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勸善懲惡成為了政府部門的工作

過去的6至7月，在基金的贊助下，明光社舉辦了五場繪畫工作坊，幫助基層兒童透過繪畫創作，認識情緒及紓緩壓力。本社邀請了曾修讀心理學及表達藝術課程的本地藝術家Sally和Sophia，帶領兒童認識藝術和探索內心。她們為小孩子們設計了一系列的創作活動，包括將音樂中的節奏和音符畫成圖畫的體驗、藝術作品欣賞、學習不同情緒和各樣顏料的運用等。最後，孩子們以「______的怪獸」為題，繪畫一幅圖畫，表達內心世界，而透過與導師傾談、分享，孩子都經歷到被聆聽和被明白。

五場繪畫工作坊共有50位兒童報名參與，當中以小學生為主，部分為南亞裔兒童。他們在導師的引導下，都能逐漸打開心扉，分享心中的想法和感受，孩子又以顏料和不同材料，來創作他們的畫作。活動後不少孩子都面露笑容，多了一份輕鬆和滿足感。

兒童面對著成長中各樣的難題，例如人際關係、自我形象、家庭問題等，他們未必懂得如何表達自己的情感。因此，如果兒童可以透過藝術創作，來抒發情緒，實在是一件好事。當感受難以言喻時，色彩和圖像便有助表達，這也是讓孩子認識自己、感受內心的機會。導師Sally表示，類似的工作坊不只適合小孩子，成年人面對生活裡的種種壓力，經常處於壓抑和焦慮的狀態，如能有一個時間好好沉澱感受，並且揮動畫筆，也是不錯的「叉電」方法。

盼望這次繪畫體驗能成為孩子們的祝福，讓他們知道藝術創作有助抒發情緒，也鼓勵他們敢於向信任的人多作分享。

經濟學家葛尼奇（Uri Gneezy）及李斯特（John A. List）所撰寫的《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中，提到一間幼稚園的校長，為了家長可以準時接走自己的孩子，決定只要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家長付出一小筆罰款，結果是自從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到幼兒園，亦毋須再為遲到而不好意思，甚至有家長視那筆小額罰款為額外的託兒費，罰款政策推出後，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有人提議何不喚起家長的同理心，體恤老師的辛勞？罰款的成效未必是最好，對應在環保政策上情況亦相若，除了罰款，還有更多。

走塑令與搶購潮

2024年初，垃圾徵費議題在香港鬧得熱烘烘，市民忙於了解使用指定的膠袋需要注意哪些事項，又要預備如何處理不同類型的垃圾，而在4月22日管制即棄膠餐具和其他塑膠產品的法例實施以後，市民便買不到塑膠牙籤或膠軸棉花棒等日用品。不少市民都很擔心，引發坊間出現了短暫的搶購潮，也難怪市民擔心，因為當時政府只忙於宣傳管制甚麼，市民收到的訊息大概是這不可以，那又不可以，但原來受管制的塑膠產品都有代替品的，市民還可以選擇竹牙籤及紙軸棉花棒。

當大家經歷過香港的氣溫如過山車般的「大冷大熱」，不少人都明白保護地球的重要，然而，如果環保政策一直都只是強調「徵費」，一旦違規便要罰款（至少曾在港鐵車廂內播放的宣傳片，很多時都只強調這類資訊），相信不少商家及市民亦只會從成本方面去考慮，甚或想盡方法巧妙地處理垃圾和減少用指定垃圾袋，多於去想如何真正實踐環保生活。即使在5月時政府宣佈垃圾徵費暫緩實施，但在未來制訂環保政策時，或許可以考慮除了徵費之外，還有哪些方法有助推動環保。

對動物友善的公共設施

2024年初，深圳鯤鵬徑一號橋已啟用，它把兩山連接起來，而在橋的旁邊，有個小小的提示牌，當中畫了一隻兔子，一條小蛇，並寫著九個字：「動物通道  行人請繞行」短短九個字，便足以看見人們在興建一條行人橋的時候，也會顧及到大自然其他生物的需要。而設計師在設計這條橋時，鋪了一些可以讓豹貓在下面躲避的石頭，為小動物栽種了花香類、漿果類的植物，也在橋上做了一些方便鳥類滑行的通道，這些安排彷彿都在告訴人類，人雖是萬物之靈，卻不代表可以隨便踐踏其他動物。

除了這一條橋，深圳的地鐵站內也會見到動物的「蹤影」，車廂會播放著充滿活力的彈塗魚影片，而站內牆身亦懸掛了大型海報，主角有彈塗魚，也有其他鳥類，海報上更寫上「深圳是我們的家，也是牠們的家」的字句。4月，深圳首條寵物公共交通專線開通了，顧名思義，這代表著主人可以名正言順帶著寵物搭「巴士」了。

與香港情況相近，深圳市的居民也很努力拼搏賺錢，但在賺錢之餘，這個城市還是會保留一些空間給其他生物，當老百姓漸漸覺得其他生物美麗可愛，生態環境重要，人們會漸漸懂得去愛護地球，而這一種氛圍需要刻意營造，才能將訊息灌輸給社會大眾。2023年，上海廣播電視台聯合嗶哩嗶哩製作的公益環保紀實節目《一路前行》在東方衛視播放，這個項目的發起人胡歌、劉濤、陳龍，在節目裡成為環保的行動者及參與者。這三位演員中，以胡歌較為香港人熟識，一開始他在節目中的妝容整潔得有如翩翩公子，之後，他漸漸不再在意自己的儀容，就像普通人一樣，這是節目效果？還是他真的被大自然或其他環保人士的真情感染了？

令荒土化為良田的心願

節目其中一集，幾位演員進入了內蒙古自治區的烏蘭布和沙漠腹地，了解沙漠化問題，又訪問了努力治理沙漠化問題的人士，他們到訪了致良田生態農場，在農場中一起觀看了一段外國影片，當中提到：所有使用化學品的傳統農業下的土壤，幾乎完全不含微生物，土地愈脆弱，農民們愈會覺得需要噴灑化學品，自從20世紀70年代，全球化學農業加速發展以來，我們已失去了全球三分之一的表層土，世界三分之二的土地正在沙漠化，除非我們想辦法拯救土壤，否則我們只能再收穫60年農作物而已。致良田生態農場便是希望「把逐漸退化的耕地重新變為良田，進而影響更多的農戶和土地。」當胡歌問及創辦人馬彥偉為何把生態農場起名為「致良田」時，馬彥偉表示那時他在讀王陽明的書，王陽明心學提到致良知，馬彥偉認為致良知就是「每個人心裡都知道甚麼是對的，關鍵是怎麼去實現它」，王陽明還提出過知行合一，馬彥偉希望未來幾十年，甚至到老，都可以「實現良田」，這是他希望實踐的事情。

馬彥偉的宏願讓人佩服，但願有更多人可以被打動，由上至下，可以做得更好，不要為了拼經濟，導致爛尾樓或豆腐渣工程出現，危害他人生命財產之餘，更大量耗損及浪費地球資源。亦但願更多人欣賞這個世界，明白人、大地及其上的生物是共生的，就如《一路前行》的主題曲提到：

「最美麗的風景　從不會關上門
天空荒原大海和人生
路上做個孩子　又明亮又單純
如小鹿一樣看星辰……

天上有日月和星辰
地上沒有異鄉人
都曾呼吸狂奔　相愛支撐　命才成為生
一路有熱淚與天真
擁抱細碎的傷痕
別害怕鯨魚在遠方吟唱　燈塔的歌聲
我以渺小愛你同行的旅程」[1]

參考資料

〈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　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ShenzhenWeekly、《香港01》。2024年2月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體育/984970/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

SMG上海電視台官方頻道SMG Shanghai TV Official Channel。〈【一路前行 EP05】胡歌、劉濤、陳龍攜手走進大西北沙漠　探索土地荒漠化的原因　領略良田生態農場好風光！參與治理土地荒漠化在行動！〉。YouTube。2023年12月9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NTbbYupw8Q。

孫海燕。〈大漠裡的良田：生態種植讓阿拉善逆轉沙漠化！〉。獨立評論。2022年4月6日。網站：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41/article/12125。

（原文於2024年2月7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教會團體最終的問責對象是神，在必須作出取捨時只能順從神而不順從人，這是毋庸置疑的，問題是向神問責和向政府及公眾問責，本身往往並無衝突，教會團體作為社會認可、獲得免稅資格的慈善團體，在忠於使命的同時，亦要在市民大眾面前做好的見證，在履行慈善團體的社會責任上不能得過且過。以往有些教會團體強調本身關心的是天國的屬靈事工，因而輕視所謂屬世的行政事務，很多時都不會花心思和時間在這些他們認為次要、甚至不重要的工作，既沒有按照公司註冊處和稅務局的規例辦事，準時及按規定呈報相關的會務和財務資料，呈報時又錯漏百出、甚至胡亂填寫，因而被罰款、甚至失去免稅團體的資格，並給公眾管理不善的印象。

近年由於政府部門的監管較為嚴謹了，因此大家的警覺性亦有所提高，但不幸的是有時雖然只是個別機構出了問題，卻很容易會影響大眾的觀感。今年初正生書院的事件對慈善團體的公信力帶來了很大的衝擊，作為一個需要向政府和公眾問責的免稅團體，其負責人有責任盡快站出來回應，以釋公眾的疑慮，可惜當事人卻一直未有公開交代事件，或解釋當中一些關鍵的疑點，加深了公眾對團體的負面印象。正生的事件從現有的公開資料（主要是警方的指控）來看，有幾點應該成為所有教會團體的鑑戒。

首先，作為一個免稅慈善團體，必須尊重捐款人的意願，以及向捐款人交代其捐款是否用於指定項目，若果已轉往其他項目，事前是否有徵求捐款人的同意？作為慈善團體的負責人必須明白，公眾的支持和信任，不應是建基於團體表達了如何偉大的願景、憑藉個人的魅力或說故事的感染力，而是團體是否言而有信，按照團體成立的目的和對外的宣傳來辦事，向捐款人、支持者和所服侍的群體問責。作為教會團體及其負責人，要建立公眾的支持和信任往往需要一段長時間的努力，但要摧毀卻可在一夜之間，正所謂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其次，作為免稅團體，賬目必須清晰，當中的款項更不應轉往任何董事或同工的私人戶口，以免有瓜田李下之嫌，亦要避免有任何個人利益，所有免稅的慈善團體，有責任公開其核數報告，讓公眾了解機構的財務實況和核數師的評語。對於教會團體來說，有時很容易跌入所謂信任的陷阱，以為很信任某位牧師、總幹事或當會計的弟兄／姊妹，就不應該懷疑對方，若事事要求交代的話，便會令對方覺得不被信任，結果只會令這些被信任的人因為沒有人監察或守望，跌入了不必要的金錢和權力的陷阱，只要一百個或一千個當中有一個因此受不住引誘或者因為辦事糊塗而犯錯，也會火燒連環船，令其他相類似的人和團體的聲譽受牽連。良好的監察制度其實是對有權力的人和團體的保護，教會團體必須建立良好的財務管理，確保如何正確使用募捐和奉獻得來的資金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社會的需要不斷在轉變，慈善團體與時並進是應該的，但任何轉變亦須顧及法例的要求，以及讓捐款人充份了解，作為基督教慈善機構，我們不能說自己只向上帝負責，上帝自有判斷，因為慈善團體的免稅資格涉及公眾的利益，亦須向公眾問責，否則大家便不應亦毋須向公眾呼籲捐款，只需自己私下祈禱求上帝供應就可以。今次事件令人憂慮的是，事件除了會損害公眾對其他慈善團體的信心之外，更令人擔憂的是政府會以此為藉口，加強對所有慈善機構（包括教會團體）的監管。

當然，按《稅務條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教會團體，與所有慈善團體一樣，所做的事都應該按照法例的要求、以及符合成立的宗旨，並且做好有關會務和財務的報告，這也是重要的社會見證，讓人看到教會群體做事光明正大和合情合理，是真正關心鄰舍和社會上不同的群體、以及重視社會的公平和公義的組織應有的表現。今次事件提醒所有教會團體必須加強機構的管理，避免任何個別的董事和主管可以繞過應有的程序，去做一些偏離了機構初衷的事情，亦要增加透明度，向捐款人和公眾問責。

不過，政府的監管只應觸及機構在行政和財務上是否依法辦事，而不應涉及宗教的內涵和機構的使命，更不應要求慈善團體肩負任何政治任務，例如唱好政府或參與聆聽領導人的講話和學習會、出席充撐場面的「俾面派對」等，更不能將是否聽話合作成為是否發出免稅資格的條件，政府必須明白，賦予教會及慈善團體免稅的資格，並不是政府對機構的恩惠，因為許多慈善團體能夠發揮靈活、創新和快速回應社會需要、化解社會矛盾的角色，這在官僚心態和公務員架構之內是難以達成的，慈善團體是政府的伙伴而不是下屬，不應對慈善團體施加一些不必要的限制。

所謂有危亦有機，正生事件雖然令公眾對捐助慈善團體產生了一些疑慮，但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公眾日後要捐款，或弟兄姊妹要奉獻給某機構之前，會更審慎了解其日常工作。作為教會團體只要努力服侍，再將成果客觀地告訴大眾，這是加強彼此關係的一個契機。機構和奉獻者的最理想關係不只是財政上的支持，而是在服務和行動上的參與，但願日後見到的是更多認真了解後才奉獻的有心人，以及言而有信，值得大家支持的機構。

經濟學家葛尼奇（Uri Gneezy）及李斯特（John A List）所撰寫的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中，提到一間幼稚園的校長，為了家長可以準時接走自己的孩子，決定只要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家長付出一小筆罰款，結果是自從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到幼兒園，亦毋須再為遲到而不好意思，甚至有家長視那筆小額罰款為額外的託兒費，罰款政策推出後，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

近一兩個月來，垃圾徵費在香港鬧得熱烘烘，市民忙於了解使用指定的膠袋需要注意哪些事項，又要如何處理不同類型的垃圾，甚至人們一直沿用的塑膠牙籤或膠軸棉花棒，於4月22日開始便不得販賣，引發坊間搶購潮。今年當大家經歷過香港的溫度如過山車般的「大冷大熱」，不少人都明白保護地球實在是燃眉之急，然而，政府推出環保政策，一直都只是強調「徵費」，如有違規情況便要罰款（至少在港鐵車廂內播放的短片只交代了這類資訊）。當環保政策只向市民講「錢」時，相信不少商家及市民亦只會從成本方面去考慮，甚或想盡方法處理垃圾而少用指定垃圾袋，多於想到如何環保。

深圳最近新建了鯤鵬徑一號橋把兩山連接，橋的旁邊有個小小的提示牌，當中畫了一隻兔子，一條小蛇，並寫著九個字：「動物通道，行人請繞行。」設計師在設計這橋時，鋪了一些可以讓豹貓在下面躲避的石頭，為小動物栽種了花香類、漿果類的植物，也在橋上做了一些方便鳥類滑行的通道。環保除了罰款，還有更多。話說回來，對於前文提到的幼稚園，透過罰款來防止家長遲接子女，有人提議何不喚起家長的同理心，體恤老師的辛勞？

參考資料：〈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　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ShenzhenWeekly、《香港01》。2024年1月2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體育/984970/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社會上離婚和再婚的情況愈來愈普遍，當一段婚姻面臨破裂，雙方決定各走各路時，總面對許多複雜的情況，當中大多牽涉法律問題，例如如何申請離婚、子女撫養權及贍養費的安排。明光社邀請了吳德儀律師、丘志強律師及劉傑姿律師分別在三場於2023年7至8月舉行的「離婚再婚法理情」講座中擔任講員，為參加者詳細講解離婚及再婚所牽涉的法律問題，並解答參加者的提問，三場講座合共有115人參加。

撫養權判令的考慮原則
首場於7月22日舉行的講座在佐敦突破中心舉行，余劍鋒．孫波．丘志強．麥言之律師行顧問律師兼認可綜合調解員吳德儀律師，向參加者詳細講解何謂子女撫養權，當中包括管養權、照顧及管束權，以及探視權。她分享到雖然法庭傾向頒發共同管養令，但亦有發出單獨管養令，法庭所考慮的首要原則是子女的福祉。此外，家長的合作關係、其他相關因素亦在考慮因素之列。

吳律師提到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曾提議設立的「福利清單」，雖然有關建議目前未成為香港法例的一部份，但在以往的案例中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福利清單」共有12個重點，內容包括：兒童的意見、其身體、感情和教育的需要、環境的改變對兒童造成的影響，以及兒童曾經或有機會遭受的傷害等。吳律師指出，社工撰寫的社會福利報告往往會參考福利清單的原則，此報告在法庭判決兒童撫養權上有一定的份量，她又指現時法官亦會較多索取心理學家的報告，了解兒童的狀況。

家庭狀況與家事調解息息相關
第二場講座於7月29日於灣仔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行，由余劍鋒．孫波．丘志強．麥言之律師行合夥人、認可綜合調解員丘志強律師主講。丘律師簡介了家事調解及其好處，同時深入分析在甚麼情況下才不適合作家事調解。首先是涉及虐兒及家庭暴力等家事糾紛的家庭；另外，由於家事調解需要當事人的高度參與，因此如果有其中一方或雙方都受到情緒或心理的嚴重困擾（例如：患上嚴重抑鬱症），以致無法代表自己或專注子女的需要，皆難以透過調解尋求解決方案。

另外，丘律師也詳細講解法庭判決配偶贍養費時的七大考慮因素，其中包括：家庭在婚姻破裂前，所享有的生活水平（如居住環境、食物質素），亦會考慮雙方的年齡和婚姻的持續期，如婚姻時間較短，一方對另一方的經濟責任便較輕，而年輕女性比中年女性更有可能找到工作養活自己，需要的經濟支援便會較少。另外，如其中一方有任何身體上或精神上的殘障，因而減低其謀生和自立能力，便會得到更多的經濟支援。而雙方各自就家庭福利所作的貢獻，包括：打理住所及照顧家庭成員，也是考慮因素之一，丘律師指出，香港的法庭不會偏袒賺錢養家的一方，也不會輕視打理家務和照顧子女的一方。

劉傑姿律師是蘇龍律師事務所顧問律師，也是認可家事調解監督、家事調解員及綜合調解員，另外，她亦是這三場講座所屬計劃的顧問，她在第三場於8月12日在中華基督教禮賢會荃灣堂舉行的講座擔任講員。劉律師以兒童為本的角度講解到父母間的衝突如何令子女備受困擾和壓力。除了簡介何謂家事調解外，劉律師亦引用了例子詳細講解家事調解的精神和好處：受過專業訓練的家事調解員，能以中立和持平的第三者角色協助雙方尋找共同關注，達致雙贏。這比平均分配財產，更能切合各方的需要。

子女贍養費判令的考慮因素
劉律師亦講解到法庭作出子女贍養費判令時會考慮的因素，如子女的經濟需要（包括：孩子的健康狀況、父母期望孩子接受的教育方式、婚姻期間孩子的生活水平）、父母雙方的收入、賺錢能力、經濟資源和支出，另外，法庭亦會希望在盡量可行的範圍內及公正的情況下，維持孩子本來可享有的生活水平。劉律師提到，子女贍養費只能以週期性支付，並不能以一筆過方式付款，而支付的一方須支付至子女滿18歲或完成首個大學學位課程，兩者以較後者為準。

上述講座屬於「兒童為本」離婚再婚家長及子女情緒支援計劃下的活動。明光社獲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和家庭議會資助推出本計劃，除了舉辦法律講座，計劃亦會透過免費輔導服務、家長學堂及熱線諮詢等服務，幫助離婚或再婚的家長及其子女面對因離婚或再婚所帶來的困擾或其他問題，協助家長改善情緒及管教模式，從而達到幫助兒童的目標，避免令兒童成為父母婚姻問題的代罪羔羊。

闊別香港差不多四年，幾經波折，終於能夠重回！[1] 再踏出生及成長的地方，所看到及感受到的，可用一句諺語反過來作形容：「人事依舊，景物已非」

匆匆十數天，唯一的「公事」就是申辦身份證。而更大的任務，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相約最多的朋友、家人。雖說是「任務」，但其實亦是我們的心願以及回港最大目的和理由。但「任務」果真是適合配上「不可能的」來形容，要見的人多，逗留的時間少，難免顧此失彼。有的朋友，只得在機場送行時僅見一面，把重聚與道別濃縮結合在一起。Hello, Goodbye[2] 放在一起竟找到了其合理的解釋。好友問候一句：「你回來數天，有甚麼不習慣？」立時回答：「不習慣是站著不動也叫人流汗的天氣、每天要吃三餐（甚或四餐）、太晚吃晚餐……」只是，稍微停頓細想、用心感受一下，不習慣的就何止這些！

茶餐廳早上的奶茶配菠蘿油美味依然，茶樓的點心依舊精緻悅目，只是已聽不到電台的phone-in節目或看不到多元的報章社評，當然，更欠缺了食客對時事的高談闊論，圖書館每天仍然按時運作，但不少書籍已莫名下架，原來「圖書館戰爭」[3] 已不再是虛構的小說或漫畫，竟然已默默地醞釀發動，行人路的欄杆依舊默默地保護市民，但已見不到過去懸掛在上，種種促進改善社會民生的橫額，更看不到不同代議士爭妍鬥麗的風采，中區銀行門外的獅子，飽受風霜，歷盡叫人催淚的歲月，仍然屹立不倒、風釆依然，但其背後的經濟金融體制，卻已不如往昔，銅鑼灣的籃球場，每天仍充滿著球員、觀眾的汗水及喝采，但已容不下每年普羅市民的眼淚與哀鳴，大型基建仍在持續，只是讓人存疑，這能否真的促進經濟發展往前？還是名副其實的「倒錢」落海？在營造的昇平下，民眾是否仍可自由、盡興地歌舞？

助興者勸道：「我們不應該留戀過去，應放眼向前，只要稍微改變一下生活習慣及思想模式，日子總能適應，生活總會好過來。」聽來也頗有其道理，惟有順其潮流盼望著：「明天會更好，光明再復來。」

歲月留痕，改變了外在的環境或面貌，卻動搖不了人心的單純、善良。

這次回香港，竟能重遇幾近失聯的夜校同學，這叫人倍感雀躍。認識他們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時，大女兒剛出生，心想孩子漸長，更需要爸爸陪伴，加上考慮到日後若進修神學，也需要具備學士的學歷，故日間上班，晚上兼讀社工學位課程。當年，同學們下班趕來，大多數也是匆匆忙忙，來不及say hello，已進入一邊吃便當，一邊聽課的狀態，終於熬過數小時的課堂，從半睡半醒中回過神來，來不及say goodbye，就如夢遊般踏上歸途。這一次相聚是非常難得！但見面前，內心仍有點躊躇，如何開展話題？彼此會否感到陌生？甚或能否認得出對方？誰知，踏入食肆，正在尋覓著這些早已認識的陌生人時，竟然在照面的一瞬，對方便衝著說：「你是偉洪，我認得你！」隨即，便有說不完話題：生活的點滴、過去數年的掙扎、對將來的憧憬……或許，是因著彼此曾一起走過青蔥的歲月，一份無形的安全感，能讓人暢所欲言。

與一同成長的好友見面，話少而言深。在輕描淡寫間就能道出生活上、家庭裡難以言說的壓力及困惑。

與舊同事的相聚，成為我們過去每次回港的「指定動作」。數算一下，原來已與他們認識超過二十五年。大家不僅見證著彼此在工作上的投入及貢獻，更是見證著我們所投身的社福界種種改變或妥協；這次，喜見對我有知遇之恩，已故上司的兒子。惟願他能像其母親一般，成為別人的幫助及祝福。

不曾改變的，還有在教會認識的弟兄姊妹，有的是扶持我們成長，有的是陪伴我們成長，有的是我們栽培成長。在主裡，我們不僅能享受當下的團契，更可在永恆中與主同在。

不可或缺的，當然是我們的父母、家人，縱然世情混亂多變、時局動盪不穩，他們仍是默默的守護我們，叫我們知道在世上，不論走到天涯海角，我們總有可停靠的地方。故此，我們亦深願，那怕對面幽谷盡頭，他們仍能在上帝裡找到永恆的歸宿。

或許，天地也會改變，但「情」總是不變。一首舊歌，由新生代演繹，其music video把「情」由男女相愛轉變為父女親情，看到極為普通的鹹蛋蒸肉餅，原來也足以叫人觸動：[4]

「是活在幻變不息的歲月裡　從前曾恆逸永遠不改事情

        也天天在變幻　妳我亦成習慣

        ……

        明日會「點」？[5]

        樣樣事亦難預見

　    新的挑戰裡　實在是有得失進退

        明日會「點」？

但願是仍能互勉

　    人在變　情懷未變　愛願永久長存」

                                                          （《天變地變情不變》，作曲：盧冠廷，詞：唐書琛）

願

愛，永久長存；

情，總不改變！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6月舉辦了「婚離從來不易——教會能否成為同行者？」週年研討會，嘗試與教會一起探索離婚，再婚的問題。其實家庭正是社會的縮影，而這些年間，在香港社會日子也真的一點都不好過。遠自 2019年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撕裂，到之後疫情帶來的深度創傷，再加上各樣的政治壓力，香港人，您還好嗎？

答案顯然是不好的。

近一兩年，香港社會出現了幾個「新名詞」：「國際大刀會」和「街頭MMA」。以往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華洋共處，中西文化合璧，「國際大都會」一向讓不少港人引以為傲。但自從 2019年，經歷了「反修例」社運及疫情以後，社會氣氛完全被改變。不少人也覺得，香港人比以往躁動，日常生活磨擦更見火爆，因小事初則口角，繼而動武（這就變成了街頭MMA：MMA 原是指「綜合格鬥」，Mixed Martial Arts，是搏擊運動的一種，而並不是指街頭打鬥的意思），甚至在一些打鬥中真的動用武器（網民以說笑形式，將原來的國際大都會，改成國際大「刀」會，實在不無諷刺），彷彿街頭動武變成了生活日常。

而近期更發生「無差別傷人事件」，當中更揭示了社會缺乏給予弱勢群體資源，長期支援和照顧不足——本港早前曾於一週內連接發生隨機斬人和倫常命案，兩單血案，合共奪去五條人命，而不幸的是，其中一宗案件的疑兇有精神病紀錄。事件暴露了原來香港精神病患者嚴重缺乏支援，醫管局現時只有385名精神科醫生，醫生與患者比例低至1：761，人手嚴重短缺程度是連半世紀前、已過時的指標都追不上。[1] 另一方面，社工日益流失，但要處理的精神病患者個案卻不斷增加，現時一位社工可能需要支援約40個以上的患者，相對外國多出一倍。

諷刺的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去年9月發佈2021/22年人類發展報告。在全球指數連續第二年下降的情況下，香港在人類發展指數排行方面卻得到0.952分（由0-1計算，以1分為滿分），排第4位，教育和生活水平均位居世界前列，屬於「極高人類發展水平」，僅次於瑞士、挪威和冰島。[2] 為何香港明明有著驕人的國民收入，人均壽命長，和教育成就，近來卻成為了悲傷無望，經常見血的都市？

其實，只要多找一些有關社會發展的調查數據，不難找出問題所在。例如計算社會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香港自千禧年後，系數數值愈見增高，由2006 年的 0.533 上升至 2016 年的 0.539，是 45 年來的最高值。即使在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稍為下跌至 0.473，參考樂施會教材中的資料，情況仍是較主要已發展經濟體為差，如美國為0.391、新加坡為0.356、日本為0.330。[3] 事實上，有研究指出，當堅尼系數達 0.4 時已需要正視所帶來的社會不安與動盪，香港堅尼系數高達0.5以上（即使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仍高達0.473），社會不穩，早已有跡可尋。[4]

而多年以來香港發展帶來的問題，可在「社會發展指數」清楚呈現出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1999年制訂「香港社會發展指數（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SDI）」，集合本地及外國專家為香港建構一套客觀、科學化的指標系統，透過收集及整理官方統計數據，追蹤本地的社會發展進程及評估本港整體社會和經濟的需要。每兩年發表一次的社會發展指數，研究團隊會將最新的指數跟1991年的基準年指數（該年指數為100）作比較，以此了解社會發展趨勢。2018年的社會發展指數為227，較2016年高出21點，顯示整體社會發展錄得增長。[5]

可是在整體數字下，不同領域中的指數差距巨大，充份顯示出社會發展失衡，問題極為嚴重。在2018年的分類指數中，「家庭團結」及「房屋」兩個領域更是比基準年（即1991年）更差、持續處於負數，發展嚴重倒退（附表）。事實上，「家庭團結」指數由1998至2018年這二十多年來，一直處於負數；而「房屋」指數則自2002年開始下滑，2010年跌至負數，往後急劇倒退，2018年更成為社會發展指數中表現最差的領域。

而眾所周知，房屋問題已成為本地貧窮的主要和結構性因素，更形成了無可挽救的惡性循環：樓價租金上升，家庭生活空間卻縮窄，結婚門檻不斷提高，亦令市民難以組織家庭，就算能完婚，低收入人士亦要面對住屋和生活基本開支持續上升，就算他們能負擔起沉重的房屋支出，住房面積、質素仍會影響生活，構成生活壓力，誘發家庭成員產生負面情緒。另一方面，貧窮問題亦不利於「家庭團結」，增加引發家庭危機的風險，而若情況導致露宿人口增加，或是家庭離異、虐兒等，社會也缺乏可負擔房屋為這些家庭成員提供出路。[6]

當眼前社會只顧經濟發展，推動一樣又一樣的「新發展」，數字固然亮麗，但造成社會不公，社會上流的機會減少，貧富不均等問題亦日益加劇。「婚離」只是顯現社會問題中比較輕微的一小部份，更多隱藏的問題，如家暴，精神壓力，社會冷感，對前景失望和不滿等，就像一個又一個隱形的計時炸彈，可能在未知的時候，因不知的原因爆發。以往，社會還有不同的「安全閥」，如言論自由，民主投票制度等，可供市民表達意見，讓市民「消消氣」。可是在香港及中國政治以「國安」為名，持續實施高壓管治下，香港市民連「鬧政府」（其實這在西方社會，甚至國內一些地方都十分普遍）這個可供發洩的渠道都沒有了，社會不安，隨時爆發，這個你我早已知？只怕主事官員，以為攪個「開心香港」就能解決問題，然後笑說不介意。

這是個指引氾濫的年代，如要入職有規模或有多年歷史的機構，上班第一天就要看厚厚的員工須知，加入公務員或教師行列的話就更加是墮入無盡指引的深淵，若果不詳細閱讀，銘記於心，萬一誤搭學生肩膊，說了一句花名，可能亦會在這個事無大小都喜歡投訴的社會氛圍下，要作沒完沒了的解釋。當然，指引的出現，往往是由於有一些案例出現，為免大家重蹈覆轍而事先作出提醒，這些提醒本來沒有問題，但當提醒變得僵化，以及成為免責卸責的護身符時才是問題。

作為家長的其實在生活上自然有不少的忠告想給子女，問題是當忠告變成囉嗦便容易適得其反，失去了提醒的作用。在教養孩子時，父母在學業、上網習慣、以至性教育和戀愛拍拖等事情上，其實是最佳的同行者，透過以身作則、日常交談、以及一些家庭活動的安排，再配合簡單清晰的指引或規矩，潛移默化，子女可能更容易受落。

對於成年人來說，我們活在一個變動得太急速的年代，AI的發展令人喘不過氣來，當大家還未消化新產品的現有功能時，新的功能便已推出，而且效果幾可亂真，令人無所適從。另一方面，教會在日趨嚴峻的社會及宗教政策之下，要在不犯法也可能被指危害國家安全的新香港守住本身的異象與使命，就必須多點智慧和勇氣，繼續用愛心說誠實話，我們看不透世情，只能轉眼看著耶穌，學習與耶穌同行，在真假難辨的世代中努力做個真誠的人。

香港的言論自由面對愈來愈大的威脅，而要衡量一個地方是否有基本的言論自由，最簡單的方法是要看看市民能否在毋須恐懼和擔憂的情況下，和平地表達個人感受和意見，「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特別是與政府或當時社會氣氛和主流意見不同的看法。很不幸，香港已進入了捕風捉影的獵巫年代，只要一首歌曲、一支蠟燭、一組數字、一件衣服、一句口號，隨時都有機會惹來官司訴訟。在公開場合、社交平台、甚至私人聚會提起某個日子、某些人名，就算從來沒有法例和案例指出有甚麼問題，卻只因為某個官員疾言厲色提示大家小心不要觸及國安法，市民大眾便要立即「斬腳趾避沙蟲」！情況和中國封建年代殘酷的文字獄，以及中世紀歐洲大張旗鼓處決所謂女巫如出一轍。

文字獄和獵巫行動最可怕的地方，在於有一大批為了逢迎上意、打擊異己、找機會上位的庸官酷吏，飽讀詩書深明法典的斯文敗類，為求自保先下手為強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喜歡吃人血饅頭、容易受人煽動的無知百姓，在喜歡捕風捉影、抗拒異見聲音、缺乏幽默感、容不下批評諷刺的社會氣氛之下愈來愈神經過敏，起初只是殺雞警猴，或者公報私仇，久而久之習慣了以殺人來向在上位的表示忠誠，最後便大開殺戒。

而更可怕的是這一切都是以崇高的理念，高呼忠君愛國、甚至以神之名而將一些殘害他人、濫殺無辜的事合理化，目標就是要將一切批評和反對聲音消滅於萌芽階段，要所有臣民人人自危，絕對不敢對當權者稍有異心，連稍為不合作的軟對抗也不敢，乖乖的成為奴才，並且互相監控和舉報，成為幫凶。

近來，香港的公共圖書館不斷主動將一些知名的異見人士的著作或涉及敏感話題的書籍下架，就是惡劣的揣摩上意，矯枉過正的行為，許多書籍及其作者根本從未觸犯任何法例，不少書籍在過去幾十年一直可以公開發售，以及放在公共圖書館的架上，現在卻在無任何理據的情況下「被消失」，是將香港倒退至一些民智未開的極權專制國家的水平。政府有責任向市民清楚交代，圖書館職員憑甚麼理據剝奪市民大眾閱讀這些書籍的權利？有關書籍違反了甚麼法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版權條例》？還是莫須有的罪名？究竟他們是高高在上要決定市民可以看甚麼書的「人民准許閱讀名單審查委員會」？還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僕？究竟市民可以看甚麼書是由政府還是人民自己決定？   

一直以來香港崇尚法治精神，在普通法的精神下，只要法律沒有禁止的事，市民大眾都可以放心去講去做，只要不涉及誹謗，批評官員權貴的言行和施政是毋須擔驚受怕的。但過去幾年已出現嚴重的人治傾向，例如官員可以毋須透過法官的裁決，直接DQ一些候選人；一些口號、歌曲、新聞報道，可以透過主控的想像和所謂專家證人，將本來有很多可能性的明喻暗喻、弦外之音的解讀方式歸納為只有一個，疑點利益歸於控方，然後一槌定音，日後所有人都只能以這方式去解讀，以法律之名扼殺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

此外，圖書館的職員可以任意將一些被認為敏感的書籍下架；表演場地可以毋須解釋便取消一些異見人士的訂場申請；執法人員隨意拆除一些店舖的裝飾、截查及扣留打算採訪的記者；更嚴重的是一些酒樓會所戲院亦在有形無形壓力之下，以「有殺錯、無放過」的心態，對待所有可能有爭議的團體、個人、歌曲和電影等等，都反映著社會的變化。最令人心痛的是一些本來不合理的情況，當大家習慣了之後，漸漸卻變成了「正常」的情況，甚至愈來愈多人願意為這些情況塗脂抹粉，大家可能忘記了，當獵巫之風合理化的時候，所有不聽話、不受歡迎的人也有可能被扣上女巫的大帽子，當主要矛盾被清除之後，次要矛盾就會變成主要矛盾。

而更大的影響是當一些機構、堂會或個人因為懼怕觸及看不到的紅線而事事自我設限，自我審查，不但自己不敢表達意見，當看到其他人表達意見時也會感到恐慌，擔心自己會被牽連在內，於是明示暗示大家收聲，甚至將溫和地表達不同意見的人也視為激進份子、害群之馬，千方百計要對方識時務、曲意逢迎當權者。其實，要群眾成為不敢表達不同意見的順民，根本毋須統治者立法禁止，只要大家習慣了戰戰兢兢地揣摩及迎合在上位者的心意，自然就會出現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現象。

下架之害，猶如焚書；寒蟬效應，等同自閹。但要維護新聞及言論自由，維護市民大眾的基本權利，伸張正義，不能寄望遇到青天大老爺，更不要妄想聖君的出現，而是要每個人都願意站出來捍衛本身的基本權利，市民可以看甚麼書、說甚麼話、悼念甚麼人，應該自己當家作主，當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時候，不要自己嚇自己，亦不要恐嚇敢於和平理性非暴力地表達意見的人。作為基督徒，我們的卑微願望，只是希望所有教牧和領袖能夠成為榜樣，「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近來，人工智能（AI）在某些專門工作上的應用引起了不少討論，由於它可能比人類更準確和快速，它會否取代人類等問題，成為了其中一個討論焦點。自去年11月ChatGPT，即聊天生成預訓練轉換器（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面世以來，它有能力於短時間內綜合資料，有條理地寫出與人類相似的文章，它開始讓人擔心AI會否即將取代人類知識型的工作，包括需要創作力的工作，如：撰寫小說、平面設計或作曲填詞等藝術工作。

而事實上，暫時來說AI是可以幫助人們執行創作工作，但概念、數據、風格等是源自於網絡上的數據，如真人寫的文章、真人藝術家的創作等，若果AI程式要生成作品，便要輸入很多很多原創作品，過程中它會被調校、訓練，那麼它所生成的作品版權便會引起很多爭議。

機器創作也有強弱之分

在一般的情況下，人類會透過工具去完成作品，所以，當AI作為人類的工具去完成作品，過程中人類是高度參與的話，那麼有關的AI工具是「弱AI」（weak AI），由其生成的作品能被當作知識財產而受到保護，版權應為使用該AI工具的創作人。但相反，如果作品是由「強AI」（strong AI）獨立創作，「人」在過程中的參與極低，作品便會失去版權、不受保護，並且任由公眾使用。[1]

一位使用AI創作圖像的創作人Stephen Thaler博士，於2019年首次為他的AI創作機器生成的圖像A Recent Entrance to Paradise申請版權，但美國版權局（USCO）認為「只有人類的創作」才能獲得版權保護。後來，Thaler博士認為局方的判決違反了美國憲法並提出上訴，再次為其作品申請版權，局方就接納這圖像是由名為Creativity Machine的AI，受僱於Thaler博士創作而成，但這生成作品的版權仍是不受保護。[2]

而Thaler博士個案的判決書中，有提及美國現行的版權法只保護「腦力勞動者的成果」，那是由「人腦創作出來的」，這表示作品如要受到版權法保護，就必須由人類創作。

人類未能預視部份AI工具生成的作品

由於網海中已有許多AI程式，我們以Midjourney這AI程式作為討論例子，有關資料及案例都來自網上資料。Midjourney是一個由美國獨立研究實驗室開發的AI程式，用戶可以通過Discord這個免費網絡實時通話軟件，用文字來命令AI創作。由於它利用了在網絡爬取的50億張圖像來對機器進行訓練，[3] 故部份作品引起了一些版權爭議及個案重審。

美國版權局早前重新審批版權圖像小說Zarya of the Dawn，作品由作者卡什塔諾娃（Kristina Kashtanova）撰文，再由Midjourney按照文字提示生成插圖。美國版權局曾在去年批准了卡什塔諾娃的著作權申請，但由於她申請時沒有提到用Midjourney生成內文的圖像，所以局方隨後稱要再重新考慮其版權登記的申請。結果在今年2月，局方指該小說的文本和圖像編排可以獲得版權保護，但圖像就不能獲得保護，卡什塔諾娃也不會被認定為圖像的創作者。

另外，有一點值得大家注意，就是現時Midjourney用戶不能準確預測它輸出的結果，可以說結果是隨機成份為主，而作品則是AI工具自動生成，但如果日後藝術家能對AI工具施加「創造性控制」，可以預見到產出的內容，美國版權局就明確表示了相關的作品是可以得到版權保護的。[4]

機器學習的訓練素材也受版權保護

Midjourney於網上取用了50億張圖片作為訓練圖庫，另一AI繪圖軟件Stable Diffusion（SD）就因涉嫌使用受版權保護的圖像而惹官非。SD被圖庫網站Getty Images指他們濫用了Getty Images圖庫中超過1,200萬張圖像。由於SD生成的圖像都有Getty Images圖庫中的特殊水印，相信是因AI系統誤認為圖庫中的特殊水印為「重要元素」而產生出有水印的圖像。[5] Getty Images指出該AI所屬的公司「非法複製和處理數百萬受版權保護的圖像」，以此來訓練AI模型。[6]

而實在不同的藝術家，不論是攝影師或畫家，他們的「風格」都是他們的重要資產，而如果AI軟件可以任意將他們的作品倒入機器中，任意使用他們的畫風，而又不向藝術家作出補償，有人稱這種做法是極不尊重，亦可視為「偷竊」的舉動。

但另一邊廂，亦有人稱之為「合理使用」，因為AI的做法不是直接儲存圖片，而是從眾多的圖片中抽取空間及顏色分佈等數據，再作歸類學習，及後再用這些數據產生新的圖像。[7] 這種做法是風格的模仿，並非抄襲作品。同類的情況就如梵高的油畫《星夜》，其繪畫手法被其他人學習，並用於繪畫其他的夜景一樣。這是「抄襲」還是「創意地重組生成」，就見仁見智。

如何面對AI的蓬勃發展

眼見愈來愈多投資者及科創公司投入資金和資源發展AI，而AI也將會愈來愈成熟，無論是生成的圖像、文章、音樂……面對這種趨勢，人們如何自處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我們當它是洪水猛獸還是學習如何使用、駕馭它？不同的心態，可能會使我們有不同的結局。

想到了美國科羅拉多州博覽會「數位操控攝像」（digitally - manipulated photography）類別比賽的優勝者，這位美國人名叫Jason Allen，他使用了Midjourney，花了80小時去不斷改變輸入的詞彙來調整生成品的顏色和感覺，過程中AI產生了900多張迭代圖片，才做出了他認為理想的圖片。及後，他再把這圖片放入Adobe Photoshop調整，才做出冠軍作品《太空歌劇院》（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Allen在參賽時直言不諱表示這作品是以Midjourney作為創作工具，但並沒有人追問細節。雖然旁邊仍有許多人質疑藝術是否已「死亡」？也要求Allen公開道歉。但他沒有這樣做，因為他認為自己沒有違規。而他只是在創作過程中使用了AI，他也有再用其他工具去修正和改良作品。而其中一位評審也表示Allen「擁有一個概念與畫面，並把它化為真實，這真是一幅很美的作品」。[8]

或許我們應該去想如何可以有效地使用科技，包括AI，去使我們生活得更便利、安全，以及如何透過科技去表達我們心中所思所想，使它們成為我們的助力，而非敵人。當然，我們亦要顧及即將受影響及被取代的人，也要幫助他們（或我們自己）提升自己能力去應用AI，而不是被AI取代。

最近筆者一口氣參觀了八間香港博覽館，包括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博物館、北角油街、藝術館、歷史博物館、科學館、文化館、海防博物館。每間博物館都各有特色，令人目不暇給。不過，文人總喜歡在雞蛋裡挑骨頭，否則我又怎會找到那麼多寫作題材呢？

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舉辦一個專題展覽，主題是：「經典再現── 香港故事精華展」， 由於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更新常設展覽，故此策展人將展品的精華抽取出來，濃縮在這次屬於過渡期的展覽中。這個展覽介紹了香港的通俗娛樂文化，包括了深入民心的漫畫， 列舉的例子是：《老夫子》、《十三點》、《兒童樂園》。 不過，令我感到納悶的是，從前風靡萬千讀者的《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李小龍》等等卻隻字不提。坦白說，《兒童樂園》的影響力遠遠不及《龍虎門》與《風雲》，《兒童樂園》在全盛時期的銷量頂多是六萬冊，而《龍虎門》在頂峰時每週的銷量高達12萬至14萬本之間，據說《風雲》的銷量更突破20萬本。

我很難想像，若果在美國有類似的展覽，博物館會完全抹去DC的超人、神奇女俠、蝙蝠俠、閃電俠……還有漫威的美國隊長、鋼鐵俠、雷神、黑寡婦……。我不知道這是策展人無意的遺漏，還是有意的排除。如果是後者的話，這是否基於道德因素呢？在幾十年前，《龍虎門》、《中華英雄》、《李小龍》 這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頗受非議，雖然撰寫《李小龍》的上官小寶強調他通過漫畫去宣揚中國傳統俠義精神，但是一些論者批評在黃玉郎的《龍虎門》裡面，主角王小虎、王小龍等人都是黑社會，《龍虎門》起初的名字是《小流氓》，這些連環圖畫所宣揚的所謂儆惡鋤奸就是以暴易暴。

在數碼科技還未面世之前，出版的工序包括了將原稿拍攝成膠片，筆者的父母以前從事製版印刷，上述那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都是在我父母親的廠房影菲林的，所以在那些公仔書還未出版前，我已經有機會先睹為快。

平心而論，我並不覺得那些漫畫有嚴重的道德問題，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那些定格漫畫的所謂暴力，對讀者的影響遠遠不及有聲有色的武打電影。至於所謂以暴易暴、忠奸難辨，這種批評亦可以應用在金庸小說上，在《天龍八部》裡面，丐幫幫主喬峰應該是一個正派角色， 然而，於聚賢莊一戰中，喬峰為了營救阿朱而屠殺了百幾人，這樣美化、 英雄化喬峰的濫殺行為，比起《龍虎門》 豈非更加意識不良嗎？

此外，香港文化博物館正在展出「繼續寵愛．張國榮紀念展」，這個展覽提及了張國榮生前演出的多部電影，包括了《胭脂扣》、《阿飛正傳》、《霸王別姬》、《倩女幽魂》、《白髮魔女傳》、《東邪西毒》 等等，有趣的是，這個展覽完全沒有提及一部頗有爭議性的電影：《烈火青春》。《烈火青春》在1982年上映，除了張國榮，另外三位主角是湯鎮業、葉童、夏文汐，該片榮獲第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九項提名，並於2005年獲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票選為「最佳華語片一百部」之一。這齣電影講述四名年青人被捲入日本赤軍派的 行動，電影的其中一幕是關於湯鎮業與夏文汐在電車上發生性行為，片中還有赤軍派以殘酷手段劏人，本來這部電影在上映前已經通過了電影審查，但上映之後教育界強烈抗議，於是當時的布政司下令停映，並且發回重檢，最終片商刪剪了受到抗議的性愛及暴力鏡頭，《烈火青春》才可以獲准公映，但起初民風比較保守的台灣仍然拒絕上映這齣電影。我不知道策展人沒有提及這部電影，是否同樣地基於道德因素及其爭議性。

也許我真的想多了，也許這只不過是兩所博物館掛一漏萬。無論如何，如果我是香港歷史博物館或者文化博物館的策展人，我會將具有爭議性的東西列入展品中，因為我相信博物館應該是傳播全面知識和引發思辨的渠道。

後記：隨後一位朋友告訴我，香港電影資料館正在舉辦一個名為「圖影風姿──香港電影與漫畫」的展覽，這是一個小型展覽，但內容豐富， 我在展館停留了一個半小時。當中展示的漫畫包括了《王先生》、《烏龍王》、《老夫子》、《財叔》、《古惑仔》、《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頭文字D》、《孔雀王》、《力王》、《城市獵人》……， 這個展覽沒有迴避，具有爭議性的動漫電影， 例如《古惑仔》 講述黑社會，《力王》 充滿血腥暴力。

跨性別議題以往一直被認為是性小眾社會運動繼同性婚姻後下一個要進入的里程，蘇格蘭自去年開始，大力推展性別承認法，到2022年12月終於在蘇格蘭當地議會通過立法，但英國政府近日卻表示，考慮擋下這法案，理由是法案會令英國本土法例產生矛盾，說到底英國本地就有很多人不認同法案，認為內容備受爭議。近日更因為有男跨女強姦犯最後入了女子監獄，被社會各界質疑，這類法例是否可行和合理。

蘇格蘭政府通過的性別承認法，將更改性別的方法大為放寬。以往一個人如果想改變性別，必須年滿18歲，有醫生證明患有性別焦躁症，雖不用接受手術，但要經過兩年性別改變後的實際生活體驗，才能更改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法例通過後，合法更改性別年齡由18歲降低至16歲，取消必須提供性別焦躁症醫學診斷證明，仍舊不用接受手術，而生活體驗時間就縮短到三至六個月，就直接可以申請變性。。

贊成立法的人自然認為這是保障跨性別人士的人權和尊嚴，不過反對立法的人就有很多擔心，當中包括男跨女人士進入女廁和更衣室，或者男跨女人士參加女子組的比賽會產生不公平等等。有電視台在當地曾做調查，發現雖然大部份被訪者認為跨性別人士的情況非常值得同情，但進入具體政策，例如降低合法變性年齡，其實有51%被訪者也反對有關政策，只有31%被訪者支持。[1]

雖然新法例未實施，但近日一則法庭新聞，令更多人關注有關法例對社會的具體影響。近日一名疑犯涉嫌強姦兩名年輕女子，在上庭時他聲稱自己由男性變為女性，更索性改名，由Adam Graham變成Isla Bryson，他的打扮也變得女性化。被判罪成後，法庭在判監時表示「他」應該進入男子監獄，但因為當地監獄原來已經有守則，接受犯人以自己承認的性別去相關的監獄，最後他居然去了當地的女子監獄。

事件曝光後，連原本提出法案的蘇格蘭首席大臣Nicola Sturgeon也認為這為強姦犯應該入男子監獄。[2] 她認為任何性罪犯也不應以「變性」為理由去進入女子監獄。根據蘇格蘭的監獄服務署，當地原來每個跨性別的案件均會獨立處理，現時男跨女的罪犯中，有六人在男子監獄，五人在女子監獄。[3] 他們也向傳媒透露，如果男跨女的罪犯，沒有明顯暴力傾向的，理論上可以在女子監獄服刑，不過經此一役後，當地司法部門也承認要為此進行緊急的檢討，而Isla Bryson現階段暫時在男性監獄服刑。[4]

雖然事情暫告一段落，但不少人發現，即使性別承認條例今日仍然未完成立法程序，原來在不少政府機構，已經對跨性別人士的處理，採取十分寬鬆的態度，有報章的報道就提到，曾侵犯女性的男跨女人士，本質上就不應在女子監獄服刑。[5]  當然，有關的言論可能被指為「恐跨」，不過我們可以想像，以往恐同，說到底或許只是覺得同性戀人士的某些行為不符合社會一些人的道德規範，但今日在我們眼前的是強姦犯，如果說沒有恐懼和擔憂，又是否合理？同樣是恐，但恐懼是不是等同非理性？當中的程度是否有差別？這自可討論。

除了法庭案件之外，不少法律界人士也指出，性別承認法一旦在蘇格蘭通過，那麼英國本土在沒有相關的法例下，是否也要一併承認蘇格蘭已承認的性別，還是只承認有關人士原本的生理性別？有法律界士指這可能是非常複雜的問題，再加上當地的平等法（Equality Act）其實未有清楚指明性（sex）是否只包括生理性別，還是包括性別承認下的法律性別（legal sex）。如果接受了蘇格蘭的法例，整個法律系統就性別的定義可能要重新修訂，否則很多地方會變得模糊，容易引發很多司法覆核的案件。[6]

最後，在資料搜集的過程中也留意到，不少當地評論員認為蘇格蘭政府似乎利用性別議題作為爭取獨立和更多主權的政治籌碼，而英國政府決定用法令擋下這法例，也是非常罕見的舉動，可見當中的動機並不單純。故此，在討論議題的同時，不能排除一切也可能只是政治在作怪。

轉變中的挑戰

回望過去有時需要勇氣，因為許多酸甜苦辣會像波浪一樣，此起彼伏，令我們的心情久久難以平伏，25年對一個機構來說是一段不短的年日，當中的董事、同工、顧問和合作伙伴已有不少轉變，包括退休、移民、離職、甚至回到天父身邊，不想道別、還須道別！翻開舊照片，大家昔日的熱誠、幹勁、以至青春都能令人心動。慶幸大家曾經一起為香港、為神的國度獻上時間和心力，無愧於我們的時代，無論是回應來勢洶洶的同運、泰山壓頂的賭波合法化、糖衣毒藥般的色情暴力文化，以至岌岌可危的婚姻和家庭價值。我們曾經一起力竭聲嘶地吶喊；過百名的代表在立法會輪流發言；洋洋灑灑地以四頁全版的登報；超過十萬人的聯署；幾千名弟兄姊妹一起上街請願；日日夜夜拜訪官員和游說議員；一年到晚往學校、教會和機構分享。回望過去，難免唏噓，究竟過往所做的有沒有白費？這一切都像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

我們不會假裝過去幾年香港的變化對我們沒有影響，不會掩飾同工及友好的退休離職和移民對我們的衝擊；但感恩的是神仍看顧我們，仍有忠心的董事、同工和合作伙伴一起為守望我們深愛的香港、宣揚神的國度而堅持下去。我們雖然好像在波譎雲詭的霧中前航，甚至感到天色愈來愈昏暗，但感恩的是仍可以抱著單純的信心，努力學習在不正常的世界做個正常的人，說正常的話，做當做的事，然後安然將一切交託給創始成終的上帝。趁著25週年，但願我們能繼續持守我們卑微的願望：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一1-2）

對於從事教育行業的人來說，自9月開學，不經不覺，一個學期已過了大半。還記得最初不論是學校、老師、家長和同學，大家都忙於應對疫情，緊釘著政府的各種規定，安排打針檢測，準備隨時可能變網課。誰不知，這個學期的校園主角，卻落在如何「向父母下跪奉茶表達孝順」和「升旗食早餐被停課」的新聞之上。

還記得在9月初，一間學校的開學禮，一個「下跪奉茶」的孝順開學禮，意外地成為了全港的焦點，因著推廣「孝道」的教學主題，學校安排同學在開學禮時，向在場家長下跪奉茶。[1]

究竟「孝道」應該如何實行？校方要求學生向家長完成多個「孝道任務」，例如剪指甲、按摩、及下跪奉茶等，是不是太過形式主義？「孝順開學禮」後，校長發文指當日要求同學向家長下跪奉茶純粹是表達尊敬，在場有老師說：「從今以後，我會好好孝順你，你話點就點啦」，並非教導學生愚孝。她反指批評者「諗多咗」，又稱「原來孝道係有爭議性㗎喎，開始明白有唔同諗法」，又形容今次事件是「幾特別經歷」。

但最叫人意外的，相信是她對「孝道」的看法。她以自己所理解的《孝經》辯稱：「孝是德之本，依教而生。」即「孝」是依賴教育而生，沒有教，則沒有孝。但後來經查證，原來校長是錯引了星雲法師的文章。《孝經》第一章〈開宗明義〉的原句是：「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意思是因為人有孝道，是道德之本，才生出教育了，兩句話意思完全相反了。[2]

事實上，孝道除了在文化、美德、道義、行為、甚至是開學禮上用得上，就連在香港，當你需要申請免稅，甚至申請社會服務，也會牽涉「孝道」的考慮，實在需要更多的了解。

隨著香港人口老化，家庭環境擠迫，照顧老人家的問題近年愈見嚴峻。很多家庭迫於現實考慮，都要安排年老的父母長者入住安老院舍。輪候入住院舍，尤其是有政府資助的院舍時間相當長，同時也有相關資產審查制度，如長者是領取綜援人士就會優先，這是為了確保安老資源用得其所，能使最有需要的老人家優先入住。這個審查制度原意是好的，但結果卻衍生了「衰仔紙」制度出來。「衰仔紙」制度在1999年起實施，其正式名稱是「不供養父母證明書」，是長者申請綜援時須填寫的一份聲明，原意是長者申請綜援時，表明是以獨立身份申請，申請人並沒有接受子女的供養。由於「不供養父母證明書」 要求子女必須親身前往社會福利署保障部簽署有關文件，並帶同其入息和支出證明，一旦簽署，就等同子女聲明不再供養他們的父母，「衰仔紙」之名因此而生。[3]

可是，子女簽署了「衰仔紙」，是不是就真的置父母於不顧？事實上，的確有不少家庭在簽署「衰仔紙」後，仍會繼續以不同方式供養父母，這樣做表面上已是騙取綜援，但也是迫不得已，政府也難以查證。結果，社署於2017年1月公佈於同年2月1日取消這項安排，改為由長者本人清晰地交代家庭狀況，但會保留以家庭為單位申請長者綜援的規定。

其實，如果要硬生生將孝道量化成條文、計算、形式主義，就真是本末倒置了。可是在今日香港，除了孝道之外，同學還要硬性愛國。荃灣一中學，在早會進行升旗禮時，有14位同學沒有回到課室或操場集合，又或正在吃早餐，沒有參加升旗禮，結果被校方以「不尊重」為由予以重罰：既要見家長，更要即時停課三天。[4]

事件當然在社會上引起熱議了：校方指出學生在國歌聲響起時仍在進食，屢犯不改，更有說同樣行為等同違反《國安法》（顯然校方是將《國旗及國徽條例》、《國歌條例》和《國安法》攪亂了）。但有受罰的同學提到當日只因遲到而未及參與儀式，亦無不尊重的行為。而其實如果當日只是平日的課堂，同樣的行為，極可能只會被視作遲到，沒有被重罰的道理。

退一步來說，同學無參與（校方說是不尊重）升旗禮，校規罰則應是如何？在教育局的一份名為〈國旗、國徽、國歌和區旗常見問與答〉的文件中，提及如何處理同學違規的情況：「若有學生在進行升國旗儀式時做出不恰當的行為，影響儀式進行，校方應立即跟進……學校亦應按一貫的訓育及輔導策略跟進學生的不當行為，包括了解違規學生行為不當的原因，並因應其解釋及具體情况，予以適當的輔導和跟進，以期讓學生作出改善。」[5] 身為老師，實在難以理解「停課三天、即時離校」是對學生予以適當的輔導和跟進。

該校校長曾以贊成給予同學自由、支持年輕人創作見稱，力排眾議，讓學生成立電競學會，在學界成為一時佳話 。但今次事件，予人感覺是：「同學犯錯，有理無理罰咗先，等學校可以有所交代」的心態。事件發生後，亦有網上討論區已有匿名投訴指出學校有老師一樣對升旗禮「不尊重」，試想像如果同學不參與已經要罰停課，老師不尊重，是否也要予以重罰？

或許你以為這只是「茶杯裡的風波」，但這個風波的確可以在你我的茶杯中發生——今日香港，各大電視台在每天的晚市時段，都會準時播放「心繫家國」電視宣傳短片，相信大家都有試過在酒樓、茶餐廳收看過了，當時你有無注意！站立！致敬！？若無的話，你和犯規的同學有何分別？荒謬的是，早前香港舉行國際足球賽，警方為防有人像以往一樣「噓國歌」，居然為此出動了多名警員，並拍攝觀眾席上的球迷。連看一場比賽都要像小說《1984》中所言，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實在令人心寒。而在學校重罰同學的事件後，刊登在《明報》、尊子所畫的一幅諷刺校長的漫畫，警方居然表達「強烈關注」（其實應是表錯情），連前特首也為此作出回應，更將矛頭指向《明報》，對言論自由帶來威脅。

當一個國家，要用到高壓手段才能「迫」學生和市民，好像呆子一樣，機械地去注意！站立！致敬！這樣的愛是何等真？這又會帶來多少的恨？實在值得反思。

山旮旯？唔識讀啊！不過如果寫作「山卡啦」，大家就明白了！

查查字典，旮旯原來不只廣東話才有。這字詞廣泛應用於中國各地的方言中，旮旯本身解作不受注意的偏僻角落，字典裡的例句就是：「他躲在牆旮旯裡。」也有作「旯子」、「旮旯子」等用法。[1]

早前香港戲院有一部關於香港山旮旯的愛情電影上映，片中講述了性格內向的男主角與五位女角交往的故事。五位女角在外形、性格背景都有不同之處，但不約而同地，她們每一位都住在遠離市區，意想不到的「山旮旯」地方。男主角在她們中間兜兜轉轉之時，導演則藉這幾個地理式的愛情故事，展現香港地域特色。[2]

當人人以為香港只是個「石屎森林」，城市生活擠迫，土地面積細小，加上地少人多……刻板印象已成定律時，總面積達1,100多平方公里的香港，其實並沒有大家想像中小。比較之下，我們長期的「競爭對手」新加坡就只有710多平方公里，香港隔鄰的澳門更只得33平方公里；另一方面，香港其實有四分三的土地還未被城市化（也就是說平日一般人活動的地方，只佔香港總面積的四分一），當中包括有郊野公園、小島、農地、山峰等，其中一些地方，交通較為不便，甚至是沒有交通工具直達，這就成為了香港的「山旮旯」世外桃源……

的確，戲中有許多「山旮旯」地點，如在新界東北角的隱世客家村落梅子林（有別於沙田馬鞍山的那個梅子林村，大家不要弄錯），真的不是一般的「山旮旯」——村落沒有道路交通，村民出入村落，只得先徒步兩個多小時到「有車路」的烏蛟騰村（其實這村本身都已經相當山旮旯），又或下山到附近（說近也要半小時）的荔枝窩村，再轉船到沙頭角禁區，遊人若要入村，就只有等逢週六週日每天只開一班的街渡，到達荔枝窩後再上山去……而在這偏僻到不能再偏僻的村中，村民近年毅然努力復村，並邀請自然藝術家葉曉文駐村幫忙繪畫壁畫，經過大家的努力之下，原本已破落的梅子林，居然變成了恍如陶淵明〈桃花源記〉中一個沒有壓迫，自給自足，人人自得其樂的小地方，實在是與今日香港社會有著十分鮮明的對比，親臨當中，真的感到有陣「仙氣」。[3]

可是，正如〈桃花源記〉中所言：「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桃花源裡的人對外來者漁夫說：「這裡沒有甚麼特別，不必和外人多說。」）再好的地方，只怕一被香港人知道，大家喜歡趕熱潮，「一窩蜂」到來郊遊、打卡，村落和附近環境因為不勝負荷而被破壞，這就可惜了。事實上，近年在疫情下，以往愛去外遊的香港人，因著種種的檢疫、隔離限制，連「出外透透氣」的機會都沒有了；結果，大家由外遊轉為本地遊，酒店渡假（staycation）、郊遊就成為大家假日的節目了。

然而，大自然並不是主題公園，既不能設下來訪人數上限，而就算過了容納極限（carrying capacity）而不勝負荷，該區的動物被騷擾、植物被踐踏而受傷，大自然都不會懂得向你投訴，向遊人落閘。事實上，以往就真的有一個新界村落，因不勝遊客騷擾和其他原因，索性封村，不讓遊客進入，這實在是「雙輸」的局面。[4] 另一方面，香港面積，景點畢竟有限，當多數的郊野公園和熱點都去過了，熱愛探索的香港山友們，近年便更熱衷去發掘各區的「秘境」，這些「山旮旯」秘境，處境就更危險了……

說到「旮旯」，其實不一定都要在山上的。事實上，電影中的男主角和兩位死黨出身於「茶果嶺」，此處就正正不是在山中的「旮旯」，而是香港甚少見的城中村之一。位於觀塘與油塘之間的茶果嶺，相信除了附近的街坊，就連居住隔鄰的觀塘，甚或麗港城的朋友也鮮有前往。此地得名，原本是因為山上長有大量茶果樹（其實是用作包茶果的血桐樹，而不是茶樹）而得名，當地幾個山頭，也是以往人手開採的石礦場，出產的花崗岩和高嶺土曾廣泛供應香港和外地建築工程使用，其中著名的例子，有位於廣州市中心，以哥德式建築的聖心大教堂，就是用上了茶果嶺及牛頭角的花崗岩砌建而成。

可惜的是，村落就算幾隱世，幾有歷史價值，在香港「發展」壓倒一切之下，這些難得的城中秘境都難逃「重建」的命運。事實上，香港政府於2019年宣佈，將會清拆茶果嶺村、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以興建公共房屋；而鄰近的前石礦場則有不同的發展商參與計劃，未來也會建成新的「將藍隧道」。茶果嶺在未來幾年，或許也會像以往被清拆的城中村——如九龍寨城、衙前圍村、大磡村等，因著發展之名，原來的社群村民，也得被放棄。

正如電影中所言，香港真係好靚。「山旮旯」，大家趁還擁有的時候，敬請珍惜。

所謂以不變應萬變，有時不過是我們因為前景令人迷惘或煩惱時，拒絕去思考的一個藉口。因為變或不變其實都是一種選擇，無論最後作出何種選擇，我們還是要承擔相關結果的。香港教會正面臨政治和社會環境急速轉變的年代，將面對不少新的挑戰。

殖民地政府優待基督宗教的年代其實早已過去，大家若果仍然停留在「想當年」的話，恐怕只會坐以待斃。現時教會團體雖然在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等領域仍然有不少的參與，但其影響力和自主權正日漸萎縮。醫療方面不用多說了，由於涉及的資源非常龐大，要提供一般市民可負擔的診治費用，主要的資源必然靠賴政府的補貼，既涉及大量公帑，政府關注、甚至干預其日常運作是十分自然的。教會藉醫療救急扶危的日子已一去不返，在疫情之下連關顧心靈亦面對不少限制，必須重新思考我們的定位。

而教育方面由於涉及意識形態，更是政府逐步收緊管理的對象，大學不用說了，教會的影響力早已式微，而教育局對中小學的監管，由課程內容、教職員聘用、以至圖書館的藏書已逐步收緊。教會作為辦學團體，在法團校董會成立以後其影響力已被削弱，在未來的日子，教會使用學校的地方辦公、聚會和舉辦活動的權利都未必是理所當然的，目前駐校的堂會有需要及早為未來的辦公和聚會地點作準備，否則日後一旦教育局收緊有關安排或要求堂會交付市值租金，而堂會又未能應付的話，恐日常運作亦會大受影響。

同樣，現時不少堂會都附屬於受政府資助的幼稚園和社區服務中心之內，不少機構亦十分依賴政府的資助，若教育局和社署收緊有關地方使用的要求，或嚴格限制於服務內不能加入任何宗教的元素，其影響便會立竿見影。而且現時不少新市鎮的建築物都以公屋和私人屋苑為主，只有商場而很少商業樓宇，教會要尋找地點和租金合適的辦公室已不容易，要找可供一百人以上聚會的地方更困難，必須未雨綢繆，否則一旦被迫與服務的單位清楚分割的時候，就算有錢亦未必能找到可以落腳的地點。

此外，由於愈依賴政府的資源，將來受政府政策的影響和限制的機會和範圍便會愈大，因此，堂會及機構應及早思想如何減少對政府的依賴，不要將過往那種作為政府各項服務的承辦商，以獲取可供聚會地點和服務機會視為理所當然及最「慳水慳力」的模式，「今時唔同往日」，教會愈靠賴會友本身提供的資源，自由度便會愈大，亦愈能承受因為轉變帶來的衝擊，若等轉變真的出現的時候才作打算，恐怕教會及機構的事工只會因為措手不及而一蹶不振。

另一個必須留心的是有關教會和機構作為免稅團體的資格問題，現時的認可慈善捐款可扣稅的上限去到35%，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對弟兄姊妹來說有關的免稅額亦十分重要，可以減輕繳交的不少稅款。不過，近年政府對免稅慈善團體的監管亦愈來愈嚴格，大家必須在行政上做得更好，避免出現任何不符合公司法和稅務條例的情況。有些教會和機構常常強調以屬靈的態度去事奉，這本來並沒有問題，但若因此而忽略了在行政上和法律上的要求便很容易會出事，特別當社會人士近年對慈善團體的期望愈來愈高；政府對免稅資格的審核亦愈來愈嚴謹，有時會出信查問機構某些事工是否符合成立時的章程和宗旨；銀行亦更著重監察所謂洗黑錢的問題，若教會和機構在行政上有疏忽，甚至會失去免稅團體的資格，而現時要申請成立新的免稅團體，所需時間、手續和過程比以往繁複得多，不能不察。

雖然目前香港政府的宗教政策未有即時要收緊的跡象，但近年國內的宗教政策不斷收緊，大家亦不能掉以輕心。基於歷史和事奉本質，一些教會和機構與海外的教會、機構和宗派等等都有密切的聯繫、甚至財務上的互相支持，在《國安法》下必須加倍留意。長遠來說，我們亦必須有心理準備，萬一將來政府提出一些對免稅團體的額外要求，而有關要求與信仰有抵觸時，我們有沒有放棄免稅團體資格的勇氣？教會亦需不斷提醒會友，奉獻是信徒的本份，免稅是額外的祝福而不是必然和優先的考慮，有需要的時候是可以放棄的。

過去幾年，香港面對急速的轉變，危機處處，而最大的危機是我們不知道自己正處於危機。

資料庫

「但莫特曼發現古代以色列人的信仰力量卻不是期盼神聖的顯現……反之，他們是藉著上帝的話語獲得神聖應許的力量來過活，並期盼在終末可以進入應許之地。故此，以色列人不是追求經歷一個神聖平穩的世界，而是在歷史裏前行，既要放下包袱，又要奮力前進朝向新的可能性。信仰的力量或田立克所說的『生之勇氣』（courage to be），並不是要求上帝賜下一個當下穩定和可預算的生活或世界結構，而是回歸到上帝的應許裏，從不確定的歷史進程中，早知道上帝的國必然在終末的日子來臨……」[1]

蘇遠泰：〈香港民主政治發展的神學反思〉

當警察社會變成了生活日常

何謂警察社會？警察國家（德文：Polizeistaat，又譯為警察社會），本為一個政治學及社會學術語，用於描述一種政府自稱為維護人民的監護者及擁有法定權力，但卻在缺乏法律程序及違反人民意願的前提下，以行政力量和非常手段，強行操控和改變人民大小生活方式的社會形態。

話說回來，警察（這裡以普通員警police constable作解釋）中的police 一詞，是源於古希臘文，帶有維持秩序，促進社會和平，保障公共安全及保障財產等意義。而constabulary則為英語，代表警察是以紀律部隊，而不是以個人保鑣、江湖俠士、或是無紀律的散兵游勇形式存在。現今社會中，以城市警察部門運作的警隊制度，最早見於英國倫敦警察廳（即大家時常聽到的「蘇格蘭場」，那裡曾是倫敦警察廳的總部所在），而香港因曾經是英國殖民地，順理成章地，也成為全亞洲首個設有現代警察制度的地區。香港警察隊更在60年代被冠以「皇家香港警察」稱呼，直至1997年才被改稱為香港警隊。

事實上，不論古今中外，無論藉著甚麼形式，社會上總有維持社會正義、保護社會安全的需要，而警察作為使社會能正常運作，能為社會「除暴安良」，的確是社會安全的守護天使。然而，若果天使原有的良善有一天變歪了，權力使人腐化，由維持社會正義變成了唯我獨尊，天使便會折翼變成那惡者，若果社會又缺乏對之制約、制衡的機制，警察社會就應運而生了。

「警察社會」這一術語首見於1851年，意指當時在德意志地區和奧地利帝國中，為了維持秩序而使用國家警察部隊來對抗人民的情況。在歐洲列強帝國，戰爭與革命動盪中，很多國家都以常駐警力來維持社會秩序，甚或其政權運作。在這種普遍強化警隊的情況下，「警察國家」一詞就是用來形容因專門加強警察力量，最後卻變成過於猛烈，不受制約，並且常以「僵化和鎮壓性」方式對付市民和反對力量的情況。而警察國家亦常與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等意識並存，並常與諸如法國大革命爆發後，雅各賓俱樂部殘暴對付異己，或在羅馬帝國時期，政府鎮壓反對勢力等歷史事件作比對。[1]

或許有人認為，「犯法就是犯法」，警察只為執行法律，只是照章執行，本身並無不妥。這其實是源於對法治的理解角度不同。一般人以為法治只是「知法守法」，這是典型以法而治（rule by law），是一種較為狹義的解釋，以為一切只依據法律治理事情即可。可惜的是，世界上很多政府表面上是以法而治，實際上卻將法律用作方便管治的工具，政府可以選擇去遵行法律，但若該法律不利它們，或對它們來說並不合宜，便可以置之不理。[2] 真正廣義的法治，在於保護人民不受不義侵犯，尊重個人自由；這除了確立個人行為界限（注意，尊重個人自由的確不等於鼓勵犯法），但更重要是對政府，以及不同的充權機構的限權。這就是以法限權（rule of law），[3] 據香港前首席大法官楊鐵樑爵士所言：「如果法律本身非常嚴苛，依著法律辦事也不算是rule of law。」[4]

在警察國家中，當權者往往自命為無知人民的監護人，因著保護人民，他們就有義務（權）去糾正人民的錯誤，甚至主動指導人民應該如何做，而即使這些作為明顯地違反了人民的意願，也要強力執行以突顯其正確性，以便維持正當的社會秩序的樣子。[5]  這種以人民福祉為由，實為侵犯個人自由的行為，成為了很多警察國家的集權主義和社會控制的要素。而為能順利執行這些「強力政策」，警察國家通常會配合對人民不同的分化手段，以加強管治效果。例如將人民「分而治之」，減少或禁止人民彼此結連，或交換消息的權利（在中國憲法中也有列明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6]  更進一步，無限制對異見人士的拘捕，並將之任意長期羈留，扭曲原有政治選舉和人民表達意見的制度、對人民經濟進行不合理的審查，對人民政治生活實行嚴密和鎮壓性的控制，以使其對表達或溝通政治觀點或其他的觀點造成限制，實行灌輸式教育，鼓勵市民相互舉報，破壞人與人彼此之間的信任，警察力量不合理地強化（其中可以警察人數佔公務員人數的比例作出量化計算），以至裝備武器化，軍隊化等，都是警察國家成形的具體指標。

簡而言之，在警察國家的威權時代，民眾往往處於被動地位，對於政府一切政策措施只有奉行遵循，沒有個人的意見，而警察是掌握權力的機關與人員，藉由推行政令，採取由上而下的高傲態度對待民眾，民眾也懾於警察權威，敢怒不敢言，默然承受。[7]

警察社會，軍法管治

事實上，在嚴密的警察社會之下，也和軍法管治不遠了。軍法管治是指國家在處於對外戰爭、內部叛亂等危害社會安全與政治穩定時期所採取的緊急措施。這時，一般的司法及行政權會部份或全部由軍隊或軍警力量接管。在這些年間，有些國家一早已將對付疫情提升到「打贏人民戰爭」的高度，一切軍管措施，由限制人民出國及出行，日常生活禁閉，皆以抗疫之名實行。

警察社會，軍法管治，雙管齊下。

「就算分開，仍然能相愛，你願永遠等待……誰為我今天流離所愛，愛願放置於心內」[1]

若你能馬上把上面的歌詞唱出來，大概你跟筆者一樣，曾生活在一個仍有「廣播劇」、仍有「想像空間」、仍有「理想」及「夢」的時代。「為了學業　為了不羈理想，迫於掉低這份愛」。過去青春追夢的掙扎，今天還有這樣的「閒情」嗎？

往日的「流離」絕大多數是自己主動作的決定，今天的「流離」不少是為勢所迫。沒有太多的部署計劃，更談不上甚麼「不羈理想」，所相同的仍是「迫於掉低這份愛」。要「掉低」所愛的人或事，別了成長的地方，「流離」異鄉，能撫平傷口、獲得療癒已不容易，更遑論能否重新尋找到「愛」。

曾生活在同一時代，擁有共同經歷的人，不僅容易走近，關係亦更顯密切。對一些人來說，當日「手足」之間的豪情氣概、以命相扶；「爸媽仔女」相稱的關懷、營救。縱然，漂泊流離或處身於天涯海角，那管是偶然的遇上，只要談到昔日片段的種種，相近、相知、相識，一份互為彼此的關係油然而生。

欠缺「同生共死」的經歷，哪有「至死不渝」的愛？

過去兩年多，「流離」在外的香港人，雖說不上有「同生共死」的經歷，但曾有過相近的遭遇，或對自身、家人有著類同的擔心，甚或是對自由擁有相同的渴望……。彼此在異地遇上，不管是在超市百貨，或在食肆公園，甚至是鬧市街角的行人路上，只要一聽到「廣東話」，就自然地攀談起來：「香港人？」、「幾時嚟？」、「住得慣唔慣？」、「一個人嚟？還是同屋企人一齊？」、「再聯絡，你個WhatsApp仲有無用，加個signal或line都可以……」，縱然是萍水相逢，但卻有一份難以言喻的親切。

基督徒可算是一個「慣性」流離的信仰群體。或是出於外在的逼迫，要逃亡避難；或是出於天國使命，自發的宣教行動。身在不同的地方，體現「天國子民」的同共身份及價值。初代信徒，在羅馬管治下，就是經歷著「互為彼此」、「同生共死」的關係。他們堅持以「天國」的法則來成為其生活的日常標準，就是不妥協於當代的文化、價值觀，堅持以「愛」來回應當權者（包括猶太宗教領袖及羅馬政權）的種種逼迫，決意藉著「彼此相愛」來讓人認出他們是「主耶穌的門徒」。「基督徒」活現出另類的生活形態，從安提阿起，不僅給別人安插了一個帶有嘲諷性的稱謂，亦成為了對當代社會、制度的一種無形的挑戰。

今天，「流離」在外的香港基督徒，因著類似的經歷及相同的信仰，亦是較為容易走近。在台灣，有本地教會增設廣東話的崇拜，亦有新開辦的香港人教會，也有以香港人為主，亦歡迎台灣人參與的同行團契，各盡其職，為要凝聚「流離」異地的港人。雖則同是圍爐取暖，但作為「天國子民」，活在世上理應有多一層意義，就是叫人認出到這一群「彼此相愛」的群體，不僅是「主的門徒」，更可以讓人見到，同是「流離者」的我們，可以藉著上帝的愛與安慰，得以撫平創傷、獲得療癒，在主耶穌留下的平安及喜樂中，重新尋找到「愛」的可能。

「流離」仍盼望著「所愛」，舊地的人或事總是叫人魂牽夢縈……「誰都不可以再分開，不想擔心這是否錯愛，你話過任何時候需要你（需要我），重新可開始這熱愛。」不管是「需要」或「被需要」，愛在任何時候，只要你（我）願意，也是可以重新開始。

2021年11月，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媒體與傳播系以網上問卷形式訪問了1,501名20歲以上的香港市民，了解他們對於動態清零（清零）及與病毒共存（共存）這兩種防疫政策的取態。結果發現，有34.9%的受訪者傾向堅持清零，有50.8%的受訪者則支持共存，另有14.3%的受訪者表示中立。[1] 至今，清零還是共存這兩種防疫政策的方向還有不少人在討論，無論現在選擇哪一方，從以前到未來，其實都需要看病毒如何說。

先來談談清零。一直以來，中國政府都主張清零。按中國政府的說法，「清零」並非指到追求零個案。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主任馬曉偉的講法，「『動態清零』的精髓，一是快速，二是精準。『動態』就是不追求絕對零感染；『清零』就是發現一起、撲滅一起，守住不出現疫情規模性反彈的底線。」[2] 中國的清零政策相當嚴厲，以上海為例，為了截斷傳播鏈，採取封城、封區，並且進行多次全民強檢。[3] 若發現輕型病例及無症狀感染者，當局會集中在隔離點收治，如果病情加重，則轉移到定點醫院接受治療。[4]

至於共存政策的光譜則很闊，不同國家有不同策略。以新加坡為例，在2022年3月23日新增8,940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的情況下，她在4月1日起生效的措施仍然容許入境新加坡的旅客可獲豁免隔離以及接受快速抗原檢測，只要他們基本上符合政府的疫苗及病毒檢測要求。在2022年的3月29日起，該國亦開始放寬室內或室外活動的防疫措施。[5] 對於確診者，新加坡自2021年8月底開始，早已試行居家康復計劃，[6] 到了 2022年2月16日，不論是否接種疫苗的三至69歲的確診者，以及完成接種疫苗的70至79歲患者，已符合居家康復計劃的資格，可在家休養。[7] 適合居家隔離的確診者，一般來說，三日後若自行檢測的抗原快速檢測呈陰性，便可以恢復正常活動。不適合居家康復人士，則會轉移到合適的護理中心。[8] 2022年2月18日後，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的自我健康監察日數亦減至五日。[9] 至於新西蘭，亦有採取自我隔離措施，[10] 而之前實施有關使用疫苗通行證及其QR Code政策，已於2022年4月4日11時59分取消，並且不再強制疫苗接種。[11]

新加坡及新西蘭並非一開始便選擇共存，新西蘭也曾屬於嚴控疫情的國家，2021年8月，當該國的奧克蘭出現第一宗新冠肺炎個案（疑似Delta個案），新西蘭總理Jacinda Ardern快速封鎖奧克蘭七天，而國家其他地方亦封鎖三天，確診者到訪過的沿海小鎮Coromandel則需要封鎖七天。全國採取最高級別的封鎖：關閉所有學校、辦公室和商業處所，僅保留最基本和必須的服務。[12] 而在新加坡，在2020年疫情嚴峻時，政府於是4月至6月啟動「嚴格阻斷措施」，關閉國境、停課，禁止私人與公共集會。雖然期間會因應確診個案數字而有所調校，但基本上高度抗疫仍是主調，直到2021年後6月開始，新加坡開始為共存鋪路。[13]

新西蘭及新加坡選擇共存，可能基於抗疫疲勞，也出於經濟考慮，但絕對不是所謂的「躺平」，又或是罔顧人民生命而下的決定。其實，無論是清零，還是共存，國家都是用「計數」的方式去下決定。要計算的項目有很多，但負責任的政府除了要計算經濟損失，更重要的是計算因新冠肺炎帶來的死亡人數。

新西蘭政府於2021年需要嚴陣以待，因為那時候，Delta變種病毒的殺傷力不容忽視，根據「用數據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網站的數據，當時新西蘭只有20%的國民完成了接種兩劑疫苗，接種一劑的人民只有33%。[14] 新西蘭當時不走向共存是完全正確的。到了2022年Omicron變種病毒出現，其傳播力雖強，但殺傷力相對較弱，而國民已有95%完成疫苗接種，[15] 確診者死亡率又極低，新西蘭似乎沒有理由繼續以高成本進行清零。

至於新加坡政府，走向共存之路之前更是已作步署：2021年6月，該國政府開始打造共存藍圖，首先是推高疫苗接種率；其次是讓「檢測」更方便、普遍、讓人更舒服及節省時間，於是不再使用PCR核酸檢測，而是推行快速檢測，在同年的7月5日起，更有慈善機構免費贈送每個家庭一個血氧計，供民眾自行測量，方便他們及時就醫；三是「治療」同步進行，不斷研發新療法、藥物，降低死亡率。根據「用數據看世界」的資料，該國死亡率僅有0.6%，是全球最低之一。[16]

中國與新西蘭及新加坡一樣，都堪稱抗疫模範生，特別是抗疫初期能快速封城，其後當世界大部份國家陷入混亂時，中國的死亡率不高，市面很快回復正常，GDP還能有所增長。或許是過去的成功使中國堅持清零，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國家疾控局局長王賀勝在2022年3月1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新聞發佈會中曾表示「疫情防控的『中國經驗』保障了我國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他又提到「『動態清零』的目標是追求以最低的社會成本，在最短的時間內控制住疫情」。[17] 不計算封城而來的物流或生產貨物的經濟損失，單從醫療人員、民眾的薪酬、測試劑等成本來計算的話，比起其他國家，中國的確有資格做到低成本抗疫。對比英國，光是在2022年1月，花在新冠病毒的檢測工作相關的費用就高達20億英鎊。[18] 不過，中國最關注的是死亡率，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著名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專家曾光就曾在2022年2月28日發文表示，中國過去的自然感染率低，他明白這正是軟肋所在，由於中國完全靠疫苗接種建立免疫屏障，人群自然感染率比西方國家低千百倍，這表示難以達到群體免疫。此外，加上疫苗接種尚有漏洞：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疫苗接種率還不夠高，而已經打了疫苗的人在數月後抗體可能已經减退，第三針加强針還沒有弄好，特別是國際公認的「溝針」在中國才剛剛起步，還有的是Omicron的變異株BA2的出現，它對兒童更具攻擊力，其危害性尚待進一步評估，基於上述種種原因，曾光指出中國不宜與共存隨之起舞。[19]

清零還是共存，不同國家的確需要因應自身的情況及條件作出選擇，而所有的措施其實都不完全由人決定，還是病毒說了算。就如2020年初，英國政府一早便想群體免疫，主張不封城、不戴口罩、不管制國境等策略，最後還不是因著過多死亡人數與對國家的公共衛生服務造成巨大壓力要向病毒低頭，採取較為嚴厲的防疫措施。[20] 病毒一旦有所轉變，今天選擇共存的國家可能都會收緊政策。新西蘭總理Ardern表明如果世界出現可以逃避疫苗或更致命的變種病毒，用作追蹤接觸的QR Code將再次發揮關鍵性的作用。[21]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2022年3月就曾表示，政府非常小心地判斷放寬限制的程度和速度，政府不能給醫護人員帶來不可能應付的負擔，以及危及許多急需治療的病人。[22] 面對Omicron疫情，中國曾調整抗疫政策，如把「出院後繼續進行14天的隔離管理和健康狀況監測」改成了「解除隔離管理或出院後繼續進行七天的居家健康監測。」[23] 方艙一旦爆滿，中國亦有可能實行確診者居家隔離。[24] 抗疫成本到了社會不能負荷的時候，相信任何政策都無法一成不變。

共存、清零、還是中國式清零，其實名目是否真的如此重要？還是各地政府應撇除政治及面子的考量，只專注於病毒的走勢，虛心地計算自己有多少能力及資源，在推出防疫政策時做到靈活變化兼不離地，以致既能保障市民生命之餘，亦能顧及民情、民生，甚至民心？抗疫成本除了要顧及市民的身體健康外，其心理、精神健康，其實都是相當寶貴且需要受到重視的。香港曾有不少人放工後在寒冬中排隊數小時接受強檢、退休的老人在醫院外面冒著嚴寒等待著見醫生，從經濟角度來計算，這些成本可能都不高，但對當事人、其家屬或旁觀者來說，其實非常難受。身寒，贈衣還能解決；心寒，卻是難以挽回。

羅馬書八章35節說：「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在今時今日的處境，更貼切的應說難道是新冠病毒嗎？是防疫措施嗎？是恐懼嗎？是執事同工嗎？

經過了兩年的疫情，教會的「正常」運作已經受到很大的影響，教會領袖在面對種種新的形勢和挑戰的時候，實在必須不斷反思如何繼續履行教會應有的使命，而不是只著眼於如何遵從政府的防疫措施，避免觸犯法例以及避免同工受感染。除了繼續視像崇拜、提醒弟兄姊妹可以透過不同途徑奉獻之外，在疫情之下，我們必須認清甚麼是教會必須做、甚麼是權宜之計、甚麼是與時並進、未雨綢繆。

教會的使命最主要就是敬拜上帝、牧養和裝備弟兄姊妹、傳福音、服侍鄰舍和關心社會，理論上不應有太大的爭議，問題是如何平衡和取捨。在過去兩年，一些教會由起初十分抗拒停止現場聚會，到後來不敢在教會內有任何聚會；由不情願地暫停某些教會活動以減低風險，變成不情願舉辦任何具有風險的活動；由教會自決變成事事以政府的指示為依歸，當中的轉變令人憂慮。

當然，教會作為負責任的公民社會一份子，盡量做好防疫的措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活動是應有之義，教會亦不是特權機構，不用理會市民大眾都要共同遵守的規定，問題是教會有其獨特的使命和信仰生活方式，當政府推出一些不符合信仰原則、以及不明白教會日常運作的政策的時候，教會領袖必須據理力爭而不是盲從附和。

以政府要求所有宗教場所未來要安裝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以及必須接種疫苗才能進入為例，教會的門應該是向所有人敞開的，耶穌願意尋找被世人忽略、被罪綑綁的迷羊，因此，要教會因為非宗教的理由，拒絕任何真誠地想參與聚會的人入內是不合理的，政府若規定不接種疫苗就不能進入教會是嚴重干犯了宗教自由，是越俎代庖為教會定立了有違信仰原則的規定。

事實上香港大部份教會跟黃大仙及車公廟等接待大量公眾人士的宗教場所截然不同，大部份教會主要只是中小型堂會，出席者經常都是同一批人，聚會人數都不過幾十至二、三百人，弟兄姊妹之間都十分熟識，任何陌生人一進內便會被發現，萬一有人染疫要追蹤同場出席的人並不太難。加上教會的辦公室和聚會的地方很多都是混合使用，若連個別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和求助者在平日亦禁止進入教會辦公室，尋求信仰和心靈上的幫助是不合情理的。

香港有這麼多不同類型的宗教場所和不同的信仰生活模式，若果只用同一條例一刀切地處理，根本就是不切實際，削足就履。退一步說， 強制使用安心出行和接種疫苗，在疫情十分嚴峻時為加快追蹤而短期強制實施尚可以理解，絕不應長期執行，但 問題是很多時政府的防疫政策都是易緊難鬆，由臨時變成長期執行，大家不能掉以輕心。就像四人限聚令一樣，就算疫情曾經幾度放緩，政府亦絕不放寬，教會不應對這些不合理的措施照單全收，噤若寒蟬。

此外，過去兩年，最受教會和弟兄姊妹關注的，當然是甚麼情況下須停止現場的崇拜聚會，只能提供網上直播。但在第四波疫情的後期，連幼稚園也可以回校上課，許多公眾場所都可以恢復活動，就是教會遲遲未可以現場聚會，從抗疫角度來說是毫不科學的。其後，就算可以現場聚會，但在人數限制方面比戲院和其他表演場地仍然更嚴格，亦是毫不合理的。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宗教集會和一般同鄉會、聯誼會和朋友之間的社交活動可能差不多，都是非必要和可以隨時暫停的。但對信徒來說，集體敬拜有其難以取代的重要性，網上直播只是權宜的方法，並非可以長期取代弟兄姊妹之間一起向神獻上讚美的祭的，在家中對崇拜的專注和投入程度是沒法和在教會內相比的。

教會生活除了聽道之外，還有肢體之間的彼此守望、關心和支持，並且一起去服侍有需要的鄰舍和傳福音。有些教牧同工和長執很擔心萬一教會出現感染群組會影響教會的名聲，若果在所有學校都只上網課、食肆只有外賣、大部份市民在家工作的嚴峻情況當然可以理解。若果我們可以繼續返工返學，為甚麼不可以返教會？只要做好防疫措施，聚會中不安排飲食、不會除口罩和保持適當距離，實在看不到一起崇拜為何比起返工返學、看電影、上餐廳和逼巴士更危險？我們又不是為了吃喝玩樂，為了持守信仰而受感染亦無愧於心。網上崇拜好像解決了不可停止聚會的內疚感覺，卻會令人誤以為這就等如滿足了最重要的教會生活。

其實，疫情下教會的同工和領袖應該比平時更忙。例如為了保持社交距離，可能要多開幾場崇拜，或者將崇拜分散在平日晚上，或者星期六、日多開幾場；以前的團契可能變成小組，小組有需要的時候更可能要化為兩三個人的小小組；同工可能要花更多的時間去弟兄姊妹工作地方附近和他們吃午餐；透過視像電話彼此問候和祝福；上長者家裡為他們祈禱、甚至施聖餐；約大家去行山、逛公園、行海濱長廊，順便分享和祈禱；為失業的會友提供緊急的援助；安排弟兄姊妹為獨居、行動不便的肢體或街坊大掃除；派送防疫物資和食物給附近有困難的基層家庭等等。現場聚會可以暫停，教會的使命卻絕對不能暫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