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不了自己，那就從不討厭開始

回港三個月，沉澱了一下，用Beyond已故歌手黃家駒，在南非民權領袖曼德拉先後入獄27年後，為表敬佩而為他寫的《光輝歲月》這歌之歌詞中的一句「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迎接光輝歲月」，以表達一些感受和迴響。

人生經歷了超過半世紀的征戰，與窮困、考試、工作、疾病、人際、體衰、感情各方面的搏鬥，身心靈的創傷就像一艘退役的輪船，船身滿佈撞擊過的痕跡，殘留的軀殼，反映了過往經歷大小規模長或短期，都是慘烈苦痛的歲月！是累了，也是怕了。能靜止下來，像主一樣，欣賞一花一草一木一鳥一孩一髮，在那裡體會它們如所羅門的衣裳，如何無憂無慮，也體會到小子的純真，以至其頭髮也獲得保護。為他們或長或短的光輝歲月感恩。又能放眼人世間，看到無牧人的羊，聽其傷病呻吟，便為他們祝福，給微笑鼓勵。我想這也是宣教（可六34）！

自提早退休至今已九年，想在一些心繫的堂會撒下宣教種子，希望有多些為宣教而存在的教會，多些人過宣教人生。希望透過響應金齡宣教，使宣教工場多些另類人手，發揮另類力量，使在退休生活裡也可享受光輝歲月。無有目共睹的效果，只有天父才知道的結果，求主堅立所作的。

返港後身體檢查已知道自己有睡眠窒息症，加上本來有的肝病和冠心病，更覺得時不我與，要珍惜一切。有多少年輕人明白餘生不多的人的心情，懂得理解我們的焦慮？但請為我神學畢業至今剛40年，從在香港的大澳開始，工作一年就患肝病至今，仍有生命和機會事奉感謝主。

現在我仍然感受到餘生的重點：既然生命長短在神手中，我就不應任性地做我喜歡做的，或做我能做的，我仍想聽神的差遣，做衪要我做的。我很有興趣看神如何繼續給我帶領，叫我體會些奇妙驚喜的東西，也給你分享，讓你同得這體會。我仍想像過去般，可以落場參與宣教，但也享受做觀眾去體會神宣教。目前暫定的方式是既休息也宣教：即宣教中享安息，安息中做宣教。宣教重點不是做了甚麼，是在乎心繫宣教。宣教常享不多的光輝，但必是反映上主光輝的機會。

一代不同一代，當世界的轉變速度愈來愈快，不同世代面對的挑戰差異可以很大，無論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成長，或是千禧年前後較富裕環境下成長，以至過去幾年在社會運動和疫情陰霾下成長的青少年，所面對的挑戰截然不同，作為父母、老師和導師的，大家的成長經驗恐怕難以成為主要參考。過去幾個月，香港學童自殺的情況令整個社會都震驚和傷心，究竟青少年面對的嚴峻挑戰是甚麼？他們的抗逆力出了甚麼問題？家長、老師和所有關心青少年的社會人士又可以做甚麼？這是大家都十分迫切想探討的。

在美國，一個關注精神健康議題的網站指出，現時青少年經常面對的問題主要是受社交媒體的影響、自我形象低落、外貌遭負評、同儕壓力、欺凌、學業上的挑戰、外在各種壓力、與性相關的危險行為、藥物或賭博的沉溺行為、抑鬱和焦慮等。[1] 就以上各點，本書希望可以幫助各位關心下一代的朋友，了解青少年在成長中所面對的種種障礙，並以合宜的方法和態度協助他們跨越這些障礙。

本書收錄有關沉溺行為的文章，主要是回應青少年沉迷電玩的情況，另外，亦收錄了有關靈性支援的文章，讓家人、朋友可以幫助青少年面對各種衝擊。作為教會群體，我們相信如果青少年能在靈性層面得到餵養，由聖經真理導引他們，便能更堅實的成長，即使面對再混亂的世代，走進了人生低潮，他們也不會失卻盼望。因此，本書的最後一個部份為信仰支援，盼望透過相關文章，回應青少年在靈性方面的需要。盼望本書，能為青少年，以及他們的同行者帶來一點幫助。

文藝青年
人生並不是一條直線的跑道，你不能在起跑點便望到終點。相反，人生是一條彎彎曲曲的河道，你根本無法預測在拐彎的時候，下一個地方是甚麼光景。

讀小學、中學的時候，老師都喜歡用「我的志願」作為作文的題目，這當然只是習作而已，而不是認真的生命藍圖。年少時我曾經想過將來做記者、社工、傳道人，年紀漸長的時候，我醉心於文、史、哲，但當時發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有一天成為了數學系的教授。

從小開始我已經很喜歡寫作，讀中學的時候我曾經籌辦了一個文、史、哲小組。中三時我需要在文科和理科之間作出選擇，由於原本的中學沒有文科班，故此我在升讀中四時轉校。後來自己在亞洲某大學修讀副學士課程，我參加了大學的中文學會，還有校外的新詩會，除了在一份報紙定期撰寫專欄文章之外，我還踴躍向不同的出版物投稿，但對於數理科目卻敬而遠之，可以說，當時我是典型的「文青」（文藝青年）。按照這種趨勢，當時自己和許多朋友都以為我將來必定在文壇發展。

由排斥到擁抱電腦和統計學
讀完了副學士課程之後，我向大學的兩位課程主任徵詢選擇主修的意見，我對大學本科的課程主任說：「我希望修讀中文系。」主任嘆著氣說：「唉！年青人，若果你讀中文系的話，將來謀生很難。畢業之後，你頂多在中學教書，坦白說，假如你在本校讀中文系，將來不可能跟台灣、大陸中文系畢業生競爭。你應該從實際角度去考慮。」我從來不會只是聽了一個人的說話便下決定，我同時向副學士課程主任查詢，但他亦向我提出類似的意見。這情況就好像是你興致勃勃地走進福特汽車陳列室，但汽車展銷商的兩個經理都勸你不要買他們品牌的汽車，那麼你還敢一意孤行嗎？

經過一番思想掙扎之後，我毅然來到美國修讀傳播理論系。獲取了學士學位之後，我嘗試申請教學助理、研究助理之類的工作，從而資助自己讀研究院的學費和生活費。當時奧拉克荷馬州大學國際人際關係碩士課程取錄了我，一位教授聘請我擔任她的研究助理，職責的範圍包括了採用IBM主電腦去做統計分析，當時我既不懂怎樣操作主電腦，對統計學亦一無所知。 但這份工作是我唯一的收入來源，我只有硬著頭皮到電腦中心從頭學起。從前我對數理非常排斥，但在逐漸理解箇中奧妙之後，卻漸漸喜歡這個新領域。

坦白說，那位跨文化人際關係的教授對電腦和統計學並不是很清楚，後來我轉到教育心理系攻讀博士班，教育心理系的指導教授令我大開眼界，在那裡我有機會鑽研統計學、電腦程式編寫、人工智能，不過，這些東西只是工具，我有興趣的領域是教育心理與科技， 這個學院並沒有開設量化心理學 （Quantitative Psychology） 或者心理測量（ Psychometrics）。

正當我預備全速前進的時候，河道卻突然來過大拐灣。有一天，指導教授突然對我說：「我將會轉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任教，你可以選擇留在這裡，找一個新的指導教授，或者跟我一起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在那邊完成博士課程。不過，我將會任教於教育心理學系的測量、統計和方法研究課程（ Measurement, Statis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tudies），如果你轉校的話，你也需要轉換領域。」根據卡耐基基金會大學評級方法，奧拉克荷馬州大學屬於第二級研究型大學，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被歸類為第一級，權衡過得失之後，我決定跟隨他向西遷徙。

以19世紀的方法去應對21世紀的問題
獲取博士學位之後，我先後做過電腦中心主任、心理測量師、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等不同的工作。大約10年前我開始在一間基督教大學的心理系任教，當時我觀察到數據科學、大數據分析會愈來愈盛行，2015年心理系計劃開辦一個心理學研究方法和數據分析的碩士課程，我以為時機已到，於是提出將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引進課程裡面，但所有人一致反對，他們所提出的理由卻令我感到困惑，例如：「大部份教科書仍然採用傳統的統計學」、「大部份學術期刊仍然接受傳統的分析標準」、「 大數據無關重要，心理學需要做實驗」……我知道大事不妙，這情況就好像是當數碼相機逐漸流行的時候，你仍然致力於製造菲林，又或者是串流媒體逐漸普及的時候，你仍然在實體店出租光碟。平心而論，這並不是那所大學獨有的問題，就我的經驗和觀察來說，許多大學的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部門都傾向保守，很多人以為可以沿用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發展出來的古典心理學，去解決21世紀的問題。

正當我感到灰心的時候，慈悲的上主為我打了一支強心針。不到一年時間，同校的數學系開設了統計學的碩士課程，數學系聘請了一位新的課程主任，他問我有沒有興趣在他的課程中教授數據科學、數據視像化，我起初以為他只是隨口說說而已，但跟著他聯絡了心理系的系主任，商討我在數學系兼任的可能性。從那時候開始，我將心理系取消了的科目 搬遷到數學系，每學期我都在數學系開設一至兩門課，那位課程主任甚至問我有沒有興趣半職在心理系，另一半在數學系授課。我心想， 那麼我的行政負擔會加倍，例如我要參加兩邊的教務會議和退修會， 所以當時沒有應允。但後來我感到後悔，我對自己說：若果再有同樣的機會，我會好好地掌握。

由泥牛入海到照單全收
好景不常，後來那位課程主任離開了大學，領導階層再沒有在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方面更上一層樓。報讀該大學的人數逐年下降，原因之一是大學所提供的課程並不適切於就業市場的需要，我先後向不少課程主任、系主任、院長、教務長建議改革課程，並且向他們定期提供關於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趨勢的最新消息，結果所有忠告都只是泥牛入海。

神總會給予人第二次機會。在很偶然的情況下，我知道另一所大學計劃開展數據科學的碩士課程，因此需要聘請一位課程主任。在應徵的時候，我和不同學科的教授、系主任、 院長面談。面試結束之後，高級副校長兼教務長問我：「你認為哪一個學系是屬於你的家呢？」我坦白對她說：「 雖然一直以來我都是在心理系任教，但是社會科學圈子的保守氣氛十分濃厚，很難去引進創新的觀念。在面談過程中，我覺得數學系的文化會對我比較適合。」最後我在現時的大學擔任了數據科學課程主任，在從前的大學，我怎樣聲嘶力竭地呼喊也沒人理會，但現在幾乎所有我設計的課程都是照單全收。

其實我的數學水平只是馬馬虎虎，但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都是跨科際的，人工智能裡面的神經元網絡（neural networks）是建基於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和神經科學（neuroscience ），第一個人工智能系統感知器是由康乃爾大學心理學家弗蘭克‧羅森布拉特（Frank Rosenblatt）於 1958 年開發的。反向傳播（backpropagation）是人工神經元網絡的基礎演算法，參與研究這演算法的傑弗里‧辛頓（Geoffrey Hinton）是認知心理學家和電腦科學家。 故此，自己的跨越學科的背景可以彌補數學上的不足。

永不說永不
英諺中有這句話：「永不說永不」（Never say never），意思是不應該劃地自限， 而是要保持開放的心態，不要完全排除潛在的機會或者改變。在生命河道拐彎的地方，我可能會作出不明智的抉擇，試想像，若果我從前完全不理會兩位課程主任苦口婆心的勸告，如果我因為對電腦和統計學沒有興趣而拒絕了研究助理的工作，如果我不願意放棄教育科技、冒險進入量化心理學的新領域， 如果我繼續留在社會科學的圈子，而不願意教授數學系的科目，我真的不知道現在自己會漂流到甚麼地方。

仍記得當駐校社工時，總要籌辦一些「生涯規劃」的課程和活動。大概就是讓學生計劃人生，為未來做好準備。認識自己的性向、興趣及能力，探索合適的升學途徑或就業渠道，這也算是一段「知己知彼」的過程。「己」也許可以藉活動的啟發而發掘出來，但「彼」卻非個人能掌握，往往狡猾多變，突如其來。誰能料到，學習場所竟一下子由偌大的校園，轉到自己狹小的房間；三五成群的同儕學習，卻變成獨自一人的孤軍作戰；有些人心之嚮往的大學學府，卻變作烽煙之地，更一度重門深鎖，難以進出。社會環境的劇變，實在叫人始料不及。孩子還來不及預備考試、升學；初出道的還來不及預備面試、上班；工作穩定的來不及置業、結婚……。一瞬間，整家就要連根拔起，出走異地。

計劃趕不上變化！計劃還有意義嗎？

就如筆者，本來計劃在台灣工作多一些時間，但突如其來的變動，我們整家就要離開。感恩有上帝的預備，帶領我們到新的地方。回想當時在不足一個月的時間，要撫慰離愁別緒，搬離居住了四年的地方，隨即又要面對新環境，適應各樣的轉變.....若不是上帝的恩典，實在難以跨過。

在英國，重遇一些在台灣認識的香港人，當中不乏深思熟慮、計劃周詳的人。其中一個家庭，兩年多前以投資移民到台灣，順利取得國民身份並買下房子，因著希望得到更穩固的保障和工作機會，去年移居英國並購置房子，預計六年後入籍，多一本護照多一個機會。誰料到，家中成員突然離世！再周詳的計劃，再仔細的部署，也趕不及人生難料的變卦。

想起主耶穌提到財主的比喻：有計劃的財主，因自己田裡的出產甚多，他就籌劃重建更大的倉庫，好作收藏。他更對自己說：「你這個人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供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吃喝快樂吧！」（路十二19《和修版》）最後：「上帝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凡為自己積財，在上帝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路十二20-21《和修版》）隨後，主耶穌再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你想烏鴉，也不種也不收，又沒有倉又沒有庫，神尚且養活牠。你們比飛鳥是何等地貴重呢！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路十二22-24）馬太福音就這個論述有這樣的結語：「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太六34）

計劃周詳的就是期望更能掌握「明天」，好降低或減輕「憂慮」出現。可是，誰能掌管明天呢！明早能否起來，我們也沒有把握；一條頭髮要掉落地，你我也無法阻止。財主為豐收作好準備，說實話，並沒有可責之處，問題是他只顧自己的「安逸」「吃喝」「快樂」，而忽略了他者的需要。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積穀防饑、生涯規劃……固然是好，但我們不應費盡心思去計劃明天，卻忽略了在今天好好地活著。

基督徒相對較有力量面對逆境，活得輕省及快樂，因我們能靠著主耶穌，常常喜樂，更知道主已經近了，就能夠一無掛慮，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我們所要的告訴神。深信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參腓立比書四章4至7節）

「人心籌算（計劃）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確立）他的腳步。（The heart of man plans his way, but the Lord establishes his steps.）」（箴十六9《和合本》、ESV）

昨晚去聽貝六（貝多芬第六交響曲「田園」），為英國之旅來一個完美總結，同時也提醒我為何到來。恰巧去年這天剛到埗，這晚這首貝六更有多一份意義。

開場前，指揮Sir Simon Rattle向觀眾講解為何會選擇這曲目。他娓娓道出貝多芬寫這曲子時，聽力已嚴重受損，內心掙扎著該怎樣繼續工作。後來他到了鄉郊，親身經歷了風光明媚的景色，也體會過暴風雨的兇猛，最後他得出一個結論：到最後神總會保護我們。而Rattle認為最後一章更帶出一個訊息：活著多好。

貝六是我最喜歡的樂曲，今天能聽到簡直太夢幻。其實數年前才第一次聽這曲子，一切都是無心插柳，而且當時某程度也呼應貝六的創作背景。那年夏天接連在工作、友誼上受到打擊，也突然看見了年青生命轉眼消失，心情低落到不得了。那陣子慣了邊聽音樂邊工作，打開YouTube，找了第一首樂曲，聽完後就由它自動播下一首歌。就這樣，遇上了貝六。

初聽之下只覺得它旋律甜美輕鬆，所以繼續聽下去。怎料愈聽下去就愈覺得在甜美底下藏著一些暗湧，蠢蠢欲動。突然在第四章，氣氛來個大逆轉，管樂與定音鼓模仿狂風暴雨的情景，教人驚心動魄；不久，雷暴停止了，第五章逐漸回復生命氣息。原來暴雨總會過去，而且更帶來了盼望。然後，我哭了。

一切會好的，風雨總會過去，我們還有盼望。活著多好。

喜歡貝六，也出於體會到藝術真的能撫慰人心，與人共鳴，更重要是不需有任何先決知識。我不是古典音樂專家，當年聽貝六也是出於想為死寂的工作環境添加一點聲音，就在出其不意時被感動了。後來逐漸明白，藝術其實是述說人的存在（existence），人的各種生存狀況，所以會令觀者聽者引起共鳴。

我很喜歡焦元溥的古典樂入門書《樂之本事》，身為一個音樂博士，他固然有專業的學術出版論及艱深的音樂理論，但這本書深入淺出介紹古典樂基本知識，幫助讀者進入古典樂世界。最令我深刻的，是作者經常重複說著，最重要是讀者有興趣去欣賞、去聽，而不是關乎你知道多少知識，也不要因為覺得自己沒有知識而卻步。

不僅音樂如此，所有藝術亦然。

美國實用主義精神過於膚淺？

近年來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包括美國朝野在抗疫上表現出不理性的態度、很多人相信形形色色的陰謀論……等等，令不少美國評論家重新探討美國的反智文化。這並不是一個新現象或者新問題，在過去已經有不少人認為美國反智文化的根源是美國人太重視實際效用，沒有好奇心和耐心去追尋好像是虛無縹緲的真知灼見。

19世紀法國政治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訪問美國後寫了一本流傳至今的經典巨著，名為《美國的民主》，這本書記錄了他在美國的經歷。儘管他高度讚揚美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但他也表示，美國人對抽象思維和哲學不感興趣。他寫道：「在文明世界中，沒有哪個國家比美國更少關注哲學，美國人沒有自己的哲學流派，他們對歐洲輸入的所有流派幾乎都不在乎。」托克維爾所描述的19世紀美國文化是否屬實，這有待歷史學家去考證。

近代一些哲學家亦批評美國哲學的實用主義太過膚淺，其深度遠遠不如歐陸哲學，粗略來說，實用主義認為，任何想法的意義和真確性都需要通過其實際結果來斷定。筆者認為這種對美國的批評是過份簡化的武斷，事實上，其中一位名叫查爾斯．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ierce）的美國實用主義者曾經建構出一套博大精深的知識論，令我折服不已。美國哲學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題目，請恕我暫且在此擱下不論。

此外，早在 1963 年，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書中宣稱，美國從未發展出一種嚴謹的知識分子文化，因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對知識的追求只是侷限於於實際目的，例如賺錢。

學生選科考慮其艱深程度

筆者對以上的說法有所保留，簡單地說，美國普羅大眾的和精英圈子對知識的態度大相逕庭。的確，在美國最多學生選讀的主修是前途無限光明的實用性科目，例如商學和健康科學，可能有人說：「但也有很多廣受美國學生歡迎的科目是那些所謂無用的主修，例如心理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傳播學、新聞學、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以上所說好像是有點道理，以心理學為例，根據美國心理學會的數據，在2017年心理學是全美第四最流行的主修學科，在筆者任教的大學中，心理學系是全校學生人數最多的部門。雖然心理學可以令你對自己和他人有更深的了解，但正如香港俗語所說，修讀心理學的下場可能是「餓死老婆瘟臭屋」。心理學畢業生的失業率是5.9%，不充分就業率是51.3%，而早期平均工資只有30,000美元，一些學生在畢業之後只能夠在百貨公司做售貨員，或者在星巴克（Starbucks）煮咖啡。

「新浪網」編輯韓旭陽指出：「美國自身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被浪費了在社會需求量不大，沒有太多未來的專業上，給美國的競爭力帶來巨大傷害……送SpaceX火箭上天​​的畢竟還是要靠大量科技工作者，而不是社會學家。」

這是否意味著很多美國大學生都是嚮往知識的內在價值，而並不介意其實用價值呢？我的觀察是：其實很多學生修讀所謂「無用之學」，並不一定是為了追求真理，而是他們以為某些學科比較容易。筆者比較熟悉心理學，雖然很多年青人對心理學趨之若鶩，但心理學裡面有一些比較困難的科目，例如心理測量和心理學研究方法需要學生在統計學、數學方面下苦功，大多數學生對這些艱深的學科並不熱衷。可以說，無論是「有用之學」還是「無用之學」，很多學生選讀與否的考慮條件是其艱深程度。

美國精英不辭勞苦從事基礎研究

不過，以上所描述的現象只是關於一般大學生，研究機構又怎麼樣呢？ 不錯，美國在實用科技和應用研究領先全球，但值得留意的是，在沒有即時實際用途的基礎研究和理論科學上，美國亦獨步天下。基礎研究主要是為了獲取新的理論知識，縱使這些知識沒有任何特定的用途，例如天文學家會窮盡畢生精力，去計算中子星旋轉的速度，但這個發現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毫無關係，更遑論商業價值。相反，應用研究旨在為了實際應用而鑽研新知識，例如英特爾（Intel）公司投入大量資金開發新型微處理器，目的是令電腦的運行速度更快，而最終目的當然是擴大市場佔有率。

美國所有機構在 2018 年的研究和發展支出為 5,800 億美元，其中965 億美元用於基礎研究，1,150 億美元用於應用研究。如果只看美國聯邦政府的研究經費，兩者的差距就更小了，2018年，美國政府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支出為337億美元，在應用研究方面的支出為376億美元。換言之，美國精英十分重視純粹發展理論、「不切實際」的研究。

進行基礎研究必須具有一種超然物外、對終極真理的執著。舉例說，激光干涉引力波 （LIGO）是一項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資助的大型物理和天文學實驗，傳統上，所有天文學觀測都依賴於光線、無線電波和其他類型的的電磁輻射，或者宇宙射線，LIGO旨在探測嶄新的宇宙引力波，這研究團隊在美國建造了兩個大型天文觀察站，最後成功地探測出宇宙引力波，201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對LIGO貢獻良多的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

奪取諾貝爾獎是千千萬萬學者夢寐以求的最高榮譽，有人說：「追求、名譽地位不是很實際嗎？」 其實，由2002 年至 2010 年，LIGO研究團隊收集的相關數據都沒有檢測到引力波，八年並不是一段短時間，比較務實的人可能會將時間和金錢投放在更有希望或者更具經濟效益的項目上。沒有對追求真理的堅持，這種好像是遙遙無期的等待是很難熬下去的。

日本贏了短跑，輸了長跑

美國文化尊重學者個人的抉擇，學者沒有太多有形或無形的包袱，其他文化則不然，例如日本。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日本在科技和經濟上突飛猛進，一些專家指出，這是因為日本人具有強烈的集體主義精神和愛國主義情操，發展科技的目的之一是民族復興。然而，這正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成功與失敗都是因著相同理由，雖然當時日本在汽車製造業、電子工業和一些高科技領域都超過了美國，但在基礎研究上仍然略遜一籌。

美國物理學家喬治．加莫塔（George Gamota）比較了那個年代美日的研究實力，他指出：真正不受約束的研究在日本是很罕見的，許多基礎研究最終都必須與某些市場需求相關，如果基礎研究有成績，就會立即應用在商業流程或產品。大多數基礎研究都有經過深思熟慮的路線圖，這些路線圖指導基礎研究將來可能的應用範圍，例如高溫超導體材料。美國的研究往往側重於解決比較困難的問題，而日本則專注於解決與產品開發有密切關係的難題。美國力圖實現「大躍進」，而日本則嘗試以漸進的方式解決小問題。

總括來說，所謂美國文化過於重視實用價值而輕視知識是一個都市神話，普及文化和精英文化是兩碼子的事。相反，一些東方文化卻缺乏了基礎研究所需的執著，那就是對無用之學的尊重，上世紀末日本在短線上往往領先，最後卻輸了長跑，這是值得引以為鑑的。

分享嘉賓：Anka傳道
　　　　「上教會」（Captain Church）負責同工
整　　理：馬迅榮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上教會」（Captain Church）是一間結合了髮廊、咖啡室和教會三個元素的三合一教會，她帶著使命，走入社區，接觸不同背景的客人，成為職場教會的示範。「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由該會的負責同工Anka傳道擔任分享嘉賓，她在9月17日與參加者分享這間三合一教會的運作、她在服侍中如何經歷神，以及「上教會」的團隊怎樣榮耀神。

聚會開始，Anka分享教會由來。她從前是一位護士，後來因為全職照顧孩子而停止了工作。期間，她接受了兩年神學裝備，並到了豐盛髮廊帶領晚間聚會。她在那裡認識了一位髮型師弟兄。髮廊裡有些員工負責洗頭等工作，他們是邊緣青少年，可能曾經犯事或要守社會服務令；她在那裡服侍這班青少年。但她感到這些青少年很難融入傳統教會，因為如果信徒有青春期的子女，而教會接待一些抽煙、紋身、講粗口的人，有些會友可能擔心這些人會帶壞他們的子女，她認為這樣想也是人之常情。邊緣群體難以融入傳統教會的情況，令她想到聖俗的強烈分野。例如基督徒不應該抽煙，這想法普遍信徒都接受，但是邊緣青少年便會問：聖經有說不可以吸煙嗎？信徒理應聖潔，但有些仍舊帶著一些世俗行為的人，似乎很難融入傳統教會。

Anka深信耶和華的膀臂不會縮短，以致不能施行拯救。她開始為神做夢，她很想讓福音進入邊緣青少年的生命裡。結果她和教會的牧師分享，看看教會能怎樣回應這個異象。在2011年10月，教會便差派了她和其他弟兄姊妹出去作職場宣教。Anka指自己不是生意人，要開展事工並不容易。她要先找地方，並需要一筆創業資金，以購買工具，支付裝修費等，這筆錢的數目不少。神給了她異象，亦感動了弟兄姊妹踴躍奉獻。在一次崇拜中，弟兄姊妹整整奉獻了100萬元，另外還有30萬元的貸款，她為此而感動。有了起動資金，她和弟兄姊妹便開設了「上髮廊」和「上咖啡」，兩舖之間有一扇玻璃門。幾年前，他們又開設了兒童學習中心，提供遊戲小組和學前預備班。髮廊那邊有位弟兄擔任髮型師，而Anka則主力在咖啡室擔任廚師。員工當中有的是邊緣青少年。平日髮廊和咖啡室會做生意，到了週日則會休息，店舖會成為敬拜神的地方，弟兄姊妹在那裡崇拜。Anka指要共用資源，有賴一班弟兄姊妹協助，崇拜前，他們會將店裡的物件清空，崇拜後，他們就要收起樂器，重新排好桌椅，將地方還原。由2011年至今，每個星期如是，弟兄姊妹總是毫無怨言地整理場地，她很感激他們的幫忙。

「上髮廊」和「上咖啡」是以自負盈虧的模式運作，所以Anka很努力做好這盤生意，因為她要盡僱主的責任，支付員工的薪金，以及店裡的一切開支。她沒有飲食業經驗，也不認識相關人士，但她很努力學做一個稱職的廚師，又報讀相關的課程，她由最初在午飯時間完成10多個餐，到現在完成100個餐。她笑言在廚房裡有被刀割傷、被火燒傷、被油燙傷的危險，她又會弄到滿身油煙氣味，但工作實在太忙了，回到家中會因為累透而睡在地上。由護士、家庭主婦，到成為今日的廚師，她付出很大的努力。不過，她同時在服侍的過程中，經歷自己生命的擴張。

Anka帶著無牆教會的理念建立「上教會」，盼望福音進入社區和接待不同的人。在其中服侍的弟兄姊妹，並不是透過三福、四律等傳統福音工具去傳福音。Anka指在髮廊和咖啡室工作的人有兩個身份：一是員工，一是說故事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與神同行的人可以透過分享自己的故事，讓人認識耶穌。她解釋「上教會」的「上」字，是來自馬太福音六章10節說：「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們渴望神的旨意能行在地上。而教會的英文名Captain Church，「captain」一字取自約書亞記五章14節：「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I have come now as captain of the army of the LORD.〔The Amplified Bible〕）他們希望耶和華成為他們的元帥，他們能成為耶和華的軍隊，為神爭戰。

「上髮廊」和「上咖啡」開業至今已有八至九年時間，店舖位於一幢大廈的一樓，在社區中多年，它們已有自己的熟客。Anka分享到：有一位熟客是位長者，有次他叫了一份鹹牛肉炒蛋三文治，於是她造了給他吃。老伯吃過以後對她說：這份三文治有待改善。於是她追問原因，老伯說自己在澳門吃過的三文治，裡面有洋蔥粒，他覺得味道好所以想教她造。她當時心裡雖然不舒服，但他是熟客，而且年長，便對他寬容一點。第二次再造時，結果他仍舊覺得不夠好，說還差一點糖和黑椒。這位老伯，還會帶一個玻璃樽來買咖啡室的曲奇。某天，有位婆婆來到店裡大哭，說老伯早上突然哮喘病發已過身了。由於老伯常常來吃下午茶，婆婆覺得有需要通知他們。那段日子，Anka會安慰婆婆，和她探討生死的課題。店舖就是這樣和街坊連繫起來，客人跟員工就像朋友一般。

Anka分享到「上教會」的使命：「成就夢想、領受異象、接受差遣、進入命定、帶著勇敢、改變世界。」她笑言在旁人看來，這可能是高言大志，因為當中提到要改變世界，但她認為現實是許多事總會打個折扣，如果異象不大，心志就會愈來愈萎縮，遇到困難，人也會怯懦。她鼓勵弟兄姊妹，不要對自己的異象說自己太微小，應該對著異象說自己的神有多偉大，這樣，才能經歷《聖經》所說：非靠勢力，非靠才能，乃是倚靠耶和華的靈，方能成事。

個子不高的Anka，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她看起來充滿活力，其實她的兒子已生了小孩，她已是祖母了。不過，她並不言倦，敢於為神做夢和承擔異象。要兼顧傳道人、廚師、妻子、母親、祖母的工作，並不容易，但她仍然帶著甜美的笑容，在每個崗位裡，做好自己的本份。她說的話鏗鏘有力，令參加者感受到她對神的信心，以及為她的見證所動容。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早幾年香港的娛樂圈被形容為星光黯淡，各大公司未有培育新一代的歌手和藝人。不過不少香港人卻去了內地、韓國等地方做練習生，參加選秀節目，甚至於當地出道成為藝人。韓國、日本、甚至內地均透過網絡來進行偶像行銷，吸引世界各地的粉絲來支持。這「圈粉」（成為偶像的粉絲）的過程是怎樣產生的呢？這對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潮流，帶來甚麼改變？

內地幾個網上大型選秀節目，例如《創造101》、《偶像練習生》[1]、《快樂男聲》、《明日之子》等，就節目內容而言，它們和以前一般的比賽分別不大，都是由參賽者分組合唱一些曲目，當中最受歡迎者勝出，主辦單位再替他們組織男團或女團，並進行一系列活動。[2]

以直接付費的方式表達支持

不過，因著節目在互聯網出現，當節目與互聯網無縫連接時，當中所產生的互動就比想像中多，例如當你成為網站的VIP會員後，可以有額外的投票權去支持某一位參賽者，也可以收看獨家的視頻，進一步了解參賽者的一舉一動。在這種良性的互動下，不少青少年即時被「圈粉」，成為某參賽者的支持者。為了讓心儀的參賽者留下，他們不惜付出更多金錢，以獲取更多投票權。

以往，明星往往以完美狀態示人，但今日的選秀節目卻推出「培育式」的偶像，也就是說在偶像成為偶像以前，就讓他以素人外貌表現自己。或者有部份已經出道的歌手，會以「回鍋」的方式重新包裝，再次參加別的比賽，人氣清零。節目還會透過不同的剪接，人物性格設定，例如在比賽中誰比較有機心，誰是好好先生，誰與誰有恩怨等等營造氣氛，務求令觀眾看得投入，覺得精彩。當有參加者愈見進步，觀眾也愈感欣慰。他們不僅見證著偶像的誕生，更在比賽中與參賽者同喜同悲。

如是者，偶像在還未成為明星之前，已經開始有實質的人氣，而這些人氣能化為收入，因此人氣不足的參賽者會遭淘汰，自然消失。如此每週不斷累積人氣，便形成人氣偶像和團體。他們一出道就已經有足夠的支持，再配合不同活動、演唱會、廣告等等收入。他們的新歌即使可以免費收聽，但透過不同的活動，例如歌迷要購買CD才能出席簽名會，而樂團甚至會開設專屬自己的演出場地，吸引樂迷捧場。以數年前出道的韓國人氣女團Twice為例，其投資額最初大約是5億韓元（約300萬港元），而她們現在每年的收入都相當可觀，由她們代言的飲品一年賣上過億支，成為該公司的歷史紀錄。[3]

練習生的苦況

這種以男團、女團為名的隊伍，每年出道的有數以百隊，但能留在娛樂圈中，每年不出10隊，可見汰舊換新的情況普遍。不少年輕人十一、二歲就被娛樂公司招攬，受訓期間更有人一餐被迫服食五顆減肥藥，[4] 但即使犧牲再大，他們亦有可能最終因為各種原因而未能出道。他們錯過了讀書的時間，要重新投入學習，有部份人則要進入勞動巿場。有報道更指出，在韓國，部份練習生因為出道不紅，而未能還清做練習生時的學費，導致欠債纍纍。[5] 在外地更有女團成員稱，曾被迫接客。[6]

雖說在每一個年代也會有人在做明星夢，在網絡年代，要成為明星偶像，門檻彷彿比以往低，但卻要即時面對觀眾的批評、恥笑和責備，加上練習生隨時不見天日的選秀制度，他們要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韓國就有不少明星因為壓力太大而患上情緒病，甚至以自殺了結生命。香港亦有不少曾患上抑鬱症的藝人，分享自己的遭遇。由此可見，要將偶像視為一份職業，其實並不易做。

「圈粉」對青少年的影響

此外，這種以網民為主導的偶像明星制度，表面上叫人活出自我，但實際呈現的卻是一種更單一的價值觀，特別是對美、成功等等的看法。當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心水偶像」付費投票，觀眾自然會有「我有份畀錢支持這偶像」的感覺，這種支持不是透過購買任何商品（如演唱會門票、音樂等等），而是透過單純、直接的付錢。這種「培育」偶像的粉絲經濟，主導權表面上在觀眾手裡，但實際是，只要他們的部份夢想得以實現時（例如所支持的偶像在比賽中勝出了），他們就更難離開整個粉絲經濟圈（要一直付錢支持偶像），這就是所謂的「入坑」了。由此可見「圈粉」對青少年的影響，實在不容忽視。

（本文原載於第120期〔2018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早前發佈調查指高小學生最希望做明星，運動員和遊戲設計師，亦有想成為Youtuber、網絡紅人等。當中男生最想成為遊戲設計師，女生則最想成為明星；調查發現他們同時估計父母希望他們成為醫生、律師或老師，即傳統的專業人士。於是負責調查的機構呼籲家長及老師為兒童安排大量擴闊眼界的機會，陪伴他們認識及接觸不同類型的活動云云。

一個人的視野影響他們的選擇，孩子多上網，多在學校，想做的當然也是圍繞相關的事，例如很多打機的同學想做電競高手，打籃球的有夢想代表香港，甚至打入NBA等等。任何的年代，我們都明白青少年在成長的過程中，都希望有他們欣賞的成年人，作為他們的人生目標，可以追尋和成長。

但甚麼才是一個人的「夢想」？傳媒透過真人秀告訴你，唱歌做明星很難，可以是夢想；美國的《全美一叮》(America's Got Talent) 告訴你任何東西只要能表演都可以有機會賺到一百萬美金，可以成為夢想；Youtuber有很多人認同，有讚好，可以是夢想；直播的電子競技，將玩遊戲變成職業，也是很多人的夢想。孩子喜歡看甚麼，他們的夢想便是甚麼，這是自然不過。

但為何孩子會知道「家長的夢想」？家長的夢想又合理嗎？據了解雖然香港的醫生不足，但醫生在公立醫院的職位也同樣不足，香港的律師多至一個地步，不少法律系學生根本不能成為事務律師和大律師，只能做法律助理等工作，老師的人工穩定，但工時往往比一般人所想像的長，他們的假期看起來長，但卻是固定而且難以在特殊情況下申請放假。

可惜，我們的社會不會要求家長去擴闊眼界，甚至作為家長，他們也受限制於自身的視野，甚至有很多框框，不知道（或不願知道）原來今日做地盤、三行也有出頭天，不知道原來最受歡迎的行業最後可能最不賺錢，更不要說怎樣貢獻社會。

所謂我的志願，本來是叫人從小思想如何變成一個有用的人，最後卻被各種慾望攻佔，忘了我是誰，十分可悲，以此思路討論生涯規劃，更可想像香港將會變成一個怎樣的城巿。

2017生命倫理對談 《抉擇‧人生》系列

講員：李適清博士│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神學科）

「隨波逐流」原指到沒有自己的立場，缺乏判斷是非的能力，只能隨著別人走。但在職場上，隨波逐流可能有不一樣的意思。員工不是沒有自己的立場，也不是缺乏判斷是非的能力，只是，想到升職加薪，想到避免與其他人發生衝突等不同原因，有些人便對黑白是非妥協了。5月12日的晚上，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李適清博士，偕同中神的同學與大家一同分享如何在職場上成為一個「靈巧像蛇」，卻又「純良如鴿子」的人。

李博士指出在職場上，最難處理的不是問題本身，而是人際關係，因為不同人便有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價值觀成為各種衝突的來源。在職場上，信徒可以嘗試以一套名為HUG（擁抱）的神學框架去反思自己的價值觀，以及用以處理職場上的問題。

HUG的H──Habit（習慣）

「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婦荒渺的話，在敬虔上操練自己。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提前四7-9）

我們每天都做不同的決定，每次決定一件事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是基於「本能」，沒有太多空間去思想倫理問題。因此我們要操練自己，建立出合乎信仰的倫理價值觀，並且習慣以這些價值觀去回應各樣事務，成為我們的「本能」反應。一個人不會天生便能作出上述的「本能」反應，我們需要習慣屬靈操練，每一天都親近神，讓我們勇敢地實踐出我們所知道的道。

李博士分享一位弟兄的故事，他的公司有很多人事問題，大家上班都不認真做事情，而是「玩野」度日，總之便是通過電郵對付人，並且箭頭亂飛。面對這種工作環境，弟兄無疑是沮喪的，他可以選擇隨波逐流，同樣成為一名射箭手，但他決定不成為這一類人，選擇認真做事。當他認真做事的時候，有一些同事發現他與他人不同，反過來幫他擋箭。當信徒習慣親近神，習慣活出信仰，我們在職場上或會有新的轉機。

HUG的U──Unlearn（除掉）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前四12）

耶穌說祂自己才是道路、真理、生命，然而，我們一出生，便要學習這個世界的價值觀，被告知我們要做甚麼。職場上有很多聲音欺哄我們，甚至恐嚇我們，例如你不這樣做，老闆便會辭退你。事實上，老闆不一定如此，另外，職場上的做法可以有無數可能，不是只有Say Yes 或 Say No的可能性。

李博士分享到當年她的老闆見識了歐洲的稅務計劃之後，也想她做出一份類似的稅務計劃出來，大家都明白這份稅務計劃的目的，是盡可能合法地逃稅。李博士沒有直接說好，也沒有直接拒絕，每當老闆問她進展如何？她會說「不明、未想通」，久而久之，他老闆便明白了李博士其實是不想落實這一種稅務計劃。

我們可以行出合乎信仰的價值觀，而不需要以世界的價值觀限制自己。神是有創意的、有能力的，祂必會為我們預備出路。公司的結構可以有翻天覆地的改變，信徒需要懷著信心忍耐，不要小看自己在職場上的榜樣。

HUG的G──Gift（禮物）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八26-28）

生活環境及系統有很多框架及限制。我們的世界被罪扭曲，沒有一份職業是舒適及沒有掙扎的，我們只有盡量在被扭曲的Given（限制）之中看到Gift（禮物）之所在。任何事都有正反兩面，既然我們沒法改變限制的時候，便只好靠著聖靈，養成用屬靈眼光去看事物的習慣，把限制變成禮物。

有一位老師向李博士投訴教職生活已經很忙，學校的高層還要勞民傷財籌備活動，為此他感到非常不滿。李博士反問他在一個被限制的活動中，有否看到好處，例如對學生有沒有用？老師認為這些活動也不是完全沒用。當我們無法改變環境時，我們可盡量在其中找到益處。

靠神的能力逆流而上

在職場上，信徒盡力在自己的職位上演繹出一個基督徒應有的樣式。每一日的工作環境都成為信徒的戰線，我們被不同價值觀挑戰及包圍，人只有靠著聖靈才能不隨波逐流，只有堅持，才能在不同的人或事身上，看出神的心意。

當然，我們或會有跌倒的時候，但一本小說或電影之所以精彩能吸引人，是因為劇情有高低起伏。我們的生命是神與我們一起撰寫的書籍，我們不必看別人如何看自己，重要的是神如何看我們。我們學習在微小的事上忠心，勇敢地抵抗洪流。

在聚會當中，中神的同學分享到，她所任教的學校，當中的「擦鞋文化」非常盛行，她十分不適應當中的生活，每一天上班都非常痛苦，後來她反思自己內裡有很多負面情緒，而又沒有為學校的情況禱告，她學習要多多讚美神，自此，她變得可以主動向同事及學生微笑及打招呼。

神會給與人勇氣及能力面對不同的挑戰，我們可以藉著讚美神，也可以藉著心裡哼唱某首詩歌而度過難關。雖然在信仰上沒有特定的方程式，但只要時刻敏銳神，信仰的力量是可以真實地改變自己的心態。

華爾街日報的臉書在六四當天貼上一條為時48秒的短片，瀏覽量在短短數天已達50多萬。短片中的旁白巧問觀眾：「用約400萬港元（約51萬美元）可以在香港買到甚麼單位？」答案是相等於標準籃球場「鎖匙圈」大小、或類似一個美國車位大小的180平方呎的豪宅。

香港樓價高得離譜是常識。第十一次《全球樓價負擔能力調查》公佈若港人要負擔一個正常單位，他的代價是十七年不吃不穿地工作，為全球之冠。港人居住在自置物業的住戶比率為52%（台北市及新加坡分別為81.9%和90.3%）。在香港，由於樓房首要作用是投資而非自住，加上現行沒有保障租客的政策，身邊不少朋友都面對兩年搬一次的狀況。

租住難，置業更難，試問誰能安居樂業？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6月公布了《香港人置業行為與態度研究》的調查結果，調查以隨機抽樣方式訪問了1022人，約有三成人感到自己並非處於安居樂業的狀態。
 
該研究亦特別調查住屋問題對20至39歲青年的生涯規劃的影響。當中分別約一成半受訪青年因為住屋問題而延遲結婚及放棄生育；而17.3%受訪青年在婚後因住屋問題而與父母同住，工作和消閒上都一樣因著到住屋問題而感到困擾。

我們的社會必須更敏銳於年青家庭的住屋需要。筆者強調的是需要而不是需求，也不是經濟上的數字，而是實實在在的家庭需要：擠迫的住屋、核心家庭之間的磨擦、遲婚、生育年齡下降、生育數字下跌等一連串問題、雙職供樓家長…… 政府的房屋政策有必要加入家庭友善的考慮，協助市民在安居樂業的基礎上，讓他們更有效地承擔自己對家庭、婚姻和生育的責任。

此外，青協早前也發表了《青年價值觀指標2014》，結果指有62.3%的受訪青年表示希望移民外國，原因不明；而在《香港人置業行為與態度研究》中亦有同樣發現，有34.1%受訪青年表示因住屋問題而希望移民，其中25至34歲的受訪者移民意欲比率更升至四成。姑勿論「這些人是否真的有資金衝出香港，但20至39歲的青年正正是明日的社會支柱，而他們現在竟然因著不能安居的緣故而離開心愛的香港，這是相當可悲。政府應及早照顧年青人的住屋需要；筆者再次強調，政府不單是著眼於經濟數字上的供求問題，而是活生生的住屋基本需要。

聯合國在《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就第十一條提及的適足住屋權提出一系列的解釋，其中包括可負擔能力、宜居程度、得到住房的機會等。然而，現今的香港樓宇面積大小合宜嗎？樓價又合理嗎？住屋市場是否已經失效？回答並要解決以上問題，政府責無旁貸。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對性別議題隻字不提，只在施政綱領中提出要就變性人案件做修法工作，以及加強性傾向歧視的教育工作，但平機會上周卻刊登廣告，邀請各界就兩個項目提交建議書，分別為：1. 有關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可行性研究；2. 職場年齡歧視的探索性研究。(見下圖)
 
可我們留意到這廣告有三點令人憂慮的玄機：
 
1. 平機會第一項研究除了包括性傾向（過往指同性戀、異性戀和雙性戀人士），還有性別認同（即所謂的跨性別，當中包括變性人和易服者），今次更首次新増「雙性人」(Intersex，即身體同時有男女生殖器官的人）受歧視的問題，範圍比原先討論的性傾向歧視，闊了很多，事先完全沒有與社會各界溝通和表達過有此要求，社會一直未有相關的討論，做法完全是自把自為。
 
2. 平機會在處理年齡歧視時，甚麼也不做，只做「職場」，即是在歧視條例中的其中一個範疇，事實上過往的歧視條例都不是單一議題，一般還包括租住，服務提供，中傷及騷擾等情況，但在處理年齡歧視時，卻在沒有經過社會討論的情況下，漠視其他情況，與性傾向相比，範圍收窄得太多，可惜平機會並沒有解釋為何處理不同類型的歧視會用不同的標準去處理，這是對不同歧視問題的不合理「差別對待」。
 
3.平機會為性傾向等議題所做的，是「可行性研究」（Feasibility Study），而做年齡歧視的，卻是「探索性研究」（Exploratory Study），兩者有明顯的傾側性和差別對待。換言之，性傾向議題原則上被認為是必須做的，所以現在只討論如何實行，如果最後研究結果因為不同的原因以致相關法例不可行，平機會就可以將他們不做有關法例的原因歸咎於那些因素，以求全身而退。不過對於年齡歧視，她所做的只是探索有關歧視情況是否存在和嚴重的研究，明顯層次是前一級的，至於為何有這種「差別對待」，平機會同樣是欠公眾一個解釋。

可見，平機會主席周一嶽揚言所有歧視都會處理，一視同仁，更特別指出年齡歧視、新移民歧視會同等看待不過是門面說話。事實上，根據2013年平機會論壇的調查結果顯示，51%人士認為「保障不同性傾向和性別認同人士免受歧視」毋須放在最優先處理的位置。可惜，現在看來，我們能見的，周一嶽不只漠視民意，而在研究時亦缺乏合理的原則，只按個人意願使用公帑。

­­­­一齣《半澤直樹》，成了人人追看的電視劇。當中主角一句「以牙還牙，加倍奉還」（やられたらやり返す、倍返しだ！），成為了全城打工仔的金句！劇中主角半澤直樹，家族工廠因銀行拒絕貸款週轉險些倒閉，老父也因此自盡。他繼而加入原來拒絕放款的銀行，面對上司打壓，追查不良貸款下落，與銀行內外的「敵人」周旋到底。故事到了最後階段，半澤甚至要面對昔日拒絕給家族公司貸款，害死老爸的頂頭大上司。此劇劇力迫人，創造了日本收視紀錄，也風靡了中、港，台等地的觀眾。[1] 連早前「香港電視網絡」不被政府發牌，在職工反對集會上，也以此作劇諷刺政府，大獲好評。[2]
 
其實，日本的職場文化和香港有頗大的分別：在劇中，銀行的「左遷」文化[3]與終身聘用制，[4] 或是下屬向上司叩頭認錯[5]等情況在香港職場文化都不常見。然而，劇中描述在職場中的爾虞我詐，「晴天借傘，雨天收傘」，上司對下屬壓迫的種種情節，的確說出了不少打工一族的心聲，叫人感同身受。而半澤面對敵人時，大快人心叫喊其招牌口號「百倍奉還」，更是說出了很多人敢怒不敢言的心底話。
 
除了主要的銀行內幕故事，劇中一些情節，實在叫我們對職場文化有多一重省思。當我們以為半澤最後將敵人打敗，拯救銀行後，理應「好人有好報」時，劇集的結局卻是出人意表：半澤的頭號敵人與上司大和田常務並未因自己的過失而被左遷，結果只被降職處分；而半澤卻是被左遷。當大家都替半澤不值，雖然他擊敗了大和田，但是始終也敵不過背後奸詐的銀行文化，以及老謀深算的大奸雄中野行長。其實從職場文化來看，半澤表面看似立了豐功偉績，但其實這些揭露公司瘡疤、自以為正義的同事，往往又會被公司視為麻煩製造者，成為「犯眾憎」的對象（劇中半澤雖極受同袍愛戴，但的確成為上頭們的眼中釘）。[6]
 
如果半澤的故事是在香港發生，相信他已不由分說，自己出去闖一番事業了！可是，在日本職場文化中，上司卻可以動輒用「左遷」來威脅下屬；而半澤為了保住在銀行的職位，就算是拿了上司犯錯的有力證據，也只為自己和同袍左遷去討價還價，絲毫沒有「劈炮唔撈」，或繼承父親留下的螺絲廠之想法。或許這就是日本職場文化特有的「身不由己」的特點，又或是對要養家活兒的打工仔的共鳴吧。[7]
 
有人以「貓型員工」來形容新一代：做事較為自我中心，討厭營營役役和唯唯諾諾的「上一代」做事手法。若他們碰上喜歡而又上心的事情，他們往往比其他人更努力。企業若看懂「貓員工」的特性則事半功倍；但若是不了解的話，他們隨時「走路」，正如貓不能逆掃毛一樣。畢竟「企業忠誠」對他們來說已是白堊紀年代的事了。[8]
 
香港新一代同樣被認為對工作不賣命，而且斤斤計較，但卻敢於挑戰權威（從另方面看就是「唔聽話」）。然而，情況是否果真如此？事實上，這可是對錯參半。一個對香港職青的調查發現，香港在職年輕人最難忍受的是：「同事不負責任及推卸責任」與「上司言行不一」。
以為新生代「不能受氣」的人，很有可能是誤解了他們。[9]
 
不過，若是由半澤的背景去看，相信最影響他的未必是「百倍奉還」的理念，而是來自他父親的兩句話：「樹脂螺絲雖然很輕，但卻非常堅韌……正是這種螺絲支撐起我們的國家。」父親這兩句話使他做事認真，觀察細微，也因此可以看到關鍵之處。當然這裡也講求了對工作的熟練和一絲不苟。
 
另一句則是：「做甚麼工作都好，一定要珍惜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千萬不要做一個機器人。」正是因為半澤有這一種人倫關係的覺悟，他自重又重人，對朋友永遠幫忙，這在奸人當道的職場中，尤為可貴。「人與人之間關係」成為了半澤成功之道：由他與太太待人接物的真；對同事負責任；對客戶的看重等，一切都重新使人見到，人在職場，「我要做好呢份工」，原來也可以是很高尚的。[10]

人在職場的信仰反思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好處呢？人還能用甚麼換回自己的生命呢？」~《聖經》
 
有人說：「職場如戰場」，又說：「人在職場，身不由己。」可見職場實在是非常複雜的場景。而當信徒經常身處在「身不由己」的場合，會否在不知不覺間，漸漸成為「失了味的鹽」(太五13)，又或是「放在量器底下的燈」(太五15)？結果只成為某些人口中的「星期日信徒」。
 
「身不由己」的原因有很多，最大的原因莫過於經濟壓力，又或是利益的誘惑。早年一套非常流行的電視劇〈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其主題曲〈無心害你〉當中便有一句歌詞，足以道出現代人的無奈：「誰想講骨氣，最先必須有一些儲備」。面對高昂的租金或供樓款項，以及活在百物騰貴的生活環境裡，信徒也有可能不得不唱一句：「誰想講真理，最先必須有一些儲備。」為了生活所需，很多香港人都不敢輕易辭退與自己信念、道德倫理價值觀相違背的工作。信徒也不例外，當上司強迫自己說謊，甚至以不義的手法騙取客人的金錢時，一些即使較為認真的信徒也可能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一邊求神寬恕，一邊順服自己銀行戶口的掌權者。
稍為對信仰認真的人都不希望自己只作「星期日信徒」，也希望在職場上可以「作鹽作光」。只是，他們實在放不下對生活的憂慮。耶穌曾說：「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也不要為身體憂慮穿甚麼……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們；難道你們不比牠們更寶貴嗎？」(太六25-26)祂又教導人如此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我們每天[11] 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賜給我們……」(太六9，11)。當信徒眼中只看見地上的「老闆」掌管我們的飲食時，是時候學習看得見照顧他們，為他們提供即時所需的是父神。
 
耶穌多次提到關心我們需要的是天父。這意味著，這位供應者不是只「視萬物如芻狗」[12]，即是一位對萬物的運作沒有分別的創造者，而是一位有感情，對人非常「肉緊」的天父。即使在人世間有不合格的父親，但耶穌口中的天父絕不會無視孩子的貧困。因著父與孩子的關係，已註定了天父必保守，這成為孩子不憂慮的基礎。但這還不足夠，孩子要真正放下憂慮，除了要確信及認定父神的供應，也要做到「不能服事神，又服事金錢」(太六24)。這不是一條律法的要求，而是對人性的剖析。人類的確容易「恨這個愛那個」、「忠於這個輕視那個」(太六24) 。當人選擇金錢，自不然選擇聽從「老闆」，視「老闆」的旨意為最高的旨意。
 
現實中，僱員和「老闆」不一定有血緣關係。但世事難料，面對經濟衰退，又或面對股東的壓力，誰又敢保證「老闆」不會「在最壞時候必須卑鄙」、「在抉擇時候只好勢利」，這些都是職場上的人生道理，最終「無心害你」。反過來，一個身為信徒的老闆，若有一個用不誠實手法賺大錢的下屬，不過為了金錢緣故而對他的手法視若無睹，這位老闆同樣要好好思想誰才是真正幫他賺大錢的那一位，而自己真正依靠的又是誰。
 
有時候，人對上司不正當的手法輕易作出妥協、打同事小報告、又或是作出欺上瞞下等種種不義的行為，並不一定基於生活的基本需要，有可能是出於保護自己的行為，又或是敵擋不住名成利就的吸引力。無論如何，以《聖經》的教導來說，企圖以這些手段來達到名成利就，極其量只可以改善人眼前的生活質素，但卻不是真正的成功，更絕對不能提升人的生命質素。
 
《聖經》的福音書特別闡揚「大逆轉」這一神國的道理。孫寶玲博士說得對，有關「福音的宣講，無疑是要挑戰世界的安全感和滿足，甚至顛覆世界自以為是的政治文化。富足、有權勢、自以為是的人將會發現他們所自恃的，其實不能為他們帶來甚麼。如果他們不能回轉和悔改，將自己的信心和安全感完全置放在神及祂的福音之上，他們的結局將會是一個徹底的逆轉。」[13] 福音書要顛覆的，往往與世人的認知有所出入。原來，只把焦點放在金錢名利，不能體察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最終可能失去更重要的東西。
 
職場是其中一個讓信徒面臨考驗的場地。不同人有不同興趣及才幹：有人精於賺取金錢；有人熱心服務社群。不同人為到自己活在地上的人生目標努力奮鬥，都是實踐人在社會的責任，這實在是一件美事。只是人在職場，以甚麼手法來達致目標，這有待商榷。是否一句身不由己，便輕易放棄信仰原則？為了自己升職加薪、得到上司賞識，便極力排除異己？信徒還是不時提醒自己，神才是真正的「老闆」，學習活出祂喜愛的信仰精神，即使換來不太理想的待遇也不計較。
 
「行公義、好憐憫」從來都是《聖經》其中一個重要的教導。「行公義」不一定指到嚴肅的社會行動，在職場上也有很多「行公義、好憐憫」的機會。例如看見同事受到無理的對待，即使未有勇氣為到同事站出來指出「老闆」的不是，至少也不要為了「歸邊」，而成為落井下石的一員。
 
職場——可以成為一個讓人爭權奪利、只見敵人、喪失「生命」的戰場；但也可以成為一個讓人實踐理想、贏取友誼，以及磨練生命的場地。兩者分別在於：人信靠的是甚麼，他又以甚麼態度在職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