因、影響和需要學習的事，他引述稱：「書中會列舉問題來反思，例如你與前配偶認識多久便結婚，以此為介入點，比較與前配偶相處的關係來反思與下一個伴侶的關係，透過書中的問題引導他們自己去整理、尋找答案。」他又舉例，第八課的內容是有關繼子女，這也是不容易的課題，書中則教導讀者當中要注意的地方，並講解如何滿足四大長老（一對準新人的父母）等人的期望。

最後，葉牧師謙虛地表示，不是每一位牧者都對此議題有足夠的認識，此書就是像一本天書，以補牧者的經驗不足，期望每一位牧者閱讀此書後，能夠牧養更多離婚、再婚的家庭，以致他們能得著上帝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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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可以在香港戲院欣賞到的印度寶萊塢電影並不多，能夠上映的，都是質素高，口碑極佳的電影，如《一百萬零一夜》（2008年）、《作死不離3兄弟》（2009年）、《來自星星的PK》（2014年）、《可憐天下父母心》（2017年）等，這些電影好看之餘，還帶出一些社會議題，如貧窮、教育及迷信等問題。另外在這個重視男權、兩性嚴重不平等的國家，探討女性地位的電影亦時有出品，如討論女性自主、追求學識的《救救菜英文》（2012年），還有描述女性參與男性類型運動的《打死不離3父女》（2016年），而以上電影的風格總是輕鬆、充滿溫情的。

最近，筆者於網上串流平台欣賞到一部既特別、亦帶點血腥的印度電影《失竊風雲》。台灣及內地則取了更為貼切的譯名《誰偷了垃圾桶？》及《因果報應》。電影的剪接、編劇兼導演都做得出色，將碎片式、幾條似是沒關連的故事線慢慢展示，最終編劇會把線慢慢收起，觀眾則需要非常集中並主動串連故事，才能理解它的全貌，當觀眾以為自己看到結局時，誰知它卻來個峰迴路轉！

除了抽絲剝繭分散再合併的說故事方式很特別，電影所用的意象也叫人印象深刻：蛇、Use Me（用我）垃圾桶、水、血、剃刀、腳印等等。電影中亦充滿著很多真真假假的東西，劇中人總是互相欺騙、把真假對調，道出了很多由人的貪念引起的因果報應。可以想像，如果執法者都是為了錢才去查案，一旦認為無利可圖就不受理案件，更苦待市民，市民還可以相信誰、找誰來幫助呢？男主角Maharaja選擇了親自想辦法去解決問題。他對女兒的愛、鍥而不捨地追尋那個「垃圾桶」所盛載的「真相」，襯托出了印度社會造假、貪污的問題。

電影描繪了爸爸對女兒的愛和感情，對她的珍惜及重視，當她受了委屈，這個爸爸總是先為她著想，替她站出來，不肯向惡勢力屈服。這種真愛，可以抵擋及退去恐懼，受了傷害的孩子，總能因著被愛而堅強地重新站起來。相信這電影也喚起了人們對印度女性地位的關注。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美國大選前夕，右翼政治非牟利組織 CatholicVote自2024年9月16日起，在幾個選舉競爭激烈的搖擺州，如賓夕凡尼亞州、密歇根州、內華達州和威斯康辛州，發放一條30秒的影片廣告，主要指責副總統兼總統候選人賀錦麗，支持使用納稅人的錢，即透過聯邦醫療補助計劃，為兒童進行性別重置手術，包括切除子宮、乳房和變改性別的手術。[1]

2024年9月26日，一班老師及家長在美國加州的Cupertino 聯合學區（CUSD）的學校董事會議上，就一名在Dilworth小學任教的跨性別教師，在8月時與一位四歲學生討論相當敏感的性別認同話題而作出了討論，事件讓社區陷入了分歧。

CUSD 的員工Crystal Hamilton解釋，與性別認同相關的主題是 CUSD 中學階段「人類成長與發展單元」的一部份，父母可以選擇不讓他們的孩子參加這些討論，不過，她指出該位在Dilworth任教的涉事老師，並未提供這個選項。她又指，員工是不允許在課堂上表達個人的政治和信仰，而表達政見的行動只可以在工作時間以外進行。不過，也有多位CUSD員工在會議上捍衛他們的跨性別同事，Susan Hanson稱她因看到社區內的成員擾亂了CUSD教師所創造的「安全和包容的環境」而感到「不安」。CUSD發人表示，雖然學區無法對涉事教師的個人問題發表評論，但可以向家長保證，已立即採取行動來回應家長的關切，並確保任何未來的教學材料會與學區目標、課程目標和學術標準相符，同時內容亦適合孩子的年齡。[2]

位於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學區的學校有一政策，規定學校的工作人員「不應向他人透露有可能揭示學生的跨性別身份或性別不確定的表現」，除非法律上要求，或有關學生授權對外透露有關事宜。此外，政策還指出，工作人員應使用學生的法律姓名和與其出生性別相對應的代名詞，除非學生或其父母另有指示。這一政策旨在保護跨性別學生的私隱，並尊重他們的性別認同。

在2021至22學年，一位學區內學生的家長反對孩子要求學校工作人員使用與他性別不符的名字來稱呼他。校長回應說，有政策要求學校工作人員按學生要求的名字來稱呼他們，並指政策要求工作人員要為孩子的選擇保密，故不可向家長透露有關事宜。該位家長據稱說服孩子重新使用其出生姓名和與性別相符的代名詞。學生和學校工作人員亦告訴該位家長，他們會遵從相關的要求。然而，該家長懷疑學校工作人員可能因政策所提供的學生隱私權而撒謊。最終，該家長對學區提起訴訟，指控該政策違反了新罕布什爾州憲法。2024年8月30日，新罕布什爾州最高法院的裁決維護了學區政策，裁定提訴的家長敗訴。[3]

一位來自美國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鹽與光浸信會的牧師，為到女兒在2024年6月在公立圖書館接觸到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書籍感到擔憂及不滿，他認為這些書籍不符合基督教的價值觀。隨後，有教會人士與他討論建立一間學校，於是他決定參與創辦一間免收學費的學校——第一原則學校。這所學校的目標是提供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能夠在強調傳統家庭價值觀和道德教育下成長。

這位牧者名叫Justin Walker，他表示，這所學校將專注於基督教信仰的教育，並希望能為家庭提供一個替代選擇，讓孩子們能夠接受符合其信仰的教育。這一舉措在社區內引發了廣泛的討論，涉及教育內容的多樣性、言論自由以及家長在教育中的權利等議題。整體而言，這一行動反映了對當前社會文化變遷的回應，以及對教育內容和方向的關注。這一所學校在2024年9月4日正式開學，校方接受公眾人士報讀，不限於鹽與光教會的會友。學校初期有65名學生和多名教職員，現時提供幼稚園方面的課程，將會提供小學課程，以至於中學和高中課程。[4]

2021年，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下級法院裁定，Masterpiece Cakeshop及其擁有者Jack Phillips因在2017年拒絕為男跨女人士Autumn Scardina製作一個粉紅色配藍色糖霜蛋糕，慶祝他的生日及跨性別身份，侵犯了他的權利，Phillips需要支付500美元的罰款，Phillips在2023年決定上訴。與此同時，Phillips亦入稟聯邦法院，指控民權委員會及該州的民權部門基於他的宗教信仰作出歧視。本身是律師的Scardina曾試圖介入該案件，但被法院駁回。該案件於2019年和解，兩個機構同意停止跟進Scardina的歧視申訴。

2024年10月8日，該州最高法院以4比3，裁定根據科羅拉多州反歧視法，在2019年經過早期行政程序後，Scardina無權對有關麵包師提出訴訟。[5]

有媒體在2024年10月報道，有研究人員發現由2019年至2023年，美國共計有13,994名未成年人因性別焦躁症而接受過醫學方面的治療。令人震驚的是，這些孩子中有5,747人接受了性別重置手術，當包括乳房切除手術或生殖器重置手術，有8,579人接受青春期阻斷劑和／或荷爾蒙替代療法，總共有超過60,000份處方被開出。[6]

新西蘭體育部長Chris Bishop表示，他已要求政府機構新西蘭體育（Sport New Zealand）更新兩年前的指引，該指引鼓勵跨性別運動員以其認同的性別參加業餘水平的比賽，他們亦毋須證明其身份或為其身份提供任何理據。此舉被指是因為有奧運選手批評該原則忽視了女性運動員的權利，並損害了公平性和安全性。[7]

Fenix FC足球隊的所有隊員都是女跨男人士，球隊在2024年9月在西班牙第五級地區聯賽中首度亮相，成為了歐洲首支獲得聯盟地位的全跨性別球隊。[8]

德國聯邦參議院在2024年5月通過《性別自決法》，容許年滿18歲人士毋須提交醫療證明或得到法院的許可，便可向政府部門申請更改官方文件上的姓名及性別，每年可更改一次。14至18歲人士申請更改性別，須獲家長或法定代理人同意，如未獲有關人士同意，在家事法庭的准許下申請人亦可更改性別。未滿14歲申請人，只能透過法定代理人提交申請。有關法例已於11月1日在德國正式實施。[9]

2024年10月12日，教宗方濟各在梵蒂岡與關注LGBTQ權益的人士會晤，展開了一場長達 80 分鐘的私人會議，參加者包括一位有與 LGBTQ 人士合作的天主教修女、一位跨性別社群成員，以及一位美國醫生，他協作經營一所為成年人提供荷爾蒙治療的性別肯定診所。關注LGBTQ權益人士要求天主教會推翻禁令，不再禁止性別肯定治療，有關治療是為希望更改性別的人士而設的。[10]

2024年10月16日，意大利參議院在進行長達七小時的辯論後，通過了一項法案，該國人民如在國外透過代孕服務生育孩子，將面臨最高刑罰兩年的監禁，以及最高可達100萬歐元的罰款，有關法例已生效。[11]

2024年11月12日，俄羅斯國會下議院通過了一項法案，禁止允許性別重置，即變性的國家收養俄羅斯兒童。遭到禁止收養俄羅斯兒童的國家，是允許「透過醫療手段變性，包括使用藥物」，或允許個人在官方身份證件上更改性別的國家。俄羅斯國會下議院議長Vyacheslav Volodin曾表示：「有了這項法律，我們就能保護孩子，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孩子不會落入允許同性婚姻和變性的國家。」法案已於11月20日獲上議院通過，總統普京在11月23日簽署了法案，使之成為法律。[12]

2024年10月4日，歐洲聯盟最高法院裁定，羅馬尼亞拒絕承認擁有英國及羅馬尼亞國籍的女跨男人士Arian Mirzarafie-Ahi變性後的性別，是侵犯了她的權利，並違反了歐洲法律。

該案件涉及歐盟法律的自由流動和公民權利問題，2021年案件在羅馬尼亞法院被提出，並於2023年轉介至歐洲聯盟法院。Mirzarafie-Ahi於2008年移居英國，並在2016年獲得英國國籍，該年她亦開始變性。英國在當時仍是歐盟成員時，英政府向她頒發了性別認可證書。不過，羅馬尼亞當局在2021年拒絕承認她的新姓名和她更改了性別，稱英國已不再是歐盟成員，要求她遵循該國程序處理更改性別的申請。在10月4日的初步裁決中，歐洲法院裁定，羅馬尼亞必須承認並更新其他歐盟成員國發出、合法變更性別的文件，而毋須有關人士進行額外的程序。[13]

根據泰國官方《王室公報》（Royal Gazette）在2024年9月24日的報道，泰王哇集拉隆功已簽署了婚姻平權法案，使它成為法律，在報道刊登在《王室公報》後120天，有關法律將會生效，這會使泰國成為東南亞首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14]

本地

2024年9月22日，Pink Dot HK一點粉紅活動在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舉行。[15]

房委會公屋及居屋計劃因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關係，認為有關人士不符合申請資格，有男同志先後入稟法院以推翻房委會決定，高等法院原訟庭先後裁定同志方勝訴。房委會就兩宗案件上訴至終審法院，2024年10月4日，法院展開聆訊。房委會代表律師指房屋政策配合提升人口增長，同性配偶生育成本較高，申請公屋、居屋時不應與異性配偶放在同一類別考慮。有法官質疑，異性配偶也未必生育，且女同性戀者雙方都可生育，質疑因生育能力阻礙同性配偶申請公屋是否合理。代表同志方的律師則提出，結婚不代表會生兒育女，異性配偶不一定能生育，而同性配偶亦可透過人工受孕或領養方式孕育下一代，因此房委會制定的政策不應以生育能力作為指標。[16]

另外，有男同志就本港的《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關係提出司法覆核並獲判勝訴。律政司就案件上訴至終審法院，案件在2024年10月8日開審。律政司的代表律師陳詞時指，家事法規定異性伴侶婚後有贍養責任，但同性伴侶不能在香港註冊結婚及沒有贍養責任，故兩者並非合適的比較對象；同志一方的代表律師則指，同性伴侶在結婚以後同樣有道德責任去支援另一半的財政，故贍養責任不足以成為區分同性和異性伴侶的理由。[17]

就上述三宗有關同志權益的案件，終院在11月26日一併頒佈裁決，裁定男同志一方勝訴。[18]

（資料截至2024年11月26日）

轉眼在機構事奉已經25年，由一個「半途出家」的基督教機構主管，漸漸成為圈內少數的資深總幹事，由於一直很支持及積極參與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的事奉和出席總幹事團契，接觸過很多不同類型的機構和機構負責人，可說百花齊放，各擅勝場。不同性格和專長的人配合不同類型的事奉模式和對象，會產生不同的效應，深感沒有一種管治的方法適合所有機構，因此，本文想探討的不是模式，而是心態。

基督教機構作為翼鋒教會，其實本身就是教會的一部份，而同工之間的關係就像團契裡的弟兄姊妹，不過，它同時也是一間公司、一個機構，因此，基督教機構既是所謂的「屬靈」群體亦需要遵守一些「世俗」的規則。其實基督教機構應該明白自己比起外間的機構有更高的要求，因為我們既是一個「屬靈」的群體，也是一個按照香港法律成立的慈善團體，我們要同時滿足兩套規則，既要對神負責，也要符合法律和公眾人士的期望，需要在教內教外也有好的名聲，好的名聲不代表其他人一定會認同機構的宗旨和路向，但會尊重我們是行事正直、重視操守、有效率和對奉獻者負責任的機構。

作為機構的領導人／總幹事，首先必須是一個有使命感的信徒或牧者，每個機構的成立都必定有其背後的異象和使命、服務的宗旨和對象，作為帶領的必須充份了解和認同機構本身的理念，否則無從感染其他人認同和支持，一個有生命力的人自然就會有感染力，有生命力不代表是工作狂，不代表毋須休息，反而應該是一個懂得平衡事奉與生活、工作與家庭的人。事奉是充滿喜樂、令人興奮的事，事奉的過程難免會有困難和衝擊，但能夠事奉就是恩典，這是我們應有的信念，我們必須讓同工明白，在機構事奉不應該抱有屈就的心態，亦不是因為無法適應外界的競爭或文化才無奈加入機構，而是我們明白人生有些價值比金錢和社會地位更重要，無論在甚麼機構，若終日怨天尤人不如及早離職。

正因為我們明白能夠事奉是神給我們的福份，不是我們「俾面」神而加入機構，而是神「俾機會」我們去體會更豐盛和精彩的人生，因此，在機構事奉的態度絕對不應該敷衍了事，當我們在職場工作也十分嚴謹、著重上司和客戶的評價的時候，在機構工作更應加倍認真，因為我們既做給人看，更是做給神看的。機構的包容文化應該是包容同工因為經驗、能力不足、身體軟弱或家庭需要而有些地方做得未如理想，但絕對不應包容一些同工以得過且過的態度，濫用別人的愛心作為自己不負責任的藉口，基督教機構並非讓同工逃避責任、不思進取的地方，不稱職的同工會被辭退或勸退是理所當然的。

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相信大家不會反對，問題是我們究竟有幾認真去看待？一直以來，不少機構的薪酬都是偏低的，若果是機構的財政未能承擔，大家尚可以理解，但若果明明是有能力，有盈餘和儲備，卻認為同工既然在基督教機構服侍便應該接受偏低的人工是不合理的，變相是以同工對事奉的熱誠作為剝削的藉口，對於一些沒有家庭負擔的同工來說可能仍然能夠應付日常所需，但對於一些要養家、特別是有小朋友的同工來說，會強烈感到對家人有虧欠。因此，在開展事工時，應盡量以外間機構相近職位的薪酬作參考，按機構的能力給予較接近的待遇，每年以適合的方法評估同工的表現，讓表現好的同工有加薪的機會或獎勵。以為在機構事奉只需要向神而毋須向人交賬，恐怕只是一些人敷衍塞責的藉口，這種態度會對其他盡心盡力事奉的同工帶來不公平。

另外，基督教經常高舉家庭的重要性，但我們對待同工時又是否真的家庭友善呢？同工的家人有需要時，同工可以靈活地請假嗎？同工需要經常加班嗎？在安排同工的上班時間和假期方面，會否盡量遷就不同家庭的需要？基督教機構是以人為本的機構，看重人的價值而不是以利益掛帥，這利益不僅是指金錢上的利潤，也包括將人當作生產工具，要將一個人用到盡，基督教機構則不會奉行此道，會考慮員工在身心靈和家庭各方面的需要。因此，同工若經常超時工作其實並不健康，機構想同工有進步及事奉更有力，應給予他們適當的休息和假期，不鼓勵同工加班和樂見同工準時放工是我多年以來抱持的管理態度。

此外，若同工有更多進修、參與研討會和培訓班的機會，他們便可以開眼界，接觸多些不同的機構、人和事，對同工本身和機構都有好處。過去兩年的暑假，我也有安排同工去別的機構交流兩至三個星期，和其他機構的同工一起工作，觀摩和學習，效果十分理想。作為主管，看見同工有成長、讓他們對事奉保持熱誠，以及將其他機構和教會看為肢體，有一個普世教會的胸襟，不將自己的機構看成唯一重要和值得關心的對象是十分重要的。個人認為，能夠成為一個重視同工、服侍對象的需要和重視成長的主管，才能成為一個以人為本去服侍上帝的機構總幹事，這也是過去25年我追求的目標，共勉之。
 

Meta在今年9月宣佈，旗下的社交媒體平台Instagram（IG）將加入家長監護的功能，18歲以下的用戶，其賬號會被預設成不公開，用戶只能接收他們已追蹤賬號或聯絡人的訊息。如果13歲至15歲用戶想更改以上的設定，就必須要加入一位成年家長或監護人的戶口，由家長替他們更改設定。家長或監護人可使用監護功能，看到青少年發訊息給甚麼人，亦可檢視他們的使用時間。同時，Meta亦針對未滿16歲用戶的情況，在其頁面隱藏敏感內容（如自殘、近乎裸露），減少這些資訊對青少年的影響。[1]

社交媒體平台引發的問題有很多，但問題很少獲認真處理，特別是青少年使用相關平台時所產生的問題，更甚的是，問題有被故意放任的情況，這都對下一代影響深遠。美國在2023年就有30多個州份提出訴訟，指控Meta公司利用演算法引致青少年沉迷使用該公司的社交媒體平台，令青少年的身心都受到不良影響。[2]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2023年進行的調查，分別有59%及60%的13至17歲美國青少年使用Instagram和Snapchat，[3] 在台灣，社交媒體平台Threads（台灣網友稱為「脆」）曾引發非常大的關注，不少用戶最初可能只在Threads開了戶口並沒有常常使用，但只要他們留下非常爆炸的留言，Threads連動了IG和facebook戶口，就會吸引人前往Threads，並匯合成一個很多人看的帖子。[4]

另一宗由美國新墨西哥州提出的訴訟，指控Meta保護兒童不力，案中揭露了在Meta的一些內部文件中，記錄了該公司根本就打算要「攻佔」兒童巿場，希望旗下的即時通訊工具成為最受兒童和青少年歡迎的工具，並且為了保持競爭力而減低對不良訊息的過濾。在另一份2021年的內部報告中亦顯示，估計每天就有10萬名兒童在Meta的通訊平台中收到性騷擾的訊息，當中甚至會有露骨的內容，例如性器官的大特寫照片。[5]

不少青少年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學習不同的東西，但卻做了很多恨錯難返的決定。青少年期的孩子希望得到身份的認同，社交媒體中的網友容易給予他們力量和支持，不過如果誤交損友，學習了以不良方式去獲取身份認同，例如透過減肥達到所謂的美，加入極端組織和認同某種危險的思想，甚至以自殘來獲取別人的支持等等，最後只會令孩子誤入歧途。監察傳媒的機構大多認為青少年在16歲前非必要也不宜接觸社交媒體平台，可惜隨著孩子的成長，或因著家長貪方便，在小學階段就給孩子用手機，並讓他們可以自由下載軟件，即使有設立一些使用規則也不容易要求孩子完全遵守，變相就讓孩子暴露在危險之中。

撇除家長和孩子的問題，社交媒體平台也承認自己控制不了平台上的內容。社交媒體平台本質就是提供平台讓人分享資訊，營運者並非內容的提供者，平台只提供一個地方供不同的用戶以文字、聲音、影像等方法，去表達自己的想法。惟過程中不少人為了增加點擊率，利用社交媒體平台演算法的規則，吸引更多的點擊率，這些引人注目的內容，往往利用譁眾取寵的標題，或者是非常極端的言論，吸引人去點擊。又因著不同平台上載內容的限制，例如IG比較側重圖像，Threads則較側重短文字，一張圖或一段短文，可以有很多詮釋的空間，結果只要內容極具煽動性，夠火爆，便會引起爭論，而爭議愈多的帖文，受加乘效應影響，就會令該帖文成功佔領不少用戶頁面的開首位置，也會令它有更多機會讓人去閱讀、點讚及留言。

因為內容具煽動性，容易掀起網絡罵戰，爭論一旦升級很多人都會受到影響。在Threads不少人可以隨意用不同的身份來留言，內容更可以引發網絡欺凌、人身攻擊，而當中涉及的人除了可能是素未謀面的網友，也有可能是真實認識的朋友，這樣產生的傷害就更大。[6]

此外，以往常見的網絡騙案，透過IG等社交媒體平台，騙徒可以與青少年進入私人討論區，他們以利誘的方式欺騙受害人，最終騙財騙色的案件仍然時有發生。雖然家長監護功能可以令家長知道孩子和誰在私聊，但卻不能知道他們聊天的內容。事實上當成年人也會跌落這種陷阱時，青少年單獨面對有關情況就會感到更無助，即使家長、社工、老師知道孩子出了事，但因為事件是在網上發生亦難以追究，他們亦只能感到束手無策。[7]

未來我們是不難想像，社交媒體必然成為下一代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部份，家長、老師有責任首先裝備自己，去教育孩子理性分析當中內容，同時要學習負責任地發佈內容和留言，以致社交媒體可以成為一個能幫助孩子正面成長的地方，而不是一個充滿負能量，或者互相攻擊的地方。同時，社會有責任倡議政策，加強監管社交媒體平台的公司，要求他們改善技術，減少平台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

德國《性別自決法》剛在11月1日正式實施，勢必為德國社會帶來嚴重的衝擊及深遠的影響。根據新法，德國人可以每年一次更改其姓名和性別，而毋須提供醫療證明或法院判決，只需支付約38歐元的手續費便可。最終性別變更的程序大幅簡化，取代了以往須提交至少兩份精神科醫生評估的要求。

此法例由通過到現在其實已經一段日子，一直未見很多反對的聲音，現在終於見到各界起來表示憂慮。聯合國在法例實施的前兩天（10月30日）公開表示此法例可能會削弱婦女及女童的安全、隱私等基本人權，特別是那些曾受男性暴力侵害的女性。此外，新法禁止他人披露跨性別者的原來性別和姓名，聯合國認為這會影響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其實，此法例更會嚴重引致社會、家庭的不和諧、不信任，法例允許14歲以上的青少年自行提交性別變更申請，雖然需要父母或監護人的同意，但若父母不同意，青少年可以向家庭法院申訴，法院可能會基於兒童的利益而批准轉變性別的要求，剝奪了父母的監管權。德國精神分析學家Bernd Ahrbeck教授更質疑，社會既然認為兒童不能抽煙、喝酒、開車，但為何他們從14歲起便可以自己決定性別？他指有精神分析學家提出，許多兒童性別認同的問題會隨著時間而改善，約80%至85%兒童性別焦躁的狀況便隨著時間過去而自然消失。有些政黨亦批評，國家對兒童和青少年的保護功能被忽略，罪犯可能會利用這一法例以新身份逃避法律制裁，法律有機會被濫用。

自新法實施後，這些遲來的憂慮此起彼落，但總比沉默不語，讓婦女、女童遭受嚴重的暴力侵害才後知後覺好。法例已經實施，相信德國將要走上一條艱難的道路。

參考資料：

https://www.dw.com/zh-hant/德國性別自決法正式生效-簡化更改性別程序/a-70659485

https://www.zdf.de/nachrichten/politik/deutschland/selbstbestimmungsgesetz-transgender-transsexuell-100.html

https://www.bpb.de/kurz-knapp/hintergrund-aktuell/555990/1-november-selbstbestimmungsgesetz-tritt-in-kraft/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4/10/1133046

最近有兩個意念頻頻出現：逍遙和無國界。提早七年退休的歲月，時間過得很快，至今已經九年多，雖然現在已經年屆真正的退休年齡了，也不想令這些時間變成人稱的「垃圾時間」。但是我不勉強必須要做甚麼，去哪裡，要做多久……我只是被動地接受安排，有時候會因為情況有點困擾，但爭取不來，就罷了。想要的，是逍遙吧！

回港四個月，首先處理身體健康問題，經過多項目的覆診後，知道大概情況穩定，衰退難免，新病症是睡眠窒息症，它對走動和工作無大礙，於是繼續考慮及等候決定以甚麼方式生活，是宣教還是退隱。按向來有的歐洲華人宣教異象，尤其對法國的「偏心」，又有一兩個法國華人教會的邀請，但又沒有把握申請居留，於是按個別教會的提議，先取得BNO visa落腳英國，其後再申請去法國服侍。於是回港後第二個月就打算賣房子，準備移民英國。經過兩個月的禱告等候，終於找到買家，開始執拾家當及交樓的工作，並於10月初出發去英國。

按這樣子的情況，可能我是既可在英國逗留和事奉，也可在歐陸地區服侍華人，並且可以抽一些時間回香港，除了要考慮體力能否應付外，我發現竟可以變成沒有國界限制的事奉，真的是作天國的僕人（太二十五）。殘留的軀殼，不配獻主，但也不想鏽壞，雖是碎渣兒，也不要浪費（可七24-30）。青春健康活力已逝，主既沒有吹滅將殘的燈火，就以逍遙自在方式享受當下的事奉和生活。這是我最近體會到的一種「死不如生」的生命意義。生命是主給我們的禮物，但若主接我回去，也是一份禮物。因為主看是好的，就會給我。賣房子及執拾東西期間，體會上帝給我那麼多恩典，既滿懷感恩，但也不能留戀，拍下照片後，就放手，走人生路，要學捨下，才能走得好。沒有國界，沒有包袱，這也是逍遙呀！

西方國家對跨性別議題的開放，已經去到政治及商業的層面，儘管父母起來遊行反對，這種文化已落地生根，難以抗衡。本週二，有美國的檢察長寫信質疑大型醫療組織以政治理由犧牲兒童的福祉，以誤導與欺騙的手段去支持兒童及青少年性別確認護理（gender affirming care）。

在西方的社會，一些學校會以兒童福祉作為旗號，瞞著家人帶學童去變性，他們認為這就是尊重孩子的人權，背後其實也在支持整個變性醫療行業的發展。最近從一個在香港的中德家庭聽到一個真實故事，令我反思甚麼是兒童福祉、兒童權利，亦體會到中西文化的分別。朋友是一名德國籍父親，他帶兒子去參加衛生署學童牙科保健服務，牙醫當時發現兒子有兩隻蛀牙，便詢問父親應如何處理，父親尊重兒子的意願、決定及人權，於是讓他自己決定。最後，兒子怕痛，選擇不補牙，也不洗牙。母親是香港人，她一直以為兒子牙齒健康，所以當天毋須進行任何療程。後來，兒子蛀牙的情況愈來愈嚴重，那時她才知道當天父子倆是白行一趟，白白放棄了及早的牙科保健治療。然後，母親沒有問兒子的意願，便帶他前往私家牙醫診所，希望他能在仍可挽救時修補牙齒，當然她要額外再付數千元的費用。可知道，若蛀牙不處理，可以導致永久失掉牙齒，嚴重的更會影響其他健康的牙齒，最終達至不可挽回的局面。若你是學童的父母，你會支持父親還是母親的做法？

作為父母，我們往往希望能在事情可挽回時幫助孩子，孩子還小，他們未有足夠人生閱歷去前瞻一幅未來的圖畫，未能預知不可挽回的嚴重性。在西方，愈來愈多曾經進行變性手術的學童在長大後後悔，但已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只能向法庭提出訴訟。這種在未成年便把健康的性器官切除的手術是對學童的嚴重虐待，但願香港能夠守得穩，不會被這些文化入侵。

參考資料：

Becca Savransky. “Idaho AG Raúl Labrador calls pediatric association ‘shameful’ over gender-affirming care.” yahoo! news.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25, 2024. https://ca.news.yahoo.com/idaho-ag-raul-labrador-calls-004934220.html.

2024年巴黎奧運會已圓滿落幕，當中女子拳擊比賽項目出現了性別爭議，阿爾及利亞選手哈莉芙（Imane Khelif）和中華台北選手林郁婷在她們所屬的級別拳賽中取得冠軍，但外界對她們的性別有所質疑，因二人在過去的賽事中曾被國際拳擊總會（IBA）取消參賽資格，會方稱二人有XY染色體，不符合參加女子比賽的標準。

國際奧委會（IOC）對參賽選手的性別狀況有其指引，認為所有人，不論其性別認同、性別表達、性別變異（sex variations），應在安全且無偏見的環境中，並以最符合他們性別認同的組別參與比賽。但不同體育協會可自行制定男女組別的參賽資格標準，以確保同一組別內的任何運動員都不會面對不公平和擁有不成比例的競爭優勢。因此，本屆巴黎奧運有多項賽事都對跨性別運動員設下了門檻：划艇賽事的要求被指為近乎禁止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性賽事；田徑、游泳、欖球、板球、單車項目，跨性別選手須在青春期前完成性別轉換（transition）才能參加女子組別賽事；三項鐵人、網球和射箭項目則要求選手的睪酮水平在指定標準以下。[1]

國際拳擊總會因著某些問題被國際奧委會撤銷承認其官方地位，因此由上屆東京奧運開始，奧運拳擊賽事都由奧委會成立的工作小組負責，該小組沿用了2016年里約奧運對跨性別運動員的規定，[2] 跨性別女運動員（即生理性別是男，性別認同是女）毋須接受性別重置手術也可以參加女子組賽事，但體內睪酮在比賽前12個月內及比賽期間不可高於10 nmol/L。[3]

在本屆奧運的拳擊賽事中，對於兩位備受爭議的女性拳擊選手，奧委會並不會考慮她們是否有XY染色體，只要她們的護照顯示其性別是女性，便具備參與女子拳擊比賽的資格。[4] 早在2011年11月，奧委會已宣佈棄用以睪酮檢測結果作為參賽標準的框架，因此她們亦不用接受睪酮測試。至於跨性別女性參與女性賽事是否公平，可參閱筆者所寫的〈跨越了公平的跨性別運動員〉，[5] 但其實今次爭議並不涉及跨性別運動員參賽。

兩位拳擊選手都不是跨性別人士，她們由出生一刻開始都是以女性的身份生活。但她們二人的外表是比較男性化，如果單憑外表，相信有人會誤會她們是男性。國際拳擊總會沒有進一步拿出她們體內有XY染色體的證據，大眾也不能斷言兩位選手的身體狀況如何。但在科學上，女性體內是否有可能存在XY染色體呢？

人體的第23對染色體是性染色體，一般來說男性的性染色體是XY，女性的性染色體是XX。女性體內應該不會出現XY染色體的，但其實有例外的情況，性發育障礙（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DSD）會令女性體內出現XY染色體。

性發育障礙是指一系列染色體及基因異常所引致的性別發育異常狀況，包括10多種病症，包括我們日常提及的雙性人，導致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涉及複雜的生物化學反應，影響胎兒發展和日後的成長。5α-還原酶缺乏症（5-alpha-reductase deficiency）是其中一種性發育障礙，患者的性染色體是XY，但因基因突變而未能產生其中一款5α還原酶SRD5A2，而該款5α還原酶的作用是將睪酮轉化為DHT，而DHT在胎兒成長期間會使陰莖和陰囊（即外生殖器）發育成形。因此5α-還原酶缺乏症患者出生時，由於其下體表徵看似一般女嬰，所以會被當為女性照顧。到青春期時，另一款5α還原酶SRD5A1正常運作，便會製造出大量DHT，原本的女孩身體會發育為成年男性身體，患者到了此時才發現自己患有5α-還原酶缺乏症。因此，雖然出生證明顯示其性別是女性，但患者的體內會有XY染色體，睪酮水平也會比一般女性為高。

另一個出現在XY染色體人士身上的性發育障礙，是雄激素不敏感症候群（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6] 由於雄激素受體基因的變化，影響身體對雄激素（androgen）作出反應。部份患者對雄激素完全沒有反應（complete 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其外生殖器發展成女性的性徵，因而被當為女性照顧，但其體內既沒有子宮及卵巢，兼有睪丸在其腹腔中。部份患者對雄激素有部份反應（partial 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根據反應的程度外生殖器會發展成介乎男性與女性之間，故有可能被視為男性或女性撫養。

因此，一個出世紙顯示其性別為女性，也一直以女性身份生活的人，體內也有機會存在XY染色體。而其他性發育障礙的狀況，也會令XX染色體人士的外生殖器發展成男性的性徵，令患者被視為男性撫養。雖然情況算是罕見，但在全球人口中，性發育障礙的患者也有一定數目，社會應如何看待他們的性別，按出生文件、性染色體，還是按他們的意願來劃分呢？

性發育障礙人士有參與運動競賽的權利，另一方面，性發育障礙的女運動員體內睪酮比一般女性高，雖然個別運動項目對運動員體內睪酮水平有所限制，但仍有可能構成不公平的情況。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有待社會尋求共識。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為了保障美國中小學及大學的跨性別學生的權利，2024年4月美國政府修訂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有關修訂本來會在8月1日生效，但其影響不大，因為有法官暫時阻止了全美25個州份和數百所學校執行有關政策。近年來，隨著跨性別者知名度的提高，跨性別者，尤其是年輕跨性別者的權利，已成為一個主要的政治戰場。大多數共和黨控制的州份都禁止為未成年的跨性別者提供性別確認的醫療服務，也有一些州份採取了措施限制跨性別者依照性別認同使用學校的浴室，並禁止男跨女跨性別者參加女子組的運動比賽。[1]

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個學區的董事會，早前發現了學校員工Jessica Norton違反了州法例，讓其16歲的男跨女跨性別孩子在高中女子排球隊打了兩個賽季，經過董事會多番討論後，他們在2024年7月30日決定，Norton須接受無薪停職10天的處分，之後，她也不能再擔任原本的資訊科技專門工作，但可以獲得同等報酬和職責的工作。因為身為資訊科技的專家，如果讓她留在相同的崗位，她便有可能知道有其他跨性別學生正在參加女子運動隊，而不向管理人員報告這種情況，所以董事會決定讓將她調離原有的職位。[2]

在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郊區，一名男跨女跨性別者在一家健身室裡，使用了當中的女性更衣室，此事引發一場抗議。有示威者聚集在健身中心的外圍，並批評其做法，該州的檢察長也在2024年8月2日宣佈會調查此事。[3]

2024年7月16日，富商馬斯克（Elon Musk）在社交媒體X發帖文，提到他有計劃將他旗下的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 X，從美國加州霍桑搬到德克薩斯州的Starbase。就連他的社交媒體公司X的總部，也將從三藩市搬到奧斯汀，當中的理由是，他反對一項有關性別身份的州法例，此新法例在2024年7月15日由加州州長Gavin Newsom簽署，其主要內容為禁止校區要求教職員，如發現學生在性別辨識上有所變更，必須通知他們的家長。

馬斯克有一位跨性別女兒，他之前曾表示自己「支持跨性別者」，但也告訴過《金融時報》，他女兒的決定是由於「新馬克思主義者」的影響。他在2023年還表示打算進行游說，將跨性別醫學上的治療刑事化，他認為這會對未滿法定年齡的孩子造成嚴重、不可逆轉的改變。[4]

2024年7月26日舉行的奧運會開幕禮中，出現了爭議的一幕，便是一班變裝皇后、一名跨性別模特兒，還有一名歌手打扮成希臘神話中的酒神，演出了恍如耶穌基督與使徒共晉最後晚餐的聖經場景。梵蒂岡在8月3日時打破沉默，指這場表演引發全球憤怒，因它缺乏對他人的尊重。梵蒂岡表示：「在一個全球性、各國人士聚集分享共同價值觀的盛會上，不應存在任何暗示以嘲諷許多人的宗教信念。表達自由顯然並未受到質疑，但它是受限於尊重他人的限制上。」[5]

2024年在巴黎舉行的奧運會，兩位參賽的女拳擊運動員——中華台北的林郁婷與阿爾及利亞的哈莉芙（Imane Khelif），因性別爭議備受矚目。2023年，她們均遭國際拳擊總會（IBA）取消其世錦賽資格，IBA在2024年8月5日舉行記者會，指二人在2023年的世錦賽期間接受了血液性別測試，結果顯示二人有男性染色體，因此她們被撤銷了參賽資格。IBA稱已將2023年的測試結果通知國際奧委會（IOC），惟對方沒有採取行動，IBA更批評奧委會只根據護照上顯示的性別判斷參賽資格做法不當。奧委會則強調他們已不再承認IBA，又重申支持兩位運動員，強調二人由出生、成長到參賽一直都是女性，同時嚴厲批評IBA的言論和態度傷害了運動員自尊。奧委會更形容IBA是一個信譽不佳的組織，又陷入財務危機，亦因由俄羅斯人主導領導層令雙方關係破裂。

而在奧運會賽事中，與哈莉芙對打了僅46秒的意大利選手Angela Carini，因為被對方擊中後感到無比痛楚，宣佈棄賽，還在擂台上落淚，亦未有跟哈莉芙握手。IBA在8月2日突然宣佈會向Carini派發50,000美元獎金，又向意大利國家拳擊總會及Carini的教練，各派發25,000美元獎金。有關的舉行同樣惹來批評，令人覺得IBA有意和准許性別爭議拳手參賽的奧委會鬧對抗。IBA主席直言：「不忍看到Carini的眼淚，我可以保證，我們會保護每一名拳手，不明白奧運為何要毀掉女性拳擊，為安全起見，只有符合資格的人才能上擂台比賽。」有媒體指，未知道Carini及意大利國家拳擊總會是否會接受有關獎金。[6]

在英國，團體TransActual和一名根據法院命令而沒有公開姓名的青少年，早前入稟挑戰前衛生大臣Victoria Atkins的決定，有關決定禁止私營處方者向18歲以下人士處方延緩青春期發展的荷爾蒙，即青春期阻斷劑，是錯用緊急立法程序。2024年7月29日，英國高等法院裁定，禁止對青少年性別焦躁症患者銷售或提供青春期阻滯劑的法令是合法的。法官Beverley Lang在裁決中表示，英國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委託進行的評估指出，「青春期阻斷劑的使用會帶來非常重大風險和非常有限的益處」，這提供了「有力的科學證據」來支持政府發出的緊急禁令。

上述對青春期阻斷劑的評估報告還指出，在決定某種治療是否應按常規提供時，「僅僅證明一種藥物不會造成傷害是不夠的，還需要證明它能否在特定患者群體中帶來臨床益處。」NHS在3月時宣佈，停止對未成年人處方青春期阻斷劑，後來英政府更發出緊急禁令，禁止私營處方者對18歲以下人士開出青春期阻斷劑，有關禁令生效期為6月3日至9月3日。[7]

幾百名烏克蘭的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軍人及其支持者在2024年6月16日於基輔遊行，強調他們在與俄羅斯的戰爭中為國家服務並作出貢獻，他們要求可以有更多的權利。這些軍人穿著帶有六色彩虹和獨角獸徽章的制服，呼籲政府在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的關係。儘管這次活動被稱為同志驕傲遊行，但氣氛並不如和平時期那樣慶祝，反而據稱因受到反對者的威脅，令這次遊行被警察嚴密地保護。LGBTQ軍人在軍中的角色會改變社會對於同性伴侶的態度。軍人Dmitriy Pavlov表示：「我們是普通人，與其他人平起平坐地戰鬥，但卻被剝奪了其他人擁有的權利。」[8]

蘇晟旭、金龍敏這對男同志伴侶於2019年舉行婚禮，但南韓《民法》並不承認同性婚姻。2020年2月，金向國民健康保險公團將蘇登記為他的受養人，讓他獲得保障，但後來健保公團指蘇不符合受養人的條件。蘇在2021年2月提起行政訴訟，稱他與金為婚姻關係，認為以同性為由否定健保配偶資格，有違受養人制度的宗旨。2022年，首爾行政法院一審判決原告敗訴，稱依據南韓《民法》、最高法院及憲法法院的判例，或南韓社會的普遍觀念，仍視婚姻為男女之間建立的關係，目前沒有將同性結合納入婚姻範疇的依據。但高等法院在2023年2日改判原告勝訴，指如沒有合理理由拒絕讓蘇獲得配偶應得的保險權利便是歧視。

2024年7月18日，南韓最高法院裁定蘇晟旭勝訴，確認同性伴侶和異性伴侶享有同樣的健保福利。這是南韓最高法院首次承認南韓《民法》尚未承認的同性伴侶法律權利。有報道指，裁決可能為南韓的同性婚姻合法化鋪路。最高法院在判決中表示，《國民健康保險法》並沒有明文將同性伴侶排除在受益人之外，若僅以同性伴侶的關係為由排除原告的健保配偶資格，不但是歧視行為，也嚴重侵犯人的尊嚴和價值、幸福追求權、隱私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9]

日本法例規定，想要改變官方文件上出生時的性別，有關的跨性別者必須被診斷為患有性別畸形恐懼症（gender dysmorphia），並且必須接受切除性器官的手術。早前一位40餘歲的日本西部居民就有關更改性別的要求提出訴訟，他出生時為男性，他要求在文件中合法更改性別卻被下級法院駁回，在審訊期間，原訴人曾透過律師表示，手術要求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身體負擔，並違反了憲法對平等權利的保障。

日本的最高法院曾在2023年10月，裁定法例要求更改性別者絕育屬違憲，並將本案發回高等法院，命令重新審查可否免除原訴人接受性別確認手術。2024年7月10日，廣島高等法院裁定，原訴人可更改其官方文件上的性別，又指現時目前有關更改文件上性別的要求可能違憲。簡言之，廣島的高等法院批准了該名跨性別者合法更改官方文件上的性別，毋須接受變性手術。[10]

（資料截至2024年8月19日）

網絡資訊傳遞迅速，我們接觸的訊息實在很多，一些資訊發放者為了吸引接收者的注意力，並期望網民火速瘋傳出去，往往會無所不用其極，以扭曲事實、挑撥離間等技倆，來激起網民的情緒，令他們繼而回應或轉發，也令訊息在網絡擴散。剛過去的奧運會，便出現了一些牽動網民情緒的爭議事件，可在此作為例子討論。

事件一：拳擊運動員疑似變性人事件

今屆奧運會賽事其中一項備受矚目的事件，涉及性別方面的爭議。網絡曾傳出兩位女拳手、來自阿爾及利亞的哈莉夫（Imane Khelif）及來自中華台北的林郁婷為生理男性，二人變性後參與奧運會。消息容易讓人感到憤怒，認為這對二人的對手造成不公平及嚴重傷害。不少網民沒有去弄清楚國際拳擊總會（IBA）的性別測試與國際奧委會（IOC）以護照等官方文件作為辨別選手性別方式的差異，[1] 在聽到《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J.K.羅琳和富商馬斯克的立場以後，就一口咬定哈莉芙和林郁婷為「男人」，讓兩位拳手變成眾人攻擊的對象。

筆者在事件中，同樣與網民經歷了一次掙扎：因著擔憂參賽者的安全，認同男、女的體能、肌肉量及爆發力等各方面都有所不同，心感讓性別不同的選手在如此規模的世界大賽上對打實在不公平，所以在閱讀網上傳來的訊息後就感到不安，並對奧委會的安排感到憤怒。亦因著心中的這些感受（不公平、憤怒）而想立即將收到的訊息傳開給親友，讓更多人去關注事件。

情緒被牽動，就更需要fact check（事實查核）。只看網上社交媒體的訊息，筆者自覺仍未弄清兩位選手的原生性別。常識亦告訴我，單憑外表有時不能確定人的性別，生活中也不乏一些性格爽朗，且身形高大的女性朋友，真的「眼見不為實」啊。所以，好奇心讓筆者再去找多些資料，並等待有信譽的網媒及報社提供更詳盡的報道。衝動廣傳手上不確定的資訊不單沒有任何正面作用，更會令「網海」添亂，亦可能會對某些人造成不公平。

後來，不少本地、外地的傳媒相繼報道，涉事的兩位運動員有XY染色體，然而這不代表她們必然是男性，因為有小部份女性身上是會有XY染色體。當然亦包括極少數在生理上較特殊的雙性人，有時要一刀切並不容易。有說法指她們是天賦異稟，就如一些籃球員長得特別高，於體育世界中具有優勢。接著，筆者更了解到阿爾及利亞這國家是非常保守的國家，而選手哈莉芙的出生、成長及護照都顯示她一直以來都是女性，如果視她為男性或變性人，不容她參賽是不合邏輯的。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亦表示到奧委會不會參與出於政治動機的文化戰，並認為社交媒體上的仇恨言論和政治動機引發的辱罵是完全不可接受。[2]

事件二：體操選手疑遭隊友冷處理

另一爭議則涉及運動員懷疑因失誤而遭隊友冷待。今屆奧運中國男子體操隊參加團體賽時，因著其中一名隊員蘇煒德從單槓失手掉下來，令分數被拉低，最終未能奪金。有人從比賽片段中抽選了一幕，指蘇在失誤後，一人走到最側邊的椅子坐下，一直悶悶不樂， 而教練和隊友完全沒有上前安慰和鼓勵，更有批評指這種冷處理的模式「相當冷血」，「讓人震驚」，直指「國家、社會、群體，會對一個不想故意犯錯的運動選手如此無情……」[3] 筆者亦於社交媒體看到相同的說法，更有不少留言毫不留情地對教練、隊員作出批評，繼續借題發揮。

然而，資深新聞工作者林妙茵找回比賽片段重看，發現實況並非如那一張圖片所見，[4] 她指「蘇煒德失手後，走下場邊，教練隊友沒有笑臉相迎，但也不至於當他透明，有逐一拍拍他或握握手。他看來很失望內疚，徑自走到最側邊的椅子坐下。」而沒有人坐在他身旁的那一刻，就成為了截圖，也是因為該張截圖引發網民、網媒的連串推測和批評。

而蘇煒德隊友張博恆之後順利完成單槓項目，他回來與自己的教練隊友擁抱，他也有走到蘇的面前想抱他，但蘇卻不好意思。林妙茵更指出「中國隊其中一位隊員說『抱一個吧抱一個吧』，向蘇那邊招手喊他過來，還說了句『沒事！』蘇過來了，大家搭著他，擁成一團，張再拍拍蘇的腰……」筆者自己也重看了網上片段，[5] 發現林妙茵的說法沒錯，事件跟網民所傳的圖、所寫的文字不一樣。要貼近事情的真相，還是要自己去追尋，花時間看片段，而不是單靠網民分享。

廣傳的說法不一定是對的

現時，因著大數據的影響，社交媒體會因為有多人討論而把某些議題炒熱，讓更多人接觸這類資訊，而對類似話題感興趣的同溫層、迴聲廊會進一步令這類資訊流傳、發酵，它們會獲更多人認同以及「圍爐」討論。一些似是而非或偏頗的說法，被傳了百遍、千遍，於網海中鋪天蓋地式廣傳，多看了就容易信以為真。想辨別真偽就應主動去尋找真相，費點勁去fact check，尋找散落於網海某角落的真相。

明光社在2024年7月26日舉辦的網上講座主題為「性教育沒有想像中那麼難——前線性教育工作者經驗分享」，當晚由香港性文化學會事工總監鄭安然先生（安然）、筆者、本社的項目主任（性教育）熊嘉敏女士（Carmen）、項目主任（流行文化）呂英華先生（Joseph）擔任分享嘉賓，一同分享，推廣性教育的經驗和感受。

Joseph回想自己在加入明光社前，已對性教育有所抱負，曾在網上討論區與網友就「婚前性行為」這個主題進行辯論，甚至想過以「課金」方式邀請出租女友返教會，最後當然是沒有實行。在成為項目主任後，除了可以實踐抱負之外，也可藉此進深認識不同性倫理課題。

其實，本社同工們每年在學校都會主講幾百場的講座，Carmen相信當中總有學生會受惠的，雖然過程不一定很順利。她記得有一次在中學講解何謂性騷擾，有學生將他被同學性騷擾的真實經歷寫在紙上，而相關的同學也承認有作出過某些不當的行為，原來他們都不知道有關行為已是性騷擾行為。而同工們到學校進行性教育工作，正正就是要告訴學生「應該作」和「不應該作」的行為。

本社的性教育不只在一般主流學校進行，同工們也有機會到訪一些特殊學校。筆者認為，每次到訪特殊學校，對自己都是一次學習的機會，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一所盲人學校進行講座。因講座在晚上進行，課室的燈光是為講員，即筆者而開的，因沒有燈就甚麼也看不見，連投影機也是為筆者開的，同學都看不見其上的內容，而筆者則習慣了在主講時使用簡報。同學雖然看不到東西，但無阻他們在課室裡活動和溝通；而筆者雖然有視力，但在那刻反而成為了限制，需要有光線和儀器才能運作，那刻有障礙的反而是我。

安然表示香港性文化學會除了在學校進行性教育工作，也在網上推出網上性教育Podcast——「Sex But True騎呢性趣聞」，希望令網絡上的風氣有所改變，讓其上也有一些比較保守的想法。Podcast每集30至45分鐘，他們會選取一些熱門的社會話題作討論，除了類似「食花生」的閒聊之外，也會有一些較嚴肅的倫理思考，並分析網民留言背後反映的價值觀，藉此訓練聽眾的獨立思考能力。安然表示雖然Podcast的目標聽眾是大學生和已出來社會工作的成年人，但也有中學生表示有收聽他們的節目，他很感恩網上Podcast能回應到青少年對性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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