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性別、身體、男女的尊貴 基督教性倫理峰會2021

信仰團隊為同性婚姻祝福
2023年11月8日，梵蒂岡發聲明表示跨性別者可接受洗禮、成為教父母及擔任教堂婚禮的見證人，但前提是在信徒中不會「引起公眾醜聞或在忠誠上有迷失的風險」。此外，梵蒂岡在12月18日宣佈，教宗方濟各正式批准天主教神父祝福同性伴侶，但同時維持對同性婚姻的嚴格禁令，重申婚姻是男女間終生結合，神父對同性伴侶的祝福不得與宗教儀式或民事結合掛鈎。[1]

2023年11月，在英國倫敦舉行的聖公會主教會議，投票贊成了以「愛與信仰的祈禱」文本為同性伴侶祈禱。[2]

同性婚姻及同性領養
2023年6月20日，愛沙尼亞國會以55票對34票，通過了該國《家庭法》的修正案，將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同性伴侶亦可以領養孩子，法案於2024年1月1日正式生效，[3]

尼泊爾的最高法院，在2023年6月頒佈了一項臨時命令，允許同性伴侶在最終判決之前登記婚姻。11月29日，首對同性伴侶，一位法定性別仍是男性的跨性別人士與另一位男性，在尼泊爾的一個村莊登記結婚。[4]

台灣內政部於2023年1月19日同意開放跨地區同性婚姻，並發函台北市政府督導戶政事務所辦理。在新的措施下，其他地方的人如想與台灣的同性伴侶結婚，即使其國家或地區沒有允許同性婚姻，都可以在台灣登記結婚，包括港澳地區居民都在這次函釋中，但內地的居民則不包括在其中。[5]

2023年5月16日，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修正案」，當同性婚姻當事人的一方收養他方的子女（包括領養子女）或共同收養時，允許引用民法關於收養的規定，打破原本的血緣限制，令台灣的同性伴侶能作出無血緣關係的收養，也令台灣在這方面成為亞洲中最寬鬆的地區。[6]

日本福岡地方法院於2023年6月8日裁定，日本禁止同性婚姻是「處於違憲狀態」。[7]

跨性別
蘇格蘭因為男跨女人士Isla Bryson希望入住女子監獄而引發蘇格蘭政府重新審視男跨女罪犯遷往女子監獄的個案。Bryson在變性前，因強姦兩名女子被判罪成。蘇格蘭政府在1月29日宣佈，在進行緊急審查的同時，所有曾對女性作出身體暴力和性暴力的男跨女人士將不能還押於女子監獄。2023年12月，有媒體報道指，蘇格蘭懲教部門推出新政策，跨性別女子如有任何傷害、恐嚇女性的紀錄，即使相關案件仍在審訊之中，他們都不可以還押女子懲教設施，除非有強而有力的證據顯示他們不會對女性囚犯構成危害。新的政策於2024年2月實施。[8]

蘇格蘭政府在2022年12月通過「性別認同改革法案」，允許申請人不用通過性別認同障礙的醫學診斷，只須以新的性別生活三至六個月，便可以申請轉變性別，法案更將申請年齡從18歲降低至16歲，讓申請人可以更快及更方便申請改變在官方文件上的性別。2023年1月，英國政府經過辯論之後，決定引用1998年《蘇格蘭法案》第35條，阻止蘇格蘭議會的「性別認同改革法案」進入御准階段，即是成為生效法例的最後階段。[9]

2023年10月3日，在英國曼徹斯特舉行的保守黨大會上，時任內政大臣Suella Braverman揭示了新的計劃，一旦立法成功，任何性罪犯將徹底被禁止改變他們的姓名或性別，新法可以修補現時的法律漏洞，令有關罪犯無法逃避有關性罪行的登記。[10]

2023年2月16日，西班牙國會議員最終通過了一項「跨性別法案」，允許市民從16歲起，只需通過簡單的行政聲明，便能改變其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這法案甚至擴大了更改性別的範圍，容許14至15歲的兒童在其法定監護人的陪同下進行相關申請，至於12至13歲的兒童如想轉換性別，則須獲法院的允許。[11]

就更改性別的政策上，德國政府草擬了自主決定法案，有意取消目前法例要求申請更改性別人士須提交兩位專家的評估報告和法院命令才可更改法定性別。14歲至18歲之間的未成年人需要獲得父母的批准或家庭法院的許可判決，而14歲以下的兒童則需要父母代為申請及提交相關文件。除非特殊情況，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透露或調查一個人過去的性別將被處以罰款。德國聯邦內閣於2023年8月23日通過了有關法案，該法案尚待國會審批。[12]

2023年3月3日，芬蘭總統簽署了一項新法，讓18歲及以上的人士，毋須經過醫療和精神病學的審批程序，只須通過自我聲明，便能合法地改變性別。[13]

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Kerala），一名女跨男跨性別人士Zahad，她在2023年2月8日產下一名嬰兒，這讓她和其男跨女伴侶Paval成為印度第一對跨性別伴侶，擁有跟自己有血緣關係的孩子。[14]

美國佛羅里達州州長Ron DeSantis在2023年5月簽署了一系列旨在保護兒童的法案，其中包括實施禁止對未成年人進行變性治療的法例。成年跨性別者如要接受變性治療，則要在首次登記時需要親身到醫療中心填寫同意書，並要在有醫生的情況下才可以接受治療。另外，對允許兒童參加「露骨」變裝表演活動的企業處以罰款，以及禁止教育工作者在八年級（約香港的中二）之前向學童教授性傾向和性別認同。[15] 有關禁止兒童參加涉及性或猥褻行為「成人現場表演」的法例，由於在該州有餐廳提出訴訟，指該法例侵犯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同年7月有聯邦法官暫時阻止該法例生效，佛州政府曾要求美國最高法院將禁令的範圍收窄，只適用於涉及訴訟的餐廳，即該法例對其他廳室或酒吧仍然有效，但在11月16日遭法院拒絕了要求。[16]

2021年，美國西維珍尼亞州通過了法案，只有出生時符合生殖生物學和遺傳學的女性，才能參加公立學校女子組別的運動隊伍，這包括大學在內等公立學校的運動隊。有男跨女學生入稟法院，指有關法例作出了基於性別和跨性別身份的歧視行為，違法了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所保障的平等法律保障，訴訟令法院頒佈禁令，令該州無法執行新法。州政府曾要求法院撤銷臨時禁令，但在2023年4月，美國最高法院拒絕了州政府的要求，令禁令仍然有效。[17]

在2023年10月有報道指，美國愛達荷州通過了一項新法，有關法例禁止跨性別學生在公立學校，依照其性別認同使用衛生間和更衣室，並且允許其他學生一旦遇到跨性別學生使用有別於他們生理性別的浴室時，可以向學校提出訴訟。[18] 有跨性別學生及組織為新法提出訴訟，美國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在2023年10月26日發出禁令，令新法尚未生效。[19]

2023年10月12日，美國威斯康辛州州政府的眾議院通過了兩項法案，限制跨性別青少年依照其性別認同參與運動隊，並禁止未成年人士進行性別確認手術。[20] 就禁止未成年人進行性別確認治療的法案，在同年12月6日，已遭威斯康辛州州長Tony Evers否決。[21]

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的州長Kevin Stitt在2023年5月1日簽署了一項法案，禁止為18歲以下人士提供性別肯定的醫療服務，如有衛生保健工作者向兒童提供青春期阻斷藥物和激素等治療將被判重罪。跨性別倡議者和跨性別兒童的父母表示，性別肯定的醫療服務至為重要。新法尚實施已迎來訴訟，幾個公民自由組織曾承諾「採取任何必要的法律行動」以阻止該法例生效。根據原告與俄克拉荷馬州州檢察長Gentner Drummond之間的協定，有關法例尚未正式實施。不過，這局面被一名聯邦法官打破，2023年10月5日，John Heil III拒絕了一群醫療服務提供者和跨性別兒童家庭暫緩新法推行的請求，Heil III裁定禁止此類護理是「與合法的國家利益合理相關」，他的裁決令法例得以生效。[22]

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和蒙大拿州，就針對跨性別者的州法例，引起愈來愈多挑戰有關法例的訴訟。2023年10月11日，北卡羅萊納州的地方法院再有訴訟，提訴者指北卡羅萊納州的新法例違反了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拒絕為跨性別青年提供治療，並削弱了父母為孩子做出醫療決定的權利。而在蒙大拿州法院，跨性別者、非二元性別人士、雙性人和其他人士亦提訴，挑戰州法例，他們認為有關法例將「性別」一詞定義為僅指男性或女性，令非常規性別人士不獲法律承認和保護。[23]

美國蒙哥馬利郡公立學校（Montgomery County Public Schools）在2023年1月份宣佈學校推出補充課程，增加了從幼兒園到五年級學生的閱讀書籍，當中大部份涉及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的內容，並且不容許學生退出。[24]

精神科醫生Susan Bradley於1975年在加拿大多倫多開設了兒童和青少年性別認同診所，大概自2000年開始向患有性別焦躁症的兒童開出處方藥物青春期阻斷劑，以減輕他們的痛苦，但她最近卻為此表示遺憾並承認錯誤，她現在相信這種療法強化了孩子的困惑感，而藥物也會帶來副作用。[25]

在日本，跨性別者只可以在進行變性手術後才能合法改變戶籍上的性別，一名男跨女人士因健康理由而無法接受手術，但他有接受荷爾蒙治療。2010年，這名男跨女人士以女性身份到政府的經濟產業省上班，但他被限制不得使用辦公室樓層及上下一層的女廁，當事人提出訴訟，通過三輪在不同法院的訴訟，在2023年7月11日裁定政府機關敗訴。[26]

逆向歧視
位於美國科羅拉多州的蛋糕店店主及糕點師Jack Phillips因拒絕為男跨女人士Autumn Scardina製作慶祝性別轉變的蛋糕而被指觸犯歧視法，科羅拉多上訴法院於2023年1月26日裁定Phillips敗訴，Phillips計劃提出上訴，2023年10月3日，科羅拉多最高法院聽取Philips的案例。[27]

匈牙利訂立了法例，禁止學校向學生提供促進同性戀和性別轉變的教學材料，歐盟委員會認為該法例違反了歐盟內部市場規則、個人基本權利和歐盟價值觀，並為此於2022年年中將匈牙利提交給歐盟法院。2023年4月6日，德國政府發言人表示，德國和法國將加入歐盟委員會這次針對匈牙利的訴訟。繼德法加入後，共有14個歐盟成員國加入了有關訴訟。[28]

Johnson Varkey在美國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的社區大學St. Philip’s College任教生物學20年，他在2022年11月28日的生物課堂中討論到人類生殖系統，教授有關X和Y染色體如何決定的生理性別， 2023年1月，校方稱收到投訴，指控Varkey曾於課堂中作「宗教說教」及歧視言論，並將他解僱。2023年6月，代表Varkey的非牟利基督教保守派律師事務所The First Liberty Institute致函學校，要求恢復他的職位。[29] （最新發展：2024年2月20日，The First Liberty Institute發新聞稿宣佈Varkey已復職，可返回St. Philip’s College任教。[30]）

小結
當同性婚姻在美國及歐洲的主要國家被接納後，爭取跨性別權益成為同運份子另一項重要工作。當歐盟幾個大國都降低更改性別的門檻，反觀美國一些較為保守的州份如佛羅里達州等，則逐漸收緊關於跨性別者的權益，如禁止未成年人士進行性別確認手術。

當初，同運人士花了不少氣力，推進歐美等大國走上性別自由之路，今天，歐盟成員國匈牙利卻不願意推廣同性戀或鼓吹轉變性別的價值觀，一些美國的州政府也想走回頭路，如禁止18歲以下人士接受性別肯定的醫療服務，又或是有大學教授想按照人類生殖系統，教導有關兩性的生理性別，也遭到了挑戰或攻擊，這都反映這場意識形態之戰會繼續，維護家庭價值的人士，與支持同志運動的人士，會就不同政策，表達他們的意見，以及努力爭取各方的支持。

最近網上串流平台有一套韓國團隊製作的體能競技真人騷上架，參加者進行了不同項目的體能競技，以爭奪三億韓圜的冠軍獎金。參加者全都擁有壯碩身材及超強體能，當中不乏韓國現役及退役的國家隊運動員、奧運金牌得主、格鬥比賽冠軍、紀律部隊成員等。因不限性別，參加者當中有男有女，但男女同場參加體能方面的比賽又豈會是公平的競技？雖然女參加者之中也有頂尖的運動員，但就算她們使出了「洪荒之力」也只落得遭到淘汰的下場，這不是因為她們體能差，而是節目以體能作競技的設定，讓男性擁有絕對的優勢，而女參加者拼盡全力的表現只能贏得所有參加者的尊敬。

在過去幾年出現的跨性別運動員爭議中，不少體育協會都相繼選擇禁止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比賽，以保障女性運動員的權益。但在一些學界賽事中，仍有生理男性與生理女性同場比賽的情況出現。美國俄勒岡州學界的運動政策容許學生依據性別認同來進行比賽，這意味著有生理男性參加女子賽事的情況出現。在本月13日於俄勒岡州舉行的高中田徑比賽中，一位生理男性的跨性別運動員在200米女子賽事中大幅領先其他對手，並以25.49秒的成績衝線，引起社會極大的迴響。雖然最後有女跑手跑出更快的成績，令該跨性別運動員「屈居」第二，但如果這名跨性別運動員須依據生理性別去參賽的話，其成績只在男子組排61名。

容許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項目，只會令競賽變得不公平，最終受害的是一眾刻苦練習的女性運動員。

參考資料：
“‘Insane’: Transgender high school athlete blitzing race sparks US outrage,” Fox Sports, last modified April 17, 2024, https://www.foxsports.com.au/more-sports/insane-transgender-high-school-athlete-blitzing-race-sparks-us-outrage/news-story/7f1828cf0d957798541b59a211c404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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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承認同性婚姻案
岑子杰在2013年與同性伴侶在美國結婚，2018年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法庭聲明本港法例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是違憲的。岑先後在高等法院原訟庭及上訴庭敗訴，其後獲准上訴至終審法院。上訴方從三方面爭議不承認海外同性婚姻是否違反《基本法》第25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下的平等權，包括：將同性伴侶排除在婚姻制度之外是否違憲；未能為同性伴侶提供任何替代途徑以獲得法律上承認關係是否違憲；及不承認外地同性婚姻是否違憲。

終院於2023年6月28至29日開庭審理案件。上訴方表示，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本質相同，伴侶間均親密、獨立而互相依賴；如果法例不承認同性婚姻，恐向公眾傳遞錯誤訊息，令人認為同性婚姻比不上異性婚姻。上訴方又稱，法律應保障同性伴侶享有關乎私生活的核心權利，如領養後代及財產分配等。

代表律政司一方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指出，《基本法》將婚姻權利局限為異性婚姻，又指在「特別法優先」（lex specialis）原則下，即具體條文較一般條文被優先採用，故上訴方不能依賴保障私生活權利的條文。常任法官李義關注，人們期望私生活權利受法律保障，律政司回應指政府責任在於不干預市民私生活權利，及阻止他人干預，而政府就相關議題沒有做任何事情。

2023年9月5日，終審法院裁定岑子杰部份勝訴。五位法官一致駁回岑子杰就同性婚姻的兩項上訴議題，表示《香港人權法案》和《基本法》保障的婚姻自由僅限於異性婚姻。終院亦認同律政司採用的「特別法優先」原則，表示岑子杰一方提出的平等權利條文不適用於本案。不過，法官卻以3比2裁定政府未履行「積極義務」確立替代框架承認同性伴侶的法律關係，有違《香港人權法案》所保障的權利，終院命令由9月5日頒佈裁決起計，暫緩兩年生效。按照裁決，政府須於兩年內立法制定替代框架，以承認同性伴侶的法律關係。^[1]

女跨男跨性別人士司法覆核案
代號Q的匿名人士及謝浩霖（Henry），二人為女跨男跨性別人士，她們所持的英國公民護照或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已將其登記性別改為男性，但因二人未完成由女轉為男的全套性別重置手術，遭入境處拒絕將其身份證上性別標記改為男性。二人認為相關政策侵犯人權並提出司法覆核，高等法院原訟庭及上訴庭先後裁定二人敗訴，她們在2022年3月向上訴庭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許可，案件於2023年1月4日在終審法院審理。

五名終院法官於2023年2月6日頒佈書面判詞，裁定涉案政策違反《香港人權法案》，一致裁定Q及Henry上訴得直，撤銷入境處不准許將她們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改為男性的決定。判詞指出政策不容許跨性別人士在未接受完整性別重置手術前，改變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會導致更多混淆或尷尬情況，也令性別標記喪失識別功能。五位法官重申，不否認社會上對於如何適當地對待跨性別人士，的確遇到不少實在及困難的議題，但解決這些困難的辦法，與身份證的性別標記無關。

法官不接受以女跨男過渡時有機會出現逆轉並導致有關跨性別人士懷孕為由，才規定以完整性別重置手術作為更改性別標記的準則，因為女跨男人士接受的荷爾蒙治療，包括面部毛髮生長、乳房切除手術等均是不可逆轉，接受這些治療的跨性別人士經歷如此漫長、痛苦的磨難獲得符合自我認知的身份，不大可能決定回復其原生性別，而為了懷孕而回復原生性別的機會更微。判詞指是次判決只針對女跨男的個案，不適用於男跨女的情況。

政府發言人於2月7日表示，因應終審法院所作出的判決，正審慎研究並檢視有關更改身份證上性別的政策，在徵詢法律意見之後，再作出跟進行動，以遵守終院就本案作出的判決。[2] （最新發展：政府在2024年4月3日公佈，於當日開始，除了已完成整項性別重置手術的人士可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記項外，若有關人士能提交相關醫學證明及文件，證明完成切除乳房、由女性重置為男性，或切除陰莖或睪丸、由男性重置為女性的手術治療，以及符合特定資格準則和要求，入境事務處處長會按個案的個別情況，考慮是否批准其更改身份證上性別記項的申請。申請人須使入境處長信納她／他患有性別不安，在提交申請日期前至少兩年內已持續以另一性別生活，餘生會繼續以另一性別生活，在緊接申請日期前最少兩年內已持續接受異性荷爾蒙治療，並會在未來持續接受該治療。申請人會按處長就其荷爾蒙水平作抽查的要求，提交相關血液測試報告。申請人須符合上述所有條件，並作出有關法定聲明。處長會就其個別情況，考慮是否批准其申請。不過，政府同時強調，此次政策上的修訂只關乎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記項，而身份證上所標示的性別並不代表有關人士法律上的性別。而此次的修訂，也不會影響其他政府政策，或香港法律下或相關法律程序上關乎性別的處理方法。）[3]

提供卵子女同志成普通法下的父母
一對女同性伴侶B和R於2019年在南非結婚，2020年兩人在當地接受「互惠人工受孕」（Reciprocal IVF），先提取R的卵子與男性捐贈者的精子結合成胚胎，之後植入B體內，其後B在港誕下一名嬰兒K。二人欲登記成為嬰兒的「父母」，但只有懷胎誕下嬰兒的B可以在嬰兒K的出世紙上被列作「母親」，而提供卵子的R則在法律上不可被視作嬰兒K的「父母」（parent）。二人入稟本港的高等法院，要求法庭宣告R在法律上是K的「父母」。

法官歐陽桂如在2023年8月作出裁決，她援引了一宗英國案例，當中指出「親生父母」（natural parent）與「法定父母」（legal parent）有所不同，她認為這種解讀方式適用於香港，即一個人能否成為「法定父母」，應由法例定義，其判詞亦指出，受條例所限，只能裁定R為嬰兒K的「普通法下的父母」（parent at common law）。若有關人士要取得法定「母親」的名份，仍須靠立法機關填補法律上的空缺。^[4]

公屋和居屋案
Nick Infinger和同性伴侶在加拿大結婚後，在港以「一般家庭」身份申請公屋，惟房委會指二人不符合申請指引中的「夫婦」定義，拒絕其申請。Infinger於2018年申請司法覆核，挑戰房委會的決定，認為有關情況違反了《基本法》及《人權法》，要求撤銷決定。

另外一宗司法覆核，吳翰林及李亦豪2017年在英國註冊結婚，二人為本港永久居民，吳於2018年以個人身份購入一個居屋單位，因本港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房委會拒絕承認李為吳的「家庭成員」，吳翰林於2019年提出司法覆核，指房委會的決定違反了《基本法》。該案原由吳翰林提出，期間吳去世，李亦豪取替其伴侶成為申請人延續案件。

高等法院原訟庭分別先後裁定房委會公屋及居屋計劃的配偶政策，歧視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實屬違憲及不合法，違反《基本法》第25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房委會就上述兩案提出上訴，質疑有關決定不涉及《基本法》第25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所保障的平等權利，認為異性配偶及同性配偶並不適合比較。另外，「配偶政策」排除同性伴侶申請公屋等資格，以及拒絕同性配偶在毋須補地價的情況下成為居屋單位的聯名業主，屬於回歸前的公共房屋社會福利制度申請資格準則，規定只有異性夫婦有權提出該等申請，而且香港現時只認可異性婚姻，異性夫婦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是受到《基本法》第26條所保障。

上訴庭於2023年10月17日頒下判詞，駁回房委會的上訴，即維持原審裁定兩案中的同性伴侶勝訴的裁決。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庭法官鮑晏明及區慶祥頒佈判詞指，本案不牽涉異性夫婦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即使房委會批准同性伴侶申請公屋，也不會影響異性夫婦申請公屋的權利，只會影響異性夫婦輪候公屋的平均等候時間，但平均等候時間並非由《基本法》所保障，而是取決於在當時可用的單位數量和申請人數量。另外，涉案居屋配偶政策所牽涉的是同性伴侶原本已擁有的居屋單位，他們如申請同住或成為聯名業主，也不會影響異性夫婦可申請居屋單位的數目。^[5] 房委會於2023年11月初表示判決涉及重要法律原則，對房委會政策影響深遠，經仔細研究判詞及徵詢法律意見後，決定上訴至終審法院。^[6] （最新發展：2024年2月26日，上訴庭頒下判詞，指有關案件涉及廣泛重要的法律觀點，故批終極上訴許可。）[7]

同性伴侶繼承遺產案
上文提及的男同性戀者吳翰林於2020年12月自殺離世，他於2019年曾入稟法院，指出《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和《財產繼承（供養遺產及受養人）條例》不承認同性婚姻的做法，令他將來身故後，丈夫無法繼承單位，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要求法庭修正條例對「有效婚姻」、「配偶」、「丈夫」和「妻子」的定義。[8] 高等法院原訟庭在2020年9月裁定吳翰林勝訴，指出《無遺囑者遺產條例》等對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有差別對待，而該差別待遇屬不合法，並構成性傾向歧視。政府就裁決提出上訴，高等法院上訴庭在2023年10月24日頒佈書面判詞，駁回政府上訴，下令政府支付對方訟費。^[9] 律政司於11月提出上訴。[10]（最新發展：2024年2月26日，上訴庭頒下判詞，指有關案件涉及廣泛重要的法律觀點，故批終極上訴許可。）[11]

香港公眾對同性婚姻看法的研究
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性小眾研究計劃、北卡羅萊納大學法學院的人權法計劃，於2023年5月17日聯合發表一項有關香港公眾對同性婚姻看法的研究，結果發現，香港人近年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正在上升。研究團隊稱，他們在2013年作出的同類研究，當時只有38%受訪香港市民認為應該允許同性伴侶結婚，2017年的同類研究，則有50.4%受訪市民贊同同性婚姻。到了2023年，受訪的1,551名香港市民中，有60%支持同性婚姻，不支持同性婚姻的為17%，有23%持中立態度。研究亦發現，有85%的受訪市民表示同性伴侶應享有異性伴侶所擁有的部份權利，71%表示香港應制訂防止性傾向歧視的法例。^[12]

香港同樂運動會
2023年香港同樂運動會（Gay Games，簡稱同運會）已於11月3至11日舉行。[13]

小結
有同性戀者為了令本港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而提出司法覆核，終院的判決更指政府未履行「積極義務」確立替代框架承認同性伴侶的法律關係，此案進一步令公眾思考，香港是否應該推行「同性伴侶的民事結合」制度。這種安排看似是可以避免實施同性婚姻的權宜之計，但實際上它與確立同性婚姻卻是一步之遙，回顧外國的經驗，幾乎所有訂立了民事結合制度的國家，最終亦會將同性婚姻合法化。

有些同性戀者不只爭取民事結合或同性婚姻，從公屋、居屋、遺產繼承，捐卵的女同志希望成為嬰兒父母的司法覆核案看來，他們將會繼續努力爭取更多權利，而這些權利很可能包括同性伴侶領養孩子的權利，一男一女婚姻制度一旦瓦解，這對下一代有何影響？在更改現行婚姻制度前，社會應否同時將兒童權利也納入考慮的範圍？婚姻制度是否應保障孩子的自然權利，就是由親生父母養育的權利？這些問題都是在意圖改變一男一女婚姻制度前，值得社會各界人士慎重思考。

一個未成年的小童，他／她是否有能力作變性的決定？英國國民保健署（NHS）在3月12日公佈不會在常規的情況下為有意變性的兒童處方青春期阻斷劑，只會在臨床試驗或因應個別情況及依照醫生的評估才會開出有關藥物，修改政策的原因是有關人員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阻斷劑的安全性或臨床有效性，這個決定值得欣喜，因為他們正視了兒童的福祉。這個消息一出，有國家提出反對，更明言若阻止欲變性的兒童使用青春期阻斷劑會令他們長大後心理健康狀況惡化，更會面臨欺凌和自殺的問題。其實不少研究已經指出青春期阻斷劑會窒礙兒童的成長，損害他們的骨質密度，影響他們的發育，甚至可能導致終生不育及影響大腦的發展，令兒童的日常生活變得更加困難。

在香港，雖然政府不會為欲變性的兒童打青春期阻斷劑，但隨著跨性別議題的情況日漸與外國相近，未來的走勢如何令人憂慮。就例如，香港雖然不承認同性婚姻，法庭有些判決卻支持為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提供一些只有婚姻中配偶才享有的福利和權利。此外，兩名未完成整套性別重置手術的女跨男跨性別人士，向入境處申請更改身份證性別記項被拒，在二人提出司法覆核後，終審法院去年2月裁定二人終極勝訴。將來，未完成整套性別重置手術的女跨男跨性別人士可以進出男廁，因為其身份證顯示有關人士是男性的身份。

以法庭判決的邏輯及外國的情況來推測，將來香港會否出現一名具陰莖的生理男性，由於其身份證顯示為女性，而可以隨便進出女廁？這當然是未知之數，但在容許以自我聲明方式更改性別的國家，這類情況的出現已不是新事。政府必須謹慎處理因一連串有關跨性別議題的判決所帶來嚴重的後果，要努力捍衛兒童、每一位市民的整體福祉及家庭的核心價值。

參考資料：Richardson, Valerie. “U.K. rejects puberty blockers for children over concerns about safety, benefits.” The Washington Times.” Last modified March 12, 2024.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24/mar/12/uk-rejects-puberty-blockers-children-over-conc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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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2024年，明光社為基層家庭舉辦了兩個戶外活動，把孩子從家裡拉出來，暫時告別日夜打機的生活，與家人齊齊走進大自然，一邊玩樂郊遊、一邊親子互動、一邊學習體驗，豐豐富富，滿有恩典。

活動一：到處都有故事的南丫島
雖然南丫島距離市區不遠，很多基層家庭卻從未涉足這個充滿漁鄉風情，又有不少外籍人士聚居的小島。在2024年1月21日，藉著基金項目的贊助，本社帶領一行約50人，來到這個風情小島，這些劏房家庭的成員，在風和日麗的星期天，享受了一天優質的親子時光。

接待一班參加者的安徒生會，領隊孔sir為大家度身訂造了一系列的活動：落魚籠捉魚、參加榕樹灣導賞、在該區知名茶餐廳吃午餐、煨番薯、五感體驗及製作海玻璃畫。除了讓參加者認識南丫島的漁村文化與特色外，五感體驗讓他們認識到生長在該區的本土植物，而製作海玻璃畫讓孩子們，透過創作把心中的南丫島呈現出來，他們亦同時思考到海玻璃的來源，明白人類對大自然應有的責任，增强對環境保護的承擔。至於最受歡迎的活動，就是煨番薯了。孩子們覺得新奇好玩，家長們則分享他們念兹在兹的童年往事，緬懷過去，場面溫馨。

活動二：挪亞方舟一天遊
2024年1月28日，本社帶領了超過30個基層家庭，接近100人參加了挪亞方舟一天遊活動。這次活動分成兩部份，馬灣公園野外定向及免費參觀挪亞方舟主題公園。

第一部份是馬灣公園的野外定向活動，馬灣公園的設計旨在宣揚關愛與和諧，以及愛護大自然的訊息。得到基督少年軍臻訓中心的協助，由他們的同工設計當天的活動，參加者在馬灣公園參與了兩小時的親子定向活動。透過精心設計的地圖及提示，參加者深度認識了馬灣公園，享受了大自然的美好，同時也讓一家人增進溝通，共同克服困難及考驗。

第二部份是參觀香港挪亞方舟主題公園，公園的設計象徵「愛」與「生命」。家長帶著孩子一邊參觀不同的展館與設施，如夢想星球、珍愛地球館、方舟生命教育館、方舟博覽館等等，一邊啟發孩子愛的精神，以及認識到生命的珍貴，寓教育於娛樂。

一家人，在一起，有遊戲，有學習，互相合作，彼此支持，成就了美好的親子時光。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2024年2月15日，希臘議會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使希臘成為第一個容許同性婚姻的東正教國家。早前，教會方面曾提出反對聲音，高級主教神聖會議向所有立法者發出了信函，表達其反對意見。該國所有東正教教堂在週日崇拜期間曾宣讀了一份差不多內容的通告，此外，宗教團體早已為此舉辦公開的抗議活動。教會認為同性婚姻是對傳統家庭模式的威脅，並且認為支持傳統家庭模式可以幫助解決許多歐洲國家出生率下降的問題。[1]

2021年，在美國印第安納州有一名母親為其七年級的女兒A.C.入稟法院，這個女孩是一名女跨男跨性別人士，由於學區不容許女孩使用男性浴室，她的母親向馬丁斯維爾大都會學區和學校校長提起訴訟，尋求未具體說明的金錢賠償，並要求法院下令允許她女兒使用男性浴室。2022 年，美國地區法官Tanya Pratt 做出了有利於A.C.的裁決，命令學校允許根據學生的性別認同使用浴室，學校提出上訴，第七巡迴法院維持了Pratt的裁決，學校在2023年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2024年1月16日，最高法院拒絕聆聽學校方面的陳述，駁回其上訴。[2]

2024年1月10日，美國俄亥俄州眾議院投票推翻了州長Mike DeWine對一項法案的否決，該法案禁止對跨性別青少年提供性別肯定治療，包括荷爾蒙療法和青春期阻斷劑的治療。該州的參議院會再就是否推翻州長的決定進行投票，如果州長的決定再被推翻，法案未來將會生效。[3]

美國俄亥俄州眾議院以共和黨議員佔多數，2024年1月18日，一名跨性別候選人獲准參加競選眾議院議員，之前其認證受到質疑，原因是在資格請願書上省略了該候選人以前的名字。[4]

2024年1月11日，聯邦上訴法院裁定，美國阿拉巴馬州可以立即開始執行一項禁令，禁止使用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來治療19歲以下的跨性別者，2022年有地區法院曾頒佈初步的禁制令，一度令有關法例無法執行，這次上訴法院批准該州請求，阻止執行初步禁制令，令法例能生效。有關法例言明，向未滿19歲的人士開出確認性別的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可令醫生被判10年監禁。[5]

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地方法官Roy Altman在2023年11月裁定，州政府的官員有權執行2021年的一項法例，該法例禁止跨性別女孩和婦女參加公立學校球隊，並指出球隊是為出生時便是女性的學生運動員而設，但允許家人提交投訴。

Monarch高中的一名10年級男跨女跨性別學生，過去兩個賽季中參加了33場比賽，他在2023年11月離開女子排球隊。這名學生小學前就認定自己是女性，從二年級起就一直使用女孩的名字。11歲時，他開始服用睪固酮阻斷劑，13歲時開始服用雌激素，青春期開始時便以女性身份生活。她的出生證明文件上的性別也改變了。他被排球隊開除，導致該校數百名學生走出教室抗議。此名跨性別學生的家人入稟法院提訴，挑戰禁止跨性別女生參加女子運動隊的法例，2014年1月11日，他們將南佛羅裡達州的一個學區加入，列為訴訟中的被告。[6]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立法者在2013年批准了一項禁令，禁止對18歲以下人士進行賀爾蒙治療、變性手術或青春期阻斷藥物等，並推翻了時任州長John Bel Edwards的否決，令禁令在2024年1月1日生效，這使路易斯安那州成為美國22個州之一，禁止或限制此類跨性別治療。2024年1月8日，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等）倡議者宣佈提起訴訟，以阻止這項禁令的執行。[7]

Ruth Schmidt在2017年入讀美國Fuller神學院，當時她以學生身份簽署了信仰聲明——禁止承認同性婚姻，有關信仰聲明一般只需簽署一次。然而，對於Fuller神學院聘用的高級員工來說，每年都必須簽署有關的信仰聲明。最近，她受聘於該神學院，擔任Fuller Brehm中心的高級主任，於是學院要求她重簽有關信仰聲明，但幾年時間過去，她的觀點改變了，她拒絕再次簽署信仰聲明，她在2024年1月，被神學院解僱。[8]

2024年1月25日，美國一群跨性別退伍軍人提出訴訟，要求退伍軍人事務部支付確認性別手術的費用。不過，有關部門的發言人，在2月26日對外表示，在仔細研究擴展福利帶來的影響前，該部門暫時不會將性別確認手術納入退伍軍人的福利之內。[9]

著名男跨女跨性別活躍份子Cecilia Gentili的喪禮彌撒，在2024年2月於美國紐約曼克頓的St. Patrick大教堂舉行，喪禮估計有超過1,000名參加者出席，包括跨性別者、其朋友及支持者，他們在期間高呼他的名字、鼓掌、唱歌，並讚揚他在該市的LGBTQ+社群中具備領導者地位。在一篇悼詞中，Gentili更被稱為「聖塞西莉亞，所有妓女之母」。[10]

喪禮惹來羅馬天主教紐約總教區的不滿並發佈新聞稿，Enrique Salvo神父在新聞稿中指責：「感謝這麼多人讓我們知道，對於本週初在St. Patrick大教堂舉行的喪禮期間出現了可恥的行為，他們與我們一樣都感到憤怒。大教堂只知道家人和朋友要求為一位天主教徒舉行喪禮彌撒，卻不知道我們的支持和祈禱會被人以褻瀆和欺騙的方式貶低。『美國教區教堂』發生這樣的醜聞，更為雪上加霜的是，它發生在四旬齋期開始之際，它是一年一度與罪惡和黑暗勢力鬥爭的40天，這是一個有力的提醒，我們多麼需要祈禱、補償、悔改、恩典和憐憫，而這個神聖的季節邀請我們這樣做。」[11]

Gentili的家人卻否認欺騙教會，並表示這次聚會「給大教堂帶來了寶貴的生命力和徹底的歡樂，歷史性地挑戰到教會的虛偽和她的反跨性別仇恨。」

2024年2月15日，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維珍尼亞分部對維珍尼亞州教育部提出兩項訴訟，要求法院推翻由共和黨州長Glenn Youngkin政府提出，關於跨性別學生待遇的政策，有關政策一旦被推翻，學區便不需要跟從。在Youngkin政策推出前，之前執政的民主黨州政府推動多項便利跨性別學生措施，但Youngkin的政策改變了有關安排，這些政策包括：允許教師和學生使用依照跨性別學生出生時性別的姓名或代名詞來稱呼他們，以及呼籲學校的運動隊，按照學生的出生時性別來組織隊伍，這意味著男跨女的跨性別學生將無法參加女子運動隊。

在維珍尼亞州面臨法律訴訟之際，已有至少10個由共和黨執政的州份在早前推出了一些新法例，限制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的學生，使用與原生定性別不符的名字或代名詞。[12]

美國的國家大學體育協會（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NCAA）屬下的違規委員會是一個志願組織，負責處理成員學校的違規事件及罰則，該委員會的一名成員William Bock因NCAA讓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組賽事的相關政策在2024年2月9日辭職。Bock向傳媒表示，NCAA允許跨性別運動員與女性比賽的政策是不公平的。NCAA 拒絕就Bock辭職一事發表意見。[13]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或會再次參選美國總統選舉，在2024年2月，他出席競選相關的活動時，多次非議跨性別者，並提到LGBTQ+倡導者所使用關於性別認同的語言是錯誤及有害的。共和黨的其他成員亦攻擊讓跨性別者參與女子體育運動項目的安排，並提議在全國範圍內禁止對跨性別未成年人進行性別確認治療。[14]

Chris Mannix撰寫了一篇有關跨性別拳擊的文章，內容重點關注美國拳擊協會2023年12月底宣佈的新變性政策——由2024年起，容許男跨女跨性別拳手在滿足某些條件的情況下，參加女子組別的賽事，有關條件包括宣佈自己的新性別身份、完成變性手術和定期進行荷爾蒙測試。這篇文章原本會在2024年3月份《運動畫刊》月報中刊出，卻被該雜誌的出版社臨時抽起。[15]

來自英國的社工Rachel Meade因著於2020年在facebook上分享有關她對性別信念的帖子而被投訴，2021年她被英格蘭社會工作組織警告，指她的「不當行為損害了她的執業資格」，她更被她的僱主西敏市議會停職。她其後向勞資審裁處提出申訴。Meade相信性別是不可改變，亦不能被性別認同所混淆。在2024年1月審裁處的判決中，她獲判勝訴，審裁處指西敏市議會和英格蘭社會工作組織因她的個人信念對她作出歧視，而她的信念是受到《2010年平等法案》保護的，這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Meade可進一步向西敏市議會和英格蘭社會工作組織索償，而金額則會在稍後的聆訊中決定。[16]

在2024年1月網上有報道指，世界衛生組織要告訴各國，「當務之急」是「抵制保守反對派」並「制定進步的法例」，而它的計劃是推出指引，使跨性別者在全球各地可以「正常地」注射性別荷爾蒙。[17]

西班牙藝術家Salustiano García Cruz創作的畫作名為「耶穌」，它將成為西班牙南部城市西維爾於受難週期間的官方海報，但Cruz描繪的是一位年輕及肌肉發達的耶穌，身上纏著一塊腰布。這幅畫作與常見受苦及血淋淋的耶穌畫像截然不同，因而引起爭議及被人批評當中的「耶穌」傾向女性化，以及將耶穌性化了，截至2024年2月，Change.org這個請願平台已經收到14,000個簽名，要求這幅畫作不可用作代表「基督教價值觀」，以及將它撤換。[18]

本地

現行房委會的公屋和居屋計劃，並不承認海外結婚的同性伴侶，而本港的《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亦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關係。先後有男同志Nick Infinger、已離世的吳翰林（Edgar）與其伴侶李亦豪（Henry）入稟司法覆核，尋求推翻房委會的決定，以及挑戰本港的遺產繼承法例。高院原訟庭在三宗案件中，裁定男同志一方勝訴，房委會和律政司不服上訴，全部遭上訴庭駁回。政府向上訴庭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2024年2月26日，上訴庭頒下判詞，指三宗案件涉及廣泛重要的法律觀點，故批出三案的終極上訴許可。[19]

（資料截至2024年2月26日）

聖經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既然愛別人那麼重要，那麼我們首先便要學會愛惜自己。愛自己不是自私、自戀和自我中心，而是要知道自己是有神的形象、是尊貴的、美善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去愛、值得被愛的。而今時今日我們面對的世界愈來愈複雜，私人和公共的界線有時亦很模糊、甚至飄忽，令我們與其他人相處時亦愈來愈容易出問題，今期《燭光》想和大家探討如何在令人眼花撩亂、應接不暇的網絡世界中學會愛惜和保護自己。

一個愛惜自己的人首先要有自信，不要常常將自己與其他人比較，更毋須因為看到其他人在網上的短視頻及微短劇鼓吹或反映的所謂潮流而盲目跟風，亦毋須太過介意其他人在社交媒體對自己的評價或回應，特別當許多人仍然以為自己毋須為網上的言行負責而胡說八道的時候。一個愛惜自己的人亦應該學會為自己做明智的決定。例如好好保護自己的私隱；在玩手機遊戲的時候要避免墮入賭博或課金的陷阱；不會被虛擬的世界混淆或取代了現實的生活；更要為自己的未來（包括退休）作好準備……

此外，個人要愛惜自己，教會和基督教機構亦然，不要因為自己的疏忽大意或自以為是，以致令教會或機構失信於人、令基督的名蒙羞。「（愛是）不做不合體統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別人的過犯，不為不義而喜樂，只為真理而歡喜」（林前十三5-6《新漢語譯本》）。

面對著社會貧富懸殊的情況，明光社一直在做基督教社會關懷diakonia（原文：διακονία）工作，其中一項是幫助劏房戶及基層家庭，把上帝的愛及恩典帶給他們。

Diakonia是一個希臘文的詞語，這個字經常在原文聖經出現，但卻不會在中、英文聖經中出現。原因是在中、英文聖經中，人們不會把diakonia從希臘原文直譯過來，而是把它或與它相關的字詞意譯成to minister、serve、servant等字，它們都有服侍、事奉之意。[1] 到了19世紀，很多學者都對聖經的翻譯及文字進行學術研究，發現diakonia這個字蘊含很多表徵及意義，如對社會弱勢社群提供長期照顧。而耶穌有關diakonia的說話可見於路加福音二十二章27節和馬可福音十章45節。[2]

「是誰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servant）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嗎？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servant）的。」（路二十二27）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to be ministered），乃是要服事人（to minister），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十45）

這兩節經文同時道出耶穌基督如何用祂的生命去實踐diakonia。在過去的日子，感恩有不同的基金支持及捐贈者無私的奉獻，明光社得以實踐diakonia，像耶穌基督一樣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機構教會合作的理想模式
一向害羞的振明（化名）從小在內地長大，由於爸爸是香港人，數年前決定來港定居。他現年10歲，本應是就讀小五之齡，但因學業成績不理想，只能安排他就讀小三。由於環境變化太大，以往在內地能住寬敞的大屋，在香港卻只能住在百多呎的劏房內，活動的空間就只有飯桌與床，故此他終日都在床上打機度日。由於不熟悉香港的環境，他也不多外出。

振明在學業上很想努力，尤其是英文，然而卻力不從心，由於資源所限，他沒法學好英文。有見及此，明光社在基金的贊助下，開辦了英文的文法班及拼音班，希望可以幫助這些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教育可以幫助脫貧，基層學童若能衝破學習的障礙，他日便可以有更高成就。當然，我們確信最重要的是能令他們從小認識上帝。

教會機構關係密不可分
教會與機構其實可以有緊密的關係，機構只是在星期一至五辦公，強於行政、策劃，但機構並不是教會，故此牧養的工作則要與教會的牧者來配搭。現時本社便與基督教宣道會恩澳堂、學基浸信會、香港循理會賜恩堂、基督真光教會一起合作，去服侍這班基層劏房戶。本社負責尋找贊助及支持、聯絡及統籌、行政及策劃；而教會則提供場地，讓牧者可以近距離接觸及關心一班基層人士，最終令他們留在教會。

讓基層人士更多接觸教會
明光社自疫情開始服侍基層，振明一家也是本社服侍的對象，他參加英文班後，我們安排他在與住宅只隔一條街的教會上課。由於離家很近，教會現已成為振明除家中床上以外另一個可讓他透透氣的地方。現在他除了返學、放學、待在床上，更會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他留連。星期日，振明更會參與教會的少崇，與其他同年紀的年青人一起聽聖經故事，人也變得開心、有動力。在此之前，由於家庭背景及就讀非基督教的學校，他根本沒有接觸福音的機會，在這樣的合作下，他終能接觸從上帝而來的愛。

振明媽媽對兒子的轉變十分欣喜，以往振明英文成績不太好、欠缺信心，從來都不敢在人前說英語。媽媽說：「現在他願意踏出一步，主動與我說英文，雖然我不知道他說甚麼，但我很開心。」媽媽雖然不諳英語，但欣喜見到兒子的成長與進步。振明的見證更影響媽媽對教會的印象，並對教會產生好奇，她也想到訪教會，親身經歷當中的平安與喜樂，及能更深入認識教會。

教會與明光社合作的英文課程來到最後一堂，教英文的導師知道基層家庭很少可以吃到麥當勞，故他主動邀請每位學童「任叫」各類套餐，全體學童都十分興奮，振明回家後與媽媽分享喜悅，更不忘取了一些食物回家，與家人分享。媽媽告知：「因經濟上我們未必能外出吃飯，振明很少去吃快餐，故此那天振明十分感動。」媽媽感謝我們不單為兒子提供學業上的幫助，更給孩子飽腹的溫暖。一個漢堡包餐對一般人來說可說是普通之物，但對基層家庭的學童來說，他們卻是珍而重之。

再次興起教會的兒童事工
此外，在這樣的合作模式下，教會的兒童事工也被復興起來，其中一所教會的傳道人說：在移民潮下，教會的兒童事工已停止好一陣子，由於很多家庭的離開，連帶小朋友也走了。現在，與明光社合辦課程後，教會又再次響起一班小朋友的歡笑聲，教會的弟兄姊妹也願意起來承擔這項事工，一起服侍教會附近的基層家庭，當我們將感動化為行動，神奇妙的作為會令我們更感動！

教會團體最終的問責對象是神，在必須作出取捨時只能順從神而不順從人，這是毋庸置疑的，問題是向神問責和向政府及公眾問責，本身往往並無衝突，教會團體作為社會認可、獲得免稅資格的慈善團體，在忠於使命的同時，亦要在市民大眾面前做好的見證，在履行慈善團體的社會責任上不能得過且過。以往有些教會團體強調本身關心的是天國的屬靈事工，因而輕視所謂屬世的行政事務，很多時都不會花心思和時間在這些他們認為次要、甚至不重要的工作，既沒有按照公司註冊處和稅務局的規例辦事，準時及按規定呈報相關的會務和財務資料，呈報時又錯漏百出、甚至胡亂填寫，因而被罰款、甚至失去免稅團體的資格，並給公眾管理不善的印象。

近年由於政府部門的監管較為嚴謹了，因此大家的警覺性亦有所提高，但不幸的是有時雖然只是個別機構出了問題，卻很容易會影響大眾的觀感。今年初正生書院的事件對慈善團體的公信力帶來了很大的衝擊，作為一個需要向政府和公眾問責的免稅團體，其負責人有責任盡快站出來回應，以釋公眾的疑慮，可惜當事人卻一直未有公開交代事件，或解釋當中一些關鍵的疑點，加深了公眾對團體的負面印象。正生的事件從現有的公開資料（主要是警方的指控）來看，有幾點應該成為所有教會團體的鑑戒。

首先，作為一個免稅慈善團體，必須尊重捐款人的意願，以及向捐款人交代其捐款是否用於指定項目，若果已轉往其他項目，事前是否有徵求捐款人的同意？作為慈善團體的負責人必須明白，公眾的支持和信任，不應是建基於團體表達了如何偉大的願景、憑藉個人的魅力或說故事的感染力，而是團體是否言而有信，按照團體成立的目的和對外的宣傳來辦事，向捐款人、支持者和所服侍的群體問責。作為教會團體及其負責人，要建立公眾的支持和信任往往需要一段長時間的努力，但要摧毀卻可在一夜之間，正所謂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其次，作為免稅團體，賬目必須清晰，當中的款項更不應轉往任何董事或同工的私人戶口，以免有瓜田李下之嫌，亦要避免有任何個人利益，所有免稅的慈善團體，有責任公開其核數報告，讓公眾了解機構的財務實況和核數師的評語。對於教會團體來說，有時很容易跌入所謂信任的陷阱，以為很信任某位牧師、總幹事或當會計的弟兄／姊妹，就不應該懷疑對方，若事事要求交代的話，便會令對方覺得不被信任，結果只會令這些被信任的人因為沒有人監察或守望，跌入了不必要的金錢和權力的陷阱，只要一百個或一千個當中有一個因此受不住引誘或者因為辦事糊塗而犯錯，也會火燒連環船，令其他相類似的人和團體的聲譽受牽連。良好的監察制度其實是對有權力的人和團體的保護，教會團體必須建立良好的財務管理，確保如何正確使用募捐和奉獻得來的資金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社會的需要不斷在轉變，慈善團體與時並進是應該的，但任何轉變亦須顧及法例的要求，以及讓捐款人充份了解，作為基督教慈善機構，我們不能說自己只向上帝負責，上帝自有判斷，因為慈善團體的免稅資格涉及公眾的利益，亦須向公眾問責，否則大家便不應亦毋須向公眾呼籲捐款，只需自己私下祈禱求上帝供應就可以。今次事件令人憂慮的是，事件除了會損害公眾對其他慈善團體的信心之外，更令人擔憂的是政府會以此為藉口，加強對所有慈善機構（包括教會團體）的監管。

當然，按《稅務條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教會團體，與所有慈善團體一樣，所做的事都應該按照法例的要求、以及符合成立的宗旨，並且做好有關會務和財務的報告，這也是重要的社會見證，讓人看到教會群體做事光明正大和合情合理，是真正關心鄰舍和社會上不同的群體、以及重視社會的公平和公義的組織應有的表現。今次事件提醒所有教會團體必須加強機構的管理，避免任何個別的董事和主管可以繞過應有的程序，去做一些偏離了機構初衷的事情，亦要增加透明度，向捐款人和公眾問責。

不過，政府的監管只應觸及機構在行政和財務上是否依法辦事，而不應涉及宗教的內涵和機構的使命，更不應要求慈善團體肩負任何政治任務，例如唱好政府或參與聆聽領導人的講話和學習會、出席充撐場面的「俾面派對」等，更不能將是否聽話合作成為是否發出免稅資格的條件，政府必須明白，賦予教會及慈善團體免稅的資格，並不是政府對機構的恩惠，因為許多慈善團體能夠發揮靈活、創新和快速回應社會需要、化解社會矛盾的角色，這在官僚心態和公務員架構之內是難以達成的，慈善團體是政府的伙伴而不是下屬，不應對慈善團體施加一些不必要的限制。

所謂有危亦有機，正生事件雖然令公眾對捐助慈善團體產生了一些疑慮，但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公眾日後要捐款，或弟兄姊妹要奉獻給某機構之前，會更審慎了解其日常工作。作為教會團體只要努力服侍，再將成果客觀地告訴大眾，這是加強彼此關係的一個契機。機構和奉獻者的最理想關係不只是財政上的支持，而是在服務和行動上的參與，但願日後見到的是更多認真了解後才奉獻的有心人，以及言而有信，值得大家支持的機構。

明光社剛過了25週年，在這些歲月中，有許多人與本社同行。2024年2月3日是本社第12次的賣旗日，在這經濟不穩定的環境底下，今次終於可以有較優先次序揀選賣旗日子（每次需要先抽籤決定揀選次序，再按次序選日子，在我記憶中這次是歷來抽得最前的一次）。當時懷著興奮的心情選擇了2月3日在港島區賣旗，那刻認為這是對機構最好的日子，因過了聖誕節期教會應沒有那麼忙碌，又在農曆新年前一星期，學校的考試已完結而學生亦未放農曆年假，在大家開始放慢生活步伐迎接春節時，相信招募賣旗義工及籌款也會較以往來得容易，可惜之後才發現許多事都難以預計，其實，人算甚麼呢？

以往銀行大多數會讓分行成為賣旗旗站協助收集旗袋，今次卻拒絕了有關申請，原因是臨近農曆年，銀行業務繁忙故未能撥出地方收集旗袋，即是同工需要找地方並聯絡押運公司報價。以個人經驗來看，以往押運公司的收費是昂貴的，曾有一年因收費太高，最後選擇了由同工在賣旗活動後一起剪旗袋及點算款項（當時全程有會計師義務在監察），回想當時的忙亂令人「滴汗」。但很感恩，在聯絡過程中，押運公司的價錢較以往相宜，最後得其他教會的支持，借出埸地作旗站，總算解決了賣旗日收旗袋及運送的難題。  

之後招募賣旗義工的工作也很艱巨，曾以為在疫情後，大假期前應較易招募義工，可惜「天氣不似預期」，在賣旗日前兩星期，無論在金旗認獻、金旗櫃枱收到的奉獻金額，及義工人數都強差人意，當時籌得的款項不足40萬元，義工人數又不足80人，而在2023年，明光社全年的赤字更是破記錄超過140萬元，讓人憂慮。由於一直很清楚賣旗日是籌募經費的主要來源之一，在這種客觀情況下，很難對結果抱持樂觀態度。

到賣旗前10天，不知何故，陸續有不同的義工報名，其中有老師自發帶領學生參與賣旗，亦相繼有學校參加，在義工報名中，更見到以往曾幫忙好幾次賣旗的義工，當他們上本社辦公室取旗袋時，已好像老朋友般跟同工寒暄，他們亦會體諒機構因義工人數少需要縮減旗站數目，並且樂意作出遷就，他們的付出確實讓人窩心，感恩明光社有一班好朋友不離不棄。最後我們在賣旗日收回146個旗袋共76,548.3元，即每個旗袋平均約有524元，比起一般每個旗袋只有300元多出七成，可以想像到當日的義工是多麼的賣力！

統籌賣旗活動的過程中，再次讓我知道，個人經驗並不是最可靠的，人的意念永遠不及神的意念，用自己經驗來評估成效，永遠都不及仰望、交託予我們這位又真、又活的神。

（整個賣旗活動所籌得的款項將會在核數後於明光社網頁公佈。）

或許以前的年輕人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但今時今日，學業上的挑戰、社交平台等種種壓力，都足以讓年輕人「早已識盡愁滋味，未賦新詞亦說愁」，年輕人的愁是真實的，每一位年輕人面對的問題或許並不相同，但相同之處在於無論身處哪一個社會階層——基層家庭、小康之家，又或是富有人家，都得面對一些不能逃避的問題。社會視年輕人為寶貴的資產，教會何嘗不想好好牧養下一代，但面對受情緒困擾的年輕人，教會可以如何牧養他們？另外，教會是否必須投入大量的人手，才能夠支援受情緒困擾的年輕信徒？馬鞍峰香港教會主任牧師李志剛博士在此分享他的經驗，希望能為大家帶來啟迪。

讓群體成為組員的支援

馬鞍峰香港教會（下稱馬鞍峰）的全職受薪同工只有10幾人，卻要面對2,000多名會眾，其中不少是年輕人，除非有些信徒只適宜透過個人輔導的形式支援，如果以一位牧者每次服侍一位信徒這種較為傳統的輔導形式來幫助年輕人，牧者一定心力交瘁，所以馬鞍峰會用群體的模式來解決個人的問題。歡躍新生事工（Celebrate Recovery）本由美國馬鞍峰教會開創的，當中提及一些步驟，與幫助成癮者的「戒酒無名會」12步驟有些相似，不過教會在其中加入了八福的聖經元素。這12步包括了「我們承認自己無力控制自己犯錯的傾向，我們的生活已經變得難以管理」；「我們開始相信，有一股比我們更強大的力量（神）可以讓我們恢復理智」；「我們決定將我們的生活和意志交給上帝照顧」等。

每一位成癮者，甚至有自殺傾向的年輕人，都可以在自願的情況下參與歡躍新生事工。與「戒酒無名會」一樣，馬鞍峰的歡躍新生事工是以同行者的形式來支援有需要的信徒。各人根據自己的癮癖，男女分開加入不同的小組。雖然人們知道歡躍新生事工是為到受情緒困擾的信徒而設，但參加小組的年輕人都不會覺得難受或有負擔，相信這與馬鞍峰所推行的四個核心R（Relax，Relational，Relevant及Real）有關。

四個核心的R

先談第一個R是Relax（放鬆），馬鞍峰營造了一個很輕鬆及自在的環境給信徒參與聚會，即使年輕人在敬拜時玩手機，也不會被人沒收手機，也不會被人投以怒目。教會給予年輕人自由，一開始，他們或許不太清楚崇拜意義，也不能投入在敬拜當中，但他們選擇在教會玩手機，而不是在家中玩手機，這已經是好事，日後他們或會投入敬拜，甚至願意參與事奉。按照他們的步伐給予他們時間及空間是很重要的，歡躍新生事工願意給予年輕人時間和空間，基本上這項事工的牧養工作為期一年，如果組員仍覺軟弱，可以按著自己的情況留下來。

第二個R是Relational（關係的），每個人都不想成為孤島，而是希望與人結連，即使在教會玩手機的年輕人，其實也想與他人結連，否則他們乾脆留在家中玩手機便可以，也不會回來教會。只要他們感到自由及安全，在他們參加活動時，他們會很深入地分享自己的感受。關係是重要的，歡躍新生事工雖然沒有為情緒受困擾的年輕人提供專業服務，但它提供的是同伴彼此的支援，讓組員在一把保護傘下彼此保護。

第三個R是Relevant（相關的），教會今天談的道，需要與日常生活相關。道是很有威力的，但有威力的道如果用很沉悶的方式去表達，也會失去功效，道不用長篇大論，簡單地點出重點便可以，也不必提供一個絕對的答案，就如耶穌會用比喻，祂知道群眾能夠聽多少，並引導他們去思考。神的話語是有能力的，歡躍新生事工所採取的12個步驟，每一個步驟都會有對應的經文。

第四個R是Real（真實），馬鞍峰對領袖的要求很高，這裡指的不是靈性要夠高，而是要夠真，合資格的領袖，他們樹立的榜樣是知道自己是罪人而不是聖人，願意把自己真實的一面呈現在弟兄姊妹面前，他們敢於與人分享自己的過錯及如何被神改變。同樣，馬鞍峰也是要求參與歡躍新生事工的事奉人員，必須在組員面前真實地呈現自己，作為一名重生的基督徒，他們需要分享自己過去的軟弱，例如坦言自己曾有自殺傾向，又或是其他癮癖等，他們都靠主得勝了，而這些經歷更可鼓勵其他組員。當領袖或事奉人員如此透明，其他參與者便不會因為加入小組而感到難堪。

謹守保密原則

另外，歡躍新生事工要求每一位組員為其他人保密，組員分享的內容都絕不能外傳，每個人的故事只能留在小組中。馬鞍峰在這方面極度嚴格，若有人令其他人的事情外洩會被勸告，若屢勸不改，他們只能離開教會，因為人的話語不但會拆毀人，也會扼殺會眾對教會的信任，馬鞍峰絕對不能容忍這種刻意的人為傷害。

要回應年輕信徒的心靈需要，傳統的教會有不同的模式和做法，馬鞍峰根據本身的獨特之處，為青少年提供了安全及透明的空間，讓他們在分享自己的問題之餘，也可以投入事奉，例如教會為想參與拍攝或敬拜事奉的年輕人，提供器材及導師，幫助他們發揮恩賜。參與事奉其實亦有助改變他們過往的世界觀，建立健康的形象，這一切對於受情緒困擾的年輕信徒來說，都有極大的幫助。

「打機」，在部份家長眼中，仍然好像是十惡不赦的行為，是萬惡的根源，特別面對在學時期的子女，有些家長認為打機與否是影響成績的最致命因素。就算沒有這麼極端的想法，人們普遍都對打機有一些負面印象，諸如影響學業、沉迷在虛擬世界裡、不切實際、容易令人脾氣暴躁、引發沉溺問題等等。的確，在電子奶嘴的時代，手機或電腦遊戲都是網絡原居民的日常娛樂，當失去這些娛樂，便會無所事事，正因如此，沉溺的狀況便變得嚴重起來。

打機是否十惡不赦？

其實就著「打機」與否的話題，都很容易成為父母與子女之間發生衝突的源頭。在上一輩的年代，關掉總電源、將電源線鎖起來或剪斷電源線，都似乎是有效即時阻止孩子打機的方法，但往往都令孩子氣憤不已，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有孩子因為父母禁止自己打機或課金而導致暴力事件、甚或慘案的發生。在明光社主辦的一個有關打機的講座中，[1] 分享嘉賓徐世諾先生（世諾）跟許多時下年輕人一樣有打機習慣，他憶述自己中學時期曾經因為打機與父母發生衝突，當時的場景是他正在玩戰略型電子遊戲《英雄聯盟》，這類遊戲的特點是：時間長、需要與隊友合作對抗敵軍隊伍、遊戲不能夠隨時暫停。每當臨近午餐或晚餐時，若然世諾正在玩這個遊戲，他不能夠隨時暫停立刻去吃飯，也不能離開遊戲，因為團隊少了一個人會有很大影響，離開或會被隊友責罵，當他不能抽身離開遊戲，而全家人在等他吃飯時，大家都能夠想像會發生衝突。

說到底，孩童、青少年打機本身有沒有問題？打機，看似是一項娛樂消閒活動，除了會令人感受到開心和愉悅的情感外，好像沒有好處。但其實遊戲本身也能夠訓練到孩童的「控制力」和「記憶力」，這對腦部的發展有一定的好處。[2] 除此之外，明光社前項目主任歐陽家和先生（家和）在同一個講座中指出，家長觀察子女打機也能幫助自己了解子女的特質，例如子女在遊戲中喜歡扮演狙擊手，代表孩子喜歡在安全的地方與人對抗，又或者子女喜歡扮演輔助隊友或提供治療的角色，可能就有助人的特質，子女可以在遊戲中認識自己，家長又可更認識子女。不過，縱使家長明白打機本身並非一無是處，但是打機成癮問題的確令家長頭痛，只要上網搜尋一下，就會發現不少的家長不斷尋求方法處理子女打機成癮的問題，有孩童因打機而令成績退步，甚至有孩童因過於沉迷而令脾氣變得暴躁，或有暴力行為。

課金成癮引發財務問題

打機所附帶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課金問題，即是在玩電子遊戲期間付費。現今世代，使用電腦玩遊戲的青少年已經少之又少，進入智能手機的時代，就是一切在電腦上玩到的遊戲都能夠在手機上進行。隨身攜帶的手機令遊戲不限在家中進行，在街上、等車、乘車等等的時間都可以玩。跟電腦遊戲相比，手機遊戲有一個更大的不同之處，就是課金功能，雖然電腦遊戲都可以課金，但只是少數，而手機遊戲幾乎全都有課金機制。消費者委員會亦曾指出，部份手遊在遊戲內大肆宣傳課金內容，包括首次儲值優惠、不斷彈出課金獎勵的頁面、推出限時抽獎物品讓人很想課金直到抽到為止，遊戲透過這些方式吸引人大量課金。[3]

而現實中，小朋友、青少年課金成癮的新聞亦有不少，有些小朋友會為課金問題與父母爭吵，因為父母不願意提供金錢讓他們課金，有些小朋友則偷偷用父母的手機玩遊戲，再用父母綁定在手機的信用卡瘋狂課金，金額可高達逾萬元，也有青少年為了課金而欠債。

溝通方為良策

面對打機與課金問題，從來都不應該一刀切地認為有關行為必然會帶來負面影響，其實適當的娛樂活動或消費都沒有甚麼大問題，但當去到一個極端的狀態時，一切看似正常的活動都會令人陷入沉溺和成癮的狀態，一旦沉溺，便需要花上不少的時間，才能讓成癮者走出來。家和在講座中有提到其中一個解決孩童打機與課金問題的方法——就是「溝通」，家長可與子女協商打機時間和課金金額，讓他們知道自己可以玩，可以課金，但不可以太過份，若然全然的禁止，只會加劇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衝突。他又指出，在子女打機時，父母宜了解子女玩的是甚麼遊戲，到他們想課金時，家長也需先了解購買到的虛擬物品是否真的有助提升遊戲體驗，如果是用於抽獎，宜制定金額的上限，抽不到就算了。另外，他認為值得為取消遊戲中的廣告課金，因為不少廣告內容都很敏感，不適合兒童觀看。

最後，有資深社工指出，在處理青少年過於沉迷網絡世界的問題時，往往令人容易遺忘最根本的人與人相處之道——溝通。其實家長需要放下「說教」的模式，以朋友的身份與子女有商有量，在適當的時機與子女進行雙向的傾談，讓青少年明白家長其實是守護者。[4] 傳統的管教方式，效果已經不太顯著，要讓關係變好、有效教導子女，父母需要付出相應的努力，溝通與身教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一代不同一代，當世界的轉變速度愈來愈快，不同世代面對的挑戰差異可以很大，無論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成長，或是千禧年前後較富裕環境下成長，以至過去幾年在社會運動和疫情陰霾下成長的青少年，所面對的挑戰截然不同，作為父母、老師和導師的，大家的成長經驗恐怕難以成為主要參考。過去幾個月，香港學童自殺的情況令整個社會都震驚和傷心，究竟青少年面對的嚴峻挑戰是甚麼？他們的抗逆力出了甚麼問題？家長、老師和所有關心青少年的社會人士又可以做甚麼？這是大家都十分迫切想探討的。

在美國，一個關注精神健康議題的網站指出，現時青少年經常面對的問題主要是受社交媒體的影響、自我形象低落、外貌遭負評、同儕壓力、欺凌、學業上的挑戰、外在各種壓力、與性相關的危險行為、藥物或賭博的沉溺行為、抑鬱和焦慮等。[1] 就以上各點，本書希望可以幫助各位關心下一代的朋友，了解青少年在成長中所面對的種種障礙，並以合宜的方法和態度協助他們跨越這些障礙。

本書收錄有關沉溺行為的文章，主要是回應青少年沉迷電玩的情況，另外，亦收錄了有關靈性支援的文章，讓家人、朋友可以幫助青少年面對各種衝擊。作為教會群體，我們相信如果青少年能在靈性層面得到餵養，由聖經真理導引他們，便能更堅實的成長，即使面對再混亂的世代，走進了人生低潮，他們也不會失卻盼望。因此，本書的最後一個部份為信仰支援，盼望透過相關文章，回應青少年在靈性方面的需要。盼望本書，能為青少年，以及他們的同行者帶來一點幫助。

經濟學家葛尼奇（Uri Gneezy）及李斯特（John A List）所撰寫的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中，提到一間幼稚園的校長，為了家長可以準時接走自己的孩子，決定只要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家長付出一小筆罰款，結果是自從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到幼兒園，亦毋須再為遲到而不好意思，甚至有家長視那筆小額罰款為額外的託兒費，罰款政策推出後，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

近一兩個月來，垃圾徵費在香港鬧得熱哄哄，市民忙於了解使用指定的膠袋需要注意哪些事項，又要如何處理不同類型的垃圾，甚至人們一直沿用的塑膠牙籤或膠軸棉花棒，於4月22日開始便不得販賣，引發坊間搶購潮。今年當大家經歷過香港的溫度如過山車般的「大冷大熱」，不少人都明白保護地球實在是燃眉之急，然而，政府推出環保政策，一直都只是強調「徵費」，如有違規情況便要罰款（至少在港鐵車廂內播放的短片只交代了這類資訊）。當環保政策只向市民講「錢」時，相信不少商家及市民亦只會從成本方面去考慮，甚或想盡方法處理垃圾而少用指定垃圾袋，多於想到如何環保。

深圳最近新建了鯤鵬徑一號橋把兩山連接，橋的旁邊有個小小的提示牌，當中畫了一隻兔子，一條小蛇，並寫著九個字：「動物通道，行人請繞行。」設計師在設計這橋時，鋪了一些可以讓豹貓在下面躲避的石頭，為小動物栽種了花香類、漿果類的植物，也在橋上做了一些方便鳥類滑行的通道。環保除了罰款，還有更多。話說回來，對於前文提到的幼稚園，透過罰款來防止家長遲接子女，有人提議何不喚起家長的同理心，體恤老師的辛勞？

參考資料：〈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　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ShenzhenWeekly、《香港01》。2024年1月2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體育/984970/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跨性別運動(transgender movement) (簡稱跨運）在當代西方社會如日方中，影響力愈來愈大，被不少傳媒和學者吹捧。跨性別意識形態或跨性別主義(transgenderism)也開始登陸亞洲，對香港社會已帶來巨大衝擊（特別是因為終審庭的判決），[1]但不少香港市民對跨性別主義的問題認識不多，因為傳媒往往沒有報道種種對跨性別運動的批評。激進女性主義者Janice Raymond在2021年出版了Doublethink: A Feminist Challenge to Transgenderism一書(Raymond 2021) ，對當代跨性別運動提出尖銳的批評，我們認為非常值得介紹。明光社和香港性文化學會在2023年5月舉行了一個讀書組，並寫成了一系列文章（共6篇），對整本書的內容作出簡介，相信能幫助大家更明白跨性別運動的種種問題。我在這裡先作一個總體介紹。

為何當代的跨性別運動有很大爭議性？

雖然絕大多數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能肯定自己是男或女，然而有少數人患有性別焦躁症（Gender Dysphoria），他們的身體性徵與內心認知的性別不一致，對此狀況感到極度焦慮不安，甚至對自己身體極度厭惡，因此有變性訴求──透過性別重置手術（俗稱變性手術）以貼近另一性別。香港現時是容許這些人在完成變性手術後更改他們的原生性別的。

然而當代跨性別運動的訴求遠超於此，還有三大趨勢：[2]

1. 性別主觀化(自我聲明模式)：取消性別身份的客觀標準，以主觀的心理性別認同取代。不同國家對變性的要求也有不同，就算不必接受變性手術，但大多還是會要求一些醫學證據（如性別焦躁的診斷），或「實際生活體驗」的證明等。然而當代跨運大力提倡「自我聲明模式」，這准許申請人單靠聲明自己屬某一性別，便可更改性別身份！
2. 變性低齡化，將變性的年齡不斷降低，甚至大力鼓勵未成年的孩子去開始變性(transition) 。若這些孩子正值青春期，就叫他們服用青春期阻斷劑(puberty blocker) ，抑制正常的性徵的發展。而且在推動孩子變性的同時，他們不惜侵害父母的教育權和撫養權。
3. 反歧視訴訟：以反歧視訴訟方式，不斷擴大跨性別權利，打壓不認同跨運的人士。

不難明白，以上的發展趨勢都引起大量和強烈的爭議，這系列文章就是去研讀激進女性主義者對跨運的批評。

激進女性主義與跨性別運動的張力

女性主義或女權運動(feminist movement)與及跨性別運動(transgender movement)都是當代社會中主要的解放運動，前者挑戰社會中的父權主義(patriarchalism) 或大男人主義(male chauvinism) ，後者則嘗試顛覆社會中的二元性別的區分。很多人認為各種解放運動都是目標一致、並駕齊驅的，然而這是一個誤解，其實女性主義的一個學派──激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 ──就與當代的跨性別運動不咬弦。首先要指出女性主義並不是鐵版一塊，雖然女性主義者都爭取女性權益，但她們對一些性議題（如色情、賣淫和跨性別運動）卻持不同立場。不少傾向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者都極力維護色情、賣淫和跨性別運動，激進女性主義者卻認為色情與賣淫都是眨低女性尊嚴，和傷害女性在當代社會的平等地位，所以堅決反對，代表人物有Andrea Dworkin和Catharine McKinnon。Janice Raymond是激進女性主義者，也持鮮明反賣淫的立場，她贊成把妓女非刑事化，但卻應透過懲罰嫖客和「扯皮條」，把賣淫這行業取締。所以她反對自由主義者的「性工作非刑事化」的主張，因為「這種非刑事化把婦女處於暴力的風險中，沒有給婦女離開賣淫的建議，把扯皮條浪漫化為商業代理人，也維護性購買者，視他們為誠懇的顧客」！(Raymond 2021, 76) 一些女性主義和LGBT+運動的領袖也支持這種建議，Raymond大力反對，認為這只是在合理化性貿易和促進性剝削！ (Raymond 2021, 79)

激進女性主義與跨性別運動也存在張力，例如US Women’s Liberation Front (WoLF) 發表了一個聲明(Declaration of No Confidence in LGB Movement Leadership) ，「帶頭反對跨性別運動。」(Raymond 2021, 79) 一般我們把同性戀運動（男同性戀、女同性戀和雙性戀）與跨性別運動一起稱為LGBT運動，但激進女性主義認為要將這兩者分開，即是要把LGB與T分開。然而現時的同運領袖還是傾向支持跨性別運動並與他們結盟，以上的聲明就是對這種同運的批評。哈利波特小說系列的作家J. K. Rowling也是一名激進女性主義者，她對跨性別運動的批評也招來跨運活躍分子的猛烈攻擊，「International Radical Girlsss Movement就寫了一篇文章支持Rowling，清楚表明她們對跨性別運動的抗拒。」(Raymond 2021, 79)Janice Raymond堅定反對當代跨性別運動，她早在1980年已對跨性別運動提出批評（參Raymond 1980），其他女性主義者批評她 (Riddell 1996) ，而Raymond也作出回應(Raymond 1996) 。但當代跨運比起當年已有長促的發展，也有更大的影響力，所以Raymond近年也加強了她的批評，在2021年出版了Doublethink: A Feminist Challenge to Transgenderism一書，這書資料翔實和新近，很值得一讀。[3]

文章目錄

我們的六篇文章對Doublethink一書的主要內容提供了撮要，鼓勵各位細心閱讀，也歡迎轉發，讓更多人認識跨運的爭議性：

• 激進女性主義反對跨性別運動的基本原因──Doublethink第一章簡介
• 跨性別主義對年青人的危害──Doublethink第二章簡介
• 變性與變性的逆轉──Doublethink第三章簡介
• 跨性別運動對女性的暴力文化──Doublethink第四章簡介
• 跨性別運動對女性運動和兒童教育的影響──Doublethink第五章簡介
• 跨性別運動的禁言規令：刪除女人、代名詞霸權、把批評者滅聲──Doublethink第六章及結論簡介

參考書目

Jeffreys, Sheila. 2014. Gender Hurts: A Feminist Analysis of the Politics of Transgenderism. London: Routledge.

Raymond, Janice G. 1980. The Transsexual Empire.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Raymond, Janice G. 1996. “The Politics of Transgenderism.” In Richard Ekins & Dave King, eds., Blending Genders: Social Aspects of Cross-Dressing & Sex-Changing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p. 215-223.

Raymond, Janice G. 2021. Doublethink: A Feminist Challenge to Transgenderism. Melbourne: Spinifex Press.

Riddell, Carol. 1996. “Divided Sisterhood: A Critical Review of Janice Raymond’s The Transsexual Empire.” In Richard Ekins & Dave King, eds., Blending Genders: Social Aspects of Cross-Dressing & Sex-Changing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p. 171-189.

激進女性主義者Janice Raymond在2021年出版了Doublethink: A Feminist Challenge to Transgenderism一書(Raymond 2021) ，對當代跨性別運動提出尖銳的批評，我在下面簡介這書的第一章，其章題是：”The New Trans Biologism: Female Brains and Female Penises” ，但裡面的內容其實總結了激進女性主義者反對跨性別運動的各種原因。

男人不能成為女人：生理、社會與歷史的原因

跨性別運動認為男人能透過荷爾蒙治療和手術成為真正的女人，Raymond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不單因為女人或男人生下來就是女性或男性，也是因為他／她們的歷史和人生經驗：男性有特權而女性受歧視，所以在一個男性或女性身體成長的經驗的意義[截然不同] 。」(Raymond 2021, 21) 在父權社會裡，有一種傳統的性別尺度去衡量一個人是否符合男性（或女性）的行為標準，「特別若女性在這種性別層級中找不到她們的正當位置，那她們就可能要承受最可怕的男性暴力。」 (Raymond 2021, 21)

所以對Raymond而言，「女性不單擁有共同的生物學，更有作為一個被壓逼階級的獨特歷史──這不是任何男人經歷過的。男人不可能從自己的身體、歷史和人生經驗出發，有意義地透過自我認同去把自己定義為女性。」(Raymond 2021, 24) 「自我宣稱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自我定義為女性的企圖都是虛假的。假裝女性的身體和以女性身份生活的經驗都是毫不相干（並說這些都應該是男性可獲得的），是對女性的侮辱。」  (Raymond 2021, 28)

男性身體與女性身體的真實區分可從醫學的角度確立：「有很多健康問題都是按著生理性別大有不同… 女人經歷心臟病發時的病徵，就與男人不同。對同一種藥物，女人和男人的反應也有不同。… 『若男人接受曾經懷孕的女人輸血，他們的死亡率，對比接受男人（或不曾懷孕的女人）輸血而言，是高相當多的。』(Starr, 2017) 女人更多患上與懷孕或巨大荷爾蒙改變相關的自我免疫疾病。當跨性別人士改變了他們的性別標記時，那些急症室的醫護人員未必能即時知道病人的生理性別，而這則可能延遲了拯救生命的醫療措施。」(Raymond 2021, 25) 所以，以性別認同取代生理性別的做法不單與客觀的生理、醫學事實不符，更可能產生風險。

Raymond認為所謂「跨性別女性」只是男人所創造出來的，她以「種族認同」作類比： Rachel Dolezal「是一個白人女人，但她宣告自己是黑人，並曾擔任美國的『全國促進有色人種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的主席。」(Raymond 2021, 40) 這事情令不少人感到荒謬：一個白人真的能單憑自己心理上的「種族認同」就隨意宣佈自己是黑人嗎？！這不是有點兒戲嗎？跨運活躍分子當然拒絕接受「跨性別」與「跨種族」(trans-racial)的類比，但邏輯上難以看出兩者有甚麼分別。所以，「一個人終生都以白人的身分生活，但後來她宣告自己是黑人──這宣稱沒有可信性，因為她從沒有經歷過那種黑人一生都經歷的種族歧視。」(Raymond 2021, 41) 同樣道理，那些自我宣告為女性的跨性別人士從未經歷過月經、生育子女和墮胎、某些身體循環和人生的改變、強姦和性侵犯等等。「最重要的是，[他們] 沒有在一個男性主宰的社會中經歷女性被壓制的歷史。」(Raymond 2021, 43) 所以他們的宣告也同樣沒有可信性。

跨性別運動意識形態的謬誤

Raymond認為跨性別運動的意識形態非常牽強，它最近的版本反映一種「倒退的生物主義」，說跨性別女人擁有「女性的腦和女性的陽具」！但Raymond相信跨性別的性別認同更多是文化的建構，所以「自我宣稱為女人的男人用很多時間在鏡子前」，去欣賞鏡中反映的形象──而「這只是他們心中理想化的女性形像。」(Raymond 2021, 22) 「對那些性別認同為女性的男人而言，性別是一種表演，去展現『像女人』的感覺。… 所以任何人表現出女性特質，而且自我認同為女人，就是女人。但這是真理的毀滅。」(Raymond 2021, 36) 說到底，極端的跨性別運動是男人再次佔領女性世界的嘗試，他們為了自我去獲取女性的身體。「但這只是對女性身體部分和功能的很膚淺的執迷，並沒有對女性的自我有真正的尊重。」(Raymond 2021, 23-24)

一些曾開始變性但變回原生性別的故事可作說明。例如Max Robinson曾嘗試成為男人，按她自己的分析，「最根本的原因是她缺乏信心去相信性別不合模的女性能過有意義的人生。她說：『我選擇變性，因為我不明白一個真實的選項，就是以性別不合模的女同性戀者的身分生活。』 (Robinson, 2021, 7–8) 」(Raymond 2021, 34) 在她變性的初期，她也感覺良好，認為這是她人生的「充權」，但「她最終覺察到這並非有意義的充權。」(Raymond 2021, 34-35) 當她明白到那些變性的「醫學」其實是可以挑戰的，她才感到鬆一口氣。 (Raymond 2021, 36) 跨性別運動看來是在挑戰「傳統的性別定義」，但事實上它「是在鞏固社會習俗中的性別角色。」(Raymond 2021, 37)

跨運活躍分子亦常常引用陰陽人(intersex persons) 的現象去解構二元性別，和支持性別光譜的說法，因為陰陽人同時有男性和女性的性徵。「然而，人口中只有非常小的比例是陰陽人，而且陰陽人並不認為自己是跨性別… 正如兩位生物學家(Colin Wright and Emma Hilton) 寫道：『…陰陽人非常罕見，他們並非第三種性別，也不能用以證明性別是一個光譜或社會建構。』」 (Raymond 2021, 27)

對孩子的傷害

當跨性別運動拒絕承認生物學和活在有性別區分的身體的經歷的意義時，「特別對兒童而言就失去了[性別身分的]基礎，他們餘下的只有選擇性別的混亂。這種混亂鼓勵他們倒退到性別的角色定型，因為這些性別角色的標誌就存在於[文化中] ，也易於把握。」(Raymond 2021, 24) 「當醫生或其他醫療人員鼓勵兒童和成人去開始變性治療時，這其實是傷害他們。」(Raymond 2021, 24) 他們大多沒有進行全面的評估，就肯定跨性別人士的性別認同，「他們扮演的角色就是去實現孩子（或家長）的願望，而不是好好去把守這新跨性別帝國的入口。最近的證據顯示青春期阻斷劑會窒礙接受這種治療的兒童的成長，並損害他們的骨頭密度。一個為期九年的追蹤研究的對像是44 位12到15歲的兒童，他們在英國的Tavistock Clinic接受性別焦躁症的治療，研究發現，當在16歲時他們停止接受青春期阻斷劑，他們的高度和骨頭強度都發現『減少了增長』。(Carmichael et al, 2021) 」(Raymond 2021, 31) 「當使用青春期阻斷劑後再使用變性荷爾蒙，這可能會導致終生的不育。這些荷爾蒙也會增加癌症、肝損傷、糖尿病、血液凝結、中風和心臟問題的風險。」(Raymond 2021, 31)

後來一位在Tavistock Clinic接受治療的女孩控告這診所，高等法院的判決說「不足16歲的兒童『不大可能』能對使用這些藥物給出知情的同意」，所以在「2020年11月， Tavistock不再在兒童身上使用青春期阻斷劑。」 (Raymond 2021, 31) 在瑞典也有類似發展，「瑞典的Karolinska Hospital已宣佈，它的兒科性別服務不會再對18歲以下的病人使用這些[變性藥物](SEGM, 2021) 」，這也就是「承認它所採用多年的變性治療的風險，和其潛在的傷害。」(Raymond 2021, 31-32)

醫學的濫用

 Raymond認為醫學已被濫用來支持跨性別運動的意識形態，而很多醫護人員的行為都大有問題，如上面提到，「縱使面對一個健康的兒童，一些醫護人員也很樂意非常快速地肯定他們變性的願望，要求他們服用青春期阻斷劑和變性荷爾蒙，但這可能會產生終生不育」，Raymond認為這種行為是「可恥的。」(Raymond 2021, 27)跨性別運動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包裝成「醫學王國裡的一個專科」，它「創造了性別焦燥症的疾病」，這樣就不用接受「外界的干預或公共的批評。」(Raymond 2021, 29)

事實上並非所有醫護人員都支持跨性別運動，一群與愛爾蘭的Royal Academy of Medicine有關連的科學家寫信去報紙(Hilton et al, 2021)，說：「有人說性別既非固定，也不是二元的；我們認為這說法在科學上是一無是處的… 這些政策和說法都有政治動機，並不應該出現在科學期刊裡。」(引自Raymond 2021, 28) 事實上，跨性別運動提倡的健康「長遠來說可能會導致不健康」！(Raymond 2021, 29) 例如「想變性的男人要服用雌激素(estrogen)，但這會增加乳癌的風險。… 陽具的皮膚可以顛倒過來製造一個人工的陰道，但要保持這個空間，要每天把一些物件插進去多個小時。」(Raymond 2021, 33) 若要女變男，人工陽具的建構(Phalloplasty) ，「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不滿意的，因為它非常複雜，需要很長時間恢復，而結果往往並不美觀。」(Raymond 2021, 33) 而無論男變女或女變男，都需要荷爾蒙治療，而這會「縮短壽命」，和傾向「增加心臟病、肺栓塞、肝和腎衰竭和精神問題的風險」。(Raymond 2021, 34)

性別焦躁症可與厭食症比較，當輔導員面對一些為了減肥而不肯吃喝的女孩時，他們「不應不加批判就接受病人的觀點。當那些瘦弱女孩還認為自己是癡肥時，他們不應肯定她們的自我形像。在治療過程中，家長應被鼓勵去扮演積極角色，他們不應肯定孩子對纖瘦的執迷，或女孩子那些自我毀滅的危險『儀式』(如嘔吐或吃瀉藥）──這些是那些女孩用來強逼自己的身體去符合她們對身體的幻想。然而，當面對性別認同的問題時，[病人的] 自我認知被神聖化，而輔導員則成」了跨性別孩子的「啦啦隊」，但他們只是參與一場騙局！ (Raymond 2021, 32)

完整的變性手術要把健康、有正常功能的性器官切除，但「在其他醫療處境中，很少是要對健康器官動手術」，而這是去治療一種憑空「創造」出來的疾病！(Raymond 2021, 34) 傳統醫學的標準是，「若要切除某些器官，它們應是已受傷或有病的」，但變性所需的「荷爾蒙治療和手術沒有依循這個標準」就產生「身體的傷殘。」(Raymond 2021, 34)

忽視和侵犯女性權益

跨運活躍分子大力提倡跨性別人士（縱使仍然擁有男性器官）也有進入女廁、女更衣室等的權利，但Raymond不以為然：「聯合國發表了關於女性難民和移民的報告，裡面強調女性需要與男性分開的廁所。在[軍事]衝突的區域中，人道工作者都假設若缺乏這些[性別區隔] 的設施，女性就容易被男性的暴力傷害。」跨性別組織往往被視為「前衛」，但它們「持續地忽略女性需要單性別廁所和家庭暴力庇護所等的權利。」(Raymond 2021, 38)

跨性別運動對女性的侮辱和攻擊

跨性別運動認為「女人」這詞語同樣指跨性別女士和原生性別是女性的人，所以他們指稱後者時，創造了很多千奇百怪的叫法：「前面有洞者」(front holes) 、「哺乳者」(chest feeders) 、「有月經者」(menstruators) 、「產卵者」(egg producers) 、「擁有子宮者」(uterus owners) 等等。對Raymond而言，「這些詞語把女人化約為一些身體部分，其實是眨低和非人化女性。」 (Raymond 2021, 23)

「跨運活躍分子要求女人效忠於他們的『真理』，因此他們發起了新時代的異端審裁。若女人敢於表達『男人不能成為女人』的真理，她們就被滅聲…和攻擊。」(Raymond 2021, 54)跨性別運動透過一些大學課程或「研究」去傳播他們的意識形態，這些被叫做“Women, Gender, and Sexuality Studies” (WGSS 課程) 。「這些課程已成為跨性別研究和活動的實驗性，它們把學生變成跨運活躍分子──他們把『不認同跨運意識形態』視為大罪。」(Raymond 2021, 52) 這樣，跨性別運動對敢於不同意的人（特別是女性）的壓逼就可一代又一代傳承下去。

參考書目

Raymond, Janice G. 2021. Doublethink: A Feminist Challenge to Transgenderism. Melbourne: Spinifex Press.

激進女性主義與跨性別運動存在張力， Janice Raymond堅定反對當代跨性別運動，在2021年出版了Doublethink: A Feminist Challenge to Transgenderism一書(Raymond 2021)，我在下面簡介這書的第二章，這用來解釋為何跨性別運動在當代有如此迅速的發展(The Rapid Rollout of Transgenderism: How Did It Happen?)，也解釋了激進女性主義反對跨性別運動的一些原因，特別是跨運對青少年的影響。

跨性別運動快速發展的原因

「在性別身分診所中（也稱為性別健康中心），跨性別傾向很快就被肯定。透過這些診所，很多年青人開始接受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的治療。據估計，差不多在美國的每一個州，60至300個這樣的診所非常急速地成立。」(Raymond 2021, 57) 根據American Society of Plastic Surgeons (ASPS) 的數據，「在2016年，有3,200個變性手術進行了，由2015到 2016年，尋求變性手術的人增加了  20%。」 (Raymond 2021, 67)

跨性別運動也受到不少專業團體支持，例如「美國兒科學會(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AP)… 把性別身分當作兒童健康的議題去提倡」，但Raymond認為AAP的政策與跨性別運動宣傳文件沒有兩樣，而且裡面有很多說法都是錯的，例如它說：「禁止男孩參與女孩的運動是『在傷害跨性別的年青人』。」(Raymond 2021, 58)此外，變性的普及也符合很多人的商業利益，開始變性「把兒童變成跨性別藥物的終生消費者，這已在美國成為大生意。… 青春期阻斷劑每年的費用達20萬美金。若年青人開始使用變性荷爾蒙，這種治療會維持一生。」(Raymond 2021, 69)

誇大跨性別年青人的危機

當一些年青人表達有跨性別的傾向時，跨運活躍分子都會說這是生死攸關的危機，一些支持這些年青人開始變性(transitioning) 的輔導員或醫生，會以自殺的可能去威嚇他們的父母：「你們想要一個活生生的兒子，還是一個死的女兒？」(Raymond 2021, 59)[ 假若是一個女孩想成為男孩。] 他們認為為著他們的健康，必須讓他們開始變性，不然他們很可能自殺。所以變性只是一種「拯救生命的醫療措施」，然而Raymond認為愈來愈多的「變回原生性別者」或「後跨者」(de-transitioners) 的故事顯示這些變性「治療」其實「是不需要的」。 (Raymond 2021, 58) 那些輔導員或醫生對性別焦燥症患者(gender dysphoria) 的建議也實在是「過分簡化」。(Raymond 2021, 59)

例如Claire是「一個十九歲的學生，她在十二歲時開始接受荷爾蒙治療，因為她憎恨她女性的身體。她說：『我當時感到這是唯一的選擇，特別是因為人們都堅持患上性別焦燥症意味著妳無可避免會成為跨性別人士，所以若不開始變性，妳很可能會自殺。』然而當Claire 停止服用睪丸素(testosterone)後，她擁抱女同性戀的人生，並停止變性」，且發現這是可能的！但跨性別運動「只給她一個『選擇』，她為此感到憤怒。」(Raymond 2021, 59)

Hasci Horvath是美國的傳染病學家，和研究方法的專家，他寫道：「整整十三年我假裝是一個女人」，但他現在已變回原生性別。他指出：「跨性別運動的擁護者使用了一些方便樣本(convenience samples) 去誇大[跨性別年青人] 的自殺率，他們所調查的人都是那些容易接觸的」 (Raymond 2021, 60) ，這種研究方法當然是有缺陷的。Horvath引用了一個由政府資助的加州研究，這個研究的設計比較嚴謹，所用的樣本也是有代表性的。它的結果是：「在那些高度性別不合模的孩子當中，只有3%曾嘗試自殺。」(Raymond 2021, 60) 這數字與跨性別運動所宣揚的低很多！總結而言，當「一些家長不想他們的孩子太快去接受青春期阻斷劑和變性荷爾蒙的治療時，自殺的威嚇是一種感情的勒索，特別是利用了父母的罪咎感。」(Raymond 2021, 60)

甚至有指向變性的害處的研究：在2021年瑞典的一個追蹤研究(Dhejne et al 2021)，對象是346個曾接受變性手術的人，它的結果顯示：「跨性別人士在接受性別重置手術後，他們的死亡率、自殺行為和精神上的病態，對比一般人口而言，都有更高的風險。」這樣看來，或許「手術治療非單不是自殺傾向的解決方案，更可能是其成因。」(Raymond 2021, 62) 另一個研究 (Batty, 2004) 也顯示，「很多人在完成變性手術後仍然嚴重困擾，甚至有自殺傾向。…它回顧了超過100個關於手術後的跨性別人士的國際醫學研究， …郤找不到堅實的證據去支持性別重置手術在醫療上是有效的。」(Raymond 2021, 68) 的確有一些研究宣稱變性手術促進了跨性別人士的健康，但我們進一步檢視這些研究時，「就發覺在參與研究者當中，有超過一半沒有完成研究，而且大多數研究的設計相當貧乏，使其結果不公正地偏向『手術有益』的結論。」(Raymond 2021, 68)

年青人變性的風險

當年青人開始變性時，他／她們要服食青春期阻斷劑和變性荷爾蒙，其目的是壓抑原生性別的性徵在青春期的發展，但這些藥物對年青人安全嗎？跨性別運動當然說是，但這說法基本上是「依賴一個荷蘭的研究叫Dutch Protocol，但如被人尊重的UK Society for Evidence Based Gender Medicine指出 (SEGM 2020) ，這個荷蘭的研究只使用了相當少的數據：「進行了55個訪問，有40個完成了整個過程；很少跟進；並沒有對健康產生的後果進行評估。…雖然這個荷蘭的研究宣稱參與者的『性別焦躁症』改進了，但SEGM揭露了這宣稱的虛假性：很多參與者的身體形象的問題要麼沒有改善，要麼就是惡化了。… Dr Annelou de Vries是一個荷蘭研究員… 他就指出這個荷蘭模式從來就不是設計給兒童作治療，若應用到18歲以下的兒童，這做法是錯誤的。」(Raymond 2021, 63)SEGM也指出跨性別運動動轍鼓勵年青人開始要持續一生之久的變性治療，但「很少注意他們的狀況的起源，和導致性別焦躁症的心理和社會因素。」(Raymond 2021, 67)

這樣看來，Dutch Protocol這個研究的方法論和證據都有很大問題，事實上它「並不鼓勵兒童在早期就開始變性，它研究的對象也並不包括年青人。…Heneghan就稱把荷爾蒙用於兒童身上，是一種『不受規管地使用兒童作活人實驗』」！ (Raymond 2021, 63-64)Dr Johanna Olson-Kennedy是洛杉機的兒童醫院(Children’s Hospital) 的跨性別健康與發展中心(Center for Transgender Health and Development) 的主任，她大力提倡年青人變性，和使用青春期阻斷劑和變性荷爾蒙。有些人認為不應那麼急去開始變性，而是應該「觀望和等待」，她卻「蔑視」這種態度。在洛杉機的性別兒科中心，他們甚至為13歲的女孩進行變性切除手術。(Raymond 2021, 65-66)Raymond認為這樣使用年青女孩去試驗跨性別的「治療」是一種「剝削。對Olson-Kennedy而言，兒童就好像她的理論的試驗者，對這些早期青春期的女孩進行荷爾蒙治療和手術，可能會產生不可逆轉的後果，這種實驗性做法是不道德的。」(Raymond 2021, 66)

Raymond認為這麼多年青女孩尋求變性，並非基於一種真正的需要，而是因為父權文化令她們產生心理問題：「年輕女孩很早就學曉去憎恨她們的身體，因此很多女孩有厭食症，差不多飢餓至死。…其他則受到壓力…去把自己性玩物化(self-sexual objectification) ， …這些病症就是她們切掉乳房的先兆，她們這樣做只是為了與男性認同。」(Raymond 2021, 73) 當然，背後的深層原因是父權文化摧毀了她們作為女性的自信。

取消文化：窒礙公開、公平的辯論

一個跨運活躍分子採用的策略使「他們佔盡優勢」，這就是去「窒礙辯論，跨運活躍分子善於把不同意的人標籤為恐跨症病患者(transphobic) ，並指控他們仇恨言論的罪名，因此他們的對手都被視為不可信。」(Raymond 2021, 57) 所以，「在2013年，37位激進女性主義者草擬了一份聲明，叫被禁止的論述：女性主義對『性別』的批評被滅聲(Forbidden Discourse: The Silencing of Feminist Criticism of ‘Gender’) 。」(Raymond 2021, 80) 這些問題在第六章有更詳細的討論。

抹煞女性和女同性戀者的身分

激進女性主義認為跨性別運動對性別身分或性別認同的重視其實是抹煞了真正女性（和女同性戀者）的身分，她們認為女性的權益是建基於女性的sex──生理的性別──而不是性別(gender) 或性別身分。英國的「Women’s Human Rights Campaign (WHRC) 是一個全球的女性組織，她們致力維護女性基於生理性別的權益( sex-based rights) 。」 (Raymond 2021, 80) WHRC也發表了Declaration on Women’s Sex-Based Rights ，去遊說不同國家維持一些語言或原則，以維護以生理性別為基礎的女性權益。(Raymond 2021, 80) 她們重新肯定「母親的身分單純是女性才有的身分」(Raymond 2021, 80) ，這也是說她們反對跨性別運動認為跨性別男性也可成為「母親」。跨性別運動強調女性特質(femininity) 是可以後天和人工建構的，Raymond認為這理念背後同樣是「那古老的父權認知，就是說女性身體（無論就著性或繁殖而言）都是應該可以給男人獲得的。跨性別的自我宣告只是獲得女性身體的一種特別變化。」(Raymond 2021, 83)

急促發展的跨性別運動也使女同性戀者的身分被抹煞，一些女孩子若發覺自己喜歡女孩子，「以前會成為女同性戀者，但現在卻受到壓力去開始變性，並開始使用男性荷爾蒙。」(Raymond 2021, 84) 女同性戀者(lesbian) 這個詞語已被「酷兒」(queer) 這個概念吞噬，「自稱為『女同性戀者』在LGBT+的組織中已成為一個骯髒的詞語(dirty word)。」(Raymond 2021, 84) 更甚者是「一些人自我宣稱為女性（其實是男人），他們也說自己是『跨性別的女同性戀者』，並且不斷施壓給女同性戀者，逼她們與他們有性行為。若那些女同性戀者拒絕，就會被指控為歧視跨性別女性…這產生了不少令人震驚的性騷擾和性脅逼的例子。」(Raymond 2021, 84) 這問題在第四章有更詳細的討論。

參考書目

Raymond, Janice G. 2021. Doublethink: A Feminist Challenge to Transgenderism. Melbourne: Spinifex Press.

激進女性主義者Janice Raymond在2021年出版了Doublethink: A Feminist Challenge to Transgenderism一書(Raymond 2021) ，對當代跨性別運動提出尖銳的批評，我在下面簡介這書的第三章，其章題是：”Self-Declared Men, Transitioning and De-transitioning” 。

引言

這個章節主要講述一眾自我宣稱跨性別者的轉變與回轉。[1]作者在章節開始就直接了當地引用了Max Robinson的一句說話，內容大概指：在LGBT+的圈子裡，如果有人敢說自己後悔變性，變相就是對跨性別者實施暴力行為。若然自己後悔變性的這個舉動，都會被認為是對其他跨性別者實行暴力，跨性別圈子是否過於敏感，抑或有其他政治目的？作者在章節的稍後部分會有所提及。

就著女同志在LGBT+圈子中，作者認為生理性別為女性的女同性戀者經常被污名化，在跨性別的群體中，依然存在著嚴重的父權主義味道。而跨性別者就著一些圈內詞彙，為了不讓有人受到傳統男性女性稱呼的詞彙所歧視，便將所有稱呼中立化，可惜在中立化的同時反而成為了壓迫女性的詞彙。例如Cis-Women、Non-men、Front holes等等，但就沒有Cis-men、Non-Women、back holes等等男性不友善的詞彙。

對跨性別男性的不公平對待

作者認為，自我宣稱的男性（即生理女性）很少會用任何方式去攻擊其他性小眾，更加少機會暴露在媒體的面前，讓人知道自我宣稱男性者的需要。這群人並沒有攻擊性，且得不到被尊重的稱呼，更隨著媒體只會關注自我宣稱女性（即生理男性）或整個跨性別的權益是否得到滿足，自我宣稱男性者便成為小眾中的小眾。權益上得不到滿足和關注的同時，自我宣稱男性者在運動上也面對種種的困難。須知道，生理男性與生理女性的體質上有著顯著的差異，作者就此認為，自我宣稱女性者（生理上是男性）不會介意參與生理男性或生理女性的運動，但自我宣稱男性便會面對兩性競賽的不公，即是說，自我宣稱男性在原生性別的運動中會遇見生理男性，也不可能去參加生理男性的運動比賽，變相無論在任何一方的運動比賽中都會面對不公平競賽。

面對眾多的不公平事件，作者認為自我宣稱男性就像在社會中隱形了一樣，沒有人會關注他們，惟少數人是具影響力的。例如一名跨性別的法律學者Stephen Whittle便是跨性別男性中最具影響力的代表，她草擬了一份名為《日惹原則》的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相關的原則，更為“Gender”作了定義。

變性的回轉者(De-transitioners)

在變性的路上，總有許多掙扎，而作者亦提及一些由自我宣稱男性的身份，回轉到順性別（或原生性別）女性的身份的故事。我們很少能夠聆聽到跨性別者回轉的故事，一些跨性別男性回轉他們的女性身份的數字也很少被披露，所以相關研究也稀少。事實上，不少的跨性別男性願意回轉他們的女性身份，作者認為，他們其實是跨性別主義中的倖存者，而回轉者亦都認為自己並不是「回轉」過來，而是「恢復」過來。如果想閱讀更多有關回轉者的故事，可以上網搜尋“Post Trans”、“Gender Apostate”或”4^thWaveNow”等等的網站查看。

作者引述了一些回轉者的故事，例如回轉者Dumas，她認為整個跨性別的生活方式對她來說是荒謬的，也認為應該與要對自己身原生女性身體感到自信。回轉者Laura指出，她無法再活在一個謊言裡，當她想要成為跨性別男性時，不斷強迫家人與朋友支持自己，也排擠了不認同她的人。

事實上，原生性別女性轉變成為跨性別男性，有部份人並不是因為自己有性別認同障礙或性傾向的不同，而是受著社會因素的影響。有些跨性別主義「生還者」的女性指出，他們在變成跨性別之前，都經驗過他人討厭女性的眼光，所以想要成為一名跨性別男性來避免這些事情發生。回轉者Nelle指出，作為女性在成長的過程中，擁有女性的身體是非常苦惱的，因為身邊的朋友會不斷跟自己說要減肥等等；回轉者Joyce則表示自己非常後悔自己的跨性別身份，因為當時有很強烈的論述讓人覺得，若然自己不轉變為跨性別，就遲早會自殺。也有的人自身擁有一些陽剛氣質，便被迫成為一名“butch”，最後她才明白到自己不可能成為男人，也不需要成為男人來讓自己的陽剛氣質得到認同。

為何回轉者的故事不為人知？

說到底，為何回轉者較少得到關注呢？全因他們的存在和聲音被強力壓制。英國回轉者Charlie Evans指出，目前缺少有關跨性別回轉成順性別的研究和數據，一些醫生只視這些回轉者為拒絕接受他們跨性別身分的人。由於回轉者並不是跨性別轉變的成功典範，所以沒有人願意承認他們的存在。Charlie Evans這段說話一出，便收到300多位隱藏的回轉者的聯繫，其中大多數的原生性別為女性。Charlie Evans在英國成立了Detransition Advocacy Network去幫助想要回轉的人，其中大多數受助者為跨性別男性。然而，他們被認為是叛徒，也受到大量跨性別活躍分子（跨性別女性）的攻擊。跨性別活躍份子認為，這些回轉者對於跨性別權益是一種阻礙，甚至會威脅到他們。回轉者Pollock指出，成為回轉者令她經歷這一生最嚴重的欺凌。正因如此，大多數回轉者也不願意匯報自己的情況去性別診所，因為他們不會受到友善的對待。

作者報道了2017和2018年間，有兩名學者在進行跨性別回轉研究時，都發現在他們所研究的對象中，選擇跨性別回轉的人有著上升的趨勢。因此，他／她們遭到各自學術機構的阻礙和審查。其中一名是James Caspian，他是一名跨性別治療的輔導員，他在英國一所名為Bath Spa的大學攻讀高等學位時，他的研究計畫遭到撤銷，因為他的研究專注於人們從跨性別身分回轉到原生性別的案例。他這項研究原本可以為跨性別研究的領域增加新的面向，因為以往的研究大多數是關於人們為何選擇跨性別的面向的。當然，他的研究遭到人們在社交媒體上的攻擊，而大學亦因輿論壓力，以「這可能會損害大學聲譽」為由撤銷了他的研究計劃。

另外一名是Lisa Littman，她是布朗大學的研究員，她在大學的網站上發表了一份研究的新聞稿，標題為”Rapid-onset gender dysphoria i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而整全的研究結果在學術期刊PLOS One上發表，當中指出大部分女性都是受到朋輩的壓力和社交媒體的影響才會宣稱自己為跨性別。當然，後來她的研究成果遭到跨性別份子的詆毀，更指責她有跨性別恐懼症（Transphobia），大學以她的研究方法不合適為由，刪除了她的新聞稿。

2017年，賓夕法尼亞州費城的Mazzoni Center舉辦了一場跨性別健康會議，這是一個給予跨性別者、跨性別提倡者和醫療提供者參與的會議，但該會議取消了兩個主題為「變性的回轉」和「性別焦慮替代方案」的座談會，因為主辦方聲稱這些主題具爭議性，也需要確保辯論「不會失控」。但既然是一個學術的座談會，又能給予大家一個辯論的機會，為何要保證辯論「不會失控」呢？若然壓抑某方面的聲音，變相不就是「一言堂」了嗎？

總結──誰更暴力？

作者提出了許多從跨性別回轉為原生性別的例子和故事，也證明了在跨性別的圈子中，對於回轉者有許多不公平的對待。當回轉者在媒體上消失，也就沒有人會留意到這一班人的存在和故事。縱然有學者提出相關的研究和數據，最終都被媒體和學術機構審查下架，甚至被逼終止研究，回轉者的數據並不能被公開，以致主流媒體和文化都以「正面肯定人們選擇跨性別」為唯一正當的態度。回轉的一群被禁聲、被暴力對待，無法公開討論和述說他們的故事。到底是哪一方承受暴力，哪一方才是帶有政治目的去攻擊他人呢？透過作者的討論，答案是顯然易見的。

激進女性主義者Janice Raymond在2021年出版了Doublethink: A Feminist Challenge to Transgenderism一書(Raymond 2021) ，對當代跨性別運動提出尖銳的批評，我在下面簡介這書的第四章。

跨運在扭曲「暴力」的定義

跨性別者重新界定了「暴力」一詞，只要有人誤稱或使用不符合他們性別認同身份的代名詞在他們身上，又或是挑戰任何跨性別相關的原則或意識形態，他們便會視之為暴力，因為對跨性別者來說，這如同質疑他們的存在，甚至等同殺害他們。例如，當父母質疑給予他們八歲孩子青春期阻斷劑和跨性別治療荷爾蒙，即使這些治療是危險的，父母的行為還是被理解為對跨性別兒童進行暴力，因為他們拒絕了兒童進行「必要的醫療護理」！又例如，當女同性戀者或女同志拒絕那些聲稱自己是女同志的天生男性的性騷擾（如要求與她們性交），這班女性便被稱為對「跨性別女同志」進行暴力行為，只因她們拒絕「跨性別女同志」運用他們的「女士陽具」(lady sticks) ！(Raymond 2021, 124)

由於「跨性別者」「首先」被暴力對待，女性主義批評者(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 TERFs) 在他們眼中，就猶如法西斯主義者，所以他們認為自己理所當然可以以暴制暴，可以對TERFs進行最嚴重的威嚇和暴力行為，就像「揍」納粹主義者一樣。為了確保他們可以從法西斯主義中解放出來，他們必須用最大的暴力來粉碎它。

跨運對女性主義者的暴力攻擊

跨性別者對女性主義者進行的口頭暴力，在社交媒體中處處可見，如在Tweets上這樣的留言屢見不鮮：「今天要射殺一個TERF」、「所有TERF都應該被槍擊致死」，面對上述暴力和仇恨，沒有任何女性敢於公開反對跨性別的教條，因為一旦對跨性別真理有所質疑，都會被稱為TERF，她們的言論會被指控為仇恨言論，這便招致威脅和暴力行為，這使她們變得有口不能言。社交傳媒往往站在跨性別一邊，即使暴力威脅是真實的，社交媒體公司如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亦只會視之為「有爭議的幽默」，而不會認真地處理針對女性的帖子，並且聲稱他們並不是言論自由的仲裁者。可是，當女權主義者在網上發帖子，揭露和反對跨性別活躍份子的厭女行為時，這些社交媒體公司便會強力干預，如審查和取消女性主義批評者的帳號。Twitter便曾永久關閉了Feminist Current的編輯Meghan Murphy的帳戶，原因是她稱一個自我宣稱為女性的人為「他」。當欺凌和煽動暴力來自那些自稱女性（但其實是男性）的人時，許多人只會將其輕描淡寫，因為他們視那些自稱為女性的人為受害階層。

除了通過網絡進行威脅、騷擾和欺凌，自稱女性（男性）真實地對女同志施行身體暴力也是一個問題，而且仍在持續發生。有一項研究調查(見於The Lesbians at Ground Zero report by Angela Wild)，當中設計了30條問題，問及女同志在一個女同志約會網站上的相關體驗，結果發現，在約會網站上出現了很多自稱為「女性」的男性。56%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曾經受到壓力或脅迫，要接受與一個「跨性別女性」成為性伴侶。這份調查證實，女同志曾遭到各種形式的性暴力，均來自那些自稱為「跨性別女性」的男性。18-24歲的年輕女性最容易受到性暴力威脅，因為她們想要證明自己不是TERF，便不得不與那些自稱為女性的男人發生性關係。在今天的性解放運動中，很多自稱為女性（男性）的人自認為是跨性別女同志，他們認為自己「有權」(並且以暴力威脅)要求與女同志發生性關係。(Raymond 2021, 131)

暴力行為不但得到網絡支持，連公共機構也支持。2018年，美國一個跨性別團體Degenderettes在美國三藩市公共圖書館（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 SFPL）舉辦了一個名為“Degenderettes Antifa Art”，當中展出了一些染血的T恤，又展示一些與暴力相關的語句，如「我揍排跨極端女性主義者（I punch TERF !）」。展品還包括了用帶刺鐵絲包裹的棒球棍和斧頭等武器，聲稱這些武器都是為了殺死女權主義者和女同志而設計的。

Degenderettes由Scout Tran Caffee帶領，該組織充滿爭議性，它將激進女性主義者與納粹或其他法西斯主義者幾乎等同，只因她們質疑跨性別人士的意識形態。該組織又針對女同志，因為她們拒絕與自稱為男跨女的跨性別者（事實生理上還是男性）在性方面有親密接觸。Degenderettes曾在訪問中表示，他們口中的「反法西斯」概念，就是想去製造衝突，令其對手無法成功，甚或不能發聲，因為該組織認為納粹或任何種類的法西斯主義者都不應該有發言權。

Change.org網站發起了請願，呼籲三藩市公立圖書館撤走展品，並提出警告：「這個展覽公開且毫不掩飾地倡導對女權主義者的暴力，其中許多人是女同志和／或性別廢除主義者，因此應當被撤下。」然而，圖書館最後只將一件沾滿血跡的T恤從展覽中撤下，整個展覽仍然繼續開放。(Raymond 2021, 140)

溫哥華強暴救援及婦女危機中心的案例

美國以外，跨性別暴力同樣傷害著女性。位於加拿大的溫哥華強暴救援及婦女危機中心（The Vancouver Rape Relief and Women’s Shelter〔VRRWS〕），是加拿大歷史最悠久的強暴救援中心，使用這間中心服務的女性都經歷過強姦、被虐、有過賣淫經歷或曾遭遇其他形式的男性暴力。她們身心都受過傷害，經歷過真實的暴力。

變性人Kimberly Nixon的原生性別為男性，他希望成為該危機中心的義工，擔任女性受害者的同伴輔導員，但中心堅持其使命只為曾遭受男性暴力的女受害人提供女性對女性的輔導，而中心願意為Nixon提供其他職位，不過Nixon卻因此在1995年提出了人權訴訟，他聲稱受到歧視。Nixon沒考慮到，他其實是在勉強曾被男人傷害過的女性，接受一位原生性別為男性者的輔導。

Nixon向卑詩省的人權審裁處(British Columbia Human Rights Tribunal)提出訴訟，危機中心最初被判敗訴，但後來人權審裁處的判決被The Supreme Court of British Columbia推翻，令VRRWS勝訴。[1]Nixon接著上訴到卑詩省的上訴法院，但他再次被判敗訴。2007年，加拿大最高法院駁回了Nixon其後提出的上訴請求，並要求他支付VRRWS的法律費用。這使得該危機中心得以堅持其女性專屬政策，並維護了中心提供有關服務的合法權益。雖然VRRWS得到了終極勝訴，但持續12年的訴訟，令這個組織的使命和財務承受了不少壓力，也讓該中心陷入危機之中。(Raymond 2021, 141-142) 這一切困難只是因為一位跨性別女性堅持她必須要完全與原生性別為女性的女性看齊，無論受害人的感受如何。[2]但正如The Supreme Court of British Columbia所言，Nixon做不了一個小義務機構的輔導員，實在說不上對她的尊嚴有甚麼客觀上的傷害，說她因此被排擠於卑詩省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如人權審裁處所言），更加是跨大其辭。[3]

跨性別主義在監獄產生的混亂

返回美國，美國加州在2021年實施了SB132法案，根據新法例，加州監獄系統中的跨性別、雙性人和非二元性囚犯有權依據他們的性別認同選擇被安置在男子監獄或女子監獄中，當局不再依據他們的生理性別來分配囚室。根據加州懲教局（The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Rehabilitation）向媒體披露的數據，截至2022年5月23日，在加州的監獄中，有超過300名自稱為女性的生理男性囚犯，要求轉移到符合他們性別認同的監獄（即女性監獄），其中39人的申請獲批。

根據女性組織「女性解放陣線」（Women’s Liberation Front）的報道，2021年7月，加州中部女子監獄的醫療診所有宣傳海報向女性囚犯介紹各項避孕資源，如避孕套及避孕藥，但我們不禁有這疑問：為何女犯人在女性監獄裡也有需要接受這些教育呢？又為何會面對這些風險呢？看來官方是默認了，當有自稱為女性的男性囚犯被允許轉移到女子監獄時，女性應該預期自己會遭強姦，並面對懷孕的可能性。女性解放陣線又指，加州懲教局要求所有申請轉移到女子監獄的男性必須參與一個課程，學習如何應對與女性共處的恐懼，但真的有這需要嗎？在監獄的處境中，我們沒有聽聞一個天生的女性對任何自稱女性（男性）造成身體傷害，也沒有一個天生的女性殺死任何自認為跨性別的男人或女人，但有很多天生的男人對跨性別女性進行了攻擊，不單在美國，在英國和蘇格蘭近來都有這類案例，如Karen White。

「有趣」的是，當自稱女性的男性用他們的陽具對女性進行性侵犯時，這些犯罪記錄卻被算到女性的頭上，這令男性性侵犯的數字下降，而女性性侵犯的數字卻增加！這種數據卻有嚴重誤導性。總結而言，跨性別激進主義份子聲稱，「跨性別女性」應該被安置在女子監獄中，以保護他們免受危險的男性囚犯的侵害，但這也正正是許多女性主張跨性別女性（男性）不應該被安置在女子監獄的原因──就是為了保護女性免受危險的男性囚犯侵害！(Raymond 2021, 143-146)

總結

根據跨性別主義對暴力的界定，暴力失去了它真正的的意義(Raymond 2021, 123)。我們若認為一些原生性別的男人自少就當作男性被社化，當他們穿上裙子後，他們大男人主義的行為就會輕易被改變，那實在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事實上，自我宣稱為女人的男人與原生性別的男人有很多基本的共通點，這兩種人對女性所產生的風際基本上也是一樣的。(Raymond 2021, 153) 例如，他們都持守性解放的意識形態：喜愛集體性愛、頻繁性愛，而且「做愛就是好的，女孩和年輕女人都應該很樂意和高興隨時與那些自認不同的男人做愛」！(Raymond 2021, 137)

在這種意識形的影響下，強暴女性就不顯得是甚麼嚴重的事情。所以到最後，擺脫了文化限制的保護，「性解放只會令女人更容易被男人利用和使用」！(Raymond 2021, 137)女性平等不可能存在於男性可以成為女性的幻想中，也無法存在於跨運的威脅、欺凌和騷擾中，這些行為只會危害勇敢地拒絕那些「自我宣稱為女性者（但實質是男性）」的女性(Raymond 2021, 154)。

參考書目

Raymond, Janice G. 2021. Doublethink: A Feminist Challenge to Transgenderism. Melbourne: Spinifex Press.

小朋友長大了，可能會一改以往哈哈大笑的作風，只願展露微笑。父母可能不以為意，直到孩子在家裡把音樂老師教的《換牙歌》唱出來，「門牙漏了窿窿太古怪，收起燦爛笑容，不敢高聲歌唱……」家長這才發現原來孩子因為正值換牙階段，本來整齊的門牙脫落了，孩子覺得不好看所以不敢張大嘴巴，以免被人發現和注視。

面對著從未經歷過的轉變，孩子是很需要家長的鼓勵和教導。例如當孩子表示「牙有點鬆、在搖來搖去」，家長可預先把換牙的過程告訴孩子，令孩子放心只是乳齒脫落，一段時間後，新的恆齒就會長出來。在這些時期孩子也要學會照顧自己的身體，例如定時刷牙、建立健康的飲食習慣等。當孩子明白這些轉變是成長的標誌，是每一個人都會經歷的，就算將來面對身心皆有轉變的青春期，孩子的擔憂會慢慢減輕，也學懂愛護身體、欣賞自己的優點和接納自己的不完美。

家長可多分享在換牙階段會發生的趣事，例如第一次換牙的心情、去做牙科保健的過程、換牙期的各種不方便等，這些都是很真實的親子話題。在成長階段或許會讓人感到不適應、不知所措，這實在是很正常的心情。孩子在家長的陪伴下，會對自己的成長充滿期待，並且在歡笑聲中邁步向前走。就如《換牙歌》所描述，「門牙漸已長出太可愛，天天笑望鏡兒，歡欣快樂露新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