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受困擾青少年同行的教會

基督教出版聯會主辦的「第十屆金書獎」已於2024年9月27日假城景國際酒店的水晶殿舉行，當天，明光社出版的《恩典重臨：基督教再婚婚前輔導》（下稱《恩典重臨》）榮獲教會及佈道事工I（教材及課程）的金書獎。此書作者為本社的事工顧問傅丹梅及輔導員韋佩文，她們多年來輔導離婚再婚的群體，把輔導室的故事、與離婚再婚家庭子女同行的經歷，結集成書，以幫助在婚姻中迷失的一群，最終此書得到外界的肯定，並獲此殊榮，實在感恩。

《恩典重臨》在最後五本入圍書中脫穎而出，韋佩文在獲獎時在台上先感謝讀者對此書的支持及認同，她更有感而發稱：「在明光社的服侍當中，聽到很多離婚人士的傷痛及他們對再婚的渴望，故此我和傅丹梅整合輔導的經驗而寫成這本為離婚再婚人士而設的教材，盼望明光社能與各教會的牧者一起同行，關心這班離婚、再婚者的需要。」

此獎項的其中一位評審委員葉子良牧師十分欣賞《恩典重臨》，及後他接受我們的訪問時稱：「本書的原創性及獨特性，是三位評判一致評定此書得獎的原因。」他娓娓道出此書可取之處：「《恩典重臨》最突出之處是其獨特性及原創性，由於基督教界未曾有人出版同類的書籍，故此有其獨特的一面，是一本有份量的書籍。在原創性極高下，作者也是在幫助一個獨特的群體。」他就牧養的層面續稱，傳道同工在教會牧養時，面對教友離婚、再婚，甚至繼子女的問題，往往都是難於處理、觸碰的課題。教會牧者不容易入手處理，一直難以應對，他稱：「首先，不同宗派對離婚、再婚的課題有不同的神學觀，此書擔當了一個很特別的角色，讓不同宗派的人士閱讀都感到舒服。此書的題材敏感，應該難以落筆，最終的製成品卻滿足了各宗派教會的需要，實在難得。」為甚麼離婚、再婚的題材敏感？他說：「教友或許不知道原來在教會可以有這方面的支援，因為若牧師在教會談及這課題，就好像在鼓勵離婚。要牧者與這群體同行及表達關心，現在最好的方法是借用此書，我們可以介紹此書給弟兄姊妹閱讀。」他建議，牧者可以以此書作為介入點，說：原來坊間都有資源去討論這個話題，然後與有相同經歷的教友一起去閱讀此書，以同行者身份來提供支援。

在內容方面，葉牧師讚揚《恩典重臨》除了在不同章節分別記載了再婚者面對新的婚姻時的憂慮，同時也提出牧者關心這群體的方法。書中記載的例子真實而豐富，葉牧師欣賞兩位作者在書中分享真實的輔導室經驗，以幫助更多離婚、再婚家庭。例如書中其中一個例子是因「忙」而導致離婚，「忙」是現今一個很普遍的理由，例子很能反映現實，不誇張而貼地。這例子提醒讀者，踏進新的婚姻前便要反省，若仍是埋首事業，是否會重蹈覆轍。另一方面，書中經常引用經文對牧者來說十分有用。當內容提及再婚者將要面對新的婚姻而表達憂慮時，書中會配以經文來給他們建議。書中簡單的經文提醒，如提及子女是上帝的禮物，便能對人作出提醒，即使經歷離婚、再婚，仍要為子女的福祉著想及從他們的需要出發。

此書的閱讀群體絕不限於關心離婚、再婚的人士，而且更能擴展至初婚者也可閱讀，他稱：「書中有些地方講述關係、性格、期望，這些內容不一定只應用在離婚再婚者身上，其實對初婚也很適用」，故此他認為此書的內容十分大眾化，亦很容易閱讀。他認為本書重視對過往離婚經歷的回顧及反思，這是十分正面的教導。在踏進另一段婚姻前，考慮再婚人士必須要檢視過往婚姻失敗的原因、影響和需要學習的事，他引述稱：「書中會列舉問題來反思，例如你與前配偶認識多久便結婚，以此為介入點，比較與前配偶相處的關係來反思與下一個伴侶的關係，透過書中的問題引導他們自己去整理、尋找答案。」他又舉例，第八課的內容是有關繼子女，這也是不容易的課題，書中則教導讀者當中要注意的地方，並講解如何滿足四大長老（一對準新人的父母）等人的期望。

最後，葉牧師謙虛地表示，不是每一位牧者都對此議題有足夠的認識，此書就是像一本天書，以補牧者的經驗不足，期望每一位牧者閱讀此書後，能夠牧養更多離婚、再婚的家庭，以致他們能得著上帝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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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在機構事奉已經25年，由一個「半途出家」的基督教機構主管，漸漸成為圈內少數的資深總幹事，由於一直很支持及積極參與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的事奉和出席總幹事團契，接觸過很多不同類型的機構和機構負責人，可說百花齊放，各擅勝場。不同性格和專長的人配合不同類型的事奉模式和對象，會產生不同的效應，深感沒有一種管治的方法適合所有機構，因此，本文想探討的不是模式，而是心態。

基督教機構作為翼鋒教會，其實本身就是教會的一部份，而同工之間的關係就像團契裡的弟兄姊妹，不過，它同時也是一間公司、一個機構，因此，基督教機構既是所謂的「屬靈」群體亦需要遵守一些「世俗」的規則。其實基督教機構應該明白自己比起外間的機構有更高的要求，因為我們既是一個「屬靈」的群體，也是一個按照香港法律成立的慈善團體，我們要同時滿足兩套規則，既要對神負責，也要符合法律和公眾人士的期望，需要在教內教外也有好的名聲，好的名聲不代表其他人一定會認同機構的宗旨和路向，但會尊重我們是行事正直、重視操守、有效率和對奉獻者負責任的機構。

作為機構的領導人／總幹事，首先必須是一個有使命感的信徒或牧者，每個機構的成立都必定有其背後的異象和使命、服務的宗旨和對象，作為帶領的必須充份了解和認同機構本身的理念，否則無從感染其他人認同和支持，一個有生命力的人自然就會有感染力，有生命力不代表是工作狂，不代表毋須休息，反而應該是一個懂得平衡事奉與生活、工作與家庭的人。事奉是充滿喜樂、令人興奮的事，事奉的過程難免會有困難和衝擊，但能夠事奉就是恩典，這是我們應有的信念，我們必須讓同工明白，在機構事奉不應該抱有屈就的心態，亦不是因為無法適應外界的競爭或文化才無奈加入機構，而是我們明白人生有些價值比金錢和社會地位更重要，無論在甚麼機構，若終日怨天尤人不如及早離職。

正因為我們明白能夠事奉是神給我們的福份，不是我們「俾面」神而加入機構，而是神「俾機會」我們去體會更豐盛和精彩的人生，因此，在機構事奉的態度絕對不應該敷衍了事，當我們在職場工作也十分嚴謹、著重上司和客戶的評價的時候，在機構工作更應加倍認真，因為我們既做給人看，更是做給神看的。機構的包容文化應該是包容同工因為經驗、能力不足、身體軟弱或家庭需要而有些地方做得未如理想，但絕對不應包容一些同工以得過且過的態度，濫用別人的愛心作為自己不負責任的藉口，基督教機構並非讓同工逃避責任、不思進取的地方，不稱職的同工會被辭退或勸退是理所當然的。

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相信大家不會反對，問題是我們究竟有幾認真去看待？一直以來，不少機構的薪酬都是偏低的，若果是機構的財政未能承擔，大家尚可以理解，但若果明明是有能力，有盈餘和儲備，卻認為同工既然在基督教機構服侍便應該接受偏低的人工是不合理的，變相是以同工對事奉的熱誠作為剝削的藉口，對於一些沒有家庭負擔的同工來說可能仍然能夠應付日常所需，但對於一些要養家、特別是有小朋友的同工來說，會強烈感到對家人有虧欠。因此，在開展事工時，應盡量以外間機構相近職位的薪酬作參考，按機構的能力給予較接近的待遇，每年以適合的方法評估同工的表現，讓表現好的同工有加薪的機會或獎勵。以為在機構事奉只需要向神而毋須向人交賬，恐怕只是一些人敷衍塞責的藉口，這種態度會對其他盡心盡力事奉的同工帶來不公平。

另外，基督教經常高舉家庭的重要性，但我們對待同工時又是否真的家庭友善呢？同工的家人有需要時，同工可以靈活地請假嗎？同工需要經常加班嗎？在安排同工的上班時間和假期方面，會否盡量遷就不同家庭的需要？基督教機構是以人為本的機構，看重人的價值而不是以利益掛帥，這利益不僅是指金錢上的利潤，也包括將人當作生產工具，要將一個人用到盡，基督教機構則不會奉行此道，會考慮員工在身心靈和家庭各方面的需要。因此，同工若經常超時工作其實並不健康，機構想同工有進步及事奉更有力，應給予他們適當的休息和假期，不鼓勵同工加班和樂見同工準時放工是我多年以來抱持的管理態度。

此外，若同工有更多進修、參與研討會和培訓班的機會，他們便可以開眼界，接觸多些不同的機構、人和事，對同工本身和機構都有好處。過去兩年的暑假，我也有安排同工去別的機構交流兩至三個星期，和其他機構的同工一起工作，觀摩和學習，效果十分理想。作為主管，看見同工有成長、讓他們對事奉保持熱誠，以及將其他機構和教會看為肢體，有一個普世教會的胸襟，不將自己的機構看成唯一重要和值得關心的對象是十分重要的。個人認為，能夠成為一個重視同工、服侍對象的需要和重視成長的主管，才能成為一個以人為本去服侍上帝的機構總幹事，這也是過去25年我追求的目標，共勉之。
 

最近有兩個意念頻頻出現：逍遙和無國界。提早七年退休的歲月，時間過得很快，至今已經九年多，雖然現在已經年屆真正的退休年齡了，也不想令這些時間變成人稱的「垃圾時間」。但是我不勉強必須要做甚麼，去哪裡，要做多久……我只是被動地接受安排，有時候會因為情況有點困擾，但爭取不來，就罷了。想要的，是逍遙吧！

回港四個月，首先處理身體健康問題，經過多項目的覆診後，知道大概情況穩定，衰退難免，新病症是睡眠窒息症，它對走動和工作無大礙，於是繼續考慮及等候決定以甚麼方式生活，是宣教還是退隱。按向來有的歐洲華人宣教異象，尤其對法國的「偏心」，又有一兩個法國華人教會的邀請，但又沒有把握申請居留，於是按個別教會的提議，先取得BNO visa落腳英國，其後再申請去法國服侍。於是回港後第二個月就打算賣房子，準備移民英國。經過兩個月的禱告等候，終於找到買家，開始執拾家當及交樓的工作，並於10月初出發去英國。

按這樣子的情況，可能我是既可在英國逗留和事奉，也可在歐陸地區服侍華人，並且可以抽一些時間回香港，除了要考慮體力能否應付外，我發現竟可以變成沒有國界限制的事奉，真的是作天國的僕人（太二十五）。殘留的軀殼，不配獻主，但也不想鏽壞，雖是碎渣兒，也不要浪費（可七24-30）。青春健康活力已逝，主既沒有吹滅將殘的燈火，就以逍遙自在方式享受當下的事奉和生活。這是我最近體會到的一種「死不如生」的生命意義。生命是主給我們的禮物，但若主接我回去，也是一份禮物。因為主看是好的，就會給我。賣房子及執拾東西期間，體會上帝給我那麼多恩典，既滿懷感恩，但也不能留戀，拍下照片後，就放手，走人生路，要學捨下，才能走得好。沒有國界，沒有包袱，這也是逍遙呀！

何伯、新何太事件鬧得全城熱烘烘，何伯喪偶之後應否再娶？子女是否應給予喪偶的父或母有再婚的機會？喪偶的家庭如何走出陰霾，各人在新的家庭環境、角色及崗位下，如何繼續和諧地生活下去？明光社於2024年6月21日舉辦的網上專題講座邀請了葉翠芬博士以資深輔導員及過來人的身份來分享，讓我們更了解有關喪偶後的再婚問題，並且學習衝破不必要的禁忌，坦誠討論及認真思考。葉博士現正在加拿大任職資深輔導員，亦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其丈夫王健華牧師去世多年，她獨力照顧兩名兒子，現兒子已經長大成人。

葉博士希望旁人能更了解及明白喪偶者的壓力，她稱：「在生活事件壓力表中，喪偶是承受最高壓力的。」因為當伴侶離世後，在生者的心情猶如身體被割開一半，把陪伴人生的角色突然取走，會為在生的配偶帶來莫大的傷痛和生活壓力。不單如此，有些在生者更需要父兼母職，亦需要為未來重新找尋新的角色。

她續稱：「當王牧師（丈夫）離世後，我有時行出街都會頓時感覺到傷感，然後要即時提醒自己要堅強，當時的壓力很大。」她回顧自己的人生：19歲拍拖，23歲結婚，結婚後便把所有的精神放在配偶、家庭上，在結婚未夠20年的時候，她的丈夫突然患上不治之症（腦神經疾病），最後離世，她當時心想，為何投資這麼多的感情，一下子便消失了。當時她所經歷的喪偶之痛，不足為外人道。

當問到喪偶後是否應再婚，她認為是可以的，但要面對一些問題。第一，她認為喪偶後再婚在本質上與初婚的不同，因為再婚的起步點是源於生命中的失去，而孩子亦會對逝去的父或母思念，故此要重新經營家庭的藍圖，並不簡單。就像葉博士的家庭，兩位兒子視父親為領袖，很重視他，故此如果她再婚，她必須要顧及兒子的感受。第二，她認為再婚前，喪偶者必須確定自己已康復過來，才進入另一段新的感情中。最後，她認為喪偶者再婚應是個人的決定，家人應該表達諒解。

葉博士在40多歲時便失去了一生的最愛，現在她已重新振作，她給予同路人三方面的提醒。第一、喪偶後是需要有更多的支援。她稱，以往萬事都有牧師在身邊，牧師不在後，她只能寄託於讀書與工作上。她多謝當時很多有心人給予她工作的機會，讓她能在工作上找到自己，亦可自給自足，養活家庭。第二、在理智上，她不是一個人的，她與兒子都要一起學習溝通，彼此交流意見，面對衝突要進退得宜。第三，在情感上，她要管理自己的情緒，有時她會掃墓，探望王牧師，抒發懷念之情。第四、在靈性上，她要重新認識永生的概念，死亡與苦難的意義。

至於如何避免有財產的爭拗，她建議在婚前，喪偶者須與兒女保持溝通，及早預備平安紙，由於法律是複雜的，應參考香港法律《無遺囑者遺產條例》，並考慮訂立婚前協議書，以保障自己及子女的利益。當有一天喪偶者也不在時，或許所有遺產都會落在新任伴侶的手中，而忽略了對子女的安排，及早安排便可避免這情況出現。

其實，葉博士也想過再婚，但她認為不可急。她稱：「這方面要問上帝的心意，要經常提醒自己：伴侶不會令你得永生，要認清生命的方向，要祈禱得醫治，深信神給你預備的路才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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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曾經聽一名在教會和學校熱心服侍的校長說自己和太太都很忙碌，他的子女好像有父有母的孤兒一樣，最令我驚訝的不是他和太太這樣火熱事奉，而是他竟然覺得這樣做沒有問題，因為從他的語氣我感受到的是自豪多於自責。一直以來，「忙」似乎是華人教會的深層次文化，彷彿愈忙就愈忠心、愈屬靈，而愈忠心就應該愈忙，否則就是閒懶不結果子。難怪很多時都會聽到一些牧師和傳道人的子女說不喜歡教會、甚至討厭教會，因為教會令他們在成長時缺乏和父親或母親相處的時間，沒有機會享受正常的天倫之樂，他們深深感受到父母很關心其他人，但卻不關心自己！

除了教牧同工很忙碌之外，教會活動的安排往往也對家庭不友善，例如星期六、日會編排不少的聚會和會議，有些執事經常開會、甚至討論到半夜仍未有定案，而在公眾假期又會安排大大小小的活動或營會，務求令人覺得教會很興旺、弟兄姊妹很熱心，很多時這些活動都是分齡進行而不是以家庭為單位的，於是父母子女各有各的活動，就是沒有家庭一起的活動。

多年以前我擔任教會的執事，在聘請堂主任的時候，一位我們認為合適的人選在最後的面試時表示，由於一直以來他星期六的早上都會和太太一起飲茶行街拍拖，問我們可否逢星期六上午放假，我當時的回應是我認為沒有問題，只有某些特別的情況例外，就是喪禮和生死攸關的突發事件。其實要所有傳道同工每個星期六、日大部份時間都留在教會是沒有必要的，雖然星期六、日是最多不同年齡會友出現在教會的時候，但不代表所有同工都要全程在教會候命，讓會友可以即時找到教牧同工。更重要的是當會友有事需要同工關心的時候，是否知道可以找誰和如何聯絡，如果同工在平日去會友的工作地點與他們午膳、了解他們工作上的實際困難，可能更有意思。

此外，星期六上午、晚上和星期日下午，許多中小型堂會根本沒有甚麼活動，留在教會的會友亦未必很多，與幾十年前不少青少年在星期六、日好像以教會為家，經常留到晚上，趕也不願離開的情況已大大不同。就算萬一教會真的每星期都有聚會和活動，或是希望製造機會讓同工接觸會眾，同工亦可安排輪流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下午休息，讓他們陪伴家人，因為一般傳道人在星期一或二放假時，其他家人都要返工或返學，根本無法安排家庭活動，對促進家人的感情幫助不大。當教會和教牧強調重視婚姻和家庭的時候，不應該「講一套、做一套」，若果照顧家人和建立和諧的家庭關係、做好見證真的十分重要的話，教會為何不努力配合？若果這只是信徒而非教牧真正要努力實踐的話，是否代表教會領袖有雙重標準呢？

在香港這個生活指數甚高又繁忙的大都會，要找藉口不積極參與教會的聚會和事奉很容易，包括要供樓交租、供養父母、子女要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個人要不斷進修和補充平時的睡眠不足，因而未能經常參與聚會、無法十一奉獻等等，這都並非完全是藉口，而是生活逼人。教牧和會眾同樣面對這些困境，當教會要呼籲僱主善待僱員，在薪酬和工時上作出更合理的安排，並訂立家庭友善政策時，教會能否先以身作則？若教會不善待同工，又怎能理直氣壯地呼籲其他僱主那樣做，好讓弟兄姊妹有更大的空間照顧家庭和參與教會的聚會和事奉呢？

要改變一些對家庭不友善的文化，其中一個關鍵的角色是教會的長執，首先，大家不應再抱著忙碌等如熱心和忠心的想法，忠心是代表謹守崗位，努力回應上帝的召命，最重要的是事奉的態度而不是單以時間來衡量，在原定工作時間內盡忠職守，比起經常加班但態度懶散或效率不高，前者更有意思。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大家不應認為在教會服侍就理應接受人工低、工時長。若果教會因財力有限而只能付出較低工資，相信一些願意服侍而家庭經濟壓力較輕的同工是不會介意的，但如果教會明明有能力，卻不給予同工較合理的待遇，其實就是變相的剝削。

教會長執除了應該給予同工較合理的待遇，讓他們的家庭毋須憂柴憂米之外，亦應主動考慮讓同工有一個家庭友善的較彈性工作時間，以便他們可以照顧家人的不同需要，例如因應接送年幼子女而調整當值的時間，在星期六、日和長假期不要填滿各項教會活動，預留一些時間讓同工陪伴家人，更要為他們擋下一些會友的不合理要求，因為教會同工和長執應是一個團隊，會友不應期望所有事都「有大食大」，一定要見到牧師或堂主任出席才滿意，否則牧師單是出席婚禮喪禮和探訪已忙得不可開交，莫說陪伴家人，連預備講章亦可能會有困難。如果教會真的重視家庭，必然應該包括教牧、長執和同工的家庭，不應有差別對待。

一個為了教會而忽略自己家庭的牧者根本就是一個壞榜樣，若認為這樣才是自己追求的事奉態度，還是不要結婚較好，不過，就算不結婚也不要以忙碌為藉口而不照顧父母呀！

明光社於2024年5月3日舉辦了「勿將安慰變成二次傷害——如何與受苦者同行？」網上講座，並邀請了香港教牧督導及心理治療學會檢證院牧朱蕙碧博士擔任講員，分享如何合情合理地關心正在受苦的人，避免令安慰變成二次傷害。

朱博士在講座中分享了自身關心他人及被別人關心的經驗，以及兩個模擬個案的短片。她指出陪伴對每位受苦者都是重要的，同行者就像「樹窿」給予受苦者一個傾訴的機會，讓他們可以訴說自身經歷，抒發心中鬱結，令他們體會到自己並非獨自承受苦楚，以致情緒得以紓緩。

她又表示，每位受苦者其實都帶著自己的想法、態度、情感和意圖來到別人的面前分享自己的經歷，這也反映他們對這個人的信賴，作為弟兄姊妹，如果聽到別人訴苦時，需要以合宜的態度回應，包括予以尊重、接納、真誠和同理心，幫助受苦者盡訴心中情。透過聆聽他們的每一句說話、每一聲嘆息，安慰者可以明白和了解到他們身處的景況，並能在合適的時候提出合宜的建議。

最能讓受苦者感到安慰，莫過於有人能夠在情感上與他們連結，體會到被明白和被看見，這可以幫助他們的緊張、焦慮、不安或哀傷等等的情緒得以紓緩。朱博士指出安慰者的用心聆聽和同理回應，最能與受苦者連結；聆聽使安慰者正確地了解受苦者的處境和需要，同理回應則使受苦者感受到安慰者的體諒和支持，這些都可以幫助人有效地與受苦者同行。

朱博士認為有幾個因素妨礙人與受苦者同行。假如聆聽者被自己的問題所困，或對他人的問題認知不足，便會難以明白他人的困難，或者他傾向以教導和解決問題的方式關心他人，這會妨礙他有效地陪伴他人。還有移情作用，即聆聽者身邊有一個親近的人，此人與聆聽者的關係不佳，而受苦者與這個人很相似，聆聽者有可能會將受苦者當成這個親近的人，並投射了憤怒的情緒，以致不能聆聽其故事。最後，如果聆聽者不能守口如瓶，也大大降低他真實地與人同行的可能。

最後，朱博士提醒每位願意與人同行的有心人，不要忘記好好照顧自己，每人都有自己的需要，惟有好好地在上帝裡面安靜得力，照顧好自己身心需要，保持良好狀態，才能更好地與受苦者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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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台灣的教會曾經全職及義務事奉過一段日子，現在已辭去全職的事奉。作一個自由人，某程度上是對教會制度的失望，也發現很難融入台灣教會的文化。在台灣，教會的傳道人／牧師類似是廟祝一樣，基本上不需要講甚麼呼召、Mission和Passion，只要你「人在」就可以了，因為在台灣，基督教尚不算普遍，根據2022年台灣教會報告，全台共4,714間堂會，而全台立案廟宇的數目則有12,284間，是基督教會的2.6倍。受到廟宇文化的影響，台灣的人普遍信了主後多多少少仍會帶著民間信仰的模式，每星期到教會對很多人來說是「例行公事」，有事找牧師／傳道禱告祝福，無事安然工作在家帶小孩。信仰無疑是與宗教相似，而在台灣教會，教牧很少為著開拓福音事工而作些事情，當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不乏是人口老化；教會的內容了無新意；小孩都是跟家人回教會，連為甚麼受洗都不清楚，反正阿公阿嬤叫我洗就洗；教牧只循固有的體制傳統來運作教會。對於信徒真實生命的難處、信仰能否與生活整合、全人的信仰生命有沒有成長，這幾方面根本毫無突破，這樣的台灣教會真的很難發展和傳承福音。

筆者本身是做青少年事工，然而，眼見台灣教會對於青少年事工的牧養只遵從傳統文化，讀經、祈禱、主日崇拜，然後呢？沒有了。對於青少年人的問題和本身的遭遇困難，只用一句：禱告就是了！沒有真正的了解生命和觸動生命，某程度上是因為傳道牧者不知道如何與他們「同行」，只知道「教導」。對於後現代的青少年來說，他們最不需要的是教導，最憎惡的也是教導，他們需要的是同行者，需要在他們受傷、困難和掙扎中，有人與他們同行。他們所認識的、頭腦上認知的都有很多，所欠缺的卻是信仰的實踐。筆者很欣賞盧雲在《喧囂中的寧靜：來自沙漠教父的心靈智慧》一書中提到：「我們的世界，是個喜歡『大』的世界。但是靈性生命的成長，往往卻從『小』開始，小動作、小細節、小念頭、小關懷，都是培育靈性花朵綻放的契機。」台灣牧師或教會欠缺的就是這些「小」，卻因而失「大」。

這種「因小失大」的台灣教會文化令筆者想起神學家祈克果的話，祈克果認為：「所謂的世俗化就是指『順從』，重視身邊的群眾，忙於世間的各種事務，跟隨世俗的智慧，卻忘了自己的本質，忘記了自己的名字，不相信自己，認為不應該做自己，於是選擇較為容易和安全的途徑：成為像其他人一樣，成為一個同樣的樣版，一個數字，跟從群眾。」台灣教會的順從體制，正正就是世俗化的行徑，這只會讓教會愈來愈萎縮。曾經筆者也是從屬於體制之內，失卻了信仰的獨立性，然而，筆者的丈夫卻在行動和文字中再次提醒筆者：基督的信仰是有其絕對的獨特性，而遠離普遍性。就好像「刺鳥」與「旅鼠」，前者是幻想生物，一生在尋找最尖銳和最長的荊棘，讓它往心臟刺入以唱出一生唯一一次讓神也動容的歌聲。後者是實際生物，因容易繁殖導致數目過剩，牠們會自發的集體遷移，也會因為錯誤的判斷湧入海岸集體死亡。這與祈克果認為信仰的獨特性就是基督教的定規相似。因此，他認為罪也是屬於獨特性的範疇，因為基督教將每一個人都看為一個獨立個體和一個獨立的罪人。

教會的每一個人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我們這些微「小」的罪人，不是為了盲從教會的體制，認同教會的制度文化，乃是要在神裡面找到和堅持自己的獨特性，才不會迷失，和做到真正的自己。這也是牧者應該要看到和應該要做到的事情，不是為了作個像廟祝的傳道者，只顧打理教會的日常，而傳道者也需要幫助信徒在生命中找到他們的獨特性，並予以牧養。如果傳道者只會跟從體制，為做而做，只會隨流失去，也會令教會萎縮，失去這一代的年輕人。

創作歌曲要有曲、詞，而粵語因為有九聲六調，粵語歌普遍會先譜曲後填詞。填詞人要寫得「啱音」、言之有物，又要押韻，就要經常磨練。若想走商業路線，寫出流行曲詞，並讓自己的作品於大眾媒體中播放，在未有社交媒體的年代，真的不是易事。電影《填詞L》就是講述女主角羅穎詩，夢想成為CASH（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歌詞作品可被大眾聽見，追夢路上遇到的事。

戲劇中的「衝突」

電影、戲劇要有「戲」可做，就要有「衝突」（亦可以是矛盾、鬥爭）。當角色有慾望，有想要或想追求的東西時，在他追求的過程中出現了阻礙，這樣「衝突」就會出現。在面對衝突時，演員（actor）要作出行動（acting）來解決衝突，劇情就會有所推進，角色也會在過程中出現「改變」（往往是心態上的改變）。《填詞L》主角羅穎詩身邊的人，大都支持她走填詞路，電影中沒有惡人與她對著幹，那還會有甚麼「衝突」出現？

其實「崎嶇的人生」也可以是「衝突」。羅穎詩強烈渴望達成夢想，這想法成為一種慾望，在追夢的過程中卻遇到重重難關：校內演出被「腰斬」、歌手灌錄了新歌卻未有出碟、贏得填詞人合約卻失去填詞機會、唱片公司要歌不要詞、遇上有夢想的老闆但公司卻要倒閉等…… 際遇可謂坎坷。她所面對的「衝突」不是由人引發，而是人生中一浪接一浪的打擊與失望，她在專業的領域中一邊學習、一邊浮沉。面著不同的挑戰，她就不斷的在對自己的肯定與否定、跌倒與撐起、想放棄與被鼓勵之間遊走。最後，這些經歷成了她的七個lessons（課堂）：「啱音」、「押韻」、「0243」、「情歌」、「CASH會員」、「填詞人合約」和「出街歌」。

就算掙扎也不言棄

平凡的人生未必會遇見離奇古怪、懸疑十足的事情，但向著目標的途中，往往不會那麼順心，「衝突」隨即出現。生活困苦、家庭關係破裂、意外、生離死別等，都影響著我們的步伐，都會令我們採取「行動」，與其搏鬥。或許，「畀啲掙扎」去過人生才夠挑戰？還是這就是所謂的「人生如戲」？無論如何，藉著主，信徒在世上都成為了「一台戲」，給天使和世人觀看（林前四9），縱遇困難，我們都可以起來「行動」，盡力嘗試，不輕易放棄。

你好嗎？

經歷過大起大落的這些年，很多人都關心香港發展會不會是「到此遺址」，還是就此由亂入治，再由治及興，大有前途。當然，在今時今日，香港這個大城市如何發展下去，實在由不得筆者這樣的「小人物」去說三道四。在「大城」之下，我們這幾年不斷的講述「小理」，在社交平台發放的「大城小理」節目，原來已有三年多的光景。但正正在大道理頻頻出現時，我們見到的，更多的是不少人的徬徨、失意、傷心，就是一句：「這城市變了，而I’m NOT OK」。

或許，在關心這城的股市能否收復失地，經濟能否追上疫前光景，樓市會否再度暢旺，香港是否能成為盛事之都的同時，我們更需要真心問一下自己：你還好嗎？

香港人真的「NOT OK」

在此，請各位讀者原諒筆者在這裡「持續放負」。你或許以為是筆者太悲觀了，「睇唔到由治及興帶來嘅好處」，但實情就是，不少香港人在這些年間，活得並不快樂。在2023年9月，有社會企業與東華學院發佈了一項名為「香港整體開心指數」調查的結果，在向受訪者了解他們的個人快樂感、心理資本、價值觀、社會幸福感、外在環境因素滿意度、自評健康狀態、抑鬱情緒症狀及個人特徵八大範疇情況後，歸納出「香港整體開心指數」，指數以10分為滿分，2023年只有5.88分，是自2018年以來最差，創五年來的新低，也是首次跌破6分。[1] 細看調查結果，就會感到問題嚴重：在調查中發現，有24%受訪者自覺「不開心」，比2022年上升達一成；每10個受訪者中就有一個人幾乎每天都出現心情低落、沮喪或絕望的情況；有12.8%的受訪者則幾乎每天出現入睡困難、睡不安穩或睡眠過多的困擾；16.8%受訪者經常感覺疲倦或沒有活力，10.9%受訪者幾乎每天做事都提不起勁或無樂趣。而最叫人憂心的是：認為自己精神不健康的受訪者，由2022年的16.7%，增加到2023年的29.7%。[2]  

很多人以為香港人唔開心，多是因為「經濟不景、生意唔好、商店執笠」。如果經濟好起來，人人有錢，香港人就會開心了，就會無事了，不過情況剛好相反：有調查指出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愈高的地區，快樂指數往往會愈低；愈年輕的受訪者，快樂指數也愈低。年輕人的快樂指數偏低，箇中原因或許與他們對前景悲觀、難以向上流等因素有關（這些原因在本文不會再探究了，你懂的）。[3]

IT'S OKAY TO NOT BE OKAY

經歷了大城市這些年的高山低谷，經歷過大城市風光的日子，香港恍若自高下滑，風光不再，被鄰近城市超前趕上，看來更是前景無望。在面對不明所以的前路時，人們當然會感到沮喪，但也得繼續過日子。或許，我們都要學習一下：IT'S OKAY TO NOT BE OKAY。可能你從網上韓劇中看過這標題，但本文並不是想探討這套韓國神劇如何成為收視冠軍，或是討論劇中主角如何與精神病患者同行，而只是想說單單一句原話：你作為你，就已經夠好了——唔OK，其實也是OK。

要將IT'S OKAY TO NOT BE OKAY「強行翻譯」，真是很為難。香港人在中西文化融合的環境中生活，早就可以雙語並用，並可帶出比原話更好的詮釋：「得唔得都得，就算『唔掂』都唔係問題！」有人可能覺得這句「唔得都得」是一句「偽正能量」的說話，但相比那些「你一定掂㗎！」，甚或「你唔可以唔掂！」的「正能量」口號，那種「不成功便成仁」的意識，人生成功只能是winner，否則就是loser的想法，這才叫人窒息。

其實，你和我都只是正常不過的凡人，不論在工作上、或在生活中，問題天天都多，負面情緒一定會不斷累積，這是OK的！有時候，容讓自己嘆一下氣（聖靈不也是會用說不出來的嘆息來為我們禱告嗎？）負面少少，放負少少，其實也是OK的，因為我們總要有個出路，去宣洩自己的負面情緒。正如以弗所書四章26至27節對信徒的勸導，當中要留意的是：保羅不是說不可以生氣，他甚至沒有提及人們生氣的原因，或是評論誰對誰錯，該不該生氣等問題，而是勸信徒「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帶著正面而堅韌的態度，去明白生命中總有些NOT OK的事情，其實這才是叫人成長，成為羅馬書五章3至5節所言：「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那樣，我們可以怎樣面對NOT OK呢？有人建議吃一頓美味的飯和睡一個美滿的覺，滿足一下自己；或是阿Q一點，用「逆思維」的精神去消化和面對難題；正面一點的，就是從負面情況中學習，作出反省，總結經驗，再提醒自己以後如何做得更好。[4] 由此再想，筆者想到的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在不OK的社會中，我們雖然未必有能力變天，但至少可以在面對不合理的事時不去做一個幫兇，而做一個對得住天地的好人，如那七千未有跪拜巴力的人一樣（王上十九），其實已經很OK了。

人生是否OK不在於成就

不期然想起近期上畫的一部電影《奇蹟列車》（英文片名是：One Life）。這部劇情片根據英國人道主義救援者尼古拉斯．溫頓爵士（Sir Nicholas Winton）的真實故事改編，而其實溫頓先生自己也經歷了一段NOT OKAY的人生故事，1938年二戰開始之前，當年29歲，於倫敦股票行任職經紀，從來與政治及戰爭沾不上邊的溫頓，本來計劃到瑞士滑雪度假，但臨時收到他在捷克工作的朋友邀請便改變了行程。歐洲幾個國家原以為《慕尼黑協定》讓德國吞併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德國就會滿足了，然而希特拉其實已盤算更大規模的入侵計劃。在被納粹德國佔領的捷克，大批猶太人家庭被追捕，生活條件惡劣，無法逃離捷克。溫頓在了解當下的形勢後，決意展開計劃拯救當地的猶太兒童。當時英國政府容許這些面臨被驅逐出境的猶太人孩子到英國居住，但官僚列出的條件相當嚴格苛刻：他們既要為孩子尋找寄養的家庭，配對之後，還要安排交通，讓他們坐火車由捷克到英國，並要為每個孩子籌集高達50英鎊的費用！在溫頓與他的家人和朋友的努力下，他們最後安排了八次營救行動，總共救出了669位猶太兒童到英國。可惜的是在最後一次行動原本可以營救最大一批兒童，但因為出發時遇上德軍入侵波蘭令二戰爆發而不能成行，令250位兒童大部份都未能逃脫。溫頓為此終身抱憾，也從不向他人透露有關營救行動。

而在50年後的1988年，當溫頓在清理辦公室的雜物時，其妻子發現了大量當日拯救行動的文件，當中更包括記錄了所有的兒童名單。他的妻子將這些文件交給傳媒機構，最後由英國廣播公司製作成紀錄片《這就是生活》（That’s Life），當中講述了整個故事。不知情的溫頓被邀請參加演出並被安排坐在觀眾席的第一行，同時也邀請了一批他協助拯救的兒童到節目與他見面，場面十分感人。溫頓先生後來除了被捷克和英國表揚，更被以色列稱揚為「國際義人」。

人的一生是否OK，有時其實不在於實現目標，成為勝利者，而在於有沒有好好為自己的目標和理想奮鬥過。當我們堅持過，努力過，無悔無怨，無愧於心，其實已經很OK了。

「大家都係神嘅兒女，唔戒口得唔得呀？醫生」

「唔打針得唔得呀？醫生」

「戒口快啲好！」

「打支針快啲好嘛！」

來自26年前，深入民心的經典廣告對白。[1] 似乎是說中了香港人及醫生對疾病、用藥的觀念及態度。「快啲好！」是彼此的共同期望。

前文分享過有關「慢」的文化，當中稍稍提及到英國的醫療情況，或許，讓人有一點點的負面感覺，懷疑英國的醫療體制，是否既沒有效率、又吝嗇，不給病人用藥，求醫，似乎有著近似登天的難度。

當然，這裡的醫療程序，是與筆者曾居住的香港及台灣有極大的差異。在英國，居民每當搬到一個新區，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到鄰近的家庭醫生（General Practitioner，簡稱GP）的診所登記。日後，任何求醫、問診或專科轉介，也需要透過GP。而作首次登記亦可能需要輪候一段時間，視乎該區的GP有否餘額。簡單而言，在英國，若沒有已登記的GP，就難以獲得一般的醫療服務。

每當身體感到不適，必須致電所屬GP預約。這肯定跟香港、台灣不一樣。在這兩個地區，一般病患者，只需要直接步入診所或醫院，就能在當天之內，見到醫生獲得治療。但在英國求醫必須預約，而預約期往往會安排在數天至數星期之後。病人也可選擇由醫生致電給他，透過電話作醫療評估。若病人要求與醫生面談，就需要等候更長的時間。問診評估後，醫生才會處方，並安排到指定藥房（pharmacy）取藥。但更多的情況是，問診後，醫生覺得不需要開藥。要知道一般的傷風感冒或發燒咳嗽，服藥七天就能痊癒，不服藥也可能大概一星期就好轉。由預約到問診，一般已超過一個星期，故不少狀況是不藥而癒。

根據最近一份對於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NHS）醫療服務的調查報告，顯示出普羅大眾對醫療服務感到頗滿意或很滿意的比率，創40年來的新低。其中最為人詬病的，就正正是預約輪候時間太長。[2] 但另一方面，受訪者中，仍有九成以上受訪者對現行醫療制度中，有關有需要的人能獲免費診治的原則，抱以正面的評價及予以肯定。[3]

無疑地，制度縱然有不足之處，但亦也有其可取的地方。為要讓真正有需要或病危緊急的人，獲得較快或適切的治療，就得在其他地方作出配合和協調。在仔細的評估後，才安排服務或較長的預約期，確實可以減少「濫用」的情況。減少用藥，亦能降低病毒的抗藥性，從長遠及整體而言，亦有助個人免疫力的提升。

明顯地，「快啲好」並不是這裡的醫療信念。

「病」本身就是一個訊號，提醒人需要休息；當個人受感染，既因為是身處的環境細菌、病毒驟然增多（這都與細菌活躍季節、周遭的衛生狀況或與病人身處的環境有關），亦同時與個人本身的抵抗力下降有關。過長的工作時間、不良的飲食習慣、缺乏運動及休息時間、過於依賴及使用抗生素，無疑是對個人的抵抗力造成負面影響。[4] 在港、台地區，病人要求馬上處方用藥，或醫生選擇開藥，不外乎是希望把一些令人不適的病徵壓下來，叫人稍稍回復精神，就能繼續上班、上課。生活在大都市，告病假似乎是一種罪大惡極的行徑；臥床休息就像犯下彌天大罪一般。

「快啲好」大概就是以不斷消耗個人長遠的健康狀況（或生命）換來的，但這樣的「好」，真的是好？

在英國，行人路上不時見到跑步者。清晨見到的大多數是年紀較大的，8時左右是較年輕的上班族，10時許至中午前是一些主婦，黃昏時間則以中年人士居多。或許，因為求醫困難，各人就把心力放在如何改善自己健康上。既然不能「快啲好」，惟有盡量叫自己「唔好病」，這亦不失為一個良策！

教會團體最終的問責對象是神，在必須作出取捨時只能順從神而不順從人，這是毋庸置疑的，問題是向神問責和向政府及公眾問責，本身往往並無衝突，教會團體作為社會認可、獲得免稅資格的慈善團體，在忠於使命的同時，亦要在市民大眾面前做好的見證，在履行慈善團體的社會責任上不能得過且過。以往有些教會團體強調本身關心的是天國的屬靈事工，因而輕視所謂屬世的行政事務，很多時都不會花心思和時間在這些他們認為次要、甚至不重要的工作，既沒有按照公司註冊處和稅務局的規例辦事，準時及按規定呈報相關的會務和財務資料，呈報時又錯漏百出、甚至胡亂填寫，因而被罰款、甚至失去免稅團體的資格，並給公眾管理不善的印象。

近年由於政府部門的監管較為嚴謹了，因此大家的警覺性亦有所提高，但不幸的是有時雖然只是個別機構出了問題，卻很容易會影響大眾的觀感。今年初正生書院的事件對慈善團體的公信力帶來了很大的衝擊，作為一個需要向政府和公眾問責的免稅團體，其負責人有責任盡快站出來回應，以釋公眾的疑慮，可惜當事人卻一直未有公開交代事件，或解釋當中一些關鍵的疑點，加深了公眾對團體的負面印象。正生的事件從現有的公開資料（主要是警方的指控）來看，有幾點應該成為所有教會團體的鑑戒。

首先，作為一個免稅慈善團體，必須尊重捐款人的意願，以及向捐款人交代其捐款是否用於指定項目，若果已轉往其他項目，事前是否有徵求捐款人的同意？作為慈善團體的負責人必須明白，公眾的支持和信任，不應是建基於團體表達了如何偉大的願景、憑藉個人的魅力或說故事的感染力，而是團體是否言而有信，按照團體成立的目的和對外的宣傳來辦事，向捐款人、支持者和所服侍的群體問責。作為教會團體及其負責人，要建立公眾的支持和信任往往需要一段長時間的努力，但要摧毀卻可在一夜之間，正所謂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其次，作為免稅團體，賬目必須清晰，當中的款項更不應轉往任何董事或同工的私人戶口，以免有瓜田李下之嫌，亦要避免有任何個人利益，所有免稅的慈善團體，有責任公開其核數報告，讓公眾了解機構的財務實況和核數師的評語。對於教會團體來說，有時很容易跌入所謂信任的陷阱，以為很信任某位牧師、總幹事或當會計的弟兄／姊妹，就不應該懷疑對方，若事事要求交代的話，便會令對方覺得不被信任，結果只會令這些被信任的人因為沒有人監察或守望，跌入了不必要的金錢和權力的陷阱，只要一百個或一千個當中有一個因此受不住引誘或者因為辦事糊塗而犯錯，也會火燒連環船，令其他相類似的人和團體的聲譽受牽連。良好的監察制度其實是對有權力的人和團體的保護，教會團體必須建立良好的財務管理，確保如何正確使用募捐和奉獻得來的資金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社會的需要不斷在轉變，慈善團體與時並進是應該的，但任何轉變亦須顧及法例的要求，以及讓捐款人充份了解，作為基督教慈善機構，我們不能說自己只向上帝負責，上帝自有判斷，因為慈善團體的免稅資格涉及公眾的利益，亦須向公眾問責，否則大家便不應亦毋須向公眾呼籲捐款，只需自己私下祈禱求上帝供應就可以。今次事件令人憂慮的是，事件除了會損害公眾對其他慈善團體的信心之外，更令人擔憂的是政府會以此為藉口，加強對所有慈善機構（包括教會團體）的監管。

當然，按《稅務條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教會團體，與所有慈善團體一樣，所做的事都應該按照法例的要求、以及符合成立的宗旨，並且做好有關會務和財務的報告，這也是重要的社會見證，讓人看到教會群體做事光明正大和合情合理，是真正關心鄰舍和社會上不同的群體、以及重視社會的公平和公義的組織應有的表現。今次事件提醒所有教會團體必須加強機構的管理，避免任何個別的董事和主管可以繞過應有的程序，去做一些偏離了機構初衷的事情，亦要增加透明度，向捐款人和公眾問責。

不過，政府的監管只應觸及機構在行政和財務上是否依法辦事，而不應涉及宗教的內涵和機構的使命，更不應要求慈善團體肩負任何政治任務，例如唱好政府或參與聆聽領導人的講話和學習會、出席充撐場面的「俾面派對」等，更不能將是否聽話合作成為是否發出免稅資格的條件，政府必須明白，賦予教會及慈善團體免稅的資格，並不是政府對機構的恩惠，因為許多慈善團體能夠發揮靈活、創新和快速回應社會需要、化解社會矛盾的角色，這在官僚心態和公務員架構之內是難以達成的，慈善團體是政府的伙伴而不是下屬，不應對慈善團體施加一些不必要的限制。

所謂有危亦有機，正生事件雖然令公眾對捐助慈善團體產生了一些疑慮，但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公眾日後要捐款，或弟兄姊妹要奉獻給某機構之前，會更審慎了解其日常工作。作為教會團體只要努力服侍，再將成果客觀地告訴大眾，這是加強彼此關係的一個契機。機構和奉獻者的最理想關係不只是財政上的支持，而是在服務和行動上的參與，但願日後見到的是更多認真了解後才奉獻的有心人，以及言而有信，值得大家支持的機構。

聖經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既然愛別人那麼重要，那麼我們首先便要學會愛惜自己。愛自己不是自私、自戀和自我中心，而是要知道自己是有神的形象、是尊貴的、美善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去愛、值得被愛的。而今時今日我們面對的世界愈來愈複雜，私人和公共的界線有時亦很模糊、甚至飄忽，令我們與其他人相處時亦愈來愈容易出問題，今期《燭光》想和大家探討如何在令人眼花撩亂、應接不暇的網絡世界中學會愛惜和保護自己。

一個愛惜自己的人首先要有自信，不要常常將自己與其他人比較，更毋須因為看到其他人在網上的短視頻及微短劇鼓吹或反映的所謂潮流而盲目跟風，亦毋須太過介意其他人在社交媒體對自己的評價或回應，特別當許多人仍然以為自己毋須為網上的言行負責而胡說八道的時候。一個愛惜自己的人亦應該學會為自己做明智的決定。例如好好保護自己的私隱；在玩手機遊戲的時候要避免墮入賭博或課金的陷阱；不會被虛擬的世界混淆或取代了現實的生活；更要為自己的未來（包括退休）作好準備……

此外，個人要愛惜自己，教會和基督教機構亦然，不要因為自己的疏忽大意或自以為是，以致令教會或機構失信於人、令基督的名蒙羞。「（愛是）不做不合體統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別人的過犯，不為不義而喜樂，只為真理而歡喜」（林前十三5-6《新漢語譯本》）。

面對著社會貧富懸殊的情況，明光社一直在做基督教社會關懷diakonia（原文：διακονία）工作，其中一項是幫助劏房戶及基層家庭，把上帝的愛及恩典帶給他們。

Diakonia是一個希臘文的詞語，這個字經常在原文聖經出現，但卻不會在中、英文聖經中出現。原因是在中、英文聖經中，人們不會把diakonia從希臘原文直譯過來，而是把它或與它相關的字詞意譯成to minister、serve、servant等字，它們都有服侍、事奉之意。[1] 到了19世紀，很多學者都對聖經的翻譯及文字進行學術研究，發現diakonia這個字蘊含很多表徵及意義，如對社會弱勢社群提供長期照顧。而耶穌有關diakonia的說話可見於路加福音二十二章27節和馬可福音十章45節。[2]

「是誰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servant）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嗎？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servant）的。」（路二十二27）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to be ministered），乃是要服事人（to minister），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十45）

這兩節經文同時道出耶穌基督如何用祂的生命去實踐diakonia。在過去的日子，感恩有不同的基金支持及捐贈者無私的奉獻，明光社得以實踐diakonia，像耶穌基督一樣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機構教會合作的理想模式
一向害羞的振明（化名）從小在內地長大，由於爸爸是香港人，數年前決定來港定居。他現年10歲，本應是就讀小五之齡，但因學業成績不理想，只能安排他就讀小三。由於環境變化太大，以往在內地能住寬敞的大屋，在香港卻只能住在百多呎的劏房內，活動的空間就只有飯桌與床，故此他終日都在床上打機度日。由於不熟悉香港的環境，他也不多外出。

振明在學業上很想努力，尤其是英文，然而卻力不從心，由於資源所限，他沒法學好英文。有見及此，明光社在基金的贊助下，開辦了英文的文法班及拼音班，希望可以幫助這些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教育可以幫助脫貧，基層學童若能衝破學習的障礙，他日便可以有更高成就。當然，我們確信最重要的是能令他們從小認識上帝。

教會機構關係密不可分
教會與機構其實可以有緊密的關係，機構只是在星期一至五辦公，強於行政、策劃，但機構並不是教會，故此牧養的工作則要與教會的牧者來配搭。現時本社便與基督教宣道會恩澳堂、學基浸信會、香港循理會賜恩堂、基督真光教會一起合作，去服侍這班基層劏房戶。本社負責尋找贊助及支持、聯絡及統籌、行政及策劃；而教會則提供場地，讓牧者可以近距離接觸及關心一班基層人士，最終令他們留在教會。

讓基層人士更多接觸教會
明光社自疫情開始服侍基層，振明一家也是本社服侍的對象，他參加英文班後，我們安排他在與住宅只隔一條街的教會上課。由於離家很近，教會現已成為振明除家中床上以外另一個可讓他透透氣的地方。現在他除了返學、放學、待在床上，更會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他留連。星期日，振明更會參與教會的少崇，與其他同年紀的年青人一起聽聖經故事，人也變得開心、有動力。在此之前，由於家庭背景及就讀非基督教的學校，他根本沒有接觸福音的機會，在這樣的合作下，他終能接觸從上帝而來的愛。

振明媽媽對兒子的轉變十分欣喜，以往振明英文成績不太好、欠缺信心，從來都不敢在人前說英語。媽媽說：「現在他願意踏出一步，主動與我說英文，雖然我不知道他說甚麼，但我很開心。」媽媽雖然不諳英語，但欣喜見到兒子的成長與進步。振明的見證更影響媽媽對教會的印象，並對教會產生好奇，她也想到訪教會，親身經歷當中的平安與喜樂，及能更深入認識教會。

教會與明光社合作的英文課程來到最後一堂，教英文的導師知道基層家庭很少可以吃到麥當勞，故他主動邀請每位學童「任叫」各類套餐，全體學童都十分興奮，振明回家後與媽媽分享喜悅，更不忘取了一些食物回家，與家人分享。媽媽告知：「因經濟上我們未必能外出吃飯，振明很少去吃快餐，故此那天振明十分感動。」媽媽感謝我們不單為兒子提供學業上的幫助，更給孩子飽腹的溫暖。一個漢堡包餐對一般人來說可說是普通之物，但對基層家庭的學童來說，他們卻是珍而重之。

再次興起教會的兒童事工
此外，在這樣的合作模式下，教會的兒童事工也被復興起來，其中一所教會的傳道人說：在移民潮下，教會的兒童事工已停止好一陣子，由於很多家庭的離開，連帶小朋友也走了。現在，與明光社合辦課程後，教會又再次響起一班小朋友的歡笑聲，教會的弟兄姊妹也願意起來承擔這項事工，一起服侍教會附近的基層家庭，當我們將感動化為行動，神奇妙的作為會令我們更感動！

衞生署一直有做調查探討學生自殺問題，惟上個月才公開調查結果。在2022/23學年，在調查的學童中，整體回應有計劃自殺的比率為2.8%、試圖自殺的比率為1.3%，其中中學生稱有計劃自殺比率達3.7%，據衞生署指此數據創五年新高，情況怵目驚心。小朋友應該享受快樂的童年，發掘他們的潛能，讓他們的人生充滿成就感、快樂感。然而，現實的情況卻不一樣，香港的學生在讀書生涯中都是以學業成績作為人生的目標，而忽略了內在潛能的發揮。

在移民潮下，教師流失嚴重，校內的行政工作亦令留下來的教師吃不消，他們在學校的時間未必能真正了解學生的需要。家長方面，則抱著望子成龍的心態，入讀傳統名校就是人生勝利者。其實，香港年青人的出路還有很多，總有一條出路可以成就子女的未來，讓他們有滿足感。

近日有一名新移民指控某地產公司，原因是他們想買九龍城名校區的住宅，結果卻被誤導買下深水埗區，據報稱，該對父母還拉橫額抗爭，原因是「害得三個孩子讀書沒著落」。在香港，有不少家長的心態就是住九龍城區才有書讀，把成就只投放在一個小區，結果做了井底之蛙，看不到其他更好的教育機會及發展潛能的地方。此外，政府對教育投放的資源確實有限，政府官員常說要在外地搶人才，其實香港的人才輩出，我們如何造就本地的精英，令他們更愛這個家，這是政府更要下的一番功夫，不應只著眼於教育科目內容的增刪，而是要把教育制度和人的心態轉變，令學童有更值得擁有的教育。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在約三年的疫情期間，學生們已習慣透過網絡溝通，疫情過後，當他們再次回到校園，不少學生待人接物的社交技巧都有所倒退，在朋輩社交的適應上出現了很多問題，以致產生焦慮情緒。青少年的社交壓力及欺凌的問題，對他們的影響可以持續一輩子，甚至有些因此而輕生，實在需要大家高度關注。長期研究欺凌行為的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教授（Annis），在此為大家分享有關欺凌行為的形式和種類，以及對學生成長上的影響，她亦為師長們提供了建設性提議和意見，以協助及培育青少年的成長。

在港現況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17年發表的調查發現，香港的中學生自評受到校園欺凌的比率，是全球最高，大概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於受訪前一個月內曾遭受多於一次的欺凌。[1] Annis指出，本港校園的欺凌情況的確是十分嚴重，兩項本港調查都反映了有關情況：獅子山青年商會聯同香港家庭調解協會在2019年抽樣訪問了600多名小學生，發現超過三成七的學童於受訪前一年曾遭遇同輩欺凌，有4.8%的受訪者更萌生自殺念頭；[2] 騰龍青年商會在2020年發表的調查顯示，近四成半受訪的本地學生曾遭網絡欺凌，而在受訪家長中，有超過一半認為子女曾遭網絡欺凌。[3] 可見香港無論是校園欺凌或網絡上的欺凌情況實在都需要迫切的關注，不能掉以輕心。

欺凌和攻擊的形式

Annis認為實體和網絡欺凌，兩者有著很大的分別。實體欺凌的形式，包括肢體攻擊（如：拳打腳踢、掌摑、推撞、扯頭髮）、語言暴力（如：恐嚇、粗言穢語、中傷、譏諷、挖苦、改花名）、關係上的攻擊（如：搞小圈子、說是非、排斥）及性暴力（如：強迫拍攝裸體照片、性侵、勒索）等。

而網絡欺凌的形式包括造謠、抹黑、起底、改圖等，受害者的個人資料及私隱被人轉貼、瘋傳，因此欺凌的「時間」不限於上學時間，而是24小時不斷於網上發生，加上這些資料不能刪除及下架，根本無法可以阻止瘋傳，就算學生因而轉校了，但起底、恐嚇的事情仍然繼續發生。Annis稱：「香港有關網上欺凌的法例保障不多，亦未能跟上互聯網和AI的發展。」她指出外地政策上有不同對應的策略，如澳洲，有法例規管網絡供應商必須於24小時內刪除嚴重人身攻擊傷害性的內容，否則會負上法律責任。

攻擊者和受害者的種類

Annis指出不要單看欺凌和攻擊行為的形式，而要辨別出欺凌者的種類，分別為反應型攻擊者（Reactive Aggressor）與操控型攻擊者（Proactive Aggressor）。[4]她形容反應型攻擊者對周遭環境非常敏感，容易因一些字眼或相片而感到遭別人挑釁，因而怒氣填胸，立即在毫無思量下就衝動地回應，出言侮辱及咒罵他人。他們並不是欺凌者。Annis稱操控型攻擊者才是真正的「欺凌者」。他們是有居心地作出欺凌，有目的、有預謀，懂得選擇弱者，並在冷靜的情緒下進行。他們於網絡上會隱藏自己身份，不易被發現，並透過裸聊、裸體照設下陷阱「捉人痛腳」，然後以起底、勒索等方式去獲取利益和金錢。反應型攻擊者與操控型攻擊者的比例為9:1，可見「校園暴力」佔了90%大多數，而「校園欺凌」僅佔10%而已。

而受害者方面，也分為退縮型受害者（Pure Victim）與攻擊型受害者（Aggressive Victim）。退縮型受害者會指責自己因無力面對人際和欺凌問題而產生抑鬱和悲傷的情緒，他們會逃避人群，躲在家中不想上學。相反，攻擊型受害者則憤世嫉俗，很多事情都會覺得不公平並會不停地投訴，他們會以激進的行為和方法去表達，並要求對方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而這種過激的想法和要求，也容易引起別人的反感，令事情及人際關係更為惡化。

攻擊者需要認識自己

處理兩種不同類型的攻擊者，Annis認為無論是反應型或操控型攻擊者都要幫助他們認識自我。首先，對於反應型攻擊者，需要幫他們了解哪些訊息或字眼是特別容易讓他們感到自己被別人挑釁，讓他們理解到網絡的訊息很短，字數有限，所以很容易產生誤會，請他們不要妄下判斷，別人未必有心去挑釁及捉弄他們。師長也可以幫助他們拉闊思考，想想當時前後的訊息和情境，有甚麼其他線索及可能性，助他們減少及控制自己的怒氣。另外，提升及強化他們溝通及解難的技巧，讓他們學習提問及澄清事情，而不是立即反擊及侮辱對方，這都對反應型攻擊者有幫助。

而操控型攻擊者方面，要讓他們知道網上有關勒索、抹黑及起底等行為，都要承擔法律後果，並且了解到虛擬世界是非常實在的，犯罪者不能逃過法網。事實上他們的聰明智慧是可以放在利人亦利己的事上，而非鋌而走險，做出違法的事情，這都是不值得的。另外，操控型攻擊者於線上根本看不到受害者的樣子，此舉更使他們輕視了受害者的感受，不知道受害者因為被欺凌而嚴重抑鬱，甚至有自殺的念頭和計劃。因此，提升操控型攻擊者的同理心是十分重要，這使他們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來感受他們的困擾和無助，令他們不再危害受害者的性命。

受害者需要學習與人相處

對於退縮型受害者，Annis認為要幫助他們重建自信心，肯定及發揮他們的優點及長處，確立自我的價值，並協助他們與態度積極及正向的同學逐步建立友誼，也可以透過「大哥哥姐姐」計劃為他們配對一位朋輩導師，讓他們對學校有更多安全感和歸屬感，使他們不會畏懼上學及在學校時不會感到孤單無助。透過訓練，可以讓他們不再逃避且更願意與人交往，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處理和面對人際關係，以及提升社交技巧。

至於攻擊型受害者，則要令他們反思一下他們平日會將責任歸咎於他人而沒有反省自己，以及總是先指責及投訴別人的態度，從而作出改善。幫助者可以鼓勵他們先不要辱罵他人及將憤怒發洩於別人身上，並以平和的心情及語氣對別人表達自己的期望及感受，讓人明白：「我並不喜歡以這個方式『玩耍』，我也不容易激動和情緒化，既然不是那麼『好玩』，不要再這樣騷擾我了。」

最後，Annis與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團隊在校園中推動「網樂共享研究所」（Cyber-Joy Enjoy Lab），[5] 於網上提供許多預防網絡欺凌的寶貴資源，供老師和家長參考，如想進一步認識網絡欺凌，可瀏覽：https://www.cityu.edu.hk/cyber-joy-enjoy-lab/zh-hant。她提醒到：「網上社交平台應是一個快樂共享的空間，而非單方面去操控別人，把個人的開心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網『樂』共享才是使用者的初衷！」
 

（本文收錄在《成長中的障礙賽》一書內，歡迎索取，奉獻支持或購買，詳情請按此處。）

一直以來，亞洲的某些地區，如日本及香港的學生，都要在學業上承受極沉重的壓力。緊密的課堂、繁多的作業及課外活動、頻密的測驗及考試、再加上父母或學校的期望，真的讓學生都喘不過氣來。假如學生在校園裡還要面對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問題，又或者不幸成為了被欺凌的對象，校園生活對他們而言恍如人間地獄。

眾所周知，日本的自殺率在亞洲地區屬前列份子。日經中文網的資料顯示，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了2023年版《自殺對策白皮書》。2022年日本的自殺人數為21,881人（較2021年增加874人），當中的男性有14,746人（較2021年增加807人），是13年來首次增加，女性有7,135人（較2021年增加67人），連續三年增加。此外，小學、初中、高中生自殺人數更高達514人，創歷史新高。[1] 再看看香港的情況，根據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統計，2023年8月至10月，香港共錄得22宗涉及18歲以下人士或大專學生企圖自殺個案的新聞報道，較2022年同期的11宗增加一倍，[2] 到了2023年11月中，個案更增至23宗。[3]

復常後功課壓力大

人的本能是求生而不是求死，青春無敵，究竟是甚麼原因讓這一班學子選擇死亡而不是求生？是學業壓力？是校園欺凌？是家庭問題？是感情問題？還是如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教授所指：「由於疫情關係，學生於兩年內幾乎沒有上課，復常後功課壓力倍增，適逢10月和11月是考試季節，學生在功課及考試雙重壓力下容易做出傻事」？[4]

如果真的是因著考試壓力而尋死，這種重視學業成績的壓力，又是從何而來？是源於自己，本身已是品學兼優的學生，感到自己做得不夠好？是源自父母，學生無法承受父母對自己過高的期望？是源自老師或其他同學的眼光，不知道如何自處？還是源自對現今社會的失望，學生認為自己將來沒有前景？無論如何，一個人決定自殺，通常都是對人生絕望到一個地步，「認為」自己無法改變面前困境。

想法能改變心態

如果一個人深信自己無法改變面前的困境，這種想法足以讓人產生極大的憂慮，甚至絕望。但問題是，困境是真的走不出來？還是只是人們過度擔心，「認為」自己走不出來？被稱為美國現代成人教育之父的卡耐基（Dale Carnegie），當年面對美國大蕭條，他因為股票失利而令大部份的儲蓄都化為烏有，他冷靜下來分析最壞的情況會是怎麼樣？他想到最壞便是去餐廳洗碗，住別人的宿舍。他說當他想到這裡，人便平靜了。又例如在美國創立Evans Products公司的Edward S. Evans，他在成立公司之前，曾一度陷入債務危機，加上在經醫生診斷後，他得知自己的生命只餘下兩星期，一連串的打擊竟讓Evans下定決心不再擔心了，他的心態改變了反而令他恢復健康，他可以重投工作並還清債務，甚至能用剩下來的錢及精力創辦公司。

別獨自面對難題

這裡並非鼓勵大家漠視周圍環境對人情緒或身心靈的影響，只是想說，有時環境固之然對人不友善，但深陷其中的人往往受困於負面情緒，只看見眼前的「死胡同」，卻忘記了退一步，其實有海闊天空等著自己。如果壓力來自學校，可以向父母傾訴嗎？如果壓力來自父母，可以向信任的老師尋找幫助嗎？如果壓力來自父母、學校，又或是自己，可以求助於成熟的朋友、專業人士，甚至是不認識自己的熱線輔導員或網絡電台的主持嗎？如果學生擔心自己的出路，畢業後是否可以嘗試先尋找臨時工，再等機會發揮自己的專長嗎？當真的感到生活太累，可以嘗試找一個空間稍為喘息一下嗎？「停一停，想一想」，不單可應用在養寵物一事上，也可以應用在人生抉擇上。

生命比學業，甚至比一切成就珍貴。以中國象棋打個比喻，即使學業或成就再怎樣重要，極其量都只是「車」，然而生命本身才是「帥」，被人抽了車，還有機會可以反敗為勝，若自己先放棄了帥，便一定「輸硬」。

近日社會出現不少年青人自殺的個案，不禁令人惋惜，亦令社會關注年青人的精神健康狀況。很多人都想了解年青人自殺的原因，是教育制度出現問題，還是社會大環境的改變？是學生面對情感困擾，抑或遇上校園欺凌的情況？

精神科專科醫生陳玉麟在明光社主辦的一個講座中表示，沒有人可以真正了解年青人自殺的原因，因為自殺不是剎那間的行為，而是非單一原因促成的過程，但很多時自殺都與精神健康有關，加上現今的年青人往往都處於絕望孤立的處境，因此如能加倍留意他們的精神健康狀況，及早找出面對這方面問題的年青人，便能及早提供治療。

陳醫生表示超過九成的自殺者都患有精神疾病，可是超過八成的自殺者都沒有接受治療。而現在全球約有10至20%的青少年都出現精神健康問題，比率遠高於成年人的10.7%，而近半精神病患者早在14歲開始便發病。

患者對人對事失去興趣

社會對受情緒困擾的年青人存在不少誤解，認為他們懶惰、軟弱、逃避現實，但實情是情緒病讓他們失去學習和社交的動機。陳醫生指出情緒病有別於一般的疾病，病徵可能不明顯，但也可能會有較明顯的生理症狀如心翳、肚痛等，這都是受情緒影響導致。若能察覺出情緒病的早期徵兆，如性格顯著改變、情緒波動、對人對事都失去興趣、出現自殘行為等情況，及早介入跟進，可減低當事人因情緒病對其家庭、學習、工作及感情等生活範疇的影響，以及減低自殺的風險。

而在眾多情緒病中，陳醫生認為抑鬱症是需要特別關注的。人總會有不開心的時候，但抑鬱症的情緒低落則會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患者心情煩躁，逃避正常的社交生活，拒絕將困擾自己的事向人分享，腦海裡不停想起很多不愉快的事，覺得自己沒有價值，失去對生活的希望，甚至有自殺的念頭。

抑鬱症患者的情緒會持續低沉，而患上躁鬱症的人則會出現兩極的情緒變化，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抑鬱後，會出現躁狂的興奮狀態，情緒高漲，充滿自信，也會容易動怒，但不久又會回到抑鬱的狀態。

除了抑鬱症，焦慮症也是廣為人熟悉的情緒病，陳醫生表示廣泛性焦慮症的患者會長時間感受到憂慮，早上一睜開眼，滿腦子都是憂慮，總覺得將有重大危機臨近，常常被不安的情緒籠罩著。不安的狀態，會令患者無法集中精神，而身體的肌肉亦會處於繃緊的狀態。

陳醫生指出精神健康出現問題的朋友都不會主動見醫生，所以如果察覺到身邊有人受到這方面的問題困擾，便要鼓勵他們見醫生接受合適的治療。

網絡遊戲成癮

另外，原來網絡遊戲與精神健康是有關聯性的，陳醫生指出上網時間愈長，精神健康狀況會愈差，而網絡遊戲成癮更會導致較多的抑鬱徵狀，網絡成癮的高危群組，其心理韌性會較低，這表示他們面對壓力的能力較弱。而年青人正處於成癮的高危期，很容易對事物著迷，愈早接觸令他們成癮事物，日後成癮的情況愈嚴重，因此不能忽視網絡遊戲對年青人精神健康的影響。

不少人都有玩網絡遊戲的習慣，但要到哪個程度才算是成癮呢？陳醫生表示如果12個月內都無法控制自己玩遊戲的頻率、時間或強度，並視遊戲是生活中的優先考慮，即使這種持續的習慣對當事人、其家庭、社交、學業或工作都造成了嚴重損害，他仍繼續玩遊戲，便可將此情況視作網絡遊戲成癮。

網絡遊戲為年青人提供一個脫離現實的場景，當生活不如意，就可進入網絡世界，不用理會現實世界的煩惱，但一旦習慣了用這種方法逃避現實，往往令人陷入另一種狀況，就是分不出現實和虛幻。網絡遊戲看似令人快樂，但當事人仍要處理現實中的孤單感覺，愈沉迷網絡遊戲，就愈少時間與人有真實的接觸，網絡遊戲不知不覺地蠶食了個人生活，只要返回現實世界，就更覺憂鬱和焦慮。

由於情緒與網絡遊戲成癮息息相關，兩者有互為因果關係，因此，年青人情緒方面的問題可成為戒癮的切入點，因為問題浮現才能讓他們身邊的人察覺到問題的存在，並為他們提供支援。陳醫生直言當成癮行為出現才處理的話，要戒癮是困難的，所以更好的方法是及早預防網絡遊戲成癮的情況出現。

陳醫生提到，不少網絡遊戲成癮者性格都比較自卑、孤獨、沒有朋友，所以才會寄情網絡，也有年青人利用遊戲來逃避家庭問題或社會的絕望感。因此，如果要關心這一代年青人，就要明白他們面對的困難。陳醫生慨嘆今天的年青人面對很多的創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割裂，朋友的離開亦令他們倍感孤單，社會欠缺上流機會令他們看不到出路，社會和家庭環境往往令他們感到壓抑、焦慮、被否定、被遺棄。

歸屬感與心理韌性

成年人不能幫助年青人解決一連串的問題，但可以培育年青人的心理韌性，以幫助他們面對壓力。肯定他們的能力，培養他們的社交技巧，助他們建立足夠的朋輩支援，都有助培育他們的心理韌性。陳醫生指出，對於年青人來說，父母或其他主要照顧者的角色都很重要，除了提供身體上的照顧外，心靈上的照顧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能讓年青人知道他們是屬於某一個家庭或群體，便可以透過建立歸屬感，增強他們的心理韌性；相反，如果社會充滿爭拗，要培育年青人的心理韌性則會比較困難。

最後，陳醫生指出要為有成癮、情緒問題的年青人提供治療，需要一個全人治療，在生理、心理、社會及靈性方面給予支援和關懷，除了藥物及心理的治療之外，社會及靈性方面的支援也有幫助，而靈性上的治療不限於宗教層面的事情，建立個人的價值，追尋人生意義與目標，都能為人的靈性帶來更新。

一代不同一代，當世界的轉變速度愈來愈快，不同世代面對的挑戰差異可以很大，無論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成長，或是千禧年前後較富裕環境下成長，以至過去幾年在社會運動和疫情陰霾下成長的青少年，所面對的挑戰截然不同，作為父母、老師和導師的，大家的成長經驗恐怕難以成為主要參考。過去幾個月，香港學童自殺的情況令整個社會都震驚和傷心，究竟青少年面對的嚴峻挑戰是甚麼？他們的抗逆力出了甚麼問題？家長、老師和所有關心青少年的社會人士又可以做甚麼？這是大家都十分迫切想探討的。

在美國，一個關注精神健康議題的網站指出，現時青少年經常面對的問題主要是受社交媒體的影響、自我形象低落、外貌遭負評、同儕壓力、欺凌、學業上的挑戰、外在各種壓力、與性相關的危險行為、藥物或賭博的沉溺行為、抑鬱和焦慮等。[1] 就以上各點，本書希望可以幫助各位關心下一代的朋友，了解青少年在成長中所面對的種種障礙，並以合宜的方法和態度協助他們跨越這些障礙。

本書收錄有關沉溺行為的文章，主要是回應青少年沉迷電玩的情況，另外，亦收錄了有關靈性支援的文章，讓家人、朋友可以幫助青少年面對各種衝擊。作為教會群體，我們相信如果青少年能在靈性層面得到餵養，由聖經真理導引他們，便能更堅實的成長，即使面對再混亂的世代，走進了人生低潮，他們也不會失卻盼望。因此，本書的最後一個部份為信仰支援，盼望透過相關文章，回應青少年在靈性方面的需要。盼望本書，能為青少年，以及他們的同行者帶來一點幫助。

明光社自2020年開始服侍基層家庭，那時正值疫情嚴峻之時，估不到短短三年，我們已服侍超過600戶劏房及基層家庭。回想當年，當大家知道我們有感動在疫情之中服侍有需要的家庭，來自四方八面的物資、奉獻便齊集在明光社，等待向有需要的劏房戶派發，我們的會議室頓時變成了倉庫，為基層及時送上溫暖。

教育可以幫助脫貧及擺脫跨代貧窮，故舉辦各類補習班、興趣班，基層家庭不會因為家庭經濟狀況不佳，而失去課外學習的機會。此外，我們又與基層家庭一起戶外參觀、提供訓練機會等，基層的學童居住在狹小的空間，欠缺自信、眼界，我們希望能提高他們的閱歷及抗逆能力，透過親子的戶外活動，也能幫助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然而，我們所作的，並不只為填補他們物質的需要，這是短暫的補充劑。要他們擁有正向價值觀的人生，轉化他們的生命，我們希望最終他們能獲得心靈的富足，認識上帝，親自與祂建立關係，故此舉辦的活動，大部份都會與教會合作，期望我們的資源加上教會的牧養，可以讓他們感受耶穌基督的愛，決志信主，投入教會生活。在這數個月，我們分別與五間教會合作，安排劏房戶在居住附近的教會參加英文課程，我們負責策劃、提供一些資源，教會則負責牧養。其中一間教會，在課堂完成後，弟兄姐妹在開會後決定擔起服侍劏房戶的使命，讓這些家庭繼續留下，繼續被支援、牧養。在功成身退之時，感恩這班劏房戶可以繼續留給教會牧養、教導、關顧。這次的合作，不單幫助劏房家庭，更加喚起了部份教會關心基層服侍的心及燃起他們宣教的火熱，實在感恩。

劏房戶、基層家庭的需要及困難不會因為疫情的緩和而消失或減少，我們一直希望透過種種的途徑喚起社會的關注，盼望更多有心人能加入我們的行列，與基層家庭同行。然而，疫情過後，捐贈及奉獻逐漸減少，現時我們的劏房戶事工餘下的經費，只能維持大概六個月，若果再沒有新的捐贈來源，劏房戶的服侍將受到影響。

天地的正氣像悄然退席，歲月也流逝得那麼理所當然。新舊歲交替之間，天災有中日印尼地震，人禍有俄烏、以哈戰爭持續，中東糾紛加入了黎巴嫩、伊朗及也門，亞洲又有台海、南北韓及中菲。而在新年伊始又知道了在香港一位我敬愛的老姊妹病逝，這樣的氛圍，用「新年快樂」來祝賀，心情有點矛盾。

但上帝給我安慰叫我得力。平安夜下午崇拜講完道後經過五個小時火車在深夜到達巴黎，第二天發現忘記帶每天必須吃的藥，但我要15天後才返回家，嘗試聯絡相熟的醫生處方，但她外遊了所以不能立即處理，而她開的舊藥方亦已過期，她便叫我快點找其他醫生。當天是聖誕節，不知哪裡找醫生幫助，而大部份藥房都放假了。我惟有在網上找藥房，用已過期及已曾使用的電子藥方去取藥，結果連醫生都認為解決不了的難題，藥房竟然幫我取得藥物。何等感恩！

這次到巴黎參加的聖誕福音營中，營舍是一個巴黎教會買下的城堡。看到一些營友在生命的徬徨中找到生命的勇氣、動力、使命及喜樂，縱然城堡的設備對營友來說有如身在曠野般不便，但營友間的互動友愛和參與的活動，仍然產生很多啟發的效果。逗留在巴黎的兩週，與新知舊雨的交流，也豐富了人生路。另外，參觀了一個按牧典禮，受按者是一位中年弟兄，並受差遣在巴黎的華人神學院中服侍，為上主的教會多了新力軍而興奮。按立牧師的教會，以巴黎教會規模而言，只算是中小型教會，本身已經有一位女牧師，現找到一位已接受神學造就並在神學院任職行政的弟兄，教會欣賞他的行政、講道和教導能力，在他義務兼任一年牧養工作後，就決定按立他成為牧師，並同時舉行差遣禮差他做本地宣教士，既在現職的神學院工作，也在教會兼任牧職。而這教會不單做本地宣教，也準備差派一姊妹到中東向當地人宣教。看到巴黎有如此國度視野的教會，真叫我異常興奮感恩。

請為圖盧茲的事工發展禱告，讓我們順利成立一間有宣教意識、能見證主、沒有詭詐的教會。在1月14日的主日，我們有一位姊妹受洗，她思考了很久才作此決定，為她的信心成長並願意洗禮而感恩。也求主帶領我們，讓申請簽證難題得解決，最起碼可順利逗留至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