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與色情行業的幻象

1865年，明治天皇也還未登位，維新也還未開始。在日本九州長崎新建了大浦天主堂，教堂既美觀又新奇，被當地人稱為「法國寺」（因教堂是根據日法修好通商條約而建設，供法國人使用的禮拜堂），這座教堂吸引了不少附近的居民前來參觀。

3月17日，當駐堂的法國神父柏若望（Fr. Bernard Petitjean）如常在教堂內祈禱時，十多名農民打扮的人，神色凝重且緊張地踏入「法國寺」，顯然與前來看熱鬧的人不同。其中一位婦人，看著看著，終於忍受不住，卻又怕太過激動被別人發現，結果只能以手撫胸，低聲對神父說：「外國人！我們的心，和你的心，是一樣的。」柏若望神父聽後有點吃驚：「真的嗎？你們是從哪裡來的呢？」

「我們是從浦上地方來的。住在浦上的人，每一位都和我們有著同樣的心。」農婦說完，又緊接著詢問：「聖母馬利亞的聖像在哪裡？」

柏若望神父就此發現了在日本潛伏了足足七代，隱姓埋名了二百多年的天主教徒。[1]

曾經興旺的日本天主教
對於很多香港人而言，日本是熱門旅行的地點，甚至笑稱她為「鄉下」，可是除了「食、玩、瞓」外，日本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而自上古就留傳的神道、6世紀傳入日本的佛教，以及對自然崇拜的混合宗教信仰，就成為了大多數日本人的信仰。

1541年，耶穌會會士沙勿略（Xavier）從葡萄牙里斯本出發，經過非洲、印度、馬六甲等地，他在馬六甲認識了日本人彌次郎，遂邀請他協助日本宣教的工作。最終沙勿略於1549年8月15日登陸日本的鹿兒島，在九州等地傳教，開啟了天主教在日本的發展。[2]

天主教傳教士來到日本，除了傳教也成立了學校與醫院，努力令信仰本土化，教士主動學習日語，並將教義與日本傳統的風土民情結合，日本天主教會因此快速發展。根據1614年的統計，當時日本約有150名神職人員、以及超過65萬名平信徒；而天主教信仰也深入日本的統治階層，如兩家公卿與55位大名（即大領主，著名的有高山右近、大友宗麟等）皆領洗成為天主教徒。當時日文稱天主教徒為「吉利支丹」或「切支丹」（Kirishitan，來自葡萄牙語 cristão，即是基督徒的意思）。

天主教教難
天主教在日本本來有著不錯的發展，1585年，九州的切支丹大名大友宗麟、大村純忠、有馬晴信等派出了遣歐少年使節，謁見羅馬教宗額我略十三世。但正因為日本天主教勢力不斷擴大，而基督教教義又與日本原有的神道、佛教等宗教有著不少的衝突，致使當時的幕府大將軍豐臣秀吉擔心切支丹會坐大叛亂，結果於1587年，他頒佈了「伴天連追放令」（伴天連是葡萄牙語padre的翻譯，意為神父或傳教士；追放則是放逐的意思），宣佈天主教為邪教，下令限制傳教，驅逐傳教士，同時也對切支丹大名進行制裁，希望他們放棄信仰。

隨著禁令的愈發執行，悲劇最終出現。1597年2月5日，豐臣秀吉再次頒佈了禁教令，更下令在長崎處決26名天主教徒，包括四位西班牙籍傳教士、一位墨西哥修士、一位葡萄牙修士、20位日本信徒殉道。他們後來被梵蒂岡教廷封聖為「日本二十六聖人」。1612年，德川幕府在直轄領地頒佈禁教令，並於1613年推廣至全國，再次將傳教士驅逐出國（前述的大名高山右近，原來是豐臣的重臣，也被放逐，最後輾轉到了菲律賓，並在當地死去）。德川幕府於1622年9月在長崎西坂處決55名基督徒，是為「元和大殉教」。到了1633年德川幕府更頒佈鎖國令，之後，對天主教徒的嚴酷鎮壓持續。由豐臣秀吉頒佈禁教令，天主教徒在日本遭鎮壓長達250年之久。

高壓之下，天主教信徒既要改變信仰，同時又因鎖國政策，與外國貿易斷絕，日本政府非但未能開源，又不節流，還大興土木（如島原藩主松倉重政就於1621年開始建築島原城），並向民眾課以重稅。島原和天草地區的情況尤其嚴峻，除了當地大名鎮壓天主教徒，同時自1634年起該處更連續發生天災，加重了平民的負擔。最終於1637年，因島原地區農民交不起農租而引發了「島原之亂」：由年僅十餘歲的信徒天草四郎率領村民反抗德川幕府，是為江戶時代發生的大規模起義。島原之亂持續了超過半年，幕府投入了超過12萬兵力鎮壓起義軍，最終10,000人戰死，而起義軍則有37,000人被斬首，生還者只佔極少數，其中有負責充當內應的山田右衛門作。

隱藏天主教徒
反抗不成出路，活著就是無奈。留下來的日本天主教徒，就此成為了「隠れ切支丹」（隱藏的天主教徒）。當時的天主教徒，有的被放逐到九州的偏遠地區生活，並要繼續受壓於政府，要年年「表明」棄教，1629年，幕府頒佈了「踏繪」命令，命令所有的天主教徒每年都要當著眾人見證下，用腳踐踏聖像（通常是耶穌像、馬利亞像或十字架等），以示背棄天主教信仰。如信徒拒絕，則會被逮捕處罰。[3] 隱藏天主教徒被迫公開踏繪，只能拖著刺痛的心與腳回家，以苦鞭責打自己以示懺悔，並哭著喝下自己的洗腳水，而當時已沒有神職人員，他們所有正規的宗教活動，如領聖餐、禮拜，告解等，通通都被停止了。

黎明來到前，是長達逾250年的黑暗。隱藏天主教徒只能秘密地實踐信仰：他們會將聖人和聖母馬利亞像轉化為觀世音菩薩像，也就是「聖母觀音」（Maria Kannon）；或是暗地將聖像藏起來崇拜；或是在表面上是神社的地方參拜，其中卻偷偷刻上了天使像；甚或以貝殼中有聖母抱著耶穌的紋路，以此作為崇拜對象。[4] 1643年，一位日籍神父被處死，天主教在當時的日本表面上是隱沒了，但一代又一代的「隠れ切支丹」，以家族、村莊為單位，秘密傳承不為人知的信仰，據說在他們中間流傳著一個充滿希望的「預言」：一、過了七個世代，會有神父乘船從羅馬被Papa（教宗）派遣而來；二、那位神父是獨身；三、他會帶來馬利亞的聖像。

信徒發現，浦上悲劇
文中開首的內容，是關於1865年的「信徒發現」，當時法國神父踏足長崎，與一些隱藏的天主教徒相遇。在鎖國時期下，依然有堅守信仰的地下信徒，這固然是神蹟，但這次「發現」卻又引發了另一次災害。隱藏的浦上信徒因為在大浦天主堂遇上了神父，信心大振，於是便鼓起勇氣於1867年向村長要求以後村民的葬禮不照佛教的形式，而是按天主教形式進行。但其實當時明治維新還未成形，再者新的明治政府依然標榜自己是神道國家，揚言與德川幕府一樣要延續對天主教的鎮壓，斬草除根。結果因「信徒發現」，浦上地區3,000多名信徒再被流放，68名信徒被逮捕並受到了嚴刑拷打，為日本第四次鎮壓天主教徒的事件。情況要到1873年，因外國反對，明治政府才撤銷了對天主教的禁教令。[5]

日本天主教徒的故事，我們要學習的是……
最終，1889年日本通過了新憲法，當中引入了宗教自由的條文。2022年，日本雖然在數字上有約190萬名基督徒，但其實這只佔總人口不到1.5%。在日本，改變信仰，原來不只是宗教問題，而是會影響到許多的生活習慣，生老病死涉及的範疇，通通都會構成衝突……我們決志時，喜歡說是我們「個人」相信耶穌基督，但對日本信徒來說，決志等於離開家族一樣，是不簡單的一回事。另一方面，在重重困難，甚或絕望中，如何活出真的信仰？要隱藏真心，無奈「踏繪」，但這仍算不算是忠心信徒？若站起來反抗好像未成氣候，好像當年的浦上信徒，在敵人面前「擺設筵席」，公開信徒的身份，招來的卻是嚴刑拷打，甚至可能是殺身之禍。相對香港現時雖然好像紅線處處，不過，信徒仍能繼續信仰生活，但如果有一天當信仰不能再活出來，又應該怎樣過活？

早前AV女優橫宮七海（藝名）疑因情緒病發作而走上自殺的道路，終年21歲。看過不同報章、網站的報道以及網民的回應，對這件次事件有一些反思。噩耗一出，粉絲紛紛表示可惜，而其好友亦證實了其死訊。根據各報章報道，橫宮七海一直與父母關係欠佳，長期備受家庭問題困擾，過去亦曾多次自殺不遂；加上工作壓力（亦即是拍攝成人影片的壓力）而患上了情緒病。[1]

有許多的評論都在討論橫宮七海的家庭問題，甚至有傳她父母不諒解她的工作而給予她壓力。有文章透露，像橫宮七海這類拍攝AV的女性，多多少少會面對心理問題，而這些女孩子多數與家人關係疏離，導致厭世情緒和精神問題。而這些女性也經常會有自殘行為，例如鎅手等等。[2] 也有網民在某些影片中看到她生無可戀的面容以及疑似自殘留下的疤痕。[3] 似乎有些人認為，家庭或父母的不理解，是導致橫宮七海走上絕路的重要因素。難道家長應該支持自己的子女拍攝色情影片嗎？換了是自己的子女，也能包容這些職業嗎？父母是否為了表示支持，應該觀看自己的女兒在鏡頭前與其他演員發生性行為呢？

每個人生於世上都承受著不同的重量，走在街上與他人擦身而過，看電視或社交媒體中的藝人、演員，我們都很難從我們的眼目看見這些人到底經歷了甚麼，朋友之間歡天喜地的談話，鏡頭前天真爛漫的笑容，這些歡笑的背後，也許有著我們無法想像和承受的重量。翻查資料，橫宮七海於2021年參與色情工業，至輕生時總共有三年資歷，拍攝了過百部的色情影片。[4] 年紀輕輕的她，在沒有太多人生歷練的狀況下，便進入了充滿許多黑幕和競爭的環境，這也實在太沉重。如果說，主要是家庭問題影響到她，使她失去生存的希望，是否就不用考慮她的年紀以及她的工作環境？曾經從事援交的中山美里，在其著作《我的16歲援交手記》中描述到她的接客經歷，反映了當中的傷痛並不能隨年月消滅。[5] 有指橫宮七海並不是喜歡成為AV女優，而是在求學時期中途輟學，因學歷等問題，無法過正常上班族的生活，最後走上AV女優的道路。[6]

其實這些女孩子，對於沉迷色情資訊的人來說，他們有無限多的代替品。這不同於追捧其他藝人，人們追捧的藝人數量總是有限，這些藝人也不是隨隨便便可以被替代，人們一般都是欣賞該藝人的才藝技能等等。但AV女優不同，看影片的人只是為了性愉悅，只對其身體有興趣，而且人們有海量的選擇，甚至可以選擇不同種類的影片，而色情資訊的特性在於賣弄身體的裸露與性感，而那位真實的裸露者的生活或心理狀態如何，大部份觀眾也漠不關心，也不認識社交媒體下真實的她，所以她們根本無法被愛。[7]

或許有人會反駁：不是因為粉絲關心她，才留意到她的不適嗎？不是有粉絲留意到她暴瘦，甚至在影片中呈現生無可戀的表情，自殘的跡象嗎？若然她可被替代，誰會留意她細微的狀況呢？[8] 也有人知道她離世後表示：「超喜歡的AV女優竟然走了」、「很難過……很喜歡的AV女優」、「希望她在另一個世界會快樂」云云。[9] 筆者很喜歡一位名叫「愛迪生」的YouTuber所分享的一句說話，當有人訴說：我最愛的AV女優引退了，感到很可惜，愛迪生聽罷便這樣回答說：引退不是好事嗎？難道你喜歡自己心愛的女人與其他人發生性行為嗎？引退不就可以休息了嗎？為甚麼你還哭呢？一看就知道你不是真愛。[10] 這也可以借用來回應了一眾為橫宮七海感到可惜的人。當喜歡一個人，而她正在這環境受盡煎熬時，豈不是還有人「片照睇」嗎？還有一些人知道她離世後，竟然還在詢問：「我還該不該用她作為性發洩的對象呢？」。

到最後，遊走在這種環境的女孩子，只會在他人虛假的言語上活著，甚至到了生命的盡頭，也不斷將全數原因歸咎在其父母身上，似在暗示最好父母不要阻止，繼續鼓勵女優拍多一點。無人記念痛心這些女孩在這種環境下的遭遇，又要將「帶給觀眾幸福」、「追逐夢想」等的帽子加諸女優身上，或許會有人為此感到一瞬間的可惜，因為美麗的身體已經不在，惋惜過後便繼續尋找其他身體來享受性歡愉。甚至有些人，在搜尋色情資訊時，根本也不知道影片中的是誰，也不為誰可惜，那些女孩子沒有面容，人們看得見的，只有那使人感到性興奮的身軀。

早前一份針對中學生的調查發現，受訪者中曾在網絡接觸與色情有關內容的男生有64%，女生也高達58%女生。[1] 按香港法例，向未成年人士發佈不雅物品是違法行為，但隨著網絡的普及，青少年能輕易繞過法例瀏覽和分享各種色情資訊。

由AV女優說起

在現今的社會文化中，人們對性的看法逐漸開放，對色情資訊的接受程度也大大提高，色情資訊被視為正常的娛樂，是滿足性慾的一種方法。早前有一位香港女生因到日本拍攝成人電影而備受關注，網絡上不少人的回應都十分正面，有人支持她追尋理想，更有人說她為港爭光。但這些回應是否能反映到事件的真實面貌？試想想到底有多少人會鼓勵自己的妻子、女朋友或女兒去拍攝成人電影？

子女看色情資訊，爸媽怎麼辦？

色情資訊會對人造成負面影響，這是人所共知的，但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人們有權去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論是好還是壞。但我們總想保護我們所關心的人，希望他們不會受到不良訊息的影響，所以我們不會鼓勵子女去接觸色情資訊，如父母發現年幼子女接觸色情資訊，也會感到擔心，而且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筆者多年來一直從事學校性教育的工作，家長經常會問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應對子女觀看色情資訊，他們察覺到昔日天真無邪的子女變了樣，竟然接觸如此「重口味」的資訊。而我往往只會告訴家長，我們只能從子女觀看色情資訊一事上歸納出一個結果，就是他們已經長大了。

少年人踏入青春期，自然會對性產生興趣，這在男生身上尤其明顯，在性慾的驅使下，觀看色情資訊差不多是每位男生成長的必經階段。而女生也會對性方面的資訊感到好奇，想了解一下性行為到底是甚麼，所以也會有女生觀看色情資訊。這不代表他們學壞了，只是青少年在網絡上太容易獲取到色情資訊。

色情資訊帶來的負面影響

作為家長，一旦發現子女觀看色情資訊，其實不宜有太大的反應，也不需要採取過於嚴厲的態度去指責子女觀看色情資訊。如果子女還年幼，家長可以使用過濾軟件阻擋色情網站，但「擋」得一時，「擋」不到一世，子女長大後還是有機會接觸到這些資訊，所以家長應該和子女開放溝通，了解他們為甚麼會接觸色情資訊，並讓子女認識以下有關色情資訊的真相。

1. 色情是虛構的

色情工業是世界上其中一項最大型的商業活動，為滿足人們的性慾，生產商刻意製造出各種色情影像。商人為了取得最大的利益，在色情資訊中加入大量誇張失實的性關係，以挑動消費者的情慾，只要能吸引消費者的注意，他們就可以獲取利益。因此在色情影像中的場景和行為都是虛構的，並不能反映真實的性關係。

2. 色情資訊中充斥著非法及不道德行為

有人說色情電影是「愛情動作」片，但其實當中只有動作，並沒有愛情。色情資訊展現的並不是正常的情感關係，在沒有愛情和婚姻的情況下也能隨意發生性關係，不少內容更超越社會大眾一般能接受的道德底線，如多人性關係、亂倫、性侵犯等，而這些放任的行為是不需要背負任何後果，當中的人物不會懷孕、不會患上性病，性侵犯以後更不會被法律制裁，這絕對不是真實世界的情況。

3. 色情損害身心健康

色情資訊扭曲兩性形象，將別人貶為滿足自己慾望的物件，當中往往會出現歧視和侮辱女性的情節，長期瀏覽會對性價值觀造成負面影響，也會對自己和伴侶的身體、表現，產生不現實的期望。此外，色情資訊亦會對觀看者的心理健康造成負面影響，引發焦慮、抑鬱、自卑等情緒問題。

4. 色情成癮

觀看色情資訊會帶來強烈的刺激，讓身體產生快感，當身體慢慢習慣這種刺激後，如想再獲得相同快感便需要更露骨的資訊，久而久之觀看者會對色情資訊更沉迷，甚至成癮，影響日常生活。

5. 色情不是性教育

真正的性教育應提供關於性健康、人際關係、性別角色等各方面的知識、技能和態度，幫助人們建立正確的性觀念和健康的性行為，而色情資訊卻只能提供性刺激，以滿足觀眾的性慾望，當中的情節、行為往往不符合現實，並且常常存在誇大、刻板印象等問題，與性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馳。因此，色情資訊非但不能成為性教育的材料，更會令人對性的認知出現偏差，並作出錯誤的行為。

在這資訊自由流動的世代裡，我們承認沒有能力阻止青少年接觸色情資訊，但作為父母，可以為子女打好基礎，幫助他們認清色情資訊的真相，好讓他們免受錯誤資訊的影響，並且學會尊重自己和他人，對性行為持負責任的態度。

資料庫

令人脫離現實的色情畫面

多巴胺是大腦的神經傳導物質，它與人的情慾、感覺有關，並會傳遞興奮、開心的訊息。當人在街上閒逛、嚐到美食、經歷了歡愉的性愛後，大腦都會分泌大量的多巴胺。[2] 瀏覽色情資訊同樣會令多巴胺激增，有研究發現過度刺激大腦會減少多巴胺的分泌，令大腦變得遲鈍；這就解釋了為何一開始普通性愛畫面能令觀看者感到興奮，但如果他們想繼續追求感官上的刺激，就得看更多圖像，或情節更極端的色情影像。觀看者一旦習慣了激烈、甚至是扭曲的性愛場面，便會無法再從現實中的性愛得到滿足。[3] 夫婦間若有人沉溺於觀看色情片，必然會影響二人的性生活和關係。[4]

身處於真假難分的資訊洪流當中，我們的確很難辨別一些錯誤訊息和虛假陳述，而且如要逐一去辨別，亦十分費時和未必有此必要。看著螢光幕，甚麼進入了我們的眼目？我們被訊息牽引到哪裡去了？隨著螢光幕中的廣告、吸引的標題、誤導性的訊息，可能會引起我們的好奇心或觸動我們的情緒，而我們有限的、具有價值的「注意力」，就被誘惑到一些可能有害或不健康的內容當中，注意力甚至可以賣錢，吸引注意力就變成商人的賺錢工具。

有專家提出，學習數碼媒體素養，可以幫助我們主動「無視」一些資訊，避開誘惑。史丹福大學及布里斯托爾大學的學者們最近在心理學期刊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發表一篇名為〈批判性忽略作為數碼公民的一種主要能力〉的文章，[1] 提出我們可以透過這種「批判性忽略」（critical ignoring）面對網絡洪流，它可以分為三個層面：

1. 自我推動（self-nudging）

因著我們的「注意力」常於網上被低質素及刻意誤導我們的資訊霸佔，並衍生出「仇恨、憤怒和上癮等情緒反應」，[2] 教育心理學家Sam Wineburg指出，我們可以故意地忽略資訊，而方式是「自我推動」。它不是家長式或操縱式的操控，而是讓一個人自己去了解令人上癮的社交媒體或失實資訊，如何對他帶來不良影響，而當一個人能夠主動去控制和組織他的環境，便可以避免直接面對這些資訊的誘惑。

這就像自我推動者可以決定將令人致肥的零食放在自家廚房頂層架子的最後面，讓誘惑（即垃圾食品）從視線中移除一樣；人們可以隱藏一些讓人上癮的社交媒體應用程式，或通過過濾方法去主動選擇忽略不必要的誤導訊息，[3] 以便我們能將有限的注意力投放在適當的地方。

2. 橫向閱讀（lateral reading）

這是一種查證的方式，就是在面對有問題的資訊時，不要專注於深入挖掘不確定的來源，相反，應該橫向移動到其他來源來確認訊息。我們可以有策略地故意忽略未知是否可信的網站，並且搜索一下文章的作者、發佈機構或當中所提及的其他資料。如果橫向閱讀表明該網站並不可信，我們還要繼續投入去挖掘它，根本就是在浪費時間和資源。

雖然這似乎是需要更多的動力和時間去學習和實踐橫向閱讀，以了解更多，但專家稱長遠來說是值得，因它可以幫助我們節省時間，常進行事實核查的人，對不同網站的背景有更多的了解，他們只花幾秒的時間就可以確定消息來源的可信度。當提升了對資訊來源的可信度的判斷能力，我們就可以減低受騙的風險。

3. 不要餵養「山怪」（don’t feed the trolls）

Troll原是指山怪，但在這裡它是指一些於網絡上喜歡發表挑釁或侮辱性言論來挑起罵戰並從中獲取快感的人。專家指出，我們有時要主動忽略的不是訊息，而是發出這些訊息的人。儘管他們是少數，但陰謀論者和科學否定者的聲音足以對人們造成傷害。一些有問題的網絡行為，如散佈虛假資訊及騷擾行徑，做出這類事情的人總是非常活躍，回應他們的方法就是「不要餵他們」：忽視他們，拒絕與他們接觸。而社交媒體用戶亦可以向平台舉報這些不良行為，以平台的內容審核政策（content-moderation policies）來制止欺凌及網絡的挑釁、侮辱言論的傳播。

所謂謠言止於智者，我們要努力分辨資訊真偽之同時，也可以不傳送有問題的訊息及舉報不恰當的行為。

面對我們一生都不會看得完，並每分每秒都在更新的網絡資訊，我們實在需要自制力，並要時常提醒自己不要被牽著鼻子走。有人會患上「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深怕自己會錯失一些重要的訊息而不斷的去追去看……但既然每分每秒都會有新訊息出現，我們又何妨讓自己從爭分奪秒的態度放鬆下來，找個空間安靜一下，然後享受沒有訊息彈出的時刻，由得自己錯過一下訊息，試試「錯失的快樂」（Joy Of Missing Out，JOMO）？

編輯﹕謝芳

「你們既是順服的兒女，就不要再效法從前無知的時候放縱私慾的生活。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的，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因為聖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聖經新譯本》〈彼得前書 1：14-16〉

現今世代的年輕人，不是徘徊在動漫世界，就是沉迷於遊戲世界，甚或愈來愈少閱讀，就算偶而閱讀的，許多只會看漫畫。說到漫畫書，或許大家腦海聯想到的，是一本本的漫畫書，但事實上，漫畫書電子版已成潮流，就像其他電子書一樣，就算有紙媒印刷版，大概亦是為收藏所用。漫畫的電子化，加上盜版翻譯漫畫層出不窮，各類的漫畫令青少年更容易觸及，特別在不同的漫畫網站及應用程式內，無論收費或免費都是「海量」般供應。

現實上，大部分坊間的漫畫都暗藏一定程度的不良意識或性意識，例如看過《多啦A夢》的讀者，都會意識到內裡有不少欺凌事件，甚至大雄亦有多次進入靜香正在洗澡的浴室。在《蠟筆小新》的動畫和漫畫中，小新也多次露出臀部，甚至利用股間摩擦物件。故此，在漫畫中，或多或少都會出現一些意識不良的情節。不過，是否因此就禁止青少年閱讀？筆者認為有討論的空間。或許我們不宜亦不可能完全禁止青少年看動漫，但我們卻可以教導他們如何選擇合適的讀物。本文嘗試帶出在不同種類漫畫中的文化是如何影響青少年，並推薦一些較為健康的漫畫給青少年選擇，家長亦可多加留意子女閱讀漫畫的習慣。

漫畫中的正面意識

在坊間，縱然會出現帶有不良意識的漫畫，但當中亦有一些能夠帶給青少年正面信息的作品。觀其一些比較流行的漫畫，諸如《海賊王》、《火影忍者》、《鬼滅之刃》等等，它們都是連載於日本《少年JUMP》漫畫週刊。而《少年JUMP》的漫畫通常都會有一項貫穿整個劇情的黃金法則：「友情、努力、勝利！」這個法則主導著故事的走向，內容不會脫離：擁護友情，甚或友情至上和追求不斷變強的主角，最後邁向皆大歡喜的結局。

我們會認同，如果青少年可以學習到友情和努力是一件正面的事，這也正正符合青少年需要改善的特徵，包括自我中心、個人主義、部分缺乏上進心等等。現時青少年大多為「網絡原住民」，加上疫情的影響，或許已經不懂得如何面對面社交了，而這類型漫畫非常強調友情或友誼，當中的角色可以為朋友而犧牲自己的，許多角色都是為了朋友而努力的，這帶出了一種「為他者」的倫理教導，換句話說，就是擺脫自我中心的教導。

漫畫中性與暴力

但不容忽視的是，無論漫畫內容帶出的信息多麼正面，它們表達的手法就必須細心留意，正如之前所說，不少漫畫當中都暗藏著許多不良意識或性意識。無可否認地，性意識已經融入了不同的媒體和創作，根本就令人防不勝防，何況是入世未深的年輕人。在網絡發展迅速的今天，漫畫也不能夠倖免於色情資訊氾濫，最著名的種類大概就是戀愛後宮漫畫了（即1男多女的感情生活），當然也有所謂的逆後宮漫畫（1女多男的感情生活），只是比例較少而已。顧名思義，即是愛慕主角的角色會不斷地陸續出現，而主角會與不同的異性發生曖昧的關係，甚至出現涉及色情成分的內容，如《約會大作戰》、《五等分的花嫁》等等都是感情混亂的漫畫，可能會讓人憧憬著這些關係，令到一對一的戀愛關係不再被重視。當《出租女友》這種美化援交的漫畫或動畫都受到不少的好評時，不少的錯誤的價值觀或正嚴重影響青少年的成長，特別是未來對愛、婚姻和家庭的價值和期望。

除了主要談及感情、兩性關係的漫畫，也有一些主打暴力、血腥、展露人性陰暗面等等的漫畫（部分含有性暴力），類似《魷魚遊戲》的題材，或者可以說是《魷魚遊戲》的參考資源。舉例而言，《彌留之國的愛麗絲》、《朋友遊戲》、《殺戮都市》、《進擊的巨人》，還有「海量」的恐怖漫畫，如集結恐懼、暴力、死亡、黑暗於一身等等的作品，都將暴力與人性的醜陋推至高峰，雖說當中的主角都會有拼命幫助朋友的特色，但似乎劇情中的暴力和黑暗(人性的黑暗)才是焦點。這類作品的確會影響社會上的暴力行為，葛洛斯曼的《暴力電玩如何影響殺戮行為》內亦有提及媒體及電玩傳播的暴力如何從心理學上對人造成影響，有興趣可以看一看。如套用在青少年，或許心智並未成熟、未懂得批判當中的內容便有可能受到影響。綜觀現時的教育，除了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很少有中學聚焦於性/倫理觀念的教導。

部分漫畫的推薦

既然漫畫作為一個主流文化，又無法避免地會夾雜著不良意識，筆者選擇一種名為Lesser evil的做法：即是從眾多不良意識的漫畫中，選擇一些較少不良意識，同時內容的焦點是主要放在正面訊息身上。以下可推薦：

1. 《火影忍者》：故事內容為一位失去雙親的小朋友如何透過努力，對友情的執著，最後邁向夢想，也是一個頗勵志的故事。
2. 《灌籃高手》、《排球少年》：它們都是以運動項目為主軸，主角和其他角色為邁向目標而努力，內容大致是正面的。
3. 《名偵探柯南》：是一套懸疑偵探並帶有少許恐怖情節的漫畫。主要講述犯人無論犯罪的手法多麼精密，主角作為偵探，都會竭盡全力找到犯人，而犯罪者也要承擔相應的後果。
4. 《我的英雄學院》：故事講述一位少年面對別人的嘲笑仍努力不懈的故事，為典型的「友情、努力、勝利」漫畫。

篇幅所限，欲推薦的漫畫未能盡錄。不過，需要留意的是，縱使一些看上去只是普通題材的漫畫，例如運動、烹飪等等，都有機會充滿不良/色情資訊，如漫畫《食戟之靈》雖然是一套廚藝比拼的漫畫，但內裡的色情訊息卻佔據了大部分。故此，如何選擇合適的漫畫伴隨青少年成長，是一門艱深的學問。

編輯﹕謝芳

「不要模仿這個世代，倒要藉著心意的更新而改變過來，使你們可以察驗出甚麼是　神的旨意，就是察驗出甚麼是美好的、蒙他悅納的和完全的事。」
《聖經新譯本》〈羅馬書12﹕2〉

簡單來說，「元宇宙」（Metaverse）是一個在線的三維虛擬環境，有著去中心化的特質，不少人用作日常社交連結及遊戲的空間。這陣子連繫著元宇宙，還有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質化代幣）及不少藝術項目，極具吸引力，不少投資者投入資金發展業務項目，亦吸引不少年青人投入體驗。為了解更多元宇宙對青少年的影響，筆者訪問了對具有豐富軟件設計及數位行銷經驗，並向不少教會、神學院及機構提供培訓，現於馬鞍峰香港教會牧養青年，並任Jesus Online科技總監的鄧諾文先生（Anson）。

元宇宙的特性

談到元宇宙，筆者以為就是戴著VR（虛擬實境）眼鏡，配有外置控制器，可自由地以新身份進入虛擬環境。但Anson指出，元宇宙仍然在演化，它不局限於VR、AR（擴增實境）、MR（混合實境），因為在技術上仍在發展，日後可能根本不需要VR眼鏡就可以進入虛擬的世界。其次，它能使你具有 Immersive（沉浸式），即整個人置身在虛擬世界的體驗，愈來愈分不到現實與虛擬。第三，就是「身份」這個問題，業界在研究元宇宙，可讓我們具備同一個身份進入虛擬世界的不同遊戲及不同的世界。當我們建立起Digital Citizenship（數碼居民身份）就可以在這大「宇宙」中，以同一身份跳入不同的世界。我們會有Identity（身份）外，也會有Ownership（擁有權）去擁有自己的資產。上文提到的NFT 就是在解決那個身份及擁有者關係的一個重要的技術。

我們若用同一身份自由進入元宇宙，跳入當中不同的世界，只要自己不透露和保護得好，這身份是具有匿名性，可隱藏真實的身份。但是，如要在當中擁有資產的話，BlockChain（區塊鏈）技術就非常重要，它可讓我們不用提供任何身份認證的情況下，透過Digital Wallet（數碼錢包），擁有個人加密的號碼，就可以擁有及控制在虛擬世界中的資產。Anson提到，這種既可隱藏身份，又能行使個人權利的感覺，正是人們在虛擬世界所渴求的形態。

元宇宙的發展

元宇宙只是年輕人的世界嗎？Anson認為，在早期的發展中，的確有許多「不怕死」的年輕人投入去開創這個元宇宙。隨著日子久了，這群年青人變得非常富有，有見及此，近期不少成年人亦開始接受，亦令一班資深投資者非常感興趣。元宇宙也漸漸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系，不少國家因此都想立法去監管。以他個人教學遇見的學生來作統計，使用這些相關技術的普及率約達5-10%。

為何元宇宙發展這麼快？Anson認為原因在於其不用審批的特性。他舉例指出，在美國，有幾千萬人因為信貸評級不合格而未能開戶口，而數碼錢包就正正是人人都可以擁有，打開了人們進入金融世界的門，令現存銀行的限制消失。他亦認為這是在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這情況在發展中國家，相信更能引起人們的興趣。

流行於青少年中的形式

在Anson牧養的青少年群體中，約有10-20%的青少年正嘗試接觸這些產品，不算是非常普及，暫時只停留在試玩，或看看能否從投資賺到點錢的階段，如買NFT或加密貨幣等。他更指出，暫時年青人最多的還是在玩區塊鏈有關的遊戲，如The Sandbox或Decentraland。The Sandbox是一個建立於以太坊區塊鏈上的去中心化、開放式元宇宙區塊鏈遊戲，以邊玩邊賺 (Play to Earn)為概念之一，玩家可於遊戲中以NFT形式擁有自己的土地、創建自己的遊戲、擁有所有遊戲資產；由於它是香港公司所創立，所以在香港比較多人認識。而Decentraland是一個虛擬世界及社區，由區塊鏈技術推動，用戶可開發及擁有土地、買賣藝術品和 NFT，和舉行社交聚會或舉行研討會等。而Anson亦會和神學院在這兩個遊戲裡做教學的平台。

另外，有不少青少年會在元宇宙中製作自己NFT數碼藝術作品，如繪畫、攝影作品等，來發售或籌款，成為他們建立興趣的平台。而學習Coding（編碼）、寫程式去創建遊戲，也是現時不少人感興趣的。Anson認為，元宇宙對大部分人來說，仍是很新和在發展中，既充滿機會，又充滿危險的地方。尤其對於一些不熟悉它的人來說，裡面有很多Scam（騙局）及假的東西，不理解其背後的東西，但又要付款，就容易跌入陷阱當中了。不過，由於它還是新開發，普及率不很高，所以其競爭還不是很大，仍有許多發展空間。雖然不知道它將來的發展，是否如之前的亞馬遜或蘋果公司，但有很多人正憧憬著它的發展，希望可以及早投資在一些NFT公司，期望日後可以變成現時的亞馬遜、蘋果平台般成功。

自主性與交流

元宇宙平台的特點，就是可以呈現很多人的創造及聰明的想法。Anson列舉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分佈式自治組織）就是一個好例子，參與者雖然是匿名的身份，但仍可以在購買一些資產後，成為DAO社區的重要成員，去參與決策一些重要的決定。能夠集合一些人做決策，令社群繼續發展下去。

Anson分享到，雖然在參與當中不知道對方的身份，但透過談話的內容，仍會感受到對方是甚麼「質地」的人。「真正認識一個人，不是對方有甚麼『牌頭』，這不是真實。最真實是在大家的對話當中，去發掘這個人的『質地』。」他十分接受元宇宙中的匿名性，因為在軟件世界這麼多年的經驗中，他看重的是對方的「能力」，多於看對方是「誰」。他坦言，這與真實世界有很大分別，因為真實世界中，人們大多看對方是「誰」，多於對方的「能力」。

更多人參與的危機

上面提及了元宇宙的吸引之處，Anson亦估計會愈來愈多人跳進元宇宙，因為VR進入元宇宙的工具會下降至民用價錢，約千多兩千元就可以買到，令很多人可以去嘗試。而且亦開始有教育界的人士用這工具於學校的教學上，滲透率會很高，由下一代開始去學習如何用這工具去進入元宇宙，而他們當然亦會覺得很好玩，很接受。

Anson也提及元宇宙的危險，就是其「Addictive」（上癮性），令使用者難以自己抽離，分辨不到真實與虛擬，對自己的「身份」及「價值」開始慢慢模糊化。他解釋，當玩家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滿足感，當抽離了現實身份在虛擬世界找到自己，更愛在虛擬世界中自己創造的身份，這境況或會令玩家逐漸喪失再停留在真實世界中生存的意義。「當未來世界生活的『感觀』愈來愈進步，如飲食、性愛、開心不開心等的感受都注入在Metaverse裡，其實是很可怕的！因為人們可能會不再喜歡再回來這個真實世界當中。」

Anson在訪問其間多次提到電影《挑戰者1號》（Ready Player One），這電影指出真實世界是無可取替的，主角接受自己的真實世界的身份，在真實世界中有擁抱、有愛情，並接納自己及對方的不完美。他認為這是一個值得神學反思和教會探索的內容。Anson指出，教會應開始與信徒一起去思考為甚麼愈來愈多人喜歡Metaverse甚於真實世界，或許有甚麼辦法叫他們歸真實世界和擁抱個人價值……這是一個現時很重要的話題，可以預備未來將會發生的事情。

互聯網原是一個讓公眾自由分享、上下載及瀏覽資料的開放空間，因著其公開性，網民上載的內容可能牽涉他人的事，或與公眾利益相關的資料，網絡媒體亦會把報道文章、短片等上載。可以說，那是網絡上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當中的資料不應隨意被禁止上載及刪除。然而，被報道的人士是否亦應受到保障，有「被遺忘」的權利？我們在兩者之間可以見到，網絡上的言論自由與基本人權之間的衝突。其中一個爭議點就是，「被遺忘權」可能會被利用為竄改有關公眾利益事件或被用於隱瞞公眾人物不光彩過去的工具，令公眾再也看不到歷史或重要事情的始末，剝削了公眾知情權。

一直以來，「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都很具爭議性，支持者及反對者都各有理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未來法治研究院副教授丁曉東曾分析過支持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一、在數字化與訊息化的時代中，原本提供「第二次機會」的合理的遺忘機制被打破，「被遺忘權」有助個人對抗訊息和數字技術構成的「數字圓形監獄」；二、在高度重視言論自由的美國，「被遺忘權」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保障了消費者的隱私，美國加州於2018年通過立法，規定消費者擁有「被遺忘權」；三、「被遺忘權」能有利加強公民個體對其個人訊息的控制。而反對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主要是上文提及到的，有關它會干涉到公共空間的訊息傳播與訊息流通，可能對「公眾知情權」構成挑戰。[1]

「被遺忘權」在歐洲已實施多年，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2010年提出推動「被遺忘權」立法能加強對個人資料的保護。其實，在此之前，歐盟委員會有關保護個人資料的指令已提出處理他人的個人資料是需要有正當的理由，及至2010年該會則進一步提出「被遺忘權」是一項權利，它的核心內容就是：「一旦正當理由不復存在，人們有權要求別人不再處理並刪除該些個人資料。」[2]

刪除網絡資訊的方法

以Google為例，現時其搜尋引擎有專頁向用戶解釋「被遺忘權」及提供方法教網民提出移除內容要求。基本上網民可以自行以自己的名字搜尋想移除的內容，如能直接從網絡上移除是有效的方法，[3] 如未能移除，可以要求Google移除過時內容及提交「個人資訊移除要求表單」，就一些原因申請移除與自己有關的資訊。申請者可以為自己、客戶、家人（已故的家人亦可以）或朋友等提出要求，並提供要求移除的網址及移除的理由。[4]

而Google 的「專業審查人員」會審查申請者的要求，權衡當事人在資料保護法下享有的權利、有關資訊是否符合公眾利益及對公眾利益的影響。附表簡略列出審查人員考量的部份因素：[5]

然而，在歐盟成員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被遺忘權」不會被行使，因為沒有法律機制要求搜尋引擎向使用者提供這樣的服務。 [6] 所以不少國家的網民如果要求搜尋引擎公司把有關自己的資料刪除但又遭到對方拒絕，就要透過法庭或該地區的政府部門幫助。以下例子來自兩個亞洲國家，可供大家參考。

印度

印度政府專家委員會於2018年已開始推動立法保護個人資訊，讓該國公民和網絡用戶對自己的個人資訊使用方式和目的，有最終的決定權，有關的草案也納入了歐盟的「被遺忘權」概念。[7] 現時，印度雖然沒有「被遺忘權」的法例，但其憲法第21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被剝奪生命或人身自由，除非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而在一些案例中，亦可見私隱權、「被遺忘權」等權利被法院視為基本權利，並與個人生存權利不可分割。[8]

一印度男演員Ashutosh Kaushik在2009年犯下了醉駕而被捕，他被法庭判處吊銷兩年駕駛執照、一天監禁及罰款。但懲罰亦波及到他的事業、名聲及婚姻，令他多次求婚都被拒絕，現任妻子的哥哥也不承認他們的婚姻，因為有關他醉駕的新聞和視頻至今仍留在網絡上。他接受傳媒採訪時稱，當法庭對被告進行判決時，它是有時限的，因此「數碼懲罰」（digital punishment）也應該有一個時限、一個了斷日期。 [9] 所以他在2021年向印度的高等法院提出申訴，要求印度政府、媒體監管機構和Google等在平台上刪除相關內容，讓他可以重過新生活。事件亦引起網民再次討論「被遺忘權」。但有印度技術專家稱，在印度，人們行使「被遺忘權」並不容易。[10]

日本

日本最高法院於2017年首次對「被遺忘權」做出判斷基準。事緣一名男子曾於數年前違反《兒童買春、兒童色情禁止法》被捕，他被判罰款，有關新聞資料一直於網上可以被搜尋得到，對他的生活及交友造成極大困擾。於是他向法院以侵犯私隱為由，提出訴訟，要求Google刪除相關資訊。最初地方法院在初審時判他勝訴，並提及「被遺忘權」這字眼。案件其後進入最高法院，最後最高法院裁定男子敗訴。法官於是次判決中，認為該男子向兒童買春是事實，而且社會對這類罪行有高度關注，而這類罪行也是社會強烈讉責的事件，因此有關男子的記錄與社會的公共利害攸關。[11]

於同一案件，日本最高法院對於「刪除網絡搜尋記錄」的基準做出定義，共有以下六點：一、報道的事實性質及內容；二、事實傳達的範圍及隱私受害程度；三、當事人的社會地位及影響力；四、報道的目的及意義；五、社會的狀況；六、報道中公開當事人真實姓名及住址的必要性。有報道稱，法院提出的判斷基準為，「只要個人隱私在不公佈的情況下對當事人明顯有利，當事人即可要求網絡公司刪除該項訊息，不過，判斷基準的門檻極高」，[12] 報道也提及過去有人提訴要求網絡公司刪除個人訊息，但最終也被判敗訴。

香港亦開始提倡「被遺忘權」

在香港，自2019年的社會運動後，有報道指，政府稱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公署）於2019年及2020年處理有關「起底」投訴及經網上巡查主動發現的個案總數，分別為4,370宗及1,036宗。[13] 而於本年2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提及有關「起底」的法例時，指自2021年10月法例生效後，已向12個平台發出逾三百五十個要求移除網上「起底」訊息通知，涉及超過一千七百個訊息。她又稱，公署正研究「被遺忘權」，讓人有權要求移除關於個人負面訊息的事宜，將考慮海外經驗和其他因素，再向當局提出可行的建議。[14]

面對「被遺忘權」，爭論在於私隱權和個人資訊刪除權，與公眾知情權和言論自由之間的平衡。如何實踐中庸之道，既可保障個人私隱、給人改過自新的機會，又可以保障大眾的安全及資訊流通，實在需要智慧去訂立規章或指引，以保障個人及公眾的權利。

近日有五名男子於法院承認在公眾地方犯了妨擾罪和《香港鐵路附例》，因為他們帶備麻雀枱於港鐵列車中打牌，並於社交媒體分享他們的「有趣」影片。雖然，其中一人稱只是想「假扮打麻雀拍趣片」，但他們被警方斥為自私，阻礙車廂內的通道。[1]

不少網民鍾愛拍照或拍片並於社交媒體中分享，他們的原因當然有很多。當中除了為滿足感和把自己想說的向大家分享外，另外可能還有兩個原因：一、「多巴胺」作祟；或二、「瑪門」作祟。先講「多巴胺」， 它是大腦神經的傳導物質，在做一些事而得到獎勵時，我們腦部會產生它，以令我們感到愉悅和興奮，它也會促使我們想繼續得到它，以致重複再做有關事情。打機成癮或網癮都與這個原因有關，之前於明光社「漂一本有聲好書」的「行為上癮（上／下集）」影片便作過有關的介紹，大家可以按此瀏覽。而有不少網友亦因為想得到別人讚賞而不惜冒險來製作出人意表的相片或錄像。

而另外一個原因，是為了「瑪門」——分享頻道的廣告費。不少網紅拍片上載到平台上，都是為了得到頻道收入。根據網上的資料，YouTuber的訂閱人若有數萬或過百萬，他們每月的廣告費可以多達數萬或十至二十萬元，除了訂閱人數，表現評分也影響收入。[2] 為了要吸引觀看者點讚，網紅都非常勤力，常常製作及上載新片，內容也要有創意和趣味。

然而，為了別人點讚，是不是就可以甚麼都上載？很多人都有小聰明，想到不同的點子和創意去吸引網民的眼球，但他們的做法不都有智慧，製作的內容也未必合法，未能讓自己和別人獲益，影片也不適合任何年齡人士觀看，如：犯案的片段、賣弄性感內容或露骨的片段；又或是未經當事人同意、偷拍得來的錄像等。另外，亦有些是網紅為博點擊而挑戰個人極限，最終卻發生意外，以致換來悲劇收場；又或如上述情況，網紅在列車中以身試法，更上載罪證到網上，結果被懲處罰款，實為不值。

網絡某程度上是自由的，可以讓我們分享自己所想的、所創作的，但我們亦要小心拍攝時的安全及清楚了解事件本身是否合法，大家在拍攝前和上載前，都務必要三思而行，否則只會自投羅網。

如果有留意新聞，近來或會發現多了一個名詞被美國《柯林斯英語詞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選為2021年度10大代表字詞之一，它就是“NFT”，[1] 這個詞還會連繫著甚麼頭像、升值潛力、藝人和藝術家紛紛參與等……讓我們一起了解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和我們有甚麼關係？它又有甚麼危與機？

NFT——非同質化代幣（Non-Fungible Token），每枚代幣上都有一個編碼，有不可替代、不可分割、獨一無二的特色。[2] 就如你銀包上的錢簽上了你的名字，那鈔票就已和別的鈔票不一樣。能確保其獨特性，是因為支持NFT的其中一個核心技術，就是區塊鏈（blockchain），而區塊鏈具備著「無法被篡改」的特性。透過區塊鏈技術，所有數據均可通過加密系統進行驗證，根據《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描述，這是「一種開放，分佈式的分類賬，能有效地記錄雙方之間的交易，並且以可核查與永久性的方式進行記錄。」[3] 亦因著其獨一無二的特性，藝術家就可以在虛擬世界中販賣自己的「NFT加密藝術品」。

被視為開放及可信的交易平台

由於每一次交易都可以被追踨，買賣都有依據，大家都會視這是一種可信任的自由交易技術，並在NFT平台交易。在這許多的NFT交易平台中，如OpenSea、Nifty Gateway或OurSong等，有意製作NFT的人，可以上傳數位化的平面或3D圖像、動態影片、聲音檔案或文字訊息，決定作品發售的總數量，再為作品加上區塊鏈編碼，完成鑄造（mint）後，作品就可以用加密貨幣交易了。[4]

例如，ShroomsTopia NFT為亞洲第一款3D設計NFT藝術品（見圖一），以3D蘑菇造型為主角，設計很有香港的本土氣息，此系列共有3,888個不同的NFT，每枚NFT以0.8 SOL（約1,060港元）發售。[5] （SOL即Solana，為一種交易速度快，並升幅大的虛擬貨幣。2022年1月14日，Solana為全球市值第五的虛擬貨幣，達463億美元〔約3,619億港元〕，結算超過500億筆交易。[6]）

創作者的獲利方式

透過NFT加密，藝術品可以寫入分配利潤的比例，創作者未必只在作品第一次被售出時獲得利潤，而可以在作品每一次轉手交易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利潤，所以作品不一定在第一次就以很高價格售出，不少NFT創作者願意以低價賣出作品，並鼓勵人們多次轉手，令創作人可以從中繼續收取分潤。

另外，亦因為不一定是高購買力的人才可以投資NFT藝術品，不少人都可以成為NFT藝術品收藏家。而在這剛起步的市場上，有不少NFT作品被炒得火熱，經轉手多次而價值飆升，引起了搶購瘋潮。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無聊猿」（The Bored Ape Yacht Club）系列（見圖二），這系列於2021年4月在區塊鏈上推出10,000個不同的NFT，當時每枚的入手價（floor price）只為0.08以太幣（約1,500港元）。[7] 至今約一年時間，最便宜的作品底價也超過了28萬美元（約219萬港元），而收藏品系列的總市值就高達28億美元（約219億港元），其製作公司更可從交易中再賺取2.5%分潤。[8]

NFT的天馬行空

創造NFT的方法也有很多種，除了上述提過的方式外，有藝術家將自己過去13年來拍下的五千多張照片集合成為一張NFT作品“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以約6,900萬美元（約5.3億港元）售出。[9] 印尼也有無名小卒上傳九百多張自拍照到NFT平台並賺得780萬港元；[10] 而日本電影配樂大師坂本龍一亦於去年將一首歌的595個音符分拆成NFT出售，而部份NFT音符被轉售後，價格由底價680港元被炒至約40,000港元！[11]

有機亦有危

我們見到似乎很多東西被數碼化後，都可以被放進虛擬世界中被販售及炒賣，似乎很有升值潛力。有藝術家很努力將一系列作品放上平台販售，一夜成名；亦有很多藝人、知名人士進場販賣其代理的藝術作品撈了一筆。這些事件經媒體報道就令人對這虛擬市場趨之若鶩，但我們可能會忽視了當中的風險。除了一些常見的NFT投資詐騙手法，如製作假冒NFT網站及投資項目誘使消費者投資、以偽冒交易平台官方通知而進行釣魚詐騙，或以不同方式竊取個人資訊及憑證等。此外，以虛擬貨幣這種方式來投資也有一定風險，NFT作品本身在真實世界可能價值有限，在網絡世界中的價值亦是易升易跌，跟隨著名人的名氣或潮流上漲或下跌，風險可是非常高。

由於還未有法例規管，著重「匿名性」的區塊鏈，不單讓不少犯罪份子利用加密貨幣藏匿資產，而普通人的個人資產亦可能隨時被黑客盜取，之後可能無法追討損失。由於元宇宙這虛擬「新世界」中所使用到的加密貨幣，暫時並未有實體保安或風險管理方案出現，對用戶來說暫未得到保障。[12]

誠然，筆者在搜集資料撰寫本文時，亦覺這個賺快錢市場令人心動！或許讀者在看了本文後，會開始去想於NFT平台進行創作或投資，但筆者仍想提醒一句，小心錢財的迷惑，於創作的內容及投資的手法上，仍要守著真道，以避免：「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不能結實。」（太十三22下）

「金繼」是甚麼？金繼（Kintsugi，日文為：金継ぎ，即「以金去承繼」；有時或稱為金繕い，即「以金去修繕」的意思），是起源自15世紀在日本的一種技藝，是以天然的塗漆，將破爛了的碟子、杯子、茶碗等器物，重新黏合，再塗上金粉。金繼於這些裂縫之間，透過人工整合，令這些破損的器物重生……

金繼香港？

由兩年前的社會運動，到沒完沒了的疫情，香港丕變，從此不一樣。在沒有最壞，只有更壞的日子裡，大家可能都在問：「香港爛透未？我們可以怎樣？」

面對今日香港，有些人覺得這裡人面全非，已經無法挽救，不如遠去，保存剩餘的美麗。這個說法其實不無道理，最實際的例子，就是1949年從內地遷港的教會，若不是當時作出決定遷離免被抄家，今日香港與大陸的教會歷史，甚至是我們每一位香港信徒的故事，肯定就要改寫了。

但同一時間，也有一些香港人，因著各自緣由，決意選擇（或是無可選擇地）留在香港。對於這班「留下來的人」，除了選擇消極，不聞不問，犬儒地面對，甚或「躺平」，「粒聲唔出」，免被「割韭菜」以外，或許，我們可以為爛透的香港做多一點點——金繼。

認識金繼，始於早年到日本旅行，到美術博物館時得知：古時生活，資源缺乏，遇上既容易破損的家具器物，如陶瓷碗碟破爛了，如果就此拋棄，實在浪費。金繼其實是日本獨有的技藝，相類似修補陶瓷的做法也見於中國、韓國、越南等地，不過日本盛產樹漆（這並不是我們日常使用的油漆，而是由漆樹樹皮汁液反覆熬煮而成，程序非常複雜，產量不高，也十分耗時），自15世紀的室町時代，就有工匠以生漆，混合麵粉黏合破爛的陶瓷以作填縫，後來更會在縫合處上，加上繪漆（很多時會加上蒔繪裝飾），灑上金粉，讓修補的陶瓷更見美觀，這就成為了今日的金繼藝術。

金繼：修補重要的，無可替代的東西

不難想像，金繼這樣的修補技藝，絕不會是用於日常生活的用具中——或許是用於貴重陶瓷等等，但更多的，其實是用於平凡但卻是無價的，無可替代的東西：有人就曾將破損了的結婚紀念銀碟拿去金繼，也有為友人親自手製，卻不小心打破了的「陶瓷公仔」以金繼修補。

是的，這些需要修補的東西，每每都只是很平常的物品，未必價值連城，甚至難聽點說，破爛了另外置換可能更簡單快捷。但它們就是有特別的價值，對於擁有者而言，是無可取替的。對於需要修補的、重要的，無可替代的東西，金繼就是最好的方法了。

金繼：不能只用原有的方法材料，必須有「另外的」的修補力量

然而，金繼並不只是單純的修補。首先，對破損的器物修補，會用上不同的樹漆與金粉、銀粉或白金粉等珍貴的物質。這些修補的物料都是十分珍貴（不單指價值，就如樹漆的準備工序十分繁複，產量也不多），不是「簡簡單單」像我們平日修補物件，用膠紙或快乾膠水貼上修補就算數了——事實上，大家可要知道，一般的膠紙和膠水，雖然使用方便，但其實「修補」過後，年日一長，反而會融化在器物、文件上面（例如重要的成績表，畢業證書等，破損了千萬不要用普通膠紙貼補），輕則留有殘跡，重則對器物帶來更大的破壞，得不償失。

除了材料，修補破損陶器也不是「求其黐下」就可以的。破爛的邊口要先平整，兩邊切口要對得準，然後準備塗上樹漆金粉等工序，對當中的技藝是甚有需求。事實上，以金繼的方式修補，不論材料到技巧，每每都是大師級的，必須有「由上頭來的」、非原來的修補力量，才能完成。

金繼：不是為了掩飾，是要將醜陋的變得愈發俊美

金繼與一般修補，兩者當中最大的分別是一個「特登俾你見到」，一個「盡量唔俾你見到」。事實上在日本文化中，金繼已不是修補這樣簡單：金繼在原來碎裂的位置作出的修補，愈發呈現器物本來的美，同時，也將器物破爛時的那段回憶和時間，保留於此金漆料黏合修補之處，成為器物坑故事一個新的部份。

此外，以藝術角度而言，金繼後器物所呈現的「線條美」，展示了殘缺優雅之美（真的是「缺陷美」了），這往往反成為器物的觀賞重點；原本被視為「缺點」的部份，被提升到美麗的「優點」，這源自日本佛學與美學理念「侘寂」（わびさび），主張接受世間萬物的不完美、缺陷與無常。其實這也和《聖經》的教導不謀而合：「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它加上體面；不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林前十二23）而隨著歲月流逝，舊日塗上的金粉樹漆，或會變色，或會再增歲月的裂縫痕跡，這些褪色改變，往往又變成另一種美態，賦予裂縫一個新的生命。而奇妙的是，這種不完美，其實也是另一種完美。

對於今日香港，每當有人盡力假裝一切正常，硬說已經完善一切時，金繼的意思，就更有其特別意義。

我們的選擇：repair or replace

香港是否「金繼」得來？我們要認真思想，在修理（repair）和替換（replace）之間作出抉擇。事實上，在現代社會，經濟和工業發達，物件壞掉了，直接替換遠比拿去維修化算多了。可是想深一層，如一些物件（就如香港），本身甚有獨特紀念價值，無可取替，如果讓你選，你會簡單拿去替換，還是會嘗試金繼，透過悉心的維修去增值呢？

參考資料：

袁源隆。〈【審美生活】歷史悠久的日本修補工藝  金繼：擁抱破碎  化殘缺為美〉。「明周文化」。2021年5月31日。網站：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金繼-素謠-日本美學-181388。

科技發展，不同年代有不同的關鍵字，如果要為2021年找個關鍵字，可能是「元宇宙（Metaverse）」。當線上開放遊戲平台Roblox用這個字來招股，上巿首日公司估值突破400億美元，又連facebook公司也改名叫Meta，將facebook放在Meta旗下，成為子公司，更多不同的科技公司追捧，彷彿其未來發展定必十分光明。[1] 究竟元宇宙是甚麼？今日距離理想的「元宇宙」有多遠？未來的想像是甚麼？本文將與大家探討，最後我們也會簡單談談它與教會和信仰的關係，以此作為一個思想的開端。

元宇宙其實不是一個新發明的詞語，早在1992年已有科幻著作《雪崩》（Snow Crash）描述過相關的概念，只要戴上耳機和護目鏡，就可以進入一個虛擬世界。之後，類似進入虛擬世界的故事屢見不鮮，不少電影、網絡遊戲也有類似的想像，特別是在遊戲世界，在Roblox前，也有很多類似的嘗試。

在遊戲世界中，最初最接近元宇宙的設計，可能就是類似《第二人生》（Second Life）和《模擬市民》（The Sims）系列等遊戲。《模擬市民》中遊戲玩家會創造一個角色進入遊戲，進行遊戲時容許玩家做各種各樣的事情，讓我們看到這些角色的反應；《第二人生》則更進一步，玩家可以自己買地，設計自己喜歡的家，與其他角色互動搞活動，聽音樂等等。這些遊戲都有一些元宇宙的雛型。

近十多年隨著互聯網頻寬更寬，又更普及，開始有不同的開放世界（open world）的遊戲出現，例如多人網上角色扮演遊戲（MMORPG），當中以《魔獸世界》（World of Warcraft）為人熟悉，遊戲大致都創作了一個世界，當中有自己的世界觀，種族，文化，地理等等，玩家進入就等同去了另一個世界旅行一樣。這種開放世界的遊戲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在角色扮演遊戲中，說故事的部份比較放輕一點，而且遊戲並不一定要以故事線性形式進行，玩家進入遊戲世界後，他們可以選擇玩本來設定給這個世界的故事，但同時可以不玩故事部份，只幫忙朋友一起打怪物。部份遊戲，例如《俠盜獵車手》（Grand Theft Auto）系列，玩家們可以一起做壞事，並會得到獎勵。

不過，以上這些說到底，都只是遊戲，都是程式範圍內給予玩家去探索去玩耍的內容，能將平台開放給人去設計的遊戲，其實並不多，因為很多遊戲都依靠推出新內容吸引人付費繼續玩，於是遊戲在玩家眼中，始終只是一件商品，是娛樂和消費。[2]

不過，近年興起新開放的線上世界遊戲平台，例如Roblox，或Minecraft遊戲均有一個特色，就是能夠自己創造世界和遊戲世界，玩家可以自己先創造一個世界，當中除了地形外，更可以自己設計不同的小遊戲。換句話說，遊戲商本身只提供一個平台，甚至沒有內容可言，又同時提供工具給玩家自己創作自己想要的東西，之後玩家們可以互相到對方的世界，參與對方的創意活動和遊戲。近年不少發展學習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STEM）的公司，更看準機會出遊戲設計學習班，就是用這些遊戲提供的平台，鼓勵小朋友從小接觸這種創作、寫程式的過程。

由給予玩家空間，到給予玩家平台自行創作空間，這幾年遊戲的趨勢都盡量將遊戲變成一個遊戲世界，只給予玩家基本架構，但遊戲怎樣玩下去，就由玩家之間互動產生，例如疫情期間推出的《集合啦！動物森友會》，玩家的活動就是在遊戲世界自由活動。部份遊戲更會推出虛擬空間演唱會，2020年美國流行歌手Travis Scott就在《堡壘之夜》（Fortnite）舉辦音樂會，另一著名音樂人Ed Sheeran則在Pokémon GO遊戲內舉辦演唱會。相關的合作活動令自由平台的想像空間更大。[3]

這些不同的虛擬世界，究竟有甚麼特點？這成為了元宇宙的討論的重點，特別在設計這些不同的世界時，必要考慮一些要素，當中Roblox公司的行政總裁David Baszucki就提出以下幾個：[4]

1. 身份（identity）：玩家以甚麼身份存在於世界之中，他們會否有特別的角色可以扮演？

2. 朋友（friends）：玩家怎樣在世界中認識新朋友，建立一個健康的社交群體？

3. 浸潤感（immersion）：如何給予玩家投入的感覺，讓他們覺得自己置身在這個世界中？

4. 低延遲（low latency）：在世界互動的過程中，怎樣可以減低傳輸速度所帶來不自然的感覺？要麼提升網絡速度，又或者降低某些畫面的解像度，但以上兩點可以怎樣做到？

5. 多元化（diversification）：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如何可以和而不同地在不同的世界中存在？

6. 隨時隨地（anytime, anywhere）：玩家可以透過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時間和地方，仍然能進出這些世界嗎？

7. 經濟系統（economy）：遊戲中的經濟、資源如何平衡？

8. 文明（civilization）：遊戲中可能由遊戲商透過規定或潛規則，規範遊戲中的一些做法，為遊戲世界帶來文明，例如在遊戲時透過文字、符號表達對對方的尊重等等。

Beamable公司的創辦人Jon Radoff，則在其文章中介紹了元宇宙的七個層次：[5] 經歷（experience）；發現（discovery）；創作者主導的經濟體系（creator economy）；創作世界的空間計算法（spatial computing）；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介面設計（human interface）；網絡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在未來，不同的開放網絡世界的出現，人類可以自由進出，在當中除了玩樂，還有工作，賺錢，做生意等等不同的事情可以在那裡進行，問題就只是這些世界是否有足夠的吸引力，叫人長時間留在那裡，恍如移居到網絡世界一般的在網上存在。[6]

很多人同時也在擔憂，如果世界上的人都進入不同的網絡世界，教會是否也要移到這些世界去傳福音，甚至開教會呢？牛津宣教研究中心研究人員Guichun Jun博士在一篇文章裡表示，[7] 經過新冠肺炎疫情之後，英國教會正經歷4.0的變化，由一開始的初期教會、大公教會、更正教會，今日應該要思考網絡教會如何發展，當中除了要處理訊息宣講外，更要處理的是，當人變成了一個角色，我們如何知道肢體真實地存在，我們如何守聖餐，在網絡中有沒有人會犯罪？如有，我們可以怎樣得知及如何處理？基督徒在網絡中，在如此介面的管理下，還有機會犯罪嗎？

傳統福音派人士Ian Harber及從事數碼事工的Patrick Miller牧師更擔憂的是，元宇宙的出現會整體影響到神學嗎？[8] 例如基督徒如何在元宇宙中表達自己？我們會完全放棄自己原本的樣子，去設計一個「更好的自己」嗎？如此會否令自己更焦慮？想想要在facebook中填一堆關於自己的資料已令人心煩，還要設計自己，這可是一件更煩人的事。當然，現代科技叫你去重新設計一個自己，可能已經十分簡單了。[9] 於是，Harber及Miller提出質疑，要自己設計自己，而不是由上帝所創造，這將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此外，Harber及Miller指出，現實世界雖然有很多未夠好的東西，但當全部的虛擬東西都是好的時候，又是否等於更好更真實？過份的好，有時會令人忘記了其實上帝所創造的美善，是要透過經歷艱苦或困難，我們才看得出當中的美好。最後，他們強調，元宇宙的世界看似無限無際，但實際上仍然是物質世界造出來的另一個空間，換句話說仍然有其限制，不要以為我們用了網絡的身份，在另一個世界就有不同的特殊能力，這可能只是一個引誘——一個讓你以為自己可以打破物質世界限制的引誘。

事實上，這種企圖將物理限制打破，甚至產生人機合一的想法，也存在了好幾十年，當中又以美國學者Donna Haraway教授的賽博格（Cyborg）理論最為吸引，時為80年代已經開始討論未來世界人類與機器結合在現實和虛擬世界的想像，另外，亦有日裔美籍社會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提出有關後人類（posthuman）的想像，還有透過不同的科技，可能將不同虛擬世界的官感直接植入身體中的想像，就像《22世紀殺人網絡》透過晶片傳輸資訊，到時「真實」感受也可能是模擬出來，只要夠真，大家接受和相信就可以。未來的世界，根據福山的說法，就人權、人的本性和尊嚴等議題，將會有更多的討論。

2021年10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表示，本港的《版權條例》落後超過10年，當局要進行「保底」工作，修訂法例，並以《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作藍本諮詢公眾。[1] 過去，有市民擔心這條例會阻礙二次創作，2014年的草案限制轉播侵權作品，同時二次創作或翻唱作品並未獲豁免，故被外界稱為「網絡23條」，草案最終未能完成審議。經歷過拉布及擱置，是次重啟修例，政府高官指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首次提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認為這是檢討法例的適當時機。[2] 此外，特首林鄭月娥在2021年發表施政報告時亦表示會強化知識產權制度，加強推廣、教育和對外合作，又會提升知識產權署的實質審查能力，並研究把《專利合作條約》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包括「原授專利」制度等。[3]

明白科技日新月異，網上創作及分享的渠道及技術比起七年或10年前已經變化了許多，串流平台、電子傳送和直播科技的迅速發展，對於版權擁有人、版權使用者及服務提供者的保障都有需要提升。

根據政府新聞公報及是次諮詢文件內容，政府建議按《2014年條例草案》涵蓋的五個範疇（見附表）作為基礎，更新香港的版權制度。

附表：《版權條例》修訂建議涵蓋的五個範疇

資料來源：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對於上述的修例建議，最令人關心的就是有關「豁免」及「提控」兩部份。有關豁免方面，《2014年條例草案》有提及會對戲仿、諷刺、營造滑稽或模仿、評論時事和引用（有助在網絡和傳統環境中促進表達自由和討論）等目的，提供公平處理的豁免，因為這是十分常見的網絡活動，[4] 故可獲民事和刑事的豁免。有政府官員稱沒有為獲豁免項目提供定義，原因是在法例上，這是一個最佳的做法，亦稱可用「common sense（常識）」去理解意思，如有爭議可由法庭決定。[5]

對於認真翻唱歌曲「以抒發個人感情或展示才華」不被豁免，但如果版權持有人沒有反對，政府便無從提控。不過，一旦涉及經濟利益，情況就會變得複雜。翻唱作品除了可上載於YouTube平台，翻唱者也可以在其他地方翻唱或播放影片，如果他會從中獲利，如收取廣告費、歌唱報酬，版權持有人應可以向他追究，如是者似乎提控的決定權在版權持有者手中，但他究竟要經網上播放平台追究，或向政府哪個部門投訴？案件屬民事或是刑事？由知識產權署或由警方處理？此外，政府雖說法庭處理案件時要以造成的經濟損害、侵權行為會否代替原作品為主要的考慮因素，但作品放在網絡上，結果又是否上載者可以預期得到？筆者就曾看過一些因翻唱而意外爆紅的例子，而這些翻唱作品又是否「代替了原作品」？當中如何界定？這些問題或許仍有待解說。

筆者想到一個例子，藝人陶大宇早前於商場騷翻唱了《倒轉地球》，他意外爆紅，其唱腔和台風成為城中熱話，他的作品是否代替了原唱者劉德華的《倒轉地球》？[6] YouTube的片段不是陶先生自己拍的，廣告收益是歸網民和網絡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但陶先生又因著這些評論及短片的廣傳而接到更多翻唱這歌曲的演出機會，這個情況如按照《版權條例》，又應如何理解和跟進？

另外，亦有創作者會藉「二次創作」的空間來抒發對生活、政治的感受，他們除了要面對《港區國安法》外，現又多了一個《版權條例》，他們又可能會因懼怕觸碰到紅線，表達時變得更加小心翼翼，影響了創作自由。

政府就條例的修訂作公眾諮詢，諮詢期由2021年11月24日至今年2月23日，為期三個月。[7] 各位可於政府知識產權署的「更新香港版權制度的公眾諮詢」網頁了解更多及踴躍表達意見。

編輯﹕謝芳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聖經新譯本》〈腓立比書2：4〉

電影、電視製作是一門藝術，透過鏡頭、剪接、聲音等元素，以不同的結構、風格來說故事。除了帶給我們樂趣以外，還可以有很多訊息，叫我們細思。每當我們說喜歡某電影、很不喜歡某劇集……我們能夠說出原因嗎？

培養欣賞眼光

筆者於明光社帶電影小組一段頗長的時間內，細味了一些電影，發現電影言之有物，除了有好的演員擔任角色外，劇本對白、主題結構、鏡頭剪接、符號運用、音效應用等不同技巧的配合，才能成就一部好電影。這些不同的部分都是值得我們欣賞的地方。

明白有時因為信仰的原因，會令信徒覺得某些類型的電影，如恐怖、血腥等電影就一定是不好的，要完全拒絶接觸。筆者自己也是膽小一族，很少會看鬼怪、恐怖電影，因為怕晚上自己一人在辦公室工作時會害怕，內心會有不平安。但近來，由於在學習藝術的課程中上了一科電影研究，除了研究低成本製作電影外，還欣賞了一些經典的鬼怪、恐怖電影。

除了要分析這些電影使用的技巧外，課堂也會發掘它們的主題與社會的關係。筆者發現很多被視為經典的電影，不單是因為拍攝技巧難度高、具創意之外，還會道出一些社會問題，反映被壓迫的一群的某些狀況，部分片中的怨魂或是以血腥殘暴手法殺害別人的角色，影片會漸漸揭示他們其實在社會中曾被歧視、被剝削工作機會或被破壞家庭，因而枉死、產生出殘暴的癖好或情緒問題，如電影《貞子》、《德州電鋸殺人狂》及《奪命狂呼》等。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的著作《詩學》中有提及悲劇（現我們解作「戲劇」）的「移情」、「淨化」和「教化」的作用。當觀看影片時，我們投入到角色處境中，感受到他的喜悅或恐懼，就是一種「移情」，可以說是一種換位思考；觀眾在觀看影片時，我們隨著劇情而與角色一同經歷，被喚起我們的憐憫與恐懼。而在觀看完結時，情感得到淨化（catharsis），或可說是種釋放，把緊張過後的情緒放鬆，歸回日常的生活。

而「教化」方面，好的影片也會有其倫理道德，如好人得到好報，惡人最終奸計未能得逞，令觀眾心中得到安慰；又或當惡人得不到懲罰，觀眾為被害者著緊或感到遺憾，也可能正顯出我們對社會某些狀況顯得無奈。

我們在觀賞後，會不會繼續細思影片與我們生活的關係？它的內容象徵甚麼？喻意甚麼？如可以在觀賞後繼續閱讀一些資深影評人的文章，也可以是一份增進電影分析力的功課。

影視「守門人」及「導賞員」

然而，對於在家中有小孩子的家長來說，就實在不應該把家中訂閱的「網上影院」（即網路隨選串流影片服務）的使用「中門大開」，任由未成年的子女選取網上的影視作品來看，因為不是全部有「意義」的影片，都可以給心智未成熟的觀眾看。他們可能未想到其深層意義時，就已經因為模仿其行為而受到身體及心靈的傷害。

當家中有未成年的孩子，家長就應該要當個影視「守門人」，在帳戶中管理個別使用者的年齡分級設定，以防止子女在帳戶中搜尋不合他們年齡觀看的影片。亦有服務供應商細心到可以讓家長輸入個別的內容、不當的電影或節目，就算他們合年齡看，也不能自己隨意點選就看到。

不過，就算你盡力的去阻擋網絡上的訊息，也未必能完全阻隔。孩子可以從朋友、同學中知道一些很流行的節目或電影，如韓國劇集《魷魚遊戲》，就算家長在帳戶做了年齡限制，但也難提防孩子們會有其他渠道看到片段，或者在同學之間有他們的方法去分享。

要成為孩子們影視的「導賞員」，或許家長真的要抽空去看看現時電視或網上的節目，多角度去思想為何它們會如此流行，以免和孩子們「冇偈傾」。影片的製作方式、反映的社會文化和問題、人性光輝和黑暗、角色面對的困境、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否道德、人物關係與劇情是否真實或過於誇張等，都是很好的傾談材料。若孩子真的看了他們不該看的影片，也不必過分責備，畢竟好奇心是人性，倒不如趁機和他們開展對話，談談人生百態，並了解彼此的內心世界。

「起底」，是網絡文化之一，有討論區更設「起底組」，但凡有不平事，網民就「起底」而攻之，先有找出個人社交網站，之後就是家人，還有其他的個人資訊，例如全名、電話、地址、公司、車牌、職業、工作地點，甚麼都可以翻出來，也沒有人查證，反正就是要令你感到害怕。部份人拿到這些資料更會惡作劇一番，例如冒充你去點餐、買外賣、用你的電話號碼申請不同的東西，只要資料夠多又準確，隨時會受害。

原本這些網絡文化就沒有人管，但自從社會事件發生之後，不論任何陣營都盡用這些網絡空間去將對方「起底」，甚至務求令他們感到生命感受到威脅，於是「起底法」橫空而生。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在立法會會議中指，大量受害人，例如警務人員、官員、政見不同的公眾人物「包括在座各位，同我」都曾被「起底」，又指有警務人員的子女遭公開資料，及遭同學杯葛。政府決定修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稱《私隱條例》），將之加強，引入針對網絡「起底」的內容，簡而言之，在未經當事人同意下披露該當事人的個人資料，有意圖或罔顧導致當事人或其家人受指明傷害，已屬違法。私隱專員公署更製作了詳細指引，[1] 說明在不同情景下如何會觸犯法例。

筆者細閱了有關指引，卻發現法例如認真執行起來，很多今時今日的網絡行為，我們看來是生活日常，但在有關法例生效後（法例已於今年10月8日生效），這些行為很可能已是違法行為，本文嘗試舉三個在法例生效前出現過的例子／情況，我們不難發現，這些例子中的行為如在今日出現，有關人士應該已觸犯了法例，或說他們的行為都十分危險，很有可能會因而受檢控。

1. 食壽司不斷被點餐事件：

今年10月2日，事主於facebook群組分享到自己正在某壽司店用膳，用餐期間他將壽司和落單用的QR Code照片分享到社交網絡平台，豈料不少網民竟以「擔心事主唔夠食」為理由，「幫手」不斷落單，最後埋單金額高達9,173元，連加一服務費總金額破萬元。事件令該壽司店的部份食品一度售罄。[2]

根據已修訂的《私隱條例》第64(1)條：「任何人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自該資料使用者的某資料當事人的任何個人資料，而該項披露是出於以下意圖的，該人即屬犯罪——(a)獲取金錢得益或其他財產得益，不論是為了令該人或另一人受惠而獲取；或(b)導致該當事人蒙受金錢損失或其他財產損失。」上述個案中，替事主落單的網民有機會「中招」嗎？極有可能。雖然惡作劇的人未必知道事主是誰，但他用了對方落單的QR Code去點餐，其實等於打開了對方的錢包，在沒有他同意的情況下消費，這樣行為的確是未經對方同意而取用對方個人資料，以致直接令對方蒙受金錢損失。

2. 網絡作家莎比亞妻疑與男教師外遇事件：

今年8月，網絡作家莎比亞被爆其妻疑與一名男教師外遇，當中更有即時通訊軟件和社交媒體截圖、照片流出，部份網友更即時搜尋到其妻與外遇男教師所任教的學校的名稱。[3] 在《私隱條例》未修訂之前，這種「起底」行為是沒有法例禁止的。

上述事件的網民，在法例生效後，有機會中招嗎？有。如果事件在今日發生，如此將未獲資料當事人同意下披露該當事人的個人資料，意圖或罔顧該披露是否會（或相當可能會）導致資料當事人或其家人蒙受任何指明傷害，披露者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罰款港幣10萬元和監禁兩年。條例中並沒有寫明提供資料的人是不是一定要和受害人有任何關係。現時網絡上有不少人好事之徒，見到這些吸睛的事就主動為他人「起底」，他們很容易就誤墮法網。

3. 社交平台的黑店專頁：

社交平台有不少群組和專頁，都會請網友分享他們不同的黑店經歷，即曾到過哪家黑店購物的遭遇，當中網友除了寫明店名和經歷之外，有時也會拍片拍下售貨員的樣子，甚至店舖老闆的樣子，以及公開有關人士社交媒體個人戶口的資料，或有關其個人資料的截圖。

在網上發佈有關店舖的老闆或店員資料的網友，有機會中招嗎？有，雖然說那些資料可能是公開的，但如果我們將之與黑店故事連結，當中可能又有相關人士的家人的樣子，甚至家人的資料的話，基本上也會構成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披露他們的資料，意圖令他們蒙受損失了。

資料庫

由2019到2021  起底行為刑事化

「起底」問題引發的討論，自2019年起備受各方關注，該年10月，特首林鄭月娥在立法會出席行政長官答問會時指，很需要檢視香港的法律，希望往後的法律在有需要加強的地方，能夠令他們更有能力去對付大規模網上「起底」和欺凌。[4] 今年2月，特首再次指，政府會從執法和修例兩方面著手處理「起底」問題，包括修訂《私隱條例》，把「起底」行為定為刑事罪行。[5] 到了 5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便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中介紹政府計劃就《私隱條例》作出的修訂建議，以打擊「起底」行為，並建議賦予私隱專員刑事調查和檢控的權力。[6] 《2021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草案》於9月29日在立法會三讀通過，10月8日生效。[7]

假新聞的產生及推動，背後導向可能是為了賺取廣告利益，如內容農場；也可能是為了改變人們的意識形態，以圖得到人們的支持和贊同，如英國脫歐，美國總統大選。這些假新聞的做法就是要挑起讀者的情緒，產生恐懼或憤怒，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林照真教授指出：「當你的心裡上有這些負面情緒，你會在情緒的主導下把這些內容再快速地傳播出去。所以我們會認為憤怒是決定讀者是否在臉書上分享的關鍵機制。越是讓你憤怒，而且是極端憤怒的，你越可能分享，在政治訊息上尤其如此。」[1]

根據媒體的報道，林教授曾於一研討會分享，新聞產業很注意讀者反應，希望讀者喜歡、關心這則新聞，這也是假新聞製作的原理。如果社群媒體的訊息製作得和新聞一樣，就會有更多人相信。而假新聞不會是全然虛構，它在一定程度上有事實包含在其中，讓接收者難以分辨，甚至連主流媒體都會採用，認為它有一定的新聞價值。[2] 而曾有研究指出，假新聞在Twitter的散播速度會比真實的資訊快六倍，[3] 所以懂得辨別網上真假新聞是極為重要。

但論及要用法律去規管假新聞，則要非常慎重，因為法律規管與言論自由之間是有張力的，令人擔憂言論自由會被打壓，或有人會想利用公權去阻止人們發聲，或懼怕發聲，於社會造成了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被打壓的成為少數派，聲音愈來愈少，而多數派聲音愈來愈多，如螺旋往上升。

不同地區　不同方法

網上資訊對網民的影響可大可小，不少地區對於網上假新聞或假資訊都有相應的法律或應對做法。

韓國

韓國的《新聞仲裁及補救損害等相關法律》修正案由執政的共同民主黨於2021年7月在國會提出，並指其目標為「建立公眾對傳媒的信任和伸張言論自由的價值」。倘若涉及「虛假、新聞操縱」以至涉及「故意」或「重大過失」的捏造或錯誤報道，導致有人蒙受精神或權利上的損害，按新修正案有關人士可入稟向散播資訊者索取賠償，金額可達推算相關損失的最多五倍，在一些難以計算損失的個案中，則以一億韓圜（約68萬港元）為上限。[4] 提出修正案的共同民主黨稱，提出法案旨在以懲罰手段打擊假新聞對民主社會的禍害。但因為法案部份內容被指不夠清晰，對「故意」、「虛假報道」等字眼的概念和標準模糊，甚至「開啟任意詮釋之空間」，國內外傳媒及人權組織均對新法表示憂慮，擔心影響記者深入調查和傳媒報道的自由。[5] 在強烈的反對聲下，有關修正案的最後投票並沒有如期在2021年9月底於國會舉行，取而代之的是籌組委員會就立法作更深入的探討。[6]

新加坡

新加坡2019年通過了《防止網絡假訊息和網絡操縱法》（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POFMA），任何人發佈假訊息，並對「公共利益」造成損害，將會被判監最多五年及罰款最多50,000坡幣（約29萬港元）。若透過虛假賬戶或自動軟件程式發佈假訊息，則會被判監最多10年及罰款最多10萬坡幣（約58萬港元）。相關的網絡中介有責任採取相應行動，如移除有關的虛假賬戶等，否則相關人士的最高刑罰為被判監一年和罰款20,000坡幣（約12萬港元），如涉案的並非個人而是公司，罰款則更高。[7] 該法例將假訊息（falsehood）定義為虛假或誤導性的事實陳述（statement of fact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列明包括捏造訊息和扭曲事實，但不包括基於事實的觀點、批評或諷刺。但誰來判定事實陳述的真偽？是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嗎？這方面亦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有學者就質疑他們是否合資格來判定真偽，這會否被用來對付反對黨，打壓異己？[8] 據報道，截至2021年8月21日，新加坡當局暫未用過POFMA下的刑事程序起訴任何人，但卻向個人或團體發出逾60宗POFMA命令，要求他們更正訊息，亦有數宗要求網絡中介移除訊息連結的指令等。[9]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政府於2018年4月，即國會選舉前實施了《反假新聞法》（Anti-Fake News Act 2018），該法指凡故意創作、散佈或發表「全部或部份不實」的新聞、訊息、數據或報道，即「假新聞」，可處10年以下監禁。若「假新聞」内容涉及馬來西亞或影響該國公民，該法亦可適用於馬來西亞境外個人或組織。[10] 但由於立法倉猝，被人質疑大馬政府，不論是有關貪污或是選舉事務，都想利用有關法例來阻止一切不為政府樂見的報道。而這法例最後在新政府上台後，於2019年正式被廢除。[11]

台灣

於2018年，台灣的行政院為防止散播假訊息所造成的危害，修正了以下多個法案，包括《災害防救法》、《糧食管理法》、《農產品市場交易法》、《傳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在法案中納入禁止散播假新聞的規範和罰則；另外，在《廣播電視法》下，廣播電視亦被要求建立「自律」機制，若違反自律規範或事實查證，最高分別可處100萬台幣（約28萬港元）或200萬台幣（約56萬港元）罰鍰。[12] 台灣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官員曾向傳媒表示，根據當地的《社會秩序維護法》，對假訊息定義主要有三個要素，包括惡意、虛假、具危害性。雖然在台灣政府提出七個法案的修法說明時，明文寫道：「謠言」或「不實訊息」，是指該「捏造之語」或「虛構之事」，其內容出於「故意」虛捏者，但有新聞學者認為要認定假新聞並不容易。[13]

由於不少地區的人士都認為要判斷假新聞有困難，應找有能力的人或系統作判斷，歐、美不少地區會把責任交予社交平台，由社交平台的公司研究方法去判斷和刪除一些疑似是虛假的新聞。

德國、法國

德、法兩國分別於2017及2018年分別通過《社群網絡強制法》（德），及《反資訊操縱法》與《反虛假訊息法》（法）。有關的法規是把反假新聞的責任放到社群媒體平台中，如德國的《社群網絡強制法》中規定，社群媒體平台須於接獲檢舉的24小時內移除明顯違法內容，包括仇恨言論、惡意誹謗或煽動暴力的內容，否則可處500萬至5,000萬歐元（約4,500萬至4億5千萬港元）的罰款，如有爭議、但非明顯違法的內容，社群媒體會有七天時間可以商討是否移除。

而法國，早已有防制仇恨言論和假新聞的《新聞自由法》，明訂禁止種族誹謗與煽動種族仇恨的言論、禁止基於性傾向而歧視或誹謗個人的言論。違反這些規定者，可處六個月至一年有期徒刑，或面對22,500至45,000歐元（約20萬至41萬港元）的罰款。任何方式出版、傳播或複製涉及第三方的虛假新聞或經捏造、偽造或不實文件，若造成或足以擾亂公共秩序，將被處以45,000歐元（約41萬港元）罰款；如以任何形式惡意出版、傳播或複製可能破壞國軍紀律或士氣，或干擾國防戰備的內容，將被罰款135,000歐元（約122萬港元）。[14]

而於2018年在法國通過的兩項反假新聞法案，是為了強化上述法律工具，針對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特別適用於選舉前三個月內，政黨或候選人有權就疑似被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申請禁制令，以及將有意圖影響選舉的「受外國勢力控制或影響」的電視頻道下架。[15]

德、法兩國的做法似乎效果相當顯著，有效使facebook將全球六分一的內容審查人力投放於德國，並同意與法國政府合作提高平台運作透明度。[16]

歐盟，除立法以外的選擇

除了立法，歐盟於2018年開始推出《虛假資訊行為守則》（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鼓勵資訊科技公司自願簽署並承諾自我規管，以應對虛假資訊問題。不少大型資訊科技公司，如Google、facebook等均已簽署有關的行為守則，承諾針對平台上虛假訊息問題作自我規管。多家簽署了該守則的資訊科技公司亦按承諾推出新政策以改善服務，包括與事實查核機構合作及推動用戶媒體素養等。[17]

香港可借鑑

網上資訊繁多，當中包括了假新聞，對人或事作出不實的陳述或惡意的指控，但要辨別真、假新聞，如非靠科技公司或新聞界的專業人士，難以處理大量的資訊。正正因為網民都未必能辨別真、假新聞，如只是誤信虛假訊息再傳遞並因而觸犯法例，實在可能會引起寒蟬效應，有機會窒礙新聞及言論自由。但如能以兩條腿走路的方式，一邊加強用戶的媒體素養，教育用戶如何辨別假新聞及批判思考的教育，另一邊推動傳播資訊的平台與信譽度高的事實查核機構的合作，成立通報機制，如發現假新聞就通知社交平台，以刪除訊息、警告違規用戶等方式，而毋須透過立法的方式來規管，相信會對本港的網絡溝通平台的發展與自由會較為有利。

（本文原載於第141期〔2021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真人show（reality show）大受歡迎，不少人投入其中，不論是比賽性質的節目，還是一般生活導向的節目，真人show因為夠「真」所以吸引很多人關注，不少內容更成為一時熱話，究竟真人show是怎樣做出來的呢？參加節目的人，所做出來的事情，都是演戲，還是流露真性情呢？

根據不少綜藝節目幕後工作人員爆料稱，真人show中的人的表演，都是真的，絕小部份是演出來的，因為演出來的話一來就不自然易被看破，二來要寫這些劇本亦不容易。所以大部份所謂的真人show，編劇的工作只是提供場景和任務，之後就由「演員」自由發揮。例如以往的歌唱比賽，就只是看幾個人表演唱歌，就唱歌能力作出比較，但今日就會改為一群參賽者進入一個夏令營，大家被困在一個地方，然後一起生活、創作、練習等等，最後在舞台中表演。

整個過程中，「編劇」當然會透過一系列的賽制、分組、選歌、選隊長等等，給予他們任務，同時在這些任務的過程中，看看他們的表現，看看他們能否面對逆境，又或者會否建立友誼等等。唱歌跳舞等表演雖然重要，但之前在營內的表演，可能佔的時間更長。如果以一次公演計，可能前面真人show的環節大約佔三分之二，而表演部份只佔三分之一。

同時編劇在拍攝前其實都會先了解一下被拍攝者的一些性格特質、習慣，可能早就在拍攝的場景中給他們「合適」的道具，讓他們「自然」發展到某一個方向去。例如很多男性選秀節目，往往會提供健身房或籃球架，選手在練習唱歌跳舞後有時就會到這些場景休息，然後在鏡頭前玩健身或打籃球。又或者在休息室放一部遊戲機，其實就是想給觀眾看到他們玩遊戲機的一面，有時甚至有廣告商贊助的商品出現。

這種將原本已有的類型節目加入「真人show」成份，幾乎已經成為許多綜藝節目的常見套路，不論旅遊、選美、美食、擇偶等等節目，紛紛加入真人show成份，務求令這些節目看起來更「真實」，讓觀眾有種看到參加節目的人在幕後工作的感覺。

除了在場景中加入任務讓他們自由發揮之外，還有很重要的，就是主題和剪接。當拍攝進行了幾集之後，大約可能就會知道整件事的一些發展，例如在比賽中，工作人員在剪接時某些人可能已經出局，於是在剪接第一集時他的出鏡時間就不會那麼多，因為要將時間分給未來有機會進到決賽的那幾個人，又或者當編劇們預知去到某一集，有幾個人會鬧翻，在剪接時可能就會特別在前面的集數中挑一些他們交情很好的片段，以營造一些戲劇效果。例如早前內地綜藝節目《披荊斬棘的哥哥》中，第一集就故意挑出一幕陳小春被內地饒舌歌手（rapper）GAI質疑他的好兄弟林曉峰不尊重人的片段，後來他們卻成為同組隊友，化解了誤會並成為好朋友。這些劇情並不一定是原本設定的，但可以透過後期剪接去營造一些「劇情」出來。

除了前期設計、後期剪接外，最後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節目播出後的社交媒體管理。內地真人show大概每週更新一集，每集短則一個半小時，長則五、六小時。香港的真人show大致上每天更新，每集半小時至一小時。其實節目很長，所以製作人員及後都會將不同片段化為幾分鐘的「精華」放上社交網絡平台，這些都是真人show很重要的組成部份，因為版主往往要帶網民投入去他們想大家進入的劇情中，所以會有很多不同的帖文，以吸引人進入綜藝節目的故事氛圍中，即所謂的「帶風向」。當中甚至會有人故意寫些會引起罵戰的帖子，引人注意節目的內容。

所以，真人show中我們不難肯定，當中的人的性格、性情，當下的反應大抵都應該是真實的，但這些反應有多少程度是按照「劇本」呈現，而編劇又有沒有幾個劇本在手，而之後剪接又會否將真人show中的人物如實呈現，還是按照「劇本」的走向呈現，這裡面，可能有更多我們都不知道的東西。真人show當然可能呈現人物真實的一面，但也的確不會是所有人的整個面貌，如果我們以此來判斷人生，甚至以此作為我們所相信的人生方向，就有點過份當真了。

參考資料：

梔梔。〈真人騷「劇本」再成焦點，揭秘綜藝編劇工作流程〉。壹讀。2018年6月7日。網站：https://read01.com/2GkKOLz.html。

梔梔。〈行業規則：明星參加真人騷綜藝，到底有沒有劇本？〉。壹讀。2018年6月6日。網站：https://read01.com/O3KOQJP.html。

葉智仁。〈談近月熱爆香港的媒體識讀課題：踏進了「楚門世界」的盛女〉。載張玲玲編。《傳媒透視》。2012年5月：頁4–5。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downloads/201205.pdf。

憤怒的李類類。〈30個常見綜藝真人騷原型，編劇團隊超乾貨總結〉。每日頭條。2020年1月6日。網站：https://kknews.cc/entertainment/qx2bzro.html。

立法會在本年9月30日通過《2021年刑事罪行（修訂）條例草案》，將窺淫、偷拍及未經同意發佈私密影像等行為訂為刑事罪行，相關的法例已於10月8日生效。[1] 要了解新法例的內容，先要理解條例中「私密部位」、「私密作為」和「私密影像」的定義。

「私密部位」是指某人的生殖器官、臀部、肛門範圍或胸部（不論是露出或僅有內衣遮蔽），或所穿的、遮蔽著生殖器官、臀部、肛門範圍或胸部的內衣。而在條例中，有關「私密部位」是沒有作性別區分的，因此上面提及的私密部位，可以是屬於男性或女性的。「私密作為」是指某人正在如廁，或進行某種涉及性的作為，而該種作為通常不會公開進行。「私密影像」是指顯示了某人的私密部位或進行私密作為的影像，當中是包括了所謂「移花接木」、經修改的影像。

是次立法新增了四個罪行，以下是法例的簡單說明：

1. 窺淫（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

任何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在事主處身於令人對保存私隱有合理期望的情況下，暗中觀察、拍攝事主的私密部位或拍攝事主在進行私密行為，即屬違法。

偷窺或偷拍他人如廁、洗澡、更衣或性交等行為都會觸犯此法例，而條例亦列明安裝或操作偷拍鏡頭均屬違法。有些人會暗中拍攝與他人發生性行為時的影像，在新法例下，不論對方是性交易對象、男女朋友或配偶，只要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仍進行拍攝，都一律犯法。

2. 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

任何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為了性目的或不誠實地作出偷拍行為，如從衣服下方、外衣的開口或間隙，偷拍他人的私密部位，即屬違法。

偷拍裙底或衣領走光的行為會觸犯此法例，而條例列明為了性目的或不誠實地作出上述行為才會構成犯罪行為。不誠實並非指取得相片的目的，而是指觀察或拍攝的情況或方法。所以，如果市民在拍照時不慎拍下他人走光的影像，將不會觸犯此法例。

3. 發佈源自干犯窺淫罪或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罪所得的私密影像（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

任何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的情況下，發佈源自干犯窺淫罪或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罪所得的私密影像，即發佈偷拍得來的影像，影像中有人如廁、洗澡、更衣、性交、其裙底或衣領走光等，即屬違法。

網絡世界充斥著大量偷拍影像，不少人肆無忌憚地在網上討論區和即時通訊群組「分享」這些偷拍得來的影像，但過去並沒有任何法例保障被拍攝者的權益。在以上條例生效以後，分享偷拍得來的影像便會觸犯法例，而此條例列明不論那些偷拍的影像由誰人拍攝，只要有人罔顧那些影像是否從干犯窺淫罪及非法拍攝私密部位罪而來並加以發佈，都會觸犯此法例。

4. 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或威脅如此行事（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

任何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的情況下，發佈或威脅會發佈事主的私密影像，其意圖是致使事主受到侮辱、驚嚇或困擾，即屬違法。

網絡上存在大量在事主同意下進行拍攝，但卻在未經事主同意下便發佈的私密影像，當中不少是在「色情報復」的情況下發佈，即情侶分手後故意令對方的裸照外洩，作為報復或要脅對方的手段。當那些影像流傳到網上時，往往會出現「網絡瘋傳」的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地傳遍不同角落，令事主深深受到傷害。另外亦有人會透過改圖或深偽技術（Deepfake），即以人工智能技術製作像真度極高的圖像，將事主的樣子加在其他人的裸照上，也就是所謂的「移花接木」，這同樣會讓事主受到不同程度的困擾。本港過去一直沒有法例可以懲處以上行為，在新法例下，無論外洩還是轉發，一律可被檢控。

兩個重要修訂

保安局在制訂窺淫罪、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罪，及發佈從上述兩項罪行所得的影像罪時，作出了兩個重要的修訂以提高條例對市民的保障。第一，最初局方提交的草案內容中，「事主沒有給予同意」是構成犯罪行為的必要條件。但在真實的處境中，事主可能不願出庭作證，又或未能追查到事主的身份，那就不能將犯罪者入罪。所以局方在草案上作出修訂，在上述三項新增法例中，剔除「事主沒有給予同意」的罪行元素，只要有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的情況下，進行偷窺、偷拍或發佈有關影像，就足以構成有關罪行。

另一個重要的修訂是賦予法庭權力，可以在法律程序進行期間發出處置令，要求有關人士將涉案的影像移除、刪除或銷毀。如有人沒有遵從處置令，除非有合理辯解，最高可被判處罰款港幣10萬元及監禁一年。這可阻止有關影像繼續在網絡上流通，保障受害人免受進一步傷害。[2]

雖然「窺淫」和「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是新訂立的法例，但過去警方都可透過其他法例提出檢控，市民應該知道這些行為是違法的，但「發佈源自干犯窺淫罪或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罪所得的私密影像」和「未經同意下發佈或威脅發佈私密影像」是全新的法例，以針對過去沒有法例監管，但卻有不少市民參與的行為。政府需要加強新法例的推廣，幫助市民認識有關條例，以免市民因「無知」而墮入法網。

電視台真人秀《賭命夫妻》近日成為城中熱話，當中五對夫妻接受「賭命」遊戲，15集的節目，到截稿為止播了五集，內容包括夫妻分別被兼職男友、女友引誘；以及教這幾對夫妻如何增加吸引力，甚至引起對方的性趣，當中就不乏教妻子前戲的技巧，又會邀請丈夫學習如何與女生進入更浪漫的約會之中。此外，在節目中又不乏疑似出軌的場面，甚至有妻子發現丈夫接受與其他女子身體接觸的尺度比自己想像中開放時，即時掌摑對方，之後痛哭離場。

社會不斷有聲音質疑節目是否「教人離婚」，又質疑節目將一班本來已有溝通或生活問題的夫妻放在試探之中，並不道德。不論是節目監製或者主持均透過傳媒解話，聲稱只有第一週的內容比較測試底線，之後的內容會比較「有教育意義」，主持人火火則表示，在節目開拍前參加者已經知道會玩得「好癲」，甚至會玩到有離婚危機，他更表示，現場有十幾個鏡頭，被矇眼的丈夫應該估計得到不可能是跟另一個女孩親嘴，而親他的應該是自己太太，或者換上男主持跟他親嘴，所以說真的想出軌是不太可能的。

真人秀的參加者非想像般的素人，為戲劇效果會設計許多情景，這是真人秀原本的做法，玩得激、玩得爆來吸引觀眾和社會評論，這也是真人秀想達到的效果，問題是我們希望社會就婚姻關係的討論是走哪一個走向？是不是兩個人結婚久了，關係「日久失修」就應該找些不同的「刺激」？甚至是玩到有離婚危機也可以接受？

節目被安排在家長指引的時段內播放，換句話說不少青少年人有機會收看到該節目，但家長的指引又應該是甚麼呢？要讓他們明白婚姻充滿各種試探？還是鼓勵大家如果婚姻出現了問題，應該要再去外面探索一下新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整個處理婚姻的過程中，首幾集著重的，都是挑起性愛的慾念，浪漫氣氛的營造，究竟一般關係應該怎樣才可以持久，似乎還未有提及。

未來，還有10集，真的會有教育意義嗎？還是真的會玩出火而引火自焚，或者已不是重點。我們更看重在家中的家長們，見到孩子在看時，是不是真懂得提供給予孩子空間成長的家長指引。免費電視畢竟是登堂入室的節目，需要更多考慮對心智未成熟青少年的影響，他們會否被這些錯誤的觀念或行為所誤導？開玩笑、戲弄人亦必須要有底線，作為創作人，若果大家的子女仍是青少年，你們會放心讓他們觀看這類節目嗎？

粗略來說，人們對歷史變遷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歷史循環論，「太陽底下無新事」、「古老當時興」這些說法代表了這種歷史觀。另一種是歷史線性發展論，或者是歷史向前發展論，「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等說話代表了另一種歷史觀。筆者認為兩種觀點都有點道理，往往歷史變遷是進兩步、退一步，亦是新中帶舊、同中有異。

閱讀了以上的引言，也許讀者以為我又再談論世界大事，非也！這一次我只是想談一談一個與我們日常生活比較有密切關係的題目：電腦。

現在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是一種漸漸盛行的電腦服務，雲端計算是將數據儲存和運算功能交託給提供服務的公司去處理，用戶毋須直接主動去管理電腦資源。數據儲存和運算系統分佈在不同的地方，這樣做不單只分散了風險，而且更有效率地運用資源。其實，這並不是一種完全嶄新的觀念，在很多年前已經有類似的客戶端伺服器模型 （client-server model），在這種模式下，客戶端的電腦只是通過網絡去輸入指令，真正負責運算的電腦是遠端的公司伺服器。而現在雲端計算更加推前一步，很多公司索性不再裝置和管理自己的電腦伺服器，而是將全部東西外判給雲端計算服務中心。

這歷史溯源並不是到此為止，其實，在客戶端伺服器模式出現之前，最初的電腦運作模式是建基於主機（mainframe），最普遍的主機是萬國商業機器（IBM）的產品。這已經是上世紀60至70年代的模式，那時候，一般用戶並不能接觸真正的電腦，他們可以操作的東西名叫啞終端（dumb terminal），啞終端只是一個螢光幕和一個鍵盤，用戶在啞終端輸入指令，資料儲存和運算都是在遠方的主機裡面進行。

上世紀80年代個人電腦興起，資料儲存和運算轉移到自己的電腦，很多人興奮不已，特別是崇尚個體自由的美國人，個人電腦令人感覺良好，因為這股潮流好像是打破了IBM等大型電腦公司的霸權。後來人們意識到個人電腦的限制，在90年代隨著互聯網的發達，客戶端服務器模型成為了電腦界的新寵兒，當然，人們並沒有完全走回頭路，個人電腦已經變成了幾乎是家家戶戶都擁有的必需品。不過，若果細心觀察的話，你會見到雲端計算、客戶端伺服器、IBM主機都是基於同一概念。

另一個有趣的電腦界現象是編寫程式和毋須編寫程式的交替，上了年紀的人都會記得，最初操作電腦是需要編寫程式，或者要打字去輸入指令，1979 年，施樂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開發了第一個圖形用戶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原型，1984年蘋果電腦公司將圖形用戶介面引進了麥金塔（Macintosh），自此之後，用戶可以輕鬆地採用點擊（point and click）、拖動（drag and drop）這些簡單容易的方法去操作電腦，編寫程式不再是必要的技能。

然而，近年來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成為重點科技，於是乎學習編寫電腦碼又再成為熱潮， Python 、R是炙手可熱的電腦語言，一位學生曾經對筆者說：「僱主不想聘請只懂得採用圖形用戶介面的數據分析員，他們要求編寫電腦程式的技能。」我有不同的看法，筆者已經走過上述的年代，其實大部份數據分析的工作都可以快捷地通過圖形用戶介面去完成，如非必要，我不會編寫電腦程式。

有趣的是，現在很多公司都指出：聘請電腦程式編寫員的成本太高，他們轉而尋求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no code or low code）的應用軟件，例如現在微軟公司、TIBCO等科技龍頭致力於研發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系統，自然語言是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用的語言，例如中文、英文，數據分析員可以對電腦系統發出這樣的指令：「分析美國股票市場十隻藍籌股在過去10年的走勢，並且作出預測。」如此一來，數據分析員便毋須編寫電腦程式。其實，你毋須要等待科技龍頭發展出成熟的自然語言處理系統，現在你可以採用一直行之有效的圖形用戶介面，也可以做到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正如中文俗語所說：「何必深山求靈藥？此地已經有神仙。」

對於電腦界這種逆轉，我毫不感到稀奇，因為人性的傾向都是捨難取易。當然，這並不是返回原地的循環，雖然這種轉向仍然是追求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但是將來的使用者介面會更加方便，用戶可以乾脆採用自己熟悉的語言。我突發奇想，下一步會是甚麼呢？會不會連說話也不用說出來，電腦就可以直接知道我的想法，然之後我便心想事成呢？很多年前瘋魔全日本的動漫《IQ博士》敘述主角發明了這種讀心的機器，結果造成了一些尷尬的場面，因為IQ博士有些想法是不可告人的。

鑑古可以知今，因為歷史裡面的確有循環的軌跡；但在循環之餘，又是更上一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