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得不償失的「勝利」： Scopes Trial on Evolution, 1925

多年以前曾經聽一名在教會和學校熱心服侍的校長說自己和太太都很忙碌，他的子女好像有父有母的孤兒一樣，最令我驚訝的不是他和太太這樣火熱事奉，而是他竟然覺得這樣做沒有問題，因為從他的語氣我感受到的是自豪多於自責。一直以來，「忙」似乎是華人教會的深層次文化，彷彿愈忙就愈忠心、愈屬靈，而愈忠心就應該愈忙，否則就是閒懶不結果子。難怪很多時都會聽到一些牧師和傳道人的子女說不喜歡教會、甚至討厭教會，因為教會令他們在成長時缺乏和父親或母親相處的時間，沒有機會享受正常的天倫之樂，他們深深感受到父母很關心其他人，但卻不關心自己！

除了教牧同工很忙碌之外，教會活動的安排往往也對家庭不友善，例如星期六、日會編排不少的聚會和會議，有些執事經常開會、甚至討論到半夜仍未有定案，而在公眾假期又會安排大大小小的活動或營會，務求令人覺得教會很興旺、弟兄姊妹很熱心，很多時這些活動都是分齡進行而不是以家庭為單位的，於是父母子女各有各的活動，就是沒有家庭一起的活動。

多年以前我擔任教會的執事，在聘請堂主任的時候，一位我們認為合適的人選在最後的面試時表示，由於一直以來他星期六的早上都會和太太一起飲茶行街拍拖，問我們可否逢星期六上午放假，我當時的回應是我認為沒有問題，只有某些特別的情況例外，就是喪禮和生死攸關的突發事件。其實要所有傳道同工每個星期六、日大部份時間都留在教會是沒有必要的，雖然星期六、日是最多不同年齡會友出現在教會的時候，但不代表所有同工都要全程在教會候命，讓會友可以即時找到教牧同工。更重要的是當會友有事需要同工關心的時候，是否知道可以找誰和如何聯絡，如果同工在平日去會友的工作地點與他們午膳、了解他們工作上的實際困難，可能更有意思。

此外，星期六上午、晚上和星期日下午，許多中小型堂會根本沒有甚麼活動，留在教會的會友亦未必很多，與幾十年前不少青少年在星期六、日好像以教會為家，經常留到晚上，趕也不願離開的情況已大大不同。就算萬一教會真的每星期都有聚會和活動，或是希望製造機會讓同工接觸會眾，同工亦可安排輪流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下午休息，讓他們陪伴家人，因為一般傳道人在星期一或二放假時，其他家人都要返工或返學，根本無法安排家庭活動，對促進家人的感情幫助不大。當教會和教牧強調重視婚姻和家庭的時候，不應該「講一套、做一套」，若果照顧家人和建立和諧的家庭關係、做好見證真的十分重要的話，教會為何不努力配合？若果這只是信徒而非教牧真正要努力實踐的話，是否代表教會領袖有雙重標準呢？

在香港這個生活指數甚高又繁忙的大都會，要找藉口不積極參與教會的聚會和事奉很容易，包括要供樓交租、供養父母、子女要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個人要不斷進修和補充平時的睡眠不足，因而未能經常參與聚會、無法十一奉獻等等，這都並非完全是藉口，而是生活逼人。教牧和會眾同樣面對這些困境，當教會要呼籲僱主善待僱員，在薪酬和工時上作出更合理的安排，並訂立家庭友善政策時，教會能否先以身作則？若教會不善待同工，又怎能理直氣壯地呼籲其他僱主那樣做，好讓弟兄姊妹有更大的空間照顧家庭和參與教會的聚會和事奉呢？

要改變一些對家庭不友善的文化，其中一個關鍵的角色是教會的長執，首先，大家不應再抱著忙碌等如熱心和忠心的想法，忠心是代表謹守崗位，努力回應上帝的召命，最重要的是事奉的態度而不是單以時間來衡量，在原定工作時間內盡忠職守，比起經常加班但態度懶散或效率不高，前者更有意思。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大家不應認為在教會服侍就理應接受人工低、工時長。若果教會因財力有限而只能付出較低工資，相信一些願意服侍而家庭經濟壓力較輕的同工是不會介意的，但如果教會明明有能力，卻不給予同工較合理的待遇，其實就是變相的剝削。

教會長執除了應該給予同工較合理的待遇，讓他們的家庭毋須憂柴憂米之外，亦應主動考慮讓同工有一個家庭友善的較彈性工作時間，以便他們可以照顧家人的不同需要，例如因應接送年幼子女而調整當值的時間，在星期六、日和長假期不要填滿各項教會活動，預留一些時間讓同工陪伴家人，更要為他們擋下一些會友的不合理要求，因為教會同工和長執應是一個團隊，會友不應期望所有事都「有大食大」，一定要見到牧師或堂主任出席才滿意，否則牧師單是出席婚禮喪禮和探訪已忙得不可開交，莫說陪伴家人，連預備講章亦可能會有困難。如果教會真的重視家庭，必然應該包括教牧、長執和同工的家庭，不應有差別對待。

一個為了教會而忽略自己家庭的牧者根本就是一個壞榜樣，若認為這樣才是自己追求的事奉態度，還是不要結婚較好，不過，就算不結婚也不要以忙碌為藉口而不照顧父母呀！

明光社於2024年5月3日舉辦了「勿將安慰變成二次傷害——如何與受苦者同行？」網上講座，並邀請了香港教牧督導及心理治療學會檢證院牧朱蕙碧博士擔任講員，分享如何合情合理地關心正在受苦的人，避免令安慰變成二次傷害。

朱博士在講座中分享了自身關心他人及被別人關心的經驗，以及兩個模擬個案的短片。她指出陪伴對每位受苦者都是重要的，同行者就像「樹窿」給予受苦者一個傾訴的機會，讓他們可以訴說自身經歷，抒發心中鬱結，令他們體會到自己並非獨自承受苦楚，以致情緒得以紓緩。

她又表示，每位受苦者其實都帶著自己的想法、態度、情感和意圖來到別人的面前分享自己的經歷，這也反映他們對這個人的信賴，作為弟兄姊妹，如果聽到別人訴苦時，需要以合宜的態度回應，包括予以尊重、接納、真誠和同理心，幫助受苦者盡訴心中情。透過聆聽他們的每一句說話、每一聲嘆息，安慰者可以明白和了解到他們身處的景況，並能在合適的時候提出合宜的建議。

最能讓受苦者感到安慰，莫過於有人能夠在情感上與他們連結，體會到被明白和被看見，這可以幫助他們的緊張、焦慮、不安或哀傷等等的情緒得以紓緩。朱博士指出安慰者的用心聆聽和同理回應，最能與受苦者連結；聆聽使安慰者正確地了解受苦者的處境和需要，同理回應則使受苦者感受到安慰者的體諒和支持，這些都可以幫助人有效地與受苦者同行。

朱博士認為有幾個因素妨礙人與受苦者同行。假如聆聽者被自己的問題所困，或對他人的問題認知不足，便會難以明白他人的困難，或者他傾向以教導和解決問題的方式關心他人，這會妨礙他有效地陪伴他人。還有移情作用，即聆聽者身邊有一個親近的人，此人與聆聽者的關係不佳，而受苦者與這個人很相似，聆聽者有可能會將受苦者當成這個親近的人，並投射了憤怒的情緒，以致不能聆聽其故事。最後，如果聆聽者不能守口如瓶，也大大降低他真實地與人同行的可能。

最後，朱博士提醒每位願意與人同行的有心人，不要忘記好好照顧自己，每人都有自己的需要，惟有好好地在上帝裡面安靜得力，照顧好自己身心需要，保持良好狀態，才能更好地與受苦者同行。

誠邀大家按此處，收看足本講座。

曾經到過日本旅行並住過在朋友家中的人都會發現，日本人的垃圾回收十分仔細，哪一天收紙張、哪一天收膠樽或普通垃圾，都是有規有矩的，而住客都十分自律，會先將垃圾分類，並且按適當的時間處理，未到回收有關垃圾的日子，會乖乖的將垃圾先留在家裡，不會隨便丟棄。反觀在香港，雖然很多回收箱已設置多年，大家亦常常聽到「藍廢紙、黃鋁罐、啡膠樽」的口號，但很多時都會看到有人不知是大意還是根本漠視有關規定，將回收箱當作普通垃圾桶，不但將回收箱弄得十分骯髒，連裡面本來熱心人士想回收的物品亦弄得十分污穢，難以回收。此外，不時亦有報道指有些承辦商因為運輸成本高昂，以及回收的價格太低，最後根本沒有將回收的物品送往循環再造，而是和普通垃圾一樣送往堆填區，令努力地自行將垃圾分類，希望可以一起救救地球的市民感到十分沮喪和失望，亦打擊了他們對政府環保政策執行力的信心。

垃圾徵費暫緩實施

政府成立環境保護署，制定有關處理垃圾的不同政策多年，但令人遺憾的是成效不彰，執行不力，環保署的高官往往只有滿腦子的大計和美好的論述，但根本不明白前線的實際情況，在執行力方面令人搖頭嘆息！以原定在2024年4月，其後推遲到8月，到最後暫緩實施的垃圾徵費為例，其實早已醞釀多年，但給人的感覺就是閉門造車，自我感覺良好，許多細節根本沒有想清楚如何有效執行，只好一再延期，又推出「先行先試」計劃，以其成效作為評估下一步應如何推行的參考。不過，很快便有人站出來炮轟垃圾徵費是「當年由激進反對派提出」，「先行先試」的「亂象」反映香港社會還沒有準備好推行，建議政府考慮押後或叫停計劃；而不少試點的執行亦未如理想，參與的住戶連一半也沒有。此外，更有不同的消息在吹風，令人感到政府雖然表面繼續「先行先試」計劃以及做問卷調查，實際上是放軟手腳，沒有落力執行，暗地裡為擱置計劃預備下台階——不是政府不想做，而是市民未能配合。結果政府官員在2024年5月27日「順應民意」，宣佈暫緩實施垃圾徵費的決定。

垃圾徵費已討論多年，現在擱置，恐怕只會像開徵消費稅一樣，最後不了了之。一直以來，垃圾徵費出現的亂象不是徵費問題，而是官僚問題。多個月以來，市民見到的就是官員閉門造車，根本從來沒有詳細了解前線在執行時面對的困難，為甚麼在制定計劃的時候，不先做問卷調查，了解前線執行人員、受影響的街坊、不同類型樓宇的管理公司、甚至「三無大廈」的業主和租客等等的意見，當要用指定垃圾袋時會出現甚麼困難，以及可如何解決？

不可或缺的回收配套

其實整個計劃的成敗不在於市民是否願意使用指定收費垃圾袋，而在於政府能否妥善做好垃圾分類和回收，以及在環保教育上能否令市民大眾願意主動支持及監察其他人有沒有故意違規。若果垃圾分類回收箱的設置能夠十分方便市民，甚至設有獎勵，以及真的做到循環再用，讓市民知道所收集的廢紙和膠樽最後不是同樣運往堆填區的話，其實在多年環保教育下成長的一代，誰說他們不會愛護地球呢？就算有些市民仍然十分抗拒，但正如當年實行禁煙區一樣，起初亦有不少人認為積習難改，難以推行，但結果今日不是很成功嗎？大家已甚少見到有人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商場食肆明目張膽地違規吸煙，當愈來愈多群眾認同一些理念，他們就會成為最有力的執行者，用他們的手、口和眼神也可以令人更明白垃圾不分類和違規處理垃圾，其實和亂拋垃圾沒有太大的分別。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源頭減廢和循環再用應是未來推動環保的兩個最主要目標，若能加上轉廢為能，便更有利於地球可持續發展，而市民要付出的垃圾袋費用也會愈來愈少。希望政府官員不要再閉門造車或自我感覺良好了，若真的以結果為目標，請不要再將焦點放在徵費，而應在於同心為香港和下一代打造更優美的環境。當然，環保一定要付代價，特別是在開始一些回收、循環再用及再造、再生能源項目時都需要一些投資和補貼，香港作為一個相對富裕及已發展的城市，是有條件亦值得投資在可持續發展的環保事業。凡是改革都會有些不便、需要付上代價，就算政府官員在過程中做得未如理想，但為了我們自己和下一代福祉，希望所有香港人都願意多行一步。

經濟學家葛尼奇（Uri Gneezy）及李斯特（John A. List）所撰寫的《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中，提到一間幼稚園的校長，為了家長可以準時接走自己的孩子，決定只要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家長付出一小筆罰款，結果是自從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到幼兒園，亦毋須再為遲到而不好意思，甚至有家長視那筆小額罰款為額外的託兒費，罰款政策推出後，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有人提議何不喚起家長的同理心，體恤老師的辛勞？罰款的成效未必是最好，對應在環保政策上情況亦相若，除了罰款，還有更多。

走塑令與搶購潮

2024年初，垃圾徵費議題在香港鬧得熱烘烘，市民忙於了解使用指定的膠袋需要注意哪些事項，又要預備如何處理不同類型的垃圾，而在4月22日管制即棄膠餐具和其他塑膠產品的法例實施以後，市民便買不到塑膠牙籤或膠軸棉花棒等日用品。不少市民都很擔心，引發坊間出現了短暫的搶購潮，也難怪市民擔心，因為當時政府只忙於宣傳管制甚麼，市民收到的訊息大概是這不可以，那又不可以，但原來受管制的塑膠產品都有代替品的，市民還可以選擇竹牙籤及紙軸棉花棒。

當大家經歷過香港的氣溫如過山車般的「大冷大熱」，不少人都明白保護地球的重要，然而，如果環保政策一直都只是強調「徵費」，一旦違規便要罰款（至少曾在港鐵車廂內播放的宣傳片，很多時都只強調這類資訊），相信不少商家及市民亦只會從成本方面去考慮，甚或想盡方法巧妙地處理垃圾和減少用指定垃圾袋，多於去想如何真正實踐環保生活。即使在5月時政府宣佈垃圾徵費暫緩實施，但在未來制訂環保政策時，或許可以考慮除了徵費之外，還有哪些方法有助推動環保。

對動物友善的公共設施

2024年初，深圳鯤鵬徑一號橋已啟用，它把兩山連接起來，而在橋的旁邊，有個小小的提示牌，當中畫了一隻兔子，一條小蛇，並寫著九個字：「動物通道  行人請繞行」短短九個字，便足以看見人們在興建一條行人橋的時候，也會顧及到大自然其他生物的需要。而設計師在設計這條橋時，鋪了一些可以讓豹貓在下面躲避的石頭，為小動物栽種了花香類、漿果類的植物，也在橋上做了一些方便鳥類滑行的通道，這些安排彷彿都在告訴人類，人雖是萬物之靈，卻不代表可以隨便踐踏其他動物。

除了這一條橋，深圳的地鐵站內也會見到動物的「蹤影」，車廂會播放著充滿活力的彈塗魚影片，而站內牆身亦懸掛了大型海報，主角有彈塗魚，也有其他鳥類，海報上更寫上「深圳是我們的家，也是牠們的家」的字句。4月，深圳首條寵物公共交通專線開通了，顧名思義，這代表著主人可以名正言順帶著寵物搭「巴士」了。

與香港情況相近，深圳市的居民也很努力拼搏賺錢，但在賺錢之餘，這個城市還是會保留一些空間給其他生物，當老百姓漸漸覺得其他生物美麗可愛，生態環境重要，人們會漸漸懂得去愛護地球，而這一種氛圍需要刻意營造，才能將訊息灌輸給社會大眾。2023年，上海廣播電視台聯合嗶哩嗶哩製作的公益環保紀實節目《一路前行》在東方衛視播放，這個項目的發起人胡歌、劉濤、陳龍，在節目裡成為環保的行動者及參與者。這三位演員中，以胡歌較為香港人熟識，一開始他在節目中的妝容整潔得有如翩翩公子，之後，他漸漸不再在意自己的儀容，就像普通人一樣，這是節目效果？還是他真的被大自然或其他環保人士的真情感染了？

令荒土化為良田的心願

節目其中一集，幾位演員進入了內蒙古自治區的烏蘭布和沙漠腹地，了解沙漠化問題，又訪問了努力治理沙漠化問題的人士，他們到訪了致良田生態農場，在農場中一起觀看了一段外國影片，當中提到：所有使用化學品的傳統農業下的土壤，幾乎完全不含微生物，土地愈脆弱，農民們愈會覺得需要噴灑化學品，自從20世紀70年代，全球化學農業加速發展以來，我們已失去了全球三分之一的表層土，世界三分之二的土地正在沙漠化，除非我們想辦法拯救土壤，否則我們只能再收穫60年農作物而已。致良田生態農場便是希望「把逐漸退化的耕地重新變為良田，進而影響更多的農戶和土地。」當胡歌問及創辦人馬彥偉為何把生態農場起名為「致良田」時，馬彥偉表示那時他在讀王陽明的書，王陽明心學提到致良知，馬彥偉認為致良知就是「每個人心裡都知道甚麼是對的，關鍵是怎麼去實現它」，王陽明還提出過知行合一，馬彥偉希望未來幾十年，甚至到老，都可以「實現良田」，這是他希望實踐的事情。

馬彥偉的宏願讓人佩服，但願有更多人可以被打動，由上至下，可以做得更好，不要為了拼經濟，導致爛尾樓或豆腐渣工程出現，危害他人生命財產之餘，更大量耗損及浪費地球資源。亦但願更多人欣賞這個世界，明白人、大地及其上的生物是共生的，就如《一路前行》的主題曲提到：

「最美麗的風景　從不會關上門
天空荒原大海和人生
路上做個孩子　又明亮又單純
如小鹿一樣看星辰……

天上有日月和星辰
地上沒有異鄉人
都曾呼吸狂奔　相愛支撐　命才成為生
一路有熱淚與天真
擁抱細碎的傷痕
別害怕鯨魚在遠方吟唱　燈塔的歌聲
我以渺小愛你同行的旅程」[1]

參考資料

〈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　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ShenzhenWeekly、《香港01》。2024年2月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體育/984970/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

SMG上海電視台官方頻道SMG Shanghai TV Official Channel。〈【一路前行 EP05】胡歌、劉濤、陳龍攜手走進大西北沙漠　探索土地荒漠化的原因　領略良田生態農場好風光！參與治理土地荒漠化在行動！〉。YouTube。2023年12月9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NTbbYupw8Q。

孫海燕。〈大漠裡的良田：生態種植讓阿拉善逆轉沙漠化！〉。獨立評論。2022年4月6日。網站：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41/article/12125。

（原文於2024年2月7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筆者在台灣的教會曾經全職及義務事奉過一段日子，現在已辭去全職的事奉。作一個自由人，某程度上是對教會制度的失望，也發現很難融入台灣教會的文化。在台灣，教會的傳道人／牧師類似是廟祝一樣，基本上不需要講甚麼呼召、Mission和Passion，只要你「人在」就可以了，因為在台灣，基督教尚不算普遍，根據2022年台灣教會報告，全台共4,714間堂會，而全台立案廟宇的數目則有12,284間，是基督教會的2.6倍。受到廟宇文化的影響，台灣的人普遍信了主後多多少少仍會帶著民間信仰的模式，每星期到教會對很多人來說是「例行公事」，有事找牧師／傳道禱告祝福，無事安然工作在家帶小孩。信仰無疑是與宗教相似，而在台灣教會，教牧很少為著開拓福音事工而作些事情，當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不乏是人口老化；教會的內容了無新意；小孩都是跟家人回教會，連為甚麼受洗都不清楚，反正阿公阿嬤叫我洗就洗；教牧只循固有的體制傳統來運作教會。對於信徒真實生命的難處、信仰能否與生活整合、全人的信仰生命有沒有成長，這幾方面根本毫無突破，這樣的台灣教會真的很難發展和傳承福音。

筆者本身是做青少年事工，然而，眼見台灣教會對於青少年事工的牧養只遵從傳統文化，讀經、祈禱、主日崇拜，然後呢？沒有了。對於青少年人的問題和本身的遭遇困難，只用一句：禱告就是了！沒有真正的了解生命和觸動生命，某程度上是因為傳道牧者不知道如何與他們「同行」，只知道「教導」。對於後現代的青少年來說，他們最不需要的是教導，最憎惡的也是教導，他們需要的是同行者，需要在他們受傷、困難和掙扎中，有人與他們同行。他們所認識的、頭腦上認知的都有很多，所欠缺的卻是信仰的實踐。筆者很欣賞盧雲在《喧囂中的寧靜：來自沙漠教父的心靈智慧》一書中提到：「我們的世界，是個喜歡『大』的世界。但是靈性生命的成長，往往卻從『小』開始，小動作、小細節、小念頭、小關懷，都是培育靈性花朵綻放的契機。」台灣牧師或教會欠缺的就是這些「小」，卻因而失「大」。

這種「因小失大」的台灣教會文化令筆者想起神學家祈克果的話，祈克果認為：「所謂的世俗化就是指『順從』，重視身邊的群眾，忙於世間的各種事務，跟隨世俗的智慧，卻忘了自己的本質，忘記了自己的名字，不相信自己，認為不應該做自己，於是選擇較為容易和安全的途徑：成為像其他人一樣，成為一個同樣的樣版，一個數字，跟從群眾。」台灣教會的順從體制，正正就是世俗化的行徑，這只會讓教會愈來愈萎縮。曾經筆者也是從屬於體制之內，失卻了信仰的獨立性，然而，筆者的丈夫卻在行動和文字中再次提醒筆者：基督的信仰是有其絕對的獨特性，而遠離普遍性。就好像「刺鳥」與「旅鼠」，前者是幻想生物，一生在尋找最尖銳和最長的荊棘，讓它往心臟刺入以唱出一生唯一一次讓神也動容的歌聲。後者是實際生物，因容易繁殖導致數目過剩，牠們會自發的集體遷移，也會因為錯誤的判斷湧入海岸集體死亡。這與祈克果認為信仰的獨特性就是基督教的定規相似。因此，他認為罪也是屬於獨特性的範疇，因為基督教將每一個人都看為一個獨立個體和一個獨立的罪人。

教會的每一個人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我們這些微「小」的罪人，不是為了盲從教會的體制，認同教會的制度文化，乃是要在神裡面找到和堅持自己的獨特性，才不會迷失，和做到真正的自己。這也是牧者應該要看到和應該要做到的事情，不是為了作個像廟祝的傳道者，只顧打理教會的日常，而傳道者也需要幫助信徒在生命中找到他們的獨特性，並予以牧養。如果傳道者只會跟從體制，為做而做，只會隨流失去，也會令教會萎縮，失去這一代的年輕人。

你好嗎？

經歷過大起大落的這些年，很多人都關心香港發展會不會是「到此遺址」，還是就此由亂入治，再由治及興，大有前途。當然，在今時今日，香港這個大城市如何發展下去，實在由不得筆者這樣的「小人物」去說三道四。在「大城」之下，我們這幾年不斷的講述「小理」，在社交平台發放的「大城小理」節目，原來已有三年多的光景。但正正在大道理頻頻出現時，我們見到的，更多的是不少人的徬徨、失意、傷心，就是一句：「這城市變了，而I’m NOT OK」。

或許，在關心這城的股市能否收復失地，經濟能否追上疫前光景，樓市會否再度暢旺，香港是否能成為盛事之都的同時，我們更需要真心問一下自己：你還好嗎？

香港人真的「NOT OK」

在此，請各位讀者原諒筆者在這裡「持續放負」。你或許以為是筆者太悲觀了，「睇唔到由治及興帶來嘅好處」，但實情就是，不少香港人在這些年間，活得並不快樂。在2023年9月，有社會企業與東華學院發佈了一項名為「香港整體開心指數」調查的結果，在向受訪者了解他們的個人快樂感、心理資本、價值觀、社會幸福感、外在環境因素滿意度、自評健康狀態、抑鬱情緒症狀及個人特徵八大範疇情況後，歸納出「香港整體開心指數」，指數以10分為滿分，2023年只有5.88分，是自2018年以來最差，創五年來的新低，也是首次跌破6分。[1] 細看調查結果，就會感到問題嚴重：在調查中發現，有24%受訪者自覺「不開心」，比2022年上升達一成；每10個受訪者中就有一個人幾乎每天都出現心情低落、沮喪或絕望的情況；有12.8%的受訪者則幾乎每天出現入睡困難、睡不安穩或睡眠過多的困擾；16.8%受訪者經常感覺疲倦或沒有活力，10.9%受訪者幾乎每天做事都提不起勁或無樂趣。而最叫人憂心的是：認為自己精神不健康的受訪者，由2022年的16.7%，增加到2023年的29.7%。[2]  

很多人以為香港人唔開心，多是因為「經濟不景、生意唔好、商店執笠」。如果經濟好起來，人人有錢，香港人就會開心了，就會無事了，不過情況剛好相反：有調查指出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愈高的地區，快樂指數往往會愈低；愈年輕的受訪者，快樂指數也愈低。年輕人的快樂指數偏低，箇中原因或許與他們對前景悲觀、難以向上流等因素有關（這些原因在本文不會再探究了，你懂的）。[3]

IT'S OKAY TO NOT BE OKAY

經歷了大城市這些年的高山低谷，經歷過大城市風光的日子，香港恍若自高下滑，風光不再，被鄰近城市超前趕上，看來更是前景無望。在面對不明所以的前路時，人們當然會感到沮喪，但也得繼續過日子。或許，我們都要學習一下：IT'S OKAY TO NOT BE OKAY。可能你從網上韓劇中看過這標題，但本文並不是想探討這套韓國神劇如何成為收視冠軍，或是討論劇中主角如何與精神病患者同行，而只是想說單單一句原話：你作為你，就已經夠好了——唔OK，其實也是OK。

要將IT'S OKAY TO NOT BE OKAY「強行翻譯」，真是很為難。香港人在中西文化融合的環境中生活，早就可以雙語並用，並可帶出比原話更好的詮釋：「得唔得都得，就算『唔掂』都唔係問題！」有人可能覺得這句「唔得都得」是一句「偽正能量」的說話，但相比那些「你一定掂㗎！」，甚或「你唔可以唔掂！」的「正能量」口號，那種「不成功便成仁」的意識，人生成功只能是winner，否則就是loser的想法，這才叫人窒息。

其實，你和我都只是正常不過的凡人，不論在工作上、或在生活中，問題天天都多，負面情緒一定會不斷累積，這是OK的！有時候，容讓自己嘆一下氣（聖靈不也是會用說不出來的嘆息來為我們禱告嗎？）負面少少，放負少少，其實也是OK的，因為我們總要有個出路，去宣洩自己的負面情緒。正如以弗所書四章26至27節對信徒的勸導，當中要留意的是：保羅不是說不可以生氣，他甚至沒有提及人們生氣的原因，或是評論誰對誰錯，該不該生氣等問題，而是勸信徒「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帶著正面而堅韌的態度，去明白生命中總有些NOT OK的事情，其實這才是叫人成長，成為羅馬書五章3至5節所言：「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那樣，我們可以怎樣面對NOT OK呢？有人建議吃一頓美味的飯和睡一個美滿的覺，滿足一下自己；或是阿Q一點，用「逆思維」的精神去消化和面對難題；正面一點的，就是從負面情況中學習，作出反省，總結經驗，再提醒自己以後如何做得更好。[4] 由此再想，筆者想到的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在不OK的社會中，我們雖然未必有能力變天，但至少可以在面對不合理的事時不去做一個幫兇，而做一個對得住天地的好人，如那七千未有跪拜巴力的人一樣（王上十九），其實已經很OK了。

人生是否OK不在於成就

不期然想起近期上畫的一部電影《奇蹟列車》（英文片名是：One Life）。這部劇情片根據英國人道主義救援者尼古拉斯．溫頓爵士（Sir Nicholas Winton）的真實故事改編，而其實溫頓先生自己也經歷了一段NOT OKAY的人生故事，1938年二戰開始之前，當年29歲，於倫敦股票行任職經紀，從來與政治及戰爭沾不上邊的溫頓，本來計劃到瑞士滑雪度假，但臨時收到他在捷克工作的朋友邀請便改變了行程。歐洲幾個國家原以為《慕尼黑協定》讓德國吞併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德國就會滿足了，然而希特拉其實已盤算更大規模的入侵計劃。在被納粹德國佔領的捷克，大批猶太人家庭被追捕，生活條件惡劣，無法逃離捷克。溫頓在了解當下的形勢後，決意展開計劃拯救當地的猶太兒童。當時英國政府容許這些面臨被驅逐出境的猶太人孩子到英國居住，但官僚列出的條件相當嚴格苛刻：他們既要為孩子尋找寄養的家庭，配對之後，還要安排交通，讓他們坐火車由捷克到英國，並要為每個孩子籌集高達50英鎊的費用！在溫頓與他的家人和朋友的努力下，他們最後安排了八次營救行動，總共救出了669位猶太兒童到英國。可惜的是在最後一次行動原本可以營救最大一批兒童，但因為出發時遇上德軍入侵波蘭令二戰爆發而不能成行，令250位兒童大部份都未能逃脫。溫頓為此終身抱憾，也從不向他人透露有關營救行動。

而在50年後的1988年，當溫頓在清理辦公室的雜物時，其妻子發現了大量當日拯救行動的文件，當中更包括記錄了所有的兒童名單。他的妻子將這些文件交給傳媒機構，最後由英國廣播公司製作成紀錄片《這就是生活》（That’s Life），當中講述了整個故事。不知情的溫頓被邀請參加演出並被安排坐在觀眾席的第一行，同時也邀請了一批他協助拯救的兒童到節目與他見面，場面十分感人。溫頓先生後來除了被捷克和英國表揚，更被以色列稱揚為「國際義人」。

人的一生是否OK，有時其實不在於實現目標，成為勝利者，而在於有沒有好好為自己的目標和理想奮鬥過。當我們堅持過，努力過，無悔無怨，無愧於心，其實已經很OK了。

聖經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既然愛別人那麼重要，那麼我們首先便要學會愛惜自己。愛自己不是自私、自戀和自我中心，而是要知道自己是有神的形象、是尊貴的、美善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去愛、值得被愛的。而今時今日我們面對的世界愈來愈複雜，私人和公共的界線有時亦很模糊、甚至飄忽，令我們與其他人相處時亦愈來愈容易出問題，今期《燭光》想和大家探討如何在令人眼花撩亂、應接不暇的網絡世界中學會愛惜和保護自己。

一個愛惜自己的人首先要有自信，不要常常將自己與其他人比較，更毋須因為看到其他人在網上的短視頻及微短劇鼓吹或反映的所謂潮流而盲目跟風，亦毋須太過介意其他人在社交媒體對自己的評價或回應，特別當許多人仍然以為自己毋須為網上的言行負責而胡說八道的時候。一個愛惜自己的人亦應該學會為自己做明智的決定。例如好好保護自己的私隱；在玩手機遊戲的時候要避免墮入賭博或課金的陷阱；不會被虛擬的世界混淆或取代了現實的生活；更要為自己的未來（包括退休）作好準備……

此外，個人要愛惜自己，教會和基督教機構亦然，不要因為自己的疏忽大意或自以為是，以致令教會或機構失信於人、令基督的名蒙羞。「（愛是）不做不合體統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別人的過犯，不為不義而喜樂，只為真理而歡喜」（林前十三5-6《新漢語譯本》）。

面對著社會貧富懸殊的情況，明光社一直在做基督教社會關懷diakonia（原文：διακονία）工作，其中一項是幫助劏房戶及基層家庭，把上帝的愛及恩典帶給他們。

Diakonia是一個希臘文的詞語，這個字經常在原文聖經出現，但卻不會在中、英文聖經中出現。原因是在中、英文聖經中，人們不會把diakonia從希臘原文直譯過來，而是把它或與它相關的字詞意譯成to minister、serve、servant等字，它們都有服侍、事奉之意。[1] 到了19世紀，很多學者都對聖經的翻譯及文字進行學術研究，發現diakonia這個字蘊含很多表徵及意義，如對社會弱勢社群提供長期照顧。而耶穌有關diakonia的說話可見於路加福音二十二章27節和馬可福音十章45節。[2]

「是誰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servant）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嗎？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servant）的。」（路二十二27）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to be ministered），乃是要服事人（to minister），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十45）

這兩節經文同時道出耶穌基督如何用祂的生命去實踐diakonia。在過去的日子，感恩有不同的基金支持及捐贈者無私的奉獻，明光社得以實踐diakonia，像耶穌基督一樣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機構教會合作的理想模式
一向害羞的振明（化名）從小在內地長大，由於爸爸是香港人，數年前決定來港定居。他現年10歲，本應是就讀小五之齡，但因學業成績不理想，只能安排他就讀小三。由於環境變化太大，以往在內地能住寬敞的大屋，在香港卻只能住在百多呎的劏房內，活動的空間就只有飯桌與床，故此他終日都在床上打機度日。由於不熟悉香港的環境，他也不多外出。

振明在學業上很想努力，尤其是英文，然而卻力不從心，由於資源所限，他沒法學好英文。有見及此，明光社在基金的贊助下，開辦了英文的文法班及拼音班，希望可以幫助這些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教育可以幫助脫貧，基層學童若能衝破學習的障礙，他日便可以有更高成就。當然，我們確信最重要的是能令他們從小認識上帝。

教會機構關係密不可分
教會與機構其實可以有緊密的關係，機構只是在星期一至五辦公，強於行政、策劃，但機構並不是教會，故此牧養的工作則要與教會的牧者來配搭。現時本社便與基督教宣道會恩澳堂、學基浸信會、香港循理會賜恩堂、基督真光教會一起合作，去服侍這班基層劏房戶。本社負責尋找贊助及支持、聯絡及統籌、行政及策劃；而教會則提供場地，讓牧者可以近距離接觸及關心一班基層人士，最終令他們留在教會。

讓基層人士更多接觸教會
明光社自疫情開始服侍基層，振明一家也是本社服侍的對象，他參加英文班後，我們安排他在與住宅只隔一條街的教會上課。由於離家很近，教會現已成為振明除家中床上以外另一個可讓他透透氣的地方。現在他除了返學、放學、待在床上，更會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他留連。星期日，振明更會參與教會的少崇，與其他同年紀的年青人一起聽聖經故事，人也變得開心、有動力。在此之前，由於家庭背景及就讀非基督教的學校，他根本沒有接觸福音的機會，在這樣的合作下，他終能接觸從上帝而來的愛。

振明媽媽對兒子的轉變十分欣喜，以往振明英文成績不太好、欠缺信心，從來都不敢在人前說英語。媽媽說：「現在他願意踏出一步，主動與我說英文，雖然我不知道他說甚麼，但我很開心。」媽媽雖然不諳英語，但欣喜見到兒子的成長與進步。振明的見證更影響媽媽對教會的印象，並對教會產生好奇，她也想到訪教會，親身經歷當中的平安與喜樂，及能更深入認識教會。

教會與明光社合作的英文課程來到最後一堂，教英文的導師知道基層家庭很少可以吃到麥當勞，故他主動邀請每位學童「任叫」各類套餐，全體學童都十分興奮，振明回家後與媽媽分享喜悅，更不忘取了一些食物回家，與家人分享。媽媽告知：「因經濟上我們未必能外出吃飯，振明很少去吃快餐，故此那天振明十分感動。」媽媽感謝我們不單為兒子提供學業上的幫助，更給孩子飽腹的溫暖。一個漢堡包餐對一般人來說可說是普通之物，但對基層家庭的學童來說，他們卻是珍而重之。

再次興起教會的兒童事工
此外，在這樣的合作模式下，教會的兒童事工也被復興起來，其中一所教會的傳道人說：在移民潮下，教會的兒童事工已停止好一陣子，由於很多家庭的離開，連帶小朋友也走了。現在，與明光社合辦課程後，教會又再次響起一班小朋友的歡笑聲，教會的弟兄姊妹也願意起來承擔這項事工，一起服侍教會附近的基層家庭，當我們將感動化為行動，神奇妙的作為會令我們更感動！

教會團體最終的問責對象是神，在必須作出取捨時只能順從神而不順從人，這是毋庸置疑的，問題是向神問責和向政府及公眾問責，本身往往並無衝突，教會團體作為社會認可、獲得免稅資格的慈善團體，在忠於使命的同時，亦要在市民大眾面前做好的見證，在履行慈善團體的社會責任上不能得過且過。以往有些教會團體強調本身關心的是天國的屬靈事工，因而輕視所謂屬世的行政事務，很多時都不會花心思和時間在這些他們認為次要、甚至不重要的工作，既沒有按照公司註冊處和稅務局的規例辦事，準時及按規定呈報相關的會務和財務資料，呈報時又錯漏百出、甚至胡亂填寫，因而被罰款、甚至失去免稅團體的資格，並給公眾管理不善的印象。

近年由於政府部門的監管較為嚴謹了，因此大家的警覺性亦有所提高，但不幸的是有時雖然只是個別機構出了問題，卻很容易會影響大眾的觀感。今年初正生書院的事件對慈善團體的公信力帶來了很大的衝擊，作為一個需要向政府和公眾問責的免稅團體，其負責人有責任盡快站出來回應，以釋公眾的疑慮，可惜當事人卻一直未有公開交代事件，或解釋當中一些關鍵的疑點，加深了公眾對團體的負面印象。正生的事件從現有的公開資料（主要是警方的指控）來看，有幾點應該成為所有教會團體的鑑戒。

首先，作為一個免稅慈善團體，必須尊重捐款人的意願，以及向捐款人交代其捐款是否用於指定項目，若果已轉往其他項目，事前是否有徵求捐款人的同意？作為慈善團體的負責人必須明白，公眾的支持和信任，不應是建基於團體表達了如何偉大的願景、憑藉個人的魅力或說故事的感染力，而是團體是否言而有信，按照團體成立的目的和對外的宣傳來辦事，向捐款人、支持者和所服侍的群體問責。作為教會團體及其負責人，要建立公眾的支持和信任往往需要一段長時間的努力，但要摧毀卻可在一夜之間，正所謂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其次，作為免稅團體，賬目必須清晰，當中的款項更不應轉往任何董事或同工的私人戶口，以免有瓜田李下之嫌，亦要避免有任何個人利益，所有免稅的慈善團體，有責任公開其核數報告，讓公眾了解機構的財務實況和核數師的評語。對於教會團體來說，有時很容易跌入所謂信任的陷阱，以為很信任某位牧師、總幹事或當會計的弟兄／姊妹，就不應該懷疑對方，若事事要求交代的話，便會令對方覺得不被信任，結果只會令這些被信任的人因為沒有人監察或守望，跌入了不必要的金錢和權力的陷阱，只要一百個或一千個當中有一個因此受不住引誘或者因為辦事糊塗而犯錯，也會火燒連環船，令其他相類似的人和團體的聲譽受牽連。良好的監察制度其實是對有權力的人和團體的保護，教會團體必須建立良好的財務管理，確保如何正確使用募捐和奉獻得來的資金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社會的需要不斷在轉變，慈善團體與時並進是應該的，但任何轉變亦須顧及法例的要求，以及讓捐款人充份了解，作為基督教慈善機構，我們不能說自己只向上帝負責，上帝自有判斷，因為慈善團體的免稅資格涉及公眾的利益，亦須向公眾問責，否則大家便不應亦毋須向公眾呼籲捐款，只需自己私下祈禱求上帝供應就可以。今次事件令人憂慮的是，事件除了會損害公眾對其他慈善團體的信心之外，更令人擔憂的是政府會以此為藉口，加強對所有慈善機構（包括教會團體）的監管。

當然，按《稅務條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教會團體，與所有慈善團體一樣，所做的事都應該按照法例的要求、以及符合成立的宗旨，並且做好有關會務和財務的報告，這也是重要的社會見證，讓人看到教會群體做事光明正大和合情合理，是真正關心鄰舍和社會上不同的群體、以及重視社會的公平和公義的組織應有的表現。今次事件提醒所有教會團體必須加強機構的管理，避免任何個別的董事和主管可以繞過應有的程序，去做一些偏離了機構初衷的事情，亦要增加透明度，向捐款人和公眾問責。

不過，政府的監管只應觸及機構在行政和財務上是否依法辦事，而不應涉及宗教的內涵和機構的使命，更不應要求慈善團體肩負任何政治任務，例如唱好政府或參與聆聽領導人的講話和學習會、出席充撐場面的「俾面派對」等，更不能將是否聽話合作成為是否發出免稅資格的條件，政府必須明白，賦予教會及慈善團體免稅的資格，並不是政府對機構的恩惠，因為許多慈善團體能夠發揮靈活、創新和快速回應社會需要、化解社會矛盾的角色，這在官僚心態和公務員架構之內是難以達成的，慈善團體是政府的伙伴而不是下屬，不應對慈善團體施加一些不必要的限制。

所謂有危亦有機，正生事件雖然令公眾對捐助慈善團體產生了一些疑慮，但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公眾日後要捐款，或弟兄姊妹要奉獻給某機構之前，會更審慎了解其日常工作。作為教會團體只要努力服侍，再將成果客觀地告訴大眾，這是加強彼此關係的一個契機。機構和奉獻者的最理想關係不只是財政上的支持，而是在服務和行動上的參與，但願日後見到的是更多認真了解後才奉獻的有心人，以及言而有信，值得大家支持的機構。

或許以前的年輕人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但今時今日，學業上的挑戰、社交平台等種種壓力，都足以讓年輕人「早已識盡愁滋味，未賦新詞亦說愁」，年輕人的愁是真實的，每一位年輕人面對的問題或許並不相同，但相同之處在於無論身處哪一個社會階層——基層家庭、小康之家，又或是富有人家，都得面對一些不能逃避的問題。社會視年輕人為寶貴的資產，教會何嘗不想好好牧養下一代，但面對受情緒困擾的年輕人，教會可以如何牧養他們？另外，教會是否必須投入大量的人手，才能夠支援受情緒困擾的年輕信徒？馬鞍峰香港教會主任牧師李志剛博士在此分享他的經驗，希望能為大家帶來啟迪。

讓群體成為組員的支援

馬鞍峰香港教會（下稱馬鞍峰）的全職受薪同工只有10幾人，卻要面對2,000多名會眾，其中不少是年輕人，除非有些信徒只適宜透過個人輔導的形式支援，如果以一位牧者每次服侍一位信徒這種較為傳統的輔導形式來幫助年輕人，牧者一定心力交瘁，所以馬鞍峰會用群體的模式來解決個人的問題。歡躍新生事工（Celebrate Recovery）本由美國馬鞍峰教會開創的，當中提及一些步驟，與幫助成癮者的「戒酒無名會」12步驟有些相似，不過教會在其中加入了八福的聖經元素。這12步包括了「我們承認自己無力控制自己犯錯的傾向，我們的生活已經變得難以管理」；「我們開始相信，有一股比我們更強大的力量（神）可以讓我們恢復理智」；「我們決定將我們的生活和意志交給上帝照顧」等。

每一位成癮者，甚至有自殺傾向的年輕人，都可以在自願的情況下參與歡躍新生事工。與「戒酒無名會」一樣，馬鞍峰的歡躍新生事工是以同行者的形式來支援有需要的信徒。各人根據自己的癮癖，男女分開加入不同的小組。雖然人們知道歡躍新生事工是為到受情緒困擾的信徒而設，但參加小組的年輕人都不會覺得難受或有負擔，相信這與馬鞍峰所推行的四個核心R（Relax，Relational，Relevant及Real）有關。

四個核心的R

先談第一個R是Relax（放鬆），馬鞍峰營造了一個很輕鬆及自在的環境給信徒參與聚會，即使年輕人在敬拜時玩手機，也不會被人沒收手機，也不會被人投以怒目。教會給予年輕人自由，一開始，他們或許不太清楚崇拜意義，也不能投入在敬拜當中，但他們選擇在教會玩手機，而不是在家中玩手機，這已經是好事，日後他們或會投入敬拜，甚至願意參與事奉。按照他們的步伐給予他們時間及空間是很重要的，歡躍新生事工願意給予年輕人時間和空間，基本上這項事工的牧養工作為期一年，如果組員仍覺軟弱，可以按著自己的情況留下來。

第二個R是Relational（關係的），每個人都不想成為孤島，而是希望與人結連，即使在教會玩手機的年輕人，其實也想與他人結連，否則他們乾脆留在家中玩手機便可以，也不會回來教會。只要他們感到自由及安全，在他們參加活動時，他們會很深入地分享自己的感受。關係是重要的，歡躍新生事工雖然沒有為情緒受困擾的年輕人提供專業服務，但它提供的是同伴彼此的支援，讓組員在一把保護傘下彼此保護。

第三個R是Relevant（相關的），教會今天談的道，需要與日常生活相關。道是很有威力的，但有威力的道如果用很沉悶的方式去表達，也會失去功效，道不用長篇大論，簡單地點出重點便可以，也不必提供一個絕對的答案，就如耶穌會用比喻，祂知道群眾能夠聽多少，並引導他們去思考。神的話語是有能力的，歡躍新生事工所採取的12個步驟，每一個步驟都會有對應的經文。

第四個R是Real（真實），馬鞍峰對領袖的要求很高，這裡指的不是靈性要夠高，而是要夠真，合資格的領袖，他們樹立的榜樣是知道自己是罪人而不是聖人，願意把自己真實的一面呈現在弟兄姊妹面前，他們敢於與人分享自己的過錯及如何被神改變。同樣，馬鞍峰也是要求參與歡躍新生事工的事奉人員，必須在組員面前真實地呈現自己，作為一名重生的基督徒，他們需要分享自己過去的軟弱，例如坦言自己曾有自殺傾向，又或是其他癮癖等，他們都靠主得勝了，而這些經歷更可鼓勵其他組員。當領袖或事奉人員如此透明，其他參與者便不會因為加入小組而感到難堪。

謹守保密原則

另外，歡躍新生事工要求每一位組員為其他人保密，組員分享的內容都絕不能外傳，每個人的故事只能留在小組中。馬鞍峰在這方面極度嚴格，若有人令其他人的事情外洩會被勸告，若屢勸不改，他們只能離開教會，因為人的話語不但會拆毀人，也會扼殺會眾對教會的信任，馬鞍峰絕對不能容忍這種刻意的人為傷害。

要回應年輕信徒的心靈需要，傳統的教會有不同的模式和做法，馬鞍峰根據本身的獨特之處，為青少年提供了安全及透明的空間，讓他們在分享自己的問題之餘，也可以投入事奉，例如教會為想參與拍攝或敬拜事奉的年輕人，提供器材及導師，幫助他們發揮恩賜。參與事奉其實亦有助改變他們過往的世界觀，建立健康的形象，這一切對於受情緒困擾的年輕信徒來說，都有極大的幫助。

「打機」，在部份家長眼中，仍然好像是十惡不赦的行為，是萬惡的根源，特別面對在學時期的子女，有些家長認為打機與否是影響成績的最致命因素。就算沒有這麼極端的想法，人們普遍都對打機有一些負面印象，諸如影響學業、沉迷在虛擬世界裡、不切實際、容易令人脾氣暴躁、引發沉溺問題等等。的確，在電子奶嘴的時代，手機或電腦遊戲都是網絡原居民的日常娛樂，當失去這些娛樂，便會無所事事，正因如此，沉溺的狀況便變得嚴重起來。

打機是否十惡不赦？

其實就著「打機」與否的話題，都很容易成為父母與子女之間發生衝突的源頭。在上一輩的年代，關掉總電源、將電源線鎖起來或剪斷電源線，都似乎是有效即時阻止孩子打機的方法，但往往都令孩子氣憤不已，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有孩子因為父母禁止自己打機或課金而導致暴力事件、甚或慘案的發生。在明光社主辦的一個有關打機的講座中，[1] 分享嘉賓徐世諾先生（世諾）跟許多時下年輕人一樣有打機習慣，他憶述自己中學時期曾經因為打機與父母發生衝突，當時的場景是他正在玩戰略型電子遊戲《英雄聯盟》，這類遊戲的特點是：時間長、需要與隊友合作對抗敵軍隊伍、遊戲不能夠隨時暫停。每當臨近午餐或晚餐時，若然世諾正在玩這個遊戲，他不能夠隨時暫停立刻去吃飯，也不能離開遊戲，因為團隊少了一個人會有很大影響，離開或會被隊友責罵，當他不能抽身離開遊戲，而全家人在等他吃飯時，大家都能夠想像會發生衝突。

說到底，孩童、青少年打機本身有沒有問題？打機，看似是一項娛樂消閒活動，除了會令人感受到開心和愉悅的情感外，好像沒有好處。但其實遊戲本身也能夠訓練到孩童的「控制力」和「記憶力」，這對腦部的發展有一定的好處。[2] 除此之外，明光社前項目主任歐陽家和先生（家和）在同一個講座中指出，家長觀察子女打機也能幫助自己了解子女的特質，例如子女在遊戲中喜歡扮演狙擊手，代表孩子喜歡在安全的地方與人對抗，又或者子女喜歡扮演輔助隊友或提供治療的角色，可能就有助人的特質，子女可以在遊戲中認識自己，家長又可更認識子女。不過，縱使家長明白打機本身並非一無是處，但是打機成癮問題的確令家長頭痛，只要上網搜尋一下，就會發現不少的家長不斷尋求方法處理子女打機成癮的問題，有孩童因打機而令成績退步，甚至有孩童因過於沉迷而令脾氣變得暴躁，或有暴力行為。

課金成癮引發財務問題

打機所附帶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課金問題，即是在玩電子遊戲期間付費。現今世代，使用電腦玩遊戲的青少年已經少之又少，進入智能手機的時代，就是一切在電腦上玩到的遊戲都能夠在手機上進行。隨身攜帶的手機令遊戲不限在家中進行，在街上、等車、乘車等等的時間都可以玩。跟電腦遊戲相比，手機遊戲有一個更大的不同之處，就是課金功能，雖然電腦遊戲都可以課金，但只是少數，而手機遊戲幾乎全都有課金機制。消費者委員會亦曾指出，部份手遊在遊戲內大肆宣傳課金內容，包括首次儲值優惠、不斷彈出課金獎勵的頁面、推出限時抽獎物品讓人很想課金直到抽到為止，遊戲透過這些方式吸引人大量課金。[3]

而現實中，小朋友、青少年課金成癮的新聞亦有不少，有些小朋友會為課金問題與父母爭吵，因為父母不願意提供金錢讓他們課金，有些小朋友則偷偷用父母的手機玩遊戲，再用父母綁定在手機的信用卡瘋狂課金，金額可高達逾萬元，也有青少年為了課金而欠債。

溝通方為良策

面對打機與課金問題，從來都不應該一刀切地認為有關行為必然會帶來負面影響，其實適當的娛樂活動或消費都沒有甚麼大問題，但當去到一個極端的狀態時，一切看似正常的活動都會令人陷入沉溺和成癮的狀態，一旦沉溺，便需要花上不少的時間，才能讓成癮者走出來。家和在講座中有提到其中一個解決孩童打機與課金問題的方法——就是「溝通」，家長可與子女協商打機時間和課金金額，讓他們知道自己可以玩，可以課金，但不可以太過份，若然全然的禁止，只會加劇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衝突。他又指出，在子女打機時，父母宜了解子女玩的是甚麼遊戲，到他們想課金時，家長也需先了解購買到的虛擬物品是否真的有助提升遊戲體驗，如果是用於抽獎，宜制定金額的上限，抽不到就算了。另外，他認為值得為取消遊戲中的廣告課金，因為不少廣告內容都很敏感，不適合兒童觀看。

最後，有資深社工指出，在處理青少年過於沉迷網絡世界的問題時，往往令人容易遺忘最根本的人與人相處之道——溝通。其實家長需要放下「說教」的模式，以朋友的身份與子女有商有量，在適當的時機與子女進行雙向的傾談，讓青少年明白家長其實是守護者。[4] 傳統的管教方式，效果已經不太顯著，要讓關係變好、有效教導子女，父母需要付出相應的努力，溝通與身教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一代不同一代，當世界的轉變速度愈來愈快，不同世代面對的挑戰差異可以很大，無論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成長，或是千禧年前後較富裕環境下成長，以至過去幾年在社會運動和疫情陰霾下成長的青少年，所面對的挑戰截然不同，作為父母、老師和導師的，大家的成長經驗恐怕難以成為主要參考。過去幾個月，香港學童自殺的情況令整個社會都震驚和傷心，究竟青少年面對的嚴峻挑戰是甚麼？他們的抗逆力出了甚麼問題？家長、老師和所有關心青少年的社會人士又可以做甚麼？這是大家都十分迫切想探討的。

在美國，一個關注精神健康議題的網站指出，現時青少年經常面對的問題主要是受社交媒體的影響、自我形象低落、外貌遭負評、同儕壓力、欺凌、學業上的挑戰、外在各種壓力、與性相關的危險行為、藥物或賭博的沉溺行為、抑鬱和焦慮等。[1] 就以上各點，本書希望可以幫助各位關心下一代的朋友，了解青少年在成長中所面對的種種障礙，並以合宜的方法和態度協助他們跨越這些障礙。

本書收錄有關沉溺行為的文章，主要是回應青少年沉迷電玩的情況，另外，亦收錄了有關靈性支援的文章，讓家人、朋友可以幫助青少年面對各種衝擊。作為教會群體，我們相信如果青少年能在靈性層面得到餵養，由聖經真理導引他們，便能更堅實的成長，即使面對再混亂的世代，走進了人生低潮，他們也不會失卻盼望。因此，本書的最後一個部份為信仰支援，盼望透過相關文章，回應青少年在靈性方面的需要。盼望本書，能為青少年，以及他們的同行者帶來一點幫助。

經濟學家葛尼奇（Uri Gneezy）及李斯特（John A List）所撰寫的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中，提到一間幼稚園的校長，為了家長可以準時接走自己的孩子，決定只要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家長付出一小筆罰款，結果是自從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到幼兒園，亦毋須再為遲到而不好意思，甚至有家長視那筆小額罰款為額外的託兒費，罰款政策推出後，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

近一兩個月來，垃圾徵費在香港鬧得熱烘烘，市民忙於了解使用指定的膠袋需要注意哪些事項，又要如何處理不同類型的垃圾，甚至人們一直沿用的塑膠牙籤或膠軸棉花棒，於4月22日開始便不得販賣，引發坊間搶購潮。今年當大家經歷過香港的溫度如過山車般的「大冷大熱」，不少人都明白保護地球實在是燃眉之急，然而，政府推出環保政策，一直都只是強調「徵費」，如有違規情況便要罰款（至少在港鐵車廂內播放的短片只交代了這類資訊）。當環保政策只向市民講「錢」時，相信不少商家及市民亦只會從成本方面去考慮，甚或想盡方法處理垃圾而少用指定垃圾袋，多於想到如何環保。

深圳最近新建了鯤鵬徑一號橋把兩山連接，橋的旁邊有個小小的提示牌，當中畫了一隻兔子，一條小蛇，並寫著九個字：「動物通道，行人請繞行。」設計師在設計這橋時，鋪了一些可以讓豹貓在下面躲避的石頭，為小動物栽種了花香類、漿果類的植物，也在橋上做了一些方便鳥類滑行的通道。環保除了罰款，還有更多。話說回來，對於前文提到的幼稚園，透過罰款來防止家長遲接子女，有人提議何不喚起家長的同理心，體恤老師的辛勞？

參考資料：〈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　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ShenzhenWeekly、《香港01》。2024年1月2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體育/984970/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天地的正氣像悄然退席，歲月也流逝得那麼理所當然。新舊歲交替之間，天災有中日印尼地震，人禍有俄烏、以哈戰爭持續，中東糾紛加入了黎巴嫩、伊朗及也門，亞洲又有台海、南北韓及中菲。而在新年伊始又知道了在香港一位我敬愛的老姊妹病逝，這樣的氛圍，用「新年快樂」來祝賀，心情有點矛盾。

但上帝給我安慰叫我得力。平安夜下午崇拜講完道後經過五個小時火車在深夜到達巴黎，第二天發現忘記帶每天必須吃的藥，但我要15天後才返回家，嘗試聯絡相熟的醫生處方，但她外遊了所以不能立即處理，而她開的舊藥方亦已過期，她便叫我快點找其他醫生。當天是聖誕節，不知哪裡找醫生幫助，而大部份藥房都放假了。我惟有在網上找藥房，用已過期及已曾使用的電子藥方去取藥，結果連醫生都認為解決不了的難題，藥房竟然幫我取得藥物。何等感恩！

這次到巴黎參加的聖誕福音營中，營舍是一個巴黎教會買下的城堡。看到一些營友在生命的徬徨中找到生命的勇氣、動力、使命及喜樂，縱然城堡的設備對營友來說有如身在曠野般不便，但營友間的互動友愛和參與的活動，仍然產生很多啟發的效果。逗留在巴黎的兩週，與新知舊雨的交流，也豐富了人生路。另外，參觀了一個按牧典禮，受按者是一位中年弟兄，並受差遣在巴黎的華人神學院中服侍，為上主的教會多了新力軍而興奮。按立牧師的教會，以巴黎教會規模而言，只算是中小型教會，本身已經有一位女牧師，現找到一位已接受神學造就並在神學院任職行政的弟兄，教會欣賞他的行政、講道和教導能力，在他義務兼任一年牧養工作後，就決定按立他成為牧師，並同時舉行差遣禮差他做本地宣教士，既在現職的神學院工作，也在教會兼任牧職。而這教會不單做本地宣教，也準備差派一姊妹到中東向當地人宣教。看到巴黎有如此國度視野的教會，真叫我異常興奮感恩。

請為圖盧茲的事工發展禱告，讓我們順利成立一間有宣教意識、能見證主、沒有詭詐的教會。在1月14日的主日，我們有一位姊妹受洗，她思考了很久才作此決定，為她的信心成長並願意洗禮而感恩。也求主帶領我們，讓申請簽證難題得解決，最起碼可順利逗留至今年。

明光社自2020年開始服侍基層家庭，那時正值疫情嚴峻之時，估不到短短三年，我們已服侍超過600戶劏房及基層家庭。回想當年，當大家知道我們有感動在疫情之中服侍有需要的家庭，來自四方八面的物資、奉獻便齊集在明光社，等待向有需要的劏房戶派發，我們的會議室頓時變成了倉庫，為基層及時送上溫暖。

教育可以幫助脫貧及擺脫跨代貧窮，故舉辦各類補習班、興趣班，基層家庭不會因為家庭經濟狀況不佳，而失去課外學習的機會。此外，我們又與基層家庭一起戶外參觀、提供訓練機會等，基層的學童居住在狹小的空間，欠缺自信、眼界，我們希望能提高他們的閱歷及抗逆能力，透過親子的戶外活動，也能幫助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然而，我們所作的，並不只為填補他們物質的需要，這是短暫的補充劑。要他們擁有正向價值觀的人生，轉化他們的生命，我們希望最終他們能獲得心靈的富足，認識上帝，親自與祂建立關係，故此舉辦的活動，大部份都會與教會合作，期望我們的資源加上教會的牧養，可以讓他們感受耶穌基督的愛，決志信主，投入教會生活。在這數個月，我們分別與五間教會合作，安排劏房戶在居住附近的教會參加英文課程，我們負責策劃、提供一些資源，教會則負責牧養。其中一間教會，在課堂完成後，弟兄姐妹在開會後決定擔起服侍劏房戶的使命，讓這些家庭繼續留下，繼續被支援、牧養。在功成身退之時，感恩這班劏房戶可以繼續留給教會牧養、教導、關顧。這次的合作，不單幫助劏房家庭，更加喚起了部份教會關心基層服侍的心及燃起他們宣教的火熱，實在感恩。

劏房戶、基層家庭的需要及困難不會因為疫情的緩和而消失或減少，我們一直希望透過種種的途徑喚起社會的關注，盼望更多有心人能加入我們的行列，與基層家庭同行。然而，疫情過後，捐贈及奉獻逐漸減少，現時我們的劏房戶事工餘下的經費，只能維持大概六個月，若果再沒有新的捐贈來源，劏房戶的服侍將受到影響。

耶穌經常被人批評的是祂喜歡接觸一些主流社會認為身份低下、被人看不起、被人討厭的罪人、甚至人人避之則吉的病人，並且與他們一起吃喝聚會，當大家想起這些故事的時候，自然會想到稅吏、妓女和痲瘋病人等等。不過，若果大家想深一層，耶穌想提醒我們更重要的是不要自以為義、將自己看得比某類人高一等，以及將一些人拒於上帝恩典的大門之外，因為我們根本沒有資格決定誰人可以得救、誰人可以親近上帝、誰可回應上帝的呼召跟隨耶穌。

過去十年的社會運動，雖然激發起不少人對民主自由和公義的渴求，但同樣造就了一些偏激的思想，為了追求美好的目標而採取或容忍一些本來大家不接受的激烈手段，並將責任推卸給另一方，認為對方不仁所以我方可以不義。而更令人憂慮的是由此而來的社會撕裂，不少人由於在社會運動中曾經有過被對手以不同手法（不論是現實或網上）欺凌，心中積壓了無法宣洩的憤怒、甚至有創傷後遺症，已經將與自己不同政見的人完全對立起來，並且腦中不斷浮起一些令自己憤怒的畫面，再加上政府這幾年採取不少強硬和專權的手法，更令不少人感到政府得勢不饒人，根本無意修補撕裂，沒有最差、只有更差，要化解雙方的怨恨愈來愈難。令人遺憾的是不少基督徒亦無法倖免，深受這種因政見不同帶來撕裂的社會氛圍影響。

當政見凌駕信仰，其中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我們竟然以為自己有權否定一些與我們政見不同的弟兄姊妹的生命，甚至認為有些人不配獲得救恩。有些弟兄姊妹因為對中央、香港的施政和文化不滿，以至對內地同胞也有很大的抗拒，對服侍新來港人士的熱誠亦有所下降，令人惋惜；即使內地的宗教政策愈來愈緊，傳福音及宗教活動固然限制在教會的四面牆之內，信徒的未成年子女亦不能參與教會的活動（包括主日學），網上的福音信息亦受到嚴密的監控。在科技愈來愈進步的情況下，教會反而要走回頭路，透過中波、短波作電台廣播。不過，當上帝關上了一道門，祂亦很可能同時打開一扇窗，若果我們對同胞的福音工作、對未得之民的差傳工作有負擔，其實今時今日在香港便有大量的機會。

每年除了約有50,000人由內地來港與家人團聚之外，截至11月，2023年透過各項吸納人才措施抵港的人士以及他們的家屬有近15萬，當然，他們還有一些不同的途徑來香港，大家現時在巴士、港鐵和街上經常可以聽到有人在說普通話便可見一斑。就算不用返內地，我們要向同胞傳福音毫不困難。以前有些弟兄姊妹覺得要返內地宣教很困難、也有很多擔憂，但今天機會就在我們面前，希望葉公好龍的故事不會出現在我們的教會，就是大家常常將向同胞傳福音掛在嘴邊，但當同胞真的站在我們面前，我們卻避之則吉！

不過，就算大家有負擔，當前的新移民事工和以前亦有很大的分別，因為受過高等教育來港的專業人士、以及在大學供讀學士、碩士、甚至博士課程的內地學生人數已愈來愈多，以前的新移民以內地來港與家人團聚的婦女及她們的子女為主，因而教她們學習廣東話、融入香港社會、知道有哪些社區支援、以及為她們的子女補習等等的活動可能十分適合，但現在教會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滿足一些受過教育和生活條件較好的知識份子對信仰的好奇，這種好奇不單是頭腦知識上的，更重要的是生命和生活經歷上的見證。而且除了接受他人的服侍，其實他們亦會成為服侍其他新來港人士的最佳人選。對不少本來以中產為主的教會來說，要裝備弟兄姊妹作這方面的服侍是比較容易的，問題是弟兄姊妹是否看到這等待收成的莊稼，以及是否願意為了福音的需要而放下自己的政見和走出自己的安舒區，重新調整傳福音的策略。

我們要以宣教士的心態去面對今時今日的差傳機遇，作為宣教士的當然毋須完全認同當地的政治宗教及文化，例如到回教、佛教、或印度教的國家宣教，並不代表要認同當地的宗教，甚至有可能會違反當地某些限制傳福音的法律，我們不是要蓄意與當地政府對著幹，但要傳福音就要靈巧像蛇，只是謹記要純良著鴿子，耶穌基督給我們的榜樣是要以愛勝過恨、要以善勝惡。我們沒有理由拒絕向我們不熟識、不喜歡、看不起的人傳福音，因為深信耶穌願意與所有被人輕看的人一同坐席，世上亦沒有基督的寶血不能遮蓋的罪人。希望我們不會成為福音書所描述的惡僕，自己被主人免了所有債，卻反過來逼其他欠自己債的人還錢，任何政見都不能凌駕神愛世人的心，作為忠心的管家，我們有責任主動了解身邊的鄰舍有甚麼需要，愈是艱難的歲月，我們愈需要保持單純的心。

無論是只會停留幾年的港漂、或是移民來港的同胞，他們剛到港的頭幾個月，是他們最需要支持、亦最願意接觸新朋友的時候，能夠把握這時機與他們建立關係，是讓他們能夠繼續參與聚會和探索信仰的有效方法，要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我們作為基督徒的召命。

AI（人工智能）發展迅速，我們不得不提高意識，探討它的發展對人類的影響及其倫理思考。2022年年尾，適逢元宇宙泡沫爆破，ChatGPT（人工智能驅動的聊天機器人）的推出，引起了很多人對它的關注。藉著大數據提供的答案，它可以自動生成文字、自動回答問題、自動摘要等，加上其文字表達能力佳，省卻了不少工作時間，但可能會「消滅」很多工作。連OpenAI的行政總裁Sam Altman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亦曾表示公司內部對ChatGPT的潛力感到「有點害怕」。[1] 於教與學方面，亦應了解它的影響、威力以及缺點，以致去決定在學習中是否使用及如何使用AI。

AI教學的利與弊
ChatGPT能夠以類似人類導師對話的方式與用戶溝通，當中有問有答，也會追問下去並進一步提出建議，帶領發問者繼續進深了解所問的問題，它因而受到許多學生歡迎。筆者於學校帶領有關AI的講座，當中有不少學生表示有使用ChatGPT來幫助自己做功課。然而，使用AI作為教育工具及學習工具，有利亦有弊。

作為教學的工具，不少AI可以提升學習體驗，做出個人化的教學，它能與學生作即時的交流，並評估學生的能力，作出即時的回應，針對學生的不足處作強化教學。甚至有些AI學習助手可以追蹤學生的學習習慣，提供個人化的學習路徑。[2] 而不少AI的設計亦加上了遊戲化學習的元素，使學生在學習中感到趣味。老師需要監察學生的學習進度，評估其能力及提出需要改進的地方，AI亦能在這方面提供便利的報告，及為個別學生作進度的評估。

對一些老師來說，使用AI可以讓老師在自動化的教育過程中騰出一些空間去計劃及研究教育方向，但他們也可能會感到少了一些保障，因為對人類教育工作者的需求可能會隨著AI的應用減少，令他們擔心失去工作。

不過，要將傳統的教學模式轉成AI教育模式的成本很高，而且難免會令教與學雙方都對AI產生技術上的依賴，亦會忽略傳統面對面教學及學習的體驗，失去了人際間在溝通、包容上的學習，以及互動體驗。教育的工作，不單是令學生在頭腦、知識上有所增長，其中還涉及人類的情感、對事物的感受、同理心、創意、批判思維等能力，這些都不是機器可以有效地傳遞得到。

AI可使人產生偏見？
AI所生成的答案都源自於工程師給它的數據（data），人們很多時都認為AI不會有偏見，因為「它只看數據」，何來偏見？但如果數據本來就有偏見或歧視成份呢？有專家指出，如果我們不假思索就盡信AI給我們的資訊，可能會不知不覺地成為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者，因為AI可能會帶著有色眼鏡看人，而一切是源於工程師提供給它的訓練資料。

如果訓練資料不夠全面或內容有所偏頗，其生成的答案就有可能有所偏誤或出錯，就如有科學家提出：現實生活中、職場裡的性別不平等，會導致AI判定擁有男性化名字的人比擁有女性化名字的人更會寫程式。[3] 此外，不夠全面的程式設計亦會導致有偏見的結果，而在設計的過程，也有可能在不透明的情況下加入了偏頗的資訊來推廣某些意識形態，這情況亦令人擔心。如果學生透過這些AI學習工具來學習或作出判別，有可能會吸收到偏頗的知識。

及早面對AI挑戰
在本地專業培訓教師的香港教育大學，積極推動AI在教育領域的科研及發展，容許學生可以使用ChatGPT，但要求同學誠實使用、列明出處及核實求證所得的資料。[4] 這邊廂讓準教師們能及早應用及適應AI，當然非壞事，然而那邊廂，網海有著許多由AI生成、以低成本製作、似是而非的資訊（包括文字、相片及影片），大眾都面對愈來愈難查證和辨別的資訊，師生們要面對的挑戰相信也會愈來愈大。

ChatGPT曾掀學界爭議

ChatGPT能替用戶解答難題，這令它可以成為學生做功課時的幫手（俗稱「槍手」），亦掀起了連場爭議，教育界關注學生使用ChatGPT引發抄襲剽竊等問題。時至今日，本港不少大學對ChatGPT的使用已較之前開放，容許學生有限度使用。[5] 學生如何適度使用ChatGPT成為了一個重要課題，在美國，有中學老師就提出，ChatGPT生成的文章整體看起來好像還可以，但用字及書寫的感覺十分生硬，也沒有辦法真實傳遞出個人擁有的情感，所以難靠它獲取高分。[6] 而在台灣，有大學教授更明言，若學生不當使用ChatGPT，只會加速未來被社會淘汰的機率。[7]

踏入2023學年，香港教育界實在風起雲湧。從大、中、小學，甚至到幼稚園，同一學年都發生了種種事件，由校內爭執，到被殺校，甚至賣校，有學校甚至要出動一人一萬元獎學金「搶學生」。

新聞日日新鮮，故事層出不窮。有人說，香港教育問題在於學童人數下跌，但其實這究竟是因？還是果？香港教育，究竟發生甚麼事？

香港教育制度，從來都是「贏在起跑線」：小朋友要考入心儀的幼兒班，幼稚園，才能有較高機會派到理想的小學和中學。以往名牌幼稚園「爭崩頭」的新聞時有所聞。然而一間創校已近60年的老牌幼稚園兼名校，卻宣佈在2024/25學年起停收幼兒班學生，在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校方指出停辦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學校入學人數持續下降，入讀新生「只有」300人（其實香港幼稚園很多都規模細小，全校也沒有300人），較以往每年的500人大幅減少；而同一時間，學校的目標客群：即年輕家庭移民成風。加上包括校監、校長、管理層等教職員團隊中，不少已屆或接近退休年齡，校方就乾脆決定停校罷了。

而學生不足的問題，其實一早已影響到小學層面。以往十多年，小學「縮班」和「殺校」已經時有所聞。在今年的「殺校」風潮中，位於香港老牌屋邨華富邨，幾乎由開邨以來已建校的天主教小學發出公告，因屋邨重建，和學齡人口呈結構性下跌，學校將會逐年停辦，學校由2024/25學年起停止收錄小一學生，直至2028/29學年結束後停止營運。當時教育局還只是輕描淡寫回應，表示會長遠規劃公營中小學學位供應，以「軟著陸」為目標，逐步有序調節學校數目。

但對於被「殺校」的一方，除了接受殘酷事實之外，還想繼續營運的，自然就會不斷努力掙扎爬到「死線」之上。位於長洲的一間教會小學，在新學年因小一收生人數只差一人，未達16人的「開班線」，因此在教育局的政策下，學校不能開辦小一班級。缺少同學入學，其實學校就像被判「死刑」。但學校不甘就此停辦，於是申請將小一轉以私立方式營辦，後來更出奇招搶人：表示「為鼓勵更多學童接受基督教以愛為中心的教育」，2024/25年度9月份入學的小一生，每人可以獲得由辦學團體提供10,000元「特別獎學金」。校方在公告中表示，除獎學金外，同學亦可以免費獲得六套校服、豁免書簿費及雜費等。在這奇招推出之後，社會議論紛紛，而教育局則指，根據《學校行政手冊》訂明，學校不應以金錢或物質吸引學生報讀或挽留學生，以維持學生的註冊人數。局方指出該種做法並不恰當亦不道德，但卻提不出更好解決問題的方法。

言猶在耳，殺校潮早已由小學蔓延到中學。港島灣仔半山另一間有64年歷史的老牌教會中學，辦學團體於2023年9月15日突然宣佈，已達成協議將其屬於私校的幼稚園及小學部，併入現時位於西九龍的私校香港道爾頓學校，而屬津校的中學部則於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然而這個類似殺校的「合併」，事前既未有對學校職員、家長進行諮詢，公佈時也引起巨大爭議。該校中學部的校長之後曾發聲明反駁辦學團體的停辦理由（如學校收生人數其實在持續上升，學校設施持續更新，反映沒有辦學團體所謂的財政困難），惟聲明在事後很快就從校網「被移除」。中學部的家教會主席力爭學校讓學生在原校完成中學課程，同學也拍攝影片，向行政長官李家超讀出公開信，希望當局能審視學校情況並給予新校舍；但通通不得要領。學生的影片上傳至社交媒體不足四天，與校長聲明一樣，又被下架。教育局則指，任何影響學生的學習和身心發展的舉動必須立刻制止，如果學校有管理不善的地方，教育局會嚴肅跟進。有立法會議員表示，辦學團體非因收生不足下交回辦學權罕見，辦學團體像從商業角度考慮學校營運，與教學倫理存在衝突。不幸地，由幼稚園、小學、中學的辦學爭議，愈演愈烈，及至大學層面，除了有自資院校收生不足的情況，連兩大龍頭名牌大學都出現辦學管理爭議，繼而爆出對管理層，和對校長發動「政變」，若是繼續說下去，像希伯來書作者所言，「時間就不夠了。」（來十一32）

誠然，香港人口下降，年輕家庭移民離港，都是導致縮班、殺校的近因。但若我們只問「病徵」，不問「病因」，以為靠著「輸入人口」就會解決問題，或是天真地以為人口會回流，那問題就只會繼續下去，病情也不會得到紓解。很可惜的是，香港教育，在回歸前後已經踏入不同的變革之中。歷經課程改革，會考變成DSE，加入國民教育科不果，到通識變成公社科，各種丕變之下，學校早已透不過氣。而經過2019年社會運動及疫情重創後，今日香港社會不少問題，在「國安法」、「被完善」的新形勢下，已變成難以啟齒。當政府給人的印象並不是立心解決問題，反而提出問題的人會因著不同理由被解決，一切，似乎都無話可說了。

同樣地，縮班、殺校，其實不只是發生在教會學校中。由官校，到其他辦學團體的津校也會遇上同樣情況。但我們都知道箴言二十二章6節的教導：「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會辦學，除了是營運一間學校，做好成績，成為名校，有好名聲（的確，由馬禮遜教育協會起，香港最早的教育工作就是由教會開始；而不論天主教還是基督教，基督信仰在中國，從來都有辦好學校的美好傳統），也是真真實實對信仰的實踐，和將使命傳承給下一代。這使教會辦學與一般學校營運（尤其對比一些以營利為目標的私立學校）有著不一樣的理念和價值觀。

可惜的是，若教會學校，不單不能持守應有的價值觀，反而變成「為營運而營運」、「為生存而生存」，要出盡奇招，甚至淪為商業計算，以「賣盤」來營運教學這門「生意」的話，不單招牌保不住，恐怕名聲也會賠上了。這不只是本末倒置，而是可惡和可憐。

過去幾年香港各間神學院報讀全時間課程，預備將來牧會的人數不斷減少，甚至「斷崖式下滑」，再加上近年教牧的退休和移民潮，未來香港1300多間教會在招聘教牧同工方面將會愈來愈困難。當愈來愈少信徒（特別是年青人）蒙召讀神學，教會愈來愈缺乏一些願意委身的傳道人，或者當社會面對很大的轉變和挑戰，不少牧者撇下自己的羊、放下了當初的召命，與其他憂心忡忡的港人一起遠走他方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問的是究竟神學教育出了甚麼問題？過去20、30年，我們的神學教育所培育的傳道人究竟能否應付香港教會的實際需要？

不少人批評神學教育的課程未能回應時代的需要，令傳道人無法掌握時代脈膊和信徒（特別是年青人）的需要，因此未能有效帶領會眾回應社會的問題，而在社會運動期間牧者亦沒有與前線的弟兄姊妹同行，令不少信徒（特別是年青人）因為對教會失望而離開堂會。另一方面，當社運走向愈來愈激烈的抗爭，前線的教牧雖然未必認同這種走勢，卻亦無法制止，最後，不少人（包括信徒）被拘捕、檢控、甚至要入獄，實在令人惋惜。而當政治環境變得嚴峻，一些曾經走得較前、想盡快以激烈的手段改變香港而不成功，對香港民主自由的前景感到悲觀的信徒、甚至教牧都紛紛離港，神學教育沒有給予他們的恐怕不是時代觸覺，而是對自己身處的城市和本身召命的那份熱愛、委身和承擔。我們不能不問的是教牧最重要的是帶領群羊跟隨社會政治的大趨勢，還是保護群羊免受豺狼攻擊，以及與面對困難和迷惘的羊群在風雨中同行呢？

個人認為，教牧之所以無法回應信徒的需要，其實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是社會的大環境變了，但神學院能夠裝備一個牧者的環境卻未能配合這種轉變，而且由於受裝備的時間亦太短，令神學教育的一些重要元素漸漸消失了。在上世紀70、80年代讀神學的，不少是受蓬勃的校園福音運動影響，年青人帶著很強的召命，以及得到教會的支持和祝福，讀完中學不久便進入神學院，作傳道、牧養信徒是他們明確的目標，而四年的神學教育可以較全面地讓他們受到聖經、神學、歷史、講道、牧養、聖樂等訓練，並有不少佈道、宣教和實習的機會，神學教育最重要的不單是吸收聖經和神學的知識，而是在生活中更深體會信仰的真義。

可惜，隨著時間的流逝，當神學生的學歷愈來愈高，他們不少是大學畢業後才入讀三年的道學碩士、或者兩年的基督教研究碩士，但他們在大學時的本科卻多數不是神學。在進神學院以後，由於基本的聖經、神學和教會歷史知識已佔去不少學分，能夠應用於佈道、護教、牧養和教會管理的學分還可以有多少？我們總不能訓練一些連基本的聖經和神學知識亦缺乏、全無基本堂會管理技巧的牧者去帶領堂會罷？若說再要花時間了解、關心和回應社會問題更談何容易！只要基礎神學教育仍維持在兩至三年的時間，神學生在學習上顧此失彼是必然的結果，不過，如果將課程延長至四年，又沒有堂會和弟兄姊妹大力支持和鼓勵的話，又有多少神學生願意花四年或更長的時間在神學院唸一個碩士學位呢？

此外，由於入讀神學時不少同學已結婚，配偶要工作、子女要上學，較難入住宿舍，而不少神學院缺乏地方，連未婚的同學亦只能走讀，但神學是生命影響生命的訓練，生活也就是神學和靈性培育的重要部份，當評估神學教育是否達標的重點只在課堂知識，缺少了許多生活細節上的磨練，也影響了如何將信仰落實到生活的反思。因此，無論神學課程如何改革，沒有足夠時間讓學生去浸淫，以及讓師生之間在生命上有更多的互相砥礪，便較難轉化神學生的氣質。讀神學最重要的不是修畢所有必修科目的學分，而是要讓生命改變，教牧最能影響羊群的不是單憑本身的神學知識和講道的恩賜，而是他們的生命，是他們怎樣關心會友、關心社會、怎樣至死忠心地委身於上帝對他們的呼召，並且在困難中不離不棄，這比起高言大智有力得多。神學訓練應該是一個讓神學生學會何謂道成肉身的過程，以至他們畢業後能夠成為一個願意與會友同行的牧者。神學生缺少與老師和同學共同生活的經歷，他們畢業後亦可能只成為一個聖經教師、講員、教會行政人員而不是牧者。

要補救神學課程時間不足，其中一個可行方法是將持續實習和進修列入課程要求之中，將修畢學分後的一年當作全時間實習，同學仍須進修一些應用性的科目，以及由導師督導其實習，而教會或基督教機構聘請這些神學生的時候，必須同時承諾讓他們在第一年繼續進修和參與神學院的指定活動，情況就像實習醫生和實習律師差不多，完成了這一年的全時間實習才可以正式畢業。神學生畢業後若果能有一些有經驗的牧者作教練、陪他們起碼多走一兩年則更理想。為了造就一個牧者，神學院、堂會或機構，以及神學生本身都要付上更大的代價。要求太多的確會令一些人卻步，但卻可以找出真正心志堅定的人，香港未來需要的是願意為天國事工而作出犧牲，與堂會和弟兄姊妹共渡難關的牧者。

另一方面，年青人不想讀神學，教會和年青人本身亦責無旁貸，大家有沒有真心誠意學習耶穌基督向世界宣告不受歡迎的訊息，以及用愛和犧牲，而不是仇恨和權力去改變他人的方式？神學教育的內涵不是由受眾來決定，而是訓練神學生明白受眾的處境，然後用受眾容易明白和接受的方式去牧養，因此，要改革神學教育，最重要的是回到最基本的生命影響生命，有願意委身的老師，也要有願意委身的學生，委身其中一個重點就是放下自我，不跟隨權力、也不跟隨群眾，唯獨追隨基督。教牧既要關心社會，又不能被社會的議題牽著鼻子走，若教牧本身亦無法走出社會撕裂的漩渦，又如何可以幫助自己的羊走出漩渦呢？

最後，為甚麼愈來愈少人願意成為教牧，願意委身於教會的全職事奉？作為教會的長執亦應好好反思，究竟教會有沒有讓年青人覺得成為牧者或在基督教機構事奉是值得渴慕的美好工作，鼓勵他們接受裝備呢？若果牧者在堂會根本不受重視，沒有帶領的權柄，成為機構同工亦沒有得到教會的關心和支持，那麼大家可能羨慕做長執多於做牧者和同工呢！要培養一個願意委身的牧者，往往需要堂會和神學院共同合作。

今年萬聖節前數天，加拿大本地新聞已放風：據訪問調查，因通脹及經濟放緩，將會更少家庭於今年萬聖節派糖；而且當晩氣溫嚴寒，亦更少家長「放」小朋友外出「攞糖」。

以前我家都有隨俗「應節」，但約十年前阿媽試過派糖時被一群年輕人「搶糖」，之後便每逢萬聖節都全屋熄燈(代表冇糖派)。不過她仍然十分喜歡萬聖節，因為本地超市每到九月中開始便會售賣特為萬聖節而設計的「派糖裝」零食：一大包/一大箱內藏大量小裝型的糖果、朱古力、薯片。我母親最喜歡的便是這些小巧裝的薯片，每年她都會買兩三箱，但卻是派糖給自己 – 每天開一小包享受，或孫兒過來探她時有零食「氹」他們。

萬聖節本來是歐洲塞爾特人帶有超自然元素的傳統節日。二千多年前糧食供應極不穩定，特別在北方，入冬是十分危險 – 耕種停工了，如果秋收不理想，加上嚴寒天氣、醫療落後，整條村死掉大半人並非奇事。當時他們視10月31日為年終，亦是夏季的最後一天(那時塞爾特人沒有秋天的概念)，相信當晚陰間的亡靈會來到陽界滋擾活人，故此當晚搞「營火晚會」來祭祀，並透過變裝來驅邪，萬聖節的習俗便由此而來，說到底是恐懼死亡而演化出來的習俗。

古代人口等同勞動力生產力，村子死了大半人，來年的情況將會更險峻，所以古人用盡方法來趨吉避凶實在無可厚非，但來到20世紀便成了 “Trick or Treat”，北美的中小學甚至會在校內開Halloween舞會。今時今日加拿大，所有大時大節均是商機：情人節賣花、朱古力、燭光晩餐；八月雖然沒有節日，但去到那裡都會看見「開學日大特賣」(Back to School Sales)*；萬聖節賣零食、戲服(costume)、應節裝飾(如放在前院的假棺材)；感恩節賣火雞；聖誕節前後則是瘋狂購物，但在強調多元文化的加拿大，近十多年真正的聖誕節主角已甚少見於商場及百貨公司了。

教會雖不贊同慶祝或參與萬聖節(特別是變裝)，但多倫多不少教會亦會於萬聖節期間舉辦活動，其一主要目的是讓小朋友不用上街「攞糖」都有得玩，亦藉此機會向信徒解釋為甚麼不應慶祝萬聖節。從信仰的角度來看，萬聖節「水靜河飛」並非壞事，但如文首所言，坊間對萬聖節的參與和反應，很大程度反映了民間真正的經濟狀況。撇除天氣或前數年如疫情等因素，10月31日晚上走出屋外看見十室有半黑，街上只小貓(小朋友)數隻攞糖，筆者亦「不禁倒抽一口涼氣」，擔憂來年的市道。

* 根據小弟的不嚴謹調查，文具最抵賣的地方其實是最少做宣傳的一元店(雖然近年一元店已甚少貨品真的賣一元)。